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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向结局的道路上
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在第一天就营垒分明：在会上代表小资产阶级和落后工人阶层的是立宪民主党和半立宪民主党型的分子；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是布尔什维克和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者。以强制的方式把最广泛的阶层——它们初次被唤醒参预了政治生活——组织在其中的军队，给了这些立宪民主党庸人政治家以出乎他们预料的支持；但这个支持的平民成份迫使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市侩——暂时的“领袖们”——掌握一打社会主义用语，使用现在已经大大贬值的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的名字。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代表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反映了强制进入军队的庸人-农民群众的极端的软弱，在革命把政治组织的因素带入它的环境中之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农民-市民群众没有革命经验。在土地、组织管理机构、粮食问题上，这些群众的领袖们事实上引导他们追随立宪民主党的国务活动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出身的小国务活动家对这些人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先锋队现在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可调和的力量。市民的领导政治家是策列铁里、唐恩、齐赫泽，他们用“像1905年”的孤立的幽灵来恫吓无产阶级。这些人不明白，俄国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1917年6月这样孤立，它的孤立是唐恩、策列铁里和齐赫泽积极促成的……社会主义部长们、他们的教导员以及他们的助手们的全部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恢复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投入使用的手段都是从立宪民主党的武库中借来的：不仅需要进行反对来自右边的危险——用策列铁里的话来说，它现在“不可怕”——的斗争，还要同时进行反对破坏“革命一致”的来自左边的危险。竭尽全力地迫使农民和市民依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党，市民的领袖们就无力控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它引入……“民族一致”的轨道上。对他们来说，来自左边的危险就在这里。不是对农民市民民主派揭露大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的反动，对人民群众指出与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一致的道路，市民领袖诬陷被他们自上而下地瓦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无政府状态，利用人们对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作为更紧密地团结大小资产阶级的水泥。
我们重申，工人阶级在1905年的任何时候在政治上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孤立。1905年12月，[1]先进的无产阶级被迫在城乡群众的大批预备队赶到之前投入战斗。但根本谈不上这些被唤醒的底层的代表对无产阶级的恶毒仇恨。现在所达到的正是这点。如果有理由假定，政治发展继续沿着这条站着全俄代表大会主要领导人的道路进行，即沿着把非无产阶级群众与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孤立在阶级斗争中有罪的无产阶级的道路进行，这意味着革命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全面地进入反革命时代，正式进入其中应该是自上而下地组织的内战的试验。
但幸运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认为农民和整个人民今后的运动将沿着作为全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特点的保守透顶的观点运行，是极大的错误。条件比观点更强大，哪怕这是固执的市民局限性的观点。第四届国家杜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由它组建了临时政府。由苏维埃召开的全俄代表大会或苏维埃可能也将被迫违背自己的全部偏见，重新提出并彻底重新解决关于革命政权的问题。
至少，政府为了把代表大会推到这条道路上，做了以它的联合力量所能做的一切。
在写这几行的时刻，社会主义部长们还没有对代表大会做无论是政府政策的总体方向，还是其各部门的活动问题的报告。但是，无须怀疑，在这个领域中，社会主义部长们不会给代表大会带来任何令人愉快的意外惊喜。在联合内阁存在的期间，没有预先采取一个措施，没有迈出一步哪怕能最模糊地暗示摆脱不断激化的经济、金融、外交和军事危机的出路。“我们已经临近深渊了！”部长先生们习惯于用这种宿命的公式来界定并非没有他们参预形成的国家的总体状况。
然而在代表大会开幕之际，还是备下了意外的礼物：这就是把R.格里姆[2]驱逐出俄国边境。为了界定俄国的米勒兰主义的“历史”作用，很难想出比这更有象征性的、更出丑的事情。在此，我们不想进入它的细节，但也不能不指出所有最有表现力的特点。
怎么解释瑞士参赞霍夫曼拍的通知格里姆的电报，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那些存在于格里姆和他的政府之间的市民-庸人的关系中，不能排除有损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声誉的亲密。但绝不能说格里姆的所作所为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即便他为这样的电报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理由，主导他的也是其他的理由，就是没有思想政治的理由。实际上，与和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关系最密切的丹麦人斯汤宁[3]互致兄弟般的问候的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对此也不敢怀疑。但是，你们看到了吗，齐美尔瓦尔德阵营的叛逃者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认为齐美尔瓦尔德分子格里姆对他的政府应该是忠心不二的，他们现在对盟国外交的全部功勋负责。于是他们把格里姆驱逐出俄国边境。
除了卑鄙之外，这个措施最惹人注目的是它的神经质和愚蠢。只有脚下没有土壤的、只有完全没有自尊的、只有对老资格的资产阶级同事别有什么想法的经常不断的恐惧——只有这些感觉的综合才能让“革命部长”策列铁里对格里姆进行这种昏聩的惩治。
至少，社会主义部长们没有空着手站在自己的代表大会前。诚然他们还没有为克服所有那些他们自己承认将导致国家灭亡的灾难推行一项严肃的措施。但他们展示了“强硬政权”：首先是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态度，然后是利用格里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因此得到了承认。代表大会的小资产阶级多数隆重地把对“不够坚定的”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的惩治权交给了自己的部长们。社会主义的米勒兰主义和革命民主派的鼠目寸光注定要经历这种耻辱，看来还不是最后一次。
格里姆被驱逐了，全俄代表大会转到了日程上。但资本家的利润对斯柯别列夫和他的同事们来说，仍是不可侵犯的。粮食危机每时都在加剧。在外交领域中，政府受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打击。最后，如此歇斯底里地倡导的进攻，看来也很快就会以可怕的冒险形式猝然落到人民的头上。
我们耐心地、准备再平静地观察李沃夫-捷列先科-策列铁里内阁在几个月内的启蒙活动。我们需要时间进行我们的准备。但是鼹鼠在地下掘进得太快了。在“社会主义”部长们的促进下，政权问题可能会比我们预料的更早地突然落在这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头上。
《前进》杂志
1917年6月20（7）日
[1] 众所周知，1905年12月爆发了莫斯科工人的英勇起义，它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
[2] 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6）瑞士社会民主党（1919年之前为该党主席）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代表会议主席。中派分子，曾参与组织第二半国际。——译注
[3] 斯汤宁（Thorvald Stauning，1873-1942）丹麦社会民主党主席（1910-1942年），1896年加入丹麦社会民主党。1910-1929年任丹麦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团主席。1913年起多次任大臣，1924-1926年、1929-1940年及1940-1942年任首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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