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联合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七月事件前

3、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联合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

（6月1日）

　　托洛茨基指出首先提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质的问题的必要性，在俄国革命后，它是否改变了它的性质。
　　讲演者说：“我们不惧怕流血。如果我们反对战争，那是因为它仍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与国际交易所和资本联系在一起，战争仍是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意味着为新俄国的帝国主义阶级创造机关。在所有的经纬度上，不管国家的形式，今天的战争的基本目的仍没有改变。我们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是因为它一方面还没有掌握物质镇压的机关（现在克伦斯基着手掌握这些机关），以便让军队服从自己，而从另一方面它还没有完善西欧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虚假的成语。现在，唐恩、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在我们这里说的这样的话，在战争开始时我们在法国就听到了，而且还要更雄辩。俄国资产阶级在用民主的喊叫声欺骗群众上还没有经验。莫非我们应该接过俄国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的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有战斗力的军队，意味着反对革命。克伦斯基走向这个目的，他遣散了革命的团队，诬陷喀琅施塔得人，使反对彼得格勒革命团队的行动成为不可避免的……”
　　我们当中没有人赞成单独媾和。但如果单独媾和的危险存在的话，则它是受到临时政府策略的滋养。秘密条约没有公布，盟友们用一个又一个的耳光回答我们，军队没有看到对它为什么应该流血的问题的回答。俄国士兵像卡拉塔耶夫、^[1]像“圣洁的畜牲”那样死去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军队不能不解体。认为这样的物质和精神的崩溃能够用克伦斯基的散文诗来消除，真是不可思议。人们对我们说，对欧洲革命的希望是乌托邦。但与欧洲革命的到来相比，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下建立有战斗力的军队是20万倍的可疑。人们对我们说：“即使到来了又怎么样？”我们回答说：如果欧洲不爆发革命，则俄国的自由将被我们的盟友和对手的联合力量所粉碎。事件进程迫使我们进行的全部社会试验，是对欧洲资本的威胁。难道它不企图通过全世界的暴力来消灭俄国革命？谁不相信欧洲革命的可能性，那他就应该等待我们的全部自由都将化为尘土。
　　托洛茨基对工兵代表苏维埃召开的代表会议^[2]持怀疑态度。他说：“事关召集社会主义外交家。在英国、德国正在发动革命，苏维埃与这些与革命斗争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谈判。我们的客人、英国的社会主义大臣韩德森用革命者塞满了三座苦役监狱。谢德曼把李卜克内西关押在监狱里。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将与谁协商？与谢德曼还是与李卜克内西？与韩德森还是与马克林？苏维埃应该对这些‘社会主义者们’说：劳驾首先释放我们的朋友，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和你们说话。我们不能与刽子手一起开会。我们应该与他们的牺牲品在一起。如果我们公开地提出问题，我们的话会得到回应……”

《新生活报》第38期，
1917年6月2日

^[1] 卡拉塔耶夫系列·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善于说教，坚信有调整人类生活的最高力量——上帝，在法国战俘营中，对小说主角别竺豪夫产生了极大影响。

^[2] 在此不得不再次指出《新生活报》歪曲了作者的立场。列·达·托洛茨基对战争、第二国际的垮台以及社会护国主义者的叛卖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演讲者不能不说出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尖锐的否定态度，这点能在他同时写的文章中看出。列·达·托洛茨基对我们就此提出的问题回答如下：

　　讲话显然被修改了；报导的最后一段称：“托洛茨基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持怀疑态度”……“怀疑”一词当然根本不能我的态度，不过，在下面的文本中，哪怕是据报纸报导，我说我们不能与刽子手坐在一起开会，而是与他们的牺牲品在一起，就清楚了。《新生活报》本身完全支持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在报导中力求削弱对它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