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洛茨基：新路向 >>

第七章 计划经济（一〇四二号命令）

　　在这次口头讨论与文字讨论中，第一〇四二号命令[1]突然间，没有显然理由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引人注意？如何引起的？无疑，大多数党员早已忘记了此一神秘数字的意义。我将加以解释。这是1920年5月22日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命令，关于火车头的修理。自从那时以后，在火车铁桥以及其桥下面已经流过很多的水了。（译注：此一谚语的意思是：世事已有过太多变化。）现在，比之于我在1920年火车头修理的组织工作是否做得对这个问题，似乎有更为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关于冶炼五金，机器制造，以及特殊的关于农业机器，最近有过更多的计划命令。第十二次党大会上，还做出了关于计划管理的意义和任务的决议。我们又有1923年计划生产的新经验。那末，为什么偏偏在现在，那个发布于军事共产主义时代的一个计划好像Deus Ex Machina（译注：在戏剧进展至尴尬场面时，突然出来解救世主的一种事或神的力。）（让我借用一句罗马戏院里的行话）似地再现出来呢？

　　它之所以出现，因为机器后面的舞台导演们为了要造成高潮，不得不叫它出场的。谁是那些舞台导演？为什么他们突然间觉得很需要这个一〇四二号命令出场呢？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你们也许会相信有人因极度关心历史真实而辛勤工作，发见了这个命令是必要的吧。显然他们也知道，比之于大约四年前颁发的修理火车的计划，现在我们有其他许多更重要与更及时的问题需要提出。但是——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如果首先不向每个单独与孤立的人解释清楚那个一〇四二号命令是谬误的，忽视农民因素，轻视党的传统，志在组织成小派别的，难道我们能够前进，能草拟新的计划，能为计划的正确及其成功负责吗？初初看来，一〇四二仿佛只是一个命令的号数。但若你把事情探究得深些，那你会看出一〇四二这个数字并不比启示录中的“六六六”，这个猛兽的符号，更为吉祥些。所以开始我们必须把启示录中那只猛兽的头击碎，然后我们才能安详地谈论其他经济计划，那些尚未蒙上四年之久的陈迹的……

　　说实话，最初我并不想用一〇四二号命令来耗费读者的光阴。我更加不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是：所有反对该项命令的攻击，归结起来只不过是些遁辞或空洞的暗示，目的在于表示出应用暗示的人知道的东西比他所说的更多，而其实呢，这个可怜的家伙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此意义上说，对于一〇四二号命令的“指控”，与他们对于其他一千另四十一道命令所作指控并无多少不同：在此地数量在推理是用以代替质量的。事实被肆无忌惮地乱陈，文字被歪曲，比例被藐视，一切都被杂乱无章地搅成一堆。为要对过去的不同意见与错误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必须把当时情况恰恰相反如其实地地重新描述出来，我们有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吗？如果有的话，可是我们既已不理人家提出的别的许多极其荒谬的暗示与指控，是否值得回答这“一〇四二号命令”的重提一案呢？

　　再三考虑之后，我对自己说，那是必须回答的，因为我们于此遇到一个案子……它在提出指控时的轻率与无信这点上，竟具有典型性的。一〇四二号命令事件并非发生于思想领域，它是一件物质的事情，是发生于生产领域内的，因此，它是可以用数字与比重来测度的。它是相当单纯的，易于搜集可靠材料，易于报告真正事实，而且，凡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肯谨慎从事，就能弄清楚的，因为我很容易向他们指出，他们在谈论着某些为自己所不知与不懂的事情。如果从这个具体明确的例子中，证明出那个Deus Ex Machina 不过是一个浮滑的小丑，也许能帮助好多读者懂得站在其他“指控”后面的舞台手法，而那些指控的空无所有，却不幸比一〇四二号命令较难证明。

　　我将竭力使事情的说明不限于陈列历史的资料，而要把一〇四二号命令问题和计划性的生产与管理诸问题联系起来。我将举出的一些具体例子，多半会使事情弄得比较清楚些。

　　一〇四二号命令，有关于火车头的修理，以及为此目的而动用铁路管理处与国家在这方面的一切力量和资源的方法，这个命令是一些最好的专家们拟订出来的，他们至今仍旧在铁路管理上担任高级职务。一〇四二号命令的实施，实际上开始于1920年5、6月间，形式上是始于同年7月1日。计划所关心的不仅是铁路上的机车厂，而且关心到人民经济委员会属下的同类工厂。下面我们引了一张比较表，它写明该计划由铁路机车厂与人民经济委员会属下各厂所完成的百分数。我们这里引证的数字是无可争辩的，是铁道干线运输委员会按期向劳动与防卫委员会呈报的正式数字，那报告还由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及人民经济委员会签字的。

第一〇四二号命令执行成果表
（计划实现的百分数）

（1921年，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恩向莫夫。）

　　这样，由于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所辖各机车厂工作加强之故，得能从十月份起，将每月限额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虽然如此提高，而1920年下半年计划的执行仍旧超出了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在1921年最初四个月内，计划执行低于百分之百。但原因是这样的，当时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已改由捷尔顺斯基做主席，此时一些为该委员会议力所不及的事情出来干预了计划的执行：一方面，修理工所需的材料与给养缺乏；另一方面燃料奇缺，以致使已有的火车头都不能悉数利用。结果，劳动的与防卫委员会便在1921年4月22日的一道命令中，大大减低了一〇四二号计划中所规定的机车修理的定额。在1921年以后的八个月内，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了原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国家经济委员会方面完成了百分之四十四。

　　一〇四二号命令在上半年度，即在国家交通运输的最危急时期执行的结果，在苏维埃第八次大会的提纲（该提纲被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认可）中，是用如下方式提出来的：

　　“这样，这个修理计划不仅对铁路机车厂说，而且对国家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厂，并为运输部门工作的各厂说，也都具有分明是暂时的性质。修理计划是付出了大量劳动的代价才草成的，且得铁路干线运输委员会批准，但由铁路机厂（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所属的）与国家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厂所完成的工作，比数颇有差异：在机厂中，（大小以平均修理单位来表示的）修理工作在本年由二百五十八辆机车增加到一千余辆，这就是，增加了四倍，它等于每月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所属各厂供给的材料与备用零件，却只符合计划的三分之一——这计划是运输委员会取得了铁路干线运输委员会中两个处的同意而拟成的。”

　　不过我们看见，过了一些时候，一〇四二号命令所设定的限额便无法实现了，因为原料与燃料缺乏。有些批评家，刚刚读了我这段文字才知道此一事实，也许会这样说吧：这恰好证明了那道命令是错的！那他们必须看看下面这个回答：一〇四二号命令规定了火车头的修理，却绝对没有规定五金与煤矿的生产，并于它们的计划，那是由别的命令与别的机构规定的。一〇四二号命令不是一个全盘的经济计划，它是一个运输方面的计划。

　　但是，人家问我们，难道这个运输计划不需要和燃料、五金等等的来源配合吗？毫无疑问；正是为了要配合，我们才设立了运输委员会，由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各派数名代表参加组成的。计划的草成根据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方面代表的指示，他们宣称能够供应这样与那样的材料。因此，如果在计算上有了错误的话，责任是完全在国家经济委员会身上。[4]

　　也许这正是批评家们想说的吧？那是可疑的，很可疑的！“批评家”们非常关怀于历史真相，但只在此一条件之下，即：该一真相对他们有利。在这批事后批评家中，不幸呀！有几位却正是负责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所以他们的批评，简直就是送错了地址。这种事情是能够发生的。不过人家为要寻找减轻责任的理由，当然应该指出：关于产煤量与五金生产等等的预测，当时比目前要难办得多。如果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关于火车头修理的预测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预测更为精确，则其理由是——至少在某种程度内——铁路的管理更为集中化，且有更多的经验。我们很乐意承认这一点。但这丝毫不改变此一事实，即：计算错误完全要归咎于国家经济委员会。

　　此一错误，其结果不得不减低计划的限额，却不曾根本取消计划，因此它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证明一〇四二号命令是错的。命令的主要性质是确定方向，而且条款规定着它得按时根据经验加以更改的。一个生产计划的审核乃是它实现时几个最重要点之一。我们看见，从1920年10月开始，一〇四二号命令的生产限额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这是因为运输工具人民委员会属下各机车厂的生产力，由于我们采取了一些措置之后，证明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大些。我们又看见过，从1921年5月开始，为了一些为该人民委员会不能控制的某些情况的结果，这些生产限额是大为减低了。不过标准的提高或减低，却都依照着一个固定的计划，其基础为一〇四二号命令所提供的。

　　这是人们从一个方针性的计划那里所能要求的最高限度了。当然，关于头几个月，头半年的数字具有最大的重要意义；以后的数字便只有理论意义了。当大家起草这道命令的时候，没有一个参加人曾经想到这个计划的执行将恰恰延续四年有半。当生产限额被证明可能提高以后，计划的理论时期就减低为三年半。后因材料缺乏，这时期又再度拖长。但虽如此，有一事实总是确定的。即在运输活动最危急时期（1920年末至1921年初）该项命令被证明为符合于实际的，火车头的修理工作依照着一定的计划，工作成绩增加了四倍，铁路交通因而避免了急切的灾难。

　　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些可尊敬的批评家们要拿什么理想计划来和一〇四二号命令相比。我们觉得应该拿来比较的是该项命令未曾公布以前的实际情形。在那个时候，火车头是被分配到每一工厂去修理的，这些厂要求拨给它们车头，为的可以给自己供应粮食。这是一种绝望的办法。结果势必要使运输事业解体，而为修理所需要的工作则是可怕的浪费。一〇四二号命令建立了统一办法，将合理组织劳动力的因素引进到修理工作中，即将特定一批的火车头给某些特定的工厂修理，因此修理工作不再依赖着整个劳动阶级的散漫的努力，而是的依靠了运输管理方面对于劳动力与资源之多少精确的调配。一〇四二号命令的原则重要性正在于此，不管计划的数字与它实现的数字符合到什么程度。不过正像我们上面说过，即使在这一方面，事情也进行得很好。

　　自然，现在事实已被忘却，有人想要提一提关于一〇四二号命令，他是希望谁都不会来审核其批评的真实性的，而这样一提，不管怎样，却总会让人沾上点儿什么了。不过在那些日子里，事情却是十分清楚与无可争辩。我们可以征引十段证词。这里我将选择其中三段，是由三个不同的人所写，不过每一段都具有特色的。

　　在6月3日的《真理报》上，有如下的文字评估着运输活动的情况：

　　“……现在的运输活动，在某些方面的已经改良了。任何一个观察家，即使表面的观察家，都能够看见现在有了一点秩序，虽然还是的起码的，但以前却是没有的。一个精确的工作计划首先制订出来了，一个明确的任务交给了工厂，作坊及机车厂。这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关于全部生产可能的一个完整确切的登记，存在于实际中，而不仅-乃是一个转变……”

　　有人会反驳说，这段证词只是一种事先估计，又是由N·B签名发表的，即只代表布哈林的意见。我们不想为此争辩。虽然，在这段文字里，《真理报》已承认在车辆的修理工作方面，我们已开始有了秩序。

　　不过我们将引述一段更具权威性的证词，那是根据半年经验作出来的。在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列宁说：

　　“……你们从恩向莫夫与托洛茨基的提案中已经看到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是：在此一方面（恢复交通方面）我们制订出一个可为数年之用的真正计划。一〇四二号命令限期五年；在五年中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交通，减少损坏的机车数，而它那第九条提纲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已把原定计划缩短了。“当为期数年的大计划制订出来的时候，怀疑家们老是会出来说：“预测几年以后的事情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能完成我们目前的任务，我们就能做好将来的工作。”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会把目前和将来联结起来。

　　“如果你们没有一个适合于较长时期的计划，你们的工作不能有任何认真的成功机会。在交通运输方面无可争辩的改进，乃是此种计划实属必要的证明。我请你们注意提纲的第九条，它说：恢复交通的原定计划是四年半，但因我们工作得比原定限额较好，计划期限已经缩短了；现在已定期限为三年半。在我们经济的其他部门中，工作也必须这样做……”

　　最后，在一〇四二号命令公布后一年，捷尔顺斯基的命令：“交通运输人民委员会未来工作的基础”（颁布日期：1921年5月27日）中，有一段说：

　　“既然一〇四二号命令（译注：一一五七号命令是关于车厢修理工作的）——这是计划经济中第一次的与辉煌的经验——中指标的减低是暂时性的，是由于我们正遭遇着的燃料危机所造成，因此，采取必要的措置来维持与恢复工具与工厂是应份的……”

　　这样，有了一年经验以及修理工作的限额被迫减低之后，这位继承恩向莫夫的新铁道首长承认了一〇四二号命令是“计划经济中第一次的与辉煌的经验”。我深深怀疑人们是否能够在事后很久把历史歪曲起来，即使这历史是只关于修理车辆的。虽然在目前，有几位正在忙于做这一类的“修理”工作，他们企图歪曲昨天的历史，使之适应于此时的“需要”。不过，我不相信此一修理工作（也是按照“计划”进行的！）能有任何社会效用，或终于能收获任何真实的结果。

　　诚然，马克思称革命为历史的火车头……但铁道上的火车头能够修补，要修补历史的火车头却不可能——尤其是在事后。用简明的话来说，此种修理历史的企图是被称为伪造的。

　　原著者按：要想把问题搅乱，你们当然能够不顾事实与数字，扯到“陆海运输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5]身上去，或扯到向海外购买机车这件事情上去。因此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些问题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当一〇四二号命令在恩向莫夫以及后继的捷尔顺斯基任内继续指导着修理工作之时，那个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却是全都改变过了。至于向海外购火车头一事，我愿意说的是：整个事情的决定与实行，完全与运输人民委员会无关，与一〇四二号命令及其执行无关。有谁愿意出来向我这个说法挑战吗？

　　我们的已经看到了，铁路干线运输委员会部分地与摸索地实现了经济中相联各部门之间的和谐。这种事情，目前在更大与更有系统的规模内，便成了国家经济计划局的任务。我们所引的例证，同时也显示了计划经济的任务与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

　　若事先没有一个计划方针，没有一个工业部门，（不论它或大或小，）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合理地分配其资源与力量的。同时，所有这些部分的计划是相对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当我们制订经济计划时，以及后来当它们被体现时，就是说，在业已获得的基础上定期审核它们时，一定要把这种互相依赖关系当作基本的标准。

　　对于某些多年期的计划终于被证明为肥皂泡，人们很廉易地加以嘲笑。这样的计划是有过很多的，而且毋须说，经济的狂想在经济中占不到任何地位。不过，为要终于能够做出合理的计划，不幸必须由原始的与粗疏的计划开始，正犹之乎享有钢刀的之前，人类必须先行使用石刀石斧一样。

　　值得指出的是：直至今日，许多人对于计划经济问题仍有着孩子们的想法：“我们不需要有好多个（？）计划，”他们说，“我们有了电气化计划，让我们把它实现出来吧！”这样的说法表示出他们根本不懂得那个问题的ABC。电气化这个前瞻计划完全从属于有关乎工业诸基本部门，运输，财政以及农业的前瞻计划。所有这些部分性的计划首先必须相互配合，其配合应该以我们所已知的关于我们经济资源与潜能的资料为基础。

　　正是这样一个协调的总计划，例如以一年为期吧（其中包括那些以三年为期或五年为期等等的特殊计划的每年的分数，而且只包括那可以实行的假定数），才能成为，也应该成为指导机构实践中的基础，这个机构是保证计划的实现的，且能在实现的每一过程中作出一些必要修改的。这样的领导，应用其一切必须的伸缩与运动的自由，那是不会堕落（即说，不至于堕落）成不断的临时应付的。因为它站立在整个经济进程合乎逻辑的总概念之上，且在执行中遇有必须改变之时，它定会努力使经济计划更趋完美，更加具体，使之和物质的条件与资源相符合。

　　这样便是国家经济中最一般性计划方式。不过市场的存在使它实现起来为非常复杂了。在边远地区，国家经济与小农经济结了联盟，或至少试行结成联盟。工农联盟的直接机构是轻工业产品的贸易，部分为中等工业产品的贸易。只是间接地，部份地，或从后果上看，那重工业才算是起了作用的——因为重工业是直接为国家（军队，运输，国有工业）服务的。农民经济并不受计划支配，它是为自行发展的市场所规定的。国家能够与应该对它起作用，推动它前进，但仍绝对不能依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导引它。要达到这个地步，还将需要好多年（多半首先要靠电气化的帮助的）。为了下一个时期，（这时期实际是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我们要有一个有计划的国家经济，使它愈加和农民市场联结起来，结果则是要让国家经济在其生长过程中自行适应于农民市场。这个市场虽然是自流式地发展的，但由此我们绝不以为国家工业应该自流式地去适应它。相反，我们在经济组织中的成功，很大限度内将有赖于我们能应用关于市场情况的精确知识及正确的经济预见，去把国家工业和农业按照明确计划协调到何种程度。各个不同的国家工厂之间，或各个托辣斯之间的若干竞争，并不改变下一事实，即：国家乃是一切国有化工业的所有者，就它对农民市场的关系言，国家是以全部产业的所有者、管理人与经理资格，将全部产业视作一个单位的。

　　显然，要对农民市场作出事先的确切估计是不可能的，正好像我们对世界市场一样——跟世界市场发生联结，我们主要是通过谷物与原料输出。估计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只为了收成等等有了变动，就可能生出错误了。这些错误通过市场，会自行暴露出来，其形式间部份产品的缺乏，或甚至一般的产品缺乏、痉挛与危机。不过，国家经济的一切部门如果更受认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它们的相互间不断地联合起来，则那些危机显然愈少尖锐性，危机的延续也会愈短。勃伦坦诺派[6]与倍恩斯坦派[7]认为资本主义的托辣斯一占统治地位，就能“调节”市场，使工商业危机不再发生，如果这种见解是彻头彻尾错的，那末将它移用于工人国家，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工人国家是托辣斯的托辣斯，银行的银行。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危机范围的扩大与缩小，在我们的经济中，将是国家经济与私人资本运行的比对中所获得胜利大小之最清楚与最无误的晴雨表。国家工业为要争取到市场的统治权，计划经济乃是我们手中的主要武器。没有了它，则国有化本身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私人资本将不可避免地摧毁社会主义的基础。

　　所谓国家经济，除工业以外，我们指的当然是交通运输，国内外贸易与财政。这一整个“联合体”以其整体及其各个部份——去适应农民市场与纳税人资格的个别农民。不过这种适应有其基本的目的，即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与社会主义基础这个国家工业，提高，巩固与发展。有谁以为这一“联合体”的某些部份能够孤立地发展和完成——不管这个部分是运输，财政或其他的什么——那是根本错误的。它们的前进与后退是密切地相互依存着。国家计划局的原则上的巨大意义正是由此发生，而正是它的这个作用，非常难以让我们中间的人懂得。

　　国家经济计划局必须调整国家经济的一切基本因素，即必须系统地联合与指导它们，使它们与国民经济，即首先与农民经济间建立正确的关系。它的主要关心一定要是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的发展。恰恰在此一意义中，我说过，在这国家经济的“联合体”中，“独裁权”一定要操在工业手中，而非财政手中。[8]当然，“独裁权”一词，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用在此地的是很有限制与很有条件的：它针对着有人主张的财政的“独裁权”。换句话说，不但对外贸易，而且恢复稳定的通货，也必须严格地服从于国家工业的利益。毋须说，这机关做绝对不反对工农联盟，即反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联合和个体经济之间的正确关系。相反，只有用此一方式，我们才能逐渐将这个工农联盟从空话变成为经济的实际。如果有人说，如此提出问题便是“忽视”了农民，或者说我们要使国家工业来一个大跃进，完全不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那末这种说法是绝对荒谬的，决不会因为人家反复述说而变得令人可信些。

　　我对十二次党大会所作报告中，有下列的一些话，它们最好地表示出在下一个时期内我们所期望于工业的是什么样的高涨，而要求这样高涨的人究竟是谁。

　　“我说我们做过的工作是亏折的。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估计。有地位的经济行政家们也持有与我相同的看法。我请大家读一读哈拉托夫的小册子：《论工资》，那是在大会前刚刚出版的。该书有一篇赖可夫写的序言，它说：‘在此新经济政策第三年开始时候，我们在过去二年所获得的成功还是不够的，我们甚至还不曾完全中止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下降，更谈不到共和国生产力之转向积累和增加了。在此第三年中，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地步：让我们工业与运输的主要部门能够获利。’赖可夫是这样说的，在本年内我们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继续在下降。‘这个第三年，’他说，‘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地步，让我们工业与运输的主要部份能够获利。’我愿意和赖可夫共怀这个愿望；但我不能分担他对于这第三年内我们工作结果的乐观希望。我不相信我们工业的各个基本部门在第三年内就已能获取利润，我以为，如果我们首先能做到新经济政策第三年中的亏折数比在第二年少些，再若我们能够证明出：第三年中我们在工业，运输，燃料及冶炼诸最重要的部门中的损折较第二年为低，那就不坏了。首先，重要的是确定发展的倾向，帮助它展开。如果我们的亏折在减少，工业在进步，则我们会打赢，会达到胜利，即是说，会获得利润。不过这曲线一定要发展得有利于我们的。”

　　这样看来，说问题归结于发展的速度，而且那速度差不多已由……“平均”所决定，那是荒谬的。实际上，问题乃关于发展的方向。

　　不过同这些人讨论问题是困难的，他们把每一个新的、确切的、具体的问题扯回到久已解决了的更一般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一般性的公式具体化，而这正是我们大部分讨论的要点所在，我们一定要从建立工农联盟这个一般公式前进到更具体的“剪刀”问题（第十二次大会上情形），从“剪刀”问题前进到规定价格的诸经济因素的有效的计划条例（第十三次大会）。在那里，应用一句布尔什维克派的老术语来说，便是反对经济“尾巴主义”的斗争。如果这个思想斗争未曾取得胜利，即任何经济胜利都不能获取。[9]

　　1920年间，车辆修理并非是整个经济计划的构成部份，因为在那时，虽然有了架床叠屋的官僚式的“经济中心”，却根本还谈不上有这样的计划。把计划的杠杆应用到运输部门中去，这是说，应用到受害最重的，有整个儿垮台危险的那个经济部门中去。当然我们恰恰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提交第八次苏维埃大会的提案中，我们写道：“在整个苏维埃经济所处的目前条件中，一个计划的草拟及其实施，还只能凭着经验，把此未来计划中关联得最密切的几个部份凑合一下而已，因此铁道行政方面绝对不能根据一个经济计划的已有资料去拟具修理和管理计划，因为它是第一个须要草拟的计划。”由于修理计划之赐，运输事业得到了改善，它不再是负数了，可是这时却和别的“负数”，即和冶炼，谷物，煤炭诸方面，发生了磨擦，一〇四二号计划在其发展中把一般性的经济计划问题提了出来。新经济政策改变了提出此问题的条件，结果也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问题的尖锐性却无所改变。我们再次三次地做着决议，说必须使国家经济计划局成为苏维埃经济的总参谋部，便是问题依然尖锐的明证。

　　不过，我们将在异日详细地谈到它，因为经济任务需要一番独立的与具体的考察。

　　我希望，我刚刚引证的历史事实，已揭露出：我们的批评家想重提一〇四二号命令乃是徒劳的。该项命令恰恰证明了他们所想证明的反面。因为我们早已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我们决心以任何代价来修改昨天历史的人，真是十分难于满足的。但我们并不想去满足他们。我们信赖着这样的读者：他的兴趣不在于篡定历史，而是要发现真理，要把历史真理消化成他的经验一部份，且将以此为基础去建设未来。

　　[1] 最初反对托洛茨基的时候，人们首先是企图把他在各方面所成就的彪炳的动业涂上的污泥。这工作也是齐诺维也夫发动的。他说托洛茨基签发的关于重整运输系统的一〇四二号命令差不多把原已濒于解体的交通体系彻底弄垮了。跟着重复这一指责的有斯大林，耶洛斯拉夫斯基与鲁楚塔克等。可是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动之前，党的发言人们，包括后来那些指责者在内，却曾竭力称赞过那道命令之成功的，称之为计划经济工作的光辉的例子。譬如，在齐诺维也夫主编的《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年鉴》中，有一篇文章论到此一问题道：“托洛茨基同志担负了运输工作的责任之后，提出了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证明出不但对于运输，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经济，都具有决定意义。……一〇四二号命令是一个历史事件。依照这道命令，火车头厂将在五年之内恢复。以此一命令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宣传以及由此唤起的共产主义热情，一定要视为群众要在劳动中完成历史功业这个热望所达到的最高限度。”

　　[2] 按：因计划执行获得成功，从十月份起，限额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托。

　　[3] 按：国家经济委员会属下各厂对铁路机车厂供应材料与备用零件，只完成了它们所定计划的百分之三十——托。

　　[4] 当时参加于对托洛茨基攻击的诸领袖中，有的还怀有如下动机，即：他们自己负责的经济工作，成绩很是糟糕，为的让自己不受批评起见，乃拥护当时得势的“三头”（即齐诺维也夫，斯大林，加明尼夫）。怀有此类动机的人中之一，便是最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赖可夫。他是非常拥护三头对托洛茨基的攻击的。这里托氏因之分析了运输系统恢复时期最高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作用，以此反击了那个暗藏的反对者赖可夫。

　　[5] 这个“陆海运输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为要重建俄国运输系统，曾被置于托洛茨基政治指导之下。

　　[6] 勃伦坦诺（Lujo Brentano），十九世纪末期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任慕尼黑大学经济的学教授，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所谓“论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主张阶级调和，藉协调资本和劳工利益来解决社会问题。

　　[7] 倍恩斯坦（Edurd Bernstin）德国社会主义者，初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生，后来自成一个思想与行动的派别（始于一八九九年），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因为，据他说，由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劳工运动的进化结果，使马克思的革命诸方面变得过时与不适用了。倍恩斯坦认为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二者的成长，使得通过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和进步资产阶级合作而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他排斥了革命，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独裁。也排斥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倍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最初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反对，但逐渐地，这些见解却成为国际改良派，亦即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基础，继而成为理论基础。

　　[8] 托洛茨基一向强调只有工业及其发展才能使俄国经济真正提高，有时这意思隐喻地说成为“工业独裁”；他的反对者便提出了对立的说法，叫做“财政独裁”。后一意见自然是错误的，不过流行得并不广，甚至也不曾为人所坚持，除了偶尔拿来作反对托洛茨基的武器之外。这一错误想法无疑是因首次实行苏联金卢布获得稳定而引起的。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长梭可尼可夫，齐诺维也夫的拥护者，后随齐氏与托洛茨基联合，再后投降斯大林，结果在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宣布为“叛徒”而遭枪决。

　　[9] 我们再一次地奉劝一切对此问题真有趣的同志们，把第十二次党大会上关于工业的讨论记录重读一遍，可能的话，细心地研究一下——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新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