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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同志在政治批评方面曾经采用了很奇特的方法：他们断定说，我今天所以在此一或彼一问题上犯错误，因为我在十余年之前在此一或彼一问题上犯过错误。这方法使批评家的能事大大地简单化了。
今天的问题，其本身就需要凭它整个的内容来研究的。但是一个数年前发生的问题，问题早已消竭，是非已为历史判决，要再提起来，用不着费什么大心思的；只要你有记忆和诚心就行了。
但我不能说我的批评家们是具有好记性和诚心的。我将举出最重要问题中的一个来作例，藉以证明这一点。
近几时来在某些圈子中有一个说法，常为人们所爱提的，那就是指出——主要是间接地——我“低估了”农民的作用。但是有人若想从我的对手那里找寻一个关于此一问题的分析、事实、引证，总而言之，如想寻求任何证据那是徒劳的。
他们的议论普通总是归结到对“不断革命论”的暗示，以及三两句走廊中传播的闲言闲语。而在“不断革命论”和走廊谰言之间则一无所有，仅是一个真空。
关于“不断革命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叫我放弃，我在1904、1905、1906以及往后年月中关于它在所写过的意见，直到今天为止，我都坚决以为：我在那些时候所发挥的思想，整个说来，比当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们所写的意见，要接近列宁主义的真谛得多。
“不断革命”这个名称，乃是马克思的，他以之应用于1848年的革命。在马克思派，当然不是的修正派而是革命马克思派的文献中，这个名称经常有其地位。佛朗次·梅林应用之于1905——1907年的革命。德国话“Permanrnt revolution”的正确翻译是持续的革命，不间断的革命。有什么政治思想包含在此一名词中呢？
那意思是：对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革命不因获得了此一或那一政治胜利的，此一或那一社会改良之后就告结束的，它继续向前发展，其唯一的界限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如此，革命一经开始（只要我们参加其中，特别是当我们领导着它之时），我们就无论如何不能在任何一个形式的阶段上中断它。相反，只要革命尚未竭尽其一切可能与运动的一切力量，则我们要继续地与经常地推它向前——不用说，如何推进要看局势而定。这立场适用于一国之内的革命胜利，也适用于它在国际舞台上的扩大。
对俄罗斯说，这理论有这样的意义：我们所要求的政治的最高成就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也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以农民为支持的工人政府，它能开启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1]
这样，不断革命思想就完全符合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战略路线。在十八年或十五年之前看不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不断革命论的总的公式已被血肉具备的历史脉络所证实以后，那就不能不懂得和不承认了。
人家不能在我那时的作品中发现出丝毫跳过农民的企图。不断革命论直接地走到了列宁主义，特别是达到1917年4月的列宁提纲。
四月提纲虽然预先决定我党在整个十月革命中的政策；但一如大家所知悉，它却曾经在那些今天只在神圣的恐惧中才敢提到“不断革命论”的多数人中，引起过惶瑾和狼狈。
不过要和那些同志们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很久以来就停止读书了，完全生活在他们年青时代的混乱的记忆中。但对另一些同志，首先是年青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惮研究，而且无论如何不肯让自己被犹太教神秘哲学的咒语或“不断”那两个字吓倒，愿意好好儿，铅笔在手地，阅读当年赞成或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著作，试图从那些著作中找出联系于十月革命的线索来。那是并不很难的。
不过，更重要的，乃是十月革命时及其以后时期所进行过的实践。在这个实践中，我们能够将每一个细节都加以检讨的。不用说，关于我党政治上采用“社会革命党人”土地政纲这一问题，列宁与我之间不曾有丝毫不同意见。关于土地法令的情形亦然。
不管我们的农民政策在某些特殊点上正确或错误，我们之间都从不曾发生过不同意见。我们的中农政策的确立还是在我的积极参与之下决定的。军事工作的经验与结论，在不少程度内，帮助了此一政策的实现。
再说，当我们在组成这样一支革命军队（它的人员是从农民中征来，在先进工人的帮助下组织成功）的时候，又怎能低估农民作用呢？
只要考查一下我们军事方面的政治文献，就可以看到一个思想是如何地渗透了它们，那思想是：从政治上说，内战乃是无产阶级与反革命派互争对农民影响的一种斗争，此一斗争如想确保其胜利，必须在一营一旅中，在每一军区中，以及在全国之内，建立起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合理关系。
1919年3月，从伏尔加河战区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上，我赞成必须有效地应用我们的中农政策，反对党内在此问题上仍旧流行的不注意的与浮面的态度。
因受森羡里也夫党组织（Sengheleyev Organisation）一次讨论的鼓励而提的报告中，我写道：“暂时的政治局势——它甚至可以延续很久——却是（此处疑有文字脱落——中译者。）更加深刻得多的一种社会经济的现实，因为即令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胜利，我们之建设社会主义，在很大限度内仍得依靠自己，依靠中农，将他们吸引进社会主义经济中。”
虽然，第一种方式的中农政策（“对农民表示关切”，“不要对他们发号施令”等等）已被证明为不合适的。必须改变经济政策的情绪是愈来愈高了。我观察了军队的心情，以及我在乌拉尔一带作经济视察时所作的各项宣言以后，在1920年2月给中央委员会写了这样一个报告：“目前依照消费限额征发粮食品的政策，运送这些粮食品的共同负责政策以及平均分配工业品的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在使工业无产阶级分解，且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完全解体的危险。
作为一个基本的实际办法，我提议过：“代替那剩余粮食的征发制度，应采行一种与生产量成比例的赋税（这是一种累进所得税），这赋税办法应在如此方式中实行，即要使农民们有利于扩大播种面积，或有利于采取较好的耕作方法者。”
我的提案（译注：该文件的主要部分，附录于本章之后。）整个地代表着一个相当完备的提议，使国家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去。与提议关连的，另外还有一个提案，关于工业的新组织。这是个比较不确定却是更周详的提案，它整个攻击是向着“指挥中心”[2]制度的，因为这制度破坏了工业之间的一切接触。
这些提案当时为中央委员会所否决；而这个，如果你欢喜这样说，便是在农民问题上唯一的不同意见了。现在我们能够多方面地估计：如果在1920年2月采取新经济政策究竟合适到什么程度。在这件事情上意见是可能分歧的。依我个人之见，如果曾经这样办，对我们是有益的。不过无论如何，从我们刚才举出的文件中，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一贯地忽视农民，或者说我对他们的作用估计不足。
关于职工会的讨论，乃是从我们陷入的经济死巷中发生的，而我们之所以会陷入死巷，乃由于粮食征发与全能的“中心”制度。如果职工会“并入”了经济机关，是否能挽救这个危局？显然不能。不过，只要“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任何其他的办法也都不能挽救这局势的。
这些插话性的争论，一俟党决定开放市场之后，便全盘消失了。关于进入市场这个顶顶重要的决定，却不曾发生任何不同意见。关于职工会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诸任务的决议，是列宁在第十次至第十一次党大会之间草拟出来的，这个决议也是全体一致通过的。
我还可以举出十几个其他的例子来的，它们的政治意义比较不重要，但全都能同样明白地驳斥那种谰言，说我对农民作用“估计不足”。但我是否真正需要而且可能驳斥这种谰言呢？它是完全经不起指证的，根本是恶意虚构，最好，也只是根据于糟糕的记忆而构造的。
说国际机会主义的基本特点乃是对农民作用的“低估”是真的吗？不，那不是真的。机会主义派，包括俄国门雪维克派在内，其主要特点是对无产阶级作用的低估，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于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
门雪维克派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提出的全部理由是：俄国农民数量庞大及其巨大的社会作用。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农民是天生受他们领导，且经过他们的中介，去作俄罗斯的统治者的。
门雪维克派当革命最紧急之际与社会党人结合在一起，因为依照他们的判断，农民由于本性使然，命定要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要支持，所以在每一时机他们都来帮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忙，其方式或者是支持社会革命党人，或者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且，在此等勾结中，门雪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总是将农民束缚了手足，交给资产阶级。
当然，这也可以如此说——如此说是完全合适的——门雪维克派把农民所能起的作用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相比较时加以低估了。不过当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农民作用相比较时却低估了得更低。前一种低估，这是派生的，系由后一种低估中发生出来。
说无产阶级对农民能起领导作用，以及一切从此命题所能得出来的结论，即是说：无产阶级在农民支持下夺取政权，门雪维克派坚决地斥之为乌托邦，为狂想，为无稽之谈。这一点是门雪维主义的“阿契尔斯的脚后跟”，（译注：即致命的弱点。）当然，它和大力士阿契尔斯相像的也只有脚后跟而已。
最后，在我们自己党的，十月革命之前反对夺取政权的主要论据是什么？难道它真的在于对农民的作用估计得过低吗？相反，它在于把农民对无产阶级相比所能起的作用估得过高了。反对夺取政权的同志们所持理由，主要是说：无产阶级将被小资产阶级份子所淹没，后者的基础为数百万的农民，云云。
“低估”这个名词本身，无论理论上或政治上都没有表示出什么，因为这不是关于农民在历史上所占的绝对比重问题，而是关于它和其他阶级：一边是资产阶级，另一边是无产阶级，对比之下所起的作用及其重要性问题。
问题能够而且应该具体地提出来，也就是说，从各个阶级力量之机动的关系这个观点提出来。对革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在某些场合中具有决定意义，但决非到处一样）的问题，是要知道究竟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能否在吸引农民到自己这边来，并吸引得多少。
经济上说，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像我国那样的一些国家中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当然不是任何国家皆然的问题，乃是要知道那个掌握着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和农民经济协调到何种程度。不过在所有国家与任何条件中，机会主义的主要特性都在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适合于1917年和1923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农民问题的公式，要变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则，以为它适合于美国的独立农业家，也适合于波兰的大地产，那末纵然不是荒谬的，也是可笑的。
布尔什维主义开始实行将小块土地分给农民，后来代之以土地国有化的政纲，在1917年，它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施行粮食征发制度，然后再代之以粮食税……而我们现在离开农民问题的解决仍远，我们今后还得实行不少改革与转变。
今天的实践任务不能消解于昨天经验创制出来的一般的公式之中，这还不清楚吗？经济组织诸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求助于传统；我们不能光是借重过去的记忆与往事类比，来决定历史前进之途，这都还不清楚吗？
当前最主要的经济任务归结于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因之也要在工业内部造成一种互相关系，这关系能使工业的发展只会引起最小限度的危机、磨擦与震动。这任务同时也归结于保证工业和国家商业对私人资本能有继长继高的优势。
这是总的问题。它又可分成许多的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确立城市与乡村间，运输、财政与工业间，工业与商业间的合理关系？应该指定那些机构去采用这些方法？最后，能够在任何时机都可规定最符合于局势的计划与经济核算的，该是什么具体的统计材料？很明显，一个问题的解决，不能由任何一个总的政治公式来预先决定。它必须在建设过程中寻找具体答案。
农民现在所求于我们的，不是教我们背诵阶级关系的正确的历史公式（工农革命联盟，等等），而是要我们供给他们较廉的铁钉，花布与火柴。
我们要想满足他的这些要求，只有靠我们愈来愈确切地应用在下述各方面的方法：登记，组织，生产，售卖，检讨工作成果，修正工作并作激剧的改变。
这些问题带有原则的与纲领的性质吗？不，因为没有纲领，也没有党的理论传统束缚了我们，在这种地方，它们也不能束缚我们，因为我们不曾有必需的经验，以及经验的概括。
这些问题的实践意义大吗？大得无可测度。革命的命运唯它们的解决是赖。在如此情形之下，谁若将每一实际问题，以及由问题发生的歧见，消解于党的“传统”中，变成为一种抽象，那末在最大多数的情况中，这就等于抛弃了传统本身的重要东西，即：将每一问题在其全盘真实情况中提出来，加以解决。
应该停止什么低估农民作用的废话了。真正需要的是降低农民所需的那些货品的价钱。
附录 粮食与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1920年2月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提议）
领主土地与皇室土地已经移交给了农民。我们的整个政策是针对着保有大块土地与大量马匹的农民（富农）。另一方面，我们的粮食政策是以征发剩余农产品（超过消费限额）为基础的。这使农民除了为他家庭需要之外，不再耕种他的土地。特别是关于征发第三头牛（被认为是多余的）法令，实际上促成了对耕牛的秘密屠宰，秘密以高价出售牛肉，以及乳品工业的瓦解。同时，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份子定居在乡村中，他们在那里开始耕种自己的田。工业在丧失人手，而农业中则自足农户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由于此一事实，我们粮食政策的基础，建筑于剩余粮食征发之上的，便给摧毁了。如果本年度的征得量有了增加，那一定得归功于苏维埃统治区的扩大，以及粮食机关有了某种改善。不过一般说，全国的粮食源有耗竭之虞，征粮机关的任何改善均不能补救这一事实的。经济衰落的倾向只能用下述方法来对抗：
一、以按产量比例征税（对农业收入的一种累进税）的办法，代替征发剩余产品制度；这办法应在如此的方式中实行，即能使农民觉得增加播种面积或改良耕作方法是更为有利的；
二、将工业品送交给农民的数量，和农民们（不仅县、镇中的，而且是乡间农场上的）供给谷物量之间，应规定更严格的相互关系。
让各地方的工业厂家参加于此一任务。农民所供给的原料，燃料与食物应予以偿付，部分当以工业厂家的产品支付之。
无论如何，现行的按消费限额征发粮食的政策，上缴此等粮食的联带责任政策，平均分配工业产品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在使工业无产阶级分解，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瓦解的危险。
[1] 阅俄文本托洛茨基著的《总结与前瞻》。
[2] 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曾经组织过好些生产指导中心，它们是全由军事控制的，或表面上是如此控制的，它们各自管理着俄国的某一种工业，它们各自行动，与其他方面的工业没有多少协调，也没有什么关顾。以此制度为基础的组织生产企图，当1921年采行新经济政策后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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