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 中译本出版小序 原著的“文学与革命”，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写成的。离开现在已快有半个世纪了。 时间有没有将它的光彩消蚀？四五十年的事变有没有将它的论点推翻？我们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将它译成中文出版？ 对于这样的问题，那位近代杰出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依彻，在他所著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中，已替我们作了回答。他说： “……即使在现在，距离它的写作时候已将近四十年（按多依彻此文约写于一九五八年左右，故云——译者），这本书仍旧是不可超越的，不仅就其对于俄国文学在其革命的狂颷时期所作的观察而言，或就其对于史大林主义窒息艺术创造所作的事先的指责而言，都是不可超越的，而且就更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而言，也是无人能够超过它的。写作此书，著者对于艺术与文学具有亲切的感情，他赋有独特的洞察力，他发挥着迷人的神釆与智慧，而在结尾的段落中，他更显出一种想象力——提升到诗之庄严的那种稀有高度的想象力。”（见“非武装的先知”第一八○页。）
不过，自从多依彻写下那几句话以来，十几年又过去了。在这十几年中，是否已有在这方面的新书超越了它，或者，是否已有新的史实发生出来，使这本书成为过时与无价值的呢？首先，就我们所知所见，并不曾有什么新书能盖过“文学与革命”的。其次，远为重要的，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事变，发生于此一时期中的，那就是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新事变非但没有在任何一方面“推翻”了“文学与革命”所代表的意见，而且，恰好相反，它以最标准的“反面教材”的资格，以无比明确的方式，反证出了“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一切论断。 因此，“文学与革命”这本古典著作，现在比之以前，有更充足的理由，有更迫切的需要，要将它翻译成为中文，以便供献于刚刚从毛氏“文化大革命”的震骇中清醒过来的中国读者们。 其实，我们这个译本，早在十一年前就完成了的。同时，它也不是第一个中译本。据我们所知，早在一九二八年，它就在鲁迅的赞助之下，已经由李霁野译出过并且出了版的。此外，从鲁迅给李霁野的信中，我们又得知此书还曾由傅东华翻译过，连续发表在报纸上。傅译似乎不曾出过单行本，李译则我们看见过，当时彷佛还相当畅销；它对于中国二十年代后期的文学青年，曾经发生过一点影响的。鲁迅本人关于革命与文学的见解，显然曾受过此书影响。他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所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那篇演讲，其中论点，几乎全部与托氏在“文学与革命”中所阐明者相吻合。 可惜的是，随着苏联共产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接着左派的失败，以致连托氏关于文学的书籍也被列为禁物。受着史大林一系所控制的中共，以及围绕中共左右的左倾的中国文艺爱好者们，对于托氏的文学见解，因而就不得不避之则吉了。鲁迅，这个最有独立思想，骨头最硬的文人，也不得不把他一度介绍，一度接受的有关文学与革命的见解，放在一边，或至少隐而不言了。 在这样的情形中，“文学与革命”中译本之从书籍巿场上完全失踪，乃是极为自然的事。 不过，李译中文本的“失踪”，若就译文而论，倒也不是太可惜的；因为，当时的翻译者，大多对俄罗斯革命及其文学流派的情形，知道得很不充分，所以翻译起来常常遇到很大困难，无法克服，以致译文弄得晦涩难解，甚至有不少错误。 很久以来，我们就想把这本古典著作再一次地译成中文。这个愿望，总算在一九六○年实现了。可是译出之后，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一位出版家肯替它出版。一经搁置，转眼已是十余年。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了本书不幸而言中的事一一发生，却又眼见到著者的高瞻远瞩被深深隐没，使人无由得见，我们此时所感受到的焦躁与无奈，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不过现在好了，得到“信达出版社”主人的慨允，这本到处碰壁的译稿终于能够出版了。我于欣喜之余，谨怀着这样一个愿望：当“文化大革命”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以极其粗暴、极为具体而且极不含糊的方式向人们再度提出之时，希望我们这个译本能受到广大能思想的中国年青朋友们的注意和研究。 一九七一年六月译者序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