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左弦诗文与评论选 起步 十八岁，今天看来，还是个大孩子。那年一月份，我已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那是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 上一年冬天，我从中学的秋季班毕业。继续升学还是就业，成了我和我们全家的难题。因为一年前，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接着日军进入称作“孤岛”的上海租界地区。家里的经济日益拮据。以每日三餐来说，早夜两顿吃的都是混杂着稗子和石粒的碎米粥。中午不是吃涩嘴的黄面粉，便是掺“六谷”（苞米〉粉的陈米。晚间，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多次看到平时喜爱说笑的父亲，蹙眉沉思，为全家的开支发愁。不过，父亲还是说：“家里再困难，咬紧牙，也要供你读大学。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只有靠文化知识才能谋生。” 那时，我已对文学产生兴趣。报考时，想以文学作为主修课。对此，父亲提出了异议。他说：“你喜爱文学，我不能勉强你，但是当前社会，靠文学是要挨饿的。我建议你还是读经济。在经济系可以主修会计。如果能当上会计师，是个自由职业，既能解决食，又可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供你从事写作。”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考的是文科经济系。入学时，心里明白这是一家人节衣缩食，供应我进的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批判我，定说是工农群众培养我读大学的。我心忖，那时工人农民都还没有摆脱压迫剥削，怎么能培养我读成大学呢？你们自己连中学都没有进，为什么不先培养自己呢。对此，我一直无法想通。 虽然我进了名牌大学，却没有半点得意。我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我感觉到父母亲为送我进大学，在生活上承受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我对选读的经济、银行、会计等课程，实在提不起兴趣。我穿着“绒呢”（一种布料）的中式长袍和布鞋去上课，在一些衣着入时的富家子弟同学中，还不免感到有点压抑。 圣约翰大学是美式学分制的，除了基础课和主修课，其他课程都可以自由选择。于是，我尽可能选择现代文学、古典诗词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等与文学有关的课目。大学校园占地很广。图书馆是一幢单独的红砖楼房。周围有成片的青茂草坪和葱茏林木。馆藏着丰富的中英文书籍。坐在二楼宽敞而静谧的阅览室里看书，眼角间常映入窗外苍翠的绿荫，耳际陪伴着鸟雀清脆的鸣叫。真成了我的乐园。 初进学校，比较接近的还是几个来自同一所中学的同学。有一位钱春海（后名钱大卫〉同学和我同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附近。我们都是骑自行车上学的走读生。他离我家约有十分钟路程，去学校是可以经过我家的。从上学的第一天起，他每天总先到我家来约我同行。从我家到学校有三刻钟左右路程。我们两车相并，互相紧傍着，正好交谈。两个青年人充满着纯真、坦率和热情，一路上，从家庭、社会、国家到个人爱好、理想、前途，无所不谈。那时，我接触社会很少，视野狭隘，认识幼稚。是钱大卫开导，帮助着我，拓宽了我的视野，驱散了我思想上的迷蒙。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中学时代已经参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班里组织、开展活动，都是党的任务。半年来，他约我一起上学，同然是同窗情谊，也是他有意识的安排。一学期后，他在学校中结识的人多了起来，活动也多了，直至成了学生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就没有时间每天上学时与我同行了。 不过，他始终关心着我，委托同校的另一位中学校友和我加强联系。他们邀约我以课余时间去参加各种座谈会、助学义卖、同学交往等活动。这些活动侵占了我的读书时间。我留恋着我的阅读乐园。是沉浸在书堆里，还是腾出时间，投身到同学们火热的活动中去，一度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剧烈的矛盾。在苦恼的斗争中，我想到了家庭和个人的遭际，联想到从进步书刊中感受到的国家、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苦难，而友情的开导，更给了我强有力的推动。我不能不考虑到一个当代青年学子的理想、使命和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三年以后，我终于成了党的地下组织的一名新战士。我永远记得那一个初春的晚上，在钱大卫的家里，我们三人扭抱在了一起，兴高采烈地唱着一首又一首当时学运中流行的群众革命歌曲。 （2003年《海上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