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论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缺乏推动力的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1890年）

　　“时间的确过得很快，”我说。“我想迪克和克拉娜马上就要回来了；在他们回来之前，有没有时间再问一两个问题呢？”
　　“试试看吧，亲爱的邻居——试试看，”老哈蒙德说。“因为你问得越多，我越高兴。再说，就是他们真的回来了，看见我正在答复问题，他们也只好静静地坐着，装着倾听的样子，直到我说完为止。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坏处，他们并肩坐着，偎依在一起，会觉得满有意思的。”
　　我忍不住笑了，说：“好吧；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就继续谈话，不去注意他们。我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劳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你们怎样鼓励人们去工作；特别是你们怎样鼓励他们去努力工作呢？”
　　“劳动没有报酬吗？”哈蒙德严肃地说。“劳动的报酬就是生活。这还不够吗？”
　　“可是你们对成绩特别优良的工作并没有额外的报酬，”我说。
　　“报酬是很丰富的，”他说，“是创造的报酬，正如人们过去所说的，这是上帝所得到的报酬。如果你有了创造的快乐（这就是工作优良的意义）还要求报酬，那么，接着一定会有人生了孩子也开出一份帐单来要求报酬了。”
　　我说：“可是十九世纪的人会说，生儿育女是人类的自然欲望，不劳动也是人类的自然欲望。”
　　“是的，是的，”他说，“我知道这句陈词滥调——这种说法完全不对。老实说，这句活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被人们讥笑的傅立叶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见解。^[1]”
　　“为什么这句话对你们是毫无意义的呢？”我说。
　　他说：“因为这句话意味着一切劳动都是一种痛苦，而我们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你也许已经注意到，我们虽然不缺少财富，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慌，那就是生怕有一天会没有工作可做。我们害怕失掉的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乐趣。”
　　“是的，”我说，“我注意到这一点，也正想在这方面给你提出问题呢。可是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说在你们的社会里劳动是一种乐趣，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一切劳动现在都是快乐的。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希望在工作之后得到荣誉和财富（即使工作本身并不愉快），这种希望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快乐的兴奋情绪；或者是因为劳动已经变成一种愉快的习惯，比方说做一些你们可能称之为机械的工作；或者是因为在劳动中可以得到一种肉体上的快感，这就是说，这种工作是由艺术家来完成的。我们的工作多数属于这一类。”
　　“我明白了，”我说，“你现在能够告诉我，你们是怎样达到这种幸福的境界的吗？因为，坦白地说，我认为这种与旧社会全然不同的变化比你方才对我说的关于犯罪、政治、私有财产和婚姻的变化更为伟大而且也更为重要。”
　　“你说得对，”他说。“真的，你还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变化，其他一切变化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什么是革命的目的？当然是使人们获得幸福。既然革命已经实现了它所预期的变革，那么如果你不能使人们获得幸福，又怎么能制止反革命的发生呢？怎么，难道我们能希望痛苦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与安定吗？这样说来，荆棘上摘葡萄，蒺藜里摘无花果^[2]倒是合乎情理的希望了！没有幸福的日常工作，幸福是不可能的。”
　　“完全正确，”我说，因为我觉得老头儿有点在进行说教了。“可是，请你答复我，你们是怎样获得这种幸福的呢？”
　　他说：“简单说来，是因为我们没有人为的强迫命令，每一个人都有发展他的才能的自由，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生产的是哪些东西。我应该承认，我们是经过一段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生产的是哪些东西的。”
　　“请继续讲下去，”我说，“讲得再详细点，解释得更全面点，因为这个题目引起我很浓厚的兴趣。”
　　“好，我来告诉你，”他说；“可是这样做免不了要粑过去的情况稍微提一提。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对比是必要的。你不反对吧？”
　　“不，我不反对，”我说。
　　他又在椅子上坐稳，准备长谈；他说：“从我们所听到的和所读到的一切材料看来，在文明社会的最后阶段，人们显然已经陷入商品生产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在生产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为了尽量利用这种技术，他们逐渐创造了（或者应该说是听任其生长起来）一种非常复杂的商品贸易体系，叫做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一旦发生作用以后，就迫使他们去继续生产更多的商品，不管他们是否需要。因此他们一方面当然不能免除生产真正必需品的劳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创造了许多虚假的或者人为的必需品，在世界市场的严酷统治之下，这些虚假的或者人为的必需品对于人们来说，变得和维持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同样重要。人们就这样把大量的工作压在自己的身上，为的是使他们那祸害无穷的体系继续维持下去。”
　　“说得对，后来呢？”我说。
　　“后来，他们既然迫使自己在这种不必要的生产的可怕重压下蹒跚前进，也就只能由这么一个观点来看待劳动及其结果了，这就是，不断地努力争取在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上花费尽可能少的劳动力，而同时又设法去生产尽可能多的物品。为了达到这种所谓‘廉价生产’的目的，一切全都牺牲了：工人在劳动中的快乐，他的最起码的安适和必不可少的健康，他的衣、食，住、闲暇、娱乐、教育——总而言之，他的全部生活——和商品的‘廉价生产’的可怕必要性比较起来是一文不值的，而事实上生产出来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完全不值得生产的。而且，据说甚至于有钱有势的人，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些可怜虫的主人们，也心甘情愿生活在这种为人类天性所厌恶而希望逃避的景象、声晌和气味中，以便用他们的财富来支持这天大的蠢事；关于这方面的证据极多，使我们不能不这样相信，虽然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人几乎不能相信。事实上，整个社会都被抛入了这个贪得无厌的怪物——世界市场所造成的‘廉价生产’——的血盆大口中。”
　　“我的天！”我说，“可是以后的情况怎样了呢？他们在生产上的智慧和技术最后难道没有掌握住这种祸患的混乱局页吗？他们难道不能够赶上世界市场的需要，然后想办法把自己从这种额外劳动的可怕重压下解放出来吗？”
　　他苦笑了一下。“哼，”他说，“我不相信他们曾经作过这样的努力。你知道，常言说、蜣螂习惯生活在大粪中，这些人不管他们觉得大粪香不香，事实上是生活在大粪中的。”
　　他对于十九世纪生活的估价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我有气无力地说：“他们那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呢？”
　　“天哪！”他说，“你说什么？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不错，制造这种机器的目的是要在一种工作上‘节省劳动力’（或者说得更坦白一些，节省人的生命），以便把它应用——应该说，是浪费——到另一种也许是毫无用处的工作上。朋友，他们所有的节省劳动力的发明结果只是增加了劳动力的负担。世界市场的胃口随着它所吞食到的商品而胀大了。那些在‘文明’（也就是有组织的灾难）圈子里的国家，给市场上的过剩商品堵塞着，于是人们不惜使用武力和欺骗手段去‘开拓’在这个圈子之外的国家。有些人只在书上看到了十九世纪的人的叙述，可是不了解他们的行动；在这些人看来，这种‘开拓’的过程是很奇怪的。在这种‘开拓’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最丑恶的罪恶本质：人们用伪善和伪君于的口吻来规避残酷行为的责任。只要文明的世界市场垂涎一个尚未堕入它的掌握之中的国家，它就寻找一个显而易见的借口——推翻一种与商业奴隶制度不相同同时也没有那么残酷的奴隶制度；推行一种其提倡者早已不信仰的宗教；‘拯救’一个因在‘野蛮’的国家里胡作非为而与当地土人发生冲突的亡命徒或者杀人的疯子——总而言之，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借口都行。然后，他们挑选了一个粗暴卤莽、无所不为、愚昧无知的冒险家（这在竞争的时代，不是什么难事），收买他到那注定要倒霉的国家去‘开辟市场’，不管那边有什么样的传统社会，都加以破坏，不管那边的居民有什么样的闲暇或欢乐，都加以摧残。他强迫当地土人接受他们不需要的商品，而拿他们的天然产物作为‘交换’（这种掠夺的方式就叫做‘交换’），这么一来他‘制造了新的需要’。为了供应这种新的需要（这就是说，当地上人被允许依靠他们的新主人而生活），那些无可亲何的不幸的人不得不出卖自己，在毫无希望的劳作中过着奴隶的生活，以便获得一点报酬来购买‘文明’制造出来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啊，”老人指着博物馆说，“我在这儿读过一些书和文献，它们叙述了许多关于文明（即有组织的灾难）和‘非文明’互相往来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从英国政府故意把带有天花传染病毒的毯子当做贵重礼物送给不自由的红种人部落的那个时候起，到非洲被一个叫做斯坦利^[3]的人所骚扰的时候为止，这个人——”
　　“对不起，”我说，“你知道，时间很短促，我希望我们的谈话不要离开正题。我想知道世界市场所制造出来的商品的情况——它们的质量怎么样。这些人制造商品的技术非常高，我想他们的东西一定做得不错吧？”
　　“质量！”老人恶狠狠地说，他因为谈话彼打断而有点生气。“他们怎么可能注意到出售的商品的质量之类的琐事呢？最好的商品是一些普通的下等货，最坏的商品简直就是冒充货，人们如果能够得到别的商品，一定不会要这些东西。当时有一句流行的笑话，那就是，商品是做出来卖的，而不是做出来用的。这句笑话在你这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看来也许能够理解，可是在我们看来却不可理解。”
　　我说：“什么！他们难道一样东西部没有做好吗？”
　　“哦，有的，”他说，“有一类商品他们做得很好，就是制造东西的机器。这些机器一般都做得十分精巧，完全适合需要。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公平活：十九世纪的伟大成就是机器的制造，这些机器是发明、技巧和恒心所创造的奇迹，而正是这些机器被利用来生产无限量的没有价值的冒充货。老实说，拥有机器的人根本就没把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当做商品，而是把它们当做发财的工具。当然，商品实用价值的唯一被公认的标准是能否找到顾客——不管这些顾客是聪明人还是傻瓜。”
　　“人们难道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吗？”我说。
　　“他们容忍了一个时期，”他说。
　　“以后呢？”
　　“以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人微笑着说，“十九世纪的结果好象是一个人在洗澡的时候被人偷去了衣服，只得赤身露体地走过市镇。”
　　“你说起那倒霉的十九世纪来总是那么刻薄，”我说。
　　“这是很自然的，”他说，“因为我对于十九世纪知道得太清楚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家里就有一些关于十九世纪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我祖父就是十九世纪的一个牺牲品。我告诉你，他在当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天才和革命家。如果你对十九世纪的情况有些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明白他曾经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这我能够理解，”我说，“看来你们现在已经把这一切都纠正过来了，对吧？”
　　“可以这样说。”他说。“我们所制造的物品是根据需要才制造的。人们象为自己生产那样去为邻居们的需要进行生产，而不是为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而且无法控制的抽象的市场去制造商品。既然我们没有商品的买卖，那么只有疯子才会制造出商品去碰运气，看有没有人需要，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被迫去购买它们。所以制造出来的东西总是好的，总是完全适合需要的。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就不可能制造出来，因此我们没有质量低劣的产品。况且，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只制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既然我们不至于被迫去生产大批毫无用处的东西，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我们制造物品时的乐趣了。一切用手做起来觉得厌烦的工作，就用大加改进的机器，一切用手力机械做起来有乐趣的工作就不使用机器。要寻找适合每一个人的特殊才能的工作并不困难，因此没有人会成为别人的需求的牺牲品。有时我们发现某种工作做起来大不愉快或者过于麻烦，我们就放弃这种工作，不再使用由这种工作生产出来的东西。现在，你一定能够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一种有益身心的锻炼，做起工作来多少都是愉快的。因此，大家不但不逃避工作，反而都去寻求工作。由于人们一代又一代从事一种工作，技巧日益纯熟，因此工作起来就觉得非常容易，好象没有做多少工作似的，而事实上制造出来的东西也许倒更多了。我想这可以说明我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情况，就是人们担心工作可能会缺少（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这种忱虑，近一、二十年来在不断增长。”
　　我说：“可是你认为你们的社会真会发生没有工作可做的危险吗？”
　　“不，我认为没有这种危险，”他说，“我可以把理由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越愉快越好，这样，结果当然就会提高产品质量的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制造出使自己不光彩的东西，同时，他在制造东西的过程中也会更加细心慎重。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可以当做艺术品来看待，光是这一点就可以使大批手艺精巧的人获得工作的机会。而且，如果说艺术是没有止境的，那么科学也是如此。过去人们认为科学事业是唯一值得有才智的人去花费时间的高尚工作。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有这种看法了，可是今天还有（我想以后也还会有）许多人由于在科学研究中克服了困难而感到振奋，他们特别喜欢从事这种工作。再说，当人们在工作中的乐趣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重新从事一些生产工作，生产合意的商品，这些工作过去由于不能使人愉快已被我们放弃了。不但如此，我想只有在欧洲某一些比较进步的地区才能听到关于担心缺少工作的话。比方说，那些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地区，尤其是美洲——特别是过去被称为合众国的那一部分——在现在和今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资源。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我说的特别是美洲的北部——在文明末期的全部力量的冲击下遭受到极大的苦难，变成了令人难以过活的极可怕的地方，因此它们在使生活愉快的一切条件上都是很落后的。真的，我们可以说，北美洲的人民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把一个臭气冲天的垃圾堆慢慢地改变成居住的处所。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因为他们国家的幅员那么辽阔。”
　　我说：“想到你们有这么幸福的前景，真使我十分高兴。可是我还想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谈话了。”

^[1] 傅立叶设想的未来社会制度的基层生产组织是协作社（法郎吉）。在协作社中，劳动是依照情欲的引力来进行的，它将由人的一种沉重负担而变成人的一种需要和享受。因此，劳动生产率将比在资本主义制反下大大提高，从而创造出能够满足全体居民需要的丰富的物质资料。——译者

^[2]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译者

^[3] 斯坦利爵士（SirHenryMortonStanley，1841—1904），英国著名探险家，是英帝国主义侵略非洲的急先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