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1890年）
第十四章 公众的事务是怎样处理的
我说：“你们和外国的关系怎么样？”
他说：“我不愿意假装不了解你的意思，可是我要马上告诉你：在文明世界的‘政治’中，那种国家与国家互相敌对和竞争的整个体系起着很大的作用，可是现在它已经随着人与人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现象一起被消灭了。”
“这样世界不是显得大单调了吗？”我说。
“什么？”老人说。
“民族的多样性没有了，”我说。
“胡说，”他有点生气地说，“你横渡海峡去看看。你会看到很多多样性的例证，风景、建筑物、食品、娱乐，一切都是多样化的。男女在思想习惯上和外貌上都不相同，服装的多样化比在商业化时代更加显著。把某些往往是迥然不同的、互相倾轧的民族或者部落强迫结合成一些人为的、不自然的集团，而称它们为国家，激发他们的爱国思想——就是说，激发它们的愚蠢的、妒忌的偏见，这样就会增加多样性或者消除单调的气氛吗？”
“哦——我知道这是办不到的。”我说。
“这就对啦，”哈蒙德快活地说，“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摆脱了这种愚蠢的制度，那么，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世界上不同血统的民族才可以互相帮助，愉快相处，丝毫也不需要互相掠夺。我们大家都专心致志于同样的事业，努力争取人生的最大幸福。我应该告诉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争吵或者误会，都很少发生在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因此，由于他们不讲道理的情况比较少，彼此也就比较容易和解。”
“很好，”我说，“可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关于同一社会中的一般意见分歧呢，你能说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吗？”
“不，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他有点激动地说，“可是我敢说，对于具体事物的意见分歧不一定使人——以我们来说，肯定地没有使我们结成永久互相敌对的党派，甚至各持一套关于字宙的构成和时间的前进的学说。过去的所谓政治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哦，”我说，“我倒不敢这么肯定。”
他说：“我了解你的意思，邻居。他们只不过假装有这种严重的意见分歧罢了。因为如果真的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的话，他们在普通生活事务上就不可能和衷共济，就不可能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做买卖、在一起赌博、在一起欺骗别人，而一定会在他们相遇的时候互相斗争。这当然不符合他们的目的。政治家的把戏就是用花言巧语来诱骗或者强迫公众为几个野心家的集团负担奢侈的生活和刺激性的娱乐的费用：而这种严重的意见分歧的伪装就可以发生这个效用（政治家一生的每一个行动都暴露了这是一种伪装）。这一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我希望毫无关系。可是我怕——总而言之，据说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是人类天性的一种必然结果。”
“人类天性！”那老头儿激动起来大声地说，“什么人类天性？是穷人的天性、奴隶的天性、奴隶主的天性、还是富有的自由民的天性？你指的是哪一种？来吧，请你告诉我！”
“啊，”我说，“根据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行为来说，分歧的意见是有的。”
“当然分歧的意见是有的，”他说。“无论如何，经验也证明是这样。在我们之间，我们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业务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的临时性的事件，这种意见分歧不至于使人们永远陷于分裂。一般说来，关于某一个问题，直接产生的结果将会证明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这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臆测为依据的。比方说，关于某某乡村晒干草的工作何时开始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同意最迟必须在下下星期开始，随便哪一个人又都可以亲自到田地里去看一看草籽是否已经完全成熟，可以进行收割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会为了讨论晒干草的工作应该在本星期或者下星期开始有意见分歧而党同优异。”
我说：“我想你们对于分歧的意见，不管大小，都是根据多数人的主张来解决的吧？”
“当然，”他说，“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你知道，不影响社会福利的纯粹私人问题——比如一个人应当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饮什么酒，写作和阅读哪一类书籍等等——的意见分歧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行动。可是当一个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当一件事的进行或者不进行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影响的时候，就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除非少数人拿起武器，以暴力来表示他们是有效的真正多数。不过，这种情况在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里很少有发生的可能，因为在这种社会里，表面的多数就是真正的多数。其余的人（我以前已经说过）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不至于仅仅因为固执而从中作梗，尤其是他们有过很多机会来发表他们对问题的意见。”
“这过程是怎样的呢？”我说。
他说：“就拿我们的一个管理单位为例子吧，这种单位或称公社，或称分区，或称教区（我们有这三种名称，它们之间现在没有真正的差别，虽然在以往差别是很大的）。在这么一个所谓的区域里，有些邻居认为某一件事应该兴办或者废除，比如建造一个新市政厅，拆除一些不合适的房屋，或者建筑一座石桥宋代替旧有的丑陋的铁桥——这是拆除跟兴建同时进行的例子。在邻居们下一次的常会上——根据官僚制度以前的古代语言，叫做区议会——一个邻居提议进行这个改革，当然，如果大家都同意，讨论就告一段落，以后需要谈的只是一些细节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建议得不到‘支持’——过去称之为‘附议’——那么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起来。可是这种情况在明白事理的人们之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提议人在区议会举行之前一定会跟其他的人谈论过这个问题。可是如果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建议者和附议者之后，有一些邻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那座丑陋的铁桥还可以再使用一个短时期，他们暂且不愿操心来建造一座新桥，在这种情况之下，区议会就不计算赞成和反对的人数，而把正式讨论延到下一次的区议会来进行。在这个期间，赞成和反对的双方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些意见还在刊物上发表，因此大家都知道讨论的经过情况，到举行下一次区议会的时候，再进行一次正式讨论，然后举手表决。如果赞成和反对的票数相差不多，议案就再度搁置起来，以便作进一步的讨论。如果双方的票数相差很多，区议会就问少数人是否愿意服从多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常常，不，往往总是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如果他们不同意，议案就进行第三次讨论，到这时候，如果少数派的人数没有显著的增加，他们一般就放弃了他们的主张。不过我相信根据某种快要被遗忘的规矩，他们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可是，我告诉你，通常他们总是放弃自己的主张的，也许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劝说或者强迫整个社会来采纳他们的意见。”
“很好，”我说，“可是如果双方的票数相差还是很少，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他说：“根据原则和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议案就必须搁置起来，多数派——如果和少数派的票数相差无几的话一就得服从维持现状的决定。可是我应该告诉你，事实上少数派很少引用这个规定，一般总是以友好的态度放弃自己的主张的。”
我说：“你可知道，这一切看起来很象民主制度，我本来以为民主制度在许多年前就被认为已经到了垂死阶段了。”
老头儿眨了眨眼说：“我承认我们的方法具有这种缺点，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不能无视整个社会、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怨天尤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不能那样为所欲为。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除了我们的方法之外，我所能想得到的只有这么两种方法。第一，我们应该选出或者培养一群优秀的人，他们能够不和邻居们磋商而正确地决定一切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我们应该为自己培育一个过去叫做智者的贵族阶级。第二个办法是，为了保障个人意志的自由，我们应该恢复私有财产制度，再一次产生奴隶和奴隶主。你觉得这两种办法怎么样？”
“啊，”我说，“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人人应当独立自主，也就是说，社会的专制制度应该废除。”
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哄然大笑，我承认我也陪着他笑了。他笑完之后，向我点点头说：“对，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全都同意你的意见。”
“而且，”我说，“这种办法对于少数派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就拿造桥的事为例吧，那些不赞成造桥的人，尽可以不必勉强参加造桥工作。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他微笑着说：“说得很妙，然而这毕竟是另一个星球的居民的观点。如果那个属于少数派的人为了这件事闹情绪，他无疑地可以用拒绝参加造桥工作的办法来减轻自己的苦恼。可是，亲爱的邻居，这对我们社会的‘多数派专制’的创有来说，并不是一贴很有效的止痛药；因为任何工作对社会的每个成员如果不是有利的，就是有害的。如果造桥的结果证明是良好的，那么，反对者就身受其益。如果造桥的结果证明是不好的，那么，他就身受其害，不管他自己是否参加了造桥工作。同时，不管他自己做的是什么工作，也总是帮助了造桥的人。事实上，如果造桥的结果证明是错误的，使他身受其害，那么，他也只能说句‘我老早就告诉过你们了’，心里痛快痛快。如果造桥的结果对他有利，那么，他就只有暗自感到痛苦。我们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制度，是不是？过去常常有人就这种不愉快对大众发出警告，而事实上当时社会上有一个丰衣足食的人，就有一千个可怜的挨饿的人。现在我们在这种专制制度之下，都养得又肥又胖，红光满面，老实讲，这种专制是在任何显微镜下也看不到的。你别怕，我的朋友，我们不会自寻烦恼地用一些恶劣的字眼来称呼我们的和平、富足和幸福的生活，那些字眼的意义我们早已忘记了！”
他坐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移动了一下身子说：“还有什么问题吗？亲爱的客人？我这么一唠叨不要紧，上午的时间快要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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