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九章 群众与国家
如果几批拓荒者在美洲森林地带迷了路，他们会努力寻找他们来时走过的路，以便重新从已知的地域向未知的地域推进。他们没有结成政党来做这件事，也没有开展无休止的关于未知地域的争论。他们没有敲打别人的脑袋或互相折磨，以便起草一份移民纲领。他们根据既定状况，按一种自然的劳动民主的方式来行动。他们作出一致的努力回到已知的地域，然后又作出新的努力由此向前推进。
当一个精神病医生为病人治病而对非理性的反应疑惑不解时，他不会去和病人争论“上帝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他不会成为神经过敏的和非理性的，而是审查这种状况，努力清楚地描述以前的治疗过程。他会返回到以前他对治疗过程确有把握的那一阶段。每一有生命的生物都会自然地试图揭示并排除它所面临的灾难的原因。它首先不会重复那些招致灾难的行动。这就是靠经验来克服困难。我们的政治家们根本不具有这种自然的反应。说政治家在本性上不会从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这决非牵强附会。奥地利君主国在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用手中的武器反对美国民主主义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它却提出了受到美国外交家支持的宣言，要求重建哈布斯堡王朝，以“避开”新的战争。这简直是非理性的政治胡言乱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人”是美国人的朋友和盟军，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2年，他们成了死敌。到了1943年，又成了朋友。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人”，是“法国人”的死敌，也就是说，是很久以来的“宿敌”，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0年，“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是亲兄弟，“有世世代代的基础”。如果到了下一次世界大战，比方说在1963年，“德国人”和“法国人”也会由“种族的宿敌”变成“种族的世世代代的朋友”。
这就是情感的瘟疫。这就像是说：16 世纪出了个哥白尼，他断定地球围着太阳转；17 世纪出了个哥白尼的学生，断定地球并不围绕太阳转，而到了18 世纪，这个学生又断定地球确实围绕太阳转。然而在20 世纪，天文学家们断定，哥白尼和他的学生都是正确的，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现在依然如此。在对付一个哥白尼时，我们准备了火刑柱。然而在对付一个政治家时，数百万人民却无所适从，一个奇迹发生了，因为这个政治家告诉人民，最不可信的胡说是真实的，他在1940年认为真实的东西恰恰是他在1939年认为不真实的。
只要旧的理论还很好地起作用，就不要提出新的理论，这是科学的规则。然而，如果旧的理论证明是不适当的或错误的，那么人们就要找出它的错误，批判它，并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这些自然的程序对政治家来说是陌生的。不管有多少新事实补充了旧事实，不管暴露出多少错误，旧理论继续作为口号而存在，而新事实则被当作虚幻之物受到掩盖或忽略。在欧洲，民主的俗套已使成千上万的人民感到失望，因而敞开了通向法西斯主义专政的道路。民主的政治家们未能返回到民主原则的出发点上，根据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根本变化来纠正这些原则，使其向有益的方向发展。最近的投票是按俗套进行的，而正是这些俗套过去在欧洲被不光彩地废除了。
人们打算思索并设计一种和平制度，把它付诸于投票。显然，没等这一计划开始实施，人们就在这一制度面前退缩了。和平与人类合作的因素是在人的自然劳动关系中具体体现出来的，它们为和平保证的发展提供着基础。它们不应是“被引进的”，而应是已经存在的。一个好医生不会给一个被判定有病的有机体“引进”一种“新的健康”。他寻找的那些健康因素是在生病的有机体中自发地呈现的。当他发现了它们时，他就用它们来抵制疾病。当人们通过社会科学，而不是用政治纲领和观念来对付生病的社会有机体时，亦是如此。唯一可行的是，发展那些呈现出来的现实的自由条件，
排除阻碍这种发展的障碍。但这应该有机地来做。人们没有理由把有保证的自由强加给一个生病的社会有机体。
对群众与国家的关系的最好说明莫过于以苏联为例。其理由是：1917年社会革命的基础工作是由一种已经受10年检验的社会学理论来准备的。俄国革命运用了这种理论。成千上万的人民参加了社会大变动，经受住了社会大变动，为它而高兴并把它留传下来。在20年时间里，在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社会学理论和群众有什么变化呢？'
如果人们严肃地关心民主问题，就不能忽视苏联的发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克服困难的劳动民主方式与形式的民主政治化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对苏联的态度上。
1936年：说出真理，但如何说、何时说？
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爆发了，一个接一个的事件蜂拥而来。没有人知道或能够知道在以后的几月和几年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没有调停这些事件。在国际上它分裂了。不管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反正它缄默了，或者说它以非常随意的方式遵循这种或那种政治观点。应该承认，苏联在日内瓦通过利特维诺夫和约为和平作了斗争，但作为一个社会先驱，它完全失败了。新的梦想不到的灾难可能发生。人们不得不为此做好准备。从灾难中可以产生一种新的解决社会混乱的办法，但灾难也可能不留任何痕迹而消失，就像1918年和1933年德国的情况一样。人们应该确信，人们在结构上为社会大变动做了准备。人们应该特别小心，不要卷入许多混乱而矛盾的日常政治观点的绳索之中。有必要使自己摆脱日常的政治骚动，同时又同社会过程保持密切接触。更重要的是在人类结构问题上多做工作。特别有必要弄清楚苏联的发展。德国、英国、美国、中国以及其它地方的亿万劳动人民紧跟着苏联迈出自己的每一步。那些通晓群众心理学的人知道，如果除了德国的灾难而外再加上对苏联的失望，那么，争取获得明确的认识将是科学地幸免于新的战争的首要先决条件。
欧洲战争，即一代人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仍有时间思索这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带来什么变化。人类思想仍有可能——即使对人类行动来说不再可能——对付新的大屠杀，了解战争精神变态，这种了解对战争贩子将是致命的。那些懂得这一点的人，渡过了一段艰苦时期，保持了自己头脑清醒和情绪稳定。但他们应该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这个在非洲开始并很快蔓延到全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将不得不结束。所以，问题的答案是“处死战争贩子”和“消灭战争原因”。但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
显而易见，1935年苏联的发展遭受了严重厄运的打击。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民主政治家尽管经常谈论这种厄运，却不力图追溯它的根源。他们未能返回到恩格斯和列宁的真正民主的努力上，更新他们关于苏维埃社会的社会学出发点的知识，并由此理解苏维埃社会以后的发展。在欧洲，不能忽视这些真正民主的先驱，正如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人不能忽视美国的宪法和像杰佛逊、林肯这样的美国先驱的基本思想一样。恩格斯是德国民主的最杰出的倡导者，就像列宁是俄国民主的最杰出的倡导者一样。他们没有落入俗套；他们进到了民主的核心。他们被人们回避了。不管是由于人们害怕被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还是由于害怕丧失自己的学术或政治地位，反正他们被回避了。恩格斯是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列宁是一个富有的官吏的儿子。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后代，他们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学（附带说，这也是在“资产阶级圈子”里产生的）中发展出一种真正民主的体系。
恩格斯和列宁的民主思想框架被忽视了。它对欧洲人的意识的要求太高了，而且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它对俄国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要求也是太高了。对他们来说，它是不可及的。
在1944年的今天，如果不回顾自然的劳动民主在恩格斯和列宁从1850年到1920年的社会政治观念中采取的形式，就不可能描述自然的劳动民主。我们还应回顾它在从1917年到1923年前后苏联早期发展阶段采取的形式。俄国革命是一次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的行动。正因为如此，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它持久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对每一种真正民主的努力来说，它是一次巨大的教育。实际地说，现在不要过于指望那种对俄国反希特勒战争的英雄主义行动所抱的纯情感的同情。在1919年到1923年期间是没有这种同情的，而在1943年这种同情的动机也具有非常含糊的性质。它们与其说是出于达到真正民主的愿望，毋宁说是出于自私的战争利益。
以下对苏联发展的考察最早写于1935年。人们也许会问，它当时为什么没有发表呢？这需要作个简短的解释。在欧洲，在政党之外是不可能从事关于群众心理的实际工作的，谁要是不被政治利益吓住而从事科学考察，并作出和政党政治不一致的论断，谁就很容易被开除出组织，因而丧失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所有政党意见是一致的。政党不按真理，而按幻想来调整自己的方向，这些幻想通常都符合群众的非理性结构，这是政党的本性。科学的真理完全和政党政治家借助于幻想来千方百计地摆脱困难的习惯相抵触。可以肯定，从长远来看，幻想是毫无用处的，自1938年以来的欧洲已非常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从长远来看，科学的真理是社会生活的唯一可靠的指导路线，但那些仅限于苏联范围的真理只不过是萌芽，还不足以激发舆论，更不用说激发群众热情了。它们不过是良心的责备。为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有必要普遍地促使人们接受事实，尤其向广大劳动人民阶层揭露一切政治的根本的非理性性质。
当人们确定一个事实时，人们不关心它是否受欢迎，只关心它是否适用。因此，人们总要和政治发生尖锐冲突，因为政治不关心一个事实是否适用，只关心它同这个或那个政治集团是否相抵触。因此，科学的社会学家没有轻松的时候。一方面，他的任务是揭示并描述实际过程；另一方面，它必须同根本的社会运动保持接触。因此，在发表令人窘迫的事实材料时，他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他的正确论述将对那些主要受政治非理性主义所影响的人民群众起什么效果。一种带有某种程度的理智性的社会科学观点，只有在它被生活中的群众自发地吸收时，它才能促成并成为社会实践。在关于社会基本必然性的合理观点能被普遍地和自发地吸收之前，过时的不利于自由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制度就应该消除殆尽。但这些体系和制度的消除殆尽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例如在美国，政客的发怒和大惊小怪已使人们普遍地但不是很科学地认识到，政治家构成了社会机体上的癌变。在1935年的欧洲，人们根本没有这种认识。政治家决定着应把什么东西当作真实的，应把什么东西当作虚假的。
通常，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早在它以有组织的形式表达和表现出来之前，就开始在人民中间具有一种或多或少明确的形式。今天，1944年，对政治的仇恨，一种建立在具体事实上的仇恨，无疑已成了普遍的。如果现在有一个社会科学家集团作出了正确的观察和概括，即明确反映着客观社会过程的观察和概括，那么，“理论”就必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感情相一致。仿佛有两个独立的过程按一个聚合方向运动，在一点上结合起来，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过程及群众的意志和社会学知识合而为一。每一地方的重要的社会过程看起来都是如此。1776年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解放，遵循了这一过程，1917年俄国社会从沙皇国家中获得解放，也遵循了这一过程。离开了正确的社会学工作，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假使客观过程和群众的意志都已达到成熟的程度，但如果没有任何科学原则来使它们结合起来，这种成熟就会重新消失。1918年的德国就是这样，皇权被推翻了，但没有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
如果科学意识的过程没有有机地从旧观点中成长起来，就像社会过程没有有机地从现实生活灾难中成长起来一样，那么，科学过程和社会过程也就不会融合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的统一体。我之所以说有机地成长起来，是因为不可能“发明”、“想出”或“设计”一种新的秩序。它应该在同人类动物生活的实践事实和理论事实的密切联系中，有机地成长起来。正因为如此，所有“从政治上掌握群众”、“把“革命观念”强加于群众的企图都要失败，只会导致喧闹的和有害的发怒和大惊小怪。
对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质是不能用纯经济的社会生活观来解释的。对这种特殊性质的意识和对1940年苏联权威主义和民族主义结构的意识，在每一地方都自发地发展起来了。任何政党都对付不了它。人们普遍地、潜在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根本对付不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正如斯大林的“苏维埃民主”对付不了列宁的社会民主一样。到处都可以看到，旧的观念再也不适用于新的过程。那些直接关注人类基本生活的人，那些对生活各界和各民族的男男女女有确切认识的人，如医生和教育者，不容易被政治口号所迷惑。那些一直是非政治的并唯一为自己的工作而生活的人，处于一种特别好的地位。正是欧洲的这些“非政治的”各界人士，这些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的男男女女，容易接受重要的社会见解；而那些在这一或那一时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这一或那一政党机构保持一致的人，是僵化的，不容易接受各种新见解。一般说来，他们以非理性的仇视态度来维护自己，仇视各种揭示权威主义、“极权主义”、专制的政权的新现象的尝试。如果人们还考虑到，一切政党组织，不管倾向如何，都有一种纯经济倾向，而专制者却不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经济过程上，而是建立在群众的非理性态度上，那么，人们就容易理解，一个在群众心理学领域里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不得不极其小心谨慎地行事。他所能做的一切是凭良心来记录社会发展是在证实还是在驳斥他的生物心理学见解。社会发展证实了这些见解！许多医生、教育工作者、作家、社会工作者、青少年、产业工人等，越来越深信不疑，政治非理性主义总有一天会死亡，自然的劳动、爱情和知识的要求将成为群众意识和群众行动的一部分，将不需要靠宣传运动来兜售理论。然而，我们不可能知道，在劳苦大众生活的自然感情克服政治非理性主义之前，政治非理性主义会造成多大灾难，用多长时间它才会因自己的行为被阻止。
继1933年德国的灾难之后，苏联迅速倒退到权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领导形式。相当多的科学家、记者和工人职员清楚，它是向“民族主义”倒退。但不清楚的是，它是不是步法西斯主义后尘的民族主义。
像“资本主义”一词一样，“法西斯主义”一词不是一个滥用的词。它是一个概念，意指一种非常确定的群众领导和群众影响：权威主义的一党制，因而是极力主义的。它是一种重权力而不怎么重客观利益的制度，而且为了政治目的而歪曲事实。因此，有“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党人”，也有“法西斯主义的犹太人”。
如果有人在当时发表这样的见解，苏联政府就会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倾向”和“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义”的例子。苏联人民群众仍然具有1917年革命的动力。他们的物质状况在改善，根本没有失业问题。人们享有向每一个人推荐的体育运动、剧院、文学等等。经历过德国灾难的人知道，这些所谓的人民的文化享受根本说明不了该社会的性质和发展。一句话，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苏联社会的东西。看电影、上剧院、读书、搞体育运动、刷牙和上学，当然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构成一个专制国家和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在专制国家和真正民主的社会里都“享受文化”。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一个典型的根本错误是把公寓、公共运输系统或新学校赞颂为“社会主义的”成就。公寓、公共运输和学校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一个社会的技术发展的某种情况。它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是被压迫的臣民还是自由的工人，他们是有理性的男女还是非理性的男女。
既然苏联人把每一种技术发明都当作“共产主义特有的”成就才颂扬，那么苏联人民就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存在的。因此，人民也就不可能理解苏维埃民主向民族主义的退化，或切身意识到这种退化。群众心理学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它并不因为一种东西是真理就宣称它为“客观的真理”。它首先要问普通劳动人民将对一种客观过程如何反应。
这种方式会自动地排除政治的滥用。也就是说，如果某人觉得他发现了一个真理，它就有义务等待它在客观上独立地表现出来。如果没有出现这种表现，那么，他的真理就根本不是真理，它仍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欧洲和别的地方紧跟着苏联的灾难性倒退。因此，我把关于“群众与国家”的关系的考察印了大约100个副本送给欧洲、苏联和美国的从事性经济和群众心理学的各种朋友。我在1929年预言，苏维埃民主会退化成一种极权主义专政，我依据的事实是，苏联的性革命不仅受到阻碍，甚至被有意压制[1]。众所周知，性压制会使群众机械化并奴役群众。因此，凡在我们碰到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生活进行权威主义和道德主义压制，即进行受法律支持的压制的地方，我们可以确定地推断，在这种社会发展中有强烈的权威主义专制的趋势，不管统治的政治家使用什么口号。相反，凡在我们碰到重要的社会制度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生活持同情的肯定的态度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断出有真正民主的社会趋势，但只是就这些态度表现的程度而言。因此，早在1929年，当反动的性态度在苏联越来越盛行时，人们有理由作出结论说，在社会领导中正出现一种权威主义的专制的发展。我在《性革命》中非常彻底地考察了这一点。从1934年开始通过的官方法律，即重新制定的反动的性法律，证实了我的预言。
[1]参见赖希《性革命》。
当时我不知道在美国己出现了对性经济问题的新态度。这种态度后来推进了对性经济的认可。
我再次要求那些得到我这本非正式的小册子副本的朋友，认真思考一下这个小册子，如果他们大致认可它，就把它转给附近的其他社会学家，以便使这些社会学家能够了解苏联发展中的矛盾。无论如何，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或在群众会议上宣读过。事件本身将决定它何时公开讨论。在1935年到1939年期间，越来越多的重要的社会学学派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了苏联向权威主义形式退化的原因。这种理解取代了人们对这种“倒退”无益的愤慨。人们开始懂得，苏联的进一步发展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渴望权威的心理结构上的，而苏联领导却不关心这一事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
“人民群众中发生了什么？"
“如何”建立一种新社会秩序的问题，是和广大群众，即非政治的、受非理性影响的劳动人民的性格结构问题完全一致的。因此，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群众的失败：尽管他们有时在社会框架中成功地破坏了政治反动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但在他们自身的结构中，因而在每一新一代中再生了这种意识形态和这些生活方式。此时既没有提出，也没有理解“广大非政治的人民群众如何思考、感觉和反应”的问题。因此，几乎不可能以实践的方式来把握它。这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在1935年萨尔举行的公民投票场合下，维也纳社会学家威利·施拉姆写道：
事实上，那个能使我们感受到社会群众为了靠自己的力量改进社会而受理性、受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认识所指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事实上，群众具有塑造社会的作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业已证明，群众是完全被塑造的，他们是无意识的，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有权或无权现象。他们没有任何历史使命。在20 世纪，在这个坦克和无线电的世纪，他们没有任何使命——群众已被排除在社会形成过程之外。
施拉姆是正确的，但也是拿不出果实的。他没有问群众的这种态度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内在固有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对他没有理解错的话，即使部分说来，他也不抱任何希望。
应该明确地认识到，这些观察不仅是不流行的，而且经常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在那些还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恰恰在幻想，这些群众实际上是自由的和自由主义的，只要那些可恶的希特勒们不存在，地上的天堂是有保证的。正如私下和公开的讨论一再表明的那样，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家根本没有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群众由于他们长达一个世纪的压抑，不可能是自由的。他们不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而且在提到这一事实时还经常作出不安和威胁的反应。然而，俄国自1917年以来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证明了群众不可能自由这一断言的正确性。没有这种见解，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洪水。
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我对真实事态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我发现自己同善良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家发生了严重冲突。然而，发表我的观点的时机似乎成熟了，所以在1933年我写了本书第一版。在一个题为《什么是阶级意识？》的小册子里，恩斯特·帕雷尔阐明了我对社会主义政治的看法。
实际上，我的诊断很容易使人们感到绝望，因为如果一切社会事件都取决于群众的结构和行为，如果群众的确不能够自由，那么，法西斯主义专政的胜利就是确定无疑的了。但这种诊断不是绝对的，不是没有潜在含意的。它可以被两个附带的心考虑根本改变：
1.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不是内在固有的。人民并非永远无能力自由。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可以成为有能力自由的。
2.正如性经济社会学借助于治疗经验所彻底证明的那样，对幼儿、青少年和成人的生殖器性活动的社会压抑，是使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的机制。这种压抑不是万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作为父权制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可以被消除。总之，如果对群众的自然性活动的社会压抑能被消除，如果这种压抑是无能力自由的性格结构的核心机制，那么结论将决非是没有希望的。为了为社会清理道路，就要把握我们叫做“情感瘟疫”的一切社会条件。
施拉姆的错误，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的错误在于，在他们证实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这一事实时，他们未能从他们非常熟悉的性经济社会学中得出实际的结论，并倡导这些结论，特别是埃里希·弗洛姆[1]，后来完全无视人民群众的性问题及其同畏惧自由和渴望权威的联系[2]。我对此一直不能理解；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弗洛姆的立场基本上是诚实的。但性否定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打出了许多不容易被合理理解的牌。
读者将注意到，着重点已从对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社会学考察完全转向了对群众心理、性经济和性格结构的因素的考察。关于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关于对自然的性活动的压抑是产生性格禁锢的主要机制的诊断，尤其是关于责任从个别组织或政治家向无能力自由的群众转移的诊断，是思想上，因而也是对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上的巨大调整。人们更可以理解各种政党无休止的抱怨：“至今还没有成功地影响劳动群众。”人们理解了群众为什么“是完全被塑造的，他们是无意识的，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有权或无权现象”。
[1]在他的著作《权威与家庭》和《逃避自由》中。
[2]以前他曾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性道德的开始》的称赞性评论。该书研究原始社会性道德的侵入和性格奴役的侵入。
尤其是，人们理解了法西斯主义是靠种族主义来麻醉群众的。人们理解了那些带有纯经济倾向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束手无策和软弱无力，理解了他们面对20 世纪上半叶的灾难事件而无能为力。现在可以把每一种政治反动形式都追溯到情感瘟疫上，因为自权威主义父权制侵入以来这种瘟疫日益在人民群众的结构中固定下来。
现在，真正民主的革命运动的唯一任务是指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领导”）那些因几千年来基本生活的压抑而变得冷淡、无辨别力、生物病态和奴性化的人类群众，指导他们直接意识到每一种压抑，学会迅速地、最终地、一劳永逸地摆脱各种压抑。防止神经病要比治疗神经病容易些。保持有机体健康要比消除有机体的疾病容易些。使社会有机体摆脱专制制度也比消灭专制制度容易些。真正的民主指导的任务是使群众跃过现在的自身。但只有当人民群众在自身的行列中产生一些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不是同外交家在政治代数学上竞争，而是为人民群众思考和计算人民群众由于自己的不幸、缺乏训练、受元首思想和非理性主义瘟疫束缚而不能亲自思考和计算的东西时，人民群众才能超越自身。一句话，我们使人民群众为每一社会进程负起责任。我们要求他们负起责任，我们反对他们不负责任。我们把过失归于他们，但我们不像控告罪犯那样来控告他们。
对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秩序来说，单是消灭专制的权威主义社会制度是不够的。对它来说，还有比建立新制度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在人民群众的性格结构中固定下来的权威主义的绝对主义没有通过教育和社会卫生而被清除，这些新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退化成专制的权威主义的形式。并非是我们一边有革命的天使，另一边有反动的恶魔，贪婪的资本家和慷慨的工人相对立。如果社会学和群众心理学想具有一种真正科学的实践功能，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使自己摆脱非黑即白的政治观察方式。它们应深入到以权威主义方式产生的人的矛盾性质核心之中，帮助查出、说出并清除掉劳动人民群众的行为和结构中的政治反动因素。应该特别强调，这些真正的社会学家和群众心理学家应该把自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现在人们已经明白，生产的国有化或社会化本身不能使人类奴役起哪怕最微小的变化。一个人买、一块地皮来建造一所他生活和工作的房屋，这块地皮只是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不是这种生活和工作本身。把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当作人类动物社会的生物—社会过程的本质，无异于把这块地皮和这所房屋同抚养孩子等同起来，或把卫生和工作同跳舞和音乐等同起来。但正是这种纯经济的生活观（列宁甚至在他那时就强烈反对这种观点）, 迫使苏联倒退到权威主义形式。
苏联引入的经济过程也有可能改变人民的状况——这是1920年前后的期望。诚然，扫除文盲并把一个农业国改造成一个工业国，是巨大的成就，但不能被吹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成就，因为超资本主义的政府也以同样的方式而且经常更大范围地取得这些成就。
自1917 年以来，群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一直是：从俄国1917年的社会大变动中出现的文化是否将产生一种人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从根本上和本质上不同于被推翻的沙皇权威主义社会秩序？俄国社会的新社会经济秩序是否将在人的性格结构中再产生出来，它将如何再产生出来？新的“苏联人”能不能是自由的、非权威主义的、有理性的、自治的，他能不能把这些能力传给他的孩子？以此方式在人类结构中发展起来的自由，能不能使各种权威主义的社会领导成为不必要的，甚至成为不可能的？苏联是不是存在着权威主义专制制度，这应是判断苏联人发展的性质的明确标准。
可以理解，整个世界以紧张的期待之情遵循着苏联的发展——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是忧心忡忡，在别的地方则是欢欣鼓舞。但总的说来，对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非理性的。不论是对苏联制度的维护还是对它的攻击，都是不加批判地。有一些知识分子团体采取的立场是：“苏联也有一两件可夸耀的东西。”这听起来就像是希特勒分子说“也有正派的犹太人”一样。这些情感判断既无意义，又无价值。一句话，它们是不结果实的。苏联领导人有理由抱怨，人们的确没有实际地为俄国社会做任何事情，只是对它吹毛求疵而已。
理性的进步的社会发展力量同反动的阻碍和倒退力量的斗争在继续着。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努力，向前发展的经济条件明显比那些作为刹车闸的力量得到了更好的理解。没有人想到提出群众的非理性主义的问题。因此，初期大有希望的向自由的发展，停顿下来了，然后又向权威主义形式倒退。
理解这种倒退的机制，比起像欧洲各共产党那样否认这种机制，更有意义。这些共产党虔诚地、狂热地和盲从地维护在苏联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使自身丧失了解决社会困难的各种实际能力。可以肯定，长远来看，对人类性格结构的非理性矛盾作出自然的科学阐释，比愚蠢地空嚷拯救更有利于苏联的发展。这种科学的方式也许是不愉快的和痛苦的，但实际上它是由更深刻的友谊感情而不是由政治口号激发的。那些从事日常实际工作的苏联人非常清楚这一点。我只能证实，在当时性经济的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像苏维埃制度的战士一样是持关心态度的。
这种关心肯定是有理由的。在工厂里，权威主义的“负责任的”经理取代了起初的“三结合领导”和民主经济生产的建议者。
在学校里，最初的自治尝试（多尔顿计划等）失败了；不管怎样用形式上的学生组织来伪装，都重新引入了旧的权威主义的学校管理。
在军队里，严格的军衔等级制取代了最初的直接的民主的军官制度。而起初，“苏联元帅”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发明，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它使人联想到“沙皇”和“德皇”。
向权威主义和道德主义观点和法律的种种倒退迹象，在性经济社会学领域搜集起来。我在1936年的《文化斗争中的性活动》[1]一书第二部分对此作了彻底描述。
[1]英文版以《性革命》为名发表。
在人类交往中，猜疑、玩世不恭、搞诡计和拜占庭式的服从越来越流行。如果说在1929年普通苏联人的气质充满了为五年计划而献身的精神并对革命的成功满怀希望，那么，在1935年人民的感情和思维中就明显有一种推诿、不稳定和为难的波动。人们感受到了玩世不恭、失望和某种“世俗的狡猾”，而这些是同严肃的社会目的不相容的。
不仅苏联的文化革命失败了，而且在几年时间里文化过程中的这种倒退也窒息了整个世界的热情和希望。
如果发生了一种社会的倒退，这不是社会领导的过错。但如果这种社会领导(1)极力把这种倒退吹成进步，(2)自称是世界的拯救者，(3)枪毙那些要他记住自己的义务的人，那么这种社会领导就加剧了这种倒退。
或迟或早他将不得不让位于一种不同的社会领导，即坚持社会发展的普遍有效原则的社会领导。
“社会主义向往”
早在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先决条件有科学认识之前，就有了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向往。被剥夺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几千年来一直不断。正是这些斗争提供了关于被压迫者的自由渴望的科学认识，而不是相反，像法西斯主义人物认为的那样。不能否认，恰恰是在从1918年到1938年这个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的时期，社会主义者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失败。恰恰是在一个应该为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的成熟性和合理性提出活生生的证据的时期，工人运动分裂了，成了官僚的，越来越脱离它最初由之产生的对自由和真理的渴望。
亿万人的社会主义向往是摆脱各种压迫形式的强烈欲望。但这种强烈的自由欲望伴随有对责任的畏惧，因而是以妥协的形式出现的。人民群众对社会责任的畏惧，使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政治领域。然而，卡尔·马克思制定了社会独立的经济条件，在他的科学的社会学中我们发现根本没有提到国家是社会主义自由的目标。“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政党官僚的一种发明。现在，“国家”被认为带来了自由。你们看，带来自由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国家。下面我想表明，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念不仅同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毫无关系，而且恰恰相反，代表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歪曲。不管它是多么无意识地产生出来的，这种歪曲应归因于人民群众结构上的束手无策，尽管人民群众充满了强烈的自由欲望。人民群众一方强烈地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在性格结构上害怕承担自治责任，这种状况在苏联产生了一种国家形式。这种国家形式越来越不符合共产党人最初的纲领，最终采取了一种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和专制的形式。
让我们勾画一下最重要的社会自由运动的基本的社会主义特点。
人们经常恰当地把早期基督教运动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也把古代奴隶造反和中世纪农民战争视为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由于缺乏工业条件的发展和国际交往手段，也由于缺乏社会学理论，这些造反和战争没有成功。根据社会主义奠基人的社会学，“社会主义”只有在国际规模上才是可思议的。民族的甚至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是社会学的胡言乱语。在这个词的最严格意义上，它是一种群众蒙蔽。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医生找到了一种药物来抵制某种疾病，把这种药物叫做“血清”。现在来了一个奸商，他想利用人民的疾病赚钱。他调制了一种造成这种疾病的毒药，而这种毒药又唤起人们重新恢复健康的强烈欲望，他把这种毒药叫做“良药”。这个奸商就是那个医生的民族社会主义继承人，如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是卡尔·马克思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继承人一样。
正确地说，这个想在疾病上发财的奸商应该把他的毒药叫做“毒素”。但他却把它叫做“血清”，因为他非常清楚他的毒素作为药是卖不掉的。“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的”语词也是这样。
那些曾具有非常确定的意义的语词，如果被任意地使用，就会导致无可挽回的混乱。“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同“国际的”概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的理论以一定程度的国际经济成熟为前提。帝国主义争夺市场、自然资源和权力中心的斗争，不能不带有掠夺性战争的特点。经济无政府状态不能不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经济的混乱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销毁过剩商品以阻止价格急剧下跌，而人民群众却忍饥挨饿。私人对集体产品的占有，不能不同社会需要发生尖锐冲突。国际贸易不能不开始感到，民族国家的关税限制和市场原则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自1918年以来，全球居民的国际态度和倾向已明显有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前提。飞机缩短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并沟通了以前在文明程度上有着相当于儿千年差异的地区。国际交通日渐迅速地发展起来，开始消除前几个世纪的文明裂痕。19世纪的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的裂痕不知要比20世纪中期的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的裂痕大多少倍。资本主义的冒险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约束。一句话，国际主义的社会经济前提飞跃地增长起来[1]。然而，人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并没有随着这种国际主义的经济成熟而相应发展。尽管国际主义的观念继续沿着经济路线发展，但它在人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这不仅表现在工人运动中，而且也表现在欧洲的民族主义独裁者的发展中，如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国的多里奥和拉瓦尔、俄国的斯大林、芬兰的曼纳海姆、匈牙利的霍尔蒂，等等。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社会经济进步同人的结构上的倒退之间的这种分离。工人国际向沙文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堕落，甚于过去一直是国际性的旧自由运动的崩溃。它是被压迫社会阶层中间巨大规模的情感瘟疫的前所未有的爆发，而以前被压迫社会阶层的伟大心灵曾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在世界上创造一种新秩序。这种“民族社会主义”堕落的最低点是美国的白人工人对黑人工人所抱的种族仇恨，以及一切社会政治的首创精神和大联合前景的丧失。当自由观念被军士们的精神所利用时，自由也就陷入困境之中。旧的残忍的非正义，向那些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出卖的群众进行了报复。掌权的资本家的无耻剥削和不负责任，像飞镖一样投出后又返回来了。既然国际主义的观念未能在人的结构中扎下根，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就利用对国际社会主义的强烈欲望，先发制人地占了上风。在那些由被压迫等级中提拔起来的“军士们”的领导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局限于民族的、孤立的、互相敌视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仅仅给人以革命的外观。为了使事态恶化，一些完全民族主义的运动成了国际运动，这无疑是由于其追随者过去的国际主义倾向的结果。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成了国际法西斯主义。按这个词的严格意义，它在国际的规模上以一种反常的“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形式吸引了群众。以这种形式，它粉碎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真正民主的起义。那些和人民群众相脱离的真正革命者的英勇战斗(1934—1936)是又一次塞莫皮莱战斗[1]。
[1]这一过程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大大加速了。
在所有这一切中明显表现出来了群众结构的非理性主义以及一般的政治。有几年，德国工人群众曾抵制革命国际主义的纲领。然而，从1933年开始，他们遭受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所要承受的痛苦，却没有享受到这场社会革命所会给他们带来的一丝成果。他们完全欺骗了自己，并被他们自己的非理性主义，即被他们对社会责任的畏惧所击败。
这些事实是很难理解的。然而，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我们还应作出真诚的努力来理解它们。
自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种国际的普遍的人类倾向已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基础。然而，令人担心的是，如果负有责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未能尽早地摆脱他们夸张的学术主义，未能积极参加事件过程并作出真诚的努力来帮助澄清事件，那么迟早有一天会产生甚至更狂热的非理性的群众反应，更致命的社会灾难。在社会学的探索方式上已有了一种从经济学向人民群众结构的根本转变。我们不再探询劳动民主的国际主义的经济前提是否已经成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如果具有了充分成熟的国际的社会经济条件，那么，还会有什么样的障碍阻止国际主义观念在人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中扎下根来并发展起来？如何不算太晚地克服群众的无社会责任心和权威癖好？可以正确地说，在这第二次国际战争中，占居生死攸关地位的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如何防止这次战争堕落成一种新的甚至更残忍、更致命的沙文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专制的民族主义呢？政治反动势力以性格盔甲、畏惧责任、无能力自由为形式，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摧残生物功能的流行病，存活在人类结构中和被压迫群众的思维和行动中，并在其中起作用。这些都是重大的事实。未来几个世纪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有无能力以自然的科学方式来对付它们。各主要学派都有重大的责任。靠政治空谈和仪式，根本解决不了这样的决定性的任务。我们的基本口号“够了！不要更多的政治！要触及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不是玩弄词句。最令人惊愕的事实是，世界的20亿人口并没有集合起消灭一小撮压迫者和变态的战争贩子的能量。由于人们对如何才能最好地达到自由而又不直接造成人类结构及其社会制度的痛苦调整问题众说纷纭，人的强烈的自由欲望未能成为一种现实。
[1]塞莫皮莱是希腊东部一山隘，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军队在此处为波斯军所歼灭。——译者注
无政府主义者（即工团主义者）极力想达到社会自治，但他们拒不承认人类无能力自由这一重大问题，他们反对对社会发展的任何指导。他们是空想主义者，他们在西班牙垮台了。他们只看到了强烈的自由欲望，但他们把这种强烈的欲望同实际的能自由的能力和摆脱权威主义的领导而工作生活的能力混为一谈。他们反对政党制度，但他们又说不清楚被奴役的人民群众怎样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单是仇恨国家不会有更多的结果。裸体营[1]也不会带来更多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更深刻、更严肃。
国际基督教徒宣扬和平、博爱、同情、互助。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是反资本主义的，他们从国际角度来设想人类存在。他们的观念基本上符合国际社会主义，例如在奥地利，他们自称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然而，具体地说，他们反对而且继续反对社会发展的每一步，而这种社会发展恰恰趋向的是他们作为自己的理想来宣扬的目标。特别是天主教的基督教，早就丧失了最初的基督教运动的革命的即造反的特点。它诱使它的几百万信徒承认战争是命运的安排，是“对原罪的惩罚”。战争的确是罪恶的结果，但这种罪恶完全不同于天主教所想象的原罪。对天主教徒来说，和平只有在天堂里才可能存在。天主教会要求人们忍受现世的痛苦，因而系统地毁灭了人达到自由目标、以真诚的方式为自由目标而战斗的能力。当它的主要教会，即希腊正教教会遭到轰炸时，它并不抗议，但当炸弹落在罗马时，它却强求于上帝和文化。天主教造成了人民群众结构上的无能，结果在他们遭受不幸时，他们不是信赖自己的力量和自信心，而是求助于上帝。天主教使人类结构既失去了能力也害怕快乐。由此而产生一大批性虐待狂。德国的天主教徒赐福于德国的武器，美国的天主教徒赐福于美国的武器。同一个上帝领导着两个死对头都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这种非理性的荒谬性再明显不过了。
社会民主党，效仿伯恩斯坦来采纳马克思的社会学，但在群众结构问题上也失败了。它像基督教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靠群众在追求幸福和不负责任之间的妥协来生存。因此，它向群众提供了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一种“社会主义教育”，而这种教育的基础不是有力地、真正地解决具体的生活任务。他们梦想社会民主，但他们不理解人民群众的结构必须发生根本变化才能够是社会民主的，才能够以“社会民主的”方式生活。在现实实践中，它丝毫没有表明，公共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幼儿园等等应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起作用。而且，它也没有认识到，应该尖锐而客观地反对各种反动的倾向——包括本阵营内的那些反动倾向，最后必须使“自由”一词具有实现社会民主的具体内容。更切合实际的是，在掌权时要利用一切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动势力，而不要等到丢了权之后才鼓励这样做。在欧洲许多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曾经有必要的权力来废除人内心和外在的父权制权力。这种父权制权力是在几千年里积累起来的，最后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获得了它最血腥的胜利。
[1]裸体主义者实行其主张的场所。——译者注
社会民主党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它假定那些因几千年的父权制权力而致残的人，无需任何进一步的准备，就有民主的能力，就能管理自己。它道貌岸然地反对那些为理解人的复杂结构所做的十分科学的努力，如弗洛伊德的努力。因此，它不得不在自己的队伍内采取专制的形式，并在队伍外进行妥协。我们可以对妥协作善良的理解，认为应该理解别人、反对者的观点，如果别人的观点比自己的观点强，就赞同别人的观点；但那些由于害怕突然发生对抗而牺牲原则的妥协，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后一种妥协中，妥协者经常做出草率的努力来和那些大搞谋杀的死敌“融洽相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乏这种十足的宫廷管家。
在意识形态上，社会民主党是激进的；在现实实践中，它是保守的。“殿下和阁下的社会主义反对派”之类的话就表明了它的立场经常是多么荒谬可笑。无须深思便可看出，它帮助了法西斯主义，因为群众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失望的激进主义加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主义”。社会民主党建立在群众的矛盾结构上，但它并没有理解这种结构。
不能否认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具有一种民主倾向，但在实践上它们是保守的行政机关，不愿意根据基本的科学知识做出自由努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利润利益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所有别的利益。欧洲资产阶级失去了它们在1848年最初具有的革命特点，比基督教失去自己的革命特点更迅速、更彻底。自由的措施是一种礼仪，是人们毕竟有“民主”的保证书。这些政府都没有说明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如何摆脱自己盲目接受和渴望权威的状况。它们手中握有一切权力，但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仍是一本盖有七个印章的书。在这些政府的圈子里，甚至不可能提出基本的问题，即群众的性问题。把奥地利多尔福斯政府颂扬为民主行政管理的一种模式，完全是缺乏社会意识。
那些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强大的资本家，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决定谁来执政。基本上，他们的行为是目光短浅的、自我毁灭的。凭着他们的权力和资料，他们能刺激人类社会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成就。我指的不是建造宫殿、教堂、博物馆和剧院。我指的是他们的文化观的实际实现。他们完全疏远了那些只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出卖的人。他们从心底蔑视“人民”。他们是可怜的、受限制的、玩世不恭的、傲慢的、贪婪的，而且经常是不讲道德的。在德国，他们帮助希特勒夺取了政权。他们证明自己完全不配社会曾委以他们的角色。他们滥用了他们的角色，而不是用来指导和教育人民群众。他们甚至不能制止那些威胁着他们自己的文化体系的危险。作为一个社会阶级，他们越来越堕落了。就他们本身熟悉劳动和生产过程而言，他们了解民主自由运动。但他们根本不帮助这些运动。他们鼓励的是出风头，而不是知识。封建领主一度鼓励艺术和科学，他们后来被资产阶级推翻了。但资产阶级的资本家对艺术和科学的客观兴趣，比显赫贵族对艺术和科学的客观兴趣，要少得多。在1848年，资产阶级的资本家的儿子尚能在街垒中洒热血，为民主理想而战斗，而1920年到1930年资产阶级的资本家的儿子却利用大学讲坛嘲笑民主的示威运动。后来，他们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沙文主义的精锐部队。诚然，他们起了从经济上打开世界的作用，但又用关税制度窒息了这些成就，他们根本不注意如何对待从经济成就中产生的国际主义。他们迅速老化，而且作为一个社会阶级，他们行将就木。
我对所谓经济巨头的这种评价，并不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我来自这些集团，我非常熟悉它们。我为自己摆脱了它们的影响而感到高兴。
法西斯主义一方面产生于社会民主党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来自资本家的头脑狭隘和老化。它不是在实践上，而只是在意识形态上体现了它的先辈曾提倡的理想（这是唯一和那些其心理结构充满了幻想和人民群众有关的事情）。它包括了最野蛮的政治反动，这种政治反动在中世纪曾蹂躏了人类生活和财产。它以神秘的残忍的方式助长了所谓的本国传统，而这种传统同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真正感情和对土地的依恋之情没有任何关系。它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接替社会主义者起他们未起到的作用。它通过支配工业巨头，接替了资本主义。从此时起，“社会主义”事业便委托给了上帝派来的威力无比的元首。元首意识形态以前是靠权威主义学校而埋在人的结构中并被教会和强制性家庭所培育的，现在人民群众的无力和无能又加强了这种元首意识形态。由上帝派来的威力无比的元首“拯救”民族，这完全符合群众对拯救的强烈欲望。群众不能想象自己具有别的夫性，他们的屈从结构渴望吸收关于人的不变性和“人类自然地分化成少数领导者和多数被领导者”的观念。于是，责任交给了一个强者手中。在法西斯主义或别的鼓励法西斯主义的地方，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元首意识形态依赖于关于人的不变本性和神秘世袭观念，依赖于人民群众的无能、渴望权威和无能力自由。即使这种“人需要领导和纪律”、“权威和秩序”公式可以用人目前的反社会结构来证明合理，那种想使这种结构内在化并将其视为不变化的企图，也是反动的。这种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有最好的意图。那些不承认这种主观真诚性的人，就根本理解不了法西斯主义及其对群众的吸引力。既然从来没有提出、讨论或把握人类结构的问题，那么，非权威主义的自我调节的社会也就被视为空想的和乌托邦的了。
正是在从1850年到1917年这段时期，俄国革命奠基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政策有了一个开端。列宁的立场是：社会民主党失败了，群众不能靠自己的意志自发地取得自由。他们需要一种领导关系，这种领导关系是按等级线索建立起来并在表面上权威地行事的，但同时内在地具有一种严格的民主结构。列宁的共产主义总是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权威主义社会走向既不需要警察力量也不需要强制性道德的非权威主义的自我调节的社会秩序的社会形式。
从根本上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而不是纯社会的革命。它依据的政治观念是来自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而不是来自关于人的科学的。我们应该彻底弄懂列宁的社会学理论及其成就，以便理解那些后来使得俄国群众领导关系的权威主义的极权主义技术成为可能的弱点。有必要强调，俄国革命的奠基人根本没有关于人民群众的生物病态性质的暗示。但是，任何有理性的人也都不要指望，社会和个人自由在革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抽屉里是现成的。每一种新的社会努力都是建立在早期社会学家和革命领导人的错误和忽视上的。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包含着一些建立真正的社会民主的前提，但决没有包含所有前提。它追求一种自治的人类社会的目标。它认为，没有按等级线条建立的组织，当代人就不可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权威主义的纪律和忠诚，就不可能完成巨大的社会任务。正如列宁所设想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应成为为了废除各种权威而创造的权威。从一开始，它就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专政思想，因为它把彻底破坏自身作为自己的任务，也就是说，把用社会自我管理来取代权威主义政府作为自己的任务。
除了为社会民主建立经济前提而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任务是靠生产和商业的完全工业化和技术化来使人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即使列宁本人没有用这样的语句说，但是使人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也是他的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本质组成部分。根据列宁的观点，社会革命的任务不仅是消除奴役的表面形态和现实条件，而且根本上说，也是使男人和妇女不受剥削。
时间证明，创造社会民主的经济前提，与使群众的性格结构发生彻底变化的任务相比，是一件小事。为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和苏联民族主义的发展，人们首先应该懂得这个问题的极其重要性。
列宁的纲领的第一个行动，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成功。产生出来的国家机构完全由工人和农民的儿子组成。以前的封建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后代被排除出去了。
第二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行动，即用社会的自我管理来取代无产阶级国家机构，却未能实现。在1944年，即俄国革命胜利后的27年，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完成了第二个真正民主的革命行动。俄国人民被一种专制的一党制所统治，而位于这一党制顶端的是一个权威主义的元首。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斯大林“欺骗”、“背叛了”俄国革命吗？是他“篡夺了权力”?
让我们看看所发生的事情。
“国家的消亡”
追求一种在社会上和历史上不可能的目标，这不符合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任务不是编造体系，追求“更好的未来”的狂热梦想，而仅仅是按其现实发生的情况来理解发展，承认它的矛盾，帮助那些进步的和革命的力量取得胜利，解决困难，并使人类社会成为自身存在条件的主人。只有在出现了社会先决条件，人民群众的结构能利用这些条件取得最好的进展，即能够承担社会责任时，“更好的未来”才能成为一种现实。
让我们概括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将遵循列宁在19 17年3月到十月革命这段时期在《国家与革命》中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和阐释。
恩格斯和列宁论自治
在恩格斯最通俗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摧毁了对于“绝对的和永恒的国家”的信仰——用我们的话说，即那种认为社会的权威主义领导必不可少的观点。根据路易斯·摩尔根关于异教社会组织的考察，恩格斯作出结论说：国家不是永恒存在的。曾有过没有国家而起作用的社会，这些社会没有任何国家和国家权力的痕迹。当社会开始分裂成阶级时，当新兴阶级之间的对立对整个社会的存在构成破坏性威胁时，国家权力也就必然地产生出来。社会正迅速接近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是必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成了生产发展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
社会生活的自愿联合和自治，在异教社会里占统治地位[2]。国家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控制阶级对立”，保证社会的延续。不久，国家“照例”是服务于“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统治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3]。如果社会革命成功了，那么，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国家，即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领导和自下而上的服从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70页。着重号系赖希所加。——译者注
[2]见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母系制的特洛布里安德人的劳动纪律的考察。《性道德的开始》1934年第2 版对此有所阐述。〔《强制性性道德的入侵》企鹅版，197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译者注
恩格斯向我们描绘了向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过渡。开始时，“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把生产资料变成国家财产。这样一来，它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自身，消灭了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作为国家的国家”。在此之前，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凝结的一种有形的实体，但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就它是当时那个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的阶级的国家而言。在古代，它是占有奴隶的市民的国家。在中世纪，它是封建主的国家，后来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如果国家有一天真的成了整个社会的代表，它也就成了多余的。如果把国家当作它曾经成为的那种样子，恩格斯的概括是容易理解的。它不再是把阶级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纽带，而是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用来统治经济上软弱的阶级的一种工具。一旦不再有任何被压迫的阶级，一旦阶级统治和争取个体存在的斗争——在生产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斗争——随着暴行和冲突而消除，也就不再有可压迫的东西了，像国家这样的特殊压迫权力也就成了不必要的。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接管生产资料，也是它作为“国家”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从此时起，“国家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在一个又一个的领域里成为多余的，直到它用自身而死掉为止”。对人民的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经营所取代。国家不是“被废除”，而是“消亡”。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明了这一思想，并且一再强调它：在开始时，将不单纯是接管或稍微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机器），而是“打碎”它，用“无产阶级”和与它结成联盟的农民以及劳动者的“权力机构”取代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资本主义警察、资本主义官吏和官僚。这种机构仍然是一种镇压机构，但绝大多数生产者将不再受少数拥有资本的人压迫。相反，以前曾行使权力的少数人，将被多数人，即劳动人民所控制。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恩格斯描述的国家消亡的前提是废除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列宁还非常详细地说明了这种具有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过渡为什么是“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为什么直接实现非权威主义的自由的社会和“真正的社会民主”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和列宁都把“自由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口号当作华而不实的言辞来批判。无产阶级专政是从以前的社会形式向美好的“共产主义”形式的过渡。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只能根据社会向往的最终目标来理解。只有就这些目标已经在旧社会的子宫里明显发育起来而言，这些目标才能被理解。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中这些最终目标的典范是“自愿尊重”社会同居的规则，一旦国家（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得以实现，就建立一种自由的“共同体”取而代之；此外，还应努力在企业、学校、工厂、交通组织等等之中达到“自我管理”。一句话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组织“新的一代”，这一代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培养起来的，将能抛弃国家的全部废物，“包括民主共和制”〔恩格斯语〕 。只要国家“消亡”了，“自由的组织”会由此而生，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这种自由组织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
与此相关联，产生了两个有关苏联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1．“在自由的自治共同体里的自由一代的组织“是不可能”被创造的”。它只能“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国家的逐步消亡”为形式），应该在这个过渡时期达到一种发展和成熟状态，就像“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暂时的国家形式是从资产阶级——包括“民主的”资产阶级——专政中产生出来的一样。在1930年到1934年期间，苏联是否有“国家的消亡”和自由的自治共同体的逐步实现呢？其证据如何呢？
2.如果有，那么这种“国家的消亡”的性质是什么，“新一代的发展”的具体的、确实的和指导性的标志是什么？如果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国家为什么不消亡？那些支持“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和其它代表国家消亡的力量如何相联系？什么东西妨碍着国家消亡？
无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没有研究这些可能的后果。在1935年，它们成了迫切的问题。它们需要得到直接的回答。苏联的国家是否处在消亡过程中，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
同权威主义的国家秩序相对照，可以把劳动民主的本质描述为社会的自治。非常明显，一个应由“自由的个人”来组成的，应构成“自由的共同体”并管理自己，即“治理自己”的社会，不可能靠法令一下子创造出来。它应有机地进化。只有当它成功地创造一种运动的自由，也就是说，当它使自己摆脱那些与所向往的状况相对立的影响时，它才能以有机的方式为所向往的状况创造所有先决条件。达到这一目的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关于自然的劳动组织的认识，即劳动民主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先决条件。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没有意识到这些生物学的先决条件。社会的先决条件是和这样一个时期（1840年到1920年前后）相关联的，在这个时期，只有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和雇佣工人这两方。这时还谈不上具有政治倾向的中产阶级，也谈不上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也没有以反动方式结合起来推动国家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群众。因此，呈现的这幅画面与其说和1940年相联系，毋宁说和1850年相联系。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还没有像列宁的著作那样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即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国家完全停止下来”之间的差别。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恩格斯不像列宁那样面临着明确区别两个阶级这样的直接任务。在1917年，在夺取政权的前夕，列宁必须比恩格斯更为强调“过渡时期”的重要性。列宁更明确地规定了过渡时期的任务。
一开始，他要求用无产阶级的国家，即一种“根本不同类型的”国家领导体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列宁说，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废除，必须把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改变成一种具有“最大程度的完善性和一致性”的无产阶级民主，把为了镇压某个阶级之目的而作为一种特殊权力的国家变成一种“不再是真正的国家”的制度。当绝大多数人镇压他们的压迫者时，一种特殊的镇压权力也就不再是必要的了。一句话，列宁不满意虚伪的纯形式的民主。他想要人民以活生生的和具体的方式来决定生产、产品分配、社会调节、人口增长、教育、性生活、国际关系等等。这就是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非常有力地而且一再强调的“国家消亡”的本质。列宁写道：“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1]
列宁无论如何没有把“国家”和“资产阶级统治”等同起来，否则他就不会谈论在“资产阶级失败”之后的“国家”了。列宁把国家当作“制度”的总和，这些制度曾为统治阶级，即有钱的资产阶级服务，但现在失去了它们“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地位，因为人民的绝大多数亲自从事社会行政事务（“自我管理”）。因此，国家的消亡、向社会自治的进化，是靠那些曾作为自主的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逐渐被废除的程度，靠群众，绝大多数人参与管理，即“社会自治”的程度来衡量的。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机构中，
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代议机构仍然存在，然而作为特殊制度的议会制，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拿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
不存在的。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共产主义之前的那个阶段〕，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不是空谈，如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不是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那
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不要议会制[2]。
《国家与革命》
[1]《列宁选集》第3卷第207页。着重号系赖希所加。——译者注
[2]《列宁选集》第3卷第211页。插入语和着重号系赖希听加。——译者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代议机构”和“议会”作了截然区别。前者得到肯定，后者受到拒斥。丝毫没有谈到这些代议机构代表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代表。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列宁国家理论中的这个关键脱漏，使得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权力。
在苏联，所谓的“苏维埃”的代议机构是从工人的、农民的和士兵的委员会演化而来的。一方面，人们认为这些机构由于把资产阶级议会从“清谈馆”（马克思语）改造成工作机构，从而接管了资产阶级议会的职能。从列宁的思路中可以明显看出，代议机构的这种特点的改造意味着议员本身的变化。他不再是一个“饶舌者”, 而成了一个制定并执行计划，而且对人民负责的革命者。另一方面，这些代议机构不是毫无生气的机关。它们在不断成长。越来越多的人民参与了社会行政管理的职能。社会的这种自我管理即人民亲自执行社会职能越完善，参与其中的人民的数目也就越多。同时这意味着，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表”越少，掌握那些决定并执行社会计划的职能的总人数也就越多。因为在此之前苏维埃本身仍然是或多或少脱离整个社会的，尽管它们是从社会本身产生的机关和机构。从列宁的观点中还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代议机构具有暂时的职能。它们被设想为那种仍然必要、仍然起作用但已在消亡的“无产阶级国家权力”和还不是完成了的事实的、尚未能自我运行的社会自治之间的中介。仍需要充分发展的，正是这种自治。
苏维埃要么同正在向自治发展的整个社会越来越一致，要么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权力的纯粹附属物和执行机关。它们在两种力量之间起作用：一种是仍然作为国家权力的力量，另一种是新的社会自治制度。什么东西决定着苏维埃是实现它们的的革命职能还是堕落成国家行政机构的空洞的纯形式的组织呢？显然，是由下列东西决定的：
1.无产阶级国家权力是否依然忠实于它的逐渐消灭自身的职能；
2.苏维埃是否不仅把自身当作无产阶级国家权力的良伴和执行机关，而且也当作它的监督者，当作一种完全承担责任以致越来越多地把社会领导的职能从无产阶级国家权力手中转交给整个社会的机构。
3.群众个体成员是否日益掌握他们逐渐地而且不断地接管仍起作用的国家机器以及苏维埃的职能的任务，因为苏维埃仅仅是群众的“代表”。
这第三点是决定性的，因为在苏联“国家的消亡”和劳动人民群众接管苏维埃的职能取决于这一点的实现。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被当作一种永恒状态，而应被当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打碎权威主义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结束于社会的完全自我管理、自治。
为了准确评价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人们应该研究一下苏维埃的职能和发展。如果人们考虑到下列情况，就不会用幻想来掩盖这个发展过程了：它不是在形式上是有60％的人还是有90％的人参加苏维埃机构选举的问题，而是苏维埃选民（不是苏维埃代表）是否还越来越多地实际参加社会领导的问题。“90％的人出来选举”并不能证明是向社会自治的进步发展，因为这根本说明不了群众活动的实质，而且这也不是苏维埃制度的唯一特点。资产阶级民主，甚至法西斯主义的“公民投票”也表明“有90％以上的人出来选举”。劳动民主的一个根本作用在于：估价一个共同体的社会成熟性，不是根据投票的数量，而是根据它的社会活动的现实的明确的实质。
因此，我们总要回到每一社会秩序的根本问题上：人民群众中正发生着什么事？他们如何感受他们碰到的社会过程？
劳动人民能否和怎样才能使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的威力主义国家消亡，接管它的职能，即有机地发展社会自治？
显然，这是列宁想到过的问题，因为列宁认为，一下子彻底消灭各个领域里的官吏机构是不可能的，但旧的官吏机构肯定要被一个新的机器所取代，这个机器“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列宁写道：“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1]列宁没有讨论为什么“消灭官吏机构”不是一种空想的意愿，也没有讨论为何没有官吏机构，没有“自上而下的”领导的生活不仅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且更重要的，也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1]《列宁选集》第3卷第212页。——译者注
只有当人们记住人（他的大多数领袖）根深蒂固地、似乎不能根除地相信群众的幼稚病，尤其是相信没有权威主义领导就不可能生活时，人们才能理解列宁为什么这样强调。“自我管理”、“自治”、“非权威主义的纪律”，这些新概念在法西斯主义看来，只能引起一阵宽容的嘲笑！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空想的！ 幻想的！的确，这些喊叫者和讥笑者甚至能以苏联为例，援引斯大林的话：废除国家根本办不到，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并扩大。所以，列宁竟错了！人现在是而且仍将是奴性的存在物。没有权威和强制，他就不会工作，只“沉溺于自己的快乐，是懒惰的”。不要在这种空洞的幻想上浪费你们的时间和精力！但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苏联的国家领导就会要求正式纠正列宁的思想，就会表明，列宁在写下面这些话时错了：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
我们工人
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这就是
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
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
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
特殊职能了[1]。
《国家与革命》
[1]《列宁选集》第3 卷第212—213 页。着重号系赖希所加。——译者注
列宁未能看出新的国家官吏机构的危险。显然，他相信无产阶级官吏不会滥用他们的权力，会坚持真理，会教育劳动人民独立。他没有论述人类结构的深不可测的生物病态。的确，他根本没有提到它。
社会学文献很少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列宁在他关于革命的主要著作中，并没有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上，而是集中在此后的任务上：用无产阶级的机器取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并用社会的自治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社会的自治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突出特点。如果人们特别留意一下自1937年以来的苏联文献，人们就会看到，所做的最大努力是加强（而不是放松）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权力。不再提最终用自治来取代这种权力的必要性。然而，为了理解苏联，这一点恰恰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显然，列宁有很好的理由在他关于革命的主要著作中详细论述这一点。它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继续是每一真正的社会民主的活生生的神经系统。过去和现在任何政治家都没有提到它。
苏联共产党的纲领（1919年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的专制主义被改造成俄国的“社会民主”。十月革命两年后；即1919年的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是它的努力的真正民主的特点的证明。它要求有一种国家权力来防止专制主义复辟，保证建立人民群众的自由的自治。但它根本没有提及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的性质。它没有认识到人的性结构的生物病态性堕落。从1917年到1920年颁布的革命的性法律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即它们承认人的生物动能。但它们陷入了法律形式主义。我在《文化斗争中的性活动》（1936）一书中努力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类结构重建起来，并随着它而实现民主纲领。对每一新的民主的革命来说，这种巨大的社会努力的灾难都是一个教训：除非人目前的生物病态的性结构也发生变化，否则任何提倡自由的纲领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下面是苏联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的节录[1]：
1.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是以“全民意志”、“全民族意志”或“超阶级意志”等口号来标榜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际上也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剥削和镇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机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式的民主，恰恰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或半无产阶级，即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群众性组织，变为地方和中央的国家机关的一个永久的基础。
因而，
苏维埃国家也就实现了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
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2]。党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切实地全部实现这种高级类型的民主，这种民主为了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能要求不断地提高
群众的文化水平、
组织性和
主动性。
2.同掩饰自己国家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反，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
任何国家政权尚未
完全消失的时候，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3]。苏维埃国家，就其本身性质来说，以镇压削剥者的反抗为目的，而苏维埃宪法也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同使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一点相抵触，那就是欺骗，所以决然规定剥夺剥削者的政治权利。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在思想上同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同时也要解释清楚：之所以必须剥夺政治权利并对自由作各种限制，只是为了反对剥削者企图维护或恢复自己特权而采取的
暂时办法。将来，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办法也将没有必要存在，同时党也将努力缩小其范围，并将其完全废除。
[1]引自J.F.特丽斯卡编《苏联共产主义：纲领和规划》，旧金山1962年英文版。所有着重号均系赖希所加。
[2]在这方面，参见美国1776年解放后的地方自治原则。
[3]这一重要的民主观点后来被丢弃了。人们强调“国家”，但又不进而指出“阶级统治”是每一种国家机器的一个本质特点。因为如果没有阶级，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压迫阶级，就不会有任何国家机器，而只有简单的社会管理机器。〔赖希〕
3.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限于在形式上推广政治权利和自由，例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和出版的权利。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主要由于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从来就不可能些许广泛地享受到这些权利和自由。
相反地，
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
而是真正地把它首先和最多地交给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为此，苏维埃政权就剥夺资产阶级的集合场所、印刷所、贮藏的纸张等等，并将其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
来运用民主权力和自由，
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4.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宣扬：人们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允许真正地实现这种平等，而在其帝国主义阶段，使种族和民族的压迫更加尖锐化了。只有苏维埃政权，因为它是劳动人民的政权，才能够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破天荒第一次彻底地实现这种平等，直到完全消灭妇女在婚姻和一般家庭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的最后遗迹。在目前，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彻底消灭过去的不平等现象或成见的一切遗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中。
党不只限于使妇女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且尽力使他们摆脱那些旧时家务的物质重担，其方法是用家务公社、公共食堂、洗衣站、托儿所等等来代替。
5.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动群众
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
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召回代表，
同时消灭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
代表机关脱离群众等等。
苏维埃国家也以下列办法使国家机关同群众接近，即
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按地域划分，
而按生产单位划分（工厂）。
党的任务是：在进行这一方面的一切工作时，应在劳动群众
在实践中日益严格、
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的基础上，特别是
通过实行公职人员负责制和工作报告制的办法，使政权机关进一步接近群众。
6.资产阶级民主违背自己的宣言，把军队变成有产阶级的工具，使军队脱离劳动群众，并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使士兵不能或难于行使政治权利；而苏维埃国家则在工人和士兵的权利完全平等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机关——苏维埃中。党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和发展苏维埃中工人和士兵的团结，巩固武装力量同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的牢不可破的联系。
7.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劳动群众中最基本、最团结、最觉醒、在斗争中受到最大锻炼的一部分，它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表现在苏维埃产生时，也表现为苏维埃发展成为政权机关的全部过程中。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反映了这一点，保留了无产阶级比农村中比较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某种优越地位。
俄国共产党应当解释：
由于以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农村比较困难而在历史上形成的这些优越地位，
是暂时性的，同时党也应当坚定不移地、不断地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在工人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以及中农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僚的、审判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
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1]，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方面的技能，
在困难的条件下因为有必要而匆忙地吸收了一批旧的专家参加工作，
调走了一批最先进的城市工人去担任军事工作，——
由于这一切，
就使得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2]。
[1]“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是关于生物病态结构的一个理性主义的概念。它表明充分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奴隶精神深深地扎根在机体中，实际上已成了第二本性，以致人民群众把他们的压抑一代代地传下来。〔赖希〕
[2]这里明显丧达了官僚与人民群众的无能力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赖希〕
俄国共产党在
与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时，
坚决采取下列措施来彻底消灭这一祸害：
(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代表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
(2)
不断地变换他们的工作，
使他们逐渐掌握所有管理部门；
逐渐地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
彻底而全面地实行这些措施，
就是沿着巴黎公社所曾经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一步，
同时在劳动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的
情况下简化管理机关的职能，
这将促使国家政权归于消灭。
1.地方和区域自治，没有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
2.群众的主动性。
3.剥夺政治权利并限制自由，作为打垮剥削者的临时措施。
4.不是形式地，而是实际地把所有权利和自由交给居民中一切非资本主义的阶级。
5.直接的、简单的和径直的公民权。
6.选举和召回代表的权利。
7.不按区域选举，而按生产单位选举。
8.公职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向工人和农民委员会报告他们的活动。
9.苏维埃的成员轮回从事各个管理部门的工作。
10.逐渐把所有劳动人民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
11.简化管理机关的职能。
12.消灭国家政权。
在那些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中间，有一种思想力图明确起来，即：在现实实践中社会生活如何能简化？然而，不管它怎样努力，它仍然属于形而上学的政治思考。没有描述国家政治的性质。即使群众获得了自由的机会，他们依然确定不了任何实际的社会任务。它没有说明，人民群众以其今天的样子，是不能接管国家，（后来）接管社会职能的。目前关于国家的政治思考，是来自国家最早的等级代表的，一直是反对群众的。在政治上，不管我们怎样大谈特谈“民主”，我们仍旧固守着希腊和罗马奴隶国家的思想体系。如果社会自治要成为一种现实，那么应该改变的就不止国家的形式。应该根据人民群众的任务和需要来改变社会存在及其管理。社会自治应逐步取代国家机器或接管它的合理职能。
“引入苏维埃民主”
1919年的苏联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建立了苏维埃民主。而1935年1月，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又宣布“引入苏维埃民主”。这种胡说有什么意义？
我想讲一个小故事，以说明这种造成在苏维埃民主产生后16年，即1935年“引入苏维埃民主”的过程。
一个刑事法学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不能把一个人的反社会行为视为犯罪，而应视为病态；因此，这些行为不应受到惩罚，应该治愈它们，应努力防止它们重新发生。于是他放弃自己的法学研究，转而研究医学。他不再从事形式的伦理活动，而是从事实践的合适活动。过了一段时间，他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医学工作需要用一些非医学的方法。例如，他不愿用拘束衣作为治疗精神病人的方法，而愿用预防性的教育措施来取而代之。然而，不管他的判断多么好，他不得不使用拘束衣，因为精神病人太多。他对付不了所有病人，所以他不得不继续使用过时的可怜方法，但头脑里总想着有一天应该用更好的方法代替它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更难以承担这个任务。他胜任不了这个工作。他对精神病了解得太少了。精神病人太多了，而且教育每天都在产生数以千计的精神病人。作为一个医生，他应该防止社会犯精神病。
他不能实现自己良好的意图。恰恰相反，他不得不重新沿用旧的方法，而他以前却严厉谴责这些方法，想用更好的方法来取代它们。他越来越多地使用拘束衣。他的教育计划开始落空了。他想成为一个防止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的医生的努力也失败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回到旧法律上。他想把罪犯当作病人来治疗的努力，毫无结果。他不得不把这些罪犯重新锁起来。
但他并不承认自己的惨败，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没有这种勇气。也许他根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勇气。于是他胡说什么：“用拘束衣和监狱来对付罪犯和精神病人，代表着我们医术应用的一个重大进步。它是真正的艺术；它意味着达到我起初的目标！”
这个故事甚至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都可以用来说明在“引入苏维埃民主”16年后的“引入苏维埃民主”。我们只有断定它反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社会民主”和“废除国家”的基本思想，才能理解它。苏维埃政府为这种措施所作的解释，在这里不是很重要的。1935年《国家与法》第7期上发表的这样的解释中只有一句话表明，不管是否有道理，列宁的社会民主观这样一来也就被取消了。这句话是这样的：
无产阶级专政一直是人民的唯一真正的权力。它已成功地实现了它的两个主要任务：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剥削者，剥夺他们的财产并镇压他们；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阻挡地继续存在……
如果作为一个阶级的剥削者已经被消灭，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成功，而专政又“不可阻挡地”继续存在，那么就不难看出这整个观念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先决条件已经实现，为什么专政还要不可阻挡地继续存在呢？如果剥削者已被粉碎，群众已受到教育去承担社会职能的责任，那么专政又反对谁或反对什么呢？这种荒谬的公式一直掩盖着一个再真实不过的意思：专政继续存在，但它针对的不是过去的剥削者，而是群众本身。
该杂志继续说：“这一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使作为工人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了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内容。这一新的内容也需要新的形式，即向工人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投票过渡。”
我们不想陷入无益而琐细的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它应立即让位于人民群众的自治）和“最民主的”民主同时存在。这是社会学上的胡说，是所有社会学概念的混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一个核心问题，1917年社会革命运动的主要目标，即废除国家并引入社会自治，实际上是曾达到了？如果达到了，那么，1935年的“苏维埃民主”和l919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就一定有一种本质差别。
有人提到了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这如何可能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它的奠基人的思想以及它刚开始时的实际情况，它完全等同于社会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民主是一回事，那么在建立社会民主16年后就不可能引入苏维埃民主，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民主化”。“引入民主”肯定意味着——而且对此无可怀疑——以前没有社会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同于社会民主。此外，说社会民主是“最民主的”制度，这也是荒谬的。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一点”民主，而社会民主才是“更多的”民主吗？这个“一点”和“更多”究竞意指什么？实际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人民群众选举自己的代表，但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工人组织来管理自己的。列宁的社会民主应该是一种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管理，不单是形式上的议会主义的一种量的改进。应该用工人的现实的和实际的自治来代替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劳动群众的自治是不可能并行存在的。作为一种政治要求，它是混乱的和胡说八道的。在实际现实中，它是政党官僚的专政，以形式的民主议会主义为伪装来统治群众。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希特勒一直立足于人民群众对虚伪民主和议会制度的仇恨上，所以他取得了很大成功！由于俄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政治花招，法西斯主义的有说服力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和议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一致”，一定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1935年前后，全世界人民群众对苏联寄托的希望开始越来越少。靠政治幻想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们应该有坚定地面对困难的勇气。把已明确确定的概念相混淆，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
在建立“苏维埃民主”的过程中，强调的是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明确的是保护工业重于保护政府的各个部门，赞扬的是工人和农民委员会在人民委员部“里”有发言权。然而，这并不是根本问题。只有下列问题才是重要的：
1.群众实际上如何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参与是不是“社会民主”一词所意指的日益接管管理职能？这种“参与”的形式是什么？
2.形式上保护工业重于保护政府部门，这不是自治。是政府部门控制工业还是相反？
3.工农委员会在人民委员部“里”有发言权，意味着它们是人民委员部的附属部，至多是它的执行机关，而列宁的要求是：用在群众中越来越扩大的苏维埃来代替一切公职官吏的职能。
4.如果在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引入”苏维埃民主，这只能意味着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消亡这一目标。
根据现有的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评价，在引入苏维埃民主16年后的引入“苏维埃民主”，意味着：从权威主义国家政权向社会自治的过渡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认识到群众的生物病态结构和造成这种结构根本变化的手段，所以这种过渡没有实现。毫无疑问，剥夺并限制个体资本家是非常成功的，但教育群众，努力使他们有能力废除作为他们的唯一压迫者的国家、使国家“消亡”并接管其职能，却没有成功。正是为此理由，在革命最初几年开始产生的社会民主不得不一点一点地死掉了。也正是为此理由，未曾用任何东西来取代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反而得以巩固，以便保证社会存在。除了政治重心转向集体农庄的农民群众而外，1935年的“引入普选权”意味着重新引入形式的民主。实质上，它意味着开始越来越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给了人民群众毫无意义的议会权利，人民群众没有能力摧毁这个机器，未能学会管理自己的事务。在苏联，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哪怕作出一丁点儿的努力准备让劳动群众接管社会管理工作。教育人民学会阅读和写字，学会保持清洁和掌握发动机的技术，这肯定是必要的，但这同社会自治毫无关系。希特勒也是这样做的。
苏维埃社会的发展以一种新的自主的国家机器的形成为特征，这种国家机器已强大到了给人民群众以自由的幻想而又不威胁自身地位的程度，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曾经是这样做的。引入苏维埃民主不是前进了一步，而是倒退了一步，是一连串的向旧的社会生活方式倒退的一步。什么东西能保证苏联的国家机器将通过教育群众管理自己的事务来废除自身呢？在这里感情是无济于事的。俄国革命碰到了一个它没有认识到因而被幻想所掩盖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人的人类结构，这种结构经过几千年的历程已成为生物病态的。归 “罪”于斯大林或别的任何人，都是荒谬的。斯大林只是环境的一个工具。仅仅是在纸上，社会发展进程才像在林间散步那样轻松快乐。在严酷的现实中，它碰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新的料想不到的困难。经常有倒退和灾难。人们应该学会认识、考察并把握它们。总之，仍然有一种办法：一个有指望的社会计划的真实可靠性必须一再受到检验。应该诚实地确定这个计划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在它的发展中是否忽视了什么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改变和改进计划，更有效地把握它的发展。动员许多人的思维来克服那些阻碍向自由发展的障碍，这也许经常是必要的。但用幻想来愚弄群众，却是一种社会罪恶。如果一个诚实的群众领袖碰到一个死胡同，知道自己不会有任何进展，他会辞职，把位置让给别人。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更好的领袖，现在的这个领袖就会诚实地、确切地告诉群众现在的状况如何，他会和他们一起等待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这办法要么来自事件进程，要么来自个别见解。但政治家害怕这种诚实。
在维护国际工人运动时，应该指出，它争取现实的真正的民主——不是纯口头上的民主——的斗争难以令人置信地成了困难的。人们总是同意有些人的这样一种看法：“像其他任何专政一样，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种专政。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然为什么只到现在才‘引入’民主？”没有任何理由为社会民主党对苏联的赞扬(“反省的”、“民主的”、“最终地”）感到高兴。它是一种苦药，一种俗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客观的倒退，经常是必然的，不得不接受的，但用法西斯主义的撒谎办法来掩饰这种倒退，就毫无道理了。当列宁在1923年引入“新经济政策”时，他并没有说：“我们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低级阶段前进到高级阶段。新经济政策的引入构成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重大一步。”这类话会立即破坏掉对苏联领导的信任。当列宁引入新经济政策时，他说：
它是可悲的和残酷的，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回避它。战争给共产主义造成的经济影响，已使我们面临着预料不到的困难。我们不得不后退一步，以便更有把握地前进。诚然，我们是在给私人企业一点自由——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在干什么[1]。
[1]赖希未注明此段引文出处。——译者注
在“引入苏维埃民主”的情形中，这种不证自明的洞见和坦率是没有的。1935年比以前更必需这种洞见和坦率。这种直率的诚实方式会赢得世界各地的亿万朋友。它会使人民思考。它甚至可以防止和希特勒的条约，而以前这种缔约的责任却被推到托落茨基分子身上。但在实际上，一种新的俄国民族主义被强加在列宁的社会民主头上。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刊物《列宁格勒的红色时代》在1935年2月4日声称：
我们的所有爱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心灵、我们约英勇壮举、我们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为了您，伟大的斯大林！一切都是您的，啊，我们伟大祖国的领袖！统帅着您的儿子们。他们可以在空中和地上，在水中和大气层中行动[1]。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男女群众都把您的名字当作最伟大、最强劲、最智慧、最美丽的名字记在心中。您的名字刻在每一个工厂上、每一架机器上、世界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的心里。当我可爱的妻子为我生下一个孩子时，我教给他的第一个词就是“斯大林”。
[1]好像“德意志伟大祖国”或美国的儿子们不能这样做！
在1935年3月19日的《真理报》上，我们发现了一篇题为《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文章，其中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可以和“法西斯主义的爱国主义”相媲美：
苏维埃爱国主义——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的爱、无条件的忠诚的炽热感情，对祖国命运和保卫祖国的最深刻的责任感——在我们人民心中奔腾。为自己祖国而战斗的英勇壮举以前从未达到如此伟大的高度。苏联无与伦比的和光辉的历史表明，劳动人民为了自己祖国的前途是有何等的能力。我们亲爱的、自由的和新型的祖国的不朽歌声，回响在街垒、布琼尼第一流骑兵部队的风暴行动、无敌革命军队的排炮轰击、社会主义厂矿企业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劳动节律和共产党的活动中。
苏联，列宁和斯大林培育成长的国家！它沐浴在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春天的阳光下！千万条江河汇成巨流，奔流向前，劳动人民的全部力量开始为新的历史发展辅平道路。苏联的雄伟，它的名望和权力的光辉照耀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把共产主义的红旗高高举起，直耸蓝天。
苏维埃爱国主义是我们人民对土地的热爱，这土地是我们用热血和剑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夺取的。它是对我们伟大人民创造的美好生活的依恋。它是东西方的强有力的军事卫士。它是对人类天才的伟大文化遗产的贡献，这文化遗产在我们祖国而且只在我们祖国[1]才如此完美地繁荣起来。那些来到苏联的外国人，那些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向这个文化天堂，向这个红旗的国家鞠躬致敬，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
苏联，人类的根源！莫斯科的名宇响彻在全世界工人、农民、一切诚实而有教养的人民耳边，像海上大雾中的钟声那样声震四方，是光明的未来，战胜法西斯主义野蛮行为的希望。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里，人民的利益和祖国及其政府的利益不可分离。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激情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苏维埃党的领导下，人民亲自塑造自己的生活。它的激情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现在，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我们美丽而富饶的祖国才向劳动人民敞开。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乡土，对自己一生下来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明的天空的自然依恋，成长成为人们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自己的伟大的共产党、自己的斯大林的强烈自豪感。苏维埃爱国主义的观念哺育着英雄、骑士和千千万万的勇敢士兵，他们像吞没一切的雪崩一样，准备向祖国的敌人猛扑过去，把他们从地球土消灭掉。吮吸着自己母亲的乳汁，我们的青年充满了对自己祖国的爱。我们有义务教育下几代苏维埃爱国者，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祖国的利益比别的任何东西，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精神是靠最大的认真、技艺和创造性培养起来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一个突出表现。它包含着何等伟大的力量、勇敢、青春活力、英勇壮举、悲怆、美丽和运动啊！
在我们祖国里，苏维埃爱国主义散发出灿烂的光芒。它推动着生活前进。它启动了我们风暴般坦克的发动机、我们的重型轰炸机群、我们的驱逐舰团，并为我们的加农炮填上炮弹。苏维埃爱国主义护卫着我们的边境，而可恶的注定灭亡的敌人威胁着我们的和平生活、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荣誉。……
[1]着重号系赖希所加。
这是政治的情感瘟疫。它和人们对自己祖国的自然热爱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根本不知道激发人民同情心的客观手段的作家酒后的胡言乱语。它就像是一个性无能的男子，不得不靠性用具才能勃起。这种爱国主义的社会效果也就像是一个健康妇女对一种靠性用具才可能进行的性交的反应。
由于熄灭了革命热情，这种“苏维埃爱国主义”也许是以后反对“条顿爱国主义”斗争的一个必要准备。劳动民主和这种“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的确，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一旦这种性用具式的爱国主义出现，合理的社会领导也就失败了。人民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对土地的依恋和对本语言共同体的忠诚，是人类的经验，这些经验太深刻、太严肃，以致不能成为政治非理性主义的对象。爱国主义的这些性用具形式根本不能解决劳动者社会的任何客观问题。精神病苦的爆发总是指向那些负责任的人的畏惧。我们不想和这种畏惧打什么交道。
当一种真正民主的，即劳动民主的努力使人民群众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时，那就很容易评价正在做的是进步还是不进步。例如，当人民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为他们的“元首”画超尺寸的画像时，他们就正在成为不负责任的。在列宁时代，倍受宠爱的元首崇拜并不存在，也没有无产阶级元首高大的画像。大家知道，列宁根本不想要这些东西。
对技术成就采取的态度，也能说明人民是向真正的民主进步还是不进步。在苏联，“高尔基”客机的建造被颂扬为一种“革命成就”。但建造的这种客机和德国或美国的客机究竟有何本质区别呢？建造飞机是必不可少的，必须为现代劳动民主提供必要的广泛的工业基础。这是很明确的，对此不应有任何争议。重就的是，广大工人群众是靠一种幻想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方式而以建造飞机自居，即由于建造这些飞机而获得一种优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感，还是以此有助于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一种更密切的人类关系。换句话说，就人的性格结构而言，建造飞机是有助于反动的目的还是有助于劳动民主的目的。在渴望权力的政治家的管理下，建造飞机很容易被利用来产生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但飞机也能用于从德国到俄国，从俄国到中国和德国、从美国到德国和意大利、从中国到美国和德国的运输。这样一来，德国工人就有机会亲眼看到他和俄国工人没有本质差别，英国工人也会懂得，不能把印度工人当作天生的剥削对象。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明确看到，一个社会的技术发展并不等同于它的文化发展。人类性格结构代表着一种自在的社会力量，即使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这种力量既能趋向反动的目标，也能趋向国际的目标。那种根据经济来看待每一事物的倾向，是灾难性的。应该尽一切努力来纠正这种倾向。
问题的实质在于：劳动人民群众应该不满足于幻想的报酬，因为这些报酬最终总要成为一种法西斯主义，而应坚持生活必需品的真正满足，并为此承担责任。
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组织，把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社会引进有轨电车系统视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民主成就。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工人，也就是说，那些从根本上敌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把莫斯科共产主义市政管理机关建造的地铁视为一种共产主义特有的成就。而德国工人也把计划的巴格达铁路视为一种德国特有的成就。这些例子说明了被政治非理性主义培养起来的幻想的满足之瘟疫性质。这种非理性主义掩盖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德国铁路、维也纳铁路和莫斯科铁路都是柏林工人、维也纳工人和莫斯科工人以同样的方式根据同样的在国际上有效的劳动原则建造的。各个民族的工人不会对自己说：“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劳动原则和成就而彼此相联系的。让我们互相了解一下，考虑一下我们怎样教给中国工人使用我们的原则。”不会的！德国工人坚定地相信，他的铁路不同于俄国的铁路，而且更好，甚至说是神圣的。因此，他的头脑里根本不考虑帮助中国人建筑一条铁路。恰恰相反；他着迷于自己的幻想的民族主义满足，他追随着某个染上瘟疫的将军或别的想把中国已有的铁路也霸占的人。这样一来，政治的情感瘟疫就在同一个阶级中造成了分化和不共戴天的敌意，这样一来，它就造成了妒忌、自负、无原则的行动和不负责任。清除幻想的满足，用在劳动的真正兴趣中产生并与劳动相联系的真正的满足取而代之，并在工人中间建立国际合作，是根除工人性格结构中的权威渴望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这样，劳动人民群众才能发展起来为使技术适应群众的需要所必需的力量。
在1934年11月22日的《欧洲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欣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的〕 工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直接统治者，青年也是这样看的。国家是统治者，但青年把这种国家当作他们自己的创造，正是从这种观念中产生了爱国主义。”
这些话在当时是常见的，它们无可怀疑地表明，不管人们如何评价，20 世纪30年代的苏联社会同共产党的最初纲领格格不入，因为共产党的最初纲领要求逐渐废除国家。这是一种客观的和实际的陈述，不是反苏联的政治纲领。我要求在欧洲和美国的克格勃[1]势力承认这一点。暗杀那些说出这些陈述的人，并不能改变事实。
[1]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
从合理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权威主义的国家机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度证实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一般认识：反动的政治家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根本差别表现在他们对国家权力的态度上。一个人不管属于什么政党，都可以根据这种态度来客观地评价他的社会性。因此，法西斯主义者中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政党民主主义者中间也有十足的法西斯主义者。像性格结构一样，这种对国家权力的态度并不限于某一个阶级或政治集团。在这里，把每一事物描绘成非黑即白也是错误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是不能允许的。思想态度和政治党派不能机械地等同起来。
典型的反动派鼓吹国家高于社会；他维护那种直接导致独裁专制主义的“国家观念”，不管它是体现在皇家的、内阁的国家形式中还是体现在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形式中。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承认并维护作为国际和民族合作的自然基础的自然的劳动民主，总是努力通过消除其社会原因来克服社会合作的困难。正是这一目的，标志着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需要彻底探讨权威主义国家内在的发展和合理职能。反对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却又不首先问问这种制度（不管多么不合理）能否幸存并显出必然性，这是无结果和无意义的。从我们对苏联国家机器的研究中，我们得知，这种国家机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了必然的。不难看出，不管它多么不合理，既然群众未能达到社会自治，它就具有团结和领导苏联人民的合理职能。
如果一位母亲以一种严厉的和权威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她的有神经病的孩子，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她的行为是不合理的。我们容易理解，正是这种严厉使她的孩子有了病，但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权威主义教育斗争的要点：一个已经有了神经病并生活在神经病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除非用权威主义手段，是无法控制的。换句话说，尽管母亲的严厉在根本上是不合理的，但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即使它完全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制的。如果我们打算使那种出于十足的必然性而坚持权威主义原则的教育者相信，可以靠预防孩子得神经病来消除神经病，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有条件的合理职能。
这种有条件的并受限制的合理性也适用于权威主义国家，但我们不愿意承认它，因为我们知道对它的承认在神秘的独裁者手中是多么危险。独裁者会说：“你们听！甚至自由的劳动民主主义者也承认权威主义领导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们知道，正是人民群众的非理性性格结构为权威主义领导提供了“证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专政，而且这种理解是把专政从人的生活中清除出去的唯一希望。承认群众结构中的非理性特点，使我们有了一个克服这种非理性、从而克服专制本身的社会基础——不是靠幻想克服它，而是客观地和科学地克服它。当社会合作受到腐蚀时，国家权力总要得到加强。这和肤浅地应付困难的道德主义—权威主义方法是一致的。这种方式当然不会真正清除社会邪恶，而只是把它推到背后，它后来还会从背后更强烈、更广泛地爆发出来。如果除了处死抢劫杀人犯而外没有别的手段可以对付抢劫杀人犯，那么人们就只好用这种方法。这就是权威主义国家运用的方式。然而，劳动民主接触到了事情的核心，它要问：如何能彻底消除抢劫和杀人现象？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死刑的强制性同时又谴责它时，清除的问题才会成为突出的焦点。毫无疑问，清除社会邪恶是使权威主义国家消亡的主要手段之一。一般说来，只要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取而代之，道德主义的权威主义的社会领导就会继续起作用。这既适用于一般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其它领域。
确确实实，权威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一种镇压机构，但它并非仅仅如此。同时，特别是最初，在它成为社会的镇压机构之前，它是自主的社会关系的一个聚合体。起初，国家等同于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脱离了社会，开始越来越疏远社会，最终采取了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的巨大力量的形式。
只要有不为严重的内部矛盾所驱使的社会组织（民族社会的组织），就不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权力把社会各有机体聚合起来。社会的性质是，当它被强有力的互相对立的生活利益和困难所撕裂时，它需要有一种权力来防止自己分解、衰亡和解体。许多不同的而又互相敌视的政党造成的德国社会的分裂，是使德国法西斯主义掌权的主要原因。法西斯主义迅速而有力地掌权，清楚地表明，对德国人民群众来说，最根本的不是个别政党纲领，而是许诺社会将依靠国家来团结。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消除不了社会的内部分裂，而且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的还是非极权主义的，并没有任何差别。法西斯主义者不是唯一鼓吹国家观念的人。他们只是比社会民主党政府、共产党人和白由主义者更急切而且更有效地鼓吹而已。因此，他们胜利了。所以说，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分裂产生了国家观念，而不是相反，国家观念造成了社会分裂。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只有追溯出这种分裂和这种国家观念的根源并找出一种共同特点，人们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共同特点就是人民群众的非理性性格结构。不论是那些提倡国家观念的人，还是那些主张别的政治纲领的人，都没有提到这种共同特点。断言这个或那个独裁者违背社会意志而从外部对社会专断，这是对独裁的评价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实际上，历史上每一个独裁者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国家观念达到成熟程度而已。他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利用这种观念并排除别的无关的观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上个世纪就明确评价了国家和国家观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双重职能：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 页。——译者注
实业家和德国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国家概念所作的这种社会学阐释，彻底摧毁了所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自柏拉图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观念的国家哲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理论并没有从更高的价值和民族主义的神秘主义上追溯国家机器；它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描述了国家的两重性。就它澄清了国家机器的社会基础同时又指出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而言，它为精明的国务活动家——例如像马萨利克和罗斯福那样的人——和全世界的每一个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有力手段，以此手段可以理解社会的分裂和国家机器产生的必然性，它还提供了消灭国家的手段。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国家两重性的起源：
在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一起生活和劳动的社会任务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简单的。我们可以从完整无损地保存到现在的古老而简单的文明的遗迹中研究出这种因素。我们不妨再一次用特洛布里安德人的组织来阐明我们的观点。特洛布里安德人有一种自然的经济，即使用经济。他们根本没有实行过任何市场经济。一个氏族捕鱼，另一个氏族种植农作物。一个氏族的鱼多，另一个氏族的粮食多。于是，他们用鱼换粮食，或用粮食换鱼。他们的经济关系是非常简单的。
在氏族成员中，除了经济联系之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家庭关系。由于婚姻是族外婚，特洛布里安德人的一个氏族的青年就和另一氏族的青年结成性关系。如果我们所说的社会人际关系是指每一种有助于满足基本生物需要的关系，那么性关系就和经济关系相对等地共存。劳动本身越是脱离对需要的满足，而且需要本身越是复杂化，社会的个体成员就越不能实现他应承担的多样化职能。例如：
我们不妨把特洛布里安德人社会及其自然经济放到欧洲或亚洲的任何地方看看。这是一种可以允许的设想，因为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是由部落形成的，而部落最初又是由氏族集团形成的。同样，市场经济和交换经济是从自然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妨假定，在一个由两三百人构成的小公社里，产生了要同其他小公社建立联系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很少的。这个200人的公社里只有一个成员有事情要告诉另一公社的一个成员。他骑上马，亲自跑到另一个公社，传递他的信息。开始有了书写的艺术后，同其他公社进行社会交往的需要一点一点地增多起来。在此之前，每一个人亲自送自己的邮件，而现在则要求骑手送几个邮件。同时，公社人数增多了，大约由2000—5000人组成。与其他公社的成员通信的需要增多了，已经有几百人在交换信件。随着社交的发展，写信已不再是稀奇的古怪行为。送信成了一种日常的基本的必要任务，而这一任务按旧的方式是越来越难以解决的。一个公社讨论了这件事，决定雇用一个“送信人”。它免除了这个难以归类的成员所有别的义务，保证他有一定的收入，委托他负责公社的邮件。这个最早的送信人就是写信和送信的人际关系的人身体现。这样一来，一个社会机关产生了，它的唯一职能就是送信。我们的送信人是社会行政官吏的原始类型，他的这一在生活上必需的工作至今仍然非常明确地和唯一地是为社会群体服务的。
我们不妨进一步假定，许多年过去了，原始公社已发展成大约有5万居民的城镇。除别的原因而外，这些公社的发展还应归因于新的写信职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交往。一个送信人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100个送信人。他们需要自己的管理机关，于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当了送信人的头。这个送信人被免除了他以前的义务，只承担以最实际的方式组织100 个送信人的工作这一更广泛的任务。然而，他并不“监督”，他并不发布命令。他并没有站在送信人的群体之外。他只是促进他们的工作，他决定何时捡信，何时送信。他产生了制造邮票的念头，简化整个职能。
这样一来，一种非常简单的而且生活上必需的职能成了自主的。“邮政系统”成了社会的一个“机构”；它出于改进自己的协作之目的而从社会中产生出来。它还没有把自己当作一种超越的力量而与这个社会对立。
社会的这种管理机构怎么会成为镇压机构呢？根据它最初的职能，它并不是镇压性权力。行政管理机构仍然具有这些社会职能，但它逐渐产生了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不同于那些和它的生活上必需的活动相关联的特点。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在我们的大公社里，权威主义父权制的条件开始发展，完全独立于邮政系统。例如，出现了“贵族”家庭，这些家庭是从最初的部落首领中发展起来的。靠积累产业，他们有了双重权力：首先是内在固有的财产权，其次是禁止自己的子女和本公社的不怎么富有的阶层进行性交往的权力。随着经济奴役和性奴役的发展，这两种权力职能一直齐头并进。越来越强有力的权威主义的族长，想阻止本公社其他较弱的成员和其他公社交往。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们和她们喜欢的人交换情书。他感兴趣的是，他的女儿们只和某些富有人的联系。他对性压制和经济压制的兴趣，使他去掌握那些最初由整个社会来管理的自主的社会职能。随着他的影响逐渐增长，我们的族长开始引入一种新的管理，禁止邮局不加区别地送任何信。例如，在新的管理制度下，不发送一般的情书和某些商业信件。为了履行这种新的职能，邮局委托一个送信人负责“检查邮件”的任务。这样一来，邮政的社会管理就具有了第二种职能，这种职能使它成了一种脱离并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主义权力。这就构成了从社会管理机构向权威主义国家机构发展的第一步。送信人继续送信，但它们已经开始把他们的鼻子伸向信件的内容，并决定哪些人可以和哪些人不可以写信，能写什么和不能写什么。社会群体对此所作的反应无非是，要么容忍，要么抗议。社会群体的第一道裂缝出现了，不管把它叫做“阶级冲突”还是叫做别的东西，反正都一样。这不是一个语词问题，而是一种基本的职能和一种剥夺自由的职能之间的区别问题。从此时起，专制作法有了放手处理的权力。例如，耶稣会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邮政检查制度。保安警察可以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利用现在的检查制度。
不加任何改变，这一简单的例子就很容易运用到当代社会的复杂机器上。它既适用于我们的银行系统、我们的警察机关、我们的学校制度、食物分配机构，肯定也适用于社会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如果在评价任何一种国家职能时，我们坚持探索它的哪一部分同它最初执行社会任务的职能有关，它的哪一部分同后来所需要的压制社会成员的自由的职能有关，我们就可以理清混乱之处。起初，纽约、柏林或别的城市的警察局的任务是防止群体遭受谋杀和盗窃的危害。就它们现在仍然执行这一任务而言，它们是社会的一种有用的自由的职能。但是，当警察局开始禁止私人家庭的无害游戏，规定一个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间单独会见一位异性，决定他们何时起床、何时睡觉时，那么，它们也就具有了暴虐的权威主义国家政权的形像，这种国家政权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
清除那些驾于社会之上并（或）反对社会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劳动民主的一个内在倾向。自然的劳动民主过程只容忍那些促进社会的统一并推进社会的基本作用的管理职能。由此可见，人们不能以机械、刻板的方式“反对”或“拥护”国家。人们应该把国家最初的社会职能同它的压迫职能区别开来。此外，当国家机构在实现自己的自然工作职能中按整个社会的利益发挥作用时，它就是而且必定是社会的执行机关。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也就不再是“国家机构”了。它失去了一些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使它疏远了社会，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从而在自身之中埋下了权威主义专政的种子。这就要求国家真正地消亡，即它的不合理职能消亡。而合理的职能是生活上必需的，它们继续存在下去。
这一区别有助于考察每一种生活上必需的管理职能，看看它是否力图使自身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看看它是否开始成为国家的一种新的权威主义工具。只要它服务于社会，它也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就是可向往的、必需的、它就属于生活上必需的劳动领域。然而，如果国家机构把自身抬高成社会的主人和暴君，如果它要求自己的自主权力，那么它也就成了社会的头号敌人，相应地也就应该把它当作头号敌人来对待。
显然，没有管理机构，现代的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显然的是，消除管理机构堕落成“国家机构”的趋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对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来说，这里有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在权威主义国家被推翻之后，任务仍然是防止管理机构再度成为自主的权力。然而，鉴于权威主义的自主是劳动人民群众无能力支配、管理和控制自己命运的直接结果，所以，不再能脱离开人的结构问题来解决和把握权威主义国家的问题，反之亦然。
这直接导致了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在19世纪还是未知的，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提出来。
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职能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193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前，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对列宁和他的同代人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私人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工具。这种关系的简单性在俄国的革命电影中大致被描绘成下列样子：
工厂的私人占有者企图降低工资，而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资本家拒不答应这种要求，于是工人罢工，推进自己的要求。资本家给警察局长打电话，责成他“重建秩序”。在这种情形中，警察局长被描绘成资本家的公用工具，仅仅是证明：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警察局长命令警察去工厂，逮捕“魁首”，工人失会了领导。过了一段时间，工人开始感到饥饿的折磨，自愿或不自愿地重返工作岗位。资本家赢了。于是需要建立更好、更严格的工人组织。按那些站在工人一边的社会学家的意见，这种电影反映了在美国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但过去20年重大的社会调整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不再符合这种简单的观念。越来越多的通常被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公司，从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出来。俄国社会用国家的无限权力取代了私人资本主义。在说法上没有造成什么差别，但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私人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不是由个体资本家的存在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存在来决定的。
由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德国和美国也开始了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过程。作为一种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国家也开始对私人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一种自主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它接管了以前留给私人资本家的一些职能：例如，以社会保障代替慈善事业。国家也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了工资控制，有些领域多些，有些领域少些。所有这一切都是因雇佣劳动者和雇员群众所形成的压力而产生的。正是以此方式，他们发挥了他们的社会影响：不是用他们的组织直接接管社会管理职能，而是以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即对国家机构施加必要的压力，迫使它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益，维护劳动者和雇员的权利。
换句话说，由于苏联的革命事件和其他主要社会的经济衰退（这日渐具有更大的影响），严重的危机已经产生了，随之也产生了动员现存国家机构防止解体的需要。作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力量，“国家”重新加强了它最初的不惜一切代价维系社会的职能。
这一过程在德国非常明显。在1929—1939年的尖锐危机时期，增强内聚力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致毫不困难地普遍接受了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国家观念。即使社会稳固了，但那些促成社会危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无能力以现实的和实际的方式来解决互相对立的利益。应该根据这个过程来解释法西斯主义采取的许多反资本主义的措施，这些措施诱使某些社会学家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种革命的社会运动。但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一种革命运动。它仅仅是从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急剧变化。在戈林的工业中，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融为一体。既然在德国工人和雇员中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一直是强烈的，那么只能利用反资本主义的宣传才能产生这种变化。正是这种矛盾使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战斗成了社会非理性主义的原型，如此难以把握。既然法西斯主义向人民群众许诺进行反私人资本主义的革命，同时又向私人资本主义许诺将其从革命中拯救出来，那么它下的棋就是反动的、不可思议的和无结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那种把德国国家机器拖入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强迫性。在德国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以客观的方式来调节状况的可能性。用警察的棍棒和手抢来制造和平的外表，很难叫做“解决社会问题”。“民族的统一”曾以幻想的方式产生出来。我们已经知道，造成如此之大（即使不是更大）的影响的原因，既在于建立在严酷事实之上的过程，也在于建立在幻想之上的过程。教会等级制度的效果，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否认的证明。幻想的国家统一即使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现实的社会生活问题，也会使人认为它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成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解决办法明显表现出是站不住脚的。社会分歧比以前更大了，但幻想的国家凝聚力是以保持德国社会，10年内在形式上不会崩溃。实际地解决现存分歧的任务，留给了不同的而且更根本的过程。
不管我们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无产阶级国家，把社会的分歧统一起来的职能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仍应记住它们起初在意图上的区别：在法西斯主义那里，权威主义国家成了国家观念的固定原型，这意味着人民群众被贬低到了永远服从的地位。列宁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意图是不断消灭自身，建立自治。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中，核心都是“国家控制消费和生产”。
让我们回头再看看其中的共同性，即劳动人民群众无能力亲自管理社会。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在过去25年里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性。在俄国，劳动人民群众能够推翻旧的沙皇国家机器，并用一种国家机器取而代之，这种国家机器的领袖来自劳动人民群众队伍。但他们未能进而实行自治，并亲自担负起责任。
在其它国家里，在形式上高度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群众未能推进并实行作为他们自己组织的意识形态一部分的自治。因此，国家机器不得不接管越来越多的实际上移交给了群众的职能。它代替他们接管了这些职能，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就是这样。
尽管在俄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由于其历史的发展，国家对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控制有根本的差异，但仍有一个共同性，即人民群众无能力亲自管理社会。权威主义专政的危险合逻辑地而且简单地从这种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基础中产生出来。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是具有民主倾向还是国家的一个权威主义代表，这纯粹是偶然的。从劳动人民群众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从国家资本主义中不产生专制，这在现实中是根本没有任何具体保证的。正是为此理由，在争取真正民主和社会自治的斗争中，至关紧要的是重视并强调人的性格结构的作用和人的责任心转向爱情、劳动和认识过程。
不管多么痛苦和窘迫，事实依然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几千年来被机械主义的文明所塑成的人类结构，这种结构现在表现在社会的无能为力和对元首的强烈渴望上。
德国和俄国的国家机器从专制主义中产生出来。正是为此理由，德国和俄国人民群众的人类性格的屈从性质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两个国度里，革命都以非理性的逻辑确定性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与德国和俄国的国家机器相反，构成美国国家机器的则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曾躲开了欧洲和亚洲的专制主义，逃到了一个摆脱了直接传统影响的处女地。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在本书写作之前，在美国没能发展起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而在欧洲，每一次以自由的口号进行的推翻政府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主义。对罗伯斯庇尔来说是如此，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公正地评价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指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那些把自己的权力建立在亿万人民之上的欧洲独裁者，总是来自被压迫的阶级。我毫不犹豫地断定，这个事实尽管是悲剧性的，但它比起那些与一个沙皇或一个威廉大帝的专制主义有关的事实来说，包含着更多的社会研究材料。比较起来，后一类事实是容易理解的。美国革命的莫基人不得不在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建立起他们的民主。那些完成了这一任务的人都曾反抗过英国专制主义。相反，俄国革命者不得不接管已经存在的而且非常严格的政府机构。美国人可以从头做起，而俄国人尽管极力搏斗，也不得不抱着旧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明，那些对自己摆脱专制主义的经历记忆犹新的美国人，对1940年的新流亡者采取了比苏联更开放而且更可行的态度，而苏联则对这些新移民关闭了它的大门。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保护旧的民主理想的尝试和发展真正自治的努力，在美国要比在别的任何地方更强有力得多。我们并不忽视由传统造成的许多失败和延迟，但无论如何，真正民主的努力的复兴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苏联。只能希望，美国民主将彻底地认识到，而且不太晚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并不限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政党，而且应该希望，它将成功地克服人身上走向专制形式的倾向。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美国人是将能抵制非理性的强制性还是将屈服于它。
我想强调，我们关心的不是罪恶或邪恶意志的问题，而仅仅是阐明在一定的现存条件基础上的发展。
让我们简单地概括一下群众结构和国家形式之间的种种联系。
不管人民群众的性格结构是消极地还是积极地表现出来，这种性格结构的影响都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采取的形式。正是群众的结构，容忍了帝国主义。正是这种结构，积极支持着帝国主义。同样，即使人民群众的结构不具有阻止新专制主义产生的能力，它也能够推翻专制主义。当国家按真正民主的方向运行时，正是这种结构助长并支持着真正民主的努力。当真正民主的国际自由运动失败时，正是这种结构产生了民族的革命运动。当民主失败时，正是这种结构躲避到幻想的家庭、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中；但也正是这种结构，传递并发展着爱情、劳动和认识的过程。因此，只有这种结构能逐渐接管“驾于它之上”的管理职能，并学会靠自己的工作组织来执行这些职能，从而吸收国家管理机构的真正民主的倾向。在此之外，国家机构向自治的变化是快还是慢，不是至关紧要的。如果它能有机地而且不流血地发生，那对每一个人来说再好不过了。但只有当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代表充分意识到它们不过是劳动人民共同体选举出来的执行机关，它们是由最严格意义上的必然性产生的执行机关，即它们是因亿万人民的无知和不幸的生活状况而成为必要的执行机关时，这才是可能的。严格地说，它们承担良好教育者的任务，即承担认真自力地照料儿童的成年人的任务。一个力图实现真正的民主的社会，决不应忽视这样一个原则：国家的任务是使自己成为越来越多余的，犹如一个教育者在对儿童尽了他的义务之后也就成了多余的一样。如果没有忘记这一原则，那么流血不仅可以而且必将得以避免。只有在国家明确而毫不含糊地废除自身的情况下，劳动民主才可能有机地发展；相反，如果国家权力使自身永恒化并忘记了自己的教育任务，那么它就会使人类社会记住，它的产生是出于必然性，它的消失也一定出于必然性。因此，责任（就这个词的好意而不是坏意而言）既落在了国家肩上，也落在了人民群众身上。国家的义务不仅是鼓励劳动人民群众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它也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他们能够自由。如果它没有这样做，如果它压制了对自由的强烈向往，甚至滥用它，阻碍趋向自治的道路，那么显而易见，它就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国家。于是人们也就开始去说明因国家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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