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八章 性政治实践的几个问题
理论与实践
反动的学术研究是以“现存的东西与应存在的东西相脱离”, 即“认知与实行”相脱离为出发点的。因此，它自以为是“非政治的”，脱离政治的。的确，逻辑认为，应存在的东西是：决不可能从现存的东西中推演出来的。我们在这里看出了一种限制，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使学术研究者致力于研究，但没有使他必须从每一严肃的科学见解中得出内在的结果。这些结果总是进步的，经常是革命的。对我们来说，理论观点的发展是由根本生活的必要性，由解决实践问题的需要来支配的。我们的理论观点应该导致新的、更好的、更合适的行动，并把握实践的任务。我们的理论之所以有价值，只是由于它在实践中并由实践来证实。别的任何东西，我们都留给了思想魔术师，留给了“价值”等级的卫士。我们首先应纠正神学的根本错误，神学停滞在学术讲解上，因而不能给我们指出一条合理的出路。我们同意许多研究者的意见，一切宗教神秘主义形式都意味着精神黑暗和头脑狭隘。我们知道，几个世纪以来，人的宗教已成了权力的一种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和一些研究者的看法一致。我们同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有严肃的决心来成功地战胜神秘主义和迷信，把我们的知识变成艰苦的实践。在自然科学同神秘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怀疑自然科学是否竭尽了它的全部能力。我们不得不作出否定的回答。所以，神秘主义把人民群众盲目地囚禁起来。在我们继续考察之前，我先简练地概括一下这场斗争的历史。
迄今为止反神秘主义的斗争
神秘主义的发展和反神秘主义的斗争可区分为四个一般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完全缺乏自然的科学观点；泛灵论的观点居统治地位。原始人害怕那些显得不可思议的东西，非常迫切需要找到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一方面他必须使自己的生活有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努力抗争自然的难以抗拒的力量。他通过神秘主义而获得这种和那种（主观上，不是客观上）关于自然过程，包括他内在的心理过程的迷信和泛灵论观点。例如，他相信他靠树立男性生殖器形状的塑像就能增加土地的产量，或他靠排尿就能摆脱旱情。在地球上的所有民族中间这种状况的基本特点一直未变，直到中世纪结束时，对自然的科学理解的初步努力，才由于一些技术发明所推动的努力而具有了严肃的特点。这些努力日益构成对神秘主义的威胁。在资产阶级大革命过程中，爆发了一场强烈的反宗教和争取启蒙的斗争。科学将取代神秘主义对自然的解释的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技术将在解决人类的安全需要上起更重要的作用（第二阶段）。但随着革命者掌了权，他们就不再是革命的了。他们来了个大转弯，造成了文化过程中的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来推进科学研究，因为这有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励神秘主义，使其成为压迫成千上万雇佣工人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第三阶段）。这种矛盾在《自然与爱情》这样的科学影片中得到了悲喜剧的表现。这种影片的每一部分都有两个标题。头一个标题是“地球靠宇宙的机械和化学过程而经历几百万年发展起来”。接着，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标题：“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天和地”。倍受尊敬的学者们、天文学家们和化学家们坐在雅座上，安静地观看这种讽刺的统一，深信“宗教也有它好的一面”。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被最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人民大众对科学发现的有条理的掌握和美国出现的那种“猴子审判”，鼓励了谦卑行为、辨别力的缺乏、自愿的投降、对彼岸幸福的希望、对权威的信仰、对禁欲主义神圣性的承认和权威主义家庭的不可侵犯性。工人和与工人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人士构成了自由思想家的运动，只要它不超出某些界限，自由资产阶级就允许它走自己的路。自由思想家的源泉被限定在思想论证上，而教会却享有国家权力机器的帮助，并利用了群众心理中最强大的情感力量，性焦虑和性压抑。这种情感领域中巨大的力量没有受到相应的情感力量抵制。就自由思想家采取的性政策而言，它们要么被精神化，要么限定在人口政治问题上。充其量，它们包括了关于妇女经济平等的要求。然而，这不可能对神秘主义权力起重大影响，因为在大多数妇女中，经济独立是无意识地被对性义务的畏惧所控制的，这种畏惧是和经济独立齐头并进的。
在克服这些情感力量时所碰到的困难，迫使革命的自由思想家不再看重所谓的哲学问题，因为人们在这一方面获得的东西经常和他们的打算相反。既然神秘主义不能受到相应的情感力量抵制，这个观点肯定是有道理的。
俄国革命使反宗教的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第四阶段）[1]。权力机器不再掌握在教会和大公司手中，而是掌握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手中。反宗教的运动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即在集体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经济。第一次有可能大规模地以自然科学取代宗教，以不断增长的技术取代由迷信提供的安全感，以对神秘主义作用的社会学解释摧毁神秘主义本身。本质上，苏联反宗教的斗争有三种方式：靠清除经济基础，即直接的经济方式，靠反宗教的宣传，即直接的意识形态方式，靠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即间接的意识形态方式。
[1]关于苏联宗教问题的文献，见《苏维埃俄国的学校和教会》，载于1927年9月9日《南德意志工人日报》，斯特帕诺夫的《苏维埃俄国的教会和国家》；雅罗斯洛夫斯基的《教会与国家》；穆扎克的《俄国的自由思想家运动》；载于《自由思想家》第6 期；雅可比·韦马的《新俄国的教会和国家状况》，载于《新道路》，1928年；列宁的《论宗教》，载于《列宁选集》德文版第4 卷；A·埃尔格斯的《苏联的文化革命》，无产阶级自由思想家出版社1931年；A ·库雷拉的《五年计划期间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国际工人出版；德多罗夫的《乡村的反宗教宜传》；沃根的心乡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
我们从一些统计中可以看出教会的权力机构的庞大性，这些统计说明了旧俄国的状况。1905年，俄国教会拥有大约200 万公顷土地。1903年，莫斯科各教区教会占有906 所房屋，各修道院占有146 所。在基辅，大主教们的年收入相当于8 . 4万卢布，在彼得堡相当于25 . 9万卢布，在莫斯科相当于8 . 1万卢布，在尼希尼—诺夫哥罗德相当于30 . 7万卢布。每一次宗教盛典收入的实物和费用多得甚至无法计算。有20万人从事宗教事业，耗费群众的税金。平均每年有10 万香客拜访特罗伊茨卡瓦·拉夫拉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拥有价值6 . 5亿卢布的圣杯。
教会以经济权力为后盾，能够发挥相当大的意识形态影响。毫无疑问，所有学校都是教派的，服从僧侣的控制和统治。沙俄宪法的第一条写道：“全俄国人的统治者是一个独裁的和绝对的君主，上帝要求自愿服从他的至上权力。”我们已经知道“上帝”代表着什么，这种权力要求建立在什么样的人类结构的幼稚感情上。希特勒正是以同样的方式重新塑造了德国的教会。他扩大了教会的绝对权力，并使教会有可恶的权力来熏陶小学生的情感以便接受反动的意识形态。提高“道德标准”的任务使希特勒获得了最有利的地位，他执行着我们最神圣的上帝的意志。言归正传，我们看一下旧俄国的情况吧！
在神学研究班和学院，为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留有特殊的学术交椅。1905年1月9日，教会发表公告，指责造反工人被日本人收买了。1917年的2月革命只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所有教会都取得了一种平等的地位，但期待已久的教会与国家相分离却未能落实。大土地所有者勒沃夫亲王成了教会机关的头子。在1917年10月的一次教会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们被逐出教门；蒂克昂大主教向布尔什维克们宣战。
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下列法令。
关于宗教，俄国共产党不满足于承认已经颁布的关于教会同国家和学校相脱离的法令。简言之，它不满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中也出现的措施。由于资本和宗教宣传之间众多的实际联系，资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从未把这些措施贯彻到底。
俄国共产党深信，只有在群众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实现条理化和自觉性时，才能完全清除宗教偏见。党努力完全消除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的一切联系。它已经组织了带有指导性的反宗教性质的广泛的科学宣传。这种宣传实际地促使劳动群众摆脱宗教偏见。然而，不应极力触犯信教者的感情，因为这只会加剧宗教狂热。
因此，要禁止那些限制信仰自由或为共和国领土上的某个特殊教派的成员提供特权的地方法规〔法令第2条〕。
每个公民都可以宣布他选择何种宗教或不选择任何宗教。取消以前在这方面的所有剥夺权利的规定。
应从所有正式文件中清除掉所有涉及公民的宗教派别或无派别的规定〔法令第3条〕。
一切公共的和其它官方的以及社会的机构举行的活动，将不带有任何宗教习惯和仪式〔第4条〕。
宗教习惯的自由行使受到保护，只要它们不挠乱公共秩序，不侵犯苏联公民的权利。在出现挠乱和侵犯权利的情况下，地方当局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和平和秩序。
任何人都无权根据自己的宗教观点而逃避公民义务。
这方面的例外，只有根据人民法庭在每一个别情况下的决定，根据一种公民义务被另一种公民义务所取代的条件，方可允许〔第6条〕。
废除宗教誓约。如有必要，可做形式上的宣告〔第7条〕。
公民状况登记唯一由民政机关掌管，即由婚姻和出生登记机关掌管〔第8条〕。
学校脱离教会。
在一切国家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学习部门禁止宣传宗教忏悔，这些部门应采用一般教育的课程〔第9条〕。
一切教会和宗教团体应服从负责管辖私人团体和联合组织的总调节机构的管理，它们不享有来自国家或自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特权或津贴〔第10条〕。
禁止为了教会或宗教团体的利益而在成员中强行征税〔第11条〕。
教会和宗教团体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权，它们也不享有法人实体的权利〔第12条〕。
在俄国，教会和宗教团体的一切财产都是人民的财产。
为做圣事而必需的大建筑物和物品由各种宗教团体按地方和中央权力机构的特定规定免费使用〔第13条〕。
教士、僧侣和修女既不享有选举权，也不享有被选举权，因为他们没有从事生产劳动。
早在1917年12月18日，掌管公民状况登记的事务就已转交给了苏维埃权力机构。司法人民委员部专门设立了一个清理部门，着手清理教会财产。例如，在特罗伊茨卡瓦·拉夫拉修道院，建立了一个红军电力技术部门的学院和一个培训教师的学校。在这个修道院的地区，建立了工人游泳池和居民区。教堂逐渐变成了工人俱乐部和阅览室。反宗教的宣传着手揭露教会等级制度对人民的直接欺骗。所谓塞尔鸠斯教会的圣泉原来是设置的一个简单的水泵。许多圣徒的额头原不过是贴上了一块巧妙安排的皮革，而过去必须花钱才得以允许亲吻圣徒的额头。公开向人民群众做这种揭露，其效果是迅速的和彻底的。毫无疑问，无神论的宣传随几百万份阐释性小册子和报纸而遍及城市和乡村。建立反宗教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可以使科学的世界观同迷信的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如此，我1929年在莫斯科还是得知，唯一有组织的和基础稳固的反革命集团是宗教教派。宗教教派与教派成员性生活的联系，以及与整个社会的性结构的联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苏联都被大大忽视了。这种忽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因此，断定在苏维埃俄国“消灭了”教会，这是不正确的。人们可以自由地表白并实践他们选择的宗教。教会失去的只是它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统治权。它不再有可能把人民排斥在它的信仰上帝的信徒圈子外。科学和无神论最终成功地获得了和神秘主义一样的社会权利。任何教会机构不再能做出流放一位自然科学家的决定。这就是一切。但教会是不满足的。后来，当性革命解体时（从1934年开始），教会又使人民群众回到了它的行列。
同神秘主义相对立的性幸福
彻底破坏教会在它直接影响的领域中的权力，仅仅意味着消灭了教会最坏的侵占行为。这种措施对教会的意识形态权力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权力依赖于群众普通个体的同情感和迷信结构。为此理由，苏维埃开始发挥科学的影响。然而，自然科学的启蒙和对宗教的揭露，仅仅是把一种尽管非常有力但纯属精神的力量摆到了与宗教感情并行的地位，而其余的则留给了人的理智感情与神秘感情的斗争。这种斗争只是在那些己开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男女身上，才有助于科学。甚至在这些人身上它也可能失败，这已为一些并非不常见的情况所证明。例如，一些鲜明的唯物主义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产生了自己的宗教感情，即不得不去祈祷。一个聪明的宗教维护者力图从中获得对他有利的证明。他将断定，这就是宗教感情永远持续下去而不能被根除的证据。然而，他错了，因为这只是证明，尽管可以用理智的力量来反对宗教感情，但这触及不到宗教感情的根源。人们可以正确地作出结论说，如果不仅清除教会的社会统治权并用理智的力量来反对神秘情感，而且也使那些培育神秘情感的感情成为自觉的和无约束的，那么就可以完全彻底破坏神秘情感的基础。治疗经验无可辩驳地表明，宗教情感来自被禁锢的性活动，应到被禁锢的性激动中寻找神秘激动的根源。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明确的性意识和自然的性生活的调节注定着每一种神秘主义的破产；换言之，自然的性活动是神秘宗教的大敌。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极力从事反性活动的斗争，使这种斗争成为它的教义的核心并把这种斗争摆在它的群众宣传的前沿，这只能证明这种解释的正确性。
起初，当我说性意识是神秘主义的终结时，我只是力图把非常复杂的事实归纳成最简单的公式。我们不久将看到，尽管这种公式是简单的，但它的现实基础和实际贯彻的条件是极其复杂的。如果我们想成功地抵制狡猾的迷信机制，我们需要有全部科学的装备和对于进行一场不屈不挠的反神秘主义斗争的必要性的最深刻信念。最终结果必将报答我们所有的努力。
为了准确估价实际实行这种简单公式时所碰到的困难，我们应该彻底了解一下那些曾在性压抑中培养起来的人的心理结构上的一些基本事实。德国西部的一些文化组织（主要是天主教的）由于一直未能成功而拒绝继续进行反神秘污染的性经济斗争，这并不能使我们的意图失去效力，而只是证明了那些从事这场斗争的人对性生活胆怯、畏惧，以及缺乏性经济经验。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缺乏适应、理解并把握复杂事态的耐心和愿望。如果我对一位在性生活上受挫折的基督教妇女说，她的受苦具有性的性质，只有靠性快乐才能摆脱她的心理痛苦，她一定会把我扔出去。我们面临两个困难：（1）每一个人本身都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应个别地来理解；（2）这个问题的实践方面因地区和国度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应按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但肯定，我们的性经济经验越广泛，我们就越容易克服这些障碍。然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消除这些困难。在取得任何进展之前，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基本公式的正确性，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困难的真实性质。由于神秘主义已经统治人类达几千年，它至少要求我们这些新手不能低估它，我们要正确地把握它。我们有责任证明我们比它的维护者更智慧、更敏锐、更有知识。
从个人身上根除宗教感情
可以从对神秘主义的生物—心理固定现象的理解中获得群众精神卫生的方针。在性格分析治疗过程中神秘的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们从性格分析治疗中获得的见解，不能直接应用于群众，但它们揭示了普通个人身上的矛盾、力量和反力。
我已经描述过神秘的观念和感情是如何在人类结构中固定下来的。现在让我们探索一下根除神秘主义的过程的主要特点。
可以认为，神秘的态度和作用是有力地抵制对无意识的心理生活的揭示，特别是抵制被压抑的生殖器。重要的是，神秘主义想回避自然的生殖器冲动，特别是童年的手淫，更不用说回避前生殖器的婴儿冲动了。病人坚持自己的美学的、道德的和神秘的观点，加剧了人身上“道德因素”与“动物因素”即自然的性生活在哲学上不可沟通的对立。他借助于道德主义的避邪符来抵制他的生殖器的性活动。他指责他周围的人不理解“精神价值”，是“粗鄙的、庸俗的和唯物主义的”。总之，如果一个人了解了神秘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在政治讨论中的论证，并且了解了性格学家和“学者”在自然科学讨论中的论证，那么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太熟悉不过了。这是同一回事。当一个人成功地放纵性压抑的因素时，在性格上对上帝的畏惧和道德主义的防卫也就直接得以增强。如果一个人成功地摆脱了童年对手淫的畏惧，因而生殖器要求满足，那么理智的见解和性满足也就突出起来。随着对性的畏惧或对过去父母性禁锢的畏惧消失，神秘的情感也就消除了。以前是什么情况呢？在此之前，病人曾利用神秘主义压抑自己的性欲望。他的自我完全深浸在畏惧之中，他的性生活完全被异化了，以致他不能支配和调节这些有力的自然力量。相反，他越是抵制他的性活动，他的欲望就越成为绝对必要的。因此，他也就不得不更苛刻地进行他的道德主义的和神秘的禁锢。在治疗过程中，自我得到了增强，童年对父母和教师的依赖性得以放松。病人认识到了生殖器的自然性，学会了把童年的本能上不再有用的东西同适合生活要求的东西区别开来。这个基督教青年将很快认识到，他强烈的裸露癖和倒错的倾向一方面归诸于向幼儿性形式的倒退，另一方面归诸于对生殖器性活动的禁锢。他也将认识到，他想和一个女人结合的欲望完全符合他的年龄和他的天性，确实有必要满足这些欲望。从此之后，他再也不需要靠对威力无比的上帝的信仰来获得支持，他再也不需要道德主义的禁锢了。他成了自己家室的主人，学会了调节自己的性经济。性格分析使这个病人摆脱了童年对父亲和父亲式人物的权威的奴隶般依附。自我的增强解开了童年对上帝的依恋，这种依恋是童年对父亲的依恋的继续。这些依恋失去了自身的力量。如果植物性疗法后来能使这位病人过上满意的爱情生活，那么神秘主义也就失去了它最后的阵地。教士的病例是很难解决的，因为他们长期从事他们的职业（他们在自己的身体上已感觉到了其生理后果），已使解决成了不可能的。他们许多人的唯一出路是用宗教研究或教育来取代他们的僧侣职业。
只有那些不了解自己病人的生殖系统紊乱情况的分析家，才不能在神秘者身上证实这些过程。然而，一些知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牧师也证实不了这些过程，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伦理学许可，就可以把精神分析学的测锤沉入无意识之中”。我们最好少同这种“非政治的”、“客观的”科学打交道，就像最好少同那种不仅全力反对作为“政治”的性经济的革命后果，而且建议母亲反对通过教育儿童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来培养儿童的科学打交道一样。在这些情形中，如下过程是大可怀疑的，即允许医生的良心采取这种推理路线并使他成为一个牧师，却又没有用政治反动的眼光来改造他。他的行为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成员一样，这些议员在议会的最后一排热情地和恳切地唱德国国歌，最后免不了在集中营里作为“社会主义者”而告终。
我们不讨论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只想清除性压抑并解开幼年与父母的纽带。破除神秘主义根本不是治疗的一种目的。我们只把它当作一种心理事实来对待，它的作用是支持性压抑并逐渐削弱自然的活力。因此，性经济的过程并不在于把神秘的生活观同“唯物主义的”、“反宗教的”观点相对照。我们有意避免这样做，因为这在生物病态过程中不会造成任何变化。毋宁说，性经济的过程在于揭露神秘态度是一种反性的力量，那种哺育着它的能量被用到了别的目的上。如果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是被夸大了的道德主义的，同时他在现实中又是变态的、淫荡的和神经过敏的，那么他不具有这种矛盾。与他的道德主义相应，在性经济的意义上他也丧失了他的性活动的反社会性和不道德性。对性需要的性经济调节取代了不妥当的道德主义的和神秘的禁锢。
因此，从其自身角度看，当神秘主义在人身上保存并再生自身时，它有理由采取这种强烈的反对性生活的立场。它的错误只在于它的一个许诺，在于它最重要的证明上：正是它的“道德性”产生了荒淫性，而它却觉得自己应该对这种荒淫实行道德控制。废除这种“道德性”，才是废除它徒劳地力图排除的不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每一种道德和神秘主义的重大悲剧所在。对培育宗教神秘主义的性经济过程的揭示，将或迟或早导致在实践上消除宗教神秘主义，不管神秘主义者如何经常攻击和谩骂。
性意识和神秘情感不能共存。自然的性活动和神秘的情感在能量上是一样的，只要前者被压抑，就很容易变成神秘的激动。这些性经济的事实必然对群众精神卫生产生一些后果。在我们回答一些显而易见的异议之后，我们再来论述这些后果。
性经济的实践与对它的异议
在性经济的实践中，人们习惯于把政治经济学家当作反对所谓的“过份强调和夸大性问题”的人。他们在这一新领域里一碰到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困难，便立即力图排除这一整个领域。从一开始，这些性经济的反对者就应该知道，他们的妒忌是没有理由的。性经济的文化工作并不构成对他们自己的经济领域的侵犯或对他们的工作领域的限制。它的目的在于理解文化过程的一个迄今为止完全被忽视的极其重要的领域。性经济的斗争是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反对剥削和压迫者的总斗争的一部分。目前，确定这场斗争多么重要和它在工人运动中起什么样的作用，纯属学术上无益而琐细的分析。在讨论性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时，人们不是把自己的评价建立在已以实践的方式完成了的东西之上，而是倾向于确定经济政策和性政策之间的对立。我们不应在这些讨论上浪费时间。如果各个知识学科的专家都尽最大力量克服专横形式，如果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精通自己的领域，那么所有关于等级和作用的讨论也就是多余的了、个别学科的社会重要性将由它自身来定。有必要坚持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经济形式也决定着性形式，除非经济和社会形式被改变，否则性形式就不会改变。
有许多像冰一样迅速冻结的口号，只有使用激进手段才能清除它们。人们经常碰到这样愚蠢的异议，即性经济是“个人主义的”，因而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用处。诚然，用来获得性经济知识的方法是“个人主义的”。但社会对性生活的压抑难道与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无关吗？性苦恼难道不是一种集体的事情吗？因为对结核病的研究是在个别病人身上进行的，难道社会反对结核病的斗争就是个人主义的吗？革命运动总是犯把性活动当作一件“私事”的重大错误。对政治反动势力来说，它不是一件私事。政治反动势力总是同时走两条路：经济政策的路和“道德更新”的路。迄今为止，自由运动只走了一条路。因此，需要在社会规模上把握性问题，把个人生活的阴暗面改造成社会的精神卫生，使性问题成为整个战役的一部分，而不是只局限于人口政策问题。自由运动一直犯的错误是，机械地把政治口号从工联主义和政治斗争领域搬到所有其它社会生活领域，没有为人类生活的每一领域提出一个观点和适应而且只适应这个领域的活动。相对而言，正是这种错误促成了它的失败。因此，1932年德国性政治组织的领导官员想排除性问题，用“反饥寒”的口号来“动员”性领域的群众。他们把性问题同“社会问题”对立起来，仿佛性问题不是整个社会问题复合体的一部分！
使性改良受局限的人口政策，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带有性政治的性质。它们不关心性需要的调节，只关心与性行为有自然联系的人口增长。除此之外，它在社会和生物学的意义上同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群众对人口政策的问题也没有丝毫兴趣，他们对这些问题毫不关心。他们对流产法的兴趣，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它关系到个人痛苦。就流产法造成痛苦、死亡和不幸而言，它是一个一般的社会政治问题。只是当明确而清楚地懂得人民之所以违犯这个法律，乃是因为即使他们不想要孩子他们也要性交时，流产问题才成为一个性政治问题。尽管这在情感上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要害，但迄今为止并未引起注意。如果一个反动的政治家斗胆告诉人民，“你们抱怨流产法使人们在健康和人的生活上作出如此多的牺牲，你们就不应该性交”，那么人们就不会只关心人口政策了。只有当人们明确而且公开谈论满意的性生活的必要性时，这个问题才有意义。突出强调那些不断使一切社会阶级的男男女女感到困惑的性需要，要比列举流产法造成的死亡更贴切得多。每一个人都对性需要有切身兴趣，而对流产法的兴趣则以某种水平的社会道德心和同情心为前提，但在现代人身上一直不能采取这种道德心和同情心。在关于粮食供应的宣传中，人们关心的是个人需要，而不是无关的社会和政治事实。在性经济领域的宣传中，也应如此。总之，性问题是一个适用于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是社会生活和群众精神卫生的第一位问题。
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异议较为严肃。他的异议可能是这样的：如果认为“在政治上”可以谈论人的性不幸就像可以谈论人的物质痛苦一样，那么这便是十足的乌托邦。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要做几个月和几年的艰苦工作才能使一个病人意识到自己的性欲望。道德主义的禁锢像性要求一样是根深蒂固的，这些禁锢占了上风。由于并不存在一种可同个体分析中使用的技术相比较的技术，你打算如何克服性压抑呢？这种异议值得严肃对待。首先，如果我允许这种异议阻止我在群众中从事实际的性经济工作和搜集经验，那么我也就完全同意了那些把性经济当作一个个人主义问题抛在一边的人的意见，等待着出现第二个耶稣来解决它。有一次，我的二个很要好的同事告诉我，我的尝试只构成一种肤浅的解释，把握不了根深蒂固的性压抑的力量。如果一个精神病学家可以提出这样的指责，它或许证明值得更详细地讨论这个困难。在我一开始工作时，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实践经验揭示了它。
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明白，在性经济的群众卫生中，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同于我们在个体植物性疗法治疗中所面临的任务。在后者中，我们应该消除压抑，并恢复生物的健康。这不是性经济社会学的任务，在这里它是意识到被征服的人身上的矛盾和苦难的事情。人们知道，一个人是道德主义的；但一个人具有必须得到满足的性冲动这一事实，要么人们没有意识到，要么人们对它的意识非常微弱以致它不能正当地起作用。在这里有人可以提出另一种异议，即为了形成对性需要的意识，还必需进行个体的分析工作。实践经验又一次作出了回答。当我在办公室里同一位遭受性禁锢的妇女谈论她的性需要时，我面对的是她的整个道德主义机制。我很难深入她的心里并使她相信什么东西。然而，如果这位妇女受到一种群众气氛感染，例如出席一次明确而公开地从医学和社会方面讨论性需要的大会，那么她也就不会感到自己是孤独的。毕竟，其他人也在听“被禁止的事情”。她个人的道德主义禁锢被一种集体的性肯定气氛，即被一种新的性经济的道德所抵销，因为她单独一人时有过类似的思想，所以这种性经济的道德能瓦解（不是清除!）她的性否定。在私下，她曾痛惜自己丧失的生活乐趣，或者渴望性快乐。群众状况使性需要有了信心；它采取了在社会上认可的姿态。当正确地提出这一主题来讨论时，性要求肯定比禁欲主义和克制要求更有感染力；它是更人道的，同个人有更密切的头联，毫无保留地被每一个人所证实。因此，它不会增强压抑，而只会使人们意识到压抑，用意识之光来阐明性与神秘主义的斗争，使它在群众意识形态压力之下进入头脑并把它变成社会行动。在这一点上，有人或许又会提出一种异议，认为这将是凶暴的尝试，因为它会使人民突然陷入极度苦恼状态中，即使他们没有病也会使他们真的有了病，却又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人们也许记得帕伦伯格在《老实的罪人》中的巧妙说法：“多么不幸的人！幸亏他不知道不幸。如果他知道，他该多么不幸！”回答是，政治反动势力和神秘主义更凶暴得多。当然，从根本上说，这种异议也适用于饥饿的痛苦。那种无意识地肩负着自己命运重担的印度苦力或中国苦力，是顺从的和盲信的，他的痛苦要少于那种意识到丑陋的万物秩序并自觉地反对奴役的苦力。谁会企图使我们相信，应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不让苦力知道他受苦的真正原因呢？只有神秘主义者、苦力的法西斯主义雇主或中国的某个社会卫生学教授才力图使我们相信这种胡说八道。这种“人道”是非人道的永恒化，同时是对非人道的掩饰。我们所说的“非人道”是指喋喋不休地空谈善和正义，却又听任自己直接陷入法西斯主义反对势力的陷阱中。因此，我们承认，始终如一的性经济工作给了沉默的痛苦一副喉舌，在加剧已经存在的矛盾同时又产生新的矛盾。它使人不能再容忍自己的状况。同时它也提供了解放的手段，即战胜苦难的社会根源的能力。确实，经济工作触及到人类生活最敏感、最激动人心、最切身的领域。但群众的神秘感染不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吗？重要的是一个人所向往的目的和其他人所向往的目的。那种一度有敏锐的眼光并参加性经济集会的人，那种听到并回答了几百个与人类存在最切身的领域相关的问题的人，已经毫不动摇地深信，社会的炸药就埋在这里，炸药能使这个自行毁灭的世界苏醒过来。然而，如果这项工作由那些同教会争相肯定并提倡道德主义的神秘主义的革命者来从事，他们就会把回答性问题当作有损于“革命意识形态尊严”的事情，把儿童的手淫当作“资产阶级的发明”而不屑一顾，一句话，他们——为了他们的“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自己个性的重要角落里是反动的，因此，他们很容易拿出证据证明我的经验是不可能正确的。因为在这些革命者手中，群众会对性直接持否定态度。
我们有必要继续讨论一下在我们的工作中碰到的道德主义阻力的作用。我认为，与性要求相对立的个体的道德主义禁锢，是靠权威主义社会的整个性否定气氛来加强的，可以因创造一种相反的性肯定的意识形态而失效。人民会接受性经济的知识，因而可以免受神秘主义和反动力量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性肯定气氛只能靠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性经济组织来创造。要想使政党的领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简直不可能。同时，这种政治已经显露出是反动的非理性主义。我们不能再信赖任何政党。这一任务属于自然的劳动民主发展的结构之列。
迄今为止，我们只提到了我们的工作能立足其上的群众个体的平静而缄默的需要。这是不够的。从本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需要及其压抑也表现出来了，然而当时性经济运动却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前景。自那时以来，性经济工作的一些客观的社会先决条件已开始出现。如果人们想正确地着手工作，就必须彻底了解这些先决条件。在1931年到1933年的德国，许多具有各种形式和倾向的性经济集团开始出现乡这一事实表明，一种新的社会观点正在社会过程中立住脚。社会的性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先决条件是，出现了雇佣工人和职员大军的大工业。于是道德主义的和反性的气氛的两个中心支柱，即小企业和家庭，也就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显加速了这一进程。与仍然局限于父母的权威主义家庭的妇女和姑娘所产生的观念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妇女和姑娘产生了更自由的性生活观念。既然产业工人在任何时代都容易接受性肯定的影响，那么权威主义的道德主义的解体过程也就开始在下中层阶级中展开了。如果把今天的下中层阶级的青年同1910年的下中层阶级的青年比较一下，我们很容易看出，仍在加大的现实的性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裂隙已成了广泛的和不可弥补的。想作禁欲的姑娘的理想已成为一种羞耻的事情，想当性软弱的禁欲的男子的理想肯定也是如此。甚至在下中层阶级中，对婚姻的强制性忠诚也开始越来越经常出现更开放的态度。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使得有可能把反动的性政策的矛盾公开化。再也谈不上向现实生活和禁欲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过去的和谐复归了，也就是说，恢复不了本世纪初之前那种样子了。一个人作为性经济主义者，对人类存在的秘密有了深刻的见解，可以觉察出那种直到今天仍被大加辩护的道德主义的禁欲生活方式的全盘解体。青春期生活的集体化不仅从根本上破坏了——即使不是消灭了——权威主义家庭的限制力量，而且也在现代青年身上唤醒了一种欲望，即渴望新的哲学，渴望关于争取性健康、性意识和自由的斗争的科学知识。在本世纪之初，对于一个基督教妇女来说，加入节育集团是不可能的事。今天，它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这一过程并没有因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掌权而中断，只是被迫转入地下。值得忧虑的是，如果法西斯主义的屠杀和野蛮状态持续得比我们担心的更久，这一过程将如何继续发展。
与上述观点密切相关的一个附带的客观因素是，神经和生物病态疾病作为被挠乱的性经济的一个表现而迅速增长，现实的性要求同旧的道德主义禁锢和儿童教育之间的矛盾加剧。生物病态的增长意味着人们更要准备承认许多病都有性原因。
政治反动势力面对实际的性经济工作而束手无策，这是对性经济极其有利的一点。众所周知，由于缺乏关于性的科学文献，人们在公共图书馆里看到的大多是性方面的废物。如果性经济工作能成功地把这种巨大的兴趣纳入科学的和合理的渠道，这将提供一个关于性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的尺度。法西斯主义者可以靠自称代表着劳动权利和工人来长期欺骗顺从的和被神秘感染的群众。在性经济领域里却不同。政治反动势力只能用一种完全压抑和否定性活动的反动性政治纲领来反对革命的性经济。这种纲领会立即疏远群众，只有政治上不重要的一些老妇女和无望而愚钝的人例外。关键的是青年！他们——这是非常肯定的——不再普遍地听任性否定的意识形态来左右。这是我们强有力的一点。1932年，德国的性经济集团成功地赢得了一直同“红色工联主义”的主体相关联的工业。显然，当说到并做到所有这一切时，性经济的精神卫生应该和一般社会自由运动联合力量。而且在现实的实践中，它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以下事实：法西斯主义的工人和雇员，甚至学生，是完全赞成对性活动的革命肯定的，这种肯定使他们同领导发生了冲突。如果想成功地解决这种冲突，这种领导会怎么做呢？他会不得不使用恐怖。但一旦使用恐怖，他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影响。我要再一次强调，客观上反动的性束缚一旦松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重新捆绑起来。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如果革命工作未能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结果将会使青年继续像以前一样过着私下受限制的生活，并且意识不到这种生活的原因和后果。然而，如果性经济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政治反动势力就毫无办法，就拿不出相反的意识形态。只有当群众的性肯定属于私下的和残缺不全的时候，只有当这种性肯定没有集体地组织起来并指向政治反动势力的禁欲主义之时，政治反动势力的禁欲说教才是动摇不了的。
德国法西斯主义不遗余力地想在群众的心理结构中扎下根，因而极为强调向青年和儿童进行灌偷。除了激发和培养对权威的奴性外，它没有别的手段。这种奴性的基本前提就是禁欲的性否定的教育。从童年时起就渴望得到满足的对异性的自然性冲动，主要被那些扭曲了的和倒错的同性恋和性虐狂感情所取代，部分地也被禁欲主义所取代。例如，在劳工征募营里培养起来的所谓团体精神就是如此，到处被宣扬的所谓“纪律和服从精神”亦是如此。在这些口号背后隐蔽的动机是，鼓动残忍，准备用于帝国主义战争。虐待狂出自未被满足的性高潮渴望。而门面上却刻着“同志关系”、“荣誉”、“自愿的纪律”这样的名称。在这一门面背后掩盖的是秘密的反抗，由于个人生活，特别是性生活的每一表现都受到阻碍，人们沮丧到了造反的程度。始终如一的性经济应该明确揭示严重的性贫困。如果它这样做，它将能听到来自青年的最有生气的回声。首先这将在法西斯主义领袖中间造成迷惑和困窘。不难看出，普通小伙子或姑娘会很容易意识到自己的性贫困。与那些在实践上从未这样做的青年领袖的断言相反，我们在和青年一起工作时获得的经验表明，一旦使青少年意识到性压抑并理智起来，普通青少年，特别是少女会更快、更有效而且更自愿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问题仅仅在于正确地理解性问题并说明它对一般社会状况的应用。有上千个证据支持上述论断。人们不应听任俗套的异议左右，而应唯一听任性经济实践的指导。
政治反动势力对德国青少年提出的一些问题不得不作出什么样的回答呢？
把德国的小伙子和姑娘征募到劳动营里，严重侵犯了他们的私人性生活。由于产生了严重的致命的弊病，有一些问题迫切需要解释和解决。由于青少年对公开讨论自己紧要的个人问题普遍感到羞怯和胆怯，这种状况便复杂化了，除此之外，劳动营当局也禁止谈论这些问题。但这是一件有关少男少女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事情！! !
在劳动征募营里小伙子和姑娘的性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一般说来，劳动征募营里的小伙子和姑娘都处在性发育的年龄。大多数小伙子以前都习惯于靠自己的女朋友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当然，这些小伙子和姑娘的性生活甚至在他们进劳动营之前就受到了阻碍，因为缺乏过健康的爱情生活的合适的可能性（青年的住房问题），因为没有钱来买避孕用具，因为国家当局和反动团体敌视青少年健康的爱情生活，即敌视和他们的需要相一致的东西。这种可悲的状况因劳动征募而进一步恶化了！例如：
没有和姑娘在一起或继续保持并鼓励以前的私通的可能性。
不得不要么节欲，要么自慰。
这导致爱情生活的野蛮化和放荡，性猥亵和脏话大增，以及使人的意志和精力瘫痪的无法无天的狂妄举止（强奸、贪色、殴打）。
夜间不自觉地泄精，这既损害人的健康，也不会带来任何满足。
出现同性恋趋势，那些以前从未想到过同性恋的小伙子也开始结成同性恋关系；因同性恋伙伴而引起极度烦恼。神经质、烦躁、身体疾病和各种心理紊乱情况增多。
给未来造成不幸后果。
所有青少年，特别是17 到25 岁的青年，没有满意的性生活，而这必将使他们未来的潜力受到干挠，造成严重的心理沮丧，心理沮丧又总会挠乱人的工作能力。如果一个器官或一种自然功能在一段时期不用，它后来就要退化。神经精神病、倒错行为（性反常行为）是常见的后果。
对我们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和管理，我们怎么看呢？
迄今为止，领导人只是很一般地号召“青年增强道德”。我们至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在过去的几年里，德国青年同他们的父母家庭和制度的巨轮做了艰苦的斗争，逐渐赢得了他们过健康的性生活的权利。尽管他们在现存社会条件下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但他们的观点已获得了众多的团体的了解：青年不得不坚决反对性偏执、性猥亵和性伪善，反对青年的性屈从所造成的后果。他们认为，少男少女彼此之间应有一种幸福的理智的性关系。他们认为，社会的责任是调节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政府对此持什么立场呢？
迄今所颁布的法令是同青年的观点尖锐矛盾的。由于禁止公开销售避孕用具，青年购买避孕用具是不可能的。汉堡警方依据道德采取的反对水上运动员的措施，发出的把那些“冒犯习俗和礼仪”的人投入集中营的威胁，是以法律为后盾的。如果一个小伙子在野营地和他的女朋友睡觉，这不是触犯礼仪了吗？
我们要问德国青年的领导人：什么才是青年的性生活？只有四种可能：
1.节欲：难道青年在结婚之前要过节欲的生活，即遏制所有性活动吗？
2.自慰：难道青年要靠手淫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吗？
3.同性恋的满足：难道德国青年要和同性人从事性活动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如何从事呢？是靠互相手淫还是靠鸡奸？
4.小伙子和姑娘自然的爱情和性交：德国青年是否要肯定和鼓励自然的性活动？如果是这样，那么：
在哪里性交呢（住房问题）?
怎样和靠什么来防止怀孕呢？
在何时性交呢？
是否允许青年干元首干的事情？
在儿童工作上也涉及到类似的问题。听起来也许奇怪——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是：总的说来，只有革命的儿童工作才是性经济的工作。你不必大惊小怪，请安静地听下去。处在前发身期阶段的儿童能以最好而且最容易的方式受性教育指导。这是为什么呢？
1.所有社会阶级的儿童，甚至那些遭受饥饿和贫困的阶级的儿童，都有性兴趣，而且不单是在后来的生活阶段。此外，我们还应记住，只有一些儿童饥饿到了身体受到摧残的程度，而每一阶级的每一个儿童却毫无例外地都受到性压抑。这极大地扩大了社会的攻击领域。
2.自由运动用来组织儿童的一般方法是和反动势力在自己的儿童工作中使用的方法一样的：列队行进、唱歌、着装、小组比赛等等。除非儿童的父母偶尔是自由主义者——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儿童是无法把反动的宣传内容同革命的宣传形式区别开来的。争取现实不被掩盖，仅仅是反法西斯主义教育的最初要求。我们认为，既然儿童和青少年今天能按自由的音乐行进，那么他们明天也会愉快地按法西斯主义的音乐行进。而且，政治反动势力可以在儿童中创造不知比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好多少倍的团体宣传形式。在这一方面，后者总是落后的。例如在德国，与反动的运动相比较，社会主义运动在儿童工作上是非常软弱无力的。
3.尽管政治反动势力在儿童工作上的确远远占了优势，但有一件事它做不到：它不能给儿童传授性知识，它不能使儿童对性有明确了解，它也不能消除儿童的性混乱。只有革命运动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因为它不想对儿童进行性压抑。（恰恰相反，它所想的是儿童的性自由。）其次，因为革命阵营一直提倡始终如一的自然的儿童教育。这一有力武器在德国是未曾使用的。那些掌管儿童组织的人最强烈地抵制这样一种建议，即应把性教育的一般个体治疗变成大规模的性教育。这些性经济工作的反对者在儿童中间号召维护马克思和列宁，这既是悲剧，也是喜剧。自然，不论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列宁的著作中，我们都找不到关于性经济的东西然而，事实却是，儿童普遍投入政治反动势力怀抱。尽管会碰到众多的困难，但在性经济的基础上开展儿童教育是有出人意料的可能性的。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性是儿童本身强烈的兴趣。假如我们能成功地大规模地吸引儿童和青少年的性兴趣，那么，反动的污染也就会碰到一种巨大的反力，而且政治反动势力也就无能为力了。
对于那些怀疑、抵制，要么就担心儿童的“纯洁性”的人，我们想引用两个来自我们实际经验的例子；这两个例子是众多例子中的典型例子。
第一个：教会并非十分拘谨。有一个15岁的男孩，曾从法西斯主义组织转向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他告诉我们，在他以前的组织里，教士经常把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叫到跟前，询问他们的性行为。他总是问他们是否有过手淫，这自然是实情，是羞于承认的。“这是一种大罪，我的孩子。但如果你勤奋为教会工作，明天去撒发这些传单，你可以赎罪。”神秘主义就是这样以性来实行政治的。然而，我们是“朴实的”；我们是“纯洁的”，我们不想和“这类事情”打交道。于是我们感到惊奇，神秘主义居然控制了大多数青少年。
第二个：柏林的性经济工作团体曾决心在儿童的性经济教育上作出第一步尝试，为此目的集体编了一本故事书《粉笔三角形：研究成年人秘密的团体》。在该书付印之前先交给儿童团体的领导讨论，于是作出决定把它读给一组儿童听，看看他们对它有何反应。人们希望所有那些对社会的性经济表示不知可否的孩子参加。一开始，到了70 名孩子，而不是通常的20 名左右。通常孩子们听官方报告时总是表情冷漠，总是难以保持安静，而此时孩子们却被所讲的事迷住了，他们的眼睛闪出光芒，在听众席上他们的面孔显得异常兴奋。阅读不时地被同情的赞叹声所打断。讲完话后，要求孩子们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许多孩子举手请求发言。在这些孩子面前，我们不禁得为自己的过分拘谨和窘迫而感到羞愧。编撰这个故事的老师们决定不提避孕问题，而且还略去了儿童手淫的论题。但有个孩子立即就提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说说关于如何不要孩子的事情？”一个男孩突然笑起来说：“我马马虎虎知道一点。”第三个男孩问：“妓女是怎么回事？在故事里根本没有谈这种事。”他们七言八语地说：“明天我们去基督教徒那儿。他们总是谈论这些事情，我们会知道的！”“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它卖多少钱？它是不是很便宜，我们能买得起，也能卖得出吗？”已经读过的第一部分差不多讲的全是性教育。但儿童团体有意用第二卷来补充第一卷，第二卷想说明这些问题的社会意义。孩子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问：“第二卷什么时候出版？它是否也这么有趣？”孩子们何曾如此热切地渴望一本社会学书籍呢？对我们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教训吗？是的，应该是。既然我们肯定孩子们的性兴趣并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我们就应该教育孩子们对社会问题感兴趣。我们应该让他们确信，这是政治反动势力所不能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将赢得许许多多的胜利，不受任何国家的反动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坚定地支持革命自由运动。然而，目前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不仅有政治反动势力，而且还有自由运动阵营中的“道德主义者”。
性经济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阐明最近在德国由于妇女被迫从工厂返回到厨房而造成的性状况。要完成这一工作，只有让妇女自由的概念具有性自由的内容。应该指出，使妇女感到讨厌的事情不是她在家庭对男人物质上的依赖。从根本上说，与这种依赖相伴随的性限制才是负担。其证据是，那些成功地完全压抑自己性活动的妇女，不仅容易不加抵制地保持这种经济依赖性，甚至会肯定它。使这些妇女意识到自己被压抑的性活动并强调禁欲生活的不愉快的后果，是从政治上改变对男人的物质依赖性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性经济组织不能完成这一工作，那么，在法西斯主义那里妇女性压抑的新波澜将禁止她对自己物质奴役状况的意识。在德国和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妇女和青少年向性反动进行有力造反的一切客观的社会先决条件。如果把不屈不挠的、始终如一的、毫不畏缩的性政策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我们就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个曾一再使自由思想家和政治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同时又不必回答：为什么妇女和青少年总是特别愿意听政治反动势力的话？其它任何领域都不会如此清晰地显示性压抑的社会作用，性压制和性反动观点之间的密切联系。
最后，我想再提一下一个精神病学家在读了本节之后提出的异议。这个异议是不容易反驳的。他说，毫无疑问，广大群众对性问题有强烈的兴趣，他们几乎对性问题着了迷，但能否由此而必然得出结论说，可以在政治上利用他们的兴趣来推进需要做出许多损失和牺牲的社会革命呢？一旦他们把握了性经济的观念，靠什么来防止群众趁机滥用性自由呢？在我们从事困难的工作时，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听取每一种异议，考虑它的有效性，表达我们对它的看法。我们应该防止我们希望的革命思想超越我们，把仅仅“如此”的东西视为现实的可能性。反饥饿斗争的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人们想不借一切代价来消灭饥饿，而取决于是否存在为消灭它所必需的客观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所有国家的群众的性兴趣和性苦恼能否象基本的物质兴趣那样，变成一种反对造成这种苦恼的社会制度的社会行动？我们己经用实践经验和理论思索表明，在个别团体和个别会议上进行的东西，在群众的规模上也应该是可能的。我们曾经忽略了几个必不可少的额外的先决条件。为了完成使社会的性经济成为有效的行动的任务，首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工人运动。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性经济工作就只具有预备性质。其次，绝对有必要建立一个紧凑的国际性经济组织，它的任务是从事并保证实际工作。最后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这一运动要有一批非常有纪律的领导干部。至于其他的，我们没有必要提前解决每一个别问题。这会造成混乱和停滞。实践本身将产生新的更详细的实践。本书不准备讨论这些细节。
非政治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所谓非政治的人的问题。希特勒不仅一开始就利用那些以前基本上是非政治的人民群众建立他的权力，而且他还通过动员不下500万元投票权者，即非政治的人民，在1933年3月以“合法”方式完成了他走向胜利的最后一步。左翼政党尽管竭尽全力来争取无动于衷的群众，但没有琢磨“无动于衷或非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大企业家或大土地所有者支持一个极右政党，这不难根据他的直接经济利益来理解。在他那里，左的倾向是和他的社会地位不一致的，因此意味着不合理的动机。如果一个产业工人有左的倾向，这也一定是合理的、不矛盾的，因为这种倾向出自他在企业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如果一个工人、雇员或职员有一种极右倾向，这应归因于他政治上糊涂，即他忽视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个作为广大劳动群众之一员的人越是非政治的，他也就越容易受政治反动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谓非政治的，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证明着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而是证明着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即抵制对社会责任的意识。分析这种抵制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意识，能使我们明确认识一些有关广大非政治的阶层的行为的含混问题。在普通的“不想和政治打交道的”知识分子的情形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与他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依赖于舆论）相关联的直接的经济兴趣和畏惧，其基础是他不卷入政治。他的畏惧使他在知识和信念方面作出最荒唐的牺牲。这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事生产活动而又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集团。在一个集团里，政治概念是不自觉地同暴力和身体的危险，即同强烈的畏惧相联系的，这种畏惧妨碍他们现实地正视生活。在另一个无疑人数最多的集团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是基于个人冲突和焦虑之上的，其中性焦虑占主导地位。当一个年轻女雇员有足够的经济理由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却又不承担社会责任时，这百分之九十九归因于她所谓的爱情经历，更具体地说，归因于她的性冲突。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下中层阶级的妇女，她们应该调动自己的所有心理力量来支配自己的状况，以免完全被压碎。迄今为止，革命运动误解了这种状况。它只想靠使“非政治的”人意识到自己未实现的经济利益来唤醒他们。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非政治的”人绝大多数很难倾听关于他们社会经济状况的言论，他们反倒很容易听信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神秘的华而不实的言辞，尽管后者很少提到经济利益。这应如何解释呢？只能解释说，严重的性冲突（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禁锢着合理的思维和社会责任心的发展。它们使人们感到害怕，迫使他们沉默。如果这种自我包裹起来的人现在碰到了一个靠信仰和神秘主义来工作的宣传家，即碰到了一个靠性的、里比多的方法来工作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就会把注意力完全转向这个人。这并不是因为法西斯主义纲领比自由纲领给他印象更深，而是因为他从对元首和元首意识形态的忠诚中体验到他持久的内在紧张心理暂时得到了缓解。他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冲突有了一种不同的形式，以此“解决了”冲突。最终，这种倾向使他有时把法西斯主义者当作革命者，把希特勒当作德国的列宁。人们不一定非得成为一个心理学家，才能理解那种勃发爱欲的法西斯主义为何能为那种从未想到过社会责任的、在性上受挫折的下中层阶级妇女，成为一个由于性冲突造成的思想贫乏而不能获得社会意识的年轻女售货员提供一种被扭曲的满足。人们应该了解这500 万犹柔寡断的、“非政治的”、在社会上受压抑的男男女女的隐秘生活，以便懂得私生活，即主要是性生活在社会生活的骚动中平静而秘密地起的作用。这是不能在统计上来把握的，因此，我们也不完全依靠统计学提供的虚假的精确性，因为统计学忽视了现实的生活事实，而希特勒则由于他对统计学的否定并利用性痛苦的残渣夺取了政权。
那种在社会上不承担责任的人，是深陷入性冲突之中的人。迄今为止的情况表明，想靠排除性生活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是绝对无希望的。而且，那种把他置于政治反动势力掌中的最可靠的方式，却毫不犹豫地利用了他的性不幸的后果。我们稍微估断一下便会得知，只有一种方式是可行的，这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理解他的性生活。有一段时间我本人也曾回避这样的结论，觉得它很平庸。因此，我能理解饱经风霜的政治经济学家会把这种解释当作一个迂腐的、政治上无经验的、蛰居书斋的学者的想象物。然而，一个参加过性经济会议的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以前从未参加过一次政治会议。无党派的和非政治的男男女女构成了西部德国性经济组织成员的绝对多数。下列事实最生动地证明了饱经风霜的政治经济学家在作出他们的判断时是多么轻浮：在过去几千年里，神秘主义的国际组织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至少每周召开一次它所谓的感人的性政治会议。因为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等等的礼拜日和仪式显然是性政治会议。根据性经济工作的经验和我们已有的关于神秘主义和性压抑之间的关系的知识，对这些事实的忽视或否定是中世纪的精神统治和经济奴役的一个不可宽恕的反动支柱。
最后，我想论述一下一个远远超出日常任务之外的事实：人类有机体的生物上僵化及其与争取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斗争的关系。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