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我们全都要（关于意大利战后“大众工人”斗争的小说）
第三章 在北方
总之，我去了北方。我一到米兰就去找罗科，因为他是我的榜样，我可以投靠他。罗科比我大二十岁。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大人了。他总能成为人们的话题。人们都说他是个惹祸精，有些人怕他，就跟害怕老板和地主一样。他走出了小村子，去了北方，在那里有了自己的事业。所有想离开农村的小青年都拿他作榜样。他住在米兰旁边一个叫科尔西科的小镇。他见到我时，向我妈还有我姐妹问好。他打开冰箱，拿出几瓶啤酒。他问了我好多问题；还请我喝酒，我来找他让他非常高兴。
然后他就叫他老婆做点牛排。他问我：想吃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他身体很壮实，喜欢吃喝。只要手边有吃有喝，他就不会放过，正好吃的喝的现在就有。他开始说起他在南方的经历。他说：我们受够南方了，那里的地主都是一群蠢材，以为自己有几亩地就很牛逼了。他们懂个啥，一切还不都是咱们工人造的。要没咱们，他们早就饿死了。他们地主现在都完了，只能东游西逛，到处讨饭吃，为啥？大家都知道要干的正事，他们就是不干。
他话匣子打开之后就说个没完。可这里就不一样了，他说，我到这里后，头头们都尽量给我方便。他们让我住在工棚里，吃住都不要钱。我开挖掘机时，老板们是按产量给工钱的，你也懂的，我干得越多，工钱越多。可在南方，管你干了多少，他们都不会多给你一分钱，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拿多少。那帮狗杂种，不把人累死就不罢休。南方人就是傻，啥都不懂。在这里呢，老板和工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当然喽，老板挣的多，那也是因为他要管整个厂子。
可我也能吃上饭，我还有房子呢。你瞧这栋房子，就是我自己的；我还有轿车、卡车、挖掘机。我意思是说，我也算是老板了。每个人都是老板，看你本事多大了。当然，在工厂里干活的那些工人确实啥都没有。但他们有权利，有假日，还有保险什么的。反正你在这里总能过得不错。只要你有工作，一切就能顺顺当当。啥都不用担心。罗科把米兰和北方的好处大吹了一通。
聊着聊着，我就问起了他弟弟乔万尼的情况。乔万尼比我大三岁，几乎跟我算是同龄人。罗科说乔万尼在附近一家工厂上班，现在还没收工，大概要到九点才会下班。罗科说，乔万尼这人有点懒。他准是跟你一样，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没恒心。他都辞了三份工了。他就是不懂这个理：在这里你得坚持把一件工作给干好喽。你得仔细想好，在哪儿工作，才能让你发达。老是换工作可发达不了。我一直都在一家公司干，我是为自己干活。活是为自己干的，可我就是不离开这家公司。
我就说，总之，我真的要找工作了。我现在急需工作。我不打算扬名立万什么的，至少眼下不想。他就说，那你想做什么工？你愿做什么？你得在厂里找个工作，你得挣点钱。不要老是换工作，不然你一点钱都攒不下来。然后乔万尼回来了，我们相互问好，谈起了弗尔尼、萨勒诺、彭特卡尼亚诺。谈起了我们认识的同学，还有妹子，等等。后来他说：咱们先睡吧，明早我带你去上班，明晚再帮你找个旅店。
第二天乔万尼带我去了工厂。那家工厂在津戈内[1]附近，生产一种叫做“切莱尼奥”的材料，它可以用来做家具上的装饰品，看起来像是用真正的木料雕刻出来的，其实是用木屑和聚乙烯醇混合而成的。我就开始造这种东西，晚上就跟几个民工一起住在一家旅店里。他们都是来米兰打工的外地人。甚至还有从北方其它地方过来打工的，有人来自布雷西亚，还有人来自贝尔加莫。
在这家旅店住着一个卢卡尼亚人，他在建筑工地搬砖，每天要干十二个钟头。他晚上自己做饭，每天最多只花五十里拉，却能挣上七八千里拉。他总是节衣缩食，晚上和节日从不出去潇洒。干了三四个月后，他攒了六七十万里拉的存款。他给我们看了存折，还说他想买辆小轿车。开春后，我每天早上都起不来，老是迟到，这让我很头疼，我想回南方去，到海边去玩。我寻思着：我已经干了整整一个冬天，要是他们炒了我，我应该能拿到三万到五万里拉的遣散费，加上相当于八天工钱的代通知金，还有做了一星期的工钱，加起来应该有十万里拉。有了这笔钱，我就能回到南方，啥也不做，都能逍遥好一阵子。
于是我就天天迟到。迟到的天数多了，他们就发火了，说我要是明天再迟到就炒了我。第二天我还是迟到了，于是就被炒了。他们给了我相当于八天工钱的代通知金、我工作的那一周的工钱，然后我回了南方，到海边去玩。夏天到了，才第一个月我就把钱花光了。我在四月底回到南方，五月钱就没了。我一直待到九月。一开始我在棺材铺帮人做点小事。整个夏天我都在当救生员。海滩上有些瞭望哨，救生员要做的就是帮忙上漆，搭小木屋，搭好以后，你只需每天早上撑起遮阳伞，在海滩上逛来逛去就行。
我就这样度过了整个夏天。夏天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米兰。可这次我不打算在郊区找工作了。在郊区工作的话，每天晚上都要回米兰，额外还要花一笔车钱。我在坐车之类的事情上花了太多钱，不想再住在郊区了。所以我决定就待在市区。一到米兰，我先把行李托管在车站，然后就去市区找旅店。我在布雷拉区的彭塔乔路、索尔菲里诺路和法泰贝内弗拉泰利路的三岔路口一带找了家旅店。
那里是米兰市中心。酒吧一直营业到凌晨三四点；我的乖乖，真是太好玩了。酒吧还提供吃喝。有一家叫格兰酒吧的店，你也可以在那里吃饭。我没去饭店花钱吃饭，也没去花更多的钱逛酒吧，就在格兰酒吧吃了一碟通心粉还是奶酪什么的。我花了七八百里拉，在那里玩了一整晚。那一片有不少靓妞。搞基的、拉皮条的、吸毒的、做黑市买卖的、还有嬉皮士；真是个好地方。
然后我打算弄几张证书。我心想：他姥姥的，我又得学习，这里又有工厂又有学校。我想学习，我对学习着了迷。我想上艺校。在斯福扎城堡有艺术夜校。我就去报了名，交了一百五十里拉报名费。我参加了考试，考了三天。他们摆出棱柱、方块、球体之类的东西，让你照着描，然后他们再给你的绘画能力打分。
但他们考的其实是另外的能力。他们问我靠什么维持生计，我是不是跟家人一起住在米兰之类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只招那些完全不懂绘画、但是年纪很轻、又跟家人住在一起或是有工作的人。但是他们发现我没有工作，就不要我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上不完课程，或者说我也没有这个恒心之类的。他们不收我，不是因为我不会画画，因为我已经给他们看了自己的绘画本领。既然我进不了学校，弄不到证书，我就只能努力谋生了。
我心想：证书有屁用啊？我对学手艺压根没兴趣。学好一门手艺，就能挣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干最轻松的活，吃最好的饭，再泡几个妞，不就是最好的生活吗？我心想：得了，做这些事又用不着证书，我主要操心的事情，就是干最轻松的活，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挣大钱。于是我就决定要这样做。我在建筑工地上找了份工，没多久我就厌倦了，我喝醉了，下午没去上班，他们就炒了我，我有一阵子什么都没做。
我还有一点钱，我就到处闲逛。跟前一年不一样，我在科尔西科疯狂地挥霍自己的自由时间：这个小镇有两家舞厅、三四家电影院，还有一家教区电影院[2]。人们在酒吧里聚会，玩牌或者聊体育。这里的妹子大多是南方人的女儿，她们保留着南方那种习惯，总是三五成群地出去跟外面的靓仔到野外幽会。但是，这里没有真正的友情。在酒吧里，你要受欢迎，就得有钱。你洒钱越多，穿得越高档，你的朋友就越多。要是没钱，谁都不鸟你，这让我特别不爽。
另一方面，对我这个南方小村出来的人来说，这个城镇又是个绝妙的地方，可以让我体验到各种经历。在我住的那家旅店里，总是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跑堂的、念书的、画画的、卖冷饮的、砌砖的。肤色各异、三教九流的人，总是在这里来来去去。去到酒吧，又能见到那些经常上报的人：唱歌的、演电影的，有不少歌手就在那里出入。这里还能见到一些男人，就像从《男人与波莱罗》之类的准色情漫画里出来的。在布雷拉大街还能见到不少像是演员的女人。
看见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就像个刚进城的乡下人一样，觉得非常新奇。啊，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个容光焕发，都是像我一样的傻蛋。我想跟他们交朋友，我想想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我总是在等待，可实际上，我想跟女人睡觉的时候，就去找小姐。我从来没能跟酒吧里遇到的女人睡觉，尽管我很想来一次这样的冒险。我总是怀着这样的希望，在酒吧里闲晃，除了格兰酒吧之外，还去另一家叫牙买加的酒吧。酒吧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在聊天。
在这些地方混的还有许多人，画家特别多。他们讲法国话或英国话，即使他们自己就是意大利人；你要是会讲法国话或英国话，说明你要么很有本事，要么就是留过学。在酒吧那种地方，他们说外国话，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不跟我这种人混在一起。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喝酒，我那个朋友会说德国话，我以前跟他一起在阿勒曼尼亚[3]工作过，我们闹出了一点小乱子。有人正在弹吉他，我们都喝高了，就开始用德国话唱歌，或者说，他用德国话唱歌，而我只是在发出噪音。我们碰见了一个人，他想让我们推销家具或走私雪茄。这家伙啥都想干，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个笨蛋。可我没有驾照，我都不会开车。
另一天晚上，旅店楼下有个吸粉的，喊她朋友下楼拿钥匙给她，让她回去睡觉。我下了楼，她正不知所措，我搂住她就亲。她说：怎么，你想跟我睡觉，可我没这心情。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太新鲜了；我喜欢这种与工厂、农村、宗教完全无关的生活。这是一个与我熟知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喜欢这里。我啥都想尝一尝，就算最后只能看看电影。也可能最后我成了浪荡鬼，把街上的洋妞或是舞厅和酒吧里的妞儿搞上床。
我想上夜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寻思，没准我能认识几个上艺校的妹子，跟她们交朋友。我开始找门路，因为在城里，你要是事事都靠自己，你就寸步难行，啥都做不成。要想混得好，发大财，就得有朋友圈子，特别是女性朋友。米兰有不少混日子的人，特别是那些妹子，她们来自小乡镇，背着家里，来到米兰，想跟嬉皮士鬼混。有一次我还带了这样一个妹子回旅店，可惜房东不让她进门，还威胁说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在阿勒曼尼亚找了份工。
我找了个在厂里打工的妹子，可她说自己是做文秘的。我才不管她是做啥的，我甚至都不喜欢她。要是在南方，我连理都不会理她。我跟她谈朋友，只是因为米兰的小婊子们早都习惯了吊个“老客人”帮她们买这买那的，她们这些挣工资的，都把自己当成出来卖的鸡。可这个妞却不一样，她跟我在一块时，总是各付各的，不用我替她出钱。我把她带回旅店，可是第二天房东就把我给赶出去了，因为他已经警告过我不许带外人进屋。这是他的规矩。要是想跟女人睡觉，就自己出去找钟点房。他的旅店不搞这一套。结果我就被赶了出来。
我在阿勒曼尼亚认识了一个朋友，就先住在他那里。我再也不想上班了，我受够了，就到朋友家蹭吃蹭喝。今天去这一家，明天去那一家，轮流上门。这些朋友都挺喜欢我的，因为我没干过多少活，可是嘴巴能说，我想方设法弄钱去看电影和吃饭。到了晚上，我就等女朋友下班，然后一起去吃披萨。总之我就是这么混日子的。然后我就去酒吧，看看有没有谁要我干点黑市买卖，有没有什么赚快钱的门路，或是找个女人睡觉。我随时准备迎接任何冒险。
只有一个工程师要我，他在雷吉奥大街有艘游艇，叫我帮他看管。总之我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也在米兰认识了不少朋友。我借住在一个西西里朋友的家里，跟他老婆打得火热，我担心哪天就会给他发现了，就开始考虑跑路。我在米兰试过各种工作，有时还帮搬运工的帮派跑跑腿。我去过一些公司，试过各种工作，都做不了两三天。为了离开米兰，我还去菲亚特应聘，因为我欠了太多钱。我开始忽悠他们，除了在阿勒曼尼亚认识的那个朋友。
阿勒曼尼亚不会跟你签长期合同，只签一两个月的短期合同，顶多四个月。我签了两个月，从十一月开始做工。他们给了我们一顶帽子，跟厨师的帽子很像，还有一条围裙，一条裤子。他们给了我们一套还算卫生的制服。我被那家公司炒掉的经过很是离奇。我被分到一个生产面团的工段，面团做出来之后，要放进机器里搅拌。面团从机器里出来时，下面放着大脸盘一样的塑料盘子，面团流进盘子后，我们先往里面加点面粉，然后面团就会发胀起来。大家都说这活儿太轻松了。
有一天我在旅店里看《迪亚波利克》[4]看得入迷，忘了上班。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想起来，我赶紧下楼，跑去坐地铁，可还是迟到了。哪怕只迟到了几分钟，公司都要扣掉半个钟头的工钱，所以我打算干脆等过了半个钟头再进去。我去喝了点格拉巴酒，换了衣服，准备等到二十九分钟的时候再去打卡。迟到两分钟还是半小时都是一样的。
在打卡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玻璃隔间，里面有显示烤箱和所有工段的情况的信号灯。那里有好几个主管，还有我那个工段的领班。我去打卡时，领班朝我招手。我说：先生，有什么事吗？他说：把帽子戴正。这种帽子很高，我把它压扁了，弄成撒丁牧羊人戴的帽子的形状，我就这样戴着垂到眼前的帽子，双手插在裤兜里，我还迟到了半个钟头。
领班看见我这样子就有点恼火，他说：把帽子戴正。不，这样不是挺好嘛，我干嘛要戴正？给我戴正。我不理他，继续走。他从里面走出来说：你怎么迟到了？呃，不记得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迟到了。迟到总有理由，反正我就是不记得了。你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迟到吗？我忘了要上班。哦，你忘了要上班。这可是很严重的。那你知不知道，我要让你停工一天？
我就说：领班，你要么炒了我，要么就让我继续上班。我只迟到了半小时，不该罚我停工一天，我不接受。所以你要么炒了我，把炒掉我的理由告诉我，不然我就要去上班。我是迟到了，可我不该挨罚停工一天，我不接受。他叫我滚，我骂了他，然后回去工作。他从楼上叫来一个保安，问出了我的名字，然后又来了两个保安，问我在哪里。我就说：我就在这里。我警告他们：别动手，不然我一动手，你们都要受伤，到时我就得进局子，可我还不想进去。公司要是想炒掉我，就得给我一个月的工钱，因为我签了两个月的合同，可是只做了一个月公司就要赶走我，我要拿到剩下的一个月的工钱。
他们说：只是让你停工一天。不，我不该挨罚停工，我不接受。他们说，随你怎么说，要投诉就去办公室找领导。我就去了领导的办公室，坐下来等领导进来。领导来了，问我：你坐这里干嘛？呃，正等你呢。你等我干嘛？还不快出去。我说：等一等，他们要罚我停工一天，但我不该挨这么重的罚。我只迟到了半个钟头，而且还是初犯，停工一天太重了。
他说：不对，罚你停工是因为你骂了领班。不可能，我没骂他，他都没听清我当时在说啥。要是领班耳背，听不清别人在说啥，那可不是我的错。我当时说的是我要去上班，不是要早退。他说：不管你说了啥，都得给我出去，不然我要报警了。有种你就报警，我就是进局子，也不会乖乖忍受你们的无理处罚。你敢炒了我，就得给我一个月的工钱，外加八天工钱做代通知金。行啊你，咱们走着瞧。行，谁怕谁啊。
领导打了个电话，叫我去另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们整理了我的档案，还有工作台账，又给我看了一封信，叫我签字。我说：我不签，你们先给我钱，我再签字。他们就说：你别这么嚣张，不然等下有你好受的。等你进了局子，一毛钱都拿不到。我就说：关你屌事，我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工作，我才不在乎进局子呢。
但我还是把事情都搞定了。警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把我抓起来。一个工人被警察逮捕，就因为他不愿接受停工一天的处罚——这事要是上了报纸，公司可丢不起这个脸。他们不想惹这样的麻烦，所以我敢肯定，我不用进局子，还能拿到全部的工钱。那混蛋还是不依不饶；他先是威胁我，然后又想跟我套近乎：你是哪里人？萨勒诺人。嘿，我也是那里来的，我是阿维利诺人。他装出一副老乡的样子，想巴结我。他给我递烟，然后说：只要你签了字，过阵子再来，公司还会录用你。可要是不签，公司就再也不会录用你了。
我就说：操，外面工作大把多，我干嘛非得来求你。人总得干活，可你不能老是把人当傻子耍，这家公司还真就把我当傻子了。照这么说，只要我签字，公司就会重新录用我？免了，我没兴趣。错的是领班，我不该被罚停工一天。现在公司要炒掉我，炒我可以，得给我一个月工钱。那家伙就给其它办公室打电话，可能是给行政处还是人事处，我不清楚。管理层在电话里坚持说：再逼他狠一点，给他点颜色看。从三点闹到七点，整整闹了四个钟头。
职员们受不了了。我就是不让步，不离开办公室，他拿着准备好的文件，职员们就不停地算他们还欠我多少。每过半个钟头，他们就拿一个新数字来给我看。八万里拉。我说，怎么才八万？这个月剩下的部分，加上代通知金，一共八万。才八万？你们什么意思？这个月剩下的部分，加上代通知金。这点钱就想打发我？除了第一个月的工钱，代通知金，还得把下个月的工钱也给我，也就是再给我八万。那可是一大笔钱，区区八万里拉，休想打发我。
这出闹剧没完没了；女职员快要疯了：叫他出去！我们干不下去了！我就说：我才不管，你们要是不想干活，就去罢工，我只要钱，别的我全不管。领导又打电话了，他说：这小子软硬不吃，油盐不进，职员们都气疯了，没法干下去。干脆给钱叫他走人；不然我就报警，我也撑不住了。你说什么，报警？对，我要报警。电话那头说：那你就这么跟他讲。我当时就站在领导后面，所以听见了他们的话。
领导又跟我说：你要是不收这钱，那好，我可以拿我父亲、我小孩还有我小孩的健康发誓，我一定会报警。我就说：那你就报警啊，还扯这么多干嘛。你以为我喜欢跟你吵啊，你不是想赶我走吗？那跟我讲这么多干嘛？我跟你说了，我只要钱，不想跟你吵，是你要跟我吵。不是我要惹你，是你在惹我。他又打电话说：够了，我受够了。我要跟会计说，他要多少就给多少，我再也受不了了。这小子真是又臭又硬，拿他没法子。
好吧，随你便吧。他就站在我面前打电话，所以我听见电话那头这么说。他就对我说：算你狠，你赢了，干得漂亮，在这里签字吧。我说：等一等，先把钱拿来，没看见钱，我就不签字。他就叫会计把文件和工作台账拿来，然后带我去领钱。他们给了我这个月剩下的工钱，下个月的八万里拉，还有相当于八天工钱的代通知金。我在所有文件上都签了字，然后就离开了阿勒曼尼亚。就因为领班的一句蠢话，我不用工作就捞到了一个月的工钱。
阿勒曼尼亚其实是我在米兰干过的第二份工厂工作。我先在建筑工地上搬了两个月砖，又在阿勒曼尼亚干了一个月，现在没活干了。我就去找日雇工的帮派，他们派我去西门子、SIP、斯坦达等公司卸货。工厂需要临时工的时候，就会来找这些帮派，这其实是一种合法的临时工制度。
我就当了一阵子临时工。问题是有时候一点活都找不到。兜里一毛钱都没有的时候，我就继续找零工来做，有时还找不到。有一次我倒霉极了，身上就剩下一千里拉，我就去找零工。那天是星期五，什么活都找不到。周末没有活干——星期一再来。所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这四天我只能靠一千里拉度过。我星期五吃了点东西，星期六一整天什么都没吃。到了星期天早上，我开始打算去献血了。
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他靠献血挣了三千五百里拉。我就想，三千五百里拉也够吃一顿了。我要喝杯卡布奇诺，让自己的血压升高一点。在米兰总能找到消磨时间的地方。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大道上，在圣巴比拉大教堂和门廊之间，经常有个流动血站在那里采血，我就在它对面的莫塔酒吧里喝了杯卡布奇诺。我走进血站，脱下衬衫。
他们检查了我的胸部，又从手指上抽了点血。他们还给我拍了X光，又检查我有没有梅毒。然后他们给我量血压，确实很低。他们问我多大了，得过什么病，干过什么工作。我说现在失业。这帮混蛋只问我得过什么病，没问我吃过没有；他们好像压根没想过这个。他们知道我二十五岁，知道我血压低，知道我没工作，就是一点都想不到我正在挨饿。
他们让我躺在床上，把针头扎进手臂，却只流出了一点血。血只流了半管，然后就出不来了，凝住了。他们见我的血出不来，都慌了；一般来说，扎针以后，只消一分钟，顶多一分半，血就会灌满整根管子。我被抽了三分钟，血都没满半管，然后一点血都出不来了。他们有点害怕，我就对医生说：医生，我需要钱，最少一千里拉。为什么？因为我没东西吃，快要饿死了。哦，你没吃东西，对不起，我们可以给你喝几杯咖啡，再给你吃点莫塔邦迪[5]。
其实我知道，给血库捐血是没有钱拿的。但我又想，要是跟他们讨钱，他们总会给一点吧。大家都会说，人家都给你捐血了，你也该给点钱意思一下吧。医生跟我说：不，在我们这儿献血是无偿的。我觉得这种无偿献血真是太奇怪了。医生说：不管那么多了，先喝点咖啡吧。我没吃莫塔邦迪，因为我在阿勒曼尼亚干过，知道那些甜点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对莫塔邦迪一点信心都没有。
总之，我在米兰挨饿，又欠了朋友和老乡一屁股债，还跟那个西西里朋友的老婆搞得不清不楚，所以我打算跑路，不再待在米兰了。我去菲亚特应聘，然后收到一封信，叫我到都灵报到。所有人都说，在菲亚特，只要你肯干，就有假期之类的。我可不怎么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我跟米兰的所有朋友和熟人都断了关系。我想在菲亚特挣够了钱，再重新开始生活。
到了都灵，我住在姐姐家里。从南方来到都灵的民工大都住在朋友或亲戚家里，或是住在小旅店里。但是有些倒霉的民工得在车站住上好几天，甚至还有不少人得在新门车站的二等候车室里住上一个月。那里经常有警察巡逻，不让记者靠近。想在夜里到新门的二等候车室去，你要么得出示自己的菲亚特工作证，说自己已经被公司录用了，要么就得拿出菲亚特的信，说自己是来面试的。没有工作证和面试信，警察就不会让人进入菲亚特设在都灵车站的免费宿舍。
[1] 津戈内（Zingone）是米兰郊外的一个工业小镇，由银行家伦佐·津戈内（Renzo Zingone）在六十年代出资建造。——原注
[2] 教区电影院（cinema parrocchiale）是指由天主教会运营的电影院，一般由当地的教区管理。——中译者注
[3] 阿勒曼尼亚（Alemagna）是意大利一家著名的糖果公司。——中译者注
[4] 《迪亚波利克》（Diabolik）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漫画系列之一，从1962年开始连载，至今已经出了800多期。——中译者注
[5] 莫塔邦迪（Motta Buondí）是莫塔公司生产的一种袋装甜点。——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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