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1920年代）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伴随着天亮，苦艾散发出苦味，——娜塔莉娅明白了：不仅干旱坡地上的七月散发着苦艾的气味，它那种奇异的苦味，活水和死水的气味，——而且我们今天，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也散发着这种气味。苦艾的苦味——就是我们今天的苦味。”
（《裸年〉） |
一
人生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
在山谷上面茂密的松林里，有两只硕大的灰色猛禽，一雄—雌，在树根里给自己营造一个巢穴。
雄鸟。“它冬天活着，为的是吃，为的是不死。冬天是寒冷而可怕的。春天，它繁殖。那时，它的血管里流淌着热血，寂静无声，阳光灿烂，而夜间则星光闪烁，它一直想要飞翔，合上眼睛，拍打翅膀，无缘无故而又兴高采烈地大叫起来。”（《山谷上面》，见短篇小说集《野草》）。
雌鸟趴在巢里，把自己献给了雄鸟，生儿育女，于是变得“关怀备至了，扎煞起羽毛，咕咕地叫个不停”。这两只鸟就这样生活了十三年。后来雄鸟死了。它衰老了。一只新的年轻的雄鸟占有了雌鸟。年老的雄鸟在搏斗中战败了。
人生也是如此。其本质就在于动物性，古老的本能，饥饿感，爱欲和生儿育女的需要。
在短篇小说《他们一生中的一年》中，森林里住着两个人和一头兽：猎人杰米德、他的妻子玛丽娜和棕熊马卡尔。他们住在一所房子里。杰米德很像一头熊，具有熊一般的力气，走路的姿势像头熊，他身上散发着原始密林的气息。“他们，人与兽，相互理解”。玛丽娜也是这样。她生了第一个孩子，棕熊走到她的床前，“表示特别理解，用那双憨厚而忧伤的眼睛严峻地看着她”。他们有着共同的故乡——闭塞的原始密林，秋去冬来，寒来暑往，迎着朝霞，踏露而行；他们在森林里过着共同的生活，刻苦耐劳的，野蛮的，自由自在的，孤独的，原始的，直接面对青天、大地和森林。
乡村。小树林、谷物干燥房、田野、农夫和农妇的罗斯。“他们生活离不开燕麦，离不开马牛羊，离不开森林和草场。他们知道：燕麦的种子落到地里便生出新的子实，许多许多，家畜和家禽也是如此，繁衍后代，代代相传，生中有死，——他们知道，——人的命运是什么：生儿育女，在诞生中弥补死亡，如同燕麦，如同猪，如同马，——全都一样。”（《乡村土路》）
长篇小说《裸年》中有一段：“农妇们在打谷场上把谷打完，姑娘们经过一夏天农忙之后，要在出嫁前夕受孕，晚上不离开打谷场，在谷物干燥房里过夜……因而（黑体字为引者所用），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们白天去伐木，晚上也都在谷物干燥房里集会，吵吵嚷嚷，一直闹到鸡叫。”
人，世世代代追求这种动物性的生活，渴望过这种生活，把它奉为失落的天堂——一旦物质环境强制他脱离开这种生活，他便产生罪恶的和不满的情绪。
农民伊万·科洛图罗夫当上苏维埃主席，搬到被没收的公爵的房子里去住。可是“突然间他可怜起自己和老婆来了，想要搬回自己那栋有炕炉的房子里去”。短篇小说《继承人》中，罗斯托夫家那幢古老的贵族房子里住着罗斯托夫家族的末裔。他们孤苦伶仃，日子枯燥乏味，他们无所事事，卑微而又愤懑，——因为发生了革命，把他们抛到生活之外，把他们连根拔出来了，于是他们枯萎了，腐烂了，像废纸一样由于毫无用处而被抛弃了，被弃置一旁。
女知识分子伊丽娜知道，人道主义是天方夜谭，实实在在的是生存竞争，是肉体，是本能，于是她离开了那个侈谈达尔文和各种原理的环境，——到草原去与教派信徒为伍，成为自由自在的乌什库尼克——盗马贼马尔克的妻子——开始过庄嫁人的生活。她的双手长满了茧子，她学会了像农妇那样唱歌和扎头巾，她没有时间“思考”，她成了丈夫的女奴，正是因此才感到幸福和愉快。
皮利尼亚克是一位“风貌”作家。他笔下的人物都像野兽，野兽也都像人一样。为了刻画二者，时常使用同一种色调、语言、形象、方法。因此，皮利尼亚克熟悉狼、熊、枭，并且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
皮利尼亚克对大自然非常敏感。他了解和热爱大自然。善于发现那些不显眼的色彩和典型细节。他描绘森林、天空、冬天和秋天的时候，词语和比喻层出不穷：“秋老虎的季节，干硬的土地散发着酒的浓香，多勃雷尼亚—兹拉托波亚斯—尼基季奇骑马走在田野上——白天，山杨宛若朱砂，白桦宛若黄金，天空宛若矶蓝（矶蓝散发着浓烈的酒香），映照在他的铠甲上，闪耀着光辉，而到了夜间，他的铠甲便暗淡无光了，如同蓝化的钢，由于森林而生锈了，由于浓雾而成为灰色，但仍然坚不可摧，轮廓清晰，由于初霜而铿锵有声，闪烁的繁星，宛若焊接时发出的火花。”“春、夏、秋、冬，仿佛是一下子都来到人的意识之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皮利尼亚克向往着大自然，视它为始祖母、动物性生活真理的起源。在他的笔下，大自然是兽性的、狂暴的、残酷的、冷峻的、古老的、纯正的，几乎经常都不具有情意缠绵的温柔情调。“冬季。十二月。圣诞节。小片树林。树木。银装素裹，霜花和积雪宛若蓝宝石一般，晶莹闪光。黄昏时分，最后一只红腹灰雀在啼叫，喜鹊呱呱鸣叫，如同敲击骨板。又是一片寂静。一棵棵巨大的松树横躺竖卧……夜悄悄地降临了……刺柏的周围耸立着一片阴森的枞树，细长的枝杈相互交织。均匀而又恐怖的林涛声响起来。黄色的劈柴垛沉默不语。树林的远处，升起一轮明月，如火炭一般红。夜。天空低垂，明月火红……风声呼啸，如同生锈的门闩发出的响声……这时，在树林的远处，在栉比鳞次的枞树里，在月光下，一头公狼嗥叫起来，于是狼群玩起了野兽的圣诞节游戏……”（黑体字为引者所用）（《裸年》）。再如：“夜降临了，黑色的、干巴巴的秋夜；降临到空旷的、寒冷的、荒凉的草原上”（《巴尔孔斯科耶庄园》，见《野草》）。在这里，汽车的笛声和迫使人们仰首望天的螺旋桨均匀的轰鸣声便显得荒唐了。“天空低垂，明月火红……一头公狼嗥叫起来……”当年编写《伊戈尔远征记》时是这样的。迄今的罗斯也还是这样：林妖、家鬼、水怪、群狼、棕熊、咒语。不是生活，而是生物。表现这种生活的应该是个巨人，具有宏伟的气派，有一双林中人的如同棕熊一般的略略眯缝着的眼睛。身穿皮外套的新人们还得付出许多劳动，经历和体验许多苦难，才能在林妖窃窃私语的原始密林中铺设铁路，让大自然改变史前的荒凉外观，换上更现代的面貌，才能让这个罗斯的人民不再相信咒语，不再咏唱“粗俗的集会的”和婚嫁的歌谣，一些歌谣歌咏的是记忆模糊的古代，是茂密的森林，是荒凉的田野，这个人民不再相信关于飞毯的童话，不再相信“奇迹般地”完成一切，而让他们相信用钢铁的机器征服天空和大地的幻想，相信明天即可实现的幻想，让他们创造关于服从于人的钢铁魔法师的新童话，一不是幻想神秘的基捷日城，而是学会幻想以顽强的和卓有成效的劳动改造生活，征服大自然，大胆地洞察其奥秘。
皮利尼亚克笔下的大自然以及这种动物性的生活实际上是很悲惨的。难怪阿拉伯贤哲伊本·萨迪夫谈到这种古代生活时说：“悲惨，悲惨！”（《一千年》）短篇小说《死亡的诱惑》中，母亲对女儿说：“死亡在诱惑，春汛的洪水在诱惑，大地在诱惑，从高处，从教堂的钟楼顶上，诱惑跳下火车，扑向轮下，血液在诱惑。”这是“事物的本质”，生活的本质。《裸年》中描写阿尔西波夫老头死亡的那些篇幅就散发着这种来自生活的本质，来自生活的根基的悲惨气息。《平凡的故事》中也是如此。一般来说，这个母题在皮利尼亚克的作品里并不是偶然的。他的所有作品、文体和写作风格中都有某种压抑和凄凉之感。皮利尼亚克在情绪上具有二重性，与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和意气风发一起，不时地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情绪：痛苦，哀伤。有谁知道在艺术家身上最终哪一种情绪将占上风！目前只是应该指出，俄国革命对他的作品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于当代作家来说，俄国革命体现了惟一的拯救之路。否则就是：悲惨、神秘主义、哀伤、泥泞、优柔寡断的罗曼蒂克。
在皮利尼亚克那里，爱情、妇女与“风貌”、“生物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皮利尼亚克非常注重妇女和爱情，达到了过分的程度。在这里突现出来的几乎是纯粹的生物学方面。皮利尼亚克在这方面与阿尔志巴绥夫有许多相像之处；不，也许不同于阿尔志巴绥夫的是并不津津乐道于色情，而是更质朴，乡村式的。但是，他那些关于爱情的故事有时与明显的病态相毗邻。女契卡克谢妮娅·奥尔狄宁娜说道：
“我想，卡尔·马克思犯了一个错误。他只考虑到了生理上的饥饿。他没有考虑到世界的另一种推动力：爱情……性欲、家庭、种族，——人类对性的崇拜，没有错……我有时在生理上痛苦地感觉到，整个世界、整个文化、整个人类、一切物品、椅子、抽屉柜、衣服全都渗透了性欲，——不，——不确切，是渗透了性器官；甚至无须说到种族、民族、国家，只消说到手帕、面包、皮带……于是就感觉到，整个革命——整个革命！——都散发着性器官的气味。”（《伊万和玛丽娅》）
把卡尔·马克思扯到这里来，实在是毫无道理。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提出过饥饿和爱情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什么人需要这种病态，为什么而需要？结果不是罗赞诺夫式的性神秘主义，就是世界变成了妓院。最糟糕的是由于这种“信仰的象征”，皮利尼亚克的作品全都充斥着强奸、性交的描写，他笔下的妇女，除了少数例外，全都是按照一个样式裁剪出来的。要是用克谢妮娅·奥尔狄宁娜的“社会学”来对待妇女，把她们看成是女奴、母亲和情妇，而不是视为具有人类女性特点的妇女，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譬如说中篇小说《伊万和玛丽娅》中就有这种让人不愉快的邪味。尽管有一系列非常出色的地方（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但是那些让人不愉快和反感的描写却使读者不寒而栗。
在不同的文章中，我们由于各种缘由不只一次地指出了当代作家、艺术家、政论家对原始的、粗俗的、没有复杂化的生活的兴趣。皮利尼亚克的这个母题以其艺术描写为基础，表现得比别人更强烈、更鲜明。这是他艺术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打开他的艺术活动之门的钥匙。对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价值失望了，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文化已经走进死胡同；我们的艺术生活在最近10至15年中受到了各种流毒的影响（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主义、安得列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以及内容的空洞），从而也走进了死胡同，出现了不和谐感，渴望严谨的“正确的”生活；俄国革命揭开了自发势力的深层次，把农民、工人、来自丛林和草原的人推上历史舞台，他们对周围现实持有健康的、清新的直觉态度；战争和革命向当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事物本来面貌的意义，让他们看见了纯朴的、粗糙的原始形态中的生活价值；经过革命的疾风暴雨的日子之后，他们终于疲惫了，——这就成了当代诸种情绪赖以生存的土壤。在一些艺术家（符·伊万诺夫、伊里亚·爱伦堡）的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母题，而另外一些（安·别雷，扎米亚京部分地）则创作出市侩习气的“杰作”。皮利尼亚克这种思想倾向是沿着什么样的路线发展的呢？——我们下面先从他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来看。
二
对待十月革命，皮利尼亚克首先不是视之为吹向钢铁未来的风暴，而是用叛逆精神接受了它。他在革命中寻找并且找到了史前动物性的面貌。这完全与他对待生活的生物学态度相一致。十月革命所以好，因为它面向过去。革命把人民从沙皇、神甫、官吏和无用的知识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于是罗斯“回到17世纪去了”。有关彼得大帝的故事把彼得一世及其宠儿——彼得堡描绘成魔鬼的诱惑、对俄国无用的嘲弄、俄国非常反感的舶来品。彼得大帝整个活动被表现成一出纯粹的闹剧，实属胡作非为，对“人民生活风貌”进行粗暴的践踏。彼得一世是一个天才的赌徒，躁狂症患者，从来都不了解真正的俄国，经常处于醉醺醺的状态，是梅毒患者、暴君、杀人凶手，想要把俄国变成兵营，变成牢房。他的改革活动也是这样的，野蛮、恣意妄为、毫无意义，与人民完全格格不入。彼得一世把“下等人”驱赶到泥泞难行的沼泽地去，把他们当成奴隶，强迫他们建造新的“乐园”。“旧的聪明的正统罗斯及其生活方式、壮士歌谣、民歌、修道院等，被关闭了，躲藏起来了，两个世纪无声无息。”从彼得一世开始，有了城市、西方、脱离人民生活的不需要的知识界，教会成了专制制度的附庸，“专制独裁的恶人歹徒”横行霸道，所有这一切压在人民的头上，室息着人民，吸人民的血，扭曲和破坏了住在小木屋里的罗斯。俄国革命使罗斯解脱了这场理梦、这种舶来品、文明的垃圾。十月革命把俄国从彼得堡带到莫斯科。完成革命的是来自小木屋、乡村、森林、荒凉的和长着牧草的原野的人民、贱民、庄稼汉。没有任何共产国际，只有人民的、民族的、纯俄国的革命，人民在这场革命中首先清算了一切没有用处的舶来品、地主、知识界、专制主义。“茶——滚蛋吧，咖啡——滚蛋吧！家酿的啤酒，超群出众的神甫，随便信仰什么都可以，哪怕是信仰木头疙瘩，也无人干涉。”（《白井的尼科拉》）
皮利尼亚克不断回到俄国革命的民族性主题上来。长篇小说《裸年》中的格列勃发表一整套历史哲学，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所偏爱的观点。
“曾经有过俄国民间绘画、建筑、音乐、尤利安妮娅·拉扎列娃的口头故事。彼得一世来了，——罗蒙诺索夫由于写了关于玻璃的颂歌而成为难以置信的大人物，于是民间艺术消失了……俄国不曾有过欢乐，而如今却有了……俄国知识界没有追随十月革命，而且也不能追随。从彼得一世开始，西方便高踞于俄国头上，而在下面，在纵身扬起前蹄的马的下面则生活着我们的人民，好像长达千年之久，知识界却是彼得一世的忠诚儿女。据说俄国知识界的始祖是拉季舍夫。不对，是彼得一世。从拉季舍夫开始，知识界开始了忏悔……”
“小神甫”（在这方面）跟格列勃一唱一和：
“政权来了以后，开始造反，形成了各种教派，逃亡到顿河、乌拉尔、雅伊克，——从那里开始了反对莫斯科的叛乱。现在已经到了莫斯科，取得了自己的政权，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能够建成，将建成一个这样的国家，互不妨碍，互不排挤，如同树林子里的蘑菇……东正教是与沙皇，与他人的政权一起来的……不信的话，你就听听，童话里讲到过东正教吗？一讲的是林妖、女巫、水怪，根本没有什么万军之主……如今建立了农民的政权，东正教跟任何教派一样了……东正教活了1000年，而现在正在死亡，再过20年就将彻底死亡，神甫将死绝。在俄国游逛的将是叶戈里、水怪和女巫，要么就是列夫·托尔斯泰，要么就是达尔文……”（《裸年·两次谈话》）
皮利尼亚克甚至觉得马克思都像是水怪。
在皮利尼亚克的描写中，农民之所以拥护革命，是因为革命把他们从城市、资产阶级、铁路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是因为革命恢复了彼得大帝以前的旧罗斯，这是真正的、农民的、壮士歌谣里的、童话里的罗斯。
老爷们需要铁路，可以乘火车执行公务或者外出做客。农民拥护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但反对共产党，反对城市。“我们的彼得堡早就寿终正寝了。我们没有它而活过来了并且还要活下去，先生”（多纳特）……“有了苏维埃政权——城市也就完蛋了……譬如说，我们就可以没有资产阶级，就是说……”（尼康·鲍里索维奇）……“我在会议上说：没有任何共产国际，只有俄国人民的革命，暴动，别无其他。以斯捷潘·季莫菲耶维奇为榜样”［……］
这样一来，农民无政府主义、1918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独特的革命斯拉夫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便在鲍·皮利尼亚克的“历史哲学”中和平共处了。我们只消看看滋生这种“历史哲学”的根源，便很容易发现它的弱点。首先最明显暴露出来的是对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失望：
“我在国外到过许多地方，我在那里感到孤独。人们头戴圆顶礼帽，身穿常礼服或者燕尾服，嘴里叼着香烟，风度翩翩，电车、汽车、地下铁道、摩天大楼，金碧辉煌、设施齐全的旅馆里设有餐厅、酒吧、洗澡间，还有身穿薄如蝉翼的衣服的女郎——夜间的女性服务员，完全公开地满足男性的非自然需求，——什么样的社会不平等，什么样的市侩习俗和规矩！每个工人都幻想着股票，还有农民。一切都死亡了，清一色的机器和技术，贪图舒适。欧洲文化的道路通向战争……机器文明忘掉了精神文明……欧洲文化——死路一条。”
这是格列勃说的（《裸年》），可是从鲍·皮利尼亚克其他一些作品的上下文中完全可以看出作者通过格列勃之口讲述自己的观点。
欧洲资产阶级文化走进了死胡同，是这样。这是清一色的机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的。可是也曾有过优秀的时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席勒、歌德、易卜生，未必有必要一一列举所有丰富了人类精神宝库的人物的名字！现在能说“一切都死亡了”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还拥有很大的反抗力量，即使在精神领域它也还在继续为自己的统治而斗争。西方文化“日薄西山”了，它注定灭亡，可是在技术方面，在精神方面存在着丰富的遗产，新的世界需要继承，而武断地说“一切都死亡了”，这与继承性完全背道而驰。况且战胜资产阶级文化也只能使用它的武器：钢铁与水泥。欧洲的艺术迅速地没落了。可是毕竟……威尔斯幻想着钢铁的魔法师，用人类的智慧改造世界，可是我们这里却念念不忘林妖、水怪。
再者，为什么从西欧文化的机器性一下子跳到遥远的过去，跳到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去，为什么作者不能面向未来呢？“那里”是清一色的机器，而这里就是精神的宝库吗？在哪里，在哪些方面？是民歌、壮士歌谣、童话吗？可是，这些已经不起作用了，过时了。起作用的活生生的力量——表现在改造世界、征服天空、地下和海洋的幻想之中。是农民劳动的诗与真吗？是朴素生活的真理吗？皮利尼亚克在小说的结尾又从习俗、咒语、谷物干燥房里的爱情方面加以表现。是伤寒病、饥饿吗？是虱子吗？是消极的驯服吗？安详而又认真地购买棺材吗？是这种“悲痛，正统生活中处处洋溢着的悲痛”吗？这里的一切都是死路，并不散发着任何丰富的精神。“就让俄国不再有火车奔跑好了，——难道劈柴里，饥饿中，疾病中就没有美吗”（安得列）？当然没有。一个人像蛆虫一样，像最后一头“战战兢兢的畜牲”一样蠕动，何美之有！
衡量人类精神进步的标准是人类征服大自然的程度，如果说以人统治人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现在已经腐朽没落，“清一色的机器”在这种社会里必定窒息人类精神的进步，但技术本身并不损害精神。说什么“每个工人都幻想股票”，这种论点明显地表现出良莠不分。为什么会是这样，有哪些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呢？西方的工人群众被剥夺了幻想股票的权利，因为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诸如此类的幻想根本是不现实的，毫无意义。能够幻想股票的只有工人中间的极少数。最低限度在1914年战争以后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谈论股票了。皮利尼亚克所发生的情况，如今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也时有发生。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解体，被人所摈弃。许多人即使与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也都看到了这一点。这些人不会找到出路，他们对政治、对工人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持谨慎的态度，虽然敏感而真诚，却只好在过去中，在奇怪的妥协中寻找走出死胡同的出路（威尔斯等人）。
皮利尼亚克断言什么“没有任何共产国际”，说什么我们的十月革命是民族的，这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实际上，既然西方“每个工人都幻想股票”，那还谈得上什么共产国际呢？如此强调俄国革命的民族性质，主要是由于认为革命解放了旧的住在小木屋里的正统罗斯，使其摆脱了一切外来的东西。这仅仅部分地符合实际，仅仅表面上符合。曾经发生过马赫诺分子的无政府主义斗争，无政府主义的马赫诺分子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说，他们不需要铁道，不需要工厂、邮政、城市、资产阶级等等。西伯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曾经有过这种活动。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乡村固步自封，对城市采取敌对态度，与城市相隔绝，认为城市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灾难。有过这种情况。其根源即在于乡村的保守落后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里表现出了苏维埃政权的错误——自觉地把乡村与城市割裂开来，执行联盟政策的后果以及各种各样的荒唐事情——但总体来说，这个运动则是乡村的富农分子所领导的并且得到其滋养。最后，由于饥饿、瘟疫、商品馈乏、经济崩溃、疾病，俄国乡村还没有从“17世纪”走出来。皮利尼亚克是风俗作家和艺术家，正确地抓住了农民情绪的某些本质特点，可是他在概括上述特点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从而犯了毋庸置疑的错误。总体来说，这是俄国革命的离心力，而不是它的向心力，况且俄国革命的离心力并不局限于乡村情绪。如果说共产党能够让红军服从纪律并在思想上团结一致，那首先是因为共产党人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还是与年轻的新农村，与其最先进的部分找到了共同语言。科农诺夫的情绪在俄国革命中的意义是很有限的，这从当前乡村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当代乡村的习俗作家现在未必能够严肃认真地清算科农诺夫的意识形态，亦即皮利尼亚克通过叶果尔卡爷爷的形象所鼓吹的那种情绪。这一切都是遥远的过去了。在乡村，如今出现了美国式的新型资产阶级和贫农，渴望得到知识，渴望使用蒸汽犁，乡村正在发生其他许多复杂过程。说什么城市和铁道对我们毫无用处，一种观点与上述的一切相距十万八千里。鲍·皮利尼亚克形式上赞赏住在小木屋里的彼得大帝以前的宗法制罗斯及其童话和咒语，虽然他自己并不了解，但实际上为我们所提供的不正是这种美国式的贪得无厌的发财致富的乡村吗？只是这种新的乡村被他打扮成头戴古代的盾形绣花女帽，身穿无袖长衫，唱着古老的壮士歌谣，举行古老的仪式而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旧瓶装新酒，新的事物喜欢用旧的装束打扮起来。教派信徒盗马贼多纳特和马尔克的家庭是很值得怀疑的。这里自由自在，草原辽阔无边，举行古老的仪式，过着纯朴而野蛮的生活，同时又狡猾和自私。这个家庭“不露心计”。再如：“信仰是庄稼人的”（《裸年》）。什么样的信仰呢？问题也就在这里。
皮利尼亚克作为一个作家不是僵化的，而是复杂的。皮利尼亚克向往彼得大帝以前的时代，唤起读者更加鲜明的民族感情。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鲜明地体现在皮利尼亚克的作品里，生活在苏俄的当代作家和诗人中间没有一个可与之相比。这种广泛而又深刻的现象的确与对古代的向往和对古代的热爱联系在一起。
白俄阵营逃亡国外的作家竭力证明这助长了他们的声势，纯属无稽之谈。皮利尼亚克的作品非常明确地展示了这种情绪的基本特点。这并不是对旧俄国及其制度、圣像、庙宇等等的怀念。皮利尼亚克与这一点毫不沾边儿。我们下面将予以证明。旧的罗斯腐朽了，解体了，于是散发出新的罗斯，真正工农的罗斯的气息。这个罗斯第一次感觉到，意识到自己是伟大的自由的力量，看到自己是主人。世世代代遭受折磨和损害的奴隶从十月革命开始作为真正的人，直起腰来了，他由此产生了自豪感、民族意识、爱国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历史的热爱，因为他在这个历史中显示出自己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散发出新的真正的罗斯的气息。鲍·皮利尼亚克的“历史哲学”在这种阐释中便失去了斯拉夫主义的色彩，获得一种象征性的表现，反映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真正存在的现实，不仅皮利尼亚克气质的人，而且我们也感到亲切，“因为我们从十月革命开始也都是护国分子”。
然而，我们还要重复一遍，不能把皮利尼亚克的“历史哲学”只归结为这一点。其中确实存在着斯拉夫主义的特点，这是由于意识到西方“日薄西山”，又不善于找到别的出路而产生的；也是由于对革命期间乡村马赫诺式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独特而又片面的艺术加工而产生的。
皮利尼亚克不具备完整性，他往往是“分裂的”，他还没有找到支点，——因此他的思想和形象相互抵触，不和谐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如果说我们想要在这里跟他的思想和形象进行争论，那么首先是因为这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皮利尼亚克具有重要意义，他是最有才华的革命的习俗作家，可是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却明显缺乏完整性。我们现在就转到这个话题上来。
三
不久以前出版的长篇小说《裸年》是鲍·皮利尼亚克优秀的和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已刊出的）。实际上，这并不是长篇小说，其中完全没有统一的结构、情节以及读者拿起一本长篇小说通常所要求的其他成分。它广泛地勾勒出了1919年外省生活的画面。人物不是通过情节，而是通过共同的风格、当年的精神而联系在一起。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作者不能集中在一点上，不善于选择汹涌澎湃的现实的个别侧面。吸引他的是整个现实，现实的全部复杂性。也许正是需要这样。革命把整个生活完全翻转过来了，把一切都弄个底儿朝上，艺术家如果力求尽可能广泛地提供历史进程和覆灭的完整画面，那他就是正确的。
鲍·皮利尼亚克笔下的城市是新的苏维埃现实条件下的奥库罗夫城、契诃夫描写过的外省。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它过去的——革命前的生活，睡意朦胧的、荒唐的、停滞不前的。革命在这里把一些人烧成了灰烬，阉割了他们最后残存的生命，把他们抛到舷外去了，——在另外一些土著小市民的头脑里造成了一片混乱。奥尔狄宁公爵腐化堕落了一生，而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由一个酒鬼变成了禁欲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商人拉特钦每天都来到做生意的那座桥上，从早到晚一直在那里坐着，瘦得皮包骨，如同一具木乃伊，等等。城市的知识分子“失掉了法则”。叶果尔·奥尔狄宁酗酒和放荡：“一旦失掉了法则，就想要装模作样。想要嘲弄自己……我没有法则。可是我不能忘掉真理。不能绕过自己。一切都毁了。来了什么样的真理！……”他的弟弟鲍里斯也“失掉了法则”。强奸了女仆玛尔福特卡，可是他却觉得这是区区小事：“我给自己办了一件更大的坏事！你明白——失掉了神圣的东西！我们失掉了一切……”接着解释神圣的东西是什么：“我当年（革命前——引者注）认为我是圆心，半径皆从我这里向周围扩散，我就是一切。后来我才知道，生活中根本没有圆心和半径，革命和一切人都只不过是生活巨掌中的小卒。”
非常准确地抓住了知识界精神破产的本质。这些人从前认为“我就是一切”，就是“圆心”，可是实际上“革命”和一切人都处在生活的巨掌之中。关于这些圆心，关于这些舒展开尾巴的孔雀，已经写了许多书，有研究论著，也有诗歌、小说，花样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直到最后新的主人来了，把这些破烂货扫进了垃圾坑。
格列勃·奥尔狄宁——一个少年——痛苦地左右摇摆，寻找答案、纯洁和真理，可是血统和暴力却妨碍着他，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姊妹们都是可卡因瘾君子、堕落之徒，惟独娜塔丽娅做一番事业，但她跟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关于共产党人以后再谈。
当你阅读关于奥尔狄宁一家的那一章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道：“若是让我们那些流亡国外的作家表现这个主题：他们由于‘这些人把祖国钉在十字架上了’而流了多少眼泪，发出多少呻吟声，表示出高贵的愤怒”，等等，——发出多少凄凉的哀号！在小酒馆和饭馆里一边回忆往事，一边陈述卓越的爱国主义思想，就“这些圆心”进行心理的“花样翻新的”探讨！……
而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惜墨如金，冷静客观，似乎从一旁忠实地进行记录，因为这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业已一去不复返，不再需要了，凋谢了，成为陌生的了。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仿佛是跟上了时代的脚步，但又怯懦而卑劣地掩口而笑，像他这样的知识界的市侩也“失掉了法则”。他自然要大动肝火，大吵大叫：“明摆着的，卑贱、饥馑、劫掠……猪肉75卢布……”他自然是在为灭亡的俄国而哀号，“关起门来”，给自己煮咖啡，“从一个秘密的地方取出一些白糖和一块奶酪”。可是又必定得在某一个苏维埃机关里供职，定期为《公报》撰稿，报道本月没有进行交易，储户没有存款。
外省那些有头脑的人从前喜欢对一切都“动动脑筋”，可是如今却完全糊涂了，彻底失去了精神平衡。众所周知，遗失街的和奥库罗夫城的居民在我们外省为数不少。谢苗·马特维耶夫·济洛托夫，战争、革命、共济会、西方、俄国、旧书搅昏了他的头脑，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种理论：“应该让俄国跟西方杂交，把血统混合起来，再过20年，就会出现所需要的人”。五角星——红军的五角星能够拯救世界。“消灭上帝。需要的是魔鬼，而不是上帝。”实际上，在保卫部长莱季斯身上找到了所需要的人。他应该在修道院里跟童贞女奥莲卡·孔茨杂交，他们结合而生下来的人应该拯救世界。共济会的旧书对此写得明明白白，并且提供了“信号”。一切都这样结束了。莱季斯得到了所要求的，奥莲卡·孔茨完全不是童贞女，而可怜的济洛托夫的构想遭到了失败，他在火灾中丧生了。
这里除了描写日常生活之外，还辛辣地嘲讽了我们俄罗斯人的神秘主义。众所周知，关于俄国与西方“杂交”的神秘主义理论如今相当盛行，有时让人想起马特维·济洛托夫被旧书给弄得僵化和搅成一锅粥的头脑（欧亚混合主义、施本格勒思想等）。
另外一位外省的“哲学家”——教堂执事被周围发生的事给弄糊涂了，于是一头钻进澡堂里，不再出来了，在那里寻找“让世界变个样”的良方。他尤其感兴趣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挤牛奶的，这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而开始的。一个叫作德拉贝的人出人意料地解决了种种假设、怀疑和问题，让执事相信首次开始挤牛奶的是年轻人出于一时的胡闹。执事受到了震动。“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是出于一时的胡闹”……执事决定……参加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它服务。（《暴风雪》）
外省的无政府主义公社也失去了基础。它由于金钱的纠纷而垮台了。
散发着新罗斯的气息。皮利尼亚克在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中论证了精神生活的牢不可破，可是俄国革命却与此相反，把一切都翻转过来，让它底儿朝天。他笔下的外省深刻地感觉到了旧的事物已经一去不复返。皮利尼亚克几乎让所有的主要人物都说，“让世界变个样”：西利威斯特大主教、教堂执事、马特维·济洛特夫，有的则感觉到了新世界和革命的真理：格列勃、鲍里斯、叶果尔、安得列、德拉贝、庄稼人、年轻人、老人。他们并不积极地创造新世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体验和感觉到了它。
创造新生活的是另外一些人，穿皮外套的人，布尔什维克。
“执委会设在奥尔狭宁家的楼里，穿皮外套的人们，布尔什维克，在楼上集会。这些人穿着皮外套，一个个昂首挺胸，一个个英姿勃勃，一个个体魄健壮，制帽扣在后脑勺上，露出卷发，人人的肌肉都绷得很紧，嘴角上露出严肃的表情，一个个动作整齐。俄国人民那种萎靡不振的精神一扫而光。穿皮外套，不会让你丢脸。我们知道怎么办，知道想要干什么，我们这么做——就完事了。”
阿尔希普·阿尔希波夫是执委会主席。“白天坐在执委会里，书写文件，然后到城里和工厂里去忙碌”……“他把俄语词汇‘能够’说成——‘胜过’”……“他握着钢笔如同拿着斧头”……东方刚一出现曙光，他就睡醒了，背着所有的人悄悄地背诵书本：基谢列夫的代数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奥泽罗夫的金融学。
皮利尼亚克接着讲述，不能开工的工厂如何开工了：工厂在与白军打仗期间遭到了破坏，“因为没有办不到的事，——因为不能不办。”
“意气风发地发挥作用。”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意气风发地发挥作用：阿尔希普·阿尔希波夫、工人卢基奇、多纳特、娜塔丽娅。娜塔丽娅·奥尔狄宁娜对哥哥说：
“凡是活着的人都应该参加。”
“参加什么?”
“革命。这些日子不会再回来……离开面包和工匠，你就得死，所有的理论都得死亡。而面包是庄稼人提供的，就让庄稼人和工匠们自己支配自己创造的财富吧。”
鲍·皮利尼亚克处处都以旧制度的解体为背景，突出强调了布尔什维克这种“意气风发的作用”：
“‘喂，鲍里斯同志，开开门。’
共产党员们来了……叶莲娜同志在暴风雪中呼喊道：
‘暴风雪，我们要去散步。这样的夜里难道能够人睡吗！暴风雪！’
‘鲍里斯同志，亲爱的哲学家：大地上刮着暴风雪，大地上降临了自由，大地上掀起了革命！怎么能够睡觉呢！多么好啊！这是叶莲娜同志！’”（《暴风雪》）
作者谈到自己时说道：“我不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我跟布尔什维克合作起来很轻松：他们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三兄弟》）
伊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佩尔斯全身心地沉醉于新的真理。“贫穷的、无衣无食的、美丽的俄国起来反对全世界了，给整个地球带来……光辉耀眼的真理……大海和火山更换了位置……”一个工程师散发着灰暗的市侩习气，仿佛是强调了这番话的力量：“我的皮鞋破了，我想要去国外，到饭店里坐坐……”（《伊万和玛丽娅》）
“人民委员会坚如磐石，彻夜不眠，像猫头鹰一样不合眼……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古老得白发苍苍。斯帕斯大门顶上敲响了报时的钟声：
‘是谁在斯帕斯塔上睡着了……’
整个莫斯科沉浸在烟雾里，因为周围的森林在燃烧——我站在伊万雷帝站过的地方——我，作家，跟我并排站着一个人，作家和布尔什维克。停得疲惫了的汽车整天在莫斯科驶来驶去，可是人虽然疲惫了，却仍然站在那里，穿着内衣，敞着领子，驼着背。莫斯科、俄国、世界——发了革命！哪个魔鬼违背魔鬼和上帝的意志，把地球抛向宇宙的火山？神秘主义是什么东西？既然外科医生把探条伸进了梁赞的斯帕斯墓地和雅里亚的圣母的疮口，那么神秘主义算是什么东西？！既然能抛向宇宙火山，即使饥寒交迫和挨虱子咬，岂不也十分高兴，妙不可言?！娘儿们的石头胸脯上长着苔藓！……娘儿们身上插着外科医生的探条，也能昂首挺胸，魏然屹立，——徒然地为这些娘儿们进行了祈祷。”（《梁赞苹果》）
用外科医生的探条来反对神秘主义——作者在坚如磐石，彻夜不眠，像猫头鹰一样不合眼的克里姆林宫的人民委员会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深知，有“莱季斯同志”，也有无缘无故讥笑市侩的政治委员，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怕的事情（《梁赞苹果》）。关于“马尔骑兵侦察队”和“58次混合列车”的故事阴森恐怖，赤裸裸的自然主义。饥饿时期的粮贩子利用一群婆娘摆脱了征粮队，这些婆娘更好地满足了征粮队员们的需要。让人痛苦而沉重的篇章写得具有少见的艺术力量。但是，本质并不在这里，主要的是这些“意气风发地发挥作用”的人，那些认为不存在“不可能”这个词儿的人，那些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人，那些坚如磐石、彻夜不眠、像猫头鹰一样不合眼的人。他们散发着新罗斯的气息，他们永远结束了契诃夫笔下的、奥库罗夫城的、遗失街的罗斯，埋葬了拉特钦、奥尔狄宁、格列勃、鲍里斯、济洛托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之流。因此作者才能轻而易举地指向所有这些公民——“让你们全都见鬼去吧，你们听见了吗——柠檬水又酸又甜”——皮利尼亚克在灰色的、枯燥的、让人厌恶的外省日常生活中感觉到了革命在继续：“苍白而琐碎的日子。那天早晨来临的时候下了一场蓝色的雪。枯燥乏味。苏维埃工人的一天。原来这枯燥乏味的工人的一天就是真正的革命。革命在继续。”（《暴风雪》）
皮利尼亚克的这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里剩下的就是苦味，苦艾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浓郁，让人精神振奋，是“奇异的”。这是穿皮外套的人带来的。
鲍·安·皮利尼亚克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尚未定型。他的作品里有许多东西不和谐，离开了正道，思想和形象不可能归结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在“失掉了法则的”人们中间，在人类的历史尘埃中，“穿皮外套的人”显得特别清新，是全新的、有益的，斗志昂扬，富有生命力。因此这些钢铁般的、乐观的新人便显得非常奇特，仿佛是从别的星球来到旧的、寂静的、无所作为的俄国的亚洲，与其并列的是住在小木屋里的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这是被皮利尼亚克复活了的，并称之为新自由生活的宣布者。作者在长篇小说的结尾汇集了一切——咒语、婚礼、在谷物干燥房里跟小伙子们谈情说爱的姑娘们，——其目的是唤起读者对住在小木屋里的正统罗斯的好感，——可是读者却仍然用旁观者的目光看着它，于是科农诺夫们仍然是彼得大帝以前那个时代的人。作者在这里虽然独具匠心，但并没有表现出说服力，没有取得胜利。穿皮外套的人和17世纪的罗斯，这是来自两个时代，他们不能共存。一些人“意气风发地发挥作用”，让“不能开工”的工厂开工了，谈论着拖拉机、电气化，而另一些人则像鸟儿，像树木那样过着本质上是动物的生活，——离不开林妖、家鬼、咒语。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中，对穿皮外套的人的热爱和对动物式的罗斯的热爱暂时还和平共处。“在俄国游逛的将是叶戈里、水怪和女巫，要么就是列夫·托尔斯泰，要么就是达尔文”。作者尚不清楚究竟什么人将“在俄国游逛”。然而，未必可以对此产生怀疑。整个革命的新秩序都是与女巫为敌的，而它与达尔文则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达尔文已经在罗斯游逛了。难怪阿尔希波夫们夜间悄悄地背诵他的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实际上并不存在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它已经烟消灰灭，不见踪影了，而存在的则是穿皮外套的人们和贫农的罗斯和新的城乡资产阶级的罗斯，二者相互敌对，彼此斗争。
在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的问题上，跟皮利尼亚克进行争论是很困难的，犹如跟一个断言黑就是白的人进行争论一样。
然而，现在所讨论的与其说是这种或那种“历史哲学”理论上的正确性，不如说是艺术家本身——他是年轻的艺术家中最大的一位，勇于大胆创新，富有独立精神，具有毋庸置疑的艺术天赋，——这位艺术家熟悉并且接受了新的生活，以提供革命的完整画面为己任。在这方面是困难重重的。没有现成的路；不能对旧的形象、典型加以更新，重新涂上色彩和用新的色调来勾勒其面貌，——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一点，——可是却有多少作家满足于这种“技艺”！应该拓荒，走自己的路。然而，一个人天赋越高，对他的要求也就越多。皮利尼亚克很有天赋，因此对他的要求也就很高。《裸年》也罢，作者的其他作品也罢，都没有内在的完整性，没有1919年和革命的完整画面，作家的形象分裂了；他的作品由各种不同的奇妙交错的、相互矛盾的情绪编织而成。穿皮外套的人、达尔文——女巫、科农诺夫、神秘的两性——对神秘主义辛辣的讥讽、生物学、动物性——这里还有关于布尔什维克的颂歌，歌颂他们与动物性进行无情的斗争，歌颂他们想要用钢铁把大地包上；16与17世纪和20世纪、痛苦和欢乐。这一切都没有归结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在艺术上都是不完整的，没经深思熟虑的。作者仿佛是站在交叉路口上，面前有两条道路，走这一条——丢掉另一条，走另一条——丢掉这一条。艺术家身上，他的内心里存在着内在的不和谐。他如此强烈地追求动物的和生物的本能与直观，是否是因为他想要克服这种内心分裂呢？作者在生活中寻求有机的、纯朴的生物本能，他对俄国革命也提出了这种要求，甚至在穿皮外套的人身上努力寻找“轧路机”、“普加乔夫”、“坚如磐石”、“彻夜不眠”、“像猫头鹰一样不合眼”。在这方面自有其独特的完整性，可是皮利尼亚克却没有提供革命岁月的完整画面。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作家艺术经验中的这种不和谐妨碍了他。作者总的艺术世界观是不明确的。在1919年，也许这样说就够了：革命是自发势力，是暴动，是普加乔夫，等等。现在，这显然是不够的，即使在当年，这也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对我们的时代进行更深入的有机的洞察，把一切都连成一个整体。这里必须解决的是关于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达尔文和叶戈里、关于没有烟囱的小木屋和电气化的问题，而不是把这些问题搅在一起，使其相互冲突[1]。能否对我们革命的本质和灵魂进行统一而广泛的感情上的洞悉，是否拥有一个核心和相应的理论明晰性——这对于当代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来说完全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艺术作品中。
最后一点，穿皮外套的人：阿尔希波夫、娜塔丽娅、卢基奇、多纳特、叶莲娜等在鲍·皮利尼亚克笔下都是优异的。他准确而出色地捕捉到了他们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精神，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仅仅是重要的外部特征。“意气风发地发挥作用……”可是，为了什么，向何处去，目标何在，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如何？他们向着什么样的遥远目标前进？他们在俄国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将给俄国一些什么，正在给一些什么？他们是活人。同样，乡村也是如此。皮利尼亚克寻找野兽的足迹——他热爱并且熟悉野兽的路径。他在乡村找到了这种足迹。可是，这仍然不是全部，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作者统一的核心的问题如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仅仅因为语言艺术在当今生活总的漩涡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主要还因为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须要对最近五年来所感受的一切严肃认真地理解和进行艺术加工。一个艺术家要是不理解这一点，很快就会落伍于“时代精神”。艺术家、科学家占有演说家在群众大会上的地位。因此，他们应该成为政论家，成为说出“神圣之言”的预言家。
四
关于皮利尼亚克的写作风格谈几点意见。皮利尼亚克无疑是清新的，独具一格，富有独创精神。当然，在他那里不难发现某些老作家的影响，譬如在描写奥尔狄宁城方面可以看出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影响，《暴风雪》中的教堂执事让人想到《大教堂的神职人员》，近来的作品在结构上无疑受到了安得列·别雷和列米佐夫的影响。然而，这一切都是非本质的：作者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风格。
首先，他的文体是别出心裁，独具一格的。语言的构成离开了通常的标准。句式完全出人意料和不同寻常。老语法学家会因此而感到惊诧。语言杂乱而不流畅，用词广泛而自由，或是散乱而漫无边际，或是一股脑儿地大量堆砌。皮利尼亚克喜爱词语，喜爱词语的历史及其原始的本意，它的核心，“词语对我来说如同钱币之于古币收藏家。”皮利尼亚克在这方面始终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基本艺术方法：寻找有效的、没有被后来给弄得模糊的原初意义。作者时常在谓语和主语方面出毛病。时常使用破折号：对句子须要揣摩，反复阅读。仿佛是无意之中拋出一个词，可是在这个词的后面却隐藏着一整套意思。本质上的口语表面上矫揉造作，但鲜明生动。印成文字的词语却是有声的：能够听得见作者是如何说出来的，这是什么人说的：声音响亮，气势宏伟，没有外在的联系和严谨性，但分量很重，如同一个个鹅卵石。从一个句子过渡到另一个句子——靠着对比：“梁赞大路上的电线发出第三国际的声音。两个轮子的辎重车——叫作灾难。”大量使用插入语、解释、镶嵌句，不断重复。看来似乎是漫无边际地堆砌词藻，实际上则惜墨如金。一个完整的形象概念体系被压缩到一个句子之中。
不仅章与章，而且段与段都经纬分明。思维的特殊方式，——写如所想，——人从一处被抛到另一处，这是不由自主的思维的典型特征——思想纷繁杂乱，自由驰骋，如同天上的行云。忽而朝东，忽而朝西，忽而朝南，忽而朝北，最后再加上寥寥几笔，便造成一幅完整的画面。皮利尼亚克有时明显地滥用这种手法，读者不得不硬着头皮读完数页，然后再努力把它连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得很过分，例如在中篇小说《伊万和玛丽娅》中，就让人疲倦。皮利尼亚克不同于“谢拉皮翁兄弟”以及多数青年作家，他的作品里没有引人入腔的情节，甚至根本就没有情节。不是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而是散文体的诗篇。镶嵌，各章机械地连接在一起。长篇小说《裸年》由若干个独立的片断组成。其他某些作品，如《暴风雪》、《梁赞苹果》等，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解成若干个部分。
顺便从简洁的观点来谈谈《裸年》。这部长篇小说共有142页，篇幅不大。不到150页的篇幅却容纳了经过艺术加工而高浓缩的素材，这些素材与其说是为长篇小说而准备的，不如说是为《裸年》的各章而准备的。这一切不仅远远地离开了冈察洛夫的《悬崖》的时代，而且也与比较近期的，如战争和革命前的时代相去甚远！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体。甚至连契诃夫和布宁与这种丰富的内含和文字的简洁相比都望尘莫及。
总体上——一切都是汹涌澎湃的，嘈杂的，经常超越了界限，吵吵嚷嚷，惊呼叹息，神经高度紧张集中，如同礁石密布的海湾里的海水。皮利尼亚克首先不是用心灵，而是用神经写作。
形象和比喻不是取自他人，而是自己的、清新的，也是不断地反复的。有些人物极富个性，形象刻画得异常鲜明，如教堂执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济洛托夫、阿尔希波夫老头等。经常都是凭着印象勾勒出来的。但下面这些地方则应该避免：谢苗·谢苗内奇在无政府主义者会议上说道：“我宣布会议结束，同志们。我想要跟诸位就另外一件事交换一下意见。安得列同志要跟伊琳娜同志结婚，我认为这是合适的。有谁想要发言吗？——没有任何人说什么……”（《裸年》）这是讽刺小品式的，跟长篇小说（诗篇）太格格不入了。这样的描写在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中并不少见。
皮利尼亚克作为一个作家是不久以前崭露头角的，但他明显做了大量的自修工作。他已经有了不只一个模仿者。特别是在文学青年中间，越来越经常地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我们认为他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大艺术家，这是最好的证明。
皮利尼亚克的才华迅速地成熟起来了。从他近期与国外旅行印象相关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不过这些作品尚未刊印，可是我们认为这是他迄今为止所写的作品中最优秀的。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好像是被抛到一边去了。
总体来看，这个人思想没有条理，但很有才华。如果说每个艺术家都必定有自己的傻瓜，那么皮利尼亚克就有好几个。应该摆脱几个。
说得简单和直率一些：应该果断而义无反顾地告诉那些冷漠而凶恶地谈论善良和公正的人：“让你们全都见鬼去吧，你们听见了吗——柠檬水又酸又甜！”并且完全靠拢那些散发着新罗斯的气息的人。（让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滾开吧，让两性的罗曼蒂克，多余的自然主义——等等全都滚开吧）为什么呢？因为惟独在这里才能“严肃认真地”，凭着良心真正地听，而不是像在文学独家院里那样面带彬彬有礼的矜持的笑容，——风度高雅地，实质上也就是凶恶地听。为什么呢？因为革命、穿皮外套的人、布尔什维克。因为“革命在继续”。因为皮利尼亚克具有真正的才华，也因为才华与革命现在是不可分的。还因为如今惟独预言家式的艺术家、引路人式的艺术家、政论家式的艺术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大艺术家。
皮利尼亚克以其通常的那种风格写成了《第三个首都》。仍然是语言庞杂，偏爱古词语，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混乱，过渡突然，安·别雷、列米佐夫、布宁的文体相混杂，然而，由此却建造起一座自己的，皮利尼亚克式的，相当别致的语言大厦。这一切或许都是以高浓度的压缩形式出现的。“没有事件的发生地点，俄国、欧洲、世界、兄弟会……没有主要人物，俄国、欧洲、世界、信仰、无信仰、文化、暴风雪、大雷雨、圣母像……”扉页上注明：中篇小说。不知为什么，更像是半艺术性的、半政论性的论文，其中的形象、人物、画面、细节不时地穿插着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长篇大论。对于作家追求社会主题的倾向只能表示欢迎：这是健康的追求，在当今是惟一有现实意义的。不久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反社会的和其他类似的情绪，鲍·皮利尼亚克的艺术性政论在这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榜样，应该尽一切力量效法和遵循。鲍·皮利尼亚克从前也倾心于社会主题，而且是具有尖锐现实意义的社会主题：只要想一想他的《裸年》就足够了。《第三个首都》在这方面更前进了一步；其中艺术性政论主宰了“纯”艺术家。对于皮利尼亚克来说，这有两方面的好处：他是一位深入到骨髓的知识分子作家，他对我们知识界近年来赖以为生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可以理解，这一切都是他亲自体验的，而且也都存在于他身上。他是一个大自我主义者。女人的裸体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的作品里也有孤独者的孤苦伶仃和悲哀。一个艺术家如果在自己身上找到解脱这种状况的力量，试图用政论家的眼光观看世界，——这就是走出“让人烦闷的樊篱”之路，从自我主义者的狭小天地走向田野，走向人间，走进当代旋风的漩涡中。这里就是摆脱空虚的自救之路，不再原地踏步走，不再只关心自己和只为自己而操劳，这种关心和操劳就像吹肥皂泡一样，转瞬即破灭。但是要记住，一个艺术家越是成为社会活动家，对他的要求也就越多，而且也不能不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渗透了社会性，充满激烈而紧张的斗争，被鲜血所洗涤，散发着死尸的气味，响彻着大炮的隆隆声。在这种条件下，艺术家的话便真正成为行动了；应该反复斟酌，仔细推敲，让它准确而明晰，承担责任。
鲍·皮利尼亚克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中看见了科洛姆纳、波萨季的尼科拉的胜利。他把俄国革命视为彼得大帝以前的住在小木屋里的正统罗斯的解放，这个罗斯曾经被专制制度、城市、知识界、官吏、神职人员所压迫。鲍·皮利尼亚克在《第三个首都》中好像是丢掉了这个彼得大帝以前的正统罗斯。它消散了，在他从谢别日到柏林的往返途中被风吹散了。不管皮利尼亚克如何强调他在《第三个首都》中跟从前一样还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通过形象和画面，而不是通过宣言），可是这里却没有古罗斯的罗曼蒂克，——古罗斯似乎是被十月革命解放了，显示出了本来的面貌，——这当然是纯粹的罗曼蒂克，而且是反动的。难怪他还通过知识分子式的拉辛的形象揭露革命中的普加乔夫习气和拉辛习气（知识分子的）。一个这样的时代到来了：踏踏实实地付诸行动的时代，要求仔细地关注细节，关注日常生活，取代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中心”任务的是数十个、数百个具体任务，经过顽强奋斗才能解决。
皮利尼亚克在《裸年》中试图描绘1919年的俄国。在《第三个首都》中涉猎的范围则无比广阔：与东方和俄国相对立的欧洲和世界。斯密特先生赴苏维埃俄国途中写信给他的弟弟：“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非常的时代，世界文化的中心正在离开欧洲，这种自由（指愿望、创造的自由——引者）在俄国紧张到了痉挛的程度”……皮利尼亚克的中篇小说写的就是欧洲文明的这种精神腐朽和没落。西方表面上舒适、雅致、安逸、温饱，可是透过这种外观却显露出它的另外一副如同濒死的人的面孔。战争夺去了体力上和精神上的优秀人物，战争再一次以其血腥气威胁着世界。“在欧洲，太平间不够用了”，野蛮人跳舞时表现出“可怕的疯狂”，妓院已有5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刑场处决囚犯时让人厌恶的人群前去看热闹。最后，那里还有一些人“不想看见俄国的混乱、暴风雪和骚动，因此离开了俄国”，他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俄国。他们的名字就是——失去原有身份的人”。他们如同没有国王棋子的象棋，因为他们的棋子国王已经被用作瓶塞堵在瓶口上了，因为他们忘掉了这样一个基本法则，即“惟独与其故土联系着的人才能生育和创造”。主要的是：欧洲没有生的自由，没有创造和愿望的自由。艺术家关于这一点讲得准确而有力。斯密特先生是西方当代的佩特罗尼乌斯，全身渗透了绝望的怀疑论，但不具备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那种高雅和叛逆精神，他阴郁而呆滞，像英国人那样拘泥于礼节和装腔做势，脸上没有笑容，行动迟缓，麻木不仁；沙龙车厢；美国人；俄国流亡者——萨洛马京上校，法国反间机关的间谍，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莉莎·卡尔京娜；太平间；有些地方写得很生动，技巧纯熟。有些人按照旧有的习惯，一听到人们谈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没落（“布尔什维克杜撰出来的”），便恶毒地撇起嘴唇，鲍·皮利尼亚克这部中篇小说对他们是有益的。皮利尼亚克作为作家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保持着十分得体的距离。
皮利尼亚克用来与欧洲相对立的是苏维埃俄国。皮利尼亚克根据自己旧有的习惯，应该要做的是回忆并且以相应的方式歌颂民族的住在小木屋里的正统罗斯，并把它跟腐朽的西方对立起来。他在《裸年》和其他一些作品里就是这样做的。然而，作者在《第三个首都》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一个农夫在边境群众大会上对进入俄国国境的一些美国人的讲话，成了描写新俄国的主导母题：
“你们来自美国，我们召开这次群众大会，是为了向你们介绍情况，据说在你们美国每个工人都有汽车，农民则有拖拉机。同志们，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些东西。同志们，我们这里，要是有人储备一普特马铃薯，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这里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可是，同志们，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可怕，因为我们手里有政权，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了……”
在皮利尼亚克笔下，新的暴风雪的俄国生虱子，忍饥挨饿，食品紧缺，衣衫褴楼，鞋破袜烂，被私酿酒灌得昏头胀脑，倒在烂泥里，蓬头垢面，盗窃成风，野蛮到了吃人的地步，在卫生保健站的苏维埃晚会上偷小勺，男人竖起衣领——不让虱子爬进来，多余的防范，——人们在这里集会，打老鼠，在新坟前用木棍厮打起来，为的是争吃死尸。可是这里存在着愿望和创造的自由，对贫穷和恐惧可以置之不理，以便行动，改造世界，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因为俄国进行了革命，有穿皮外套的人，杰克·伦敦气质的人。“在克里姆林宫大墙外面，人们相信第三国际……有谁了解呢？——2000年前有30个来自耶路撒冷的怪人重新剪裁了世界。当然这自有其伦理的和经济的前提。”
我们认为，鲍·皮利尼亚克非常准确地感觉到了并且捕捉到了当今欧洲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某些本质区别。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那里不存在愿望和创造的自由，生命的健康汁液已经枯竭。难怪作家刻画了西方当代的佩特罗尼乌斯——斯密特先生的形象。相反，在饥饿的遭到“巨大破坏”的俄国，如今已经有了某种牢固性，有了轮廓比较明晰和准确的未来前景，有了信心、朝气、勇敢作为和蓬勃进取的精神，对妨碍自由创造的东西可以置之不理。因此作者写了下面这段话是正确的：“我了解，俄国从这里起步，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我看见了一个同志把自己的妻子吃了，他不能不发疯，可是我对此并不感到可怕，——我也看见了别的东西，我用另一种尺子进行衡量。燃着新的雅勃洛奇科夫的蜡烛，光辉耀眼，——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我知道：一切生机盎然的东西如同春天的大地，死是为了复生……”
可是，在这里做几点说明是必要的和适宜的。
鲍·皮利尼亚克要是能把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跟苏维埃共和国对立起来，——那么一切都是合情入理的。遗憾的是作家出现了极大的失误：他把俄国跟世界，跟整个欧洲对立起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整个欧洲。在欧洲存在着两个欧洲：作者几乎没有注意到第二个欧洲，穿着工人装的、举行暴动、罢工、起义的欧洲。在他的中篇小说中，这个欧洲只出现在浓雾中，处在不显眼的地方，影影绰绰。皮利尼亚克提到了它：“工人、失业者、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离经叛道者、疯子、诗人和艺术家……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成千上万——口干舌燥，用步枪、手枪、大炮——呼喊：第三国际……”可是对此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描写，读者没有感觉到，没有看见这个欧洲，他只好凭空相信作家。而关于萨洛马京上校、关于特鲁别茨科伊、关于斯密特先生，皮利尼亚克却描绘得很详细，选择了一个又一个细节，——可是关于那些呼喊“第三国际”的人，仅仅说了只言片语。于是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歪曲了现实。工人、失业者、疯子、艺术家、诗人们在西方生活中的作用，比起皮利尼亚克所展示的，无比重要。
还有一个情况。
上面提到的那个农夫在群众大会上说：“……我国现在是劳动苏维埃掌握政权，我们给外国准备了第三国际”。如此说来，俄国走的是自己特殊的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工人和疯子们呼喊“第三国际”时说的话与自己无关，是他们存心给别人“准备”的。可是第三国际的摇篮却是西方，西方的工人“准备”它丝毫不亚于俄国工人。
皮利尼亚克笔下的农夫谈论起第三国际，这很好；从前，哪怕是在《裸年》和皮利尼亚克其他一些作品中，他们都断言，根本不需要什么第三国际和德国人马克思。作者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俄国革命纯属民族现象。皮利尼亚克丢掉了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的罗曼蒂克，承认了第三国际，不能不算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方向不正确，而且摇摇摆摆，犹犹疑疑，因为这里产生了新的混乱，那个狡猾的农夫和“疯子”皮利尼亚克给西方的一些傻子“准备”了第三国际。由此也就出现了把俄国跟欧洲对立起来的不正确的观点，这里泛起了斯拉夫派、乌斯特里亚洛夫的陈词滥调。鲍·皮利尼亚克没有清楚地看到工人、疯子、离经叛道者的欧洲，谈起这个欧洲时声音很低而且仅仅说了只言片语。他的作品中由此也就出现了施本格勒所谓的西方日薄西山。
他同样也模糊和模棱两可地区分苏维埃俄国的许多事物。暴风雪迄今还在遮着他的眼睛。他在这里对某些个别的事件、事实、日常琐事也十分关注。他像果戈理笔下的奥西普一样，不忽略任何事情：在旅途中什么东西都用得着。他乘坐轻便马车在俄国文学的旷野上旅行，什么事情不能遇到呢：外贸局运来一车厢婴儿奶嘴，结果却是别的橡胶制品，于是一个婆娘便大喊大叫：“杜卡，杜卡，——你就在这里贩卖吧”；一个“充电员”昧着良心欺骗庄稼汉——轻便马车里还搜集了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没经清理，一股脑儿地堆放在那里：让读者自己清理吧。可是，只要一涉及新俄国的真正建设者，皮利尼亚克又变得异常谨慎起来。他很不情愿地往自己的轻便马车里挑拣。诚然，中篇小说里有一些优秀的篇幅，满怀深情地讲述了每个县城在十月革命之后都创办了报纸，千百万人为报纸撰稿，红军、文化教育俱乐部、共青团培养了一批杰克·伦敦式的新人。也谈到克里姆林宫和重新剪裁世界的30个怪人，可是这一切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而再往下则是吃人、埃及的黑暗、虱子、肮脏、盗窃。因此说俄国正在创造新生活，这只不过是声明而已。于是得出一个施本格勒式的结论：不仅指欧洲，而且实质上也包括俄国。施本格勒所谓的欧洲和俄国湮没了作家热情洋溢的宣言，于是印象一分为二了：作者在自己灵魂的深处对待欧洲以及对待俄国都是施本格勒思想的俘虏；努力摆脱这些思想，可是这种努力来自理智，来自内省，于是产生了关于愿望自由、关于视而不见的自由、关于阳光灿烂的天气和暴风雪的宣言。
鲍·皮利尼亚克的文学倒卖行为完全是不可容忍的。从前也曾有过。鲍·皮利尼亚克在《裸年》中从利贝尔曼同志那里（参见《在煤炭王国里》一书）窃取了关于矿井里劳动的一章，只是稍加改动。如今看样子他企图使这种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一些篇幅取自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外强中干的阿拉皮亚》，一些篇幅取自布宁的中篇小说《来自旧金山的绅士》（注明了出处）；没有注明出处的有：兰德留的处决——自屠格涅夫，斯密特乘坐的沙龙车厢——来自布宁。鲍·皮利尼亚克的才华是独特的，清新的，实际上是独树一帜的。贯穿这一切的是漫不经心和对读者的冷淡：他分辨不清，——什么都能接受。可以辩解说：这部中篇小说是文艺性政论，作品本身的性质允许这种借用。可是未必能够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作者借用的时候毫无节制。
最后，关于暴风雪问题。《野草》中谈到暴风雪，《裸年》中谈到暴风雪，《第三个首都》中又谈到暴风雪。我们再重复一遍；皮利尼亚克热衷于广泛的社会主题，这非常好，他仿佛是开始忘掉了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这很好。这部中篇小说里有一些很优秀的篇幅。其中的一个基调尤其出色：“俄国——大斋期——黄昏的时候，钟声齐鸣，白天融化了的小溪这时用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等等——这是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地方。这部中篇小说毋庸置疑地证明了皮利尼亚克作为艺术家的成长。可是……既然挑上了担子，就要挑到底。为了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型的艺术家，谈论欧洲、俄国和第三国际，为了当一个宣传家，——就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情绪整理得有条有理。可是作家却没有这种与时代、与革命步调一致的条理性。鲍·皮利尼亚克把从前那个住在小木屋里的古罗斯的罗曼蒂克抛到一旁之后，就悬在空中，悬在全世界的施本格勒主义的空虚之中。生活在一个意志自由和创造自由的国家里，长期持有这样的立场是不行的。《第三个首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显而易见，一个艺术家需要自由，不仅希望用意识捕捉，而且应该感受并且把它体现在活生生的形象之中。还应该准确而清晰地懂得所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新俄国，作者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俄国。关于暴风雪的俄国，关于来自东方的曙光的种种词语，明显过时了，不能感动人了，没有说服力了，含混，模糊，不明确。
《机器和狼》是鲍·皮利尼亚克创作的新阶段。当然这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这首先是作者关于他自己以及关于他所理解的我们当代的文艺性日记。作家以特殊的力量把两个俄国对立起来：狼的、动物的、生物的、原始的俄国——机器的、工厂的俄国，由于文化、科学、技术、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俄国。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基本矛盾：俄国革命使这种矛盾尖锐化到极限。假如在俄国机器不能战胜狼，俄国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就不能在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巩固自己的胜利。二者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作家在这里必须做出彻底的和义无反顾的抉择。皮利尼亚克在《机器和狼》中做了抉择，他拥护机器的俄国，可是艺术家做出的抉择仍然是靠着理智。他在心灵上更多的是跟狼的俄国站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皮利尼亚克的狼的俄国在这部作品里被描写得更有力量和更鲜明。狼的罗斯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栩栩如生的。机器的罗斯则相反，把读者引向形而上学的山巅，难怪机器在皮利尼亚克的笔下被表现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生物。即使这是诗的自由，是隐喻，可是这对艺术家来说绝非偶然。实际上机器与任何形而上学都是完全相敌对的。皮利尼亚克在《机器和狼》中没有解决两个俄国之间的矛盾，只是让二者面对面。他在以后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应该试图从感情上解决两个俄国之间的基本矛盾，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基本矛盾，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没有如此清楚地看到这个矛盾。他以独特的方式认真地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他到许多地方去旅行。他到过伦敦、柏林、土耳其、北方、巴勒斯坦、中国、日本，这使他受益匪浅。旅行开阔了皮利尼亚克的艺术视野。旅行使他成为更有文化素养的人，以各种各样的珍贵素材丰富了他，在极大程度上消除了科洛姆纳县城的局限性，他早期作品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局限性。不过最主要的是皮利尼亚克通过旅行确信了：乘坐传统的俄国三套马车在当今的世界上不能跑得很远，飞机随时都能超过它。在西方，在欧洲，在日本，皮利尼亚克感觉到了现代技术、科学、知识的威力。皮利尼亚克非常喜欢观看异国情调，也许是因为他的才华缺少虚构和幻想。从前，他通过从美学上改造散发着苦艾气味的狼的罗斯满足了这种要求；如今艺术家在镭、在发动机中找到了异国情调。与此相适应，他不得不放弃从前《裸年》时期的新斯拉夫主义的罗曼蒂克。这也非常好，因为骑着这匹马也不能远行。鲍·皮利尼亚克新的定位在他近来一切比较重要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艺术体现：在作品集《母亲——潮湿的土地》中，在《泼出的时间》中，在《日本太阳的根》中，在《中国的故事》中，在《伊万·莫斯科》以及一系列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中。曾经听到过一种意见，认为皮利尼亚克迷恋于日本、中国、施匹次卑尔根是没有道理的，他的才华似乎由于这种迷恋而变得暗淡了，他最好还是像以前那样写科洛姆纳的庄稼汉和小市民。这种意见是极其错误的。诚然，皮利尼亚克近来的某些中短篇小说有时似乎显得比较苍白和单薄，可是这完全不是普遍的规律。例如：描写中国的酷暑，在日本乘坐飞机，绝妙的中篇小说《伊万·莫斯科》，最近的一些短篇小说，只消指出这些，就足以让人坚信皮利尼亚克的创作成熟了。可是，除此之外，作家最近的作品在自然主义的色情描写方面变得更严肃了，更加欧化和世界主义了。他笔下的共产党员已经不再是具有普加乔夫面貌的穿皮外套的人，而是靠着镭和发动机的力量改造大地的人。狼的俄国把梅毒遗传给了共产党员伊万·莫斯科。这是他的悲剧，但他在克服这个悲剧，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机器的俄国。他不仅是实践家，也是个学识渊博的幻想家，他相信奇迹，不过他的奇迹是在工厂里，在试验室里，人类在那里凭着一些小颗粒的试验品积蓄成具有魔力的镭。
有人曾经预言过，皮利尼亚克将会发生灾难和不幸。皮利尼亚克被描写成文学界的遗少和反革命分子，种种恶言秽语都倾泄到这个被歪曲了的作家身上，恐怕任何一个同路人作家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他的名字在某些小圈子里被当成了普通名词和谩骂的词语。结果是他成了我们当代最敏感的人物，比起许多获得相应的专利证书和嘉奖的人更加敏感。他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周围，他不是仁立木动，也不是原地踏步，而是虚心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让人高兴的，这也保证了他未来在艺术上的进一步成长。
应该坚持不懈地向作家提出一个希望——更多的内在分寸感：这是皮利尼亚克至今所缺少的。
[1] 鲍·皮利尼亚克在《晨刊》第二期就自己退出《前夜报》一事发表声明说：“……我本人也许是个路标转换派”。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鲍·皮利尼亚克好像是没有转换任何路标，然而，在这里做一点修正是适宜的。看样子，鲍·皮利尼亚克最近一个时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提出这样的一个公式：我们为了西方而需要共产国际（在尚没刊印的作品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皮利尼亚克与路标转换派接近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共产国际是达到纯民族的目的的工具。把二者对立起来，也是彻头彻尾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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