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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亚·沃隆斯基：《在山口》（1920年代）
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和谈话
一
我第一次见到高尔基是在1906年初。当时我非法地住在赫尔辛福斯，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中工作，正在策划斯威阿堡要塞驻军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组织由炮兵士兵和一些年轻的（有的非常年轻）宣传鼓动员组成。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一些军官。他们中间的叶梅利扬诺夫和科汉斯基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遭到镇压以后，他们被沙皇政府枪杀。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其左翼，特别是库克船长领导的工人赤卫队，给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我们俄国地下工作人员，从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和赤卫队员那里得知高尔基抵达赫尔辛福斯的消息，都盼望着他的到来，并且接到了参加晚会的邀请，他应该在这次晚会上发表演讲。
高尔基乘坐的火车到达之前，车站和广场已经挤满了工人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庞大的人群里也可以看到不少穿灰色军大衣的人，尽管士兵参加欢迎集会可能遭到相应的惩罚。欢迎高尔基的集会变成了反对沙皇制度的大规模示威。欢迎高尔基，不仅把他当成一位杰出的作家，而且也把他当成反对沙皇专制的战士，芬兰人民把自己的民族解放与推翻沙皇专制联系在一起。更无须谈论我们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怀着什么样的感情迎接高尔基。俄国作家中，就其对我们影响的力量来说，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他憎恨各种形式的市侩习气和生活中的卑劣行为，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以此感染了我们。他为我们广泛地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和色彩绚丽的底层世界，描绘了城市郊区、夜店、地下室、海滨、草原的生活，塑造了热爱自由和喜欢冷嘲热讽的流浪汉、抗议者、胆大妄为者、新的真理探求者的形象。他唤醒了我们对这种“底层”人物，他们的内心生活、愿望要求及其被万恶的压迫所抑制的创造力的热烈向往。
高尔基与斯基塔列茨和玛·费·安得列耶娃一起来到赫尔辛福斯。他刚一走出车厢，便被兴奋的人群给包围起来。他和旅伴很艰难地向雪橇走去。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树木披上了银装。人们转瞬之间从雪橇上把马卸下来，在马路上欢快地拖着雪橇，上面坐着高尔基、斯基塔列茨和安得列耶娃。赤卫队维持秩序。唱起了《华沙工人歌》以及其他一些俄国的和芬兰的革命歌曲，歌声、欢迎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人们把帽子抛向高处。红旗飘动。人群挤得水泄不通，雪橇不得不一再停下。新的参加者加入进来，人群不断扩大。高尔基端坐在雪橇上，没有戴帽子，神态非常窘迫，想要说什么，甚至好像是在开玩笑，左右转动着头，似乎在说：我们陷入这种境地了，不断向人们点头致意。也许没有哪个俄国作家生前能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晩上，消防协会之家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高尔基朗诵了自己的《同志》，斯基塔列茨和安得列耶娃都朗诵了诗。芬兰人的讲话不长，但真挚而热情。后来在饭店举行晚宴，参加者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人，菜肴丰盛，有各种酒和水果，频频举杯，谈话热烈。芬兰工人赤卫队员们与俄国革命者们混杂地坐在一起。库克船长说，芬兰人想要像拉斯科尔尼科夫跪倒在索妮娅·玛尔美拉托娃面前那样，跪倒在俄国人民的深重苦难面前。我们答谢了库克船长，高尔基也致了答词。他的答谢话语不多：从一开始他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勉强说了几句，他的眼里就涌出了泪水，他用拳头擦拭，然后急急忙忙地结束了“讲话”，走到每个参加者面前，一一跟他们握手。他显得真挚而亲切。
唱歌。高尔基在钢琴的伴奏下唱起了《船夫曲》。俄国人和芬兰人也都不约而同地随着他唱起来。高尔基突然激动起来，全神贯注地指挥，感情充沛而热烈。他身材高大，站在我们中间，差不多高出我们一个头，挥动着双手，好像是准备飞起来。他的眼睛起初让我觉得好像是没有神采，实际上却闪烁着光辉，洋溢着生命力。他俯视着我们，仿佛在他面前展现出迷人的遥远未来。就连他那惯有的驼背也消失了。看得出来，他轻而易举地解脱了日常的情绪，任凭强烈的感情自由地爆发出来。由于头部激烈地摇晃，浓密的头发分成两缕耷拉到前额上，他偶尔用快速的习惯性动作把头发拢向后面。他生着宽大的“鸭嘴”鼻子，脸形外观并不很美，但此时此刻却由于精神崇高和感情激动而变得异常美丽。他的脸光彩夺目，如同一件精巧而高贵的容器，从里面焕发出安详的光辉。他的歌声和指挥动作给人留下坚强有力、精力充沛和满怀自信的印象。
高尔基穿戴朴素：一件单排扣的上衣，扣上了全部钮扣，裤腿掖在高筒皮靴里。最醒目的是那双好动的有些干枯的手，全身“气宇轩昂”，强壮有力。身材瘦削，好像是不够匀称和笨手笨脚，可是从他那激烈的气势宏伟的动作中却不难看出独具一格的内在美，自有一种和谐的、非凡的气概。那天晚上，高尔基谈笑风生，出现在各种不同的人群里，跟我们俄国地下工作者们交谈，注意观察我们，不时地表现出警惕性。斯基塔列茨摹仿大辅祭的语调，用低沉的声音给俄国专制制度念诵了诅咒词。人们让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坐在安乐椅上，抬着他围着桌子转了起来。他用手和脚做着各种滑稽动作，一边向我们表示谢意，一边竭力摆脱开我们。欢声笑语，熙熙攘攘，相当热闹。大家都跑到高尔基面前去跟他干杯，他虽然已经喝过量了，但仍然来者不拒，多喝了不少。许多人酩酊大醉，——而高尔基却无拘无束，欢畅自如，平易可亲，自有其独特的魅力。是的，那天夜里，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他那巨大的魅力。与名人相见时，我们往往担心——不无原因——感到失望，而且的确也感到过失望。高尔基则不一样，由于主动结识人们而博得了好感。甚至一向沉默寡言、固步自封的叶梅利扬诺夫和科汉斯基，二人经常独处一隅，远远地离开他人，这一次却很欢快，变得愿意与人交往了。我们这些年轻人为高尔基感到骄傲。举世闻名的作家跟我们，跟革命站在一起，他给事业，给胜利注入了信心。我们有什么可怀疑和害怕的呢！我们与他交往，感觉到了他对人的极度关注，并且以这种关注再一次征服了我们。
最后，我们俄国人单独聚集在一个特殊的房间里，像平时一样，争论起来。就俄国文学展开了争论。斯基塔列茨证明，俄国人民缺乏深刻的诗的心境，他们讲究实际，是散文化的。
“请您瞧瞧真正的俄罗斯人，”他说道，“瞧瞧科斯特罗玛人、雅罗斯拉夫人，他们机灵，有生意人的头脑，狡猾、清醒、吝啬。俄国文学中搀和了鞑靼人的血液，普遍的东方人的血液”[……]
将近早晨八点钟的时候人们才散去。高尔基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过了两天之后前去拜访，但去的不是时机：高尔基喀血了，卧床不起。
病愈以后，他和安得列耶娃到美国去了，那里愚钝的市侩以诋毁迎接了他：“请看哪，他竟然胆敢带着一个女伶来了，根本没有与她正式结婚。”
赤卫队员们告诉我们，高尔基下榻的旅馆在他逗留的那些日子里周围布满了俄国密探和便衣宪兵，因此赤卫队不得不布置自己的巡査哨保卫高尔基，直到他离开为止。
我们的炮兵战士非常想要在一个秘密的住所跟高尔基进行座谈。我们准备安排这次会见，可是由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生病而没能如愿，况且暗探也寸步不离开他。
二
在地下工作中，在监狱里，在流放地，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高尔基。他的中短篇小说和特写一出现在杂志和文集里，我们就争先阅读。资产阶级批评家们轻蔑地大谈特谈“高尔基的终结”，说什么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高尔基与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走到一起了。我们听到这种胡言乱语，从心里感到气愤。我们都清楚，他帮助我们党在伦敦筹备召开代表大会，他在喀普里开办培训工人宣传鼓动员的学校，他跟列宁结为好友。我们为他的造神主义情绪而担心，而阿·瓦·卢纳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却支持这种情绪。我们高兴地听到一个消息，说他帮助布尔什维克创办合法杂志《启蒙》并且亲自编辑其文学栏。正是由于这个消息，我在凯米城流放时于1914年写了两篇取材于革命生活的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通过上述杂志编辑部寄给了高尔基，想听听他的反应。高尔基立刻回信表示赞许，答应在最近几期的《启蒙》上刊登这两篇小说并且还鼓励我继续写作。可是，这时战争爆发了，《启蒙》被关闭，我与高尔基失去了联系，——当时没有可能查明小说的下落。我抽时间继续写作短篇小说，但只能把它们堆放在案头。这不免让人感到不愉快，可是高尔基的反应却给了我勇气。
我精心地保存着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来信，甚至一遇到机会便在流放犯的朋友中间炫耀一番。有一天，警察分局的警监带着两个红脸大汉——村警来到我的住处，要进行搜查。警察分局对所有的政治流放犯轮流进行搜查，他们像教堂的教士一样，沿街逐户进行搜査，严格遵守先后顺序，因此我们事先就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谁家去。警监进行搜查时无精打釆，漫不经心，只求顺顺当当，因此不停地向健壮的村警喊叫，不准把衣服扔到地上，不准损坏物品，不准打碎器皿。警察在我家仅仅翻弄书架上的书籍和抽屉里的信件。他们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高尔基的来信。警监读了很久，反复阅读，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由于窘迫和激动，他甚至冒出了汗珠，一再发出怀疑的哈哈声。这个警察正当壮年，身体发胖了，行动缓慢，思考问题很迟钝，——他的脸好像是蒙上一层外省生活死气沉沉的印迹。了解了信的内容以后，他摘下银框眼镜，然后又戴上，聚精会神地盯了我很久，最后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这是作家高尔基写来的吗？”
“是作家高尔基写来的，”我赶忙肯定地说，担心他把信给带走。
“是高尔基先生亲笔写的吗？”
“是高尔基先生亲笔写的。”
站在两旁的红脸村警挺身肃立，严肃地看着我，那副表情说明，他们准备随时表现出应有的尽职尽责和毫不留情地铲除谋叛行为。
“您跟作家高尔基通信吗？”
我肯定了显而易见的事实。警监又把信读了一遍，长时间地晃动着手里的发脆的灰色信封。窗外凯米河的河水流过石滩，发出轰鸣声；圣伊里亚岛远处的大海与天空连成一片，让人想起勃克林的风景画。
“字写得非常漂亮，”警监夸奖高尔基说，“写得很清楚。可是有几处无论如何看不明白。字母好像是喝酒过量了，请原谅我用词不当。”
村警抖动一下胡子，相互看了一眼，不知为什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写得非常工整，”警监继续夸奖高尔基。“一句话：一笔好字。”这时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叠起来，装进信封里，还给了我，我高兴得难以言表。警监的手指粗壮，红润，像是胡萝卜。他笨拙地站起来，弄得军刀发出哗啦的响声。他说，捜査结束了，没有发现任何应该受到指责的东西。他临走的时候，把手举向帽遮，甚至非常恭敬；他平时对流放犯从来都不首先行礼。很显然，这次表现出来的恭敬与其说是对我，不如说是对高尔基。
高尔基给我的第一封信终究没有保存下来：1916年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迪搜査时被警察分局局长给没收了。搜查很仔细，简直就是一次洗劫。
那个警察分局局长留着坚硬的灰白胡须，用肥胖的手从桌子里取出高尔基的信，然后喃喃地说道：“啊！您跟一个主要的革命头子通信……”他转过身子，向警监命令道：“写到记录里……作家！你们要暴动。这是什么时候……敌人已经闯进了祖国，可是你们……一清二楚……写完了……”
不过，他并没有逮捕我，但过了几天以后，我认为有必要从城里逃走，因为暗探让我不得安宁。
关于我从流放地寄给高尔基的两篇短篇小说的命运，我后来了解到某些情况。1931年，一位我认识的批评家告诉我，他研究俄国革命期刊史的时候，在专业杂志《我们之路》上遇到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这是我当年寄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两篇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很显然，高尔基在《启蒙》被关闭的时候将小说转交给了别的同志，让他给找个地方发表。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在随时都可能遭到迫害、人心惶惶的兵慌马乱的战争年月里对编辑部的稿件表现出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对此感到惊讶。
三
……1921年初，我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时候就决定要在“大型”文艺杂志上试试自己的力量。内战胜利地结束了，出现了比以前更加重视艺术的可能性。当时几乎没有小说，诗歌也不能夸耀自己的成就。“锻冶场”派抽象的公式化明显不能满足要求。应该把准备为苏维埃政权而写作的新的和老的语言艺术家团结起来，并且为此而创造一个相应的文学环境。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陈述了这些想法，他认为这是完全适时的。
我在伊万诺沃曾经编辑《工人地区》，从那里移居莫斯科以后就着手筹办一个月刊。事情并非很容易。国家出版社和其他许多同志都认为由于纸张匮乏和印刷业混乱，暂时不可能指望杂志会定期出刊。再说：可以吸引哪些作家呢？老作家绝大部分“不接受”苏维埃政权，而自己的作家暂时尚寥寥无几。不只一次出现诸如此类的意见。我不赞同这些意见，继续寻求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的支持，她当时主持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建议我接近高尔基，吸收他参加编辑工作。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建议事先在他那里开一次小范围的编辑会议，这个会议不久就开成了。这是在二月份。出席会议的有：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高尔基和我。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在人民委员会开完一个很长的会议，急急忙忙地喝晚茶；除了我们的会议，他还要到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去。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工作了一天，但并不显得疲劳，热烈地参与谈话，有时眯缝起眼睛，有时微笑着提出各种问题。高尔基斜歪着肩膀，目不转睛地看着符拉基米尔·伊里奇整个健壮有力的身躯，不放过他的每个动作。符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关心高尔基，询问他的健康状况，问他正在写什么。高尔基说，他什么都不想写，而且也不能写，各种各样的日常麻烦事妨碍写作。符拉基米尔·伊里奇摇了摇头，劝说高尔基尽快摆脱各种麻烦事，写作，写作。这时，他用手在桌子上面做了一个果断的动作，解释他的话。高尔基带来一捆书送给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高尔基与格尔热宾一起在柏林出版的。这些书是用俄文出版的，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物质上的支持。符拉基米尔·伊里奇飞快地翻弄了这些书。我留意了他翻弄书的方式。不由得记住了他如何拿起一本书，看了看，然后以快速的动作把它放到一边。这一切都做得从容不迫，果断而又轻松。也可以感觉到他对书籍的热爱和一种特殊的技能：浏览一下目录和几行文字，瞧瞧插图，就能对这本书形成一个总体印象，——这是长期与印刷物打交道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赞扬了蒸汽机车制造业的著作，又翻阅了一本古代印度童话集。这本书印制精良。高尔基站在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高高的身材，有些驼背，胸部塌陷，脸上呈现出土色，而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安乐椅上，表现出少见的活力。这时，我觉得高尔基很像是个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老师虽然并不严厉，但很有权威，以其富有创造性的个性让人肃然起敬。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眯缝着眼睛，指着这本书说道，让人感觉不到字母p，或者说，以其独特的方式说出了这个字母：
“我认为这过早了。”
高尔基凑近列宁，用很重的o音说道：
“这是一些非常好的童话。”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我们苏维埃的金钱浪费在这上面了。”
高尔基说：
“这本书没有花我们很多钱。”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这得动用我们的外汇。我们的外汇很少。国家受着饥饿的威胁。”
高尔基捻了捻胡子，没有回答，肩膀歪斜得更厉害了，眼睛盯着桌子上那本翻开以后书脊朝上的书。
两个人都正确：一个人仿佛是在说：人不单是靠面包活着；另一个人，列宁，回答：可是，如果连面包都吃不上呢……
我后来时常想起这段简短而又意味深长的谈话，我觉得列宁的真理比起艺术的真理来更深刻，更符合劳动者的利益。
决定创办《红色处女地》，由我出任责任编辑，杂志将由政治教育委员会出版，在国家出版社印刷。高尔基表示同意编辑文学栏。
过了几天，我去马什科夫胡同见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想要更详细地谈谈杂志。这一次他接见我不太热情。我后来也不只一次注意到，高尔基与人交往时情绪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往往可能是由于高尔基有病而造成的：他多年来一直受着肺结核的折磨，只用一个肺叶呼吸。这次会见时，我对编辑工作表现岀很大的热情，但是对它不是很熟悉，因此遭到冷遇和埋怨。高尔基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用手指敲桌子，往一旁看着，回答断断续续，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我离开他的时候很伤心，一个多星期没有见他，尽管情况要求会见。
下一次，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异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搓着双手，浓密的胡须下面露出笑容，详细询问了编辑工作进展的情况。话题转到吸引小说家和诗人为杂志撰稿的问题上来。
高尔基说道：“您自己去寻找诗人，而小说家有一批年轻的在彼得格勒。那里成立了作家联谊会‘谢拉皮翁兄弟’。他们无疑是一些很有才华的人。譬如说，他们中间有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他是西伯利亚人，脑袋很大，圆圆的，高颧骨，小眼睛，亚洲式的，头发浓密而蓬松，简直就像一尊神像。这个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在世上走了许多地方，见到过许多事并且亲身体验过。有才华，是个机灵鬼，虽然还没有很好地雕琢。您必定得跟他亲近起来。顺便说一下：我不久要到彼得格勒去，尽量从‘谢拉皮翁兄弟’那里给杂志弄到一些东西……您也去找找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他也很有才华，但有时很轻浮。”
我告诉高尔基，我根据短篇小说集《野草》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说了解皮利尼亚克；在《工人地区》写过评论他的文章。
“您一定得吸引他参加。他住在科洛姆纳……对县城生活有深刻的感受……还应该找到波德雅切夫和伊万·沃利诺夫。他们了解乡村，描写乡村不加粉饰。”我离开高尔基时满载建议和希望。从那时起，我们建立了纯朴的友好关系。不久，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到彼得格勒去了，寄来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中篇小说《游击队》，还有一些稿件——伦茨的一个剧本、尼古拉·尼基京和米哈伊尔·左琴科的几篇 短篇小说。《游击队》写在灰色的横格纸上，有许多修辞的和正字法的错误。这是一部处女作，毫不抽象，完全直观、生动和富有才华地描写了西伯利亚自由游击队，表明作者深刻了解描写的对象。高尔基在手稿上写了批语，让我改正其中的错误。我对这部小说付出了不少劳动。伦茨的剧本《逍遥法外》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和个人主义精神，让我十分为难。高尔基从彼得格勒回来以后，我很长时间下不了决心告诉他，这个剧本不能刊登——特别是在杂志的前几期里，但是最后我终于不得不告诉他。高尔基皱起了眉头，用手指敲着桌子。
“随您的便吧……随您的便吧……跟我毫不相干……”
他沉默不语了，盯着我的鼻梁。但我的储备里有“通道”。我告诉高尔基，我从列宁那里得到了长篇论文《论粮食》，我还掌握有纳·康·克鲁普斯卡娅、米·波克罗夫斯基和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文章。高尔基立刻眉开眼笑了，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论文以后。
“伦茨的剧本，”他最后说道，“我并不坚持，他还非常年轻，不过极其有才华。”
……杂志遇到的麻烦事数不胜数。国家出版社没有纸张；印刷厂长期停工。书籍的生产周期长达两年。伤寒病和饥荒在全国猖獗。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定的稿酬标准十分寒酸，一印张为6万卢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两卢布60戈比。为了吸引撰稿者，必须弄到配给品，用实物支付稿酬。为了得到这些实物，我向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提出申请，得到一个名义上批给高尔基的批条，总务处凭着这个批条应该发给我奶油、白糖、肉类、罐头。在全俄中央执委会总务处，有一位拉脱维亚同志，我忘记了姓什么，看了批条以后，表示为难地摇了揺头。
“为什么发给一个人这么多东西？一普特奶油、一普特白糖、三普特肉。还有蜂蜜。高尔基要这么多食品干什么？我们连列宁都不发给这么多。”
我希望尽快结束谈话，于是说道：
“高尔基有病。”
“既然他有病，”拉脱维亚人理由充分地回答说，“我们有特殊的病号标准。我们发给高尔基食品也就是根据这个标准。”于是他伸手去拿一张纸，上面印着病号供应标准。结果他拒绝发给我食品。又得重新向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提出申请，那里的人终于说服那个固执而严格遵守制度的总务工作人员。后来那个拉脱维亚同志虽然发给了规定的东西，却自作主张，削减了一些。我不得不把装着食品的袋子一件一件扛到克里姆林宫大门外，让哨兵给照看着。我勉强找到一辆马车，把得到的东西运到第一苏维埃之家——我的房间里。可是倒霉的是突然出现了解冻天气，放在窗外和窗台上的食品开始化了，全都淌出了水。从肉里流出的血水在镶木地板上形成了粉红色的水洼。我看着它，吓得目瞪口呆，赶快去找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诉说我的苦恼。晚上，我们煞费苦心地将食品分发给了科学家和杂志的其他撰稿者：大约每人四磅白糖、一磅蜂蜜、五磅肉、两磅奶油，等等。这次没有分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尽管他当时日子过得绝对不富裕，还经常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人在他家就餐。
有一天，我经过亚历山大罗夫公园。虽然城市里烟尘飞扬，但夏日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异常明媚。高耸的克里姆林宫，像是物质化了的古代萨迦。哥特式、拜占廷、欧洲、亚洲、罗斯奇异巧妙地编织成一顶石头的王冠。一座座美丽的高塔历经久远的年代而伫立在这里，如同忠诚的哨兵，如今它们守卫着红旗的祖国。椴树散发着多少带点酸味的令人陶醉的芳香，高尔基坐在椴树底下，驼着背，一边吸着香烟，一边望着过往的行人。他戴着一项宽沿软胎礼帽［……］他靠在长椅的靠背上，聚精会神地观看着行人。
我走到他的面前，问他为什么到公园来了。
“我到克里姆林宫食堂去吃饭了，顺便到这里休息一下……人老了，衰弱了，衰弱了……经常气喘……各种各样不痛快的事。医生说得戒烟。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要是戒烟，马上就得死掉；现在还不愿意死。”
他突然高兴起来，笑了，轻轻地搂住我的肩膀。
“嘿，您可真是力大如牛！您认识……那个……”他没有说下去。他的身上洋溢着一种好闻的气味，让人感到温暖……“是的，是这样……”
这些话里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意思，让人感到了对夏日、对克里姆林宫城墙、对椴树、对林中小径上闪过的军校学员的信赖和热爱，我不由得对这个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表面看来很壮实的人也产生了信赖和热爱。
“是的，譬如说，那些医生还说，到国外去走走，在意大利住住，对我是非常有益的。好像是对健康无害。再说，也应该写作。可是在这里无论如何都坐不下来，无法像样地工作。我不久就要走了……列宁同志怎样看待这件事呢？他鼓励并且答应帮忙。”
我把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送到马什科夫胡同。他走路时斜歪着肩膀，把帽子压到前额上，避免与行人目光相遇。我觉得，每当别人认出他来并且盯着看他时，他总感到不愉快。
过了不久，秋天，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果然到国外去了。
四
高尔基继续被认为是《红色处女地》杂志文学栏的编辑，他的姓名登在广告里，但实际上从1921年秋开始杂志已经得不到他的支持了。他临行时坚持主张扩大自然科学栏，这也完全符合我的打算。牢记着高尔基的其他一些建议，我去了彼得格勒，首先是寻找“谢拉皮翁兄弟”。我在空无一物和寒冷的住宅里找到了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跟他在一起的还有穿着长摆红军大衣的作家谢尔盖·谢苗诺夫；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就着帽子，穿着大衣，坐在临时安装的小铁炉前烤火，不时地往炉子里扔劈柴，劈柴发出咝咝的声音。楼梯窗户上的玻璃打掉了，涅瓦河上刺骨的寒风肆无忌惮地呼啸着，把积雪吹到窗台上。
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回话简短而勉强，可是我当时毕竟从他那里拿到了《铁甲列车14-69》，而从谢尔盖·谢苗诺夫那里得到了中篇小说《饥荒》和短篇小说《伤寒》。尼古拉·尼基京的住宅，尤其是阴森的楼梯，让人想起霍夫曼的描写。尼基京见到我比伊万诺夫更不热情。米哈伊尔·左琴科、伦茨和康斯坦丁·费定接待我也同样很冷淡。不过我从他们手里也都拿到了短篇小说。
我到外省去寻找波德雅切夫和伊万·沃利诺夫。沃利诺夫穷困潦倒，忍饥挨饿。况且他跟省契卡发生了误会，我不得不在莫斯科为他奔波。波德雅切夫度日也很艰难，当时在村里差不多是惟一的共产党员。他在患病，拼命忍着可怕的咳嗽，抱怨说：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够坐下来写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
冬天的一个晚上，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和亚历山大·雅科甫列夫到第一苏维埃之家来找我。皮利尼亚克穿戴讲究，披着拖到脚面的毡斗篷，戴着高筒皮帽。他把《裸年》和《五光十色的故事》的手稿放到桌子上，以饥荒的年月为托辞，开门见山地谈起了稿酬的问题。他皱着眉头，不信任地看着我，说话声音很高而且嘶哑。亚历山大·雅科甫列夫很谦虚，说话声音很低。
我也寻找过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锻冶场”派诗人和小说家是杂志最早的一批撰稿者，还有阿尔焦姆·威肖雷，他兼有中学生和水手的气质，是个“小兄弟”。这些不过是话赶话提一下。
我曾数次试图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通信，但都未能成功。传来消息说他心情抑郁，非常容易冲动。
“岗位”派不自觉地促成了我跟高尔基重新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们疯狂攻击我的时候也绝没有忘记高尔基。索斯诺夫斯基在《在文学岗位上》杂志登出一篇文章，说鹰变成了蛇。“岗位”派在别的方面攻击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也不吝啬笔墨。我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他看作是革命的、苏维埃的艺术家，尽量维护他。可以理解，关于我进行维护的消息传到高尔基那里。况且他对《红色处女地》给以肯定的评价，尽管他一度对苏维埃报刊的攻击他感到气愤，甚至要求把他的姓名从撰稿者名单中除掉，不过这完全是偶然的情绪。不管怎么样，从1924年初起，我和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开始了经常不断的通信，而我的主要任务是让他成为杂志的积极撰稿者。我在这方面完全取得了成功。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情愿地把自己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待写寄给我，支持我与“岗位”派的斗争，他写给我的信件足以证明这一点。他的回信认真而及时，而且很详尽，这让我很惊奇。他的手稿也让我惊奇。编辑部把他的手稿跟一些青年作者的手稿进行比较，二者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青年作者的手稿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仓促和草率的痕迹。使用标点符号马马虎虎，不时地出现正字法的和句法的错误，打字员打错的字母常常没有改正过来，有时突然少了几页，或者把几页弄混了。墨水的污点、涂抹、改了又改，让人无法辨认。内容没有很好推敲，冗长得让人厌倦，不需要的插笔，肆无忌惮的啰嗦，空洞的议论，等等，关于这些我就不说了。可是这些情况在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那里却丝毫不存在。他的作品经常都是精心校订过的，手稿整洁；只是偶尔给正文加进一个写得非常工整的词，短句则更为少见。有些人说高尔基极其吹毛求疵，不准编辑修改他的稿子。也许是他坚决维护他顽强而又细心劳动的成果。然而，我却没有发现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有什么吹毛求疵的地方。相反，他有时授权给我根据我的意见处理他的稿子，这从通信中可以看出来。当然，我从来都不准自己为所欲为，通常的结果是我只将他的稿子分发给各个编辑部。例如《克里木·萨姆金》就是这样分配的：《红色处女地》刊登一部分，《新世界》、《真理报》、《消息报》、《星》、《探照灯》等各刊登一部分。对我这么做，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好像很满意。
显然，我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那里为《红色处女地》挑选了最好的材料。杂志在这几年刊登了《我的大学》、《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木·萨姆金》以及许多中短篇小说和特写。高尔基一度多多少少脱离了我们苏维埃文学事业，但越来越积极进行参与。假如我认为《红色处女地》以及“圆圈”作家合作出版社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那未必过分了。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从自己那方面也不吝指教，给了许多友好的建议和指示。编辑部里经常认真地阅读他的来信；我有时向杂志的撰稿者们介绍这些来信，我们经常都是按照高尔基所设想的那样去做。编辑部与他之间纯朴而真挚的关系得到了巩固，编辑部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分享自己的喜悦，分担自己的失败，交换自己的设想和打算。高尔基给这种关系定下了正确的基调；他的来信在编辑部里经常受到欢迎，因为都是有教益的。
五
由于意大利法西斯，高尔基在索伦托的处境日益困难，他越来越经常地到莫斯科来。他每次到来的时候，我都去看望他，不仅仅是由于出版和编辑事务，而且也为了畅谈。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从早晨到下午一点在书房里写作，不接见来访者；从进午餐的时候开始会客。我通常也就在午餐前到他那里去，事先打个电话。有时我在他那里一直坐到晚上，经常都是满载而归，从他本人身上和他的讲述中我获得了深刻的教益。
我再说一遍，高尔基有时迎送客人相当不热情，但他也能够使他们倾倒，征服他们，唤起他们对自己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手势和动作表面上看来笨拙而迟钝，说话断断续续，甚至听起来有些粗野，但表现出他所独具的优雅乃至魅力。高尔基具有丰富的多方面的天赋，也具有表演的才华，但他的主要魅力也许是在于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人的深刻兴趣、他那种想要认识人类一切的渴望。他仿佛是用自己的这种情绪影响了交谈者。他好像是对他说：“我要瞧瞧，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处，你信仰什么，你能给生活带来什么。”他并没有询问，没有打听，相反，他喜欢自己说，可是交谈者却一直都能感觉到吸引高尔基的是人、是他的命运，他在每个人身上都努力寻找他所独有的东西，于是这一点不由自主地博得了别人的好感。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位少见的吸引人的故事叙述者。听他叙述故事不会感到疲倦，我不知道他的才华在哪个方面表现得最突出，是在他那些刊印的作品里还是在他的口头讲述故事和谈话中。他讲述故事时不追求表面效果，毫不装腔作势，声音有些粗野，o音很重，不时地做出富有表现力的和机智的停顿，有时面带阴郁的讪笑和冷笑，有时露出憨厚幼稚的表情，但是“心里有数”，——他叙述故事的时候从侧面聚精会神地看着听者，把手放在桌子上，用目光把听者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他的手……他那双好动的手很优美、文雅，是“贵族式的”。这个平民出身的人，这个油漆工匠何以会有这样一双手呢？
这个奇异的油漆匠见到的和所了解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了！他经历了多么非凡的、光辉灿烂的人生，经房过多少次会见、事件，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成功一直伴随着他！谁的生活能够像他的生活那样成功？他是个最幸福的和最有天赋的人。可是，他最终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他贪婪地观察着人。这也就产生了他作为一个故事叙述者和奇异的交谈者的才华。
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有时甚至多多少少有些卖弄和炫耀自己的记忆力，当然并不是死乞白赖地这样做。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四五十年以前的一些小事发生的日期，记得人的长相、说话的作风、街道的名称、住宅的门牌号码以及谁说了些什么。他有时纠正交谈者，人们不禁对他记忆的准确性感到惊讶。难怪他是我国文学中最优秀的肖像大师之一，他的记忆力在这方面帮了他很大的忙。他也完全掌握了记忆。我想要以此说明：他主宰着记忆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见来支配它。那些具有良好记忆力的人并非经常都能做到这一点。有时记忆力控制着这些人，于是不由自主的思维便自由发展，损害了他们自觉的思维。他喜欢叙述，喜欢别人听他叙述。他所叙述的人具有自己的意志，桀骜不驯、荒唐、胆大妄为，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矛盾重重，吵吵闹闹，进行探索。我听高尔基讲的最优秀的故事是关于下诺夫哥罗德城商人的故事。高尔基讲述的时候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唠叨不休，他开始容光焕发，眼睛里出现光芒，双手不停地动着。
我记得特别鲜明的是高尔杰伊·切尔诺夫的故事，他是个百万富翁，在伏尔加河上拥有许多轮船，是个狂暴而乖戾的人。高尔基讲道，有一次，省长举行慈善晚会，给高尔杰伊·切尔诺夫送去了请柬，可是座位却不是在第一排，而是第五或者第六排。高尔杰伊·切尔诺夫看完前半场以后就离开了剧院。晚会结束了。这是深秋季节，下着雨，道路泥泞，昏黑。散场了，可是这时却发现剧院门前一辆马车都没有。马车都到什么地方去了？省长亲自来到门前，把警察分局局长和派出所长叫来了。
“为什么连一辆马车都没有？”
“大人，全都让高尔杰伊·切尔诺夫给雇去了。您请看，他坐着马车兜风哩。”果然：高尔杰伊·切尔诺夫让所有的马车排成队，自己头戴高筒礼帽，戴着皮手套，围绕着剧院进行旅行。
这个脾气很大、刚愎自用的淫荡之徒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去向不明，扔下了家业，没有做出任何安排。到处认真地寻找切尔诺夫，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惊动了暗探局和侦缉处。人失踪了。期限过了，继承者们瓜分了财产，漏掉了许多。这时，正在筹备例行的下诺夫哥罗德城交易会。著名商贾云集火车站迎接来自首都的王公贵胄和高官显宦，他们的光临将给交易会増添光彩。火车进站了，商贾们列队而立，腆着肚子，撅着大胡子，最“尊贵者”手里捧着面包和盐。一切都按照规矩进行。与王公贵胄们一起走下火车的还有一个修士，只见他头戴高筒修士帽，手执长拐杖。大家仔细瞧着这个修士：“这不就是高尔杰伊·切尔诺夫吗！”“原来是你呀，高尔杰伊！”修士不慌不忙地举起一只戴着黑念珠的手，庄重地划着十字，给大家祝福。祝福完毕以后，他说道：“好，你们现在带路——我想要去看看我们的交易会。”高尔杰伊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他躲在一个最偏僻的隐修院里，履行了赎罪仪式，入了修士籍……商贾们带着修士参观了交易会，只是觉得奇怪：修士精通一切，询问的时候也完全内行。看完交易会以后，修士说道：“尊敬的先生们，我想要回忆一下往事。各位都知道这是怎么做的？”商人们讪笑着回答道：“知道。”这时，商贾巨富们包租了一家妓院，雇了一批警察把妓院所在的那个街区封锁了，一连几天几夜不准任何人进去；妓院关上护窗板，放下窗帘。进行狂欢饮宴，胡作非为，打碎了玻璃，狂呼乱叫。所多玛和蛾摩拉。高尔杰伊·切尔诺夫用行动回忆了往事。
“回忆”结束了，切尔诺夫又离开了城市，永远没有再露面。听说他好像是死在阿丰，曾经在那里过最严峻的生活。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讲过鲁卡维什尼科夫兄弟，他们中间的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讲过伏尔加河彼岸的旧礼仪派信徒、他们的古怪行径、他们的财富、豪放的生活。他们那放荡不羁的粗野的力量、气派、亢奋的过剩精力吸引了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若是能把他们放在另一种生活条件下，把他们的力量引向为国家效力，而不是为了钱袋，那该有多好！……难怪高尔基憎恨知识界的软弱无能者、意志消沉而又喜欢抱怨和诉苦的人，这种人散开了孔雀尾巴，但并没有强烈的感情，不善于直接付诸行动。高尔基崇拜理性和科学，却是哈姆雷特精神和让人厌恶的听天由命主义的真正敌人。我听到这些故事，有一次建议他应该把这一切都写出来。“也许新的读者对这些都不再感兴趣了，”高尔基回答说，然后陷入了沉思。
他讲起故事来全神贯注，竟然忘记了时间。家里的人和身边的人走进来，不安地看着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他是不是太累了？应该走了，可是真不愿意走。讲故事的人转换了话题，说上几句笑话，然后开始文学回忆，回忆了列昂尼德·安得列耶夫——对他的才华给以极高的评价，也回忆了80年代的作家群、勃洛克、威尔斯、无产阶级作家群。范围多么广泛！有时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咳嗽起来，咳嗽很长时间，不得不中断谈话。这时，看出来了，他的脖子上和脸上越来越多地增加了皱纹。可是再看看头发，——没有一根白发，还都挺立着，没有失去光彩［……］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也讲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自己毫不怜悯。而且这完全是真挚的。他说：
“我就是写不好剧本，无论如何都写不好。我也许是写了一百个剧本，可是没有一个像样的。”
“不是这样，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譬如说《在底层》，这就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
“《在底层》不是剧本，而是一些场景……涂抹了多少纸，可是毫无益处。”
“既然您这样看待自己的剧本，那么您为什么要写呢？”
高尔基没有马上回答。
“您知道，想要写一个好的剧本，非常想要写。”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克制，好像是对自己的承认感到害羞。他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膀，浓密的胡髭下面露出了阴郁的笑意。
他对我说：
“我们作家的营生是这样的，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我还得不断地学习，重新学习写作，仍然达不到真正的完美。您不要以为我这么说是故作谦虚，不——我根据纯洁的良心这么认为。我写得还不怎么好。赶不上许多人。譬如说普里什文，他很会写，应该向他学习，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非常完美地掌握了俄语。再譬如克努特·汉姆生。他的一切都很成功：田野、森林、维多利娅、格兰、农民伊萨克、水手、流浪汉、伐木工。您瞧，多么朴素而又英明。对话仿佛是毫无内容，说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可是人物、事件却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话朴素、明确、正确。他不喜欢在谈话中过分亲昵，不喜欢任何被扭曲的、遭到破坏的东西，避免使用外来词，不杜撰费解的句子，对俄语持尊重、严肃认真的态度。他的谈话使用地道的俄语，有表现力，准确，不带任何炫耀和蓄意夸饰。他与俄语友好相处，爱俄语，爱得强烈而又贞洁。
六
……我保存了一些日记，记录了1931年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会见和谈话。
6月2日 去高尔基那里。收到哈拉托夫的邀请，参加为期三天的“与作家同志式的会晤，就当前文学问题交换意见”。座谈会应该在小尼基塔路高尔基的寓所举行。我本来不愿意参加座谈会，相信不会有益处。我没有错……
高尔基总结自己那些不愉快的印象，说道：
“结果不怎么样。本想要把苏联的负责人员与作家们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可是没有取得这种结果，而是叫嚷、争吵、口角，完全没有直接涉及文学。作家们的发言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集团的渺小利益，丝毫不符合时代和国家形势的要求。”喝早茶的时候，我们进行了谈话。高尔基闷闷不乐，甚至没有到书房去写作，而是邀请我到那里去继续谈话。总体上看起来他很好，最近两年胖了，但胖得很有限。
他想起了汉姆生。
“您瞧汉姆生，”他继续发牢骚说，“从《大地的成长》开始，他的一切都非常出色。据说他夜里不开灯，在黑暗中写作，第二天把写出来的东西加以整理。一天一夜喝一瓶白兰地，——可是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真让人羡慕……顺便问问，您读了《克里木·萨姆金》第三卷吗？还没有阅读？请您一定要读读。我在那里写了一个妇女玛丽娜，很想知道您怎样看待她。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
我答应阅读第三卷，《克里木·萨姆金》总体来看，我认为有些冗长，但这毕竟是革命前的时代卓越的纪念碑。未来的几代人了解这个时代首先根据《克里木·萨姆金》，小说也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高尔基没做任何回答，但用力地搓着双手。
“您认识年轻的女作家雅洪托娃吗？一位真正有才华的作家。我不久以前读了她的悲剧《泰洛尔的起义》，——是真正的诗。必须帮助她：出版社一直刁难她，不刊印《起义》。请您转告她，让她来找我。”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称赞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彼得大帝》以及恰佩根、施托尔姆、梯尼亚诺夫的长篇小说。
“我们的长篇历史小说写得都非常好。”
吃早饭前来了一批共青团员。其中有一个建议高尔基关心他们：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您应该到我们中间来，写我们，写青年。”
“当然很好。可是我担心写不出来。需要特殊的语言，得详细地了解这个阶层……如何描写当代生活，我还不清楚。有一个红军指导员，讲授掷手榴弹的技术，突然发现手里拿着的手榴弹要爆炸，他马上趴下，把炸弹压在自己的肚子下面，他被炸死了，可是救了周围的人们。如今这类事情很多，为了艺术地描写这类事件，也许需要庄严的史诗性手法，像《圣经》里的那样。”
早饭以后，高尔基又邀请我到书房去。我问他是否认为当代苏联作家缺少教会斯拉夫语的知识。他们的语言缺少说服力，没有根基，有一部分原因是否即在于此，他们的修饰语和句式缺乏丰富性和多样性，其原因是否也在于此。高尔基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补充道，应该出版《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语言非常好。
“要是能出版《传道书》、《约伯记》和《雅歌》，那也不错，”他又补充说。
谈话涉及了其他的题目。高尔基活跃起来，说道：
“您看看应该写什么：请您想像一下那不勒斯，大海、海湾、海滨大道。太阳炎热；天空明净而柔和。在这条全世界最美丽的海滨大道上，走着一个妇女，漂亮，穿戴讲究。她身上一切都很好，整洁……她的身旁有一个意大利人——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农村小伙子，被太阳晒成褐色，赶着一辆牛车。是个健壮的小伙子，胳膊上肌肉凸起，长着金色的茸毛。他看了那个妇女一眼，由于欲望，血液直接涌到脸上来。甚至停了下来。是的……可是在柏林的电影银幕上——将近二十个女人，也都很年轻，浑身一丝不挂，也都非常漂亮。观众用死人般的眼睛看着她们。在这里，欧洲文明完全衰落了……您再看看我们这里，在苏维埃国家里，健壮的小伙子要多少有多少。只要看看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够了。”
他坐在那里挺直了身子，斜歪着肩膀，骨骼显得更突出。撅起浓密的胡髭。留着平头，下颏突起，颧骨高耸，皱纹深而分明，因此脸好像是四方形的。从脊背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时间不饶人。双手不停地动着——忽而翻转火柴盒，忽而摆弄剪纸刀或者钢笔。这些动作有助于他谈话。他好像是全身都长满了刺儿，绝不准许人走近他。可是，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突然闪耀起光芒，流露出对世界、对生活和对人们很有分寸的友好情意。他很轻易地表示赞同交谈者的意见，有时甚至过于轻率，不过很显然，只是涉及极其次要的问题时才会这样，因为他对这类问题很少感兴趣。我想也许是因为他跟任何一位大人物和杰出的艺术家一样，具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感情和情绪，他并非经常都轻而易举地控制这些感情和情绪。也许是部分出于这种原因他才产生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但他近年来日益摆脱了这些思想。然而，无论如何都难于把他装进苏兹达尔的圣像里，尽管有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批评家却竭力把他塞进他如此憎恨的圣像里。有一次，我问他：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您是否认为我们的优秀作家全都被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特别是在中学和大学里？”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高尔基无精打采地、阴郁地回答说，“用斧子把作家砍得光溜溜的，无论如何都不合适，而对于孩子们来说，砍得光溜溜的一则是非常可怕的事。”
一个异常复杂的人。
6月24日 与高尔基谈话［……］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克里木·萨姆金》第三卷。我认为这一卷最好。玛丽娜写得极好。毫无疑问，她说出了高尔基本人内心深处的某些想法。她是基督教的敌人，但又是孟他努派的圣母，她用如下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信仰：
“万军之主那时痛苦而绝望地起来反对圣灵，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物质的泥潭上，把自己恶毒的情欲注进那里，于是诞生了以蛇为形象的圣子，这就是智慧，它也是谎言和基督，世上的一切恶和死亡皆来源于它……于是关于圣灵的狂喜便被智意给扼杀了……”
围绕着装着水的木桶跳神时，社区的一个成员发挥了玛丽娜的这个思想：
“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是凡人。我们认为真正英明的是那个被人们视为愚蠢的人，是那个扫除了一切信仰，只保留着对圣灵的信仰的人。”
玛丽娜对克里木·萨姆金说：
“这种信仰比金碧辉煌的、矫揉造作的官办教会所展示的一切都伟大、深邃，尽管这里没有教会的歌手、管风琴、神秘的圣餐仪式及其各种各样的戏法。全世界古代民间都信奉生命之灵。”她是这样形容克里木的：
“克里木·伊万诺维奇，你是个不可救药的自作聪明的人……世界正是由于像你这样的人而生病了。”
克里木是个卑劣的让人厌恶的怀疑主义者。他在生活中躲在一边走，他失去了内在的激情、生命的活力。玛丽娜跟他相反，是个有威风的妇女，她一直处在行动、事业之中。她的智慧没有脱离生活，而是与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玛丽娜身躯美丽而健壮，高高的胸脯“绷得很紧”，生着一双琥珀色的眼睛，披着芳香的波浪形的褐色头发；而萨姆金的躯体扁平，灰暗，眼睛如同玻璃，下颏哆哆嗦嗦，皮肤发黄，嘴不由自主地张着。他尽管聪明，但可笑，无用而又可怜。克里木·萨姆金在跳神完毕以后的“丢丑”让人想起《瓦棱卡·奥列索娃》中最后一个场面。
高尔基忠实于自己。他重视理性，但重视的是与本能有机融为一体的理性。他认为，在当代资产阶级“文化学家”和“哲学家”那里，理性和本能是分道扬镳的。“一方面，本能的力量无意义地和绝望地挣扎着，另一方面，理性又像一只没长翅膀的鸟，乱扑棱，钻进日常琐事肮脏的笼子里变得老老实实了。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生活创造力量像我们俄国发生的那样，相互脱节得如此遥远。”高尔基通常刻画本能的人物比刻画理智的人物更成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玛丽娜就是作家最成功的人物之一。她不像俄国文学中的任何一个妇女，这也是真的：她完全是独一无二的。
关于自然与理性脱节的思想是高尔基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不仅仅是他的思想，而且也是他的世界观。格·瓦·普列汉诺夫当年就曾指出，高尔基解决自由和必然的问题时并非经常都很成功：在他那里，一方面是大自然及其无法克服的法则，另一方面是无处躲避开这些法则的人。高尔基早就为这个问题“苦恼”，不过，他为此而苦恼是因为经常都尖锐地感觉到本能与理性之间、自然与知识之间的脱节。在高尔基那里，人胆大妄为是由于想要违背无法克服的法则，肯定自己的创造力和消除自然与自觉之间的不和谐。迄今为止，艺术家好像是还没有解决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那种二律背反。他继续肯定大自然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可怕的和愚蠢的利维坦，它毫无意义地产出数不清的有生命力的卵，然后再毫无意义地把这些卵吞食；人站在混乱的宇宙的对立面。
如果想要掲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全部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就应该牢牢地记住他的这些思想。
我在谈话中把关于玛丽娜、理性和本能的这些想法向高尔基讲了。
“您就此写一篇文章吧，一定要写，”高尔基请求我说。我当时没有完成他的请求，在这里把克里木·萨姆金及其体现的某些思想重新提出来，因为在我看来，离开这些思想，高尔基的形象就会失去很多东西。
七
7月16日 晚上在高尔基家聚会。扎祖勃林诵读自己新的长篇小说《群山》。听的人有巴别尔、赛甫林娜、家里的人。高尔基夸奖了小说；赛甫林娜也夸奖了，巴别尔狡猾地微笑着，一声不响，样子很亲切。吃晚饭时，我对扎祖勃林说，我觉得素材比形式好。不可理解的是怎么可以说大自然是败类。这是诽谤，是一种很不好的虚无主义。高尔基斜睨了我一眼，朝着我伏下身来，轻轻地问道：
“您读过巴别尔近期的短篇小说吗？语言好极了！绝妙的语言！巴别尔付出了劳动，付出了很多的劳动，可是有人却说他游手好闲。这是错误的。”
7月18日 晚上在高尔基家聚会。我和国家出版社总编辑恰根同往。与列昂诺夫谈话。他认为我生他的气了，躲着他。我回答说，相反，我倒是觉得他生我的气了。交换了电话号码，可是他并没有给我打电话。我跟他和恰根一起在莫斯科河里游泳。高尔基站在崖岸上看着我们，很羡慕，甚至举起了拳头。后来我们在崖岸上坐了很长时间，在公园里散步，花坛里盛开着烟草花，非常多，散发着芳香。房子很大，简直就是宫殿。黄色的太阳疲惫地落到远处树林的后面去了。不久前下了一场雨，河对岸的草地一片碧绿，非常清新。一群马自由自在地吃草；从变得昏暗的松林里吹来一阵阵凉气，带来清香。一切都让人感到心情舒畅。高尔基兴高釆烈地谈论着地球化学、苏联科学的成就、我们的科学家们，说作家同行们应该多读一些各个知识领域的书，可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忽视了这一点。他的身影在黄昏中特别清晰地显现出来。他有时用探询的和疑问的目光看着交谈者们，好像是在监视着他们。像平时一样，他那粗野的作风包含着许多独特的、惟有他才具有的优美。驼着背，让人觉得他仿佛是被沉重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压弯了身子：头脑里装满他的各种见闻，他反复思索和反复感受的一切。
在有些情况下，他也会变得狡猾。我在谈话中提到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比库斯》。高尔基问道：
“这是一部什么小说？我没读过。我们家里经常是这样：每一本新书都是最后才轮到我阅读。”
我说，《伊比库斯》七八年前就问世了。
“我不知道，没有读过。”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个中篇小说最初刊载在《俄国同时代人》杂志上，您是这家杂志的编辑之一。”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杂志。”
“您曾经跟A.H.吉洪诺夫和A.埃弗罗斯一起编辑这家杂志。”
“我不记得有这码事。没有看见过这个杂志，小说也没有读过。”
列昂尼德·列昂诺夫提醒高尔基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您还在《俄国同时代人》上刊登了我的《科维亚金的手记》。”
“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最后他也没有承认。多么狡猾！苏联舆论界对这家杂志的反应不太好，谈起来很谨慎。
吃晚饭的时候，列昂诺夫的妻子向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讲起了自己的小女儿，说她不久以前看着圆圆的月亮，惊叫道：“妈妈，妈妈，月亮洒出来了！”
高尔基把目光投向列昂诺夫，说道：
“绝妙。你写不出来。对现实完全是直观的感受，我们缺少的正是这一点。”
……他吸烟很勤，不把火柴熄灭，而是把它放到烟灰缸里或者拿在手里，一直盯着火苗，眼看着它燃烧完。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您喜欢火？”
他斜睨了我一眼，露出所惯有的憨厚而又粗野的表情，轻轻地回答道：
“您注意到了？有这种怪癖，——喜欢火。”我们站起来了，走到窗前。河对面笼罩着淡淡的黑暗。
“您知道，每当我从窗户看着漆黑的夜色时，我时常感到缺少什么吗？缺少的是河对岸没有燃起含有焦油的篝火。夜间树林边上的篝火——没有什么比这再好的了。”
……谈谈高尔基的情绪外在表露……每当他不满意的时候，他就用手指快速地弹着桌子，——声音枯燥而细碎。或者是：他说了什么之后，半张着嘴，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交谈者——就是说，在等待着对方说话。
他对人，对物，对大自然仿佛是进行触摸。他的目光也能触摸。因此他的作品才如此鲜明突出和具有表现力。
晚餐之后，他诵读自己旧的诗作——童话《少女与死神》，全神贯注，感情充沛地读着，一个肩膀向前倾斜着。
死神不是母亲，而是女人，
她的心也比理性更强烈；
死神那颗阴暗的心里有
怜悯、愤怒、苦恼的嫩芽……
读到此处，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看得出来，这些诗即使是现在也让他感动。我一边听着一边想：一个非凡的人，大自然的杰作。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寻常的事物：四条腿的公鸭、两个脑袋的牛犊。高尔基也是这样的。
顺便说一下：我进城前夕了解到，90年代初高尔基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小镇里：高尔基在格里亚泽一察里津铁路的多勃林卡车站上当更夫，——我那时是个7岁的孩子，赤着脚，敞着怀，在那里跑来跑去。镇子里很泥泞。
回到家以后，我重读了安东·帕甫洛维奇·契诃夫在通信中对高尔基的反应。他非常喜爱和赏识高尔基。不知为什么，我这一次记住了一个地方，契诃夫写信给高尔基谈到其短篇小说的缺点：“现在谈谈缺点吗？可是这并非容易。谈论一个天才人物的缺点，这无异于谈论一棵生长在公园里的大树的映点；主要不在于树本身，而在于欣赏树的人的情趣”……
说得非常好。
从1931年秋开始，我与高尔基的会见停止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去克里木休假出发前给高尔基打电话，想要向他告别。像平时一样，接电话的是克雷奇科夫，他说高尔基不舒服，过两天病愈以后再接见我。过了两天，我再次打电话，克雷奇科夫又说，高尔基生病了。我没有见到他就走了。从克里木回来以后，我再次给他打电话。克雷奇科夫说：“高尔基正在忙于演出《叶戈尔·布雷乔夫》的事。”答应等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一旦有空就给我打电话。事情就以这次答应而结束了。是什么使高尔基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不得而知。也许克雷奇科夫比我清楚。我认为就此进行种种猜测和推断都是不合时宜的和多余的。
我起初生高尔基的气了，可是后来完全摆脱了这种感情。
八
……近年来，高尔基确切地预感到了死亡的逼近，急于尽可能为苏维埃国家又多又好地做出有益的和美好的事。他那种种大胆的创造性举措层出不穷。
他有时爱唠叨，严厉，激烈，可是他承担的工作太多了，他的体力越来超衰弱，而“作家同行们”远非在一切方面和任何时候都能成为他能干的和有用的助手。
高尔基怕死吗？他在死亡面前没有怯懦，没有抱怨，没有在虚幻和想入非非中寻找逃避死亡的避难所。他像最优秀的无产阶级艺术家所应该的那样，正视死亡，平静而无畏地迎接它。
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对生活的渴望仍然很强烈，他特别想要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积极而密切地参加新社会的建设。他想的是生活，而不是死亡。他强烈地热爱艺术。他是一个拥有伟大思想、伟大信仰和伟大心灵的人。
叔本华非常确切地指出，天才——就是
最高级的人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彼什科夫也就是这样的
最高级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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