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史 1987-1989
附件三 全国总工会评
香港亚洲专讯中心出版之《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史》
本文译自1991年4月份全总英文会讯第11期P.11~P.17之书评
一、背景说明：
本书对台湾在1986~1989年浮现出所谓的“自主工会”，提出相当主观的评论；而在1986年到89年，也正是在台湾中华民国解除“戒严令”的时期。
在此书中我们得知“『亚洲专讯中心』（AMRC），是设在香港的一个自主的信息、研究与出版的中心。“亚洲专讯中心”为在亚洲地区的劳工团体、小区团体工会以及安全卫生等有关机构提供信息交流及相关的服务。”。
于此书的谢词部份也提到撰写的过程：“这份报导是亚洲专讯几位同事，于1986~1989年间多次亲访的调查结果而书成。访问期间我们曾与多位工会人士、社运活跃分子倾谈，由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了台湾工运的理念与许多故事。经过这些友善的交谈，我们不单只完成调查，还透过双方交流了工运、民运的理念，自然而然地建立了友谊和组织间的讯息网络。”
“在此谨向曾协助完成这次调查的台湾朋友致十二万分的谢意。特别感谢中坜市张淑芳小姐安排各项访问和旅程，汪立峡先生介绍我们认识多位工会干部，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给我们，并感谢工会朋友对我们的接纳和信任。”
“最后，我们要特别向马赫俊神父致最崇高的敬意。他生于爱尔兰，却不辞辛苦的在台湾工作了十年，服务于爱生劳工中心，积极参与工运，因他无私的为台湾劳工争取权益，以不容于台湾当政者而最终于1989年3月17日被递解出境。他曾于初稿完成期间提出宝贵意见，加深我们对台湾工运的认识，以友善和热忱态度接受我们的访问。”
二、结构分析：
此书基本上是以调查访问方式完成的。虽然对有些学者而言，第一手资料是极有价值的；但这种面谈访问方式，会因受访者本身立场的客观或公正与否而易造成一定的偏见。在台北有一著名的广告例子：“一间生产洗洁精的工厂，暑假期间雇用一批大学生到乡下去促销洗洁剂；但其销售量却一直不见成长。在经过检讨后发现：这些大学生一直想把产品推销给自己在当地的同学；然而真正会使用到洗洁剂的是他们自己的母亲，而非他们的同学。”
从上面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受访者本身立场客观公正与否，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书本的观点与结论。因此在知道此书的这些访问是透过像张淑芳、汪立峡之类人士所安排进行，我们在阅读以前，就可判断这本书一定充满了偏见。
但是这本书也不是毫无可取。例如：对某些工会、联谊会领袖的专访都蛮客观的；另外，它对在解严前后时期所谓的“自主工会”运作的追踪，也算是蛮公正的。但对政府、执政党（国民党KMT）及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CFL）的评述，则采用诋毁式的言词。
一般而言，此书不谈对国民党及全总的优点，反而是一直在向它们开始攻击而混淆整个国际视听。众所周知，在解严前后，国民党、全总以及全总理事长——谢深山个人，都做了许多有利于劳工朋友的劳工政策，但在书中这些部份却被作者有意的给忽略了。相反的，此书却对郭吉仁、苏芳章二位人士大做文章。试问这两位于工运界的贡献可与谢深山相比？
在书中一百多页的篇幅中，总共只有了41个批注。除了从经建会收集到一小部份的统计图表外，其它大部份的批注都是由报章杂志上摘录下来；一般而言它们的客观性也不过。另外有些诋毁性的言词更是没有证据，如：“当劳资争议爆发时，全总总是和政府、资方站在一边”（P.13）
“根据一项报导，所有县级以上工会理事长和总干事，以及省级和中央级单位的官员，皆为国民党员”（P.13）
“全国性调查中也有类似的发现，每五名工人中即有二名工人经过加班”（P.25）
“根据报告，1980年台湾职灾害死亡率是英国的七倍，日本的四倍”（P.25）
“一项对244个产业工会的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工会理事长是工厂经理、工程师、管理人员以及其它非生产在线工人”（P.44）
以上这些说法是多么的草率，单想用一些未经证实的统计数字、调查或报导，就急着来做价值评断！
除此之外，一些刻意挑选的讽刺性文章也出现在此书中。当然这些文章没有一篇是为了来促进劳资和谐，或保障劳工权益。
三、立论的谬误：
除了前述几处结构性及来源出处的问题外，我们在书中还发现了许多错误导与扭曲的地方。以下是几个主要的错误导：
（1）第3页说到：“（自台湾退守大陆之后），国民党政府像日本一样，视台湾为……不具任何政治合法性，只能作为临时基地，以从事更远大计划。本地人则遭受到剥削及迫害”此外，“许多工人农人团体领袖，以及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是被抓就是处死（在947年的228事件）。”这些都是武断且不公正的说法。
（2）第6页说到：“在此两年（1977），工业城中坜因为地方选举舞弊曝光，而引起暴动。若非国民党官员作票，那位反对国民党的无党籍候选人定能当选”。无疑地，这是指在1977年的桃园县县长的选举，而许信良是其中一位候选人。
对于以上这两项说法，我们可提出二项论点：（1）事实上，许信良在那次选举中，当选为桃园县县长（2）文中只字未提中坜暴动中有人纵火一事。（类似的例子，在同页再度出现“在1979年的人权日……反对派领袖在高雄举行示威游行。”文中也根本不提其中的暴动。）
（3）第6页说到：“但是，40年来在国民党的操控下，此次（地方）选举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罢了；国民党的权力未受影响。”这种说法明显地忽视在事实上，有许多非国民党籍及无党籍候选人在选举上成功的例子。
（4）第11页中说到：“……工会并不参与工资和津贴的决策”，这段文字之批注是“台湾投资指南，美国第一国家银行1973年”，书中会采用如此老旧的资料，真令人震惊！
（5）第11页也提到：“国民党于1935年成立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CFL），以取代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事实上，中华民国总工会于1948年在南京成立，而当时中国大陆还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毫不相干。
（6）第11页说到：“1920年代和30年代，台湾仍处于日据时代，发生了数起反抗日本统治的民族运动。……当时许多的工会和劳工的抗争，是由地下台湾共产党所领导的。”，没有注明资料出处。这种随意对共产党员的信任，看起来有过份曲解的味道，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7）第13页说到：“……有的则说这些工会是『花瓶』只不过摆着好看罢了。”在台湾，确实有许多人对全总（CFL）非常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台湾大部份的工人还是非常支持全总的。”
（8）第13页也说到：“1988年，总工会举行第一届第六次代表大会，要求各工会领导人支持两项动议，呼吁各工会『鼓励劳工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建设』，以及『加强劳资和谐促进经济发展』。”，这些说法并没有错，但并不周全；它忽视全总（包括1988年会期）也经过在他们的立场，来保护工人权益及争取工人该有的福利。
（9）在14页下面专栏部份提到1988年的一个案例：五名大同公司台北厂的工人，要求工会举办选举，但结果这五名工人被分别调到台湾各地的分厂。文中说到“……国民党政府和全总对这种倒行逆施却视若无睹……”事实上，全总几次的要求大同管理阶层撤销其调职命令。全总理事长谢深山，也在立法院公开谴责大同集团，期间全总拨款予受难工人去控告管理单位。这些工人也收到了全总的生活补助费。
（10）在14页的一张图片标题中说到：“于高雄劳工育乐中心外抗争全总官僚作风”，事实上，此中心隶属于高雄市政府。像这样胡乱的将全总扣上帽，只会误导读者而已。
（11）第14页陈述到：“总工会会员的成长率很低，而许多新的工会，已在台湾各地兴起。”这也是一项误导。事实上，大部份登记有案的“新工会”也都与全总有关连，可算是全总的会员工会。而且全总会员在近年来已有相当高的成长。
（12）第18页提到1989远东化纤新埔厂罢工事件，文中提到“工会于5月13日向县府申请召24小时的会员大会，投票表决是否罢工。他们要请教县政府官员、总工会秘书及县总工会出席，监督投票以及咨询法定程序。”这其中必有错误导。在现行制度，全总——全国性工会结合体——不可能去督导地方工会的选举。相反地，应该是新竹县总工会才有可能参与。
（13）第19页中说到：“虽然罢工事件是由于解雇……而起，但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诠释劳资争议处理法及工会法。……全总秘书长谢深山（其实应是指理事长）却赞成资方的说法：依动员勘乱时期的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纺织对属『基本行业』不得进行罢工。”谢深山不但没有说过类似的声明，而且文中语气也尽是误导。此段文字似乎在隐喻谢深山是在支持官方及资方反对罢工一事。他的名字在书中出现过四次（第19、111、112页），但没有任何一次是提及他的工会理念及对国内工会或工人的贡献。谢深山在制订1984年劳动基准法的关键角色，书中完全不提。我们不能不怀疑此书作者的真正意图。
（14）第25页说到：“运输业劳工，他们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经过一天工作14至16小时，每月只有1或2天的休假……，货柜卡车司机，从高雄港口载货到台北，来回需持续12小时。”如此的描绘易使读者以为台湾的劳动条件极差，但在这些文字中没有引用真实例子或提列附证。事实未必如此。
（15）第26页评论到：“全总从未参与关心劳工安全健康问题，不论1984年的矿灾之前或之后，它都缺席”不对。全总特别关心职业安全卫生的。最近两年，为了能使工会各阶层干部均能受益，全总已赞助了20几次的研讨会，来探讨事实安全卫生课题。
（16）第39页说到：“在1986年12月的选举中，二位国民党籍的工人团体候选人被民进党压倒性击败。”书中对于他们败选一事，提出许多想象式的理由。而这部份必须与110页的说法一起来看到：“国民党籍候选人之一谢深山——全总的常务理事——以最高票名列第一，……然而他的成功全得助于劳工身份登记规定”。“无疑地，这规定自然对国民党有利，它在很久以前就把总工会属下的许多劳工登记上去。”事实上，谢深山在当年选举得票数超过十六万票，高居榜首；而这压倒性的胜利不能只简单的归因于什么登记规定，反忽略了他在工运界对劳工的贡献。
（17）第46页说到：“所有新成立的工会都必须向当地县市政府登记，因此，政府当局是第一个知道任何打算成立工会的企图。信息很快就会传给该公司的管理阶层；特别是当局判定想成立工会的工人不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以上武断的评论显然是一种高度的想象。
（18）第48页说到：“随着1988年劳资争议处理法修定，台湾各地都成立了劳资争议处理机关。这些机构的成员包括了由『雇主的』组织及『工人的』组织所推荐的人。在高雄县，全国总工会的会员工会高雄县总工会（它是间接隶属于全总的地方性分支机构）推荐了24个人到这个机关作为『工人的』代表。推荐名单公布后不久，十个自主性工会游行到总工会的高雄分会办公室前抗争，抗争总工会提名没有征询其它工会的意见”，这似乎与14页的图例（看第10页）部份，谈得是同样一事。看起来像是全总与地方工会的冲突。同第10点的评一般，全总又莫名其妙的被卷入地方工会的案子，这又是一误导性的做法。而更糟的是图片与文章内容相差甚，可见其编辑技巧差矣！
（19）第14章（P.103-105）提到：“新工会与国际劳工组织”，全总也被卷入其中，而在此点上也衍生了许多误解。全总为强化本地工会机能，保障劳工权益，已无闲暇去搞什么国际劳工运动。而一些不明究理的评论如：“『全总』对他们说得好听些是老大作风与亲官方；说得难听则是国民党的尾巴机构而且是反劳工的”，多么不平衡的心态在作崇啊！
（20）在第111页中详述了1989年选举时多位劳工候选人的政见，文中提到：“工党的政见比较暧昧。该党没有提出一套完整、清晰的劳工政策。至于民进党，也只有苏芳章提最低工资与工时问题；其它两位候选人，对这些问题则是含糊带过。国民党打算在1990年把19个大型国营企业移转民营，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在民营化计划中，清楚说明民营化对劳动条件的影响……等。劳动党对国民党的民营化计划，清楚表明反对立场。……民进党支持此民营化计划；但苏芳章的政见反对民营化。……在国民党推出的14位候选人中，只有三位（包括谢）提到民营化，而且三位都欢迎这个政策，而他们只附带提到要小心处理裁员的问题。”
我们对此段叙述有二点评论：第一，政府提出的国营事业民营化一案目前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因此说政府没有提列清楚明晰的计划是不公平的。第二，在一些候选人的政见中一定有好的意见，否则他们怎么可能当选？但是在这么多的候选人中为何只偏对苏芳章的意见节录？
（21）第112页也说到：“1989年8月中旬，铁路工会的名代表中有40多位，联合起来宣布他们对谢深山在竞选劳工立法时所做的保证，表示担心。”，在文章中插入这一段是显得突兀，而且一小撮人的行动在事实上对谢深山并没有造成什么为难。因为大部份的劳工朋友是支持他的。否则谢怎么可能以最高票压倒性胜利赢得选举？
四、结论：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本书在材料的挑选上是不够客观的。很多的评论是不平衡且偏执的。书中特别偏好对全总及执政党不满的工会分子。至于书中的想法、观念，以及许多陈述事实报导上的相互矛盾，我们不愿再多费周章。
上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