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如此官方说法——批劳委会的答辩兼谈台湾工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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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如此官方说法
——批劳委会的答辩兼谈台湾工运的过程

汪立峡

　　针对香港亚洲专讯中心的这本有关台湾劳工运动的报告，台湾当局的劳工委员会由劳资关系处长欧宪瑜署名，写了一篇类似答辩函的回文，亟力声辩台湾的工会一向是自主、独立、民主的，同时强调国民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是干干净净的，从来没有控制过工会，指责原报告是以偏见在误导读者。
　　劳委会的这篇答辩函如果拿给不了解台湾劳资关系的历史与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的一般人或外国人看，也许会收到对亚洲专讯中心这本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某种程度的质疑的效果，但是如果把这篇答辩函拿给台湾广大的工人群众阅读，得到的回应一定是恼怒的大喊：这是诡辩和说谎。
　　为什么笔敢做这样的论断？因为我以工运组织者和活动者的身份，曾经亲身参与80年代以来台湾的许多次工运抗争和谈判，同时我自己是学法律出身而且对劳动法规下过一番专门研究的工夫，上述的论断即是以我这样的经验背景和知识基础为前提作出来的。
　　就我来看，亚洲专讯中心的这本关于台湾近年工人运动的报告，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完全不是劳委会在答辩函里所说的那种情况，而是这本报告对于某些具体过程和关键事物的描述，在材料的取舍上未能很好的掌握，对于台湾近年工运的本质和某些人和事的理解也有所不足。不过，这缺陷和不足并无损于作为一本台湾新工运的概括性和总结性的报告的基本真实性和可信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它是这一方面的第一本书的时候。

劳委会混水摸鱼，掩盖本质

　　劳委会是怎么答辩的呢？机构地看，这篇答辩函对于台湾工会的状况，只说表象，不谈实质，用的是一种企图欺瞒世人的障眼法。它指责亚洲专讯中心的报告“曲解事实”，而它自己却公然掩盖事实。
　　劳委会说这本报告依据的是错误导的和不完整的信息，但究竟哪里错误导了或哪里需要补充，却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纵观答辩函全文，不难看出它除了投机取巧的举证几个数据，企图以此方式轻易的全盘抹煞原报告的真实性和动摇读者对原报告的信任度之外，就只能一再引据工会法，试图说明法律对工会的保障是如何如何的周到而已！从答辩函煞有介事件所举证的几个数据资料来看，其实也是很无聊的，例如，函中指称全国总工会是1948年在南京成立，1950年迁移台北，全总是由数个全国性产业工会和联合会以及十来个地区工会合组而成等等，试图否定原报告所说全总是国民党于1935年成立以替代当时由中共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史实。事实上，二者都是事实，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做出的两件事罢了。
　　又例如，劳委会的答辩函说全台湾的工会会员人数在1979年时已超过100万，到1985年底已接近159万，各级工会总数约2103个。这些当然是事实，原报告对此从未否认，只不过认为在1986年以前这些工会多半是黄色工会（意即配合资方利益办事的非自主工会），工会和会员的多寡，并无多大意义，现在劳委会将数字一一陈列出来，又能表示什么呢？事实上，如同广大劳工都已知道的情况，那些工会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不过聊胜于无，功能非常有限，形同傀儡。

工会法只是文字条文而已

　　至于劳委会指出近年台湾的工会总数已增至3362个，其中女性会员占44.57%，甚至有不少女性劳工出任工会理、监事，也有担任理事长的，并举出劳工立法葛雨琴作样板，表示台湾的工运并非像原报告所指称的，是由男性支配。说穿了，这些固然也是事实，但其演变过程及其实质内涵，却被劳委会刻意掩饰和歪曲了。工会数目的急速增，除了是因近年工会自主化运动直接的成果之外，其中有不少是劳委会滥行核准成立的职业工会，其用意是在藉这些组织松散、难于自主的职业工会牵制日趋自主、独立的产业工会，以便由国民党和官方通过这些职业工会的选票继续掌握县及以上的工会组织和劳工立法的选票。女性劳工有若干人获选出任工会干部，在相当程度上是拜近年激进的工潮和长期妇代表运动之赐，在此之前，女性劳工虽然向来都占工会会员近半数的人数，事实上她们参与工会活动的热诚并不很高，担任工会干部的更是少之又少，即使在目前，基本上工会由男性支配的局面也尚未打破，劳委会抬出葛雨琴来所有幌子，终究是改变不了这个客观事实的。
　　最可能招致台湾工人反感的，莫过于劳委会在答辩函中动辄以工会法的表面条文来粉饰过去工会和工运的事实状况了。不错，按照工会法的规定，的确是有劳委会所陈述的那些保障，但这完全无法掩饰80年代以前台湾工会和工运受到不当政治压制、屈辱和支配的史实。依据工会法，各级工会应该都是独立、自主的法人，而且透过会费、决议和工会改选，会员也应该可以民主的方式保证工会的自主性，然而事实上，在过去这些“应该”都不过是写在法律上的文字而已，各级工会在事实运作中，一直都没法摆脱来自党政和资方的干预与控制。任何了解台湾过去四十多年政治经济发展过程的人，都不难理解形成这种状况的真正原因，首先，国民党政府在迁台之初，由于冷战格局和反共意识型态的影响，几乎将工人运动等同共产党看待，一开始就不鼓励工人组织工会，而且对既有的工会加强政治控制，有很长一段时期，对任何劳资争议事件，都以政治手段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通常是以压抑和委屈工人的方式将这些纠纷处理掉了，这是每一个老一代的工人都知之甚详的经历。60年代初，台湾开始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优惠条件奖励本地和外国资本投资，一面加速资本主义化，一面将自己抛入资本主义世界胜利的周边环节之中，为了达成吸引资本和快速累积资本的目的，继续压制工会和工运，以成全一个“低工资、长工时”的投资环境，自然就成为必要的政治措施，工会和工运在台湾的迟迟不得健全发展，也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冷酷的事实。

官资连手反扑

　　政党和工会建立政治关系，原属正常和自然之事，但其前提在于政党的阶级性质，简言之，什么属性的政党就会有什么样劳工政策。国民党的事实施政措施表现出它有别于西欧的工人政党，在劳工政策上它从来都不是协助和支持工会和工运争取工人们的利益，相反的，它是运用自己的政治势力要求工会和工运配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担当所谓劳资之间的桥梁，以达成拢络和抑制工人不满情绪的目的，而且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做法比一般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还要过份和狡滑的多。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劳委会在答辩函中所描述那些纸面上的台湾工会状况，都变成了自欺欺人之谈。
　　事实上，台湾的工会和工运有那么一点独立、自主的倾向和能，还是广大工人群众近几年经过奋力抗争才换取来的血汗成果。但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成果在国民党政府和台湾资本家集团近二年的连手镇压下，已经岌岌可危，特别是执政党和反对党在政治上携手制定和推动的新一阶段台湾经济发展计划与新的奖励投资方安，以及为了配合这个新计划和新方案而修订的劳动三法（其中包括紧缩工会的罢工权等），势必使台湾新工运面临更大的困境，甚至有可能使台湾工人的命运再度退回到1986年以前的任人摆布的恶劣地步。
　　总之，我们对于劳委会这篇虚矫、单薄和空洞的答辩，不想再多说什么，因为任何一个读到这本报告的台湾工人都会发现这个由香亚洲专讯中心撰写的报告，对于他（她）们过去和现在的真实处境、不满与挣扎等，说得并不夸张过多，而是还不够深入彻底。他（她）们也将发现劳委会的答辩只不过暴露了政府和资本家们对台湾新工运过去的表现和未来发展的恐惧与不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