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第一章 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与“托洛茨基主义”
据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涯》[1]—书中说，“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名称是旧沙俄时代的立究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米留可夫发明的。但是，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并广为人知，则是由于从列宁晚年到他去世后在苏联共产党内激化了的党内斗争。从那个时候，即从列宁卧病不起的1923年起，控制了苏联共产党的三人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就企图排挤托洛茨基。他们声称：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不同，后者是反列宁主义的。有了这种特殊的政治原因，托洛茨基主义才为人所周知。且不去说1917年二月革命后，幸乎不幸，由于在二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组织理论上针锋相对，并在革命战略论上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三人帮如此加以利用是很容易的，而且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当初（1923年秋—1924年）站在这场反托洛茨基宣传的前沿的，与其说是斯大林，倒不如说是季诺维也夫。虽然列宁在他的著名的《遗书》中曾警告说，不应利用二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不是布尔什维克一事作为对他进行个人攻击的理由，但是，由季诺维也夫带头，三人帮仍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此之后，于1925年与斯大林派决裂，并从翌年到1927年与托洛茨基派联合的季诺维也夫在反对派的一次集会（1926年10月）上，回答自己支持者的提问时曾坦自说：“同志们，这应当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情况就是如此[2]。
[1]《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1卷，第410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251页。
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即有着反列宁主义意义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完全是在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派别斗争过程中，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派，或斯大林、布哈林派“发明”与普及的。因此，有必要谈一下这场党内斗争。
象今天已众所周知的那样，列宁在他的晚年认为，斯大林是权力主义、官僚主义的核心人物或带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偏向的人。为了遏制斯大林，列宁在反斯大林的斗争中曾要求托洛茨基予以合作。但是，列宁中途病倒（1923年3月9日）。1924年1月21日，他志未遂而身死。从这个时期，即从1923年秋起，发生了党内斗争，并逐渐激化。
党内斗争，首先爆发于托洛茨基派与三人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之间。接着，到了1925年，三人帮分裂。斯大林一方面与布哈林、李可夫派结盟，一方面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排挤出去。结果，从1926年到1927年，由季诺维也夫派提议，形成了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的联合（联合反对派）。它们与另一方——斯大林、布哈林联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斯大林、布哈林派取胜。然而，获胜的斯大林、布哈林派也在胜利后不久的1928年下半年分裂。最后，布哈林、李可夫派被赶下台，从此开始了斯大林专政时代。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以及布哈林派都上了斯大林的各个击破的战术的圈套，被斯大林击败。
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呢？尤其是托洛茨基派或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联合反对派，其失败的客观基础当然是西欧革命（尤其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如托洛茨基本人所屡次提到的那样。这无疑是不利于反对派的。但是，我认为，不仅仅在于这种不利的客观条件，反对派本身也有战术上的缺点。
例如，从一开始，在列宁晚年进行的反斯大林斗争中，托洛茨基就没有全力执行列宁提出的合作的任务。特别是在1923年3月上旬，列宁由于三次致命的发作而病倒后，托洛茨基并没有打算进行由列宁托付给他的反斯大林的斗争，他退却了。罗伯特·丹尼尔斯在他的大作《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等书中写道，1923年4月召开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如果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不后退，而是循着列宁的方针前进的话，胜利就是托洛茨基的了。不正是由于托洛茨基低估了斯大林，而宁可把季诺维也夫视为冤家对头，才落到了这步田地吗？总之，托洛茨基错失了时机。因为当他开始进行针对三人帮的反对派活动时，已经是三人帮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团结的1923年秋了。
[1]R.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一一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哈佛大学出版部1960年版，第8章《权力真空时代》。
在这一年的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了党内存在的“错误的、不健全的制度”，要求用“党内民主”取代“书记处宫僚主义”。在此之后约一个星期，著名的《四十六人宣言》（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执笔）——对托洛茨基表示赞同的四十六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被提交给党的政治局。这份声明要求党内民主，抨击了当时存在的价格剪刀差危机和经济混乱的弊政，强调了托洛茨基自1923年初就提出的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的主张。总而言之，托洛茨基派（左翼反对派）这时发动了反对当权派的斗争[1]。
[1]关于托洛淡基的这封信的节译，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9—11页。目前还没有《四十六人宣言》的日译本。在R. 丹尼尔斯的英文著作《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239—242页上有这个宣言的节译。
接着，在同年12月，托洛茨基向党的会议发表了在后来很出名的、称为《新方针》的公开信[1]。当时的党的多数派，即以三人帮为核心的季诺维也夫派和斯大林派的联盟受到了这封信的攻击。从1923年秋到1924年，他们发动了猛烈地反托洛茨基宣传，在这场宣传中“发明”了带有反列宁主义含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结果，托洛茨基派遭到沉重打击。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925年，多数派本身分裂为斯大林、布哈林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后者在这一年的9月4日提出了《四人政纲》（这四个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及索柯里尼科夫），与斯大林派抗争。但是，季诺维也夫毕竟曾在过去挂帅攻击过托洛茨基派，所以据说托洛茨基派为季诺维也夫派被斯大林、布哈林派打败而幸灾乐祸，站在了对斯大林派抱善意的中立立场上。斯大林派则一面与布哈林派结盟，一面谋求托洛茨基派保持中立，孤立并集中打击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结果，在1925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派吃了败仗。这时，季诺维也夫派第一次向前几年的敌人托洛茨基派倡议联合。1926年4月，建立了由两派阵营组成的所谓联合反对派。这样，1926年到1927年间，在联合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然而，已受到重创的败军之盟是无法挽回颓势的。这场已失去时机的斗争结局，就象如今尽人皆知的那样。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12—21页。
托洛茨基曾多次强调时间在斗争中的重要性。他说：“一般说来如果把时间作为政治的最主要的因素，那么在革命和战争中，时间的重要性就百倍增长。今天还可以干的工作到明天就根本无法完成。”[1]然而遗憾的是，在党内斗争中，他似乎忘掉了这一点，几乎总是受制于人。不仅如此，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以及布哈林派的决定性失策，就是他们都轻视或无视提出了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要求的《列宁遗书》。诚然，联合反对派曾经拿出过这份遗书，但已为时过晚，使人有雨后送伞之感。如果这些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按《列宁遗书》的精神行事，就决不会遭到这种悲剧性的失败（尤其是季诺维也夫，他做出了无法形容的蠢举。在1925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说：“列宁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从而救了斯大林）。
[1]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
不过，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即使是托洛茨基也违背了《列宁遗书》的精神，赞成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务。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曾一度——虽然是由于三人帮的强迫——否认有这份遗书存在（后来，1932年12月，在土耳其的流亡地，托洛茨基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关于列宁遗书》[1]）。这份否认存在遗书的声明刊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9月号上。罗伯特·丹尼尔斯曾在《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一书中做了摘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过《遗书》之类的东西……流亡者、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的报纸引用了列宁写的一封包含有组织上的建议的信（这些引用歪曲到失去了意义的程度），冒充《遗书》。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仔细地研究了这封信……关于隐瞒或亵渎《遗书》的所有议论都是有害的幻想，是完全违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实际意志以及他所缔造的党的利益的。”[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
[2]R.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74页。
这当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自愿写的文章。后来曾把许多托洛茨基著作译成英文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马科斯·伊斯特曼，1925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名为《列宁死后》的书。他在这本书里摘录了《列宁遗书》，向全世界介绍。三人帮对此惶恐不安，他们强迫托洛茨基发表文章予以否认，并写了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同意在文上署名。后来，这似乎成了托洛茨基的一桩心事，他曾三次就此事进行辩解。第一次是在他写给他的同事穆拉洛夫的信中（1928年9月11日）；第二次是在杜威委员会举行的关于莫斯科清洗审判事件的听证会上；第三次是在他写给乔塞夫·汉森的信中（1940年2月29日）。虽然三次辩解的意思相同，但由于这是个重要问题，所以仍准备按时间先后引用。
“在反对派还没有把争论公开化，还寄希望于严格地通过内部的方法纠正党的方针的时候，为了维护反对派，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反对马科斯·伊斯特曼所采取的措施。1925年秋天，政治局内的多数派把他们炮制的、内容是强烈谴责马科斯·伊斯特曼的声明强加给我。我考虑到，既然反对派领导集团的所有成员都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倾向于做出许多让步，反对派当然不能为了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自行其是的伊斯特曼的个人问题而展开斗争。出于这种理由，根据反对派领导集团的决定，我在关于伊斯特曼问题的声明——这份政治局多数派用或是在已写好的声明上签字，或是卷入公开斗争的最后通谋来逼迫我在声明上署了名。
我至今仍然认为，现在根本没有理由去研究反对派在1925年的政策正确与否，那个时候别无其他办法。总之，我当时所做的关于伊斯特曼的声明，只能被看作是我们当时所采取的谋求调停及和解的方针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
[1]R.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74—275页。
“伊斯特曼没有与我和其他人商量就发表了这个文件。由于采取了这种手段，他就使在苏联内部的、而且是在早已存在分裂端倪的政治局里的内部斗争变得极其尖锐。我们这一方面努力避免分裂。政治局的多数派希望，不，是要求我对此持鲜明立场。当时由我署名的那份声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作是外交式的文件”[1]。
[1]《列昂·托洛茨基事件》英文版，第429页。
“听说，这些新道学先生们引用了我在伊斯特曼和列宁遗书问题上犯下的可怕罪行。多么卑劣的伪君子！当我们这一派为了避免为时过早的分裂而决定中止一切公开活动时，伊斯特曼自作主张，发表了这个文件。请不要忘记，这事甚至发生在建立有名的英俄工会和爆发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出现之前！我们为了争取时间而不得不依靠策略。相反，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了向反对派发起促使其流产的挑衅，则企图利用伊斯特曼发表列宁遗书的事件。他们发出了最后通谍：或者是我必须在用我的名义、由他们写好的声明上签字，或者是他们因为这一问题而立即与我们兵戎相见。反对派的领导人一致认为，在这个时刻发生这种事情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我接受了最后通谍，决定必须在政治局起草的声明上签字。只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骗子才会把这种政治必要性偷换为抽象的道德问题。这些人成天高唱：“世界灭亡，正义万岁！”而他们平素的所作所为却只配记到比这种高调还要甜腻腻得多的帐本上去。”[1]
[1]《捍卫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360页。
托洛茨基到1940年时仍然认定，他1925年采取的否认《列宁遗书》的方针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只能叫人吃惊。他的这些辩解本身托出了托洛茨基派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左翼反对派在1925年所采取的斗争方针仍然是所谓“谋求调停及和解”，这实际上是被动的战术，是极其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已讲过，并在其他书中提到过[1]，这里就不谈了。第二，即便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在否认重要政治文献《列宁遗书》的文章上署名的重大行动也表明，托洛茨基低估了列宁遗书本身的重要性。伊斯特曼没有与反对派的同志们商量就公布了遗书（不过全文是发表在1926年10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固然不妥当，然而一旦发表后，无论怎样讲“争取时间的策略”，也绝对不应在否认遗书的文章上署名。这样做毕竟是因为没有足够重视这份遗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果仅仅把握住这份遗书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最高度的重要性，那么至少也会为在否认遗书的文章上署名一事而踌踏不前了。
[1]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3—24页。
然而，不仅仅是由于“比这份短短的、仅仅有两页的《遗书》更令人惊叹的文件在政治史上还闻所未闻”（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语。译注：此人曾作过托洛茨基的秘书），而且还在于，这是一份对左翼反对派无比有利的文件。今天如果反复研读这份遗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托洛茨基不是在列宁在世时召开的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1923年4月举行），而是在约一年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才得知列宁留下了《遗书》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左翼反对派倘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份遗书的重要意义，以它为指导精神开展活动，局面就会大不相同。对托洛茨基派来说是如此，对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派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悲剧性失败可以说是他们在这场斗争之初就抹煞《列宁遗书》的报应。
书归正传。1926年到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派（多数派）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反对派）的斗争点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一，针对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化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民主要求；第二，关于农业、农民问题以及工业化争论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即围绕着反对派提出的强调有计划地实行工业化以及推行镇压富农政策的主张而展开的争论；第三，在关于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特别是在关于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年—1927年）的问题上，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采取尾巴主义方针的多数派与强烈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恢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反对派间所进行的争论。但是，与当时的国际革命运动以及苏联的经济状况、工业化争论相联系，成为上述争论的基础的总问题是：在落后国家苏联是否有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争。多数派主张这是可能的，而反对派则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究竟是谁继承了列宁的衣钵呢？斯大林派的一贯宣传当然说是他们自己。由于这种宣传一直广为流行，许多人至今仍深信不疑。
但是，在“斯大林批判”之后，真相逐渐明朗，而且还在变得更加明朗起来；不，事情并不象斯大林派所宣传的那样。毋宁说，反对派才基本上是列宁主义的，而斯大林派倒恰恰是修正派，难道不是如此吗？例如，即使拿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革命以来的基本理论就恰恰是主张不可能论。托洛茨基曾经详细地援引文献来论证这一点。特别是读了他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的第1章[1]以及《论一国社会主义》[2]等文，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由于我们在解释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时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就不赘述了。不过，列宁在世时根本没有提出过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点实际上已由斯大林自己作了旁证。1924年4月，列宁去世后不久，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在这篇讲演（初版本）中，他这样论述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
[2]《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附录部分。
“还不能说，在一个国家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实现。不与若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我们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吗？不，不能。一个国家的努力是足以打倒资产阶级的，我国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仅仅靠一个国家，特别是靠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还需要若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因此，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是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要任务。一个国家胜利了的革命不应固步自封，而应把自己看作是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柱和助动力。”
布哈林也是如此，他也是一直反对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1]。如托洛茨基所揭露的那样，有讽刺意味的是，1921年发表的下面这些否定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正是由布哈林起草，由当时包括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内的党的政治局加以肯定的：
[1]见布哈林的一些论文：1917年写的《俄国的阶级斗争与革命》；1918年写的《从沙皇制度的崩溃到打倒资产阶级》；1919年写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世界革命》等。
“在苏联，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经过与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年英勇斗争，无产阶级保持并加强了他们的苏维埃政府。然而，尽管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就工业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优势的落后国家。俄国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发展时代。”[1]
[1]《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第4章。
但是，在阐述了不可能论的同一年的12月，斯大林在他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一文中却提出了与不可能论背道而驰的可能论，并且自《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第二版（1924年12月）起，删去了前面引用过的那段文字，而主张：“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布哈林（列宁在世时他基本上是党内的极左派，列宁去世后变成了党内右派），就是这个布哈林也随着斯大林主张的变化而改变了观点。
[1]《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10—343页。
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观点却变得截然相反了呢？
一种说法——例如，按照斯大林的神话，这是由于，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以1924年前后为基本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形势逐渐低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所谓相对稳定时期。斯大林及时抓住了这种形势变化，提出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赢得了人心，这是斯大林获胜的根本原因。但这决不是真话。诚然，1924年是走向相对稳定时期的转折点。但是三人帮控制的领导机关是在1925年到1926年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这比时局的发展要落后一年半。1924年到1925年，他们还没有这种认识。就象在1924年年中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他们在这时还是认为德国革命即将到来。看一看季诺维也夫这一时期的言行或斯大林在1924年9月发表的《论国际形势》一文，这一点就清楚了。在这篇论文中，斯大林强烈遗责了那种认为“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发生过了，无产阶级在这些战斗中已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欧洲革命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处于“普遍的经济不稳定”，“工人正在走向革命”[1]。
[1]请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6、247、255页。其中“欧洲革命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一句，系译自本书引文。此句在斯大林全集中文本中为：“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迟延”——译者。
所以上面那种说法并不真实，而是后来编造的臆说。毋宁说，斯大林改变主张的真正原因在于托洛茨基与三人帮的权力之争。
作为论文集《1917年》的序论，托洛茨基在1924年10月发表了涉及到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一事的长篇论文《十月的教训》[1]。这篇文章暗中押击了当时的三人帮，特别是抨击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然而，在1923年10月德国革命的失败上，与季诺维也夫相比，斯大林有更大的责任——这一点托洛茨基后来也提到过[2]。“现在看来，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与斯大林集团间无疑正滋长着不和的时候，却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朋友硬推到斯大林一边去，托洛茨基的这种搞法无疑是战略上的失败”[3]。总之，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派的这一攻击刺激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在1924年底，甚至秘密建议开除托洛茨基。虽然斯大林认为这样干还为时过早，拒绝了这个提议，但1923年秋以来，持续进行的反托洛茨基宣传的调门却更高了，以致于到了1925年1月，托洛茨基竟被迫辞去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1—322页。
[3]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43页。
这一时期，对托洛茨基进行攻击的理论核心就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的。可以说，不断革命论是使托洛茨基主义之所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将在下一章里详细阐述。总的说来，在这一理论中有两点明显的主张。第一是关于在帝国主义阶段，落后国家的革命是一阶段革命的战略理论。第二是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第一个命题当然是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前提出的战略，即著名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个二阶段革命的战略理论相对立的。所以乍看上去，托洛茨基主义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发明”。因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向它扑了过去。然而，如前所说，第二个命题所提出的关于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理论并无不同。可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反托洛茨基宣传的矛头所向，却居然到了要修正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地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到底没有走得那么远，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做的这种修正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的富农政策使他们感到恐惧，所以三人帮终于在1925年分裂，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发展到了对立的地步。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走得那么远呢？在1924年到1925年间，加米涅夫还是这样攻击托洛茨基的：“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早就消失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无视农民的作用，丝毫也不考虑工农联盟这个有着决、定意义的问题，企图使俄国的工人政府全部依赖于将要来临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1]。
[1]加米涅夫《党与托洛茨基主义》，引自丹尼尔斯的著作。
但是，与斯大林的重大不同在于，加米涅夫的这篇文章没有把“俄国的工人政府”与“俄国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过渡时期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等同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间有重大分歧。在反托洛茨基的宣传中，只有斯大林把他在1919年4月所阐述的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同年12月变成了恰恰相反的俄国有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什么唯独斯大林——而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到了这一步呢？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涯》中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缺少骨气，但在理论上、政治上比斯大林要强。“他们有在流亡期间，在列宁领导下所掌握的、比斯大林要广博得多的对于国际情况的认识和了解”[1]。相反，在不懂外语，几乎没有国外流亡经验，不了解西欧的斯大林身上，民族狭隘性是非常强烈的。列宁在他晚年写的信中，就格鲁吉亚民族问题抨击了斯大林派，指出了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倾向[2]。《列宁遗书》中则进一步指出了斯大林的权力主义倾向。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宣传发展到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主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可能论。这样干恰恰是同他的个性相吻合的，至少也决不是同这一点没有关系。
[1]《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卷，第934—935页。
[2]《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369页。
象后而将要论述到的那样，这种可能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它带有合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权力主义者斯大林胃口的暴力论的性质。但是，不应忘记，斯大林在改变观点的时候，曾利用了列宁的两篇论文，即利用了《论欧洲联邦的口号》（1915年）以及列宁在晚年写的《论合作制》（1923年）等文中的词句，企图把可能论装扮成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在他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第1章）等书中，已揭穿了这种荒谬伎俩。不过，由于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斯大林的荒谬伎俩，所以出于揭穿它的必要，我准备先谈上几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的1915年，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1]
[1]《论欧洲联邦的口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页。
列宁的这篇文章被斯大林、布哈林视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证据。然而，这是根据对列宁文章的荒谬的、错误的理解所做的歪曲。因为，第一，这里所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社会主义生产”与其说指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倒不如说指的是过渡时期，即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托洛茨基说：
“列宁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而抱有那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是在落后国家建立这种社会的幻想。他考虑的是更现实的东西。这就是我国在十月革命初期已经取得的成果。这大概还需要证据吧？这种证据多得不胜枚举。
列宁在他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纲领（1918年1月7日）中曾经说过：‘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1]。同年，即1918年初，他在以《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为题的、抨击布哈林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2]
列宁怎么会假设这样短的时间内使‘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呢？他在这段话里放进了什么样的物质的、生产的以及社会的内容呢？
这个问题使我们想起了列宁1918年4月29日在向苏维埃政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时所讲的下面这段话，这同列宁前面讲的那段话看起来迥然不同：'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3]。1919年2月3日，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的大会上进一步坦率地指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4]
[1]《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416页。
[2]《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09页。
[3]《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金集》中文版，第27卷，第275页。
[4]《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75页。“社会主义劳动制”一词在原书引文中为“社会主义秩序”——译者。
在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列宁在哪种情况下讲的话是正确的呢？是说‘社会主义一年之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的时候呢？还是说不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留给我们的儿子，而是留给我们的孙子的时候呢？——两种情况下列宁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因为他所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两个完全不同的、不能等量齐观的阶段。当列宁说‘社会主义一年之后在我国最终地现固起来”的时候，他并不是指要在一年，或‘几个月’内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即不是说要消灭阶级、消除城乡间的矛盾。他的实际意思是要恢复已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机械厂、工厂的生产，由此确保城乡间产品交换的可能性。这一短暂的时间本身就是全面理解列宁这段话的关键。当然，甚至就连完成这一初步的工作，列宁在1918年初所设想的时间也还是太短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不留情地嘲笑了这个实际上的‘失误'。正确地、全面地展望前途，我们一刻也不要相信在一年内、而且是在落后国家可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劳动制'。按列宁的说法，这个主要的、最终的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的实现要交给三代人去完成，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辈。
列宁在1915年的文章里所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也并不意味着创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说的是我们在苏联已实现的、要初步得多的工作。这还不是很明白的吗？倘若不是如此，根据列宁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荒唐结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得不把革命战争‘延长’到第三代人。”[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6—28页。
其次，不仅如此，“列宁的这段话并不是针对俄国写的，他是在对照俄国的情况谈论西欧的事情”。如列宁当时的一些文章（如《若干纲领》、《论革命的两条路线》等）所说，当时在列宁看来，俄国面临的是民主革命，还没有直接面对社会主义革命，面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还只有西欧各国。所以上面那些话自然谈的是西欧各国。因此，托洛茨基说：“抓住了其他谈论西欧的言论，给这些话附会上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而且实际上也没有的意思，并把它说成是在谈论它根本没有涉及的国家俄国，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新理论”[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9页。
加米涅夫在第十五次党的中央全会（1926年11月）的演说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引证了列宁的《若干纲领》，说：“同志们，我们不能不认为，列宁在1915年所说的关于在一个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的话显然指的是西欧各国”，这时，会场上的斯大林派发出了“胡说八道！”等等怪叫，加米涅夫遭到了厚颜无耻地奚落[1]。
[1]丹尼尔斯《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294页。
被斯大林、布哈林引为证据的另一篇文章，就是《论合作制》，他们利用的是下面这段话：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以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操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1]
[1]《论合作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23页。
但是，由于这段话而认为列宁论述了仅仅在俄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文章通篇的主要着重点都是为了指出合作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它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意义。如托洛茨基所说，这篇文章强调了“工人国家完全可能、而且必须改变合作社的社会作用，只要政策对头，合作社就能沿着社会主义渠道，使私有农民的利益与国家的总利益结合起来”，而且它还指出了“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它仅仅是一篇这样的文章而已。
当托洛茨基这样说时，他确实是正确的：“当谈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条件时，列宁严格地限制了他这篇论文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构成我们的基础的苏维埃制度作为必要条件，仅仅谈到了在没有新的阶级动乱的情况下，通过分散的小农经营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的问题。这篇文章仅仅提出了从小规模的私有商品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社会形式和组织形式，而没有论述这一过渡的物质条件和生产条件。即使今天欧洲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并且用他们的技术来援助我们，作为调节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方法和组织方法，列宁提出的合作社问题今天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意义……”[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33页。
“列宁在同一时期，即在1923年初写的文章中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在这种场合，列宁是从这样一种猜想出发的，这就是：西欧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要在他们前面到达社会主义。关于合作社的论文丝毫也不包含这样的暗示，即不包含苏维埃共和国也许通过调和的、改良主义的手段创立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取代通过敌对的、革命的发展过程进入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暗示”[1]
[1]《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48页。
我想，以上这些事实足以截穿斯大林、布哈林派的伎俩了。但是，为慎重起见还应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自1905年革命以来，列宁阐述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论是多得无以计数的。象前面已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几乎罗列了这方面的全部文献。在后面解释不断革命论时，我将对其中的一部分加以介绍。
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总之，应强调指出，所谓斯大林出色地把握了苏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提倡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等说法[1]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实际存在的只有上面谈到的那些关于斯大林的情况。至于布哈林的变节，恐怕除了由于权力斗争而追随斯大林外，还没有能对此加以说明的资料。罗伯特·丹尼尔斯写道，在1923年4月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还是支持左派的，可是到了这一年年底，他已经站到了反托洛茨基的三人帮一边。他到底是怎么从党内极左派或左派的支持者变成党内右派的呢？目前还缺乏资料来清楚地解释这一点。布哈林曾写过《评继续革命的理论》、《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批判》等许多反托洛茨基的文章[2]。《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19号、20号）刊载的他的《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文[3]，对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最详细的论述。然而尽管如此，和斯大林如出一辙，布哈林的根本论据仍然不外是对前面提到的列宁的那两篇文章的歪曲。
[1]举例来说，请看安娜·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日本米斯兹书房出版。
[2]这些文章都已译成日文，收入了1929年白杨社出版的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第13卷中。斯大林的文章则收入了这部著作集的第12卷等卷本里。
[3]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日本白杨社1929年版，第10卷，《建设社会主义》部分。
布哈林是一位远比斯大林卓越的理论家。不过，我们只能认为，他最终还是由于权力斗争而追随斯大林，并因此而改弦更张。后来，他失悔于同斯大林的联合。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于索柯里尼柯夫的斡旋，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举行了秘密会谈，要求加入了已处于日暮黄昏的反斯大林阵营[1]。不过，1926年到1927年间，在斯大林派与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斗争时，布哈林还是曾经伙同斯大林，大肆鼓吹过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
[1]丹尼尔斯《共产主义文献史》1960年版，第1部，第308—309页。
如上所说，有着特殊政治意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起源于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它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而被炮制出来的——其出现的根源正在于此。不过，事实上，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也存在着使人们便于利用这种花招的一面，它是易于被人们如此加以利用的。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就是著名的不断革命论，下一章里将详细加以说明。托洛茨基的敌人自不待言，甚至连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对他的不断革命论也并不十分理解。因此，是把托洛茨基主义从被歪曲、被作为贬意词使用的“托洛茨基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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