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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社会的理论
Marx’s Theory of the Commodity-Producing Society
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作为更一般的社会理论的组成部分，它的创立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2—1843年期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概念，无产阶级是在西欧开始产生的新的社会类型中的一种独特的因素、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但是，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是产业运动的产物，为了充分地理解它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意义，就有必要详细地研究一下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因此，在第二阶段，马克思最初受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已作的研究的启发，[1]开始广泛地阅读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萨伊、詹姆斯·穆勒、李斯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并写了一系列对这些著作进行批判性评论的笔记。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成果被记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详尽地阐述了广义的人的劳动的概念，这一人的劳动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因而也是一切社会生存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类发展它的特殊的人的性质和建立特殊的社会形式的手段。作为这些社会形式之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的性质可以概括如下：“劳动不仅[正文1页]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
在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第三阶段，他的劳动概念溶进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系统理论中。这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不同著作中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把他的观点概述如下：“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3]
1846年12月28日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也阐述了类似观点。他写道：“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4][2页]
马克思在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概念（这始终是他的全部社会理论的基础）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又重新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主要的力量集中于分析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形式：西方资本主义。[6]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同其他的社会形式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生产采取了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7]
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和价值（它表现为交换价值形式，即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比例，这种比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以“一般等价物”，即货币来表示的）。然后，他进一步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它们与这样两个因素相一致：（1）特殊的、质上不同的、生产特殊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2）抽象劳动，即“纯粹的和简单的人类劳动，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它创造商品的价值。正是使用价值和价值、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体中的结合，成了商品的“谜一般的性质”的原因，或者如马克思接着所称作的“商品拜物教”的原因；这在于商品形式把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8]但是，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必然的表现，一种实际的现象；对于[3页]有用物来说，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个别私人或群体独立生产的产品，而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交换时才能表现出来。
马克思的意图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这在他一生的最后时期写的关于价值理论的一个笔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指出：“……商品的‘价值’只是以历史上发展的形式表现出那种在其他一切历史社会形式内存在的、虽然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性”。[9]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只受他的历史发展阶段观念的支配，而且也以他的一般社会理论的其他因素及著名的阶级理论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只是阶级社会形式的一种。他把这种形式的特征概括如下：“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10]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进一步深入下去，以便切实说明这个特殊的社会形式是怎样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11]马克思进一步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商品具有特殊的性质，它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时，能把一个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加到其他[4页]商品上去，而它自身的价值则由维持和再生产它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任何商品类似）。[12]马克思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概括了劳动力商品这一特殊性。“必要劳动”主要是维持劳动力的总量（尽管这种需要量可以波动）；“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被生产条件（或手段）的所有者占有，部分地被他们消费，部分地当作资本积累起来。
通过这一分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另一显著特征，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的榨取（马克思对此用“剥削”一词作了专门表达）或多或少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过程发生的；相反，在以前的以奴隶或农奴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中，却需要某种超经济的强制。而且这也意味着剥削更不明显，因为奴隶或农奴直接体验到他们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被统治集团所占有；而雇佣劳动者投身于生产过程，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他（她）在表面上是按劳动的实际价值同其他商品（通过工资）相交换，剩余产品产生和被占有的过程却变得模糊不清了。[13]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表面现象之下的本质结构和运行方式，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作出科学的分析，而在这一分析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区分“劳动”和“劳动力”。
马克思关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14]基本因素的模型，并不是他理论的结论，而是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实际历史发展的广泛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研究特别涉及到对机器生产（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考察。
马克思认为，机器大工业（包括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来[5页]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阶段的标志，在这一阶段“劳动实际地从属资本”，[15]这也就是劳动过程中机器的统治地位，劳动过程的不停变换，以及强制的、严格的工厂纪律。因此，工人成为死的机器的“活的附属物”，“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16]有两个因素决定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一个因素显然就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即产业革命）。马克思不断地强调，这与他所提出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起着决定作用这一总的论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以热烈的语句描绘了资本主义在人类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7]
马克思在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中特别强调的是，机器大工业是以科学知识发展为基础的，机器大工业的影响在扩大并更明显地使劳动具有社会性质。他认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8]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思想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后期阶段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分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6页]
机器生产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理论的深入阐述中，从对资本一般的分析，上升到对许多个别资本之间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现象的研究。在许多个别资本的相互竞争中，机器的使用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正是通过机器的不断改进，劳动生产率，从而由个别资本家生产者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率和（或者）剩余价值量才可能提高。因此，技术的进步作为机器大工业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反过来又受到资本主义竞争的有力的影响。一方面，科学和技术相对独立地增长着；另一方面，个别资本家生产者提高生产率，并以此增加用作资本积累和资本自我扩张的剩余价值量的欲望，造成了对技术创新的巨大刺激。
在资本积聚中，机器大工业还起着另一个社会-经济作用。马克思区分了积聚现象中的两个独立的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他所说的“积聚”，即通过剩余价值的积累使（一般的或掌握在个别资本家手中的）资本量得到增长，即把利润再投入到新的生产资料中。第二个过程就是他所说的“集中”，即通过竞争造成较弱的资本家被较强的资本家吞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这后一个过程导致大企业（采用股份公司或联合的形式）占据生产的统治地位，造成独占和垄断，这一过程受到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刺激。因为如果要达到大规模机器生产所具有的取得更大量的利润的这种好处，那么，由引进更尖端的和更昂贵的机器而造成的生产方式的不断革命化，一方面要求投入更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又要求产品的大量产出和销售。
以上我所涉及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的两个方[7页]面，即技术进步的极其重要性和生产规模扩大的强有力的根本趋势，已引起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极大的注意，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以上这两个方面为熊彼特思想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联接点。相反，马克思理论中的第三个因素，即他的经济危机的分析，很少得到充分阐述，但却引起了较多的争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对之作了概述[19]）中，危机要在“世界市场和危机”部分加以阐述，但这一部分马克思一直没有写出来。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自己构造一种以散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的不同评论和论证为基础的经济危机理论。[20]结果就提出了不同的，有时还是对立的理论。[21]第一种就是消费不足理论，它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评述：“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2]某种程度上也源于马克思对“奢侈品消费”的讨论。[23]尽管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卢森堡和斯维齐）的理论中存在着消费不足论的因素，但是任何单纯的消费不足的观点一般都被看作同马克思探讨的较广泛的结构不相一致而遭到否定。[24]
第二种理论专注于“现代工业十年一次循环”，[25]并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繁荣阶段出现的畸形发展和生产能力的过剩，[26]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囤积和库存积压。这种理论同危机的另一种理论，即“比例失调”论有关，“比例失调”论在希法亭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27]根据这一观点，危[8页]机产生于不同生产部门比例失调的增长（特别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个部类之间比例失调的增长）。希法亭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特征”和由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以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频繁的转化的情况下，维持“生产中必须存在的复杂的比例关系”是困难的。在当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再次强调了这种困难。哈维证明，马克思是这样提出这一基本问题的：“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受个别资本家行为制约的技术上和结构上的变化过程，怎么能够永远地使可行的技术达到积累和阶级关系再生产上的平衡呢？（……）他〔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极为充分的证明，即不可避免的技术上和结构上的混合只可能偶然地暂时被打破，而个别资本家的行为不断趋于动摇这一经济制度”。[28]
希法亭认为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三篇中同“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的讨论一起提出的），在最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这已被详细阐述成一种更加独特的危机理论。因此，法因和哈里斯认为，危机（它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积累进行过程中的暴力的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利润率下降趋势和相反作用的矛盾发展。[29]然后，他们进一步从对价值的抽象分析出发，考察了各种表面的现象——囤积、信用制度的限制和崩溃、阶级斗争和工资决定上的竞争，以及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以这些决定性的矛盾为基础的。[30]最后，他们考察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干预是怎样不仅通过直接的经济手段，而且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手段，特别是通过缩减福利服务的支出和加强国有化产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来影响循环过程（生产性[9页]资本的重新组织）的。
现在是否出现了一种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且在主要部分具有更广泛的一致性，这可能还是有争议的；[31]但是，它的一些重要方面现在至少还是清楚的。首先，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并不表现为……一种易于理解的形式，”[32]或者更激烈的说法就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局部的分析，而不是总体的图景。”[33]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仅仅分析了大约十年一次的短期循环，而完全没有涉及更长的循环（诸如后来冯·盖得伦和康德拉捷耶夫提出的“长波”）。至于这些更长的循环的发现要能充分地加以确定，还必须在经济危机的综合理论上加以考察。只是在最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曼德尔[34]）才重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局部分析根本不包含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格罗斯曼）所阐述的将导致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那种危机概念；[35]尽管马克思偶然也提到，经济危机将会逐渐地变得更为强烈，并且“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生存”。[36]但马克思的一般观点似乎是认为，在纯粹的经济学用语上，危机是对付不平衡的手段，是重新建立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条件的手段：“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这些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37]
从马克思一般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最终灭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必须在较为广泛的阶级之间冲突中加以考察。希法亭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把马克思主义思想[10页]解释为：“资本主义将是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崩溃，而不是经济上的崩溃”。他还进一步考察了“金融资本”时代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情况。[38]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的分析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甚至比他的经济危机理论阐述得更不充分和更不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的理论命题。这就引起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各种不同解释，提出这些解释需要注意马克思逝世以来这一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变化，注意一系列新的政治现象的出现——其中有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超级大国之间对世界的瓜分、人类正卷入的惊人的科技革命的影响。
我们把对有些问题，特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条件的问题放到后面第6章再讨论。在这里，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出一个清楚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化并被废弃。很明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暂时的社会形式，并且嘲弄了那些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指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39]但是，他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的消失只是因为以前的社会形式就是这样作为某种神秘的目的论过程的结果消失的。[40]相反，他所从事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内起作用的对抗[11页]力量）的分析，这种矛盾可望引起资本主义的衰亡和新的社会形式的出现。
按照马克思的概念，这些敌对的力量被具体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都能发现关于这种冲突扩大和加剧的观念。《共产党宣言》就证明“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41]《哲学的贫困》概述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阶级”形式从事的政治斗争；在《资本论》的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描写道：“随着……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42]
然而，在其他地方马克思也承认了阶级结构具有较大的复杂性，甚至有着不同的发展过程。在《资本论》第3卷的结束部分论述阶级的片断中，马克思看到，即使在英国“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43]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讨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为了达到最初分析的目的，他撇开了“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44]更有意义的是《剩余价值理论》中涉及中间阶级的增长的另外两处评论：李嘉图“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45]在提到马尔萨斯时，马克思又指出：“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12页]人数会绝对地增加）。……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46]
由于马克思从来没有完成（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开始）他的著作中打算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部分，所以人们也就不可能知道马克思会怎样在一个严密的理论主题中，把他对阶级结构的零散的观察集中起来；或者正确地说，我们不可能知道马克思会怎样设想阶级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这一发展可能带来的政治斗争的后果。总之，我们不仅需要注意马克思本人分散的和不系统的观察，而且还要注意自马克思逝世以来这一个世纪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然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历史上已积存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和激烈的争论。[47]也许由于初步接触这个问题（在第5章之后要作更充分的探讨），有人可能提出，马克思关于社会两极分化增长和阶级对抗强度发展的观点，应当被看作是对一种在实践中被各种不同的“相反趋势”所抑制了的趋势的表述。应该采用马克思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趋势”时指出的那种格式。这样，对阶级斗争的分析就涉及对19世纪后期以来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政党和政治运动的历史发展的背景，这些抵消的趋势（从中间阶级的扩大到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和社会服务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阶级之间主要的对抗，特别是1945年以来更是如此。
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种方式，即经济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在《资本论》中，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作了如下概述：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13页]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
“2.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取消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取消的。”
“3.世界市场的形成。”[48]
在这同一著作中，马克思后来又讨论了股份公司发展的意义。股份公司“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即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49]
马克思断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50]
最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考察了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以及自动化生产来临的结果：“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14页]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51]
这些论述与马克思从阶级斗争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并不直接相矛盾；但是，这些论述作为补充的（和限制的）因素加以介绍，则是因为相信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达到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作为生产一般的劳动过程的社会特征更清楚地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根据不同意图对整个经济的调整和指导，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得到加强。这也就是希法亭后来所表述的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思想，[52]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大公司的优势，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增长，各种不同经济计划形式的出现，都为“由资本家组织和指导的经济”转化为“由民主国家直接指导的经济”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社会化的一个先进阶段的观点，已牢固地根植在当前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53]我们将会看到，它在熊彼特的理论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有组织的资[15页]本主义”是否可能和在何种意义上可能进一步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特征这一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加以考察。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留下了一系列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因素——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劳动力成为商品，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都作过极详细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的特点也作过详细的分析，这一驱动力就是积累。这种积累是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并依靠（但也是刺激）科学和技术进步。但马克思没能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和政治的联系做出同样彻底的研究，即把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上发展着的整体社会加以分析；而自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在这一方面，人们一直试图扩展马克思的理论。我将依次考察一些主要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然而首先必须先考察那些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和前景进行争论的各种资本主义理论。
注释
[1] 特别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该书发表在由马克思和卢格编辑的《德法年鉴》（1844年）中。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9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6] 尽管马克思明显地打算把它作为分析其他社会形式的模式，[16页]但马克思确实把它看作是一种特定的模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就象“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资产阶级经济为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本质区别”，“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页）和不同社会形式相联系的范畴（如贡赋、什一税、地租）决不能看作是一致的。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0页。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写于1879—1880年，1930年第一次发表。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11] 除此之外，还有统治和从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国家这一特殊形式——是怎样被决定的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用综合的或者系统的方式研究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问题，马克思对这个论题的未完成的思考已得到了不同的解释，下面将讨论到这一点。
[12] 在好几个方面，劳动力都是独特的商品。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力并不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但这些复杂的情况并不影响目前的论证。参见《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托姆·博托莫尔主编）中的“劳动力”条目。
[13] 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的起源即“原始积累”过程，也需要各种暴力和体力上的强制，马克思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14] 宇野弘藏使用过这种表述，见《政治经济学原理：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布赖顿，1980年）。
[15] 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区别论述，见他的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部手稿在1933年首次发表〔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译者〕。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区别是清楚的，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用别的术语综合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和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3—464页。[1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
[19] 博托莫尔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计划”，“五篇计划”中的最后一章就是“世界市场和危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6页。——译者
[20] 此外，这些讨论还可以在马克思逝世后才出版的他的三个未完成的和未加修改的手稿中发现。这三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特别是其中的第13—15章和第30章；《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3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论生产过剩的那一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99—410页）。
[21] 对各种观点（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评价）的考察可参见屈内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第2卷第3篇；戴维·哈维的《资本的限制》（
牛津，1982年）。特别是其中的第3章、第6章和第7章；法因和哈里斯的《重读〈资本论〉》（伦敦，1979年）第5章；《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托姆·博托莫尔主编）中的“经济危机”条目。也可参见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纽约，1954年）第1131—1132页。
[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第548页。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章。
[24] 因此，希法亭指出：“‘商品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几乎什么东西也没说明。”参见《金融资本》（伦敦，1981年）第241页。熊彼特则指出，马克思“公开地抛弃”了“最可鄙视的”消费不足理论或生产过剩理论。参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伦敦，1976年）第38—39页。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反对这种理论。
[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章和屈内《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第2卷，第14章。
[26] 在《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7章中，马克思注意到：“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99页）
[27]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篇。
[28] 戴维·哈维《资本的限制》第189页。
[29] 参见《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托姆·博托莫尔主编）中的“经济危机”条目。[18页]
[30] 参见法因和哈里斯《重读〈资本论〉》第84—85页。
[31] 曼德尔宣称：“直到现在，对现在的‘长期萧条’在理论分析上还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新发展，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或是在非马克思主义圈子都是如此。这是否是因为（商业循环的）危机理论已达到高度完善的水平，或者还是因为过分热衷于直接的（和实用的）分析，这仍然不清楚。”见《马克思，第一个一百年》，（戴维·麦克莱伦主编
，伦敦，1983年）第211页。
[32] 法因和哈里斯《重读〈资本论〉》第80页。
[33] 戴维·哈维《资本的限制》第79页。
[34] 参见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伦敦，1975年）第4章“资本主义历史中的‘长波’。”
[35] 参见屈内《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第2卷，第26章的简要考察。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7—278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某些方面和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的毁灭暴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特点的概念有共同之处。这一点将在第3章作更充分的考察。
[38]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3—25章。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8页。
[40] 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批判是以他基本证明上的错误的假定为基础的。参见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伦敦，1957年）。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0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62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5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63页。
[47] 我在《现代社会的阶级》（伦敦，1965年）一书和在收入《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布赖顿，1984年）一书的许多论文中，从各个方面对它作过较充分的讨论。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6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6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498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7—220页。
[52]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博托莫尔和库德主编的《马克思主[19页]义社会学读物》（牛津，1983年）中“有组织的经济”部分。
[53] 例如，在讨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参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读物》第7篇。哈达赫和卡拉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史》（伦敦，1978年）第4章。[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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