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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附录·定义
我开始着手研究美国贫困文化时，正在为《评论》杂志写一篇稿子。文章还在校样时，有一天，有位编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有人在《财富》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该文对美国的收入分配形势很是乐观。既然我说美国有5000多万穷人，那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我看了那篇文章。文章用的素材和我援引的材料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观点不同而已，《财富》文章的作者关注的是美国社会的中间阶层（高薪行业的工会职工，因教育水平提高而获益的人，等等）的发展变化。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上升了，这的确是鼓舞人心的事。然而，在《财富》那篇文章当中，还是提到了底层群体的存在，只不过是作者没有对他们的状况加以评论而已。
《财富》文章的作者寻找的是反映美国社会进步的方方面面，而他正好又找到了一个确实有进步的领域。坦白地说，在本书中，我要找的是社会的退步和停滞不前。在美国社会中，功成名就的人士，有很多人给他们道喜，把他们载入史册；他们是美国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但是，被进步抛弃的那些人，长期以来都被人们忘却了。
如果说，我的解读是凄凉的、严酷的，甚至有点夸大其词的话，那是我有意为之。愤世嫉俗是我的道德出发点。我觉得，穷人现在的问题是如此明显、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我认为我们应当用唱反调的方式去描述它，而非刻意淡化它。如果我们从最悲观的角度看当下的形势，不会伤害任何人，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那就会导致骄傲自满，使另一个美国继续存在下去，贻害无穷。
这并不是说本书所用的数据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或作者有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本书的数据全都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当我走在贫民窟的街道上跟人们聊天，或者访问在田间地头顶着烈日干活的加州移民时，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些数据大多是可靠的。当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对统计数据的解读，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罗伯特·兰普曼曾受参议院委托作过一项研究。他估算，美国低收入人口的“合理区间介于16%和36%之间。从百分比看，上下限的差别看起来并不怎么大。但如果把这些数据变成绝对数或者人数，差异就很明显了：上限比下限多出3600多万人口。
再有，选择哪些数据来反映穷人的境况，将决定一个人所看到的贫困图景是什么样的。贫困线越低，贫困家庭中大家庭的比例将越小，而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将越高。这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告诉美国人哪些群体最需要帮助。
在附录中，我已经描述了本书的统计假设以及基本的解释立场。这种讨论难免会涉及枯燥乏味的技术性问题。但是，这不应掩饰一个重要事实，即这些数字代表的全都是活生生的人，任何低估问题的严重程度的倾向，都是对社会苦难的默许。
我有两项指导原则：数据尽量真实客观；对穷人，有怜悯之心。如果有社会统计学家发现我的某些统计数据有问题，比如说美国的贫困人口比我估计的少1000万，那其实并不重要。在一个有能力为男女老少提供体面生活的社会中，不论是不是把这1000万算在内，美国有穷人都是一大丑闻。
一
在19世纪，英国的保守派人士曾反对改革。他们反对改革的理由是，英国工人当时的预期寿命比中世纪的贵族还要长。
这就是说，贫困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条件。事实上，如果有人想玩数字游戏的话，他可以证明美国压根儿就没有穷人，或顶多只有极少数的穷人像香港人那样为生存而挣扎。美国社会的确有人忍饥挨饿，但饥饿并不像某些刚独立的国家那样普遍。有些美国人仍然会抛尸街头，但数量相当小。
用这种抽象的方法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社会的贫困，会对结果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用这种办法，19世纪英国的保守派人士可以无视生活在最不人道的环境中的工人的困苦。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英国的城市大面积出现100年前的那种状况的话，20世纪的英国保守派人士可能会大为震惊。我们有关体面生活的标准在变化，也应该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世人对人类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人道的生活水准应当是什么样的，有了新的看法。近年来，科技发展在不断提升人们的潜力：人们活的更长，更健康、更好了。因此，技术进步了，我们的期望也变高了。那些生活水平远低于本该达到的生活水平的人，即便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中世纪的骑士或亚洲的农民都好，他们还是穷人。
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是世人对贫困的定义。如果放到香港，或放在16世纪，美国穷人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穷人；只是在今天的美国，他们是穷人。他们被剥夺了其他美国人能够享有的一切，他们没办法获得社会提供就能够提供的一切。他们活在边缘。他们看美国的电影，读美国的杂志，而这些电影和杂志都在告诉他们，他们在美国的本土流放。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讨论贫困定义的时候描述穷人的感受，是不合适的。然而，如果本书揭示了另一个美国的某些真谛的话，那就是：这种被排斥的感觉，是悲观绝望、听天由命的根源，而穷人破罐子破摔会进一步强化世人对穷人的排斥。在一个社会当中，当其他人碗里都只有半碗饭的时候，你端着满满一碗米饭，那是成就和智慧的象征，它会促使一个人去行动，去实现他自己的潜能。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吃上像样的饭菜的社会中，每天只能吃5碗干饭，那就是一种悲剧。
贫困的定义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新技术带来的一大后果是我们创造出了新的需要。长寿的人更多了。他们的需要也多了。简言之，如果光有技术进步而没有社会进步的话，势必会有更多的人陷入贫困。
最后，在界定贫困的时候，人们必须计算进步的社会代价。居民收入数据显示，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比20多年前少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出来工作的家庭主妇比以前多了，家庭收入随之上升了。1940年，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占15%；1957年该比例是30%。这意味着钱多了，而贫困家庭可能减少了。
然而，大量家庭主妇出来工作以增加收入，代价却是很大的。家庭生活可能会大受影响，儿童会缺乏照料，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监护。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出现更多的问题青年。它可能意味着下一代不得不为现在多赚的那点钱买单。它也可能意味着收入上去了，千百万儿童却受到了伤害。如果一个人钱多了，却是杀鸡取卵的方式用自己的未来作抵押的话，谁还能说他已经脱贫了？
要把所有这些串起来，得出一个简单的贫困定义，并非易事。然而，本文将澄清本书的基本假设：
贫困应当根据人类社会能够达到的水平来界定。
二
了解美国到底有多少穷人最简单的方式，或许是利用政府机关提供的收入数据。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会错过很多细微的区别。比如，它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别。某位妻子的厨艺如何？某个少数民族群体食物有哪些，得花多少钱？使用这种方法，妇女就业增多对家庭生活和子女成长的影响就被淡化了。不过，尽管收人调查没有考虑到另一个美国的生活质量，它还是提供了一个粗略测算美国贫困人口数量的方法。
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会设立了多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低收入家庭。这些研究确定了当时的贫困线：城市四口之家，年收入2000美元。如果按现在的购买力换算（即考虑这些年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于每年2500美元左右。不过，在这些数字确定的同时，不少权威人士就已经指出，最低收入的标准定得太低了。于是，有关部门按1961年的物价指数对贫困线进行了修正。贫困线虽然调整了，可是暗地里，这做法却假定，贫困线的实际标准10年内不会提高。简言之，它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这是一个其他社会群体都在大踏步往前走的时代。
最近，罗伯特·兰普曼的研究将年收入2500美元作为城市四口之家的低收入线。兰普曼假定，家庭人口数不同的其他家庭，其低收入线可以直接按比例测算得出。一个生活在城市的单身汉，如果其收入低于1157美元，就算低收入；一个6口之家，如果其年收入不到3236美元，就属于低收入家庭，凡此等等。兰普曼据此得出结论，美国有3200万低收入人口，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9%。
同一时期，美国劳联-产联对低收入的界定，标准要高一些。它发现，1958年，有3600万美国人生活在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两口或多口之家。另外还有550万人收入不足1500美元（每周的税前收入不到29美元）。劳联-产联的统计人员由此认为，美国的低收入人群有4150万，占美国人口的24%。
兰普曼和劳联-产联的研究公布以后，劳动统计署发表了一项报告。报告认为，兰普曼和劳联-产联的研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城市四口之家，兰普曼认为2500美元就“够了，而劳动统计署则认为，年收入要超过4000美元才算够。同样，劳联-产联的低收入标准也应定在4800美元的水平，而不是每年3000美元。
然而，兰普曼和劳联-产联对低收入线的估算，采用的都是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来的“够用”法（具体标准会根据物价水平而相应调整，但基本原理不变）。最近，劳动统计署提出了测算家庭花销的新方法。城市四口之家的家庭花销介于休斯顿的5370美元和芝加哥的6567美元之间，而华盛顿特区则接近6147美元的平均值。根据政府的说法，家庭预算标准高于“最低生活水平”，但远不到“奢侈”的水平。虽然它“低于美国家庭的平均生活水平”，其水平却“适度、够用”。
测算家庭花销是衡量居民收入需要的一次重要尝试，因此，在对贫困下定义前，有必要把家庭花销说得更细一些。政府在统计时，典型的四口之家是这样的：丈夫，38岁，有工作；妻子，在家，没有工作；女儿，8岁；儿子，13岁。一家四口在大城市或大城市的郊区租房子住。家庭的花销则根据1959年秋的价格水平测算得出。
哪些项目计算在家庭花销中呢？这里列举的，是华盛顿特区（最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计算家庭花销时的一些支出项目，其中有：食品支出1684美元，包括在家吃饭的花销1447美元，以及外出吃饭的费用181美元，房租1226美元；妻子每年有160美元去购置衣服。显然，靠这一点钱，是过不上美国杂志描绘的那种宽裕生活的。在现在的条件下，这家子过得也还可以，算不上贫困。但如果家里有人长期患病或是家长长期失业的话，将陷入严重的危机。
四口之家是这样，其他家庭的家庭预算又是怎样测算的呢？这其实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劳动统计署測算的两口之家的开支，略高于四口之家家庭开支的60%。
据此，如果家庭预算标准的50%作为低收入线或贫困线（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低收入人员的数量、生活成本的高低以及农村居民是否种粮食，进行适当调整），如果城市四口之家的低收入线介于3000~3500美元之间，那么，美国的贫困人口就在5000万左右（如果用兰普曼的数据，以4000美元这一他认为“合理”的低收人上限作为低收入线，美国贫困人口将超过6000万）。
没必要为低收入线的确切标准而争论不休。兰普曼估计美国有3200万穷人，这可以看做是低收入人数的下限；劳联-产联估计美国有4100万穷人，也完全有可能；而鉴于劳动统计署对其数据的修正，根据现现在的生活水平，美国有5000万穷人。
简言之，约有20%~25%的美国人是穷人。他们住的不好，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吃不饱吃不好，也没有足够的机会。在我看来，他们的数量介于4000万至5000万之间。
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小心翼翼。美国穷人的数量完全有可能比我们估算的多。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会随着经济的繁荣或衰退而发生变化。比如1947年，商务部估计，有34%的美国家庭的货币收入低于3000美元（按1961年的美元平价计算）。1949年经济衰退了，货币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美国家庭上升为36%。1950年，经济恢复繁荣，降至33%。这种情形贯穿整个50年代。
因此，在使用这些数字和百分比时，必须明白，这些数据反映了特定时间、特定地方的状况。此外，他们描述的是一个经济衰退并不严重、经济又重新走向繁荣的时期（1961年公布的实际上是50年代末的数据）。贫困数据未来的走势，将部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形势。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未必能有福同享，因为他们不受进步的影响；而当经济形势恶化时，他们却要有难同当。数以百万计的人挣扎在贫困的边缘。经济停滞，经济衰退，甚至经济繁荣时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都会拉高我们的贫困人口数。
迄今为止，本文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寻找一种衡量美国社会底层生活状况的方法，并据此确定美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如果顺着这一思路，思考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美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如何变化的？——结果就更令人震惊了。下表便是绝佳的例证，它很好地说明了所发生的一切。
表a美国家庭的稅前收入分布家庭分层
家庭分层
1935—1936年(%)
1944年(%)
1958年(%)
1958年的家庭平均收入(美元)
底层
4.1
4.9
4.7
1460
中下层
9.2
10.9
11.1
3480
中层
14.1
16.2
16.3
5110
中上层
20.9
22.2
22.4
7020
上层
51.7
45.8
45.5
14250
资料来源：摘自劳联-产联的一份出版物，原始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的统计数据。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百分比？1958年，美国底层家庭的收入占全部个人收入的4.7%，而上层家庭的收入占全部个人收入的45.5%，反差之大真是令人乍舌。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收入分配的走向。在1935~1936年和1944年间，穷人（即底层）的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例从4.1%上升到4.9%。生活最穷最苦的美国公民收入增长慢得像乌龟爬行。战后，这种增长趋势被逆转了。1958年，穷人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例，甚至还不如1944年时的水平。
事实上，这张表是一把统计钥匙，它把美国的穷人隐藏起来了。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他们中间，有大学毕业生，有政治上更活跃的人士，有作家、编辑，等等。中层的状况一直在好转，这让他们很乐观，对未来信心满满。上层的收入比例降低了，可这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944和1958年间，底层的实际收入平均提高了8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5%的阶层，1958年的收入达到了25280美元，增长了1900美元。简言之，即使顶层占个人收入的比例略有下降（是否真是这样，值得商榷），对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
这些数据着实令人震惊。然而实际上，这些数据还是有所保留。所有这些官方的收入数据，几乎都低估了富人的财富。说出这一事实并非居心不良。这纯粹是因为高收入家庭和个人有能力掩饰自己的收入，以逃避所得税。他们可以弄奢侈费用账户（这是生活水平的一部分，但不会算在收入里），可以捕股票交易，而股票并不算在商务部的统计数据里头。
有心人如果得知美国的税收体制对穷人不利，可能会很惊讶。根据税收基金196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收入不足2000美元的家庭，其家庭收入的28.3%都交给了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而家庭收入是他们的5~7倍的家庭，上缴的收入只占其收入的24%（其中一个原因是，州政府和市政府广泛使用财产税和消费税。这些“一碗水端平”的税收项目从穷人手中拿走的钱占其收入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富人）。
因此，即使撇开高收入阶层的数据有水分不说，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十几年前相比，穷人在美国社会的相对地位下降了。技术进步如雨后春笋，他们能分享的经济繁荣成果却少了，他们要承受的经济衰退的后果却更多了，他们的日子更苦了。
三
本书前几章对另一个美国的主要贫困人群作了清楚的描述。主要的贫困人群有老年人，少数民族，农业工人，以及被抛弃的工人。
在穷人的世界里，这些人各占多少比例呢？
美国是个丰裕社会，为了这个神话，人们刻意貶低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文过饰非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方面，人们说美国的贫困限于“局部地区”，这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极其荒谬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穷人都是居住在农村的有色人种。出现这种情况的确很不幸，可这意味着，贫困在美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它跟落后地区密切相关，通过技术进步，完全可以消除贫困（有人跟我说，澳大利亚在计算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时，把土著民排除在外是一种惯例。在美国，黑人和农村贫民也经常得到同样的待遇）。
人们以为，美国的穷人主要是生活在农村的有色人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罗伯特·兰普曼估算，美国有3200万低收入人群。不过，如他自己所说，他把大量刚好超过低收入线的大家庭排除在外了。鉴于他低估了贫困线，也鉴于他把这些大家庭排除在外，我们可以用兰普曼的研究数据来测算不同贫困人群占贫困人口的比例。
3200万贫困人口中，800万是65岁以上的老人，640万是少数民族，800万生活在妇女当家的家庭，2100万人生活在家长文化程度低于9年级的家庭。显然，这些数据存在重叠交叉，因为贫困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穷人家庭往往同时面临多种不利条件。
兰普曼发现，70%的低收入人口都有一个或多个拖后腿的因素（在普通百姓中，该比例为50%）。结果，一个人往往是一系列不利条件的受害者：一名黑人，他可能遭受就业歧视，本身的教育培训水平也不高，还可能生活在妇女当家的家庭，这样的人在少数民族贫民区并不鲜见。
兰普曼注意到，年老是穷人面临的一大不利条件。不过，有必要对“年老”作作界定。从统计上说，一个人如果到了65岁，就算“老年人”了。不过，本书第二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实际的“老年”界线要低得多。在生产企业中，“年老”的年龄大抵在40岁和50岁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四五十岁的工人下岗了的话，不论他的技能水平如何，想要找到一份跟他以前的工资待遇相当的工作，可能性都要小的多。如果他是一名半熟练工或非熟练工（或者他的技术已经过时），连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都很困难。
这个例子说明人的年龄是如何与社会标准挂上钩的。40岁以上的蓝领工人不仅遭受歧视，心理上还得忍受被人抛弃的失落感，忍受失败给人带来的打击。按现在的发展趋势，这一问题今后很可能会继续恶化，果真那样的话，修正“老年”的定义就很有必要了。
在低龄人群中，兰普曼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贫困人口中，贫困儿童所占的比例要高于老年人。3200万贫困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800万，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则有1100万。因此，未成年人占了贫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必须再次强调，兰普曼对贫困儿童数量的估算，真的是低得不能再低了）。
这一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如第六章所述，有很多人在工作时还过着像样的生活，年老后才变穷的。这当然是一大悲剧，一个国家制造的悲剧——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却没有给他们提供像样的养老保障。然而，对于贫困儿童来说，面对他们的却是另一个残酷的过程：二三十年后，他们将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养育下一代穷人。
正如兰普曼所言，“大量年轻人在“继承的贫困’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我在书中说过，这一事实现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要超过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贫困的特征变了，变得比年轻人更不利了。穷人不再是那些胸怀大志的移民群体了。现在的穷人，越来越难以跳出贫困的窠臼、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社会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高了。
这些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儿童将上最差的学校。即使他们有教育机会，他们的家人也不重视教育，反倒是鼓励他们尽早放弃学业。
因此，在60年代初，美国面临着一个最危险的问题；大量年轻人聚集，如果不马上帮助他们，他们很可能成为继承型贫困的源泉。如果这一分析正确的话，那么，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将变得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也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贫困文化与出生之间的关联将变得益发紧密。
不论如何，美国的贫困都不只是局限于有色人种，也不只是局限于农村地区，在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中，有色人种占25%左右（也就是说，是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的两倍）；农村穷人占的比例还要低（这里存在交叉，因为农村的贫困黑人是一个重要组别）。以“边缘型”贫困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论，自娱自乐可以，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本书第六章对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不过，重要的是明白，疾病是穷人的通病，不分老少。我头一次明白这一点，还是在50年代，纽约当时流行亚洲型流感。报纸上说，流感侵袭的人群有阶层之分。哈勒姆、纽约城东南等人口密集、卫生条件欠佳的地区，流感的发病率要远高于邻近的富人街区。
以下是美国的国民健康调查得出的一些数据，他们说明了穷人的身体是如何被病痛折磨的：
5~14岁儿童，家庭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儿童看牙医的比率，3倍于家庭收入低于4000美元的儿童。
美国人掉牙的比率与家庭收入成反比，家庭收入越低，一颗牙不剩的可能性越大。
在所有年龄组中，行走不便的人数与收入直接相关。在45-54岁的人群中，家庭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人行走不便的比例，是家庭收入达到7000美元的人的6倍。
结果，穷人因病误工的天数最多：“收入不到2000美元的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有32.4天活动受到限制。收入介于2000~3999美元的家庭，20.5天；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家庭，16.5天。”
上面这段话引自国民健康调查做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考察了1957年7月至1958年6月间的国民健康状况。在引用这些数据以后，研究报告接着写道：“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由于低收入人群较少利用医疗保健、营养较差等原因，低收入家庭的人更可能患上限制其活动能力的疾病。”
鉴于健康保险的现状，这种情形短期内不可能好转。国民健康调查曾对1959年7月~12月这段时间进行过研究。那个时候，收入低于1999美元的人群占美国人口的15%，而他们只占住院保险参保人员的7.4%，手术保险参保人员的6.6%，门诊保险参保人员的7.0%。相比之下，收入介于4000~6999美元的人群占人口总数的35.6%，却占住院保险参保人员的42.1%，手术保险参保人员的43.1%，门诊保险参保人员的40.6%。
最后，地域是贫困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商务部的数据，1959年，东北部和西部有16%的家庭收入不足3000美元；中北部为21%；南部最高，为34%。1953~1959年间，西部进步很大（收入不到3000美元的家庭从23%降至16%）。中北部地区取得的进步最小，贫困家庭的比例6年间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
在看这些数据（或其他跟家庭相关的统计数据的时候，必须记住，那些贫困的、“无依无靠的个体”更多的住在城里，他们跟农村亲友的联系也更少。在这方面，南部的表现要稍好一些，不像它在家庭贫困方面的表现那样丢人现眼（根据劳联-产联的估算，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单身之家”有550万个，这不包括25万住在机构里的老人）。
人们可以给另一个美国画一幅简明扼要的统计图，作为总结。
美国的穷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5%。穷人的人数介于4000万至5000万之间，确切数字取决于所采用的低收入的标准。
美国的穷人多数是白人，尽管在穷人中，少数民族所遭受的困苦要多得多，也更具有整体性。
从事农业生产的穷人在逐渐减少。尽管农村贫困是贫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贫困文化的主体。
除了少数民族之外，还有一些处于这样或那样的逆境中的群体，这些群体有：老年人，民工，下岗工人，儿童，妇女当家的家庭，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贫困文化的这些不同特征，往往会聚集在一起（最近几年来，在所有家庭组别中，大家庭取得的进步最小，这也导致了贫困儿童的增多）。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身体健康状况堪忧。他们更容易患上慢性病，患病后获得治疗的可能性却要小得多。
穷人遭受的精神和情绪问题的折磨，比美国社会的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多。
这些数据，都没有证实那些自鸣得意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现在的贫困都是“小块地区”的贫困，穷人都是有色人种，穷人都在农村，等等。相反，这些数据表明，贫困是一个大范围的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无法获得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他们把技术进步视为祸水。
我将以开篇的方式为本章作结。这些就是我用的数据。诚实厚道的人可能会质疑某些细节，说我对数据的某些解读欠妥。我恳请读者忘记这些数字游戏。不论数据调整得如何精确，现有的这些数据已很清楚地说明，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还有太多太多的人在受苦受罪。看到这些，人们会义愤填膺。
面对这些事实，如果我们并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如果我们并不知耻而后勇，积极行动起来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另一个美国还将持续存在下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里，出现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苦痛，真是荒谬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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