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批判
引言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思考了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大背景下代议制民主的革命性复活。民主的再次崛起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欧洲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从公元前322年到公元1640年一直在压制民主。封建社会集权化的世袭君主专制统治了200多年以后，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建立了新的国家形式，即民主的历史性崭新形式——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这一特殊的民主形式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复活的，与之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在17、18世纪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壮大（当时资本主义在英国、荷兰和美洲殖民地，比欧洲大陆发展得更为迅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完全取代了封建主义和其他以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在整个19、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承认，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国家的灭亡、代议制民主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本人曾参与1848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热情称赞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但是，马克思也强调，就其在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经济基础来看，就其具体的制度机制来看，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是极其有限的。说其有限，确切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民主同古代雅典民主形成了巨大反差：劳动公民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参与社会治理之外。
然而，马克思的批评首先并没有集中在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机制的缺陷上。他对代议制民主局限性的分析，完全是以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为基础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因为一些自由主义者（新多元论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愿意承认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评的正确性，但他们也拒绝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实质。这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意外，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大程度上突出于：现代代议制民主是资本主义剥削最佳的政治外壳。此外，这也说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民主化，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是相对立的。因而，这一章首先讨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然后将进一步讨论他对议会民主和“议会骗局”的有限性、约束和虚假的特性而进行的集中于基本原理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最后落脚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对他批判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性，以及他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有关论述，在理论界很少得到完全认同。例如，多元主义维护者和批判者组成了政治学的巨大团体，他们倾向于重视公民影响政府的机制性渠道的有效性，而不是解决代议制民主是如何保持并进而促成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不过，正是这一问题，真正区分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民主复活的经典性批判，它既不同于其他的批评团体（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无政府主义团体），也不同于那些代议制民主的幻灭维护派（社会民主主义、新多元主义派别）。马克思有关剥削的理论，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优缺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至关重要。
剥削与不平等
马克思对具体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分析，也许最有力、也是最被忽视的实证根据是其普遍实用的历史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真正的大悖论之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显然有史无前例的能力，催生了巨大的社会剩余产品（剩余产品超过了直接生产者的实际需要），但它又给人一种印象，生产这种产品不存在剥削的过程。换言之，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以前的任何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产出并获得了巨大剩余。
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剩余产品的工人来说，潜在富足和实际贫困之间的矛盾存在的时间差不多与资本主义本身一样长，但这一矛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超级富人占有了世界财富中极速增长的份额，而通过日益紧密的国际生产网络创造这一财富的组成世界人口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家庭，却遭受着不断增长的剥削和贫困（Harman，2002；2010：329—332）。麦克纳利分析道：
当10多亿人喝不上净水、吃不饱饭、住不上房子的时候，世界上却有793名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加起来……差不多达到了不可思议的2.6万亿美元——这在世界上除了6个国家外，比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其实，世界最富有的200人的资产比全世界41％的人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
（McNally，2006：129）
全世界国家中最富的20%的收入同最穷的20％相比，两者的比率从1960年的30：l增长到了1997年的74：l（McNally，2006：130）。
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变得更加不公平（Galbraith and Lu，2001；Harvey，2010：12—16；McNally，2006：124-131）。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要么是减少了，要么是比1945年至1973年期间增长比率降低了（Armstrong，Glyn and Harrison，1991：255；Brenner，2003b：8；Callinicos，2010：54—57；McNally，2011：42—45；Shawki，2001：27—29）。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卫生、住房、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投资受到“财政紧缩”的限制，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上是减少了。社会中充斥着贫困、无家可归、营养不良、吸毒、犯罪和暴力事件，而少数富人则大发横财。此外，社会中的多数人靠工资维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岗位上干活，完全是由不民主的专制的行政和管理阶层统治着。
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非常乐于承认资本主义有产生剩余产品的巨大能量。有些人争辩说，资本主义比任何想象得到的经济组织形式更要高级。他们经常引用的例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历史上前所未有，但他们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内在剥削性。这种否认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性。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和封建主义都毫无疑义地存在着剥削，少数有地阶级或奴隶主抢占了奴隶、农奴和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那么我们怎么能想，资本主义一来，剥削就突然消失了呢？我们又怎么能想，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市场收入和经济财富极不公平的分配，同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占有的重要过程完全没有联系呢？初步来看，作出上述推断是极为不现实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及这些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日益出现的不平等，进行了全面而有说服力的诠释。说得更具体一点，剩余价值理论阐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拥有产生剩余产品的史无前例的能量，而这种剩余产品大大超出了生产它们的工人的实际需要。因此，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怎么产生的，而且又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剩余价值理论在阐释过程中，对剥削的重要过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具体分析，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所在。剩余价值理论也说明，发生在生产领域的剥削是如何被流通领域的关系所掩盖，这种流通关系似乎包含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自由而公平的市场交易。
麦克纳利评论道：
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所在，是那些将不断增长的劳动人口同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分离开来的历史进程。因此，劳动市场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的崛起至关重要。
（McNally，1993：7）
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和四处扩张，资本主义摧毁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农民、原住民这样的小农生产者赶离了他们的土地，迫使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在大英帝国时期，这涉及白人定居和抢夺资源的殖民主义；在世界的今天，它仍然是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远没有消失，而且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其规模都还在不断壮大。
哈曼认为：
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成为这样一个阶级，核心成员也许就有20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在其之上还有更大数量的农民，多达50%，他们有的做点临时的雇佣工作，有的则是和工人干一样的活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历史上头一回成为人口的多数。
（Harman，2010：332）
把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集体分离，是对工人的一个社会经济上的重要强制过程，强迫工人为了生存以从未有过的坚定态度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一般商品化则作为生产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Mandel，1976：47—57；Marx，1976a：34--35）。
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段不得不劳动的潜在能力就是劳动力，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力变成了似乎在劳务市场上可以自由交换的商品。工人法律上有权拥有，并完全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他们所选择的人。劳务市场上卖方与买方之间的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由和平等，准确地说是虚假的现象，因为工人没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实际上是为了生存而被迫向雇主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劳动力具有独特性，因为与其他任何商品不同，它可以生产超过交易价值的价值。马克思把它叫作剩余价值，也就是：工人为解决自身再生产的成本而用掉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所付出的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剩余价值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完成的社会形式，而拥有和实际控制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体现的这种主要的不同一般的形式，就是盈利、利益和租金。因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源于这样的事实：其剥削关系几乎完全隐藏在交换关系的表象之下”（Shaikh，1900：167）。
一般而言，资本家为了利益最大化，就会在资本和产品市场上受到激烈竞争的压力。必须盈利迫使资本家同时在一系列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领域竞争。第一，资本家要不停地同工人在劳动力买卖上进行斗争，他们会想方设法将雇拥工人的工资和非工资成本降到最低。第二，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的管理要同工人在剩余价值生产上进行斗争。这一领域的斗争主要是，资本家想最大化地管理控制同生产机械化相连的生产劳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也就扩大了剩余价值的生产（Rosdolsky，1977：224—229）。正如沙伊克所说：“机械化成为技术变革的主要形式，确切的原因是，那是剩余价值生产，而非使用价值生产，这是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过程的主要方面。”（Shaikh，1990：75）第三，在流通过程中，或是市场竞争的领域，资本家之间也在斗争，通过商品销售实现剩余价值而获得利润（Shaikh，1991：185）。这一领域的斗争主要是扩大生产的资本化，从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假定较低成本价格是在没有降低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完成的（Shaikh，1991：185）。在个别公司独立斗争之外，资本家也在第四个领域——政府领域斗争，他们或个别或集体，尽最大努力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实行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政策（减税、补贴、通过反工会的企业关系法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等）（Roper，2005：ch.4；2006）。
资本家和工人在这些领域的斗争极其重要，决定着全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断加重的不平等最终成为资本家对工人及其盟友的常态化胜利的结果。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很大程度的政治效力。归根结底，马克思解释世界，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剩余价值理论让我们认清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剥削压迫的所有人的敌人，那就是资本家阶级。这就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拥有极其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从而对资本家阶级和国家发动大规模集体斗争，既可行又必要。因而，剩余价值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可以被一些人大加运用，这些人寻求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维护和引领民众示威、工会武装斗争以及追求解放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1]
[1] 这就说明为什么马克思理论在资本家眼中是那么危险，这也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学者自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一再想驳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因。关于为马克思主义强烈辩护的著作，清参阅弗里曼和卡查迪（Freeman and Cardhedi，1996）、曼德尔和弗里，（Mandel and Freeman，1984）以及沙伊克（Shaikh，1977，1982，1984）的作品。
对于马克思及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来说，工会是追求工人阶级目标的一个最基本，同时也是一个有限的手段。工人需要集体组织成工会，以克服他们作为个体的弱点，运用集体的力量通过罢工或示威来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雇佣条件。虽然工会斗争十分重要，但存在内在的缺陷，因为工会斗争只是改善，而不是根本改变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条件。这就说明，如果想取得收人和财富的平等分配，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保守派有座右铭：‘公平干活一天，公平挣钱一天！’与此相反，工人们应在自己的旗帜上印上革命口号：‘废除工资体系！’”（1973b：78）。所以，剩余价值理论也处于对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批判的绝对中心位置。无论如何，如果接受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即是接受对工人的继续剥削，工人生产了世界财富，而资本家却占有了世界财富。
国际正义运动主要关心的是全球性不平等的加重，特别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的、扩大这种不平等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项目（Bello，Cunningham and Rau，1999；Chossoduvsky，1997）。例如，非洲的“债务达到了2,300亿美元，自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实行结构调整项目以来，增加了400%”（Fisher，2001：199）。贫困现象大为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6.3亿人口中，48.5％每天生活费用不足l美元（Fisher，2001：199）。在同一时间的印度，“不满4岁的孩子中营养不良的占47%，成人中则占48.5%"（McNally，2006：102—103）。在2005年，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一天生活费用不足l美元的超过了10亿人。另有15亿人则是在每天1到2美元间挣扎着活下去。全球人口中有40%的人在承受着无尽的贫困和艰难”（McNally，2006：51—52）。
第三世界的贫困加重，是因为其产出和收入的增长要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然而，1960年至1980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人增长了73%，非洲增长了34%；1980年至2000年，相对的数字则分别为7%和-23％。非洲和拉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结构调整力度最大的地区，这两个地试表现比较差，充分说明了过去30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际结果之一的规模。麦克纳利（McNally，2006：55）敏锐地分析道：全球化主要是“将财富从穷人向富人的一次大转移”。尽管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政府，总是为战争和军火花大钱，但它们绝不会从军事预算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消除第三世界的大规模饥饿现象。事实上，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只占非洲政府向西方金融机构每年所付巨额债务利息的很小的比例（Altvater et al.，1991；Barratt Brown，1996；Herman，Ocampo and Spiegel，2010；Jocknick and Preston，2006；Pettifor，2001）。然而，在数以亿计的人营养不良的同时，囤积食品和倾倒食品在欧洲和北美则是普遍现象。
马克思主义根据资本主义剥削和积累的重要动态，以最基本的分析对这种全球不平等进行了解释。全世界有数以亿计的人在挨饿，尽管有足够的食品让他们吃饱，但食品生产是为了赚取利润而非满足需求。世界农业和渔业是由企业的贪婪所推动，而不是由人类需求所推动。第三世界的巨额债务不只为西方金融机构产出了巨额净盈余，还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有能力迫使第三世界政府，将农业生产从满足国内市场食品生产转向出口粮食生产。
讨论这一问题同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有什么关系呢？在马克思看来，代议制民主的历史独特性，基本上而不是绝对地，根据不断变化的、充满内在矛盾的社会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解释。这种社会经济关系是代议制民主赖以生存的，反过来也是代议制国家所有机构想统治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复活，剩余价值理论是其关键，因为资本主义剥削产生了阶级不平等，培育和保持了基于性别和民族的其他形式的压迫，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导致经济和环境危机的经济动态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剥削造就了一种社会经济环境，系统性地限制了民主化超越狭义的政治领域。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290-294页讨论。
环境
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剥削，不只是资本家对工人、富国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对穷国工人和农民的剥削，而且还有对自然环境最大限度的剥夺（Bellamy Foster，1999）。其实，以前从未有过其他生产体系对自然环境有如此大的破坏力。在资本主义发展300年后，我们面前出现了严峻的环境危机，如果目前这种趋势发展卜去，那会导致人类在地球上灭绝（Bellamy Foster，1999：11—33）。二氧化碳和氟氯化碳增多使空气污染不断加重，大规模的乱砍乱伐造成了二氧化碳自然吸收和氧气释放的降低，两者相加而成的“双重灾难”引起了全球变暖，正在造成极地冰盖融化、海水水位升高，终将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Neale，2008：13—25；Williams，2010；Wolf，2001）。此外，像土壤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正在快速耗尽，危险而有破坏性的污染物继续流入河流和海洋（Boardman，2010；Jones and Hollier，1997；Peet，Robbins and Watts，2010）。改变了基因的微生物，是否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还没有进行适当的科学研究，就被释放到了自然环境中（Peet et al.，2010；Rapien，2002）。
虽说所有这些事实为人们广泛认同，但资本主义破坏环境的真正原因却不为人知。资本主义看重的，是通过占有利润、积累财富以及环境成本社会化，实现经济生产利益的私有化。而环境成本则呈现为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一般来说是由给资本家积累利润而进行生产的工人承担，是由社会中深受污染之害的广大人民承担，是由受害于大气污染而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居民承担。大气污染绝大部分是由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更具体地说，在巨型公司管理的工厂把污染物排到空中或河流中的时候，这种污染成本就被扩散到了其他人头上，而利润则依然落到管理和控制这些公司的经理、主管和主要股东的手中。这不是像绿党经常所指控的某个古怪企业“不负责任”那样的案例，而是所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恶果。由于回收利用和降低污染的技术会增加生产成本和降低利润，企业一般都想方设法不在这些领域投资（Dale，2007：118—127）。并非对这些问题无话可说，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对资本主义造成的重大环境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有趣的和富有成果的阐释（请参阅：Bellamy Foster，2000；Burkett，1999，2006；Dale，2007；Hughes，2000；Kovel，2007；McNally，2006：113—122；Neale，2008；Pepper，1993；Wolf，2001；Williams，2010）。
竞争、帝国主义和战争
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竞争。新古典经济学派教科书把这种说法主要描述为：“看不见的手”在和谐而普遍有利地运作。“看不见的手”是通过践行供给和需求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分配资源。事实上，由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大，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常常要求看不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拳头（Callinicos，2003a：50—66；McNally，2006：83—136）。在这方面，为乔治·W·布什主导世界的地缘战略进行辩护的一位新保守主义专家说得一点不错：
因为我们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世界其他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产生了来自所有那些被残酷对待的或落后者的强烈反对……市场看不见的手，如果没有看不见的拳头，永远不会起作用。市场只有在财产权受到保护和加强的情况下，才会运作，才会繁荣。反过来，市场也要求政治体制得到军事实力的保护和支持……的确，如果没有美国空军战机F15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就不会兴旺发达。有只看不见的拳头，为了硅谷技术蓬勃发展而保护世界的安全，它的大名就叫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Friedman，2000：464）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世界巨型跨国公司在一些特别的国家根基稳固（尤其是在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并同这些国家的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哈曼（Harman，2003：41）认为，“大型跨国公司的销售和投资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它们的祖国”。而且，这些公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它们的’民族政府的影响能力。这是因为……它们需要一个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国际利益网络，而只有存在下去的国家才是民族国家”（Harman，2003：43—44）。所以，从1974年到目前的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精英之间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市场、资源和土地（Callinicos，2009：188—227）。
由此可见，布什的“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企图利用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来改变世界，从而最大可能地限制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欧盟这样的竞争对手的发展，而同时则进一步加强美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Callinicos，2002b，2003b；Harman，2003；McNally，2006：237—266；Sepehri，2002）。令人惊奇的是，奥巴马政府领导之下也没有多少变化，同样清楚地表明要在全世界保持和推行目前美国的军事超强地位，从而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霸主地位。这只是孕育帝国主义竞争和战争的资本主义竞争的最新例证。
危机
同1945年至1973年的战后长期繁荣形成鲜明对照，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特点，是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核心长期停滞和大批失业。这一长期危机最终是由平均盈利能力长期下降而造成的（Callinioos，2010：50-60；Dumenil and Levy，2011；Dunne，1991；Harman，2007，2010；Mandel，1995；Mosely，1991；Shaikh，1992；Shaikh and Tonack，1994；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请参阅：Brenner，2003b；Glyn，2006；McNally，2011：25—84）。随着利润的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部门的投资下降了，产出增长率下降了，失业却在增长。这种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所有的资本主义主义经济体中都发生过。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普遍危机的发生，大大加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压力。他们极力想加大对自己国家工人的剥削，从世界其他地方榨取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剥夺更多的自然资源；他们极力反对保护环境的措施，因为那会增加成本和降低利润。与此同时，危机促使资本家精英动用更多的资源，向政府各层级的决策者施加影响——从地区到国家，再到超国家——目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地缘政治战略，这常常会涉及他们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军事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而将各个国家的经济整合为全球经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的原因。富有的资本家少数人掌控着世界的治理，他们忙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地缘政治战略，进行秘密行动和血腥的军事冒险，结果造成富人愈富，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更穷。
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不只是包括重要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有他在《资本论》第三卷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危机会激起民众的阶级斗争，因为统治阶级为了应付利润普遍降低，在企业管理上变得更为凶狠，会直接打击工人——从而寻求降低工资和工作条件，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实施这些直接打击的同时，统治阶级还向国家施加更大压力，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扼制利润下降的趋势（降低企业税、财政紧缩、劳务市场放宽，等等）。所以，在阶级斗争中对立党派发生冲突时，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根本不可能担任“中立仲裁员”的角色。总的来说，这些国家会和资本家站到一条线上，反对工人和被压迫者。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危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依然没有过时，尤其是在现今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愈加清晰。本次危机始于2007年，首先是美国发生次贷危机，随后快速蔓延，到2008年底吞没了全球金融系统。甚至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有其内在的调节功能、是最好的经济体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危机异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干事表示，“我们在2008年9月非常接近世界经济全面崩溃的边缘”（Strauss-Kahn，2009：l—2）。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同样强调，极需“合理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来应付“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Gurria，2009：3）。美国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说到2008年危机时表示，“我们的经济如临深渊”，'‘美国面临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危险”（quoted by McNally，2011：13）。全世界各国政府起初的反应，是向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注入大量资金，削减数十亿美元的企业福利以救助面临崩溃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随后推出全面的财政紧缩计划，大大削减卫生、住房、教育、福利和养老金、公共部门就业等等。在此历史敢要关头，不难发现大量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真知灼见的实证性支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阶级不平等、经济危机以及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一般在治理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危机中所起的亲企业、反工人阶级的作用进行了深刻批判。
压迫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队伍中存在各个层次的性别差异，比如说，妇女被过多地限制在薪酬较低的职业，或者那种处于管理最低层的职业（Scott，Crompton and Lyonette，2010）。妇女的收入比男性低很多，妇女占有的财富较少，但更有可能失去工作（Banyard，2010；Power，2009）。妇女参加工作挣钱，继续极大地受到雇主或政府很少或根本不存在的有关儿童保育的规定的影响（Orr，2010；Scott et al.，2007）。不少调查表明，即使夫妇都参加工作挣钱，可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则大都是由妇女来完成（Bullock，1994：30—32；Delphy and Leonard，1992：75—104，226—253；Hartman，1996；Scott et al.，2010）。家庭远不是“无情世界中的避难所”，而是男性暴力和性虐待的重灾区。性别限制严格，男性为上，其他性别受到压迫（Levy，2005：ch.1）。
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本身就是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事情，因为这对妇女参加政治和政府造成了阻碍。马克思几乎没有论及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的问题，他把这一问题留给了学术伙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对妇女所受的压迫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明明自白地指出，社会阶级内部及社会阶级之间存在性别不平等，甚至在工人阶级家庭中，“男性是资产阶级，女性是无产阶级”（Engels，1968：501）。但是，恩格斯对此研究最伟大的贡献，是想探索出整个历史中有关妇女遭受压迫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起源和发展。这就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放到合适的背景中加以研究，并寻找出其历史渊源。此外，他颇有成果地重申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系统地分析了阶级、性别和国家的关系。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承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是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外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Engels，1968：449）
这是1884年所写的文字。自那以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地丰富了如下方面：对妇女遭受压迫的历史起源的理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性别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显然，在这里没法回顾有关这些的文字论述，但我还是要简单地说说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性别关系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不平等背后的社会结构原因。
在历史进程中，性别关系和阶级关系深度地交织在一起。在封建主义时代，这种现象反映在社会的每一领域。实例有二：一是父系子孙传承的应用，二是通过一夫一妻制对妇女性活动进行系统性限制。两者决定了贵族是通过继承将财产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下等阶级（农奴、农民、工匠）的生产活动则是按性别分工。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性别关系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因为生产劳动同再生产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了分离。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家不再是生产劳动（例如农民的家）和再生产劳动的主要场所（Seccombe，1992）。总而言之，“工作”同家分离开来。
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妇女被压迫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布伦纳（Brenner，2000）对此有绝妙的历史性论述。主导再生产进程的社会关系确定了家庭中男女之间劳动的不平等分配，妇女负责完成将劳动力再生产为商品.劳动的这种不平等分配的开始和继续不能完全以资本的功能来解释，因为出于资本的利益考虑，毫无疑问是将劳动力再生产由工人阶级家庭中不付酬的劳动来便宜地完成；但经济逻辑本身则解释不了为什么偏偏是妇女来完成这种劳动。只有不把“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解为生物性再生产，而是理解为必然而普遍的社会进程，才能解释为什么妇女成为这种角色的社会分配。简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存在于生产和再生产历史特殊关系主导的生产体系之内。
主导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是有关性行为、生育力、怀孕、生产和育子的过程，抚养子女的主要职责被划定为由妇女来完成。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妇女对抚养子女的参与，是家庭中劳动不平等分配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妇女对抚育子女和家务劳动主要的和不平等的付出，如果没有适当的育儿设施和带薪休假，那也是一般社会生产、特别是妇女参加工作挣钱的主要决定性因素。
家庭中关系密切的领域和付薪岗位上的性别不平等一旦确立，那就会相互影响不断强化，因为关于哪一位配偶牺牲其职业来抚养子女的决定，要受到男方或女方配偶相关收入水平的影响。由于男性挣的钱比其配偶可能更高，女性经常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她们已成为母亲，或完全离职，或由全职变为非全职工作。[1]等到她们这样做了，妇女带着孩子就要在经济上依赖男性配偶，如果双方关系开始恶化，妇女经常会陷入缺少生活经济来源的困境。同有异性恋或同性恋配偶的妇女相比较，单亲妈妈会发现她们参加有薪工作的能力会受到作为人母责任的更大限制。
[1] 妇女生了孩子就离开了有薪工作，这种习惯不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于我们社会中有关儿童保育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和家务劳动的原因。这就系统性地限止了男性平等分享育儿事务，如果适当的高质量儿童保育条件十分有限，企业和国家也不提供财政补贴，就会限止妇女参加全职有薪工作。从女性参加有薪工作的年龄变化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也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收入不平等为什么从25岁以上的人群中开始明显增大。
总而言之，女性和男性参加付薪工作之间的差异，是性别收入不同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差异意味着更有可能的是，女性为了养儿育女会完全离职，或工作由全职变为非全职。女性也更有可能中断她们的职业道路，那也就是说与男性同行相比，她们受到提升的机会更少。反过来，女性承担了养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的不平等责任，一般来说挣得钱较少，占有的财富也较少。这一事实是广大社会中性别不平等其他相关模式的关键性决定因素，诸如：女性在社会福利方面是属超额代表之列，而在政治领域则是代表性不足。
在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并非是压迫的唯一轴心。种族、性取向、残疾、宗教信仰和年龄，也都是不平等和压迫的极其重要的根据。遗憾的是，由于篇幅限制，这些形式的不平等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对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主义进行过特别丰富的论述，重点讨论了18、19世纪的奴隶制（Blackburn，1988，1997）、白人定居殖民主义（Poata-Smith，1997；Roper，2005：56-68；Steven，1959；McMichael，1984）、种族形态和劳动力迁移的结果（Callinicos，l993a：16—39；Loomis，1990；Miles，1984；Shelley，2007）、种族不平等的实证形态以及猖撅的极右派种族主义（Renton，1999）。
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同对代议制民主的马克思批判和马克思社会主义民主观之间的关联性往往受到忽略。奥尔曼（Ollman，1976：131）十分有效地把马克思异化理论归结为马克思对一般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大总结”。剥离黑格尔派的痕迹，马克思运用的这一核心观念正是下面阐述的概念：
异化是一种历史产生的现象。它的起源和在文明社会中延续的基础产生于劳动的异化，而劳动的异化则是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体制的特征。异化表现为这样的事实：（人类）手和心创造的结果转而反对创造者，并主宰其生活。这样，这些难以控制的力量不是扩大了人类的自由，而是加重了人类的奴役状态，剥夺了（人类）高于动物的自我决定和自我指挥的能力。
（Mandel and Novack，1973：7）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般批判的绝对重点概念是，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不可避免的后果，因为这种关系系统性地剥夺了多数人得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机会，并迫使他们不只在工作场所，而且在整个社会接受自上而下的统治。因而，为实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超越异化的斗争。
我们对此再说得深人一点。首先，如前所述，只有在资本主义到来的时候，直接生产者才完全与生产资料分离。所以，他们迫于面临的社会经济压力，不得不向资本主义雇主出卖一定时间段的工作能力。然而，绝不可否认的是，出卖人的劳动力意义，大大超过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狭义概念的一次经济交易。曼德尔的观点很有说服力：
向老板出卖你的劳动力意味着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既有他年轻时的观点，也包括他年长后的著作：在这种纯粹正式的法律合同关系的背后——你向他人出卖你的劳动力、你的部分时间，为的是得到生活下去的资金——实际上是对所有人类生存，特别是对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事情。这首先意味着你没法控制自己劳动时的大部分时间。你出卖给雇主的所有时间是属于雇主，而不是你自己。你在劳动时，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在这一时间段，是雇主命令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命令你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哪里生产。
（Mandel and Novack，1973：21）
所以，出卖我们一定时段的工作能力对我们一生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我们那些全职工作的人来说，我们的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级监管之下进行工作的时间所支配。这些上级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或是公营、私营企业，或是工厂、办公室，或是建筑工地、大学，或是超市、医院等。
这不是我们在工作场所经历的唯一异化形式——我们同样同我们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就直接的经济意义而言，它们变成了雇主的产品。我们辛辛苦苦装配一辆汽车，可我们并不会因此而有权拥有我们每年生产出的成千上万辆汽车中的一辆——我们只能买一辆。这显然不同于古代、欧洲封建时代以及北美和澳大拉西亚的原住民文化中的普遍情形。那里的情况是，生产者至少要保留产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劳动产品发生全面异化，我们不以为然，但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事情。
由我们的劳动产品主宰的最显而易见的形式，是工业革命中机器对劳动者的主宰。机器是人类智慧的卓越产品，“在工人成为机器的配角，被迫按照机器的运行而改变生活和工作节奏的时候，机器变成了对付工人的暴政之源”（Mandel and Novack，1973：22）。这可以从我自己在一家工业厂家——冷冻食品厂的工作经历中看得出来。在这家工厂，我们每12小时一班，集体生产大约150公吨的冷冻产品。长达6年时间，我一直在工厂中被称为“隧道”的区域工作：就是在这一区域，我们生产的冷冻豌豆流出了巨型气流冷冻机的漏斗。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不停送上的大箱子用升降机稳放到漏斗之下。如果我们跟不上生产线的速度，豌豆就会溢满高及天花板上的漏斗，而后像绿色瀑布一样飞流直下。我们工作的全部节奏似乎（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由这个巨大的、极度嘈杂的工业机器所左右。这种经历是全世界工厂中数以百万计的一线工人每天都要干的事情。
这就要说到工作场所异化的另一个表现——不只是由于上级管理层管治引起，而且是由于大量的劳动分工使职业专门化经常达到极致而引起。劳动分工（特定工作场所内外）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特征。工作让人感到特别的苦而累、重而繁，而没有创造性的自我表现。我们工作的时候，那不是“我们的时间”，而且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担当雇员的角色，按照上层经理指定的方式和时间完成分配的工作。除了跟工作相关的那一点点技术，我们不能发挥通过教育、艺术或音乐实践、体育锻炼或自我设计项目而得来的天赋。
在工作场所之外，经济协调和资源分配则是由市场关系和市场力量所支配，而不是由理智的集体计划所支配。在这里，马克思博大的异化理论展示了他对商品拜物教的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某种程度上由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商品价值，将商品生产普遍化和将生产链条的资本主义关系在概念上神秘化。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一个神秘的事物：
只是因为在其内部，人的劳动的社会特征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烙印在那种劳动产品上的客观特征；因为生产者对于他们自己劳动总量的关系，展示给他们的不是他们自身之间，而是他们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
（Marx，1967a：72）
这样的结果就是：“标明为商品的劳动产品间的价值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确定的社会关系。在人看来，这种关系又呈现为事物之间关系的奇妙形式。”（Marx，1967a：72）“因此，对于（生产者）来说，连结一个人的劳动和其他人劳动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工作中的个人之间的直接社会关系，但它们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1967a：73）
因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事物”支配着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活动，劳动的社会分工内部生产者彼此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不是直接有意识的社会监管形式，而是“人与人之间物质关系”的形式。再说得具体一点，工人们在工厂内及各部门之间很大程度上是在生产的直接实际过程中彼此互动。生产者根本不会经过民主集中的过程，来理智地达成集体决定：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哪里生产、产品分配给谁，等等。相反，经济中的劳动力分配则是通过交换关系（所谓的“市场力量”）决定，而不受有意识的社会监管。
由于生产单位的协调和监管是通过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交换关系而进行，工厂倒闭、紧缩开支、合理化改革、缩减工资、增加产量、转移工厂到实际工资较低的国家等等，所有这些似乎不是由资本主义必然追求最大利润所决定，而是由“盲目的市场力量”所决定，市场力量是根据自然法则不可改变的必然性而起作用。
与此同时，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他们的劳动产品交换所支配，生产单位之间交换的事物，以及直接在生产中运用的这些事物获得了某些社会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所包含的特殊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劳动分工就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物质关系的特征，但那种劳动分工中的社会协调和劳动力分配，只能通过“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即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来进行。
再回到异化的一般概念，市场竞争不只能够在意识形态上掩饰像生产过剩和失业等危机的经济现象的真正的社会决定因素，而且还能在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直接将人与人分离。在工人阶级内部，人们常常因争夺岗位和公家提供的资源（如公共住房和医疗）而分裂。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公司内个人提升竞争激烈。由他们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而产生的对抗性利益，促使不同阶级个人之间出现了距离、紧张和冲突。
商品拜物教不只影响工人——各个阶级的成员都领教了被外来经济力量所主宰生活的味道，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不少资本家个人对自家公司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但对宏观经济动态却进行不了，也没法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经济周期和虚拟资本市场的联合波动似乎基本上是不可控的，是“经济”的“自然”特征。
异化渗透了我们的生活，不只涉及雇佣工作，而且还有生活的其他方面。作为消费者，我们整天受到多媒体的宣传轰炸，其目的是培育永不知足地购买更多商品的欲望，买衣服、食品、房屋、家居用品、汽车、旅行、体育用品、奢侈品，这一清单还会拉得更长，永无止境，质量总是不断提高。每一款汽车、电视、DVD播放机、电脑、手机、iPod等等，总是比旧款要更好。不管我们拥有多少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经常还是对它们不满意，总是会去买更多、更好的。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的休闲时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商品化了。为了娱乐自己，我们购买视听设备、体育用品、奢侈食品、药品、音乐会票等。我们去渡假，花钱去旅行、住宿和娱乐。包括性亲密在内的有关性方面的事情，几乎每一件都能并常常变成为商品。不少大企业提供化妆品、整容手术、假发、避孕工具、色情性感内衣、性生活辅助用具、浪漫小说、拍电影的爱情故事、女性杂志以及性事业本身——色情、卖淫、脱衣舞表演和低俗文化。组织化的体育成了大事业。我们花钱看“我们的”队比赛——要么是买票去现场看，要么是通过付费电视看。我们购买体育杂志、T恤和运动衫、随身用具和其他杂货。我们去酒吧和咖啡厅，花钱去娱乐，买酒、咖啡、食品等。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控制不了这些领域的服务和商品的提供。体育队的支持者对俱乐部管理层的决定一般没有实际的影响，酒吧、咖啡厅的常客对酒吧和咖啡厅的组织或管理没有发言权，我们实际上影响不了电视和广播制作、电影拍摄或音乐事业。
在所有时间和所有文化中，人类生存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个人之间的交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重要交流方式都是由大公司和政府提供和控制：电信、邮寄、电子和纸质媒体、电脑、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电影、音乐、广告、书籍出版等等。所以，除了我们彼此交流的面对面说话，我们没法有效控制这些重要渠道。而且，我们使用这些能用得上的重要交流方式，几乎总是要靠我们去买。
宗教尽管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性在下降，但也是异化的又一个表现：
异化是一种环境。在其中，人的创造逃离了意识控制，转而变为主导其创造者的力量……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宗教机构。上帝是人创造的，除了虔诚者的想象，上帝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然而，一旦创造了，上帝的指令实际上管控了其创造者的行止，作为独立于他们的一个异化力量而行动。
（Howard and King，1985：18）
多数重要宗教的中心希望——现世受苦，来世享福——本身就是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阶级社会中的异化维度的一种可悲的评价。由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世俗化，宗教的重要性可能在下降。这个时候，其他社会机构（大型体育）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可能在行使类似的功能。
从这一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会体验到它——资本家和工人、女士和男性、黑人和白人、青年人和老年人。这让我们转向下一节的主题：异化延伸到政治和国家，工人和被压迫者感到是从社会治理上发生了系统性的异化。我们现在应该明白，马克思为什么坚信，异化的这种特定形式是代议制民主形式必不可少的特点。
民主骗局
厘清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要素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概述一下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要点了。如前所述，这一批判所聚焦的，既有现代代议制民主广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也有代议制民主实际的法律和制度机制。自由主义者声称，制度机制和法律规则，诸如：常规性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不同派别、候选人和政党之间的竞选，新闻自由，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历史上第一次确保大多数公民能够向社会政府有效地施加影响（见第251—253页）。虽然承认公民对政府的影响在代议制民主社会要比在现代法西斯或专制独裁政府时期要大，而且相较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专制国家对农奴和农民的强制压迫，是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但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公民在正常情况下对政府的实质性影响还是有限的。
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点，是他认为：“没有付酬的剩余劳动是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而来的，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Marx，l967b：791）这主要是因为剥削过程处于社会结构化的中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政体，特别是，阶级社会的剥削产生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大量不平等。这在资本主义中极为明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具有超强的能力，（同所有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可以产出大大超过直接生产者生活需求的剩余产品，而这种体制看起来没有剥削性。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是因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是由“自由而公正”的市场交换所调节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延续和跨代再现（尤其是通过继承、精英教育、“老校友”网络、家族庇护等等），对经济资源分配的高度集中控制，极少数资本家手中控制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合起来就使得：不同阶层的公民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能力也明显的不平等。
现在出现了一种成形的文化，凸显了企业通过资助消息灵通的利益集团、常规性赞助重要政党、控制各家非国有大媒体、“歪曲”选举规则以利于自己等途径，向政府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Lindblom，1977：170—190；Roper，2006）。支持这种文化的研究为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要素提供了相当强的实证支持。[1]但这种研究也具有掩盖马克思批判真正的独特性的倾向。剥削处于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中心地位，通过剥削，各大社会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形成。尤其是由极少数公民组成的资本家阶级和大多数公民组成的工人阶级，同剥削的关系紧密相连，这种剥削关系不仅造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且催生了互不相同和彼此对抗的阶级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数大的“利益集团”显而易见，可以称之为阶级利益政治和组织的结晶。此外，剥削或生产的这种关系必然会形成一种社会结构的主从关系，并产生集体行动的独特理由（Offe，1985：ch.7）。
[1] 这导致了麦克伦南（1989）和其他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多元论者观点趋同。虽说这种说法有正确的因素，但趋同的程度还是被夸大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承认马克思剥削理论是其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和解释不同阶层公民对社会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具有明显的区别，却都提供了严密的分析根据。因为正是剥削的过程，才确保了企业集团比如工会、妇女团体和环保主义者组织拥有更充足的资源。剥削促成并保持了公民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阶级斗争、资本家控制媒体、企业对主要政党的影响，则进一步表明这些是重要的剥削过程的政治产物。
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深受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它们要受到各种经济压力，压力之大小则取决于资本主义是繁荣还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期危机而陷入停滞的泥潭。当资本主义处于强劲增长的阶段，政府就会对工人阶级让步，因而会强化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显而易见的中立性来应付社会冲突。而在较长经济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国家偏爱企业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在这里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的和必然的不民主特性。劳动力的一般商业化掩盖了社会关系在生产领域的权威性（工作场所一般是按等级、不民主地加以分配的），也掩盖了按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的不民主性。换言之，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必定是不民主的，确切的原因是：它们依赖于系统性排斥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源分配施行有效的控制。
总而言之，自由民主国家运行的全球社会和经济环境，充满了剥削、不平等、异化、压迫、周期性危机、暴力和战争、所谓的第三世界大量人口挨饿、环境破坏等特点。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他们组成了公民中的绝大多数）被排除在直接参与政治治理的过程之外，进而对政府施加不了任何直接影响。同资本主义相连的民主公民制度不只剥夺了公民的权力，将其集中于他们的代表手中，而且“对资本主义产生的统治和压迫的全新领域、其从国家到公民社会、私有财产和市场强制的权力再分配都毫发无损”（Wood，1995：234）。代议制民主，即使其最全面成熟的形式，也没有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在工作场所，则是指劳动和资源的分配——我们的生活不是受制于可信的民主，而是受制于财产权、“市场力量”和利益最大化的紧迫性。
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性机制
正如德雷珀（Draper，1977：306）所说，马克思批判代议制民主制造了“民主编局”，不是因为它采取了民主的方式，而正相反，是因为它运用民主机制方式阻碍底层人民对国家的真正统治。因此，代议制民主制造了骗局，不是因为它不民主，而是因为这一特殊的民主方式存在内在的缺陷：它系统而肯定地排除大多数劳动公民对他们工作场所、资源分配、社会机构和国家实行有效的控制。代议制民主是个编局，还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创造和保持了人民做主和施加影响的幻象，而实际上则是在破坏和限制人民施加影响。
但是，即使纯粹按法律规则、关键的制度性机制和运行过程来看，代议制民主也是极为有限的民主方式。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选举是代议制民主的关键，因为选举有助于保持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然而，选举在这方面显然也是有缺陷的机制。国会选举并非经常举行，多数国会任期是三到五年。可供选民真正选择的程度也有限，因为上面所说的社会结构限制运作，确保了国会中所有重要政党都会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安排。体制内根本没有罢免机制：一旦当选，代表就可以完全不顾其选区选民的愿望，根本不用担心被免职和被取代。无记名投票本身就是旨在分裂选民。选民每隔三年五载，花上5分钟在一个隐秘的投票问填好选票，然后将选票投进票箱。
不只是选举体制对政府治理十分有限，而且在整个国家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于行政机构。实际上，自由民主国家中法律规定的分权不能有效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是总统、总理和内阁，实际上在统治自由民主国家，而不是代表们组成的议会。众所周知，这些议会怎么说都不是由广大选民选出的代表组成，而是不成比例地由富裕的白人组成。
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享有公民自由的原则，现实中是妇人最有能力运用法律寻求预防国家裁决和不公平待遇方面的保护。另外，资本家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处于有利位置，可以运用其公民权向政治领域施加影响。鲁伯特·默多克就有超级的能力，可以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和新闻自由的规则，将其观点传达给公民和政权，这种能力大大超过了一名雇佣工人、福利享受者、反种族主义活动者和女权运动者。自由民主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由行政机构和国家上层官僚协同控制。政府高官中的多数人同企业界的高官拥有同样的特权背景和受教育经历，他们不是选举产生，因而不用受制于公民的有效民主监督。
结语：剥削、异化和民主
总之，马克思创立了针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大部分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批判的中心主题：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以一种极不直接、严格限制和精英的模式，对民主加以限制和破坏。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明显不同，是它们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关系的正面和负面的看法不同。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巩固和支持了代议制民主；而马克思则强调，资本主义严重限制了民主化。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代议制原则批判的中心要点，是其明显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直接参与比间接参与更可取；权力应该留给而不是疏远劳动公民；选举应该经常举行，所有阶层都应有罢免权；常备警察和军队应当解散，以民兵所取代；代表的薪酬和特权不应比普通工人更多；新闻自由应当扩大，媒体应更多接近大多数公民，并民主地由大多数公民来控制；等等。自由民主的公民权应该取消，而不是被超越。也许只有自由民主的公民权才应成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才应在现实中成为拥有和控制不平等享有财产和生产资源的权利。
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是旨在扩大民主的，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和经济领域，给予劳动公民对生产资料、资源分配、工作场所、社会机构和所有重大国家机构的有效民主和集体控制权。这种社会参与制民主，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思想至关重要。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历史上建立民主形式的两次最重要的尝试：1871年的巴黎公社及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
扩展阅读
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我近几年读过的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最好的一般性批判，是麦克纳利的著作（MacNally，2006）。这方面同样值得一读的作品有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2003a）、迪阿马托（D'Amato，2006）和哈曼（Harman，2007）的大作。伍德（Wood，1995：181—237）的著作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米利班德（Miliband，1969）是一位现代的经典派，尽管一些事实性信息有些过时，但仍然值得一读（同见Miliband，1994：7-42）。他还写了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介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批判（Miliband，1977），穆尔（Moore，1957）也写有同类著作。要看章节性介绍，请参阅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84）的作品。全面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最好的作品是德雷珀（Draper，177）和尼姆茨（Nimtz，2000）的著作。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大部分同本章的议题有关，但下列版本也特别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Marx and Engels，1998）及马克思的三个版本（Marx，1978；Marx，l967a；Marx，1974a）。全球正义和占领运动采纳、发展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批判的许多中心要素（Bircham and Charlton，2001；Roper，2004；Saad-Filho，2003；Saad一Filho and Johnston，2005；Singsen，2012；Trudel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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