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第八章 资本主义扩张、全球化和民主化
引言
资本主义历史性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有益于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和加强。学术界对这一点有广泛的一致，但同样有广泛争议的是：尽管存在重要的例外，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还是与民主化有积极的联系呢？正像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有益于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因为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主义，斩断了以个人义务和强压手段将农奴或农民捆绑在有地贵族周围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坚持不懈促进民主的社会阶级，即工人阶级和独立的资本主义农民（Rueschemeyer，Stephens and Stephens，1992：6-8；Therborn，1977：23—28）。本章将较为全面地论述代议制民主的历史性出现，着重叙述1848年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起到引领和进步作用的阶段，时间跨度从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一直到今天。本章重点讨论资本主义在地缘上的扩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选举权的扩大、被列为代议制民主的国家的比例和数量不断增长，以及全球化给代议制民主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
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
资本主义保持了高质量的扩张，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以前的任何生产方式。在地缘上，从15、16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开始，资本主义便不断扩张，吞没了整个地球。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分析道：
为了产品而不断扩大市场的需求，迫使资产阶级涉足整个世界。它不得不到处落脚、到处安家、到处建立关系。通过开拓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给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赋予了世界性的特点。
（Marx and Engels，1998：39）
资本主义的增长、地缘扩张以及“时空压缩”能力，历史上前所未有（Harvey，1989：201—326）。因为要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迫使资本家不断投资搞技术创新，尽可能多地对生产、分配和交换方式实现机械化。只有这样，资本主义才有能力殖民全球。
在地缘扩张的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国家形成和疆域扩大及军事实力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卡利尼科斯认为：
欧洲国家体制的发展，从中世纪晚期一直到19、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是由政治主权角色之间的地方军事和领土冲突所决定的，也可以被看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产生的同一进程的一部分，而这种经济体系是由“许多大都市”之间的竞争所推动。
（Callinicos，2002b：250）
不管一些国家像比利时、英国、法国和美国那样日益受到崛起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是由非资产阶级政客领导，这些政客开创了国家主导和支持的工业化，为的是能同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强权进行经济和军事竞争，这些国家采取平稳措施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大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这主要涉及“大国之间在军事和领土上进行惨烈而持久争夺的进程”，贯穿了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的到来“标志着这一进程同工业资本主义合二为一……国家军事力量现在直接依赖于工业化水平”（Callinicos，1994：23—24；2009：146）。
简述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须先说英国农村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财产关系，这种关系指的是占有土地财产的地主、缴付固定租税的资本主义佃农和干农活挣钱的苦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推动农业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确保英国于17、18世纪在经济和人口上不断地增长，最后催生了工业革命（Brenner，1990：184）。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在19世纪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军事强国。这就迫使其他强国，那些英国的传统对手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帝国等，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化。从美国革命一直到美国内战，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向西扩张，但是东北部各州在19世纪实现了工业化（Ashworth，1995：91）。从地缘上来看，资本主义是从英格兰向外扩散，覆盖了不列颠群岛、大英帝国的白人聚居殖民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法国和德国，后来在19世纪后半叶扩散到了日本和俄国。
大英帝国的扩张在18的年达到了顶峰，那时英国是“世界工厂”。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一直保持着这种主导地位，但从1870年开始，英国经济规模走上了下坡路，且持续时间很长。因为从1870年到1893年，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比英国快得多。在这一经济繁荣时期，德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远远超过了法国和英国，这就确保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成为欧洲大陆经济最繁荣、军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充分证明了德国的成就。传统的帝国主义时代主要包括英国霸权的衰落，英国不再是主导一切的超级强国了，各个大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俄国）之间开始了帝国主义的争夺。然而，尽管英国总体上在衰落，但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由于皇家海军拥有无可匹敌的超强优势，英国有极大的能力在全世界运用武力。
从19世纪4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期，出现了长期的经济繁荣，起推动作用的不只是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的快速工业化，还有通信（电报）材料基础设施与人员和商品流动的飞速发展。正如所料，由于“19世纪中期是杰出的烟囱和蒸汽时代”，这段繁荣时期主要表现为煤、铁和成品发动机生产在这些国家中大幅增加（Hobsbawm，1987：55）。先进科学知识日益以技术发明的方式得到推广运用，特别是在电子和化学工业领域。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比19世纪初期扩散的地域更为广大，“铁路在推广，蒸汽机船虽推广程度小一点，但现在也将机械电力引进到了各大洲，甚至包括那些工业化不发达的国家。铁路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象征和成就，因为推动世界进入一个单一而互动的经济体，在许多方面是影响最为深远，当然也是工业化最为惊人的地方”（Hobsbawm，1987：55，70）。
这些新变化带动了世界贸易的猛增（1850年至1870年增长了260%）、国际资本的流动，以及人口大规模移民到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发展。因而，经济繁荣是由“消费品市场的横向扩张而推动，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由建立新工厂、运输项目、公共设施和城市等所需各种产品所推动”（Hobsbawm，1987：48）。经济自由化，也就是主张“解放私有企业”，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发动机，从而成为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政府官员眼中无可挑战的经济圭臬。这样，“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企业所面临的机制性障碍残余，和被认为是限碍企业生产获取利润的任何措施，都被世界大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Hobsbawm，1987：50）。
19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繁荣崩盘，造成了1874年至1893年“经济大萧条”。各国政府紧急放弃早期的自由主义政策，转而向本国企业提供保护。在此种背景下，各个大国竞相扑向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争夺原材料、扩大领土和保护市场。
西方帝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时代是19世纪的最后25年。一些欧洲列强（英国、荷兰、法国）已建成为帝国，承继了前一阶段资本主义的繁荣，但直到1880年代，它们才寻求彼此之间……瓜分世界。1876年，欧洲国家统治下的殖民地还不到非洲的10%，但到了1900年，则达到90％以上。同期，英国、法国、俄国和德国等在中国建立了殖民飞地，并向外形成广大的势力范围；日本攫取了朝鲜和台湾；法国征服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英国和俄国则私下协商瓜分了伊朗。
（Harman，2003：7—8）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时代是空前的，动用武力在全世界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势力。尽管当地人民对侵略者进了英勇而机智的抵抗，但他们遭遇了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和配备先进武器的专业化军队，因而造成大量伤亡：“欧洲国家占领的殖民地，1860年有270万平方英里、1.48亿居民；而到了1914年，则高达2，900万平方英里、5.68亿居民。殖民征服的同时，欧洲的对外投资也大幅度增加，从1862年的20亿英镑增加到了1913年的440亿英镑。”（Callinicos，1994：23）列宁在1920年分析说：“一小撮‘先进’国家把资本主义变成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进行殖民压迫和经济掠夺的世界体系。”（Lenin，1977a：191）
由于欧洲殖民的大力推动，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1913年出现了一次长期的经济繁荣。各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强国：
现在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拥有了数量巨大、飞速增长、不断扩大生产力的基地。它们现在不只包括19世纪中期大大小小的工业化中心，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扩张速度，从给人印象很深变成了让人难以信。而且还涌现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化地区：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北意大利、甸牙利、俄国日本。
（Hobsbawm，1987）
这一阶段，欧洲和北美的人口实现了大幅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所致，反过来消费的大幅增长又促进了经济增长。正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n，1987：50）所说，欧洲、北美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900年至1913年，这些国家霸占了“全世界大约15%的土地，40％的居民。这样，这些国家就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力，它们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国际市场的80%。此外，它们还左右着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趋势”（Hobsbawm，1987：50）。这一繁荣时期，资本主义地缘方面的大势扩张主要集中于基础材料设施（蒸汽轮、扩修铁路和电报网络），从而效率更高、更大范围地在国际上进行商品、人员和资本的流动（Hold et al.，1999：291）。
1894年至1913年，英国经济出现了较轻的衰退。1913年世界四大工业经济体中，英国在全球工业和矿业生产中所占份额为19.5%，美国46%，德国23.5%，法国11%（Hobsbawm，1987：51）。英国实力下降的同时，德国却上升为经济和军事强国。然而，英国在19世纪已稳坐世界最大帝国的交椅，到了20世纪则是一心想维持这一地位。德国的帝国野心受到法国的严重掣肘，英国先行一步，还有它超强的海军实力也构成重大障碍。朗斯认为，德国：
只是在1870—1871年战争中打败法国以后，才开始走上工业强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上坡路。到1900年，德国已成为拥有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l,5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在非洲）的一个殖民帝国。这是很强大，但若同拥有930万平方英里土地、3.09亿人口的大英帝国，以及拥有370万平方英里土地、5.600万居民的法兰西帝国相比，则要小得多。在德国领导人看来，这种差距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德国一直突飞猛进，只用了几十年，就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生产国。
（Lens，2003：236—237）
最最重要的是，德国的统治者决心要大规模发展军事实力，从而建成一个更为强大的帝国。而英国统治者也同样下定决心要抑止德国的计划，于是导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工业化战争，以大炮和机关枪为特征刮起了强劲的“钢铁飓风”，最后造成巨大人员死亡，大约在940万至l,100万之间（Briggs and Clavin，2003：201）。
资本主义体制在战争中显现出弱不禁风的态势。1924年至192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紧接着美国银行体系崩溃，世界经济也随之垮塌。这就引发了历史上危害最深、影响最广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虽然大多数政府最初是以“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应对大萧条，强调通过财政紧缩来平衡预算和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又采取了限制国际贸易从而保护本国企业的政策。于是，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强国，可以依靠它们的殖民地来保护市场和原材料，要比缺少帝国资源的美国和德国，更能经得起经济衰退的打击”（Callinicos，1994：25）。转向经济保护主义的趋势，是20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激烈竞争的一个重要标志。
各大国采取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只会进一步加重彼此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这使得那些缺少殖民市场和原材料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德国和日本，更想动用军事机器来为自己攫取更大份额的世界资源。因此，正如布哈林所说的，资本的国际化和国内化之间的冲突孕育了又一个、更具破坏性的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图谋（Callinicos，1994：27）。
纳粹德国1939年3月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接着又于9月1日入侵波兰。这时，新的图谋又出现了，英国和法国两天之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最终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大国都卷入其中，还有一批结盟的中小国家。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及其盟国击溃了德国、奥地利、日本和意大利，这场战争的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凶、更险，总共有8,0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于非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毫无疑问地取代了英国，成为支配世界的力量，最后将其巨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超强的军事力量。美帝国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较少依赖外部力量，更多地依靠重新构建同类性的发达经济体联盟，这反映了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结构”（Callinicos，2002b：256）。哈维分析说：
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一个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国际框架建立了起来，目的是稳定世界金融体系。随之组建了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等一系列机构，还成立了像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这些机构旨在协调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经济增长，并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输送到其他的非共产主义世界。在这一领域，美国作为由有产阶级和绝对精英领导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不只对世界指手画脚，而且完全是称王称霸。的确，美国是积极地鼓励在全世界组建这样的精英和阶级：美国成为中心角色，指挥资产阶级力量遍及全世界。
（Harvey，2003：54—55）
这种帝国主义形式支持经济多极化世界的出现，也是一个地缘上分化的世界，西方世界由美国定调，东方世界由苏联领导。
高盈利率有利于战后1945年到1973年长期的经济繁荣，其明显的特征是，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高增长率。科技进步、低失业率、实际工资增长、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资本在不断积累，这些都是在生产满足大众消费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繁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确保了资本主义完全成为一种世界性体制。
在发达资本主义体制核心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秩序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拆除了传统帝国主义时代精心打造的、幅员辽阔的欧洲殖民帝国。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美国促成，因为美国想：
打开其他经济体的大门，让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可以利用它们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做到这一步也不难，就是让重建欧洲经济和发展“第三世界”符合基本上由美国规定的条件。
（Wood，2003：132）
促成变化的还有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成功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同意当地的民族独立，例如：法国1954年就被迫放弃了在印度支那的前殖民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和1962年放弃了阿尔及利亚。英国1947年同意印度独立，其后不久又同意锡兰（后更名斯里兰卡）和缅甸独立。后来，英国又放弃了在非洲（包括加纳、肯尼亚、苏丹、乌干达、津巴布韦）、亚洲（马来西亚）、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荷兰1950年放弃了印度尼西亚。美国允许其在亚洲的重要殖民地菲律宾于1946年正式独立。在中东，人民民族运动成功地在伊朗、埃及、黎巴嫩、利比亚和摩洛哥推动了独立。英国的一个前殖民地——巴勒斯坦——则受到英国和美国支持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暴力统治，从而组建了一个种族主义的、美国小帝国主义国家（以色列）。
上述清单决不是一个全面的清单，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去殖民化的规模。去殖民化成为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从第三世界进口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降低了。这也是因为1914年到1945年开发出了替代品；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农业生产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经济繁荣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学说盛行的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需出现强劲增长。这就是说，“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由于‘放弃帝国主义’观念，第三世界更多的是被忽略，而不是被利用”。由此可见，虽然大多数前殖民地在1945年到1973年的长期繁荣期也经历了经济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长期的经济繁荣崩溃，紧接着时间不短的经济危机，加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促使冈际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包括：国际资本市场日益整合、资本所有制国际化、国际贸易扩大、不受民族国家控制的金融集团大发展。促成这些变化的重大机制变革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美元华尔街集权（douar Wall street regime）的崛起（Gowan，1999：19—38）。1971年，尼克松政府的行为“震惊了世界金融市场，宣布美元不再能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意味着固定汇率制的终结”（Held et al．，1999：202）。美国掌控了美元汇率，“因而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Callinicos，2002b：259）。
这种影响过去是用来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1973—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石油生产国获得了巨额现金盈余，于是就将盈余投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机构。随后，外汇交易和国际银行业务激增：这些金融机构接着贷款给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结果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债务大危机。一般而言：
华盛顿和华尔街设法控制大为增长的全球私有资本的流动，迫使其他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其经济向外国资本开放。最后实现了社会经济结构重组，增强了与国际流动金融资本联为一体的国内利益集团的实力。
（Callinicos，2000b：259）
除了加快实行新自由主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还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巨大增长。正如哈曼所说：“195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1913年是9%）。到了199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5.9％。198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达370亿美元，而到1990年，猛增到2,320亿美元，2000年，更是达到11,500亿美元。到200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相当于全球固定资本总额的1/6。”（Harman，2003：39）由此可见，“造成197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时代出现奇迹的，不是世界贸易的增长……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暴涨。最为重要的是，推动这一趋势的跨国公司的涌现”（McNally，2006：38）。与传统帝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对外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发达资本主义核心中流动，而在核心之外却流动得很少；“10个发展中国家吸收了流向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Harman，2003：39）。
“全球化”是国际联系的一种质的飞跃。在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长期繁荣崩溃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全球化实际上在许多重要方面具有特殊性。在这一阶段，世界金融市场日益放松管制、日益联系紧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更少地采取保守主义政策，对国际贸易更加开放；工业生产越来越国际化；通信和媒体材料基础设施促进了即时通信的出现，新闻和文化交流遍及全世界；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超国家机构对各国政府的影响力大为增强。
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特征
为了说清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权的权限，以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可以列入代议制民主的范畴，我们首先需要指出这种历史上特有的民主方式的特征。尽管对代议制民主，在左翼批评家和自由主义维护者之间存在广泛的争论，但都一致认为代议制民主具有几个最典型的特征。
首先，代议制民主是一种专门的民主政治形式，在法律、机制、意识形态和惯例方面都有极大的限定，与社会、经济领域分离开来，同公民社会有明确的政体分野。虽然大多数公民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治理，但他们可以间接参与，尤其可以通过利益集团、党派、媒体和选举来参与。这些就是机制性的“传导机制”，公民由此可以对治理过程施加影响。通常举行的不记名投票选举，派别、领先的候选人、政党之间的竞争，新闻自由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等，都是建立在这些执政者信任度的机制基础之上的（Held，2006：78）。虽说代表体制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法律保障措施维护了个人和少数派的权利。这些都保证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了公民自由，即言论、结社、新闻及其他媒体自由；保证了国家不可以专制对待公民。这方面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法定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我们下一节将会看到，整个19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公民权都有严格限制，没有财产的工人、妇女、原住民和黑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层人民的顽强斗争，公民权最后才扩大到成年人中的绝大多数。赫尔德说：
只是由于公民权实际上扩大到了所有成年男女，自由主义民主才拥有了其独有的当代形式：设定了一系列规则和机构，让多数市民最大限度地参与选举，选出能独立做出政治决定的代表（也就是说，那些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决定）。这些规则包括：政府是民选的；选举是自由、公正的，每位公民的投票都是一样的分量；每一位公民都拥有选举权，而不论其种族、宗教、阶级、性别，等等；信仰自由、信息自由、许多公共事务上表达思想自由；所有成年人有反对政府和担任官职的权利；自由结社，即有权建立社会团体，诸如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政治党派。
（Held，2006：94）
下述观点许多人认同，但也不是一致认同。代议制民主的自由主义辩护者们认为，即使以最具包容性的形式，公民团体也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这些人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利益在优先政策中得到反映，他们没有结社形成独立而对抗的社会阶级。根据自由主义的传统观点，多元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有利于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和持续，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广泛分利和普遍分权的特征。
按照自由主义多元论的观点，公民社会中公民权和政体中的民主机构之间存在传导机制，这能够让公民对政府施加间接的，但也是真正有效的影响。常规性的多党选举给公民提供了选择朝野两党的机会，这让他们可以把不受欢迎的政府赶下台。现任政府受到民意的束缚，选民对下次大选前执行的一整套政策会有预判性的反应。与此同时，公民可以自我结成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持续性影响。通过媒体自由表达观点，确保公民拥有另外的渠道同其他选民交流意见，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可以迫使政府接受严厉的批评。最后，大众性政治党派又让公民有机会参与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政治风向之中，或是对执政党的政策施加影响，或是参加反对党。
按照自由主义观点来行，这些制度机制有史以来第一次保证多数公民能够对国家政府施加有效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公民对政府的影响，在代议制民主中要比在独裁专制中大得多，是在封建主义末期专制国家对农奴和农民进行压迫剥削之上的一种质的飞跃。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对政府所能施加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一论点将在第九章进行深度讨论。
代议制民主在地域上不断扩大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的发展
即使简述一下选举权的扩大，那也得强调我们所理解的当代的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成年人拥有公民自由和选举权，实际上这在民主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近期的变化。的确，只是在19世纪末期以来，我们才第一次看到多数成年人拥有这种自由和权利的民主。选举权的扩大，是人民大众通过斗争反对各种主要限制——阶级、性别和种族——而取得成功的。在多数情况下，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在此类斗争中起着关键作用。有的时候，当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一波遭到失败后，选举权则扩大一点。但这类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向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清楚地表明，选举权决不能永远只局限于有产者手中。
如何定义代议制民主，很有争议。但这也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然后才能决定一个国家什么时候实际上成为民主国家，以及评判这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有多么民主。例如，鲁施迈耶及其同行认为，代议制民主必须具有下列事项：
首先，举行定期、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由普遍而平等的选民选出代表；第二，国家机构要向选出的议会负责（可能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来完成）；第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保护个人权利免受专制国家行为的损害。
（Rueschemeyer et al.，1992：43）
这一定义是根据瑟伯恩（Therborn，1977：4）以前类似的定义而作出的：瑟伯恩提供了关于实行普选的代议制民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确立的十分有用的时间表：澳大利亚（1903）、奥地利（1918）、比利时（1948）、加拿大（1920）、丹麦（1915）、芬兰（1919）、法国（1946）、德国（1919）、意大利（1946）、日本（1952）、荷兰（1919）、新西兰（1907）、挪威（1915）、瑞典（1918）、瑞士（1917）、英国（1928）和美国（1970）。显然，如果标准中不包括成年人全面普选这一项，这些国家成为有限的民主国家的时间多数要早得多。但这一估测突出了新出现的普选制的重要性，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这些国家实行普选制比世界其他地区要早。
不同国家实行普选制的历史背景和方式各有不同，这里显然没法对此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描述。本书前面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叙述，已经提到了四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为争取更大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示范性地解释了大的模式和趋向。工人阶级为扩大选举权而起的重要作用，在英国特别明显。1867年和1884年进行了重要的选举改革，“某种程度上是对先前工人阶级反抗的一种迟到的回应”：
早在宪章运动时期（1830年代末至1840年代末是高潮），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普选制。强力镇压了宪章运动为代表的直接威胁后，站稳脚跟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激烈竞选的压力之下，后来对工人阶级的挑战作出了回应，试图以政治收编的方式吸纳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Rueschemeyer et al.，1992：95—96）
英国的情形很不一般，多数资产阶级并不积极反对选举权的扩大。下一次重大的选举改革，规定所有成年男性有权参加选举，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通过的。由于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努力，1928年所有成年妇女获得了参加选举的权利。因此，选民规模增长如下：1831年，年满20岁者占人口的4.4%；1832年，7.1%；1864年，9%；1868年，16.4%；1883年，18%；1886年，28.5%；1914年，30%；1921年，74%；1931年，97%（Dahl，1998：24）。
正如第五章中所说，美国宪法规定由各个州来决定选举权事务。确实，“直到1868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投票权’这一说法才在联邦宪法中出现；直到今天，美国的基本法律中也没有明确规定普选的内容”（Keyssar，2000：317）。从美国所有州批准宪法的1791年，到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的1928年，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被排斥在选举之外，各种有关财产、税收、宗教、登记和文化水平等资格同样限制了大部分白人工人阶级参与选举（Keyssar，2000：24）。由于不入流的所有人被排斥在选举之外，1824年至1916年的总统选举，参加投票的不到总人口的20%（Dahl，1967：68）。
妇女获得参加联邦选举的权利是在1920年，但在南方直到很晚才实行普选制。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有义务让黑人在南方参加选举，最后终于将南方黑人纳入选民之内”（Rueschemeyer et al.，1992：132）。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差不多实行了全民普选，但在最近的联邦选举中，“只有一半合格的成年选民在总统大选中投了票，在其他选举中，选民投票率不到40%。上个世纪，投票人数大幅下降，美国选民的投票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Keyssar，2000：320）。
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以及工人阶级中的低下阶层投票率最低。
与美国宪法不同，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的1793年宪法有一条规定，所有成年男性有权参加选举，但从未实行过（请参阅第六章）。不过，“法国革命的结果对法国的民主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革命摧毁了领主体制和有地贵族的政治权力”（Rueschemeyer et al.，1992：87）。波旁王朝的复辟政权完全依赖贵族，因此难以为继，随后发生了1830年革命，推翻了复辟政权，资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
上层资产阶级，尤其是那些住在巴黎和金融界的上层，而不是进行街垒战的工匠们，成为后来组建的奥尔良派七月王朝的主要受益者。选举法得以颁布，规定了比前期复辟王朝治下更为广泛的选举权，缴直接税满200法郎的男性，即有权投票。这样，一百七十分之一的居民拥有投票权。
（Rueschemeyer et al.，1992：88）
1848年法国革命在第七章中有所论述。这里不能不提的是，尽管法国革命带来了所有成年男性的普选，但后来又大为缩减，再次把多数工人阶级选民排除在外。虽说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政的第二帝国期间，为总统选举保持了大范围的选民群体，但对行政权没有其他有效的民主约束。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建立了第三共和国。随着共和派在1876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1877年实行了所有成年男性的普选及政府内阁对议会的负责制。但直到1946年，选举权才扩大到妇女的身上。
在德国，“1848—1849年人民运动，实际上取得了所有男性的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但很快被亲资本主义的保皇派的复辟行为颠覆了”（Therborn，1977：14）。20年后，俾斯麦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但目的是为加速实现他统一德意志的计划。这样：
1870年之后，普鲁士人统治的德国出现了，其1871年宪法规定，实现全民普选。不过，德国政体还只是十分不完整的民主。尽管实行了广泛的普选，在当时比英国和美国还要广泛，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府权力仍然是高度集中和不民主的。
（Potter et al.，1997：53）
1870年至1918年，德意志帝国政治上是由一个阶级联盟所统治，一方是富有的普鲁士地主（容克），另一方是重工业界的资产阶级，尤其是铁矿、煤矿、海军船舰制造和武器生产领域的资产阶级。这种“黑麦-铁矿联盟”十分重要，因为“德国资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加反对民主，这至少是德意志帝国政权中，专治势力不减、民主处于弱势的部分原因”（Rueschemeyer et al.，1992：107）。工人阶级一直是支持民主的重要社会力量。1918年德国战败，1918—1919年爆发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兵变、民众罢工四起，有些地方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这些迫使德国改朝换代，皇帝逃离，最后在1919年，《魏玛宪法》诞生了。“这部宪法规定：实行普选，成年男女都有权投票，选举产生负责任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人民享有公民权和政治自由。”（Potter et al．，1997：53）德国民主后来受到了纳粹的压制，二战之后东德又受到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压制，但1949年西德恢复了民主。
正如这些案例所展示的，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提供的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出现得也是很晚，而民主的营建又十分脆弱，需要依赖各种因素，尤其是反对派和支持派阶级联盟之间要达成有效的平衡。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公民民主权利扩大到多数成年人；代议制民主在地缘上不断扩大，世界上不少民族国家加入其中；但其进展直到19世纪晚期，都是十分缓慢的，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973年后，速度得以加快。在1974年，所有国家中可以算作是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只占26.9%；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猛增到了61.3%（Diamond，1999：25）。实行民选政府的民主国家1987年是66个，占所有国家的40%。到1995年，增加到了47.6%；2006年增加到了123个，64%；2011年为60%（195国中的117个）（Potter et al.，1997：9；FreedomHouse，2007：5；2012：4）。
代议制民主在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国家出现得比较晚，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因为工人阶级所占人口比例较小，农民所占比例较大，具有专制政治倾向的大地主拥有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尤其是在工业化欠发达、农业还很普遍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更是这样。最后，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同强国统治阶级建立了特别的联盟关系。此外，如何看待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独立于帝国主义大国，要根据这些国家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略重要性来决定，因而许多国家就容易受到公开或隐蔽的外部干涉。这种局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强加给实力不强、经济较弱国家的国际责任有关。因此，民主化常常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大联系在一起（Ross，2006）。还有，在许多这样的国家，如果反民主阶级力量同国家机器中的强制性或专制势力携起手来，欠发达国家的民主进步就会特别脆弱。
从地缘上来看，从专制政治形式向代议制民主发展的浪潮：
开始于1970年代的南欧，随后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扩大到南美的军事政权，1980年代中晚期又到了东亚、东南亚和南亚。1980年代末，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专制统治发生巨变后，中美洲也出现了向民主化发展的趋势。
（Diamond et al.，1997：l—2）
20世纪90年代，这一浪潮扩大到了非洲。最早是90年代初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下台，1994年经选举产生了非国大政府。而最近，从2010年末开始，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革命起义浪潮席卷了北非和中东，最为突出的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形成了自东欧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对专制统治最为严重的挑战”（Freedom House，2012：1；cf.Callinicos，2011）。
专门论述这种民主化浪潮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绝大多数是反映政治学中自由主义多元化传统的作品。所以，广受认可的是，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是历史上唯一值得看重的民主形式，没有切实可行的“其他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可以同（自由主义）民主相竞争”（Huntington，1996：11）。“第四政体”和“自由之家”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有关民主的历史性数据资源。二者都是从狭义的机制述语来给民主下定义，专门研究各种变量，诸如：政治竞争和参与的程度、行政机构官员遴选、对行政权力的限制、选举过程、言论和信仰自由、结社和建立组织的权利（Freedom House，2012：33；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尽管这两家研究机构受到了严正的批评，因为它们接受了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的资助，在对某些具体国家所出现的民主化进行评估时，采取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态度。但是，两家机构还是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比较和历史性的数据。例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2：3）表示，它所认定为“自由”的国家，2011年“有87个，代表了世界195个政体和3,016,566,100人中的45%，约占全球人口的43%”；“部分自由”国家，“有60个，占全球国家的31％……拥有l,497,442,500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22%”。其实，这样一家机构按照一定依据宣布，世界上65％的人是由全面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来统治，这本身就清楚表明民主化自1860年以来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根据自由主义多元论学者罗伯特·达尔所说，1860年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广泛的选举体制，可以算作是民主国家（Robert Dahl，1998：8）。
代议制民主的全球化影响
民主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它也带有严重的局限性。最重要的事实是，从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方面的转变，往往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大而联系在一起，这是由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剥削特点所致。代议制民主的此类局限性将在第九章中讨论。我在这里主要讨论民主和民主化的一些特定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自主权造成的影响而产生的。在这方面，赫尔德争辩说，“现代民主理论一直聚焦于促进或阻止国家民主生活的各种条件”，可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地区和全球性紧密联系的世界，对于国家决策实体本身的连续性、变化性和可靠性都有重大的疑问”（Held，2006：290—291）。
根据最有影响的学术观点之一，全球化的定义主要是“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加深和加速了全球性的互动联系”'（Held et al.，1999：2）。基础材料设施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如下领域：生产、商品和人员的流动、通信、媒体、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英语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外语，国际法运用扩大，以及建立地区和国际性治理网络：欧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八国集团、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促进了全球性互动联系的加速、加强和扩大。因而：
全球化，是将地区性来往和社会相互交流模式扩大了规模、提高了幅度、加速和加深了影响。它是指一种变化……在与遥远社会有联系的人类社会组织的范围内的变化，扩大了全球主要地区和大陆的国家关系的范围。
（Held and McGrew，2003：4）
这就给民主在民族国家中的变化带来了问题，因为自由派和激进派思想家都认为，公民投票者和决策做出者之间是对应而一致的。“决策者一般来说在划定的领域之内，对其‘产出’（决定、政策等等）和他们的选民——最后就是‘人民’，是要负责任的。”（Held，2006：290；1995：16）这一假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某一特定政府做出了一项决策，比如布什政府2003年决定入侵伊拉克，也对居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产生了敢大影响。一般而言，“有一种概念：民主国家原则上是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未来”，而这种概念因下列领域的变化正在受到破坏：“世界经济、国际组织、地区和全球性机构、国际法和军事联盟，这些方面的运作都会促成或限制一个民族国家所作的选项。”（Held，2006：295；1995：99—140）重要之处是，民主的地缘区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正在地区和全球性层面上重新再造。这种趋势极为重要，因为：
地域界限确定了个人依赖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个人或被允许、或被排除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而不管这种参与是多么有限）。但这些决定的结果，或其他政治群体和机构决定的结果往往超越了国家的边界。这种可能的结果就带来了麻烦，不只是能否让人满意、是否合法，而且关系到民主的所有重要理念：选民的特性、代表的意义、政治参与的恰当形式和范围、审议的程度，以及民主国家作为公民权利、义务和福利的保护者的有关事项。
（Held，2006：292）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极大变化。缘由是生产网络日益国际化；巨型跨国公司增多体现出资本所有制日益集中和集约化；由于资本市场的大范围放松管制和国际一体化，全球资本流动大规模扩张；国际贸易不断增长（Held et al.，1999：149—282；2004：21-33；同见Gowan.1999；PartI，Harvey，2005）。世界经济中这些变化以及其他因素极大地降低了民族国家治理自己国内经济的能力，尤其是按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来治理经济的能力（Held，2004：14—16，30）。
国际政治决策由越来越多的组织作出，反映了“跨国联系迅速扩大，国内外政策日益相互关联，许多国家都希望以国际治理和管辖的某种方式来处理集体政策问题”（Held，2006：298）。这种发展趋势充分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中，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欧盟、联合国（UN）、八国集团（G8）和20国集团（G20），以及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1909年，只有37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76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而到了1996年，政府间国际组织高达4,667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更达到25,260个（Held，2006：298）。
在战后的年代，“国际法的发展使个人、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纳入了法律规定的新型体系之下”（Held，2006：300）。特别是有关人权的国际政策和协定，例如《欧洲人权公约》（1950）、《联合国人权宣言》（1948）和《国际人权法案》，这些协定创立了一系列国际规则，超越和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国家的传统民族自治权（Held，2006：300-301）。全球性的互动联系在运输、电信、纸质和电子媒体、大众文化领域加速发展。最后，由于乱砍乱伐森林、温室气体不断排放、臭氧耗减、江河湖海污染，导致不可再生能源减少和全球变暖等，这些重大环境问题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福界（Held，2004：132—136；Held and McGrew，2007：64—72）。
这些新变化合起来限制了国家政府的行动自由，并模糊了这些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范围”，因为“分不清国内政策的界线，改变了政治决策的条件，更改了国家政体中机制和组织环境，变更了政府的法律框架和理政实践”（Held，2006：303）。一旦国家政府的自治权受到限制及其选民的概念变得模糊，那么通过选举达到选民赞同和符合法律也就出现了问题，此外，最近几十年，全球秩序显示出以下特点：
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跨国公司（生产和金融）手中；由于全球市场的发展和推动，国家的作用受到削减。如此情况之下，很大的风险是，民主政治将越来越弱，最后要适应全球市场的步调——预测全球市场的发展趋势，并加以改变而适应之。
（Held，2006：304）
赫尔德主张，应付这种趋势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建立世界性民主和推行全球范围的社会民主政策，这一主张也存在问题，因为在保持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不可能消除阶级不平等、性别和种族不平等、失业、贫困、工作低效、全球变暖及国家间的工业化军事冲突。因此，尽管需要创立一种能体现赫尔德所说的那些特征的世界性民主，但它也需要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拥有社会主义的本质。例如，世界性社会主义民主，正像赫尔德所建议的，在法律上要确立一系列国际权利，包括许多人误认为不包括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内的公民自由，但跟世界性社会民主不，这一系列权利将消除资本主义所释放出的主要社会和经济力量，而这种力量目前则在系统地破坏着这些权利的确立和有效实施（Roper，2011）。
结语
在写结语之际，有四个重点值得强调。第一，资本主义在集中扩张和广泛扩张方面都有史无前例的能力。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必须持续不断地投资新技术，尤其是要促进工业、农业、运输、通信和服务领域的机械化和资本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市场份额。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也需要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原材料，并将付薪和非付薪劳动成本尽可能地降低。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是一个为了生存和繁荣必须持续不断地扩张的体制。这种扩张的动力，说明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同所有以前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明显不同，从16、17世纪英格兰农村小打小闹开始，一路发展到席卷全世界。
第二，在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那些特别的国家的具体机制结构——从不民主的君主专制到代议制民主——以及促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能力，用资本积累或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机制影响的基本要求那样的简单述语，是不能说清楚的，因为所涉及的过程十分复杂。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一般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帝国主义大国，倾向于为资本主义在国内外扩张保持必要的条件。此外，只有当时形势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对国家政策形成和决策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基本要求相一致，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才愿意支持将选举权扩大至多数成年人。
第三，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资本主义在推动民主化方面具有的历史进步性。虽然代议制民主，从结构上阻止人口中的多数对政府施加有效的影响，至少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代议制民主的政府形式既比封建主义末期和资本主义早期的君主专制高级得多，也比20世纪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统治高级得多。如果同古代奴隶或封建时期的农奴和农民所遭受的政治专断和高压统治与剥削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和农民能够享有公民自由和投票权，确实了不起。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于代议制民主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动力，从而使民主化成为可能，至少是出现了让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力量增大的局面。
第四，尽管确实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代议制民主历史性出现的社会经济必要条件，但这种民主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历史可能，而不是必然结果。例如，当这一体制处于深重危机之时，就像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德国，资本家会转而支持专制运动，从而打压工人阶级组织，这样就降低了劳动成本、增加了利润率和复活了资本积累。所以，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代议制民主相对于资本主义系统性再生产来说，并不总是资本主义理政的最佳方式。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民主化虽然是进步的，但非常具有局限性且十分脆弱，远比多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者愿意承认的要严重。
扩展阅读
过去10年，出现了大量关于全球化的著作。对于“全球化派”和“怀疑派”之间的争论，最好的章节概述是赫尔德和麦克格鲁（Held and McGrew，2003：1—50）为这一主题评论集所写的序言。赫尔德的著作（Held et al.，1999）是论述全球化最好的非马克思主义作品。麦克纳利（McNally，2006）和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2002b，2003a，2003b）则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了最好的有关全球化的长篇著作，并对全球正义运动进行了论述。达尔（Dahl，1989：213—224）、赫尔德（Held，2006：56—95）、霍尔登（Holden，1993：49—72）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1977：l—92）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特点进行了清晰的论述。达尔、夏皮罗和柴巴布（Dahl，Shapiro and Cheibub，2003）提供了符合自由主义传统的关于民主的古今论文集。对民主化最好的论述则是鲁施迈耶（Rueschemeyer et al.，1992）、瑟伯恩（Therhorn，1977）的作品。格鲁格尔（Grugel，2002）提供了很有帮助的介绍民主化的专著，波特等人（Potter et al.，1997）则编著了有帮助的论文集。关于自由主义多元论主流作品的代表性著作，请参看达尔（Dahl，1998）、戴蒙德（Diamond，1999）、戴蒙德和普拉特纳（Diamond and Plattner，1996）、戴蒙德等人（Diamnnd et al.，1997）、吉尔（Gill，2000）、亨廷顿（Huntington，1991）和莱夫特威克（Leftwich，1996）。如果想对世界性社会民主进行阐述和批评性讨论，那就要看罗珀的著作（Rop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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