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第七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七
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过分痴迷于乏味的阶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自马克思写作的那个年代以来，社会阶级的图景已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他们甜蜜幻想着即将带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阶级问题越来越没有意义，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大，谈论阶级斗争就犹如讨论在火刑柱上烧死异教徒那样荒谬。具有革命精神的工人，就犹如邪恶的资本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凭空想象。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如今的首席执行官可能会穿运动鞋、听“暴力反抗机器”[1]、希望员工赞其可爱，就相信社会阶级会从地球表面一扫而光。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并非是以风格、地位、收入、口音、职业或墙上挂的是鸭子还是名画来定义的。几个世纪以来，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努力抗争，有时甚至付出了生命，并不仅仅是为了终结一种势利的态度。
“阶级优越论”这一奇妙的美国概念似乎暗示，阶级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中产阶级应该停止蔑视工人阶级，就如同白人不应该感觉比非洲裔美国人更优越一样。但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是人们的态度。阶级之于马克思，就如同德行之于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你感觉如何”，而是“你在做什么”。阶级问题谈论的是你在某一特定生产模式中所处的位置—你是奴隶、农民、佃户、资本拥有者、融资者、劳力出售者，还是一位小业主。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伊顿公学的学生们说话时开始不发“h”音，或者皇室贵族在夜总会外面的阴沟里呕吐，或者一些更古老的阶级区分形式已经被一种名为金钱的万能溶剂搞得模糊不清而宣告破产。欧洲贵族以亲近米克·贾格尔[2]为荣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一个无阶级社会即将来临。
许多人都在说工人阶级已经消失。然而，在我们谈论这个主题之前，设想一下如果传统的高级资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没有预兆地离去，又会怎么样呢？正如佩里·安德森[3]所指，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等小说家笔下那些令人难忘的主人公现在几乎绝迹。安德森写道：“总的说来，波德莱尔、马克思、易卜生、兰波、格罗茨、布莱希特，甚至萨特或奥哈拉所了解的那种资产阶级，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然而，听闻这个讣告之后，社会主义者也大可不必过分激动。因为安德森接着写道，“过去那种牢固的圆形剧场不过是变成了一个造型瞬息变化的水族馆—项目经理人、审计师、当代资本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他们都在支撑着一个没有固定的社会身份的金钱世界。”阶级的构成一直在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混淆差异、破坏等级，把最多样化的生活形式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起，这符合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哪种生活形式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元化。当涉及谁应该被剥削时，这个体制显示出令人钦佩的平均主义。它像最虔诚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反对等级，像最热切的圣公会牧师那样慷慨地包容。它处心积虑地不落下一个人。只要有利可图，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幼儿和老人、韦克菲尔德的街区和苏门答腊的农村，都会受到无可挑剔的公正对待。但造就了这种平等的是商品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不会核实其潜在消费者在哪里上学，或者是否把“basin”（脸盆）读成“bison”（野牛）。它所施加的，正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那种统一性。
高级资本主义能孕育出无阶级的幻觉，其实一点也不意外。这不仅仅是正面表象（资本主义将其真实的不平等掩藏在它的背后），它更具有野兽的本性。即便如此，现代办公室中亲善的随意着装，跟财富权势差距比以往更大的全球体系之间的鲜明对比，依然耐人寻味。在某些经济部门，老式的等级结构或许已经让位于以去中心化、网络化、团队导向、信息充足、直呼其名和开口衫为特征的组织形式。但跟以前相比，资本集中度更高了，赤贫和无产者的人数每个小时都在激增。虽然首席执行官们穿上了牛仔裤和运动鞋，但这个星球上每天都有十亿人在挨饿。南方国家的大多数特大城市都是疾病横行、过度拥挤、臭气熏天的贫民窟，而约三分之一的全球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内。城市穷人至少占据世界一半人口。与此同时，就在世界的命运正被少数只对其股东负责的西方公司所把持的时候，一些西方人士却以传道士般的热情向世界散播自由民主。
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简单如反对狩猎或吸烟那样“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哪个人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钦佩资产阶级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坚决反对政治专制、财富的大量积累（并由此带来实现普遍繁荣的前景）、尊重个体、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真正的国际社会等等—正是社会主义自身建设的必要基础。阶级历史是用来应用的，不会被简单地抛弃。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既是一股灾难性的力量，也是一股解放性的力量。正是马克思，而不是别的政治理论家，试图审慎而明智地描述资本主义。这跟一面盲目歌颂，一面尖锐谴责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资本主义赋予世界的众多成就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而培养起来，却终将取代资产阶级的一股社会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所在，资本主义秩序生下自己的掘墓人这一景象颇具黑色幽默色彩。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看到劳动者身上具有某种灿烂的美德才聚焦于工人阶级的。盗贼和银行家也在辛苦打拼，但马克思并不是以声援他们而著称（然而，他曾经写过入室行窃的故事，对他自己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精彩的嘲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想尽可能地废除劳动。它也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所经受的苦难而赋予其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有许多群体经常比普通工人更加贫困，比如游民、学生、难民、老年人、失业者和长期无法找到工作的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兴趣，不会因为工人们已经拥有了室内浴室和彩色电视机而中止。工人阶级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面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所处的位置。唯有那些身处体制内部，熟悉其运作，被体制组织成有技术和政治意识的集体力量，虽为体制的成功运行不可或缺，却可以通过推翻现有体制获得实在利益的人，才有可能成功接管它，并本着为每个人谋利益的目的来运营它。没有哪位好心的家长式统治者或外部鼓动者能为他们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在他那个时代，工人阶级占据了大多数人口）的关注，与其对民主的深深崇敬是不可分割的。
马克思之所以赋予工人阶级如此大的重要性，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传播者：
要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阶级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然而在马克思眼中，工人阶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令其他各种不公正（帝国战争、殖民扩张、饥荒、种族灭绝、对自然的掠夺，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甚嚣尘上，工人阶级也因此而具有了远远超出其自身领域的重大意义。就这个意义而言，它类似于古代因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罪恶而被驱逐出城的替罪羊，也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它有能力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石。因为工人阶级既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须，又被其排斥在外，“不是阶级的阶级”这一说法成了一道谜语或难题。工人阶级创造了（完全是其字面意思）社会秩序—资本主义的整个大厦都是建筑在他们默默无闻、持之以恒的劳动之上—但它并没有在这个秩序内找到真正的代表，其人性一面也没有完全获得承认。它发挥了作用，但又一无所有，既具体又普遍，既是市民社会里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事物。
由于社会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是自相矛盾的，工人阶级意味着资本主义秩序的整个逻辑开始瓦解和消融的时点。它是文明中难以捉摸的东西，一个既不在这种文明内部也不在其外部的因素，一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被迫对抗构成它的矛盾的地方。由于现状并不能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实在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在体制内部往往是被忽略的；但也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它能够预见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来。它是“消解”社会（就其作为工人阶级对立面这个意义而言）的力量—在社会秩序中找不到位置的垃圾或废品。由此可见，要将工人阶级重新纳入社会秩序之中，将需要进行多么激烈的破坏和重建。但作为一个一旦掌权便将整个废除阶级社会的阶级，它也能够以更正面的意义消解当前的社会。个体终将摆脱社会阶级的束缚，并且能够自由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工人阶级也是“普遍的”，因为在寻求转变自身处境时，它也能够拉下整个阶级社会肮脏的帷幕。
此处存在另一个讽刺或矛盾—唯有通过阶级，才能战胜阶级。如果马克思主义如此沉迷于阶级概念，那也只是因为它想摆脱阶级。马克思本人似乎把社会阶级视为异化的一种形式。把人简单地称为“工人”或“资本家”实际上是用一种模糊不清的类别掩埋了他们独特的个性。但这是一种唯有从内部才能消除的异化。唯有深刻地认识阶级的存在，承认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虔诚地希望其主动消失，才有可能将其摧毁。这同样适用于种族和性别问题。仅仅如美国自由派那样，把每个人视为独特的个体是不够的（在美国自由派眼中，包括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4]和波士顿杀人狂[5]在内的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们被匿名聚归为一类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一种异化，但就另一种意义而言，这也是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历史再一次沿着“坏的”一面移动。好心的自由派认为理想王国解放运动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独特的个体，但这种看法却没有把握住理想王国解放运动的目的。这种想法本意是要让理想王国的居民能够真正自由地做回自己。但它却忘了，如果人们都能够即刻做回自己，他们也就不需要解放运动了。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关注工人阶级的时候，目光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工人阶级本身。没有哪位有自尊心的社会主义者会相信，单靠工人阶级一己之力就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唯有组成政治联盟，这个如此艰巨的伟业才是可以企及的。马克思本人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支持小资产阶级、农民，特别是在法国、俄国和德国这类产业工人仅占少数人口的国家中。布尔什维克就曾寻求建立一个由工人、贫苦农民、士兵、水手和城市知识分子等群体组成的统一战线。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并非蓝领男性工人阶级，而是古代下层社会的妇女。“无产阶级”一词源自拉丁语“后代”，意指那些过于贫困，除了子宫便无以报效国家的妇人。这些穷困潦倒的妇女没有别的办法为经济生活做出贡献，唯有制造劳动力—生孩子。除了自己身体的果实之外，她们拿不出任何东西。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不是生产，而是生殖。无产阶级最初的来源恰恰不是劳动。然而，她们经受的分娩要比劈石头痛苦得多。
如今，在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和农业劳动中，最典型的无产者依然是女性。维多利亚时期由中下阶级男性从事的白领工作，现在成为了女性工人阶级的工作，女性的薪酬通常低于那些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男性体力工人。伴随着重工业在一战后的衰落，商店和文职工作机会大幅增加，其从业者基本上也是女性。在马克思的时代里，最大的工薪劳动者群体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家庭佣工，其中大多数为女性。
工人阶级并不总是手持大锤的壮汉。如果你这样认为，地理学家大卫·哈维[6]的论断可能会让你大惑不解—他说“目前全球无产阶级的数量远远多于以往任何时候”。如果工人阶级仅仅意指蓝领工人，那么我们或许的确可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数已经显著减少，尽管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类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已转移至地球上更贫困的地区。全球范围内产业工人的数量业已下降这一说法也是确切的。但即便当英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制造工人的数量也不及家庭佣工和农业劳动者。体力劳动趋于减少，白领工作趋于扩展，并非什么“后现代”现象。恰恰相反，这种趋势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期。
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只有体力劳动者才算工人阶级。比如，他在《资本论》中，把商业工人和产业工人置于同等位置，拒绝单独以所谓的生产工人（就直接生产出商品这个意义而言）确立无产阶级的标准。相反，工人阶级包括所有被迫向资本出售劳力，在压迫性制度下苦苦挣扎，几乎完全没有能力改变自身劳动条件的人。从负面角度来说，我们或许可称他们为资本主义垮台最大的受益者。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通常无熟练技术，工资少得可怜，工作毫无保障，对劳动过程几乎没有发言权的下层白领工人，也应该归入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外，无产阶级还包括白领工人阶级，后者包括大量没有任何自主权或权力的技术工、文员和行政人员。我们应该记得，阶级并非一个抽象的法律所有权问题，而是一种利用他人为自己谋利的能力。
那些急于宣告工人阶级已经消亡的人常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服务、信息和通讯业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晚期”、“消费主义”、“后工业”或“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确实带来了一些显著变化。但我们也看到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基本性质。恰恰相反，这些变化大多扩大和巩固了这种基本性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可能跟传统工业劳动一样又脏又累、令人厌烦。提到服务业，我们不光要想到高档厨师和哈雷街的前台接待，还应该想到码头工人，以及运输、垃圾处理、邮政、医院、清洁和餐饮等部门的劳动者。实际上，就工资、控制和劳动条件而言，服务工人几乎与制造业工人没有任何差别。在呼叫中心工作的人跟在煤矿中辛苦劳作的人一样，都受到了剥削。“服务”、“白领”这类标签往往模糊了飞行员和医院搬运工或高级公务员和酒店女服务员之间的巨大差异。正如政治学家朱尔斯·汤森[7]所评论的，“把无法控制自身劳动，工作不稳定，工资少得可怜的低层白领工人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是一种应该质疑的做法。”
毕竟，服务业本身就涉及大量制造。如果说产业工人已让位于银行职员和招待员，那么所有的柜台、办公桌、酒吧、电脑和自动取款机又从何而来呢？服务员、司机、助教或电脑操作员不能算作工人阶级不过是因为他们鼓捣不出有形的产品。就他们的物质利益而言，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秩序能为他们带来的好处，跟受剥削程度最高的工资奴隶是一样的。我们也应该铭记，大量的退休人员、失业者和长期病患者跟临时工一样，都不是“正式”劳动过程的固定组成部分，但他们当然也应该归入工人阶级。
诚然，随着资本主义用技术手段从弱小得多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更多财富，技术和行政管理工作出现了巨大扩张。如果这种现象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驳斥，那么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本人早已小心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他的文字就提到了“数量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斥责称，正统政治经济学忽略了这一群体。这些人“位于工人和资本家中间”—这句话应该足以打破那种认为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简化为两个极端分化的阶级的迷思。事实上，一位评论家认为，无产者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实际上已经开始消失，而马克思也早已预见到了这一点。资本主义虽未被饥馑者和被剥夺财产者所推翻，但它终将因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而陷入衰落，进而产生出一个由自由平等的个体构成的社会。无论你如何评价对马克思的这种解读方式，毫无疑问的是，他充分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在将越来越多的科技劳动者纳入其轨道。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一般的社会知识正在变成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这种说法提前预见出了今天所谓的信息社会。
然而，随着技术和行政管理行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日趋模糊。全新的信息技术导致许多传统职业的消失，经济的稳定性、一成不变的职业结构和工作观念亦随之急剧萎缩。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被无产阶级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某些分支也被再次无产阶级化。正如约翰·格雷[8]所言：“中产阶级发现，他们正重新陷入曾经让十九世纪无产者苦不堪言的经济不安全状况。”许多传统上被归为中下阶层的人士（教师、社会工作者、技术人员、记者、中层文书和行政官员）承受的管理纪律压力日益趋紧，并被无情地卷入这场无产阶级化的浪潮。这意味着一且政治危机出现，他们更有可能会与工人阶级携手合作。
如果高层经理人、管理者和企业高管也愿意放弃各自的事业，那当然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马克思主义者丝毫不反对法官、摇滚明星、传媒大亨和将军们热情涌入他们的阵营。他们不会排斥鲁珀特·默多克[9]和名媛帕丽斯·希尔顿[10]，只要这两人能够进行恰当的忏悔和一定时间的自我惩罚。甚至马丁·艾米斯[11]和汤姆·克鲁斯[12]都可以获得某种初级的临时会员资格。只不过鉴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他们更有可能认同当前体制。然而，如果出于某种奇妙的原因，终结现行体制符合时装设计师的利益，而不符合邮政工人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将其政治关注聚焦于时尚设计师，并强烈反对邮政工人的进步。
由此可见，格局绝非宣称工人阶级已死的理论家所想象的那般清晰明了。在社会的最高层，是一群我们可以公正地称之为统治阶级的人，但这绝非邪恶的资本家的阴谋。其成员包括贵族、法官、资深律师、神职人员、媒体大亨、军队高官、媒体评论员、高层政客、警官、公务员、教授（其中一些为政治叛徒）、大地主、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工业家、首席执行官，以及公立学校校长等等。其中大多数人本人并非资本家，但充当着（尽管是间接）资本代理人。
不论他们是依靠资本、租金，还是工资生活，对这一点均无影响。并非所有挣工资的人都是工人阶级，比如布兰妮·斯皮尔斯[13]。在这一社会阶层之下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管理者、科学家、行政管理者和中低层官僚等群体组成的阶层；在他们下面，是一系列中下阶级职务，比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初级管理者。由此可见，工人阶级阵营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低层白领工人：文职、技术、行政、服务等等。他们在世界人口中占据相当大份额。克里斯·哈曼[14]估计全球工人阶级的规模大约在二十亿左右，并受制于大致相同的经济逻辑。另一种估计认为是三十亿左右。工人阶级的消失似乎不如鲁肯勋爵[15]那般成功。
我们更不应忘记世上巨大的贫民窟人口，其数量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这些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也没有完全处在生产过程之外。他们往往漂移于生产过程的内外，一般工作在低工资、不需要熟练技术、也未受保护的临时性服务业。他们没有劳动合同，享受不到劳工权利，而且也不具备议价能力。这一群体包括小贩、娼妓、制衣工人、童工、人力车夫、家庭佣人和小买卖经营者。马克思本人对不同层次的失业者进行了区分。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流动”失业人口和临时工（马克思把这些人也算作工人阶级）的描述，听起来非常像如今的贫民窟居民的处境。虽然他们没有经常受剥削，但他们当然是经济上受压迫的群体。倘若聚在一起，他们将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社会团体。虽然他们或许很容易被右翼宗教运动利用，但他们也可以聚集起某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反抗行为。在拉丁美洲，这种非正式的经济部门现在雇佣了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他们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无产阶级，而且已经彰显出了相当高的政治组织能力。要是他们组织起来反抗其糟糕的处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基无疑将会动摇。
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工厂的聚集，是其获得政治解放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出于自利目的把工人聚集在一起的行为，也为工人建立政治组织创造了条件，这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统治者的初衷。没有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不能生存，而没有资本主义，工人阶级能够更加自由地成长起来。世界上超大城市的贫民窟居民并没有在生产这个环节组织起来，但没有理由认为工厂是地球上的穷苦人联合起来改变自身处境的唯一场所。像古典的无产阶级一样，作为一个集体，他们最希望看到现行世界秩序的消失，除了枷锁，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消亡被大大夸大了。有些人认为，激进变革循环已经从阶级转移至种族、性别和后殖民主义。稍后，我们将审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有些人认为阶级的问题不过是工厂主穿着长礼服而工人穿着连裤工作服；我们应该注意到，唯有他们才会接受这个非常愚蠢的观点。这些人深信，阶级已经如冷战一样寿终正寝，并因此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文化、身份、种族和性别等问题。然而，在当今世界，这些事物依然像过去那样，跟社会阶层紧密交织在一起。
[1] 暴力反抗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美国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组建于一九九一年。
[2] 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1943- ），英国音乐家，词曲作家，滚石乐队主唱。
[3]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英国左派学者，历史学家。
[4]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美国商业大亨。
[5] 波士顿杀人狂（Boston Strangler），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在美国波士顿市杀害数位妇女的连环杀人犯。
[6]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 ），英国地理学家。
[7] 朱尔斯·汤森（Jules Townshend），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
[8] 约翰·格雷（John Gray，1799-1883），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家。
[9] 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1931- ），媒体大亨，新闻集团主席兼CEO。
[10] 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1981- ），希尔顿集团创始人康拉德·希尔顿的曾孙女。
[11]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 ），英国作家，运动派诗人。
[12] 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1962- ），美国著名影星。
[13] 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1981- ），美国流行歌曲天后。
[14] 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1942-2009），英国记者，政治活动家，曾任《国际社会主义》主编。
[15] 鲁肯勋爵（Lord Lucan），英国著名的谋杀案主角，一九七〇年，鲁肯勋爵将他的家庭保姆误认作他的妻子而杀害。三十多年来他销声匿迹，但最终仍被缺席判定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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