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第三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它将世间的男男女女都视为历史的工具，并以这种方式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个性。马克思相信存在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铁律。封建主义注定将孕育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也必将为社会主义让路。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它和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的国家一样，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本章的讨论：与其他政治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何独到之处？马克思的思想与众不同，肯定不是因为他发明了“革命”或者“共产主义”这些概念，毕竟“革命”的概念在马克思之前便久已有之，而“共产主义”的理想更是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当马克思自己还是一个自由派的时候，欧洲的工人运动就已经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事实上，很难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找到任何独特之处。“革命党”的概念诞生于法国大革命，自然也绝非马克思的创造。
　　那么“社会阶级”的概念又如何呢？这个概念也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的独创，因为马克思曾经明确地表示，这个概念不是他发明的。的确，他重新定义了“社会阶级”的概念，意义很重大，但说到底，这个词不是他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为很多十九世纪思想家所熟知，当然也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大多来自黑格尔，伟大的爱尔兰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威廉·汤普森^[1]在这一点上也比马克思要早。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同样不是马克思的独创。马克思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不存在剥削、由生产者直接管理的合作型社会，并且坚信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但二十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雷蒙德·威廉姆斯与马克思英雄所见略同，而且威廉姆斯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有无数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党派人士，他们虽然支持马克思描绘的社会蓝图，却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两条重要的原理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另一条就是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不断交替。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以上两点都不是马克思的原创。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呢？阶级斗争的确十分接近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但它与阶级的概念一样都不是由马克思创造的。奥利弗·戈德史密斯^[2]在他的诗作《荒村》中用下面的对句描写了一位富有地主的形象：

　　慵躯裹锦袍，
　　勤者半岁饱。

　　这两行诗结构工整、用词精炼、语义对称，与诗中描写的经济上的浪费和不平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明显，诗句所描写的正是阶级斗争。地主穿上了漂亮的锦袍，而佃户却失去了一半的收成。或者如约翰·弥尔顿^[3]在《科玛斯》中所写的：

　　如果每个困苦不堪的正直之士
　　都能分到哪怕一丁点儿
　　那唯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
　　富足与奢侈
　　天之福佑方能不偏不倚地
　　遍洒人间

　　《李尔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事实上，弥尔顿的这一观点是从莎士比亚^[4]那里借用的。伏尔泰^[5]认为，富人的财富都沾满了穷人的鲜血，而财产正是社会冲突的核心。让-雅克·卢梭^[6]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因此，阶级斗争并非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所在，而马克思本人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
　　即便如此，阶级斗争的观点仍处于马克思理论的绝对核心位置。实际上，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那些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正是阶级斗争不断推动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而约翰·弥尔顿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认识。许多社会思想家都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有机的统一，但在马克思看来，构成人类社会的恰恰是各种各样的分化。人类社会充满了互不相容的利益，而它的逻辑不是凝聚，而是冲突。比方说，压低工资能使资产阶级得到实惠，却会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著名的宣告：“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想说的当然不止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如果说我上周三刷牙也能算做历史的一部分，那就很难看出这与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在板球比赛中投出一记右拐球或者疯狂地迷恋企鹅跟阶级斗争似乎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许“历史”指的是那些公共事件，而不是像刷牙这样鸡毛蒜皮的私人小事。不过昨天晚上在酒馆里的那场群架也算是公共事件了，可还是跟阶级斗争不沾边。那么也许历史仅限于那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可是谁来定义什么样的事件算是重大的公共事件呢？伦敦大火算不算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呢^[7]？要让“切·格瓦拉^[8]被火车撞了”这件事成为阶级斗争的事件，那就得满足这样一个条件：驾驶那辆火车的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如果不是这样，切·格瓦拉就算被撞死了也只能算是一起事故。对女性的压迫与阶级斗争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女权运动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华兹华斯^[9]或者谢默斯·希尼^[10]的诗歌也是如此。阶级斗争并不能包罗万象。
　　也许马克思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后人会咬文嚼字地解读他的思想。毕竟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是为了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而这类宣传性的作品中往往会充满夸张的修辞。即便如此，马克思的理论涉及多少内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作无所不包的万物理论，这样显然是不对的。即便马克思主义不能告诉你怎样酿造麦芽威士忌酒，怎么理解潜意识的本质，为什么玫瑰花的香味如此令人难忘，或者世界终究是“有”还是“无”，马克思的理论仍然真实可信。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哲学。它没有提及美或者情色，也根本没说为什么诗人叶芝^[11]的作品能让人感到如此强烈的共鸣。对于爱情、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马克思也闭口不谈。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叙事十分宏大，从文明的起始一直谈到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但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存在许多宏大叙事，比如科学或者宗教或者性的历史，这些都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紧密交织，却不能以“阶级斗争”四个字就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世上的问题如果不能概括为一个宏大叙事就得分为许许多多的微小叙事，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无论马克思的初衷如何，“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并不是说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是阶级斗争。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东西。
　　那么，什么概念才是最重要的呢？比如，阶级斗争是不是比宗教、科学或者性别压迫更重要呢？阶级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为政治行动提供了最强烈的动机。比如民族身份对政治的影响往往大于阶级，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安东尼·吉登斯^[12]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都“与阶级剥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13]。但这种同等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是在道德和政治上，还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上？我们有时把某件事物称为“重要”，是因为它是另外一件事物的必要基础。不过，虽然宗教信仰、科学发现和对女性的压迫都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但还是很难看出阶级斗争是怎样给这些问题奠定基础的。即便我们把阶级斗争这个所谓的“基础”一脚踢开，佛教、天体物理学和世界小姐选美比赛仍然一切如常。毕竟，它们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轨迹。
　　那么，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阶级斗争塑造了许多事件、机构和思想形式，虽然这些事件、机构和思想乍一看都与阶级斗争没有半点关系；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在风云跌宕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的眼中，“历史”并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是指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某种特殊的轨迹。他笔下的“历史”是重大事件发展进程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从古至今整个人类生存经历的重述。
　　那么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理论的最大特征呢？也不尽然。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一样，都并非马克思的原创。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关于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具体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很多争论，甚至马克思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并非十分令人信服。但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的话，我们不妨就此打住。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长期历史变化的理论和实践。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具争议的地方。
　　广义地说，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就是特定生产力和特定生产关系的结合。生产力指的是我们用来改造世界、重建物质生活的工具。这个概念涵盖所有为了生产提高人类掌握或控制自然的东西。如果用电脑进行物质生产，而不是用来跟伪装成友善陌生人的连环杀手聊天的话，那么电脑就是一种生产力。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驴子就是一种生产力，人的劳动也是一种生产力。但这些生产力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总会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关系意味着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由一个阶级占有和控制，并以此剥削另一个阶级。
　　马克思相信，生产力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但这并非意味着生产力会一直不停地向前发展，因为马克思似乎认为生产力有时会陷入长期的停滞。无论哪个社会阶级，只要掌握了物质生产，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在这个版本的历史中，生产力似乎一直在“挑选”那个能最大限度促进其发展的社会阶级。但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一点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已经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开始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出现矛盾之时，政治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有能力推动生产力前进的那个社会阶级将最终接管此前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手中的权力。例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历经坎坷，但是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关系一直走到今天。而终有一天，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衰亡，工人阶级将接替资产阶级，成为生产的拥有者和控制者。马克思在著作中还曾经宣称，只有在前一个阶级已经将生产力发展得足够充分的情况下，新的社会阶级才可能当家作主。
　　这一观点在下面这段著名的论述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说明：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4]

　　正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存在很多问题。其一，马克思凭什么认定生产力总体上一直在发展？诚然，科技的发展往往具有累积性，这一点体现在人类不愿意放弃他们在提高生活水平和生产效率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上。这是因为我们人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性，而且还有一定的惰性，因而总是喜欢寻找更加省力的方法（这就是超市收银台附近等待结账的队伍长度基本一样的原因）。就像如今大概没有人会弃电子邮件不用，而选择在石头上写字一样。同时，我们还能将科技的进步代代相传。就算一项技术本身已经消失，但是关于这项技术的知识却很少失传。不过，这种事实的描述太过泛泛，根本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比如，这种说法没有解释生产力为什么会在某些历史阶段取得发展，却会在另外一些历史阶段停滞不前。社会科技水平是否能取得重大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那种与生俱来的驱动机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需要，而不是历史的通例。他们反对那些断言每种生产方式都一定由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设想。不过马克思本人是不是也持这样的观点还存在疑问。
　　其二，这个理论没有指明那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阶级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拣选出来的。毕竟生产力不能像鬼魅一样遍览社会各阶层，然后找出其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统治阶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不会是出于利他的动机，正如他们夺取权力也并非只是为了让贫困者过上温饱的生活。恰恰与此相反，统治阶级追求的是自身的物质利益，他们的目的是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取剩余价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从整体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充实了人类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统治阶级垄断着阶级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无法触及的资源，但他们所积累起来的这一大笔财富终有一天将能被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继承。
　　很显然，马克思认为物质的财富会腐蚀我们的道德。即便如此，他并不像一些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认为应该将道德和物质割裂开。在马克思看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绝非一部直线进步的史诗。相反，我们一直蹒跚前行，从一种阶级社会到另一种阶级社会，从一种压迫和剥削到另一种压迫和剥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令人沮丧的事实看作是持续不断的向上运动，因为毕竟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有了越来越复杂的需求和欲望，开辟出越来越精细而卓有成效的合作方式，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不断用新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些历史的遗产将被全人类继承，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却离不开暴力和剥削。终有一天，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将能利用这些财富为全人类造福。但积累财富的过程却将大多数人拒之门外。因此马克思曾经评价说，是“坏的方面推动历史不断前进”。为了未来的正义，现在的非正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与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恰恰水火不容：没有剥削就没有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准确地看到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两者既相互冲突，又密不可分。马克思诅咒阶级社会的道德沦丧，但他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谴责，他还认识到，人类精神上的充实需要物质的基础。对于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来说，体面的社会关系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每次人类沟通方式的发展不仅会带来新的社群，也会造成新的分化。新的科技可以阻碍人类潜力的开发，也可以促进人类潜力的发展。我们不应该盲目地为现代性欢呼，但也不能轻蔑地将现代性说得一无是处。现代性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只是同一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因此辩证的方法才是看待现代性的正确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其矛盾的本质。
　　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存在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同样的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每次阶级社会之间的转换中都会发生作用？是什么让漫长的人类历史得以保持这奇妙的统一？如果政治上的反对派势力足够强大，能不能在统治阶级如日中天之时推翻它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生产力开始衰退呢？生产力的发展对新兴的统治阶级有没有可能反而是一种危害呢—比如说生产力的进步创造出更强大的压迫工具？的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们在技术水平、组织和教育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高，（或许）在政治上也愈发自信和成熟；但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意味着更多的坦克、监视摄像头、右翼报纸和劳动外包模式。新技术可能会使更多人失去工作，从而使人们在政治上变得迟钝。无论如何，决定一个阶级发动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的，不仅是看这个阶级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考量一个阶级力量的强弱，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决定，而我们又怎能轻易判断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能衡量一个阶级的力量呢？
　　社会关系的改变并不能单纯地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生产力方面的开创性变革并不一定会带来新的社会关系，工业革命就是明证。同样水平的生产力也可以与几套不同的社会关系共存，比如前苏联斯大林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共生。从古至今的事例已经表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可以与许多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相结合。或者同样的社会关系也可以孕育出不同的生产力形式，例如资本主义工业与资本主义农业。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总是携手共进的。事实上，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存在着许许多多生产关系的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将会最终实现往往是无法预知的。
　　即便当历史真的到达转折点时，也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革命的阶级，可以挑起历史的重担。有时偏偏就没有一个阶级有能力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正如古代中国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
　　即便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仍然能给我们很大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两者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如果要让一些人比别人活得更舒适，必须要先创造出一个足够大的剩余价值，而这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个阶段才能实现。在每个人都依靠放羊挖野菜才能勉强维生的时代，显然无法维持一个供养着无数诗人、侍从、小丑和管家的王室宫廷。
　　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而且只要人类社会的剩余价值还不足以让全人类共享，这样的情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生产的组织方式迫使一些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将他们的剩余劳动交给另外一些人，就一定会出现阶级的分化。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没有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价值总量极少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自食其力，没有任何人能依靠他人的劳动过活，因而也就没有阶级之分。之后，社会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也就出现了靠他人辛苦劳动养活的剥削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剩余价值，使消除物质匮乏、消灭社会阶级这样的目标成为可能。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将这个目标变为现实。
　　但为什么生产力在与社会关系的较量中总能占据上风—或者为什么社会关系总是对生产力唯命是从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此外，这一理论似乎并不符合马克思笔下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某些方面也不符合马克思对从奴隶制如何发展为封建主义的描述。另外，一些早已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级仍然能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把持社会的主导地位。
　　这个模式的一个明显缺陷就在于其宿命的论调，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挡生产力前进的步伐，历史以其不可改变的内在逻辑不断发展。一个“主体”（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不符合这一主体的政治建构被不断推翻。这是一种极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但人类社会进步的真实图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最终将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我们在此过程中将要付出的代价之大是令人震惊的。生产力的每次进步无论对于文明还是野蛮都是一种胜利。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能带来全新的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必然是以流血牺牲为代价的。马克思并非一味兜售进步的无知者。他很清楚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
　　阶级斗争的存在往往会给人以“世人皆自由”的感觉。的确，很难看出罢工、停工和占领工厂这一切举动都出自某种上天的神意。但如果这种行动本身已经被计入那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中了呢？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或许可以参考基督教中神意天命与个人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对于基督徒，我勒死一个地方警署的警长是我个人的自由意志；但上帝在永恒之中早已预见到了我的行为，一切不过是按他早已计划好的剧本进行。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就知道我一定会那么做，在设计宇宙蓝图的时候也早已把这一点考虑在内了。如果我不喜欢现在的泰迪熊，而请求上帝赐予我一个更漂亮的泰迪熊，并不是因为我指望上帝听了我的祈祷之后能改变心意。上帝从来不会改变心意。真实的情况是，我的祈祷让冥冥之中的上帝决定赐给我一个泰迪熊，而我祈祷这件事本身是上帝早已预料到了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天国的出现并非注定之事：只有人类从现在为之奋斗，神的国度才会在未来降临人间。但世人之所以会出于自愿为神的国度而奋斗，也是受了上帝的恩典。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由与必然性也有类似的关系。马克思似乎有时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自由意志的阶级斗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注定会激化，而且在某些时候，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可以准确预知的。就拿社会主义的问题来说，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出现。他曾经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将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工人阶级的胜利说成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这并非因为马克思相信历史深处的神秘法则会自然而然地将人类带入社会主义，无论人们是不是为之付出了努力。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到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历史宿命论是治愈政治无为主义的良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没能挫败法西斯主义的阴谋，正是因为历史宿命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人们一度相信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灭顶之灾时的垂死挣扎。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十九世纪的人们对“不可避免之事”的热切渴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句子总会让人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马克思并不认为存在产生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我们就都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亡，工人阶级必须挺身而出，接过社会的领导权。对于那时已经成为占社会多数的工人阶级来说，这不仅对他们有利，也是他们力所能及的。那时候他们将得以充分施展才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既然已经有能力改变这个体制，为什么还要继续忍受痛苦呢？既然可以够得到，干吗还要强忍奇痒呢？正如基督教理论宣称人的自由行动都是冥冥之中定数的一部分，马克思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必将引导人民凭借自已的自由意志彻底扫除资本主义的残余。
　　那么也就是说，马克思讨论的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人们必然会做的事情。但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自由意味着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一定会做的。即便你因饥肠辘辘而腹痛难忍，你也有权选择对面前一块嫩滑多汁的猪排视而不见。如果你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你或许会选择饿死。但我只能采取一种行动，而且我必须采取这种行动，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是自由的。资本主义或许正在毁灭的边缘上苦苦挣扎，但取而代之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也可能是法西斯主义、野蛮或者别的什么主义。也许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工人阶级极度衰弱和腐化，而根本无法采取任何建设性的行动。在某个特殊时期，马克思反思到阶级斗争可能会造成相互竞争的阶级“玉石俱焚”。
　　或者—马克思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改革防止政治上的反抗。社会民主正是资本主义抵御灭顶之灾的堡垒。在这样的体制中，资本主义利用从发达生产力中获取的剩余价值收买革命者而避免革命，这与马克思描绘的历史架构是不相符的。马克思似乎相信资本主义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资本主义制度终有一天将土崩瓦解，而到那时，工人阶级必将崛起成为社会的主人。但这种观点首先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当代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时代更加复杂的）方式笼络人心。毕竟在马克思的年代，资本主义还不具备像福克斯新闻频道和《每日邮报》这样无孔不入的宣传工具。
　　当然我们也可以预想另一种未来的可能性，那就是根本没有未来。在马克思写作的年代，他不可能预见到核屠杀或者生态灾难，更不用说小行星撞地球了—有些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这都比社会主义革命的结局要强。任何历史宿命论都可能在意外事故的风暴里翻船。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探究马克思是多大程度的宿命论者。如果马克思的著作中除了生产力能孕育某种生产关系之外就再无他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而这样一个结论是几乎所有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接受的^[15]。在这种观点看来，创造人类历史的并非人类本身，而是那些有着自主意志、痴迷于拜物教的生产力。
　　但马克思的作品中同时也体现出另外一种思路。根据这种思路，社会关系的发展优先于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资本主义最终能取代封建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比封建主义更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因为乡村的封建主义社会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所取代。是封建主义的环境孕育了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的崛起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此外，生产力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的扩张不是因为生产力本身具有要求不断发展的内在倾向，而是出于阶级利益的驱动。而在当代，生产力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飞速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如果不能持续扩张就无法生存。
　　在这个非主流理论中，人类以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面目出现，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马克思曾经谈到，他和恩格斯对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观点已经强调了大约四十年^[16]。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结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宿命论也就失去了根据。你可以说阶级冲突是注定要发生的—因为不管怎样，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本来就是有利益冲突的，这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但这种“客观存在”的利益冲突只是在某些时候才体现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又怎能是预先设定好的呢？马克思或许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但他肯定不会认为“工厂法案”或者“巴黎公社”是人类必然的选择。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骨子里的宿命论者，他就会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实现。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从水晶球中窥探天机的占卜术士，而是一个谴责世间非正义的先知。
　　马克思曾经这样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并不占有巨大财富，也没有发动战争。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利用人实现自己目的的独立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17]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的评价，让人感到似乎阶级关系才是这些社会的首要因素。同时他还坚持认为，无论是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这也就意味着历史不必严格地按照线性的轨迹向前发展，各种生产方式也不一定遵循着某种内在的逻辑相互交替。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非是封建制度内部的某种特别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历史不再是一块由一根完整的长线编织成的锦缎，而是一条由无数纷争和间断拼凑起来的长卷。恰恰是资产阶级，而不是马克思，喜欢用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进化论来解释这个世界。马克思反对那些指责他试图将整个人类历史归于一种规律之下的观点。他发自内心地厌恶这种冷酷无情的抽象总结，而这正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典型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将唯物主义方法作为调査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是将其用作一种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扭曲历史事实的现成模板，那唯物主义就变成了它的对立面。”^[18]马克思警告说，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看法不应变成“忽略各国历史环境的不同，用命运确定的一般性道路来解释各国情况的历史哲学理论”^[19]。如果某些潮流曾经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过作用，那就一定存在与之相对的“逆流”，这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是不能确定的。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贬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而强调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样的做法未免戒备心太强了。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马克思对待这一观点是十分认真的，而绝非儿戏。同时，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用这种方式阐释马克思的理论。一些评论者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他之前深信不疑的观点，不再认为生产力是历史的英雄了。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缺乏说服力。然而，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认为合理的观点。只有那些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将马克思的作品视为不可改变的圣典箴言，而且他们的数量也远远少于基督教非正统的信徒。
　　总体来说，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是一个否定人类自由行动的宿命论者。恰恰相反，他是个人自由的明确拥护者，并且一直热衷于讨论人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他的作品中这种观点更是俯拾皆是）。恩格斯在一些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但他一生都对军事战略的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这可不像是那种相信听天由命的人做的出来的事^[20]。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勇气和坚持是政治胜利的基石，但似乎也认为突发事件能对历史的进程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一八四九年的霍乱疫情致使法国武装工人阶级的最终溃败就是很好的例证。
　　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不同于宿命论的。非宿命论者也可以认为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就连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死亡的必然性。如果所有的德克萨斯人都试图挤到一个电话亭里，那么肯定有人会被挤成肉饼。这是物理学的原理，而不是天定的命运。即便那些人全部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也不能改变有人会被挤伤的必然结果。我们自发采取的行动常以一种异化的力量面对我们。马克思关于人类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
　　“必然性”还包含其他的含义。“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并不是说我们除了这两种道路之外就再无选择。这么说只是为了强调，“如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后果将不堪设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如今……个人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但这里的“必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告诫，并不是说“谁不废除私有财产，谁就死路一条”。那么，马克思或许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宿命论者，但他的作品中的某些阐述的确传达了一种历史宿命论的思想。他有时会将历史的规律比作自然的法则，比如在《资本论》中他曾说，“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必然的结果”^[21]。有一次，一位评论者说马克思的作品将社会的演进等同于自然的进化，马克思似乎深表赞同。一位书评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作品反映了“现行秩序的必要性，以及现行秩序必将演变成为的另一种秩序的必要性”，马克思也在作品中引用了这句话，以示赞许^[22]。至于这种朴素的宿命论如何与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和睦共存，是一个仍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恩格斯曾多次明确地将历史规律与自然法则区分开来，但恩格斯本人也曾多次强调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马克思似乎曾经有过从自然中为历史寻找基础的念头，但他也强调，人类创造的是历史而不是自然。他有时批评那种用生物学原理解释人类历史的方法，还反对那种认为存在真实普遍的历史法则的说法。与许多十九世纪其他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利用了自然科学的权威性和知识无上的模范作用，为自己的作品赢取合法性。但他或许真的相信，人类可以利用科学的确定性了解所谓的“历史的法则”。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认为在马克思的眼中，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就像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确凿无疑。他绝不可能将历史的演进等同于风暴的形成。诚然，马克思认为历史事件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规律性，但持这种观点的绝不是他自己。将历史看作全无章法的随机事件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或者大体上可以预判的趋势，所谓“有的放矢”就根本无从谈起。这并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除了不变的铁律与纯粹的混乱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选择。正如任何人类活动都有利有弊，任何社会在开辟全新的未来可能性的同时，也都会消灭一些其他的选择。但自由与限制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绝非必然。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在艰苦的经济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努力，往往会以某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而告终。无数失败的社会实验已经证实了这一历史规律的正确性。那些反对“历史法则”说法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这个关于他们自己的例子面前也会改变态度。但那些声称“在艰苦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会带来斯大林主义”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一说法忽视了发生意外的可能。或许百姓会起来反抗，夺取政权；或许一些富国会出乎意料地伸出援手；或许某一天突然发现的巨大油田会使社会主义经济的民主建设成为可能。
　　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马克思似乎并不相信从古至今的各种生产方式是按照不可改变的规律依次交替的。恩格斯曾说，历史是“沿着折线跳跃前进的”^[23]。一方面，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本来就不仅仅是交替的关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并存。另一方面，马克思曾明确表示，他对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观点仅限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情况，而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从生产方式的角度上说，并非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生产力发展的全部阶段。布尔什维克就成功跨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长期阶段，将半封建主义的俄国带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一度相信，他的祖国德国在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之前必须经历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后来，他似乎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转而提出可以跳过中间的阶段，通过一场“一劳永逸的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启蒙运动的典型历史观就是将历史视为有机进化的过程，每个历史阶段都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新的历史阶段，而整个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进步”。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是以暴力、分裂、冲突和间断为特征的。人类的确在不断进步，但正如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评价印度时所说的那样，进步的过程像极了一个用无数死者的头颅为觞、饮用琼浆玉液的邪神。
　　马克思到底有多么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也关乎道德呢？他似乎并不认为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可或缺。要摆脱某种生产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当然，这种选择的自由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你很难把一个消费资本主义的社会倒退回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除非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核战争。已经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会使这种倒退看起来既没有必要，也不受欢迎。但有一种运动被马克思认为是必然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离不开资本主义。在自利心、残酷的竞争和不断扩张需要的驱动下，只有资本主义能使生产力得到充足的发展，创造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足以使所有人受益的剩余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许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必须要有其他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国家。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跳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而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但他并没有说，俄国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外部的资本主义资源。一个国家或许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的阶段，但要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国家就必须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获取资源。
　　这就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道德难题。就像一些基督徒将“恶”视为实现神创人性必然要经历的试练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贪婪或者恶毒，它都是人类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必须经受的考验。事实上，我们不仅应该容忍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更应该积极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马克思自己就曾在作品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鼓掌叫好，因为只有这样，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会畅通。例如，在一八四七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克思就为自由贸易辩护，称它加速了社会主义的到来。他对德国统一的热切期盼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统一能促进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位革命社会主义者还曾多次在著作中流露出对进步派资产阶级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尽早结束人类的“野蛮状态”。
　　这种想法在道德上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善意到底能不能成为恶性的辩护？那些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而犯下的暴行是不是应该受到我们的谴责呢？如果社会主义的实现离不开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恶，那是不是说恶行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呢？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以占大多数的个人甚至阶级为代价的。”^[24]他的意思是，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类的善最终将战胜恶，但这一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包含许多痛苦和不公正。最终使我们得以享受自由的物质财富正是非自由的结果。
　　有人怀着行善的目的作恶，有人则努力将别人做的恶事转化为善果，这两种方式有天壤之别。资本主义这个“恶”不是社会主义者做下的，社会主义者也无须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负责。但既然这个恶已经犯下，改恶向善才是理性的做法。这样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因为资本主义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恶”。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是马克思自己几乎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体制不仅能孕育自由和解放，也能带来野蛮和奴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却无法让大多数人享受创造财富的成果。即便如此，我们总还是有能让社会的大多数公民享受这些财富的方法。我们可以推翻那个强调个人主义的贪婪制度，将这些财富投入社区，将此前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量限制在最小的程度。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将人们从养家糊口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真正过上自由的生活，真正有能力实现自身创造的潜力。这就是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
　　这也绝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我们当然希望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人类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不是一种“目的论”。目的论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是之前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本身都是必需的，而所有这些历史阶段都是实现某种特定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个目标本身是必然的，它是隐藏在整个历史过程背后的驱动力。在这样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多么令人厌恶或者多么负面的东西都是对实现最终目标的一种贡献。
　　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左。说人类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美好的未来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而存在的，也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只能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罪恶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能为资本主义犯下的罪恶辩解，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实现的意义也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通过某种内在逻辑与之前的社会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是为了其他阶段而存在的。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跳过某些阶段是可能的，而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不是一直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进。我们的确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一切都是历史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悄悄做出的准备。
　　资本主义时代的成绩无可置疑。从麻醉药剂的发展到死刑改革，从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到赋予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些社会进步本身就值得我们肯定，而不是因为它们将来能为社会主义所用才显得珍贵，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逃过历史的审判。我们可以说，即使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在阶级社会中得以实现，人类为这个理想的结局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太高昂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要延续多久、取得多大的成就才可以抵消阶级社会在历史上造成的巨大痛苦？就像任何努力都不能让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样的暴行变得合理，社会主义是否真的有能力彻底补偿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25]“说：“历史的轨迹穿过无数个人的悲伤与痛苦。你可以对这两者之间的事实做出解释，但却无法为这些悲伤和痛苦做出辩护。”^[26]
　　通常来讲，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篇章—共产主义—也足以令人欢欣鼓舞。但不能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气质也就不能理解其复杂的深意。马克思主义叙事的悲剧性并不在于悲惨的结局。即便世间男女最终都皆大欢喜，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祖辈为了他们的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有太多人倒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路上，壮志未酬，被人遗忘。除非我们可以起死回生，不然我们无以补偿这成百上千万人的冤魂。这正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悲剧所在。
　　阿加兹·阿赫默德^[27]很好地领会了这一点。他对于马克思的评价虽然针对的是农民阶级的消亡，但他表达的观点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他写道：“（马克思让人体会到）令人吃惊的混乱和无法弥补的怅然若失；道德的困境使人们无论抚今抑或追昔都无法释怀：不幸之人亦有不争之处，而人类历史的成败是非背后不过是物质的生产。最终，仅剩的一丝希望将引导人们迎来这冷酷历史尽头的光明。”^[28]悲剧不一定就是毫无希望。只是悲剧中的希望到来时往往伴随着恐惧和颤抖，而迎接它的往往是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
　　最后，还有一点是我想特别指出的。我们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果一个国家要在尽可能符合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的前提下从很低的层次发展生产力，那么它能否成功呢？这将会是一项极端艰难的任务。但大体来说，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统治俄国时期左翼反对派的观点^[29]；虽然左翼反对派的计划最终失败了，但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是当时的条件下应该釆取的正确策略。如果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呢？如果没有这些惨无人道的方法，难道人类就无法发展马克思眼中那些最宝贵的人类财富，就无法创造物质繁荣，开发人的创造性，实行政治自决，构建全球通讯网络，保护个人自由，发展文化了吗？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难道就不能创造出像拉斐尔^[30]和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人物了么？想到古代希腊、波斯、埃及、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灿烂辉煌的文化和科技成果，我们不禁要问：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否真的必要？拥有先进科技和广泛自由权利的现代人是否一定比精神自由的原始部落成员生活得更好？民主带来的好处与屠杀造成的痛苦相比，究竟孰轻孰重？
　　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假设我们中的一些人从核战争或者环境灾难中幸存，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建文明；既然我们都很清楚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头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呢？

^[1] 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775-1833），爱尔兰哲学家和社会改革人士。

^[2]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剧作家，代表作包括喜剧《善性之人》和《屈身求爱》。

^[3]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著名诗人，代表作《失乐园》。

^[4] 威廉·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集大成者。

^[5]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6]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7-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

^[7] 发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到九月五日的伦敦大火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建筑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8] 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

^[9]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10]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 ），爱尔兰诗人，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1] 威廉·叶芝（William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神秘主义者。

^[12]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欧洲当代思想界少有的大师级学者之一，剑桥大学教授。

^[13] 引自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牛津，1989年，第143页）。

^[1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68年，第182页）。

^[15] G..A.柯亨所著的《为马克思历史理论所做的辩护》（剑桥，1978年）中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一个错误的观点很少能得到这样的认同。S.H.瑞格比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曼彻斯特和纽约，1987年）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了很好的记述，我在本书的写作中也对他的作品有所借鉴。

^[16] 引自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与克里斯·哈蒙著《变革中的工人阶级》（伦敦，1983年，第13页）

^[17] 马克思，《神圣家族》（纽约，1973年，第101页）。

^[18]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选集》（莫斯科，1975年，第390页-第391页）。

^[19] 同上（第293页-第294页）。

^[20] 约翰·马奎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剑桥，1978年，第123页）中提到了这一点。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纽约，1967年，第9页）。

^[22] 引自丁·博托莫尔（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牛津，1983年，第140页）

^[23] 引自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世界》（伦敦，1972年，第6页）。

^[24]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伦敦，1972年，第134页）。

^[25]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理论。

^[26] 引自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著作中自然的概念》（伦敦，1971年，第36页）。

^[27] 阿加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生于印度，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评论家。

^[28] 阿加兹·阿赫默德，《以理论的名义：阶级、民族、文学》（伦敦，1992年，第228页）。

^[29] 所谓的“左翼反对派”是存在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派系，其实际的领导人是列夫·托洛茨基。

^[30] 拉斐尔（Raphael，1483-1520）意大利著名画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代表作有《西斯廷圣母》和《雅典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