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第二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二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一旦将其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对于那些衣食无忧、将自由和民主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看上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来说，与马克思有关必然意味着饥荒、困苦、折磨、强制劳动、支离破碎的经济以及具有可怕压制力的国家机器。那些对这一切惨剧视而不见的人不是头脑愚钝、甘于自欺，就是附庸政治、道德堕落。僵化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丧失自由和物资供应的短缺，因为这是废除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那些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功业，在西方有很多狂热的信徒。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督教。而那种彻头彻尾都浸在血液中的文明也并非不能获得天性善良的体面人的支持。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不乏先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隶制、大屠杀、暴力和剥削的产物。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是在无数人的血泪中造就的；只是资本主义存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使人们得以忘记它过去的黑暗和恐怖。马克思没有患上资本主义的健忘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体制尚处于萌芽期。
麦克·戴维斯在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中记述了十九世纪末期，本可避免的饥荒、干旱和疾病如何在印度、非洲、中国、巴西、韩国、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在所有这些灾难中，许多都是自由市场的教条一手造成的，诸如飙升的粮食价格使普通百姓不得不忍饥挨饿。这些可怕的灾难并非维多利亚时期的专利。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全球每日仅靠不足两美元度日的人口数量增长了将近一亿[1]。今天，三分之一的英国儿童生活在救济线以下，而英国的银行家们每年拿着上百万英镑的奖金还觉得心有不甘。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带给我们的除了这些令人心痛的恶果之外，也有一些可贵的优点。如果没有马克思曾衷心赞赏的中产阶级，我们将失去自由、民主、民权、女性主义、共和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宝贵遗产，我们也不会有机会见识到贫民窟、血汗工厂、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梅尔·吉布森[2]。而“社会主义体制”也有自己的成就。中国和前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却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中国和前苏联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对情绪。西方巨大的敌意将前苏联卷入了军备竞赛，破坏了本来就问题重重的国内经济，并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崩溃。
尽管如此，前苏联在不断推进卫星计划的同时，仍能保证为占到全欧洲总人口一半的人民提供廉价的住房、燃料、交通和文化产品，实现充分就业，并维持一套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而且在此期间，前苏联的社会平等和人民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之前的程度。而实行共产主义的前东德，有理由为自己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儿童保健体系而自豪。前苏联在对抗法西斯邪恶势力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推翻世界殖民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前苏联人民在对抗外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万众一心，而西方国家似乎只有在杀害外国土著居民时才能勉强维持团结。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代替自由、民主，或是商店里的蔬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成绩就不该被我们铭记。当前苏联的加盟国最终投向自由和民主的怀抱时，资本主义为他们开出的是“休克疗法”的药方。而所谓“休克疗法”不过是美其名曰“私有化”的明抢，它造成上千万人失去生计，贫困和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公费幼儿园关门歇业，女权丧失，此前曾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社会福利体系也被推向崩溃的边缘。
即便如此，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功绩还是不能盖过它造成的损失。或许你可以说在前苏联成立之初所面临的那种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一个独裁式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后来转向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他类似的状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大体而言，如今人们观念中的斯大林主义已经定格为充满血腥的拙劣实验，它们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让那些能从社会主义体制中获得最多益处的人们也对社会主义不屑一顾。而资本主义又如何呢？在我写作此书之时，西方国家的失业人数已经超过数百万，并且仍在稳步增长，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依靠着从同样囊中羞涩的人民那里盗取来的数万亿美元才得以避免经济崩溃的结局。亲手将世界金融体系拖向深渊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们正在争先恐后地接受整容手术，以免满腔怒火的百姓认出他们，把他们大卸八块。
的确，资本主义曾经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为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资本主义，斯大林也做到了，虽然他们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人力代价。这已经不仅是大屠杀、饥荒、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的问题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只有在对大多数人实行野蛮剥削的情况下才能创造财富。也许从长远来看，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毁灭我们的星球。一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就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3]。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壮举除了依靠时间循环之外再无他法，就好比要在中世纪发明电脑一样。斯大林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认为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壮举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在社会总财富本就不多的时候，根本没办法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以使所有人都受益。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消除社会阶级的划分，因为物质结余太少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对财富的争夺终将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复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革命，只能让“龌龊的老一套”再次出现。其结果无非是物质匮乏的社会化。人的谋利动机是白手起家积累财富的最有效方式，无论这种方式多么野蛮残忍。贪婪的自利心能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大量的财富，虽然与此同时惊人的贫困也伴随而来。
马克思主义者从没想过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的国际性。这是冷静的唯物主义认识，而不是虔诚的理想主义。在这样一个国家间生产专业分工明确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就无法利用它想要消除物质匮乏而必须依赖的全球性资源。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仅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不够的。“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怪异概念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明创造。从一定程度上说，斯大林提出这个说法是为了讽刺其他国家没有向苏联施以援手，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要在某处发生。但在一国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以一个极度孤立的国家的情况判断社会主义的好坏就像是单凭对卡拉玛祖精神病人的研究便给全人类下结论一样[4]。
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本来就是一件令人沮丧的艰巨任务。普通百姓们恐怕不会乖乖地忍受创业过程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因此，除非这项工程是在民选机构的控制下，依照社会主义价值逐渐展开的，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集权国家强迫百姓们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布尔什维克时期的俄国实行的对劳动的军事化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奠定经济基础的努力反而破坏了以大众民主和真正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就好像你应邀去参加一个聚会，到了地方才发现不但要亲自烤蛋糕、酿啤酒，还得打地基、铺地板，几乎没有玩儿的时间了。
理想状态下，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求有掌握高水平技能、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人民，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开明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民主的习惯。如果一个国家连屈指可数的几条高速公路都无钱维修，如果一个国家连保障人民抵御疾病或者饥饿的措施都没有，那么上述这些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都无从谈起。在那些有着被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上述条件的缺失格外常见，因为没有哪个殖民主义者热心于赋予那些被奴役的“下等人”公民自由，或者为他们建立民主机构。
正如马克思坚称的那样，社会主义还要求缩短每天的工作时数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社会的男男女女们有时间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治得以成为可能。如果人民穷困得连鞋子都穿不起，那么这一切就都是空谈。而要让上百万人都能穿上鞋子，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如果一个国家像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俄国那样，面临着一系列外部敌对势力的侵略，独裁政府似乎更是难以避免。二战时期的英国虽然离独裁还差很远，但也根本算不上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且人们也不指望那时的英国能保持战前的民主和自由。
那就是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你不仅得有鞋穿，还得能穿得上好鞋。这样的观点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赞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或是托洛茨基。或者如果你还不够富有，那你就得有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邻居出手相助。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这就意味着邻国（特别是德国）国内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掌握生产力，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保卫人类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这听上去可能不切实际，但实际上并非完全不可能。那时的欧洲遍地都是革命的星星火种，柏林、华沙、维也纳、慕尼黑和里加[5]等地不断涌现的工人委员会和军代表（或军事苏维埃）如雨后春笋。当这些起义行动都宣告失败的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急了。
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并非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社会主义会扭曲变形，最终变成斯大林主义。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军队团团包围，而国家内部也面临着反革命势力、城市饥荒和野蛮内战的严酷考验。在农村，大量对新政权满怀敌意的农民在枪口的威胁下才勉强交出辛苦攒下的余粮，支援饥饿中的城镇。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物资产量奇低，公民机构缺失，工人阶级损失惨重、精疲力尽，农民暴动不断，官僚机构的臃肿程度堪比沙皇俄国时代，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最终，布尔什维克还是依靠着枪杆子将饥肠辘辘、士气低落、早已厌战的俄国人赶进了现代化的大门。许多政治上激进的工人都在西方支持的内战中牺牲了，这严重削弱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基础。没过多久，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主的工人苏维埃就取消了独立的新闻和司法系统，开始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党派，操纵选举，用军事化的方式管理劳动生产。这些与社会主义内涵背道而驰的残酷政策，是在国内发生内战、出现大面积饥荒和面临外部侵略的背景下出台的。俄国的经济土崩瓦解，社会建构支离破碎。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反而最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真是整个二十世纪最具悲剧色彩的。
历史学家艾萨克·多伊彻[6]用他无与伦比的优美文采描述了俄国当时的状况。他说，俄国“意味着人类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不得不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展开，既不能利用国际分工的大量优势，也无法借助于古老而发达的文化传统的有利影响，只能在这个物质和文化极度匮乏的原始环境中奋力前行，而这样的环境本身已经足以让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一切吸引力”[7]。那些格外厚颜无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可能会说，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集权主义的教条。在他们的观念里，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明天接管了伦敦四周诸郡，不出一个礼拜，多金[8]就会建起劳改营。
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本人反对死板的教条、军事恐怖、政治压迫和独断专行的国家权力。他相信政治代表要对选民负责，还严厉斥责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集权政治。他坚定地拥护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对英国资产阶级将农民强行赶入城市变成无产阶级的做法感到震惊，并坚持认为乡村的公有制应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强制推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无法在贫穷困苦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因此他应该也可以理解俄国的革命为何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是，斯大林主义不仅不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反而是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如果你想为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根据，那你只能到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答案。单纯地从道德上批判暴行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知道它是在怎样的物质条件中产生的，它运行的机理，以及阻止它的方法。现代几种主流马克思主义观点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中有许多都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或者其他“自由派”社会主义者，他们与西方的自由派人士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对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批判比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更为深刻。他们不满足于可怜巴巴地呼吁民主和公民权利。他们要求的是推翻整个压迫制度，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几乎从斯大林掌权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发出呼吁；同时他们也警告说，如果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垮台，已经伺机许久的资本主义将很可能从中渔利。托洛茨基预言，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就将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历史已经在二十年前就证明了他是对的。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个狂热拥护资本主义的组织，试图在很短时间内将一群尚未步入现代社会的原始部落族人改造成一批为谋利益不择手段、掌握各种先进技术、而且张口闭口都是各种公共关系和自由市场经济术语的企业家。可想而知，这个实验恐怕不会特别成功，但这个实验的失败能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吗？当然不能。这就好比因为女童子军不能解决某些量子物理学上的难题而要求解散它一样荒唐。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认为那些虐待穆斯林的中情局秘密监狱就能把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9]等人开创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笔抹杀，即便这样的秘密监狱如今已经成了自由社会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们却不愿承认，公开审讯和大规模恐怖行为并不能驳倒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切实际是基于另一个理由。即使可以在富足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了市场又如何运行复杂多变的现代经济呢？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其实根本不需要为经济操心。在他们看来，市场仍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是全社会共有的，但许多自治的合作社在市场中相互竞争[10]。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企业的个体层面上，合作可以确保提高生产效率，而以往的经验也表明这往往比资本主义企业更有效率。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竞争可以避免传统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中出现的信息滞后、分配不均和缺少激励机制等问题。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宣称马克思本人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至少他坚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过渡阶段市场会继续存在。他还认为市场既具有剥削性，也具有解放性，能把人从对地主和雇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市场摘掉了社会关系的神秘光环，将它阴暗的真面目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以至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1]将《共产党宣言》开篇的部分称为“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褒奖”[12]。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指出，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就连托洛茨基也支持市场机制，这可能会令一些他的追随者大吃一惊。虽然他只是认为应该在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结合对经济的集中计划发挥市场的作用。托洛茨基认为，市场的价值在于他可以弥补计划的不足，增加经济计划的合理性，因为“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结算是无法想象的”[13]。托洛茨基与苏联左翼反对派都强烈反对苏联实行的所谓“指令性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废除了私人财产、社会阶级分化和剥削，并让产品的实际生产者掌握国家的经济力量。从这些方面来看，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比是一种可喜的进步。然而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市场社会主义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它保留了太多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将存在商品生产、不平等和失业，超越人力控制的市场力量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如何避免工人蜕变为集体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持续的资本积累而以次充好、忽略社会需求、助长消费主义的不良风气？如何避免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短视行为，忽视社会整体环境的不良习惯以及企业个体决策信息不全在远期内造成的反社会影响？教育和国家监管都有助于消除这些风险。但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设想建立一个既不是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也不是市场控制的经济体制[14]。在这样一个体制中，资源的分配由生产者、消费者、环境保护人士和其他有关方面协商决定，在工作场所、社区和消费者协会之间形成联动。包括资源总体分配、增长率和投资比率、能源、交通和生态环境政策之类的宏观经济参数，由地方、区域和国家级的代表大会分别决定。这些关于资源分配等问题的一般性决策之后将会传达到区域、地方一级，并由区域、地方一级的负责机构逐步制定出详细的经济计划。在每一个决策阶段都需要就其他备选方案进行充分的讨论。这样一来，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都取决于社会需求，而不是受到私利的驱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无权决定到底应该把钱花在建造医院上还是生产早餐麦片上。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每个人都能充分行使这样的权力。
代表大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出的机构代表商业领域或生产领域的不同部门，这些机构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协商制定投资计划。价格将由生产单位在消费者、用户、相关利益集体等各方的意见基础上制定，中央政府将不再插手。这种“参与性经济”的一些支持者接受一种混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即与社区利益密切相关的产品（包括食品、健康、医疗、教育、交通、能源、生活必需品、金融机构、媒体等）将由公众实行民主管理，因为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可能会为谋取私利而采取对社会不利的行为。而那些非社会必需品（例如消费产品和奢侈品），价格仍将由市场决定。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这套方案太复杂而根本无法实现。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人们总是要用太多时间进行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现代信息科技可能在这一体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就连宝洁集团的前副总裁都承认，现代信息技术使工人自治成为可能[15]。不仅如此，帕特·迪瓦恩[16]早已向我们展示了目前资本主义的管理和组织生产的方式同样耗时费力[17]。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消耗的时间未必比资本主义更多。
参与性经济模式的一些倡导者认为，虽然人的才能、技艺和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做的是等量的工作，就应该获得同等的报酬。麦克·艾伯特曾这样描述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异：“那些在体面舒适的环境中做着富有成就感工作的医生们的收入总是要高于那些在嘈杂的环境中冒着致残甚至丧命的危险、做着无聊而低贱工作的工人，他们的收入与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程度完全无关。”[18]事实上，那些从事枯燥的重体力劳动或是危险的脏活累活的工人的确应该比那些工资相对偏高的医生和学者们挣得更多。或许我们应该把大多数脏活累活都交给前皇室成员做。是需要颠倒一下我们社会的地位次序的时候了。
鉴于我刚刚提到了媒体公有化的可操作性，那么就让我们把这当作一个示范案例进行探讨。大约五十多年前，雷蒙德·威廉姆斯在其名为《传播学》[19]的杰出著作中勾勒出了文艺和媒体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一般都受到利益驱动的支配，而媒体的内容往往会成为政府审查和控制的对象。而在威廉姆斯设计的体制中，积极的媒体内容提供方将有权控制其表达和沟通方式。实际生产文化产品的“工厂”—包括广播电台、音乐厅、电视台网、剧院、报社等等—将被收归公有（公有制也包含多种形式），这些机构的管理层也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选举出的管理机构中将包括普通民众和媒体或者艺术机构的代表。
这些管理委员会将独立于政府之外，负责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将公有的文化设施“租赁”给个体的艺术从业者或者由演员、记者、音乐家等组成的民主自治的独立公司机构。获得使用权的个人将得以在免受政府监管和市场压力的环境下进行文艺创作。这个体制最明显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让一群权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商人政客利用他们掌握的媒体资源给我们洗脑—或者更直白点说，向我们灌输他们自私自利的观点，让我们支持他们所支持的体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媒体都尽可能回避那些艰巨、具有争议或是创造性的工作，因为这些会妨碍媒体盈利。相反，他们满足于各种陈词滥调，追求哗众取宠，并从不以展现赤裸裸的偏见为耻。与之相反，社会主义的媒体将对全部文艺作品开放—除了勋伯格[20]、拉辛[21]和剧本版的《资本论》。流行剧、电视、报纸……社会主义媒体应有尽有。“流行的（popular）”的未必都是“粗俗低下的（inferior）”。曼德拉深得人心，却并不卑俗，堪称当时的楷模。许许多多普通人每天都读着专业性很强的报纸杂志，里面充斥着外行人无法理解的专业术语。只不过这些刊物倾向于写钓鱼、农具、宠物，而不是美学或内分泌。当媒体试图以最小的成本在最短时间内劫掠最大一片市场的时候，“流行”才变成了粗俗的代名词。而这种企图背后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商业的利益。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仍将就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体制的细节问题一直争论下去，毕竟目前还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社会主义方案的种种缺陷与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目前仍在猖狂地运行，而且对贫困、浪费和经济衰退拒绝承担责任。诚然，资本主义的确造成了惊人的高失业率，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找到了极富创意的解决办法。比如在今天的美国，监狱已经“安置”了一百多万失业人口。
[1] 参见约瑟夫·史蒂格雷茨（Joseph Stiglitz）著《全球化及其不满》（伦敦，2002年，第5页）。
[2] 梅尔·吉布森，好莱坞男影星，因其在电影《勇敢的心》中饰演传奇爱国英雄威廉·华莱士而为世人熟知。
[3] 转引自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著《从悲剧到闹剧》（伦敦，2009年，第91页）。
[4] 卡拉马祖，美国城市名，位于密歇根州，是密歇根大学所在地。
[5] 里加，拉脱维亚首都。
[6] 艾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1906-1967)，马克思主义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
[7] 艾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伦敦，2003年，第373页）。
[8] 多金（Dorking）位于英格兰萨里郡，距伦敦大约一小时车程。
[9]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37），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
[10] 参见亚历克·诺夫（Alec Nove）著《可实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伦敦，1983年），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著《反对资本主义》（剑桥1993年）以及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编著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纽约和伦敦，1998年）。大卫·米勒所著的《市场、国家和社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牛津，1989年）为市场社会主义做出了更加富有哲学性的辩护。
[11] 汉娜·阿伦特（Hannal Arendt，1906-1975），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代表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境况》等。
[12] 马尔文·希尔编著，《汉娜·阿伦特：公共世界的复兴》（纽约，1979年，第334-335页）。
[13] 转引自罗宾·布莱克本：《世纪末：金融危机后的社会主义》，《新左派评论》（第185期，第29页）。
[14] 参见帕特·迪瓦恩（Pat Devine）著《民主与经济计划》（剑桥，1988年），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著《反对市场》（伦敦，1993年）以及麦克·艾伯特（Michael Albert）著《参与型经济：后资本主义生活》（伦敦，2003年）。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他所著的《反资本主义宣言》（剑桥2003年）第三章中对此作出了总结。
[15]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市场社会主义的迷思》〉，《新左派评论》(1988年5月/6月第169期，第109页注释)。
[16] 帕特·迪瓦恩（Pat Devine），英国左翼经济学家。
[17] 帕特·迪瓦恩，《民主与经济计划》（第253页，第265-266页）。
[18] 麦克·艾伯特，《参与型经济：后资本主义生活》（第59页）。
[19]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威尔士学者，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是本书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导师。《传播学》（1962年）。
[20] 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21] 让·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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