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第二部：敌人——肺结核
十
1929年1月一个寒冷的晴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沿着蒙特利尔的公园大道向北走着，在松树大道往西拐了弯，然后走进了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那是皇山南坡上的一幢灰色大楼，看上去不大像个现代的医院，倒像座古老的苏格兰城堡。
在那幢大楼里，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在等着他。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他作为胸外科医生的新生活。两年来，白求恩一直使他的生命向那个目标发展，于是就回到了本国。他曾从萨兰纳克湖匆匆回底特律一行，清理私事，受到了以前的同事们热诚的欢迎。他们告诉他，他的名声，虽然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却已经站住了。他尽可以恢复他那个中断了的赚钱的业务。但是他对底特律、私人开业、赚钱，都没有兴趣了。他对朋友们说，他不干普通外科了。他现在唯一的兴趣是肺结核。“压缩，早期压缩，更早期的压缩”，成了他和每个医生见面时的口头禅。
在他从前工作过的医院里，他动了一些手术，挣了够花的钱，还剩下一点现款。然后他到设在雷溪的纽约州立结核病医院，在那儿工作了将近两年。
在雷溪，他应用了在特鲁多疗养院学来的知识。他又和另外两个医生[1]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白鼠肺压缩的细菌学实验。当他相信自己已准备好了去深造的时候，就写信给阿奇博尔德，接着这位当时加拿大胸外科的权威同意请他做第一助手。他怀着信心到达蒙特利尔，这信心的基础不是从前那种神秘的宿命观念，而是本身的成就。他已经努力工作了两年，准备来接受阿奇博尔德的指导，他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
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医务上是出麦吉尔大学著名的医学院领导的。白求恩到那儿几个月以后就被派到大学里去任教。他喜欢教书，他教书的方法很不平常。他的讲授给学生的印象很深，一半由于他那出色的手术示教，一半也由于他不留情地批评陈腐的思想、书呆子式地接受认为是已知事物的态度。他喜欢从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的观点来生动地说明外科问题。他尽力使学生看到手术刀怎样用法，或是血管该怎样扎法，同时也使学生看到人。他的课堂讲授和手术室示教在大学里都非常受欢迎。
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阿奇博尔德大夫主持的胸外科部工作和在麦吉尔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抽出时间偶尔去特鲁多疗养院讲学并示教胸外科手术。
他虽然埋头工作和教书，但是闲下来的时候，他在小公寓房子里呆着，或是在这个世界上用法语的第二大城市的生疏的街道上徘徊，他感觉到寂寞不安。他深知其中的原因：弗朗西丝。
自从到蒙特利尔以后，他时常给她写信。起初他虽不能断定她的反应，但是他尽情倾吐了他已经无法抑制的怀念。他这样想，破坏了他们婚姻的是他的旧我，但是他的旧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两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好像都使他不得不重新回到她的身边。他的一生仿佛顺着两条路线前进：一条是她，一条是他的工作。
他在信里倾诉他的寂寞，他什么都写，甚至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仿佛他所做所见所想的一切，除非和她共同享受，就不能完全体会似的。从前他的信里满纸是非难、自责、痛苦、赔罪、哀求，而现在他写的信冷静得多，温柔得多。在描写蒙特利尔或是叙述他的工作的时候他会突然发出强烈的渴望的呼声。在一封典型的信里，他写道：
九点起床，喝咖啡，吃烤面包和果酱。步行到医院（沿谢布鲁克街走二十五分钟），做临床工作（手术等等）至一点。在医院吃午饭。两点至三点研究工作。随后回家睡到六点。起来做晚饭。然后看一晚书，到十一、二点又上床。偶尔看一次电影或曲棍球比赛……
我的健康良好。今天拍了一张爱克斯光照片，没有任何病症或空洞；除了愈合的疤以外没有别的。
我常想，希望有一天早晨在街角上等你，在你走过来乘电车的时候吓你一跳。我只说：“嗨，咱俩去散散步吧。”
弗朗西丝在回信里婉转地表示，她怀疑他们是不是真变了很多，足以克服过去的困难。他在一封温顺的信里为他本人回答：“我越来越安静了！你现在一定不会认识我了，我敢说。”
弗朗西丝对于和他重新结合表示还有顾虑，这使他的寂寞变得难以忍受了。他有一次写道：
上星期日，重伤风躺在床上，我觉得公寓腻味得很，于是带着滑雪鞋坐了八点三十五分的火车上山去（城北四十英里）。滑了六英里。在树林里吃午饭，接着回车站，九点到家，然后上床。
今天觉得好多了。滑雪使我的咳嗽停止了！洛伦蒂安山美极了——像瑞士。火车就像维也纳的一样。你还记得你和我往常一道去乡下吗？——同样可爱的年青人从纸口袋里取夹肉面包吃，回来的时候互相枕着肩膀睡觉。我滑雪滑得一塌糊涂，到处摔跤……
我还能说多少回？我爱你。我等你。
你的白
她的信渐渐亲热起来，但是她仍然尽力和他讲道理。他们以前失败得一塌糊涂，他们怎么能知道现在就会成功？她也爱他；她也寂寞；但是她非常害怕。
可是他不能再等了。“我们既然相爱，那么为什么要分开呢？我和你在一起能够快乐……而你和我在一起就不吗？我近来在想，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可以开始先做朋友，不住在一起。也许我们只能那样来往。”
她的回信，只有短短几行。让疑惧、等待的痛苦见鬼去吧！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蒙特利尔。
她在夏天到达，他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虽然在最后几封信里他们讨论过不住在一起，慢慢看两个人相处的情况怎样再说，现在他却赶忙把她领到一个牧师那儿。他们又结婚了。
弗朗西丝回来以后，他觉得一切都更新了。他现在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婚姻、爱情、他的工作——不久以后的孩子，孩子会使他们两人的生活都完满。
那时他心里想，过去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他的疯狂的探索、幻灭、失败、再生都有目的。这一切都形成了和引导了他。他已经过了四十岁生日。未来的岁月可以补救虚度了的年华。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在底特律垂危时所不知道的东西。有一天他要死的，但是在他死后也许永远没有人会死于肺结核病了。
十一
手术室的静寂突然被一句大声的咒骂打破了。护士和助理员都抬起头来，看到白求恩直挺挺地站在手术台旁边，一只手仍然抓着一把从病人背后伸出来的血管钳子，另一只手举起一个肋骨剥离器。他瞪着剥离器，两眼怒气冲冲地露在口罩上面，他的脸因为戴着口罩显出一副恶魔的神气。
“该死的愚蠢！”他愤怒地把剥离器扔到房间的那一头。
手术完了以后，他平静地拾起了那件器械。回到办公室里，他把它放在桌上，研究了很久，然后画了一系列的草图。他相信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图样以后，就把医院的机工找来了。
“你瞧，”他说，同时扔给他那件器械，“这儿有几张草图我想交给你。我想改进一下那笨东西。”他的手指顺着一张图中的轮廓画着。
一星期以后，机工带着更新设计的剥离器回来。阿奇博尔德本人在下一次施行胸廓成形术时试用了，认为它肯定比旧的好，于是从那时候起便成了医院胸外科的标准器械了。
对于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来说，设计一个改进的肋骨剥离器只是一个征象，表明这个学生已经很快地变成发明家、革新家了。在阿奇博尔德大夫手下工作使白求恩相信，他确实是大陆上最伟大的胸外科医生之一。但是对于这位立志要彻底战胜肺结核的无名医生，学习一切可学的知识固然必要，不以任何知识为满足也是同样地必要。现有的知识只是过去的仓库，必须彻底探究——并且经常扩充。
在他刚开始从阿奇博尔德大夫那儿接过复杂的病例的时候，他就已经沿着新的道路发展了。他脑子里充满了新技术．新方法、新器械的设计，在这些新器械中，肋骨剥离器差不多是附带的。他一掌握某种外科方法就对它不满意，而又去探寻可能的改进。这位助手坚决要求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手术台上，往往使阿奇博尔德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医院第一次独立动手术以前，他已创制了一种新的人工气胸器械。他对这个也不满意，又添上了一个脚踏唧筒和一个从胸膜腔抽出液体的机械装置，这样就使这器械有两种用途。这器械由医院的机工制造，而且不久就相当普遍地在其他医院中应用起来了[2]，其中包括白求恩在1926年曾住过一个月的格雷文赫斯特疗养院。
有一天，在施行胸廓成形术的时候，阿奇博尔德动手术，白求恩拿着牵开器（把刀口拉开的器械），累得精疲力竭。他觉得当时的技术实在太原始了。以后几个星期中，他设计了两个机械胳臂，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装到任何手术台上去，比任何人力都有效，并且省下一个助手去做别的工作。他管这新器械叫做“铁的实习医生”[3]。
对于外科大师传留下来的各种外科器械，他从心底感到敬佩，而同样地对于那些思想保守，抗拒变革和新技术的医生，他从心底感到轻蔑。“他们慢慢地沉到浮砂里去，而自己还不知道，”他常常说。例如，沙尔布鲁克、利连撒尔和斯蒂尔等人，先后改进了切第一根肋骨的剪子，这些剪子他认为是艺术品。但是万能肋骨剪使他生气。他每次用它的时候总要小声咒骂，然后就回办公室去画许多草图来设计一种新器械。还在雷溪疗养院的时候，这问题就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每一种他自己设计的新型式都和它所要代替的那一种一样地笨拙，一样地沉重，或是一样地太锋利。
他以那种惯常使别的医生感到不安的非正统精神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有一天他去取一双换了底的皮鞋，注意到皮鞋匠用一件很有趣的工具把钉从鞋子里剪掉。他想，只要切肋骨也像补皮鞋一样简单就好了！他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有了个主意。他要求看看剪子。皮鞋匠觉得诧异，从柜台上把剪子递了过来。
几分钟以后，白求恩冲进了自己的公寓嚷着：“我可找到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从皮鞋匠那儿买来的剪子，洋洋得意地放在桌上。“你瞧，那就是答案。明明白白放在整个医学界的眼前，然而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联合皮鞋机件公司送给手术室的一件礼物。”
弗朗西丝看他带着新的画、帽子、书或是形形色色的艺术品回家来已经和从前一样地习惯了。但是这个并不是什么艺术品。“我希望你自己知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高兴，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件难看的工具。”
“对极了，”白求恩快乐地说。“一件难看的工具。两星期之内它可就要变成一把可爱的、亮晶晶的肋骨剪，剪起肋骨来可精彩哩……”
以后几天内，他把空闲的时间用来研究皮鞋匠的剪子和画草图。结果，以白求恩命名的肋骨剪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用。白求恩肋骨剪基本上还是皮鞍匠的工具，只是经过改造以适应新的用途。柄子做得比剪头长九倍，这样可以在剪的时候起强有力的杠杆作用，尖子略为钝一点，用的钢比较坚硬，同时在柄子上按了橡皮抓手。这器械立刻获得了成功。
“一个外科医生，”白求恩常说，“如果看不见大自然和世界送到他面前来的启示和答案，就应该去挖沟，而不该屠杀人的身体。”
在一点真理或意料外的知识面前，他是虚心的；而为了实现从他那敏捷的脑子里源源而来的主意和技术革新，他却富有斗争性；有时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他甚至于激烈得让人受不了。有一次，一个病人的肺和胸壁之间发生了粘连，使得肺在需要压缩的时候压缩不下去，大家正在讨论如何施行手术，他提出了一个他钻研出来的割断粘连物的方法。那方法非常复杂，需要在胸膜腔里插进两根细管子。动手术的人可以通过一根管子照亮胸膜腔，同时向里面看，另外一根是一种机械装置，在精细的操作之下，把银制小夹子夹在粘连物的两端。粘连物在夹子中间被割断，然后小夹子就起“止血器”的作用，阻止被割断的部分出血。粘连割断以后，肺就可以用人工气胸来压缩了。
这是一种新奇而且复杂的技术。阿奇博尔德大夫对它表示怀疑，但是白求恩以他那有名的热情竭力主张采用。结果阿奇博尔德大夫让了步，说白求恩像骡子一样地固执，但是如果他的方法不成功的话，他一定会首先承认的。
他的方法成功了，不久白求恩就为医学刊物叙述并用图解说明了这方法。但是在做了很多试验以后，他终于承认这方法不及电凝固法（用一种以电烧热的金属器械来割断粘连物），并且很坦白地把他的新见解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
粘连物的另一方面问题使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试验。他们在医院发现，正如其他的人也曾发现一样，施行某些外科手术，有时候需要在肺与胸壁之间诱起粘连，以阻止肺的某些部分发生压缩。许多研究的人曾尽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往往没有好结果。白求恩创造了许多确实可以产生粘连的方法，但是大多数也带来并发症，因此不能应用。最后他用六只狗和六只猫来继续进行试验。这些试验证实：在需要的肺面上敷以普通的含碘的滑石粉（由一根空心的针吹入），使这些肺面由于迅速长成的结缔粘连而很快粘结到胸壁上去[4]。这些粘连于是阻止有关的肺面发生压缩。白求恩的方法能够产生粘连而不会在胸膜引起感染或其他并发症。阿奇博尔德大夫认为白求恩胸膜涂粉法是一种“很显著的进步”。他还毫不踌躇地说，涂粉法和其他革新“使白求恩在器械发明方面的天才成为确定的事实。”[5]
他的好钻研的脑子使他追根究底地探究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当时同行中有少数人却说他太贪图“惊人的”结果和器械革新——而太不关心对于病人的后果。他表面上对于这些窃窃私议完全无动于衷；而在他一向的镇静下面，他却因为这些中伤的话感到痛苦。接近他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在病人身上做的试验，不是他愿意首先用在自己身上的。
在他的左肺继续被压缩期间，他不断地用他的气胸器械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以尝试一切可能的使人工气胸更有效的力法，以及病人的一切可能的反应。他又扎起自己的膈神经，使自己重新体会病人的感觉，同时检验膈神经切断术的效力[6]。肺里有血在爱克斯光照片上是不是看得出的问题提出了以后，他决定亲自来解答。他从胳臂里抽出血来，注射进气管支气管丛，然后拍了爱克斯光。血液没有在照片上投下阴影。这个试验并不一定有决定性，但是表现出他进行试验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对于继续当试验品和当研究者都同样地愿意。
有一次，医院里有个病人死于无名病症，白求恩在验尸时发现他肺里有一种奇怪的异物，这使他困惑不解。于是他培养出一种霉液拿到化验室去化验，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为了要知道那异物是不是结核性的，他又把霉液在一个兔子身上注射了一些。因为兔子也没有反应，他就把霉液在自己耳朵上抹了一点。这使得化验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想到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吓呆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和蔼地问道：“你们猜猜那是什么东西？“他们很然急地看着他，都说不知道。难道他已经发现什么东西了吗？“没有，”他回答，“什么事儿也没有。反正不是结核，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高兴了。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在消极的意义上，试验是成功的。”
在白求恩突飞猛进的医疗生涯中，不管这些试验的插曲对他的同事表明什么，它们证实了人们对他作为一个革新家的重要性所给予的正式承认。
1931年夏天，跟阿奇博尔德大夫走上新的道路一年以后，他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有一天，一个举止庄重的中年美国人拦住他谈话。那美国人介绍自己是乔治·皮林。他说他早就想会见白求恩了，这次到蒙特利尔来有两个目的：第一，参加当时的医学会议，第二，会见白求恩。
皮林先生是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的老板，那是一家国际闻名的外科器械制造公司。“你发明的器械我已经见到几种，白求恩大夫，”他很赞许地说，“我想提议订一个合同，让我们有专利权来制造和经售所有你发明的外科器械。”
第二天，白求恩到皮林住的旅馆去，走进他的房间，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说道：“让我听听你的合同条件”，接着就在一本记事中上画起图来。皮林在旁边看着，被白求恩画图的迅速吸引住了。白求恩抬起头来看看，“别管我，”他说。“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你讲活。”
皮林扼要地说明他的公司所提出的特许权使用费办法时，白求恩继续画着图。那美国人讲完以后，不能肯定对方是否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白求恩没有停止画图，便说：“成交了”，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地讲现代的外科器械有什么毛病。
他的话的要点，是说外科学的一部分处于二十世纪科技发展的前列，一部分还停留在中世纪。外科方面最杰出的人物曾经成功地实行了种种惊人的改良，然而往往因为偏见和惰性受到阻碍。外科医生们往往蒙着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工业的发展可能使手术室得到各式各样的新器械。因此，必须抨击偏见、缺乏远见、漠不关心——必须开辟一条崭新的途径，以科技方面最先进的变革为根据，甚至向技术提出要求。“一句话，我们需要在手术室里来一次春季大扫除，”他作结论说。
这一讲话给皮林先生的印象很深，于是他建议白求恩写一篇关于现代外科器械的医学论文。
“那正是我打算要做的，”白求恩说，接着递给皮林一札纸，里面有他的气胸器械和六七种其他手术用具的略图[7]。
皮林先生殷勤地送走了他的客人；不久以后，他的公司就登广告出售白求恩气胸器械、白求恩肋骨剪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白求恩器械了。对于白求恩来说，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卓越的地位。这个学生已经成为一位独立的大师了。从此以后，在整个大陆上，只要有医生同肺结核作斗争的地方，以他命名的器械总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武器。
十二
他自己选定的路线一直在向前伸展。仿佛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位在特鲁多新生的医生和新生的人所不能完成的。但是，突然间，一切都垮了。第二次结婚一年以后，弗朗西丝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第二次婚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切都还进行得相当顺利。甚至旧日的冲突重新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以后，他们中间仍继续保持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双方都以畏惧和苦闷的心情发觉到又在重演第一次结婚生活的老一套了。
两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弗朗西丝格外觉得她自己愈来愈抑郁不乐。是不是他们两人根本不适合呢？那么为什么他们又有爱情，并且在两人和好的时刻表现得又非常强烈呢？模模糊糊地，两人都看出他们的冲突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白求恩惊人的献身事业的热情。这种洋溢的热情侵入了他们的婚后生活，使她觉得自己只参与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并且有时使她个人的生活受到难堪的压力。像他母亲和埃利诺·德尔[8]一样，她也深信他是注定了要作一番伟大事业的；可是她模模糊糊地怀着隐忧，时常觉得自己是他的障碍，对他“不相宜”。随着这些看法产生了另一种看法——他对她也“不相宜”！
一天下午，她回家看见他盘着腿坐在地板上，正在研究一个骷髅的模型。早上她曾问他是否可以帮她捎点菜回来，现在她问道：“你记得买晚饭用的肉了吗？”
“买了，”他心不在焉地回答，“在冰箱里。”
她打开冰箱的门，没有看到羊排，却看到一条人的肠子，他从医院带回来准备有空时研究的。她吓得透不过气来，这件小事到这儿本来也许可以完结的，然而却没有完。不知为什么，这事总搁在她心上，使她渐渐认清了许多连她自己也一向不愿正视的事情。他有他的工作；即使在他们关系恶劣的时候，他照样专心工作。然而她只有他们的共同生活，如果这个落空，她就一无所有了。
即使在那时候，尽管反复出现紧张关系，他们或许还可以维持下去，还可以因为在一起而感到满足。但是出乎意外地，弗朗西丝想到，如果她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话，或许可以过像她从前所希望的那种正常而平静的生活。
她很坦白地对白求恩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在那种情况下，她不能再跟他在一起生活下去，因此提出离婚。他的反应是一连串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表示。起先他大发雷霆，把她吓住。然后他突然表示宽宏大量，又使她人吃一惊。既然她只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幸福，那么她应该马上离婚。
白求恩现在外表上镇静自若，和蔼可亲，其实心里非常难过。空闲的时间，他不是热狂地参加社交活动，就是一个人孤独地想心思。在医院里，同事们注意到他一天天愈来愈容易动气。他不断地向弗朗西丝保证他一定衷心赞成她的新婚姻，但是有一天一个朋友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个大洋娃娃，白求恩怨愤地说：“那个？那是‘奇境里的爱丽丝’。我的婚姻的唯一后嗣。关于她，弗朗西丝和我有一个谅解。她要和我在一起过六个月，然后和弗朗西丝过六个月……”
多少年的爱情和恋慕只给他留下了一个洋娃娃。
十三
1933年春天，白求恩得到一个机会去美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底特律的赫尔·基弗医院临时负责胸外科。那医院的胸外科主任，爱德华·奥布赖恩大夫，因为汽车失事受了重伤。请人代理的问题提出以后，他提议请白求恩。
白求恩明知道那位置只能维持到奥布赖恩大夫痊愈为止。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作为一个科的主任他可以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他怀着矛盾的心情告别了阿奇博尔德大夫，“比任何其他医生教给我更多东西的人”，动身去底特律。
这儿，在大半年当中，他在赫尔曼·基弗医院、诺斯维尔的梅伯里疗养院以及战溪的美国退伍军人医院代理奥布赖恩大夫的职务，做了所有胸外科手术。这次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奥布赖恩复职以后，白求恩没有回蒙特利尔，却到各州去作了一次访问旅行，一方面表演他的外科技术，一方面和别的外科医生交流经验。
1934年春天他回到蒙特利尔，那时他认为自己的外科技术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各医院却都没有空位置。离开特鲁多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从没有为发展私人开业操过心，因为他专心致志于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志愿，但是在那过程中，就像他给一个朋友写信时所说的，他弄得“不名一文”。
这位医生——他的外科器械已经获得了许多褒奖的证件，他刚刚给美国医生们表演了他的先进技术，他的医学论文被认真地研究着——现在要找工作了。他给各医院、疗养院和朋友们写了一连串正式的信，说他现在无职待聘。许多医院来了回信，都表示重视，都说：“阁下资历优良，如有机会，定予考虑。”
那是一个普遍紧缩的年头。经济萧条正在大陆上蔓延。疾病的发病率在各阶层居民中部在急剧增长，而美洲的财源却正在停滞，各医院正在裁减人员，因此任何地方似乎都没有空位置来容纳一个已经崭露头角的外科医生。
然后，意想不到地，他接到了圣心医院答复他的普通求职信的回信，请他担任新设立的胸外科的主任。
他接受了这个位置，立刻高兴起来，写信告诉B大夫：
我被卡第维尔的圣心医院聘为胸外科兼支气管科医生；医院有四百五十张病床，离蒙特利尔二十英里。都是法族加拿大人，信天主教。每年一千二百元，每周工作一天，所以也不太紧张。我的头衔是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Chef dans les Services de Chirurgie Pulmonaire et de Bronchoscopie）！我打算做一顶漂亮的大白帽子，前面写上“厨师长”（“Chef”
[9]）。说实话，我很高兴。这儿到现在为止，除了当作新奇玩意的切除膈神经以外，还没施行过任何胸外科手术。昨天我在那儿烧灼了一些粘连物，修女们
[10]发出一片“哦”、“啊”的惊讶声，好像在祭台上唱经一样。
圣心在卡第维尔公路旁，在大片草地和花园的后面。那医院从来没施行过胸部或肺部外科手术，而现在，在白求恩的主持下，这个新成立的科成了全院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在那个天主教医院里，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使人不安的怪物。他不像那种常见的医生，他们像他所爱说的那样，“打扮得像殡仪师和旅馆管事的混种”，他在医院出现的时候，常常穿戴着卷边圆帽、深色衬衣、丝领带、做得极讲究的英国格子呢上衣和灰法兰绒裤子。起先，修女们对他很反感；然后她们接受了他；接着她们都热爱他。不久，他和圣心的关系便成为固定的了。
因为胸外科完全由他主持，他能够不受阻碍地尝试他的一切见解和技术。他改进并且发展了他在阿奇博尔德大夫指导下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采用的许多新方法。他设计并且采用了许多新的手术器械。
他那个科从一无所有逐渐发展到在一年之内可以医治一千一百名之多的肺结核病人。在他的领导下，终于每年施行将近三百次大、小胸部手术，包括在一个十二个月的时期里施行多至七十三次的胸廓成形术。
经常的手术工作没有减低反而加强了他对于做试验和寻求治疗肺结核的新办法的热情。他旧日的精力又回来了，恢复了他对工作的爱好。他可以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半夜不睡，早上动手术，下午作试验工作，中间还要去查看病人。如果碰到一个医学文献里没有前例的病例，他就以惊人的大胆来临机应变。
有—次，他被请到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去为一个老年男病人会诊。两年前病人因为要从右胸间隙排除大量的脓曾经动过手术。现在原处又有剧痛，证实感染复发了。其中一个困难是病人的高龄，恐怕经不起长时间的手术。白求恩从胸部吸出了（确确实实是用嘴从一根空针吸出来的）五百立方厘米的脓，表明了感染的程度。化验表明其中有链球菌以及其他杆菌，但是没有结核苗。白求恩研究了这个病例，考虑到病人的年龄以及结核菌的不存在，决定用一种新奇的治疗法。他用刀一直切入到感染的部位，然后让伤口一连九天敞开着排脓。第十天，他直接放进敞着的伤口满满一试管的活蛆，用一块铁纱牢牢地盖着，又在铁纱附近挂了一盏电灯把蛆赶进伤口的深处。
他这种治疗法是根据自从安布罗斯·帕雷（1509—1590）[11]那个时代以来就知道但往往为人忽视的事实：被疏忽而有蛆侵扰的伤口往往并不恶化，反而愈合。对照实验屡次证实蛆似乎“吃掉”了感染病毒。现在病人的伤口里除了蛆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白求恩等待着结果。
在被铁纱盖进去以后的第二天，蛆很活跃。两天以后，它们不如起初那样活跃了，同时也长大了点。伤口排出的脓现在显著地减少并且变稀薄了。下一天，蛆都死了，排出的脓也更少了，在化验中出现的链球菌比以前少得多，同时暴露的肺面也呈现出健康的样子。死蛆用食盐水冲洗了出来，两天以后，重新放进了活蛆。六天以后，这些蛆又被冲洗出来，原来由感染造成的空洞缩小了五倍。又过了六天，病人起床，两星期以后，空洞完全封口，他就出院了，并且他的麻烦的感染病毒从此没有复发。蛆这样被人利用这是第一次[12]。
白求恩在这方面继续进行实验。他将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1935年3月号和《胸外科学报》上面。
那几年他在工作中成长，取得了成就和名望。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树立自己的目标。他的脾气不和任何上级权威发生冲突。他可以自由地实行他的主张，并且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跟任何人辩沦。
他常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有时候越出医学论文的常规而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他是美洲大陆胸外科医生各种集会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并且终于被认为是有数的一个胸外科专家。就在他开始跟阿奇博尔德大夫工作的四年以后，他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他和约翰·亚历山大大夫一道担任理事。正是那位大夫的著作深刻地改变了他的观点，当时他还在特鲁多疗养院。随着声望的增长，他被聘为设在圣阿加莎·德蒙的疗养院以及联邦政府和若干省政府卫生部的卫生顾问。而当圣心医院扩大在法族加拿大肺结核外科治疗方面所起的作用时，他自己也开始从外科治疗的技术问题向肺结核的理论认识方面发展。
就像从前他自己病危时不满那些对根治疗法的顾虑一样，现在他也对他认为是对肺结核进行局部处理的办法表示不满。他在所有的著作里都说必须放弃认为肺结核只是一种肺部疾病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种全身的疾病。杆菌对于肺部的袭击是环境对于整个人体袭击的结果。“任何医治肺结核的办法，”他常说，“如果不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看作环境的种种压力之下的产物，就非失败不可。”
1932年年中，他初次发表了《吁请作肺结核早期压缩》的文章。他重新陈述了将来可能有直接消灭结核杆菌的疗法的论点，但认为肺结核在那个时候到来以前就可以扑灭。他继续主张应该尽早压缩病肺，使身体可以摆脱这种病患。“肺结核，”他说，“本身就有一种痊愈的倾向。如果和几乎没有痊愈倾向的心脏、肾脏、肝脏的各种慢性疾病相比，这种倾向使肺病在人类所患的长期疾病中成为独特的一种……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能够扑灭肺结核的，只要我们认定花足够的钱来做这件工作是值得的。我们的办法包括改进医学教育、公共教育……强迫定期体检和爱克斯光检查、早期诊断、早期卧床静养、早期压缩、隔离以及保护年青人。”
他对于医学界中的保守性和惰性所持的态度愈来愈具有批判性了。他说，这种对进步的抗拒正在使得许多人丧失生命，而且终于使国家不得不把钱花在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和住院治疗上面。那些反对用“积极疗法”来治疗早期的洞状前肺结核和明显的洞状肺结核的人们不过是在重复着“本世纪初年反对用手术割治阑尾炎的意见”。预防措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及充分利用外科方法——这些是他经常的呼声。
在圣心，他的种种方法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许多病例，在十年甚至五年前可能会认为是没希望的，现在或是用外科技术治好了，或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他在研究入院病人的数字和病愈出院病人的百分数以后，一个起初模糊而后来明确的奇怪的矛盾，使他感到懊恼。“这事不对头，”他往往说。“我们的外科疗法愈进步，我们收的结核病人愈多。正当治疗这种病的科学知识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病的发病率也达到了最高峰。”魁北克省的肺结核病人百分数比加拿大任何其他省都高。病人的数目超过各医院和疗养院所能容纳的人数，生活水平最低的一省肺结核病人比率最高。在全国，在城市贫民区和破产的内地农村，成千上万的人慢慢地死于肺结核，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
为什么如此？就在他继续发挥早期肺压缩理论的时候，这问题使他感到不安。他寻找答案的时候找到了另一种正在全世界蔓延的疾病——一种比结核杆菌更加致人于死的、比中古的霍乱传染起来更加迅速的疾病。
像任何其他严肃的医生一样，他一向知道肺病的根源是贫穷。但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贫穷似乎到处蔓延，源源不绝地产生肺结核病症，他和其他医生每治好一个病人就又有十个新的病人。现在他提出问题以后，解答把他引上了许多新奇并使他不安的道路。
报纸上满篇都是危机、萧条、破产、失业、救济、争论。1929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有过一点波动，然后就比波动厉害得多了。当然喽，没有必要过分惊慌——人人都那样叫别人安心——但是许多银行、工厂、矿山，没有过分惊慌，却像纸牌砌的房子似地破产了，而那些高唱“慎重的乐观”的人士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华尔街办公室的高窗口跳了出去。
白求恩当然早就知道，经济上出了些小毛病，大家因此议论纷纷，但是据经济学家们说，那只是一种周期性的事情，不久自己就会解决的。然而，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解决。这位下了决心来医治肺结核的医生烦闷了起来，深怕他的一切美妙的理论虽然在手术室里非常实用，却正在手术室外遭受到破坏。
一百万人，加拿大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3]，依靠政府的救济过活。白求恩读到了失业者的生活水平的报导，发现失业者的家庭依靠大人每星期一元二角、小孩每星期八角的政府津贴过活，这种情况使他大为愤慨。那明明是荒谬的事，非得改变不行。但是当他那么说的时候，同事们看着他就仿佛他有点儿发疯似的。难道他不知道到处都是一样吗？他发现确实也是如此。总统们和部长们高谈着“近在眼前的繁荣”，而失业、破产和恐惧都深入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动乱和崩溃：在西班牙，普里姆·德·里维拉[14]用军事独裁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在德国，一个怪物和一个奇怪的运动，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在中国，蒋介石正在忙着用屠杀异己分子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在日本，一个军国主义的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
在白求恩看来，仿佛全世界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黑夜好像就是白天，而白天却永远不来。“勒紧你们的裤带，”大腹便便的内阁发言人发出这样的忠告，而到全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四千万的时候，他们就停止统计人数了。他们说这完全是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到处人民却什么也没有。
他注意到全世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挨着饿，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上有人讨五分钱买一杯咖啡喝，而巴西却把咖啡往大海里倒。在蒙特利尔的工人区，孩子们出于软骨病而生了罗圈腿，而美国南方的桔子却成车地被毁掉。加拿大医学会的主席也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除非采取紧急措施以医药供给大多数无力付款的公民，并维持无力免费治病的医生，加拿大医界和加拿大人民将遭遇到严重的灾难。
一天晚上，白求恩站在他的公寓小客厅里的画架前面，懒散地涂抹着，想从俯临着比弗楼广场的大窗口把夜景画下来。这些大窗口是他自己装的，代替了原来光线不足的小窗口。夜晚他可以向外眺望，看到比弗楼山脚下城市的低洼区域、港里的灯火以及集中在公寓南面和西面的巨大的摩天楼。从他的窗口可以清楚地听见圣劳伦斯河上拖轮的哀怨声。北面是圣凯瑟琳大街，那是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再过去是高耸的皇山。他经常站在那儿，感受着周围的城市，现在他想把他的感触在画布上画下来。
他涂来涂去，因为对已经画好的不满意，于是换上一块新的画布。然后他在打字机面前坐了下来。他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把那些使他感到苦恼的种种怀疑和恐惧写下来。他想到进入他的病房的数以百计的人们，真不知道他们的表格上应该注明“肺结核”还是“贫穷”。在特鲁多的时候，他好像认清了外科疗法是解决肺结核的办法。现在好像什么也不清楚了，除了……对啦，至少有一件事好像是清楚的。
他写道，肺结核是人体对一定的环境的一定反应。可是，这话并不新鲜；必须说得更明确一些。特鲁多曾经说道：“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他想，那是现在需要再说一遍的话，而且必须人声疾呼呼地说出来。“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灭亡。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人体患肺结核的情况正在蔓延。“让他们继续在这种环境里呆下去，那他们一定会死亡！”
每年都有许多男女老少死于肺结核。他无从帮助他们。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从来连见也没见过他们，而且即使事实上能找到足够的医生来医治他们，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人从同样的家庭、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城市产生出来。有发出一个警告的必要！
“今后五年中住满我国疗养院的不治的肺结核患者现在正带着早期而可治的肺结核在大街上行走，在案头上工作…”肺结核患者因为缺少时间和钱而死的，比因为缺少对肺结核抵抗力而死的要来得多。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的。在这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压缩治疗专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把已经写下来的重读了一遍。他懂什么经济学和社会学？他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当外科医生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能医治的是人的身体，而不是那个叫做社会的乌七八糟的鬼东西。他继续写下去：“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15]
这篇文章他反复地读了许多遍。它说了什么新鲜而有价值的话吗？不然他是不是又在向一条死胡同里钻？
他对于刚写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对于一切，都觉得不满。或许他只是在他不了解的事情上想得太多吧。他走回画架前面去。
他以惊人的速度一直画到深夜，原先沮丧的心情渐渐消失了，画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但是很轻松。他离开画架站着，满意地端详着他的作品。
画布中央是一个印象派的上帝，正义和公正的强有力的化身。在他前面站看。一个外科医生，谦卑地、害怕地等待着最后的判决。他曾在世界上医治过的男男女女的幽灵围绕着他，指着他，控诉他，满怀痛苦和愤慨在向上帝呼号。
在画布的背面，他用铅笔写下了画名：《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
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对于那些因为他花钱太随便而觉得不安的人们，他有一个现成的回答：“钱嘛，无非是交换的媒介而已。”
在碰到一个专爱吹嘘他的职业的同行的时候，他喜欢说外科医生和铅管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并不总像铅管匠那样地熟练。如果和一群使他厌烦的人在一起，他会毫不容气也不找托辞就离开。有一次，在他典型地突然光临又遽然离开以后，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认识他这样一个人实在太累人。”
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家具是他自己设计的。画儿包括他自己的和许多加拿大青年美术家的作品。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艺术品、地毯、窗帘都是从色彩、图案和质地的观点选择的。但是正像他的翻领毛衣是对他的一本正经的客人的晚礼服的讽刺一样，他独有的一种幽默的特质也使他家的华美的外观变得轻松一些。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在贫困中苦干的无名艺术家，在当时加拿大艺术所处的状况下只能梦想筹足钱去纽约或是伦敦的演员，还没有享受过经济保障的聪明年青人——都在欢迎之列，大家也都看得出，在招待他们的殷勤好客之下有着真正的情意。有时他们来到的时候他正在卧室里换衣服。于是他们看他的书，听他的唱片，然后他出来，愉快地说：“我现在出去看一个病人。冰箱里有吃的，浴室里有酒。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好好玩吧。”
他用肖伯纳式的俏皮话抨击起所有权造成的自满情绪时甚至使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吃惊。一天晚上，一个和他的朋友一起到他公寓里来的年青小姐爱上了窗上的两幅鲜艳的窗帘。那是用血红色的平绒做的，又长又宽。
“你喜欢这窗帘吗？”他问。
“美极了！”
他拿起一把剪子，把其中一幅窗帘的一半剪了下来，然后扔到房间那一头给她。“我亲自选的，”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她喊道。
他瞟她一眼，心里暗自觉得好笑。“我给了你一点你所喜欢的东西。还有什么？”
爱讲闲话的人——以及和他不大接近的人——往往大惊小怪地谈论他跟女人耍的“怪花样”。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16]，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17]。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关于女人的“特殊的精神”的理论使他生气。“女人被奴役得太久了，”他往往说。“我讨厌那些想要继续‘解释’女性精神的白痴。女性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非人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受损害。关于所谓女性精神的种种鬼话是由那些想要继续奴役女人的人们流传的。”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大多数企图给他下定义的人只能在所有流行的名词里翻筋斗。他发疯，有的人说；爱虚荣，迷人，不负责任，敏感，傲慢，忠实的朋友，伟大的外科医生，风头人物，天才，要求太多的孩子——总而言之，一个像一颗轨道曲折的彗星一样的人，一忽儿出现在许多人的生活里，一忽儿又消失了，使得有人倾心，有人不安，有人感恩，有人伤心，有人愤怒，有人欢欣，但是没有一个人无动于衷。
有少数几个人真正了解他——这少数几个人接近了这个传教士的儿子，这个一度在特鲁多疗养院沉思着死亡和人的命运的病人，这个佩特和觉陀一度的信徒。
其中有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但是这个有时暴躁不堪的人也就是仁慈到虔敬的程度的医生。他用粗鲁的话嘲笑医生们自命不凡的态度。但是对弗朗西丝他会郁郁不乐地说：“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
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在社会上，没有两个人对他的看法一样；在病房里，他的病人都衷心热爱他，正像修女们热爱他一样，以及所有了解这个人也了解这个医生的人们一样。
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片的人们都对它感觉到兴趣。贺片的一面是他的“压缩治疗者信条”。另一面画着一架气胸器械，下面写着：“祝你来一次快乐的人工气胸。”在贺片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18]的诗句：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他可以为一点儿小错把一个修女痛骂一顿，但是一转身，当她照料的那个患着凶险不治的肺结核的垂死的年青女病人轻轻地说：“你肯吻我一下吗？”时，他一面低头看着她，一面回想起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躺着，这样死命抓住生命里剩下的一点东西，就像倾向日光的花朵一样。他只迟疑了一会儿，随即就弯下腰去吻她，而在同时刚给他骂过的护士警告地拉住他的胳臂。以后一连好些天他给自己施行预防，但是当一个同事问他怎么可以在一个险症上冒这种风险的时候，他耸耸肩膀，简慢地说：“医生不能光用医药来治病。”
他珍惜生命。他珍惜他的脑子、他的手、他的心，以及一切给他力量来救治生命的东西。在他生活的世界里，他个人的理想被看作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他看到生命和钱被同等看待，于是他把自己的理想隐藏起来。
他觉得自己对生活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弗朗西丝知道他像父亲似地爱护所有来找他的贫病交迫的人们。作为一个人，他暴躁发怒；作为医生，他和颜悦色。人的嘴唇嘲笑世道人心；医生的嘴唇吻着一个临死前渴望一点人的感情的年青女人。人的脸千变万化；医生的脸总是一样地仁慈。
这一切，以及它们的来源，弗朗西丝都知道——并不是一下子就都知道的，而是一点一点地；从他有时候回家时的样子：他沉默着，除了他当时的特别疑难的病例什么都忘了，他的思想在不停地移动，从症状到疾病本身，到治疗，到预防，他的心情随着病人感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而变化。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又记起了这一切。他在电话里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客厅里踱来踱去，一见她走进去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他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青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只有手术还可能有些用处……我想——或许我能救他……他还年青得很……一个修道士……远离生活那么些年了……现在全完了……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
不管她有什么地方不了解他，这一点她还是了解的。不是死亡本身折磨他，而是丧失了一个他要救的生命折磨他；像他画的《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上的幽灵一样，这个生命以后会常在他心里复活，使他苦恼。
“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劝他说，一切可能做到的，一切知道的办法，他都做到了，而且为了不可避免的事责备自己也没有用处。但是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
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咆哮。鲍尔温首相在唐宁街十号高谈集体安全，而尼维尔·张伯伦等着召唤去破坏它。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不安地动荡着。墨索里尼从罗马虎视眈眈地看着地中海的对岸。在莫斯科，报纸上登满了研究当时五年计划进展的论文。在中国，内战继续走着曲折的道路。在蒙特利尔，温暖的天气带来了半融的雪。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四十五岁生日。
在二十世纪的黯淡的第三十五个年头，春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蒙特利尔。在市中心，它使皇山露出了一块一块棕红色的土地。在郊区，它融化了去年草地的冻土。在东区，它留下了一层乌黑而尽是烟垢的冰，直到城里其余的地方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很久以后还未化掉。春天在蒙特利尔的每个地区各有一副不同的面貌。
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对他的助手和忠实朋友乔治·德塞大夫，他吐露了一些使他感到不安的事。他往往抱怨说，肺结核是可以扑灭的，但是实际上却在增加。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治疗的只是肺结核在个人身上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它普遍存在的原因。
而且谁知道有多少万人患着肺结核而从不到医院来——因为他们没钱，或是没知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有时他觉得他还不如把刀扔掉，站在街头去大声警告过路的人。那样或许比单用外科手术更有用。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性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将来有一天，教科书上要把我们说成前医学时代的人。”很久以前，在底特律，他就抱怨说太多的医生只关心“表面”医药。现在充满他一脑子的种种念头，在弗朗西丝听起来都很奇怪，可是使人神往。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都有水管、污水沟、卫生设备、电气以及其他设备，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把真正的医药包括在内吗？并不。为什么不呢？因为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他不高兴了一会儿，接着就把她的问题撇开了。他以前想过，如果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好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他就可以在扑灭肺结核方面尽一些力量。但是那办法没行通。他们一定得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那儿去。可是他们怎样去做呢？“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谁？”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如果有人能够响应教会的号召，放弃一切世俗的财物，而去过修道院的俭朴生活，那么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弗朗西丝可知道，魁北克省农业区的疾病比全国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她可知道，离蒙特利尔二十英里，在拉辛，全部婴儿的三分之一在出生的时候就死去？她可知道，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出生时候死去的婴儿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19]，除去孟买和马德拉斯那样落后的城市不算？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我们靠我们所能得到的钱过活……五分也好，一角也好，一元也好。那些就足够了。人民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没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把这种情况公布出去，”他对朋友们说，“然后激起公愤，弄出些改进的办法来。用人民能懂的话来说明，使这个蒙昧的国家里那些垂危的婴儿有一些可能得救。事实一定要比世界上所有虔诚的滥调更能说服人。”
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希特勒究竟要什么？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让一个疯人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统治？为什么西方外交家们用那么奇怪的审慎态度来对待他？还有另外那个牛皮大王，墨索里尼，从威尼查广场[20]大放厥词——怎么他白求恩从前在意大利竟然会根本不知道那狂妄的家伙的存在呢？又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用简单明了的话叫他不要乱嚷嚷呢？国内的这种骚动又是怎么回事呢？所有这些集团在提出要求，攻击，组织，反组织，都是为了什么？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但是在忘掉这个计划以前，他确实列出了五十三个要下定义的名词，其中大多数表明他的思想正在探索的方向。这个表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他针对着当时正在发展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论争，认真着手去找出各自的特征。他以典型的彻底精神，把许多张纸画了线分成若干栏，在一栏上面写下“资本主义”，另一栏写下“法西斯主义”，还有一栏写下“共产主义”。在下面他写下：“定义……”再往下他写下：“事实……”他在每栏里填进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进行过程中常常在“定义”和“事实”方面改变他的意见。
有些朋友现在开始对他侧目而视。他们看到他书桌上有激进的小册子的时候便问起他来：“你是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我不知道，”他会温和地说，“由于这个简单的理由，我还不清楚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可知道这一点：照共产主义者的说法，他们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所说的那种人，反过来也一样。我也同样知道，现在被人家扣上一顶红帽子，是很容易的。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喊作‘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红色分子中最红的一个。”
他阅读了一切他所能找到的材料，在无数张写着精确的标题和一栏一栏的资料的纸上，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的思想按着整齐的次序发展着。但是他不久就会发觉他所寻找的答案超出了他的笔记和小册子的简单摘要的范围。
一天下午，在他开着汽车送几个同事到他公寓去的路上，他突然发觉自己的车被挤在阻塞的车辆当中，同时不知从哪儿来了许许多多的人，发疯似地沿着人行道飞跑。
他们开车门，往外看看，只见几辆警察巡逻车从停住的汽车当中穿过来，警笛呜呜地直叫，“一定是很严重的交通事故，”他想，于是从车里走了出来。
他从一排喇叭直叫的汽车当中钻到了前面一块空阔的地方，在那儿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事故。两排本市的骑警列成密集队形，正从克雷格街沿着圣劳伦斯大道的小斜坡下来，从街这边—直伸到街那边。他们并排地慢慢向前移动，驱赶着好几千名男男女女。警察骑马的神气就仿佛是供人检阅似的，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几乎是一副厌烦的样子。
人群紧紧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一齐往后退，一步一步地，一声不响，他们的脸转过去对着背后开上来的骑警队伍。在他们头顶上，由看不到的手高举着的两根细杆子之间悬着一面白旗在风中飘动：“给我们孩子牛奶！给我们妻子面包！要工作，不要救济面包！”
接着，仿佛是依照预先约定的信号，两排骑警让他们的马奔跑起来。
人群里发出一阵愤怒的呼声。示威群众手拉着手聚拢到一起。有一会儿，他们站住了不动。警察冲了上来，他们的高头大马使人看了害怕。
“打倒警察！”有人高呼。“打倒警察！”
警察继续冲上来，脸上厌烦的神气不见了，嘴唇咬得紧紧的，手腕上挂着警棍的胳臂一齐往上举。人群当中起了一阵骚动。有一会儿，街上响彻了长叹的声音，一种表示抗议与惊讶的喘息声——随后又突然寂静下来。接着骑警就一直冲进人群中，挥舞警棍四下乱打，马在乱蹦乱跳，男男女女纷纷倒向地上，一面互相乱抓，一面因恐惧和疼痛而叫喊着。
白求恩被挤进了前几排奔逃的示威群众中，随后又被推回到停着的汽车旁。他被挤得紧贴在一辆汽车边上，瞥见开车的人一副惊恐状，接着人群把他挤上了人行道，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一个门口。
他看见一个男人用手蒙着脸，畏畏缩缩的，衬衣的肩部撕破了，正朝他走过来，这人被挤得东倒西歪，像水面上的软木塞子一样，血从他的手指缝中直往下流。白求恩试着到他那儿去，但是一辆笔直向前飞驶的摩托车的侧车勾住了那人的下身，把他带到侧车的流线型尖头上，随后又把他甩到路旁去了。
“杀人犯！”有人大声喊叫。一个瘦脸的年青女人紧拽住摩托车不放，想把它推倒，同时尖声喊叫着：“瘟猪！瘟猪！”侧车里的警察一声不响地伸出一只粗大的手搧了她一个大嘴巴，把她打翻在地。
白求恩终于设法挤到了街上，同时被一个蹲在一辆汽车旁，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绊了一跤。有些示威的人正想从停着的汽车中间逃走。他这时只有一个念头：回到自己车上去取药箱。他走到他的敞篷车的时候，一个同事正紧张地等着他。“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屠杀，”白求恩气呼呼地说。“冷酷、残忍的殴打和屠杀！”
一个年青男人走了过来，扶着车篷弯下腰大呕起来。他的脸有一边又破又肿，他的破旧的衣服都溅脏了。白求恩抓着他的胳臂。“过来，到这边来。我是医生。”他掉过头去对他的同事说：“把我的药箱递给我，再帮我一下。”
他把那年青人扶进了后座，轻轻地让他躺下，然后把手伸进了药箱，同时听着被围群众的喊叫声，马蹄的奔跑声，警笛的尖叫声，以及种种痛苦、恐惧和仇恨的声音。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了进来。他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他开始和久已不得一饱的人混在一起。他到他们家里去，在“街道委员会”不让他们因为无力付房租而被撵走的时候站在他们中间；他随同他们去开会，会上，演说者令人感动地讲着失业者的困境；他会见他们的领导人；他和自称是共产主义者、CCF[21]党员、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交起朋友来。
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他的笔记和零星的日记现在有一种新的风味：
我的“坏的一侧”现在恢复正常了。我已经把这事忘了，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使人安心的消息，因为现在没有时间被拖回泥坑里去。我是在正道上吗？答案似乎是由必要而不是由理论决定的。问题是必须参加，而不是只搜集按集学术性的事实。富人可以照顾自己；谁来照应穷人呢？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连自己有要求健康的身体的天赋权利也不知道。可是，我的新朋友们和“不出钱”的病人对于维护他们的天赋权利却并不畏缩。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当中一些人的精神。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们的昏暗的会场里，在警察的棍子底下，他们编织着一个丰富的、乐观的美梦。有时候很难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甚至更难赞同他们那纠缠不清的理论，但是很容易分沾他们用贫穷、困苦和一心一德的精神所铸造出来的兴奋和热情。他们送给我一个新的名誉学位：我现在是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同时也是“白同志”。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不知它通到哪儿？……
十七
那条路首先把他引导到苏联，那个国家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1935年夏天，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尔穷人的医生离开了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行前安排了他的第一助手乔治·德塞大夫在他离职期间代理医院的工作。
其他的加拿大代表包括弗雷德里克·班廷爵士，约翰·布朗博士，汉斯·塞雷博士。班廷是以和查理·贝斯特共同发现胰岛素而闻名于世的。塞雷博士那时还没有发表他的著名的关于“适应综合病症”的论文，也还没有提出他的关于“适应症“的理论的轮廓。对于塞雷来说，列宁格勒之行意味着会见巴甫洛夫，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工作曾是他自己的实验的前兆。对于布朗博士来说，生理学大会意味着交流经验，证实他自己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结果，这些是使他后来成为加拿大一位杰出的医学教授和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一个国际闻名的诊所主任的一部分准备工作。对于白求恩，坦白地说，生理学大会是一次看看“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如何实行的机会。
他认为大会上宣读的所有论文他事后可以研读；在列宁格勒，他参加了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就单独行动了。他和巴甫洛夫作了一次私人会谈，然后把其余的时间用来“看人”和调查肺结核疗法。
他对巴甫洛夫的印象总结在给蒙特利尔的一个医界同事[22]的一封信里：
我参加了大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我曾有机会看到巴甫洛夫并听他讲话。他使大家想起肖伯纳——那是指他的相貌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巴甫洛夫在人类行为的科学方面的贡献。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解决疾病的基本问题的新途径，或者不如说他提供了新的证据来证明：了解疾病必须根据恰当的因果关系——我们因为一定的条件而起反应。不仅是我们的反射作用，请你注意，而且连我们的组织，连我们的血球也一样……
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得到许可去参观医院和疗养院，并且研究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方法。他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查工作成为他苏联之行的高潮，使他兴奋到了极点。
他发现，在十八年内，有将近一半时间是用在重建国内残破的经济上面，苏联已将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认为肺结核可以完全扑灭的信念。
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工作，越来越感觉兴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休养所和完备的疗养院，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本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并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官方规定的疾病预防措施里包括从幼年起给儿童施行结核菌素试验，这正是他久已在国内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鲁多疗养院谈论过为出院的肺结核患者采取特殊的复原措施的必要。现在，在苏联，他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原制度，他马上就断言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面，苏联有一系列专为过夜的或不过夜的病人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不过夜的病人是从正规的疗养院出院后恢复工作的病人，或是少数有早期胸部征候但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完全住院治疗的病人。
他虽然没有时间去参观苏联其他地区的许多疗养院，但是所看到的已经足够使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他希望继续呆下去，再花些时间去研究医疗事业，并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去旅行，但是他逗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他的假期了。在他到达两个月以后，他启程回国，带走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医学论文，以及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新的试验正在古老的俄罗斯进行着，它将对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时加拿大和苏联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同时对于“苏维埃试验”的好奇心正在增长。因此，请白求恩就他的旅行作公开讲演的邀请像雪片一样飞来。
他能接受多少邀请就接受多少，对学生、医学团体和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发表讲演。他在讲台上的举止完全不同寻常。不管听众多少，他总是随随便便地讲话，就仿佛是在自己的客厅里和几个朋友聊天似的。有时候他坐在讲桌上，有时候他把椅子拖到讲台前，把一条腿跪在椅子上，接着往下讲，全然不顾教科书上关于演说的种种规则。
他在所有的讲话里都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策略：报导事实，同时粉碎自满。他厌恶陈腐的思想，不管是右翼方面的还是左翼方面的，而且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对人们已公认的见解提出挑战，从而促使人们思考。在多伦多，班廷热烈赞扬苏联的报告更是哄动一时。班廷宣称，他的苏联之行是他一生中给他鼓舞最大的经历。他在文章和演讲里盛赞苏联“正在科学与研究的坚固基础上建立一个巨大的机构……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那么充分地认识到今天的科学是昨天的研究的成果，而今天的研究也就是明天的科学。”作为加拿大的一个民族英雄，班廷的这些话使白求恩正在讲的事情更容易为人接受，虽然两人都受到某些保守派的尖锐批评。
至于他的总结，他所搜集的事实的意义，白求恩留待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所主办的一次会上向医学界人士报告。
那个会是在1935年9月20日举行的。会场里坐满了医生、他们的家属和一些弄到令人眼红的请帖的普通人。塞雷博士第一个发言，只涉及生理学大会的各次报告和讨论。接着是布朗博士，他以开玩笑的态度不仅议论了大会，而且还讲到他个人的见闻：没有塞子的污水槽啦，不懂英语而装懂的国际旅游局向导啦，官僚作风啦，买火车票遇到的困难啦。他用使人觉得非常好笑的方式报告了他个人的经历，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坐了下来。白求恩事前就知道塞雷的发言以生理学大会为主题，也知道布朗要讲到他个人如何不幸遇到没塞子的污水槽，以及用磁砖铺得很漂亮但是没有手纸的盥洗室。
他走上讲台的时候，下面响起了表示礼貌的掌声。他谢了谢主席赞扬他在胸外科界的地位的介绍词，接着点了一支香烟。
“我是今天晚上最后讲话的人，”他像平常谈话似地开始讲起来，“这次序是我自己挑的。我决定要采取一个和我的列宁格勒毕业同学[23]相反的立场。”听众发出了一阵哧哧的笑声，他停了一下。“我觉得相当有把握，他们的见解会是一致的。因此我决定，如果他们贬低俄国，我就赞扬；如果他们赞扬，我就贬低。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闹别扭——而是出于对真理的关注，因为我觉得真理往往是由现实的许多表面上不能调和的方面结合起来的。”
他吸了一口烟，同时玩味着听众脸上那种好奇的神情，他们正在考虑他这种意想不到的开场白。他接着照事前预备的稿子讲下去：
所有从异邦和外洋归来的旅客的报导基本上是属于自白性质，而且无意中成了自传性的。批评（他把语气微微地加重了一些）……成为对批评者的评论。这个适用于从古到今所有的归客，从那些把巴勒斯坦说成是遍地牛奶和蜂蜜的国土的《圣经》上的人士——其实完全没那么回事——到马可波罗、哥伦布和孟豪森男爵
[24]。
这时候他笑了一笑，与此同时，听众和其他演讲人好像都动了一动，往前挪了一下，期待着下面的话。
坦白地说吧，我跟其余几位不一样，我不是为了参加一个生理学大会而到俄国去的。我是为了更重要的理由而到俄国去的。我主要地是为了去看看俄国人。其次是看看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扑灭一种最容易扑灭的传染病，那就是肺结核。关于这个应该怎样做法，碰巧我自己已经有一些很肯定的见解，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费用就行。关于大会，我不打算说什么，因为我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开幕式——就忙着在涅瓦河里游泳，自由自在地逛大街，看橱窗，以及参观各个美术馆——成了一个“偷看者汤姆”
[25]兼“海外憨人”。
他又停下来吸了一口烟，重新改用比较轻松的口吻。
也许我的讲演题目实在应该是：《访问“镜中国”观感》。这或许会使人猜想我要拿“镜中国”和俄国作比较。很容易就可以模仿那个童话来揶揄一番，或是写一篇挖苦的文章，题目叫做《恶意人漫游谬境记》
[26]。但是嘲笑否定都是有趣的心理现象，基本上是属于保护性的。嘲笑比起赞扬来要容易得多……
有人管俄国叫做“颠倒国”，我们应该注意，对这种说法可以提出一种合理的怀疑，那就是人们在那儿看到的事物是不是真正颠倒的。因为这种古怪的错觉也可以由观察的人倒立而得来！说实在，俄国的大门上应该题着：“所有入境的人们抛弃旧的概念吧。”
[27]
他把香烟弄灭了，把烟头往上衣口袋里一塞，就接着往下讲，继续从他心爱的“爱丽丝”童话里找例子来和他在苏联见到的事物作比较。他在苏联找到了和白骑士、白王后、红国王、矮胖子、疯帽匠、半斤、八两等相似的人物：
可以把斯大林当做“海象”，列宁当做“木匠”，那些在1921年被领到海滩上作了一次非常不幸的散步的新经济政策人员当做“牡蛎”。
如果断章取义，把《镜中国》
[28]的人物说的一些话拿来应用到今天的俄国，也会是很有趣的；例如，俄国可以比做“镜子”里的房间，爱丽丝发觉那房间非常像她自己家里的客厅——只是东西都是反放着，书也像她自己的书，只是字都是反写的……“明天有果酱，昨天也有果酱——但是今天总没有果酱”可以当做某些人的牢骚，他们不能忍受在改进生活条件方面他们认为缓慢的进展。“白王后”对于下下星期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可以当做俄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前途所抱的无限的乐观主义和信心的一个例子。爱丽丝说“哦，我不能相信那个！”的时候，白王后对她的异议的回答也可以适用于今天的俄国。
“你不信吗？”王后说。“再试一试；吸进一大口气，闭上眼睛。”
爱丽丝笑了出来，“一个人不能相信不可能的事惜。”
王后说：“我敢说你练习得不够多。唔，我有时候在吃早饭前所相信的不可能的事情多到六样哩。”
像那王后一样，俄国人认为相信许多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后来，当爱丽丝发觉壁炉里的火是真火的时候，她快乐的惊叹声里也包含有同样多的真理。“这样一来我在这儿就像在我家房间里一样暖和了，事实上还更暖和些，因为这儿没有人骂我，把我从火边赶开。”然后她从一座小山上往下望，看见整个国家像一个大棋盘，生活本身就像一局正在全世界下着的象棋，她说：“我最好能当上‘王后’
[29]。”王后听了这话回答说：“那个容易办到。你要愿意的话就当‘白王后’的‘小兵’吧，开始时在第二排的方块里，等你走到第八排的方块时，你就成‘王后’了
[30]，我们可以一起当王后，整天寻欢取乐。”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共产主义的信心与希望。
听众听这些诙谐的话正听得有趣，他的声音和态度突然变了。他丢开了开玩笑的态度，用下面的话作结尾说：
伊莎多拉·邓肯
[31]在她的自传里这样描写她分娩的情形……“我躺在那儿，”她写道，“鲜血、奶水和眼泪像喷泉一样地流着。”一个人如果第一次看见一个妇女生产，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怎样想呢？他看见流血、痛苦、助产士的表面残酷、整个令人恶心的接生技术，难道会不吓坏了吗？他会嚷起来：“住手！想个办法！警察！杀人了！”
然后你告诉他，他正看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产痛会过去的，痛苦和丑恶对于生产是必要的，而且永远是必要的。他在了解这些以后，再看那妇女躺在那儿，他能说什么实话呢？她不丑吗？丑。她不美吗？美。她不可怜、可笑、奇怪、荒唐吗？是啊！她可怜、可笑、奇怪而又荒唐。她不庄严、崇高吗？是啊！她庄严、崇高。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现在俄国正在分娩的过程中，而助产士和产科医生们为了使婴儿活着，一直忙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把脏东西清除掉。正是这堆脏东西，这堆难看的、看着叫人不愉快的脏东西，冒犯了那些怯弱的金童玉女的眼睛，使他们撅起鼻子，因为他们自己灵魂的枯竭，他们想象力的缺乏，看不见在鲜血后面存在着生的意义。
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文雅的姿态。它是粗暴的、激烈的、革命的。但是对于那些相信人类的无限前途，相信人类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创造神圣的命运的勇敢的心灵——对于这些人，俄国今天呈现着地球上自宗教改革以来人类的进化、新生和英雄气概的最令人兴奋的景象。否认这个就是否认我们对人类的信心——而那是不可赦免的罪恶，最终的背叛。
在公开宣布他的新的政治信仰几天以后，白求恩采取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的正式党员身份保密，以便在职业上保护他。但是在一个受到分裂、危机和空前的苦难所折磨的国家里，他没有试图隐瞒这个事实：他现在已不仅仅是一个革新家，而是一个革命者，要自觉地为改造世界进行战斗。
十八
几个星期以后，在蒙特利尔美术馆，布兰特纳画的一张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因此而无意中发现了弗里茨·布兰特纳的名字。就像他在这种情形之下经常那么做的一样，他买下了那张画，并且打听起布兰特纳的底细来。听说这位画家因为不愿意在希特勒统治下生活而于最近离开了德国，白求恩就写信告诉他说非常喜欢他的画。他们不久就成了好朋友，而从他们的友谊又产生了一个独特的计划。
有一天，在叙述他在欧洲的工作的时候，布兰特纳提起他一度曾在维也纳跟席萨克博土学习过，席萨克是一个儿童美术教育方面的进步理论的倡导者。白求恩留神听着，细心地盘问他，第二天又带着一份创办一所儿童美术学校的计划去见布兰特纳。这个画家已经为解决一个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医生兼革新家——能为在这个城市阴暗角落里成长的儿童做些什么？他也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答案，但那是一个开端，从那儿可以产生出更大的东西来。
他的计划很简单：在他的赞助和布兰特纳的领导之下设立一所儿童美术学校，采用席萨克博士的方法。不收学费，也不收任何其他费用。学校就设在他家里。所有孩子都欢迎。学校发展下去，也许最后能用热心人士的捐款来维持。在那以前，一切开支由白求恩负担。
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就是这样开办起来的，这种专门致力于把艺术的快乐和创造力带给贫民区的儿童的工作在加拿大还是创举。
白求恩请了另一位画家，玛丽安·斯科特，来帮助管理这所学校，她是他以前在国外旅行时候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
每星期有三个下午，斯科特夫人和布兰特纳招待孩子们，欢迎他们到白求恩的宽敞的客厅里去。他们分散在客厅的地板上，描画着使他们萌芽的感官发生兴趣的色彩和形象。
虽然医院的工作和外面的活动极繁忙，白求恩在这所学校上课的时候还是尽可能地常常回家去。他走进画室，满脸高兴地问，“我的孩子们今天好吗？”
每星期六早晨，他带他们去各美术馆，给他们讲解画儿，说明画家在每张画里的用心，在过去的以及加拿大现代画家的名画中间当着向导。这些星期六早晨是他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愉快的时日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个期间，他收起了爱丽丝，假的爱丽丝，他的婚姻的可怕的纪念品。他终于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找到了他的孩子[32]。
他也是在绘画中找到了无限的快乐；绘画对于他不仅是一种消遣，而且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活动。他的画雄浑而富于想象力。他的雕刻表现了同样的特点。1935午秋天，他曾在当地一个美术馆举行过画展，受到了蒙特利尔的艺术批评家一致的赞扬。
他把自己看作艺术家，就像他把自己看作外科医生一样，并且常说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他曾经写道：
由于受到他的材料——人体——的严格而不能变动的规律的限制，外科医生没有那些使用石头、木头或金属作材料的同道手艺人所享有的自由。
他的工作不容许他表现活泼的幻想、机智或幽默，而这是其他的手艺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所能做到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手艺人往往具有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灵魂，虽然他的造型材料的性质限制了他的艺术天性的自由活动。像大多数其他的人一样，他的创造力被限定在一个渠道，只有一条出路。现代麻醉法的采用把这行手艺从过去那种仓促的权宜之计中解放出来，今天可以运用比较从容不迫的办法了。现代的外科技巧，由于这种新的从容不迫，直接产生了新的精确性，同时也容许并且鼓励施行手术者的艺术感受性。而通称的“外科技术”就包含并大致满足了这些艺术性的愿望。
[33]
十九
儿童美术学校开办以后，白求恩着手研究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他觉得这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向着这个问题摸索前进。他决定要做的工作是：考查全部医疗史，研究全世界的医疗制度，并且拟定一个公共卫生计划——这计划要切合实用，简单易行，也要广泛周密，能够保证人民大众得到充分的保护。这计划大得使对他最表同情的同事们也大为惊讶。他曾和一个著名的美国公共卫生权威I.S.福尔克讨论这事，福尔克对他很有帮助，但是一再警告他其中包含着巨量的研究工作。
“这不只是书本上的研究工作问题，”白求恩回答说。“问题是要找出方法来消除七年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以及贪婪和愚蠢所带来的普遍的疾病。”
有一个同事曾这样批评白求恩，说他对于行动的热情压倒了他对于研究的兴趣。不论这句评语是否恰当，现在他对于行动的热情却使他苦读每一篇他所能找到的关于医疗组织的论文。他读加拿大和美国各医学会的所有有关文献，从在伦敦工作的同行那里得到关于英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的长篇摘要，与渥太华[34]的有关政府部门通信，并写信和美洲大陆上所有他能打听到的专家交换意见。他编制了有关的书目，列举出与这问题有关的书籍和小册子好几百种。他埋头研究国际劳动局以及国际联盟有关部门出版的各种统计手册。他研究46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制度，同时也研究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平均工资、政府组织、政党和居民的社会觉悟。等到他觉得有充分把握的时候，便邀请一批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到他的公寓里去，向他们陈述他的见解。
这次聚会产生了加拿大医疗史上的一个新组织：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这个组织的名称很啰嗦，并且一再更改过，但是它的宗旨却很简单。正像儿童美术学校的宗旨是增进贫苦儿童的福利一样，这个新的组织的宗旨是使最需要医药的人们得到适当的照顾。
一百名医生、牙医、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参加了这个组织，推举白求恩作他们的书记。1936年7月，他们准备第一次公开放炮了。在白求恩事前与政府官员会谈以后，他们发表了一篇由白求恩签名的宣言，请大家注意魁北克省几十万人所处的悲惨境况，强调指出人民的健康只有由政府负责才能得到保障，并且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来立即改善公众健康状况。
他们建议试行的办法包括：一项适用于所有工资劳动者的强制性健康保险计划；由各专门医院派医生、护士和牙医组成医疗队在各大城市工作；所有失业者以五百人为一组划归当地的医生负责医疗，由政府提供医疗费用。
在医界内部，有人表示了疑虑，不知道这些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的责任的议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白求恩在给会员们的一个报告里写道：“到目前为止，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对于我们送去的初步草案的反应很保守。”
虽然他提出的方案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但是他毫不踌躇地宣称，社会化医疗制是一种能使医学得到解放，并且发挥最大作用的最终形式。如果有人想利用社会化医疗制的名目来把人吓跑的话，那么他是随时准备来为它辩护的。
在人民保健会发表主张的宣言所引起的讨论中，蒙特利尔的医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见解。等到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医学的经济问题讨论会时，争论就终于在正式的医学团体会场上出现了。这正是白求恩一直在等待着的机会。
二十
蒙特利尔三位主要的医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A.H.戈登、B.柯迪海和白求恩。
戈登大夫发表的见解认为，任何使政府对私人健康负责的企图都威胁医业的基础。
柯迪海大夫采取了中间路线，承认由于经济危机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以及医生们到处面对着严重的问题，主张实行不受政府干预的健康保险办法。
白求恩大夫采取了激进的立场。他直率地主张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前面两个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制，虽然激烈的程度不一样。白求恩用很尖锐的话开始了他的发言：
“今天晚上摆在诸位面前的是本会有史以来最有趣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
[35]。在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当中，必须着重指出医生们自己正在受到审判。我们既是被告，又是法官。因此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戈登大夫曾详细讨论在社会化医疗制下面医生个人前途的问题。
这一点（白求恩说）使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放回到适当的范围里来考虑。
[36]因为全民族的健康比医生个人的命运关系重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医学经济学，而是社会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我们必须把医学看做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在加拿大，这个经济基础叫做资本主义，它讲明了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和私人利润上面的。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正在经历着一次经济危机——一种致命的、需要全身治疗的疾病。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紧急的问题，有些人想把这个全身的疾病当作暂时的小病来医治，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大多数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暂时减轻痛苦的各种办法就像医治梅毒性头痛的阿斯匹灵药片一样。它们也许可以减轻痛苦；但是它们决不能把病治好。
医业（他平静地接着往下讲，把话故意说得轻的时候多，借助于修辞的时候少）是这个“能扔钱且捞钱”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的一种典型的、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行业，在私人利润的基础上以垄断的方式进行着它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医业也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方面一样，遭遇到类似的危机，呈现着类似的、有趣而不愉快的现象。这种情形可以概括为：“在一个多病的国家里，科学余，而健康不足。”正如在一个生产食品超过人民消费量的国家里，成千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还烧毁咖啡，把猪白白杀死，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成千的人却衣不蔽体。因此，好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好几十万人在遭受着痛苦，好几万人由于没有适当的医药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药治疗现成就有的，只是他们出不起价钱。无力购买是和分配不均结合在一起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的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和它是既不能分开，又无法分割的。医业，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是以珠宝的价钱出卖面包的，占我们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买不起，只好挨饿；我们做医生的卖不出去，也倒霉。人民的健康没有保护，我们的经济也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两方面了。
这个国家里的人在经济上分为三大等：第一，宽裕的；第二，不宽裕的；第三，穷苦的。属于上等的是那些生活宽裕的人们，有钱人和大富之家；属于中等的是那些不太宽裕和不太稳定的人们；属于下等的是那些广大的群众，他们带着镣拷，挣扎在最低生活水平的边缘。这些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们目前从医生那儿得到的家庭诊所和医院门诊的诊治仅够得上基本的健康标准所要求的三分之一。病人住院治疗的数目只及一个适当的标准所要求的百分之五十五，而住院的日数又只是需要的日数的百分之五十四。
总而言之，你一定得害一场非常严重的外科病，才能勉强得到充分的医疗。美国医学会的医疗费用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每年收入少于一千二百元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在一年之内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是眼科的诊治。如果把这些人和每年收入在一万元或更多的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三点八也得不到类似的诊治）加在一起，我们就面对着一个可怕的事实：所有这些人中，不分收入多少，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是眼科的诊治。这种惊人的事态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经济困难出不起钱是主要的原因；第二，愚昧无知；第三，无人关心；第四，缺乏医疗设施。
科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已经使任何个人实际上连全部医学知识也不可能完全掌握——更不用提什么应用了。这样就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产生了医学专门化。普通医生都知道，如果没有专科医生的支持，他们就不能使病人所花的钱划得来，然而专科学习的费用贵得使许多人不能向这方面发展。年青的医生为了缴纳医学教育的费用，在经济上作了一番艰苦挣扎，此后，为了挣钱，又往往被逼得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工作，不论那种工作多么不合他的志趣。于是他就掉在经济制度的罗网当中，这是一千人之中也没有一个能逃脱的罗网。收取诊金的办法在道德上使医生们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佩拉特和柯林所在1933年做了一次美国的九千一百三十个家庭的调查，发现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穷人的发病率比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高。并且医生们给这个阶层的全部诊治次数当中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免费的，给中等富裕阶层的诊治次数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免费的，甚至给富裕阶层的诊治次数也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不收费的。
请允许我讲几点明确的看法，因为在人们犹豫不决时，来点儿说教有一定的作用：
保护健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状况的经济制度，以及消灭愚昧、贫穷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是不公平、没效率、浪费大、完全过时的办法。医生们、慈善家和慈善机关则在千方百计地延长它的寿命。一百年前，十九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这种办法早就该自然地消灭了。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私人健康那么一回事——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群众中一部分人的疾病和肌体的失调影响着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和废止或限制私人开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办法。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政客们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剥削我们。
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
在我们的医务界里，让我们不单单讨论有趣的病例，而是更多讨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医业与国家的关系；医业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认识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性的和科学性的（在我们应用这两个名词时的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而是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
医务界像今天的宗教界和法律界或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对它的领导人的估价也是根据他们对当前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在现代医务界里，我们需要少来几个内外科的名医，多来一些有远见的、在社会问题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医务界——作为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利人的人民健康的保护者——必须向政府提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有计划地为全体人民医疗的方案。然后，在实施这个方案以后，医务界无论发觉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那个地位。这种表面的牺牲，作为一件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圣坛上，其结果将使医务界像一只辉煌的凤凰由死灰中再生。
医务界必须完全重新组织和统一起来，编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向疾病进行协同性的攻击，并且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那个目的。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
社会化医疗制意味着；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像邮局、陆军、海军、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
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
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的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慈善事业必须废止，而代之以公正。慈善事业败坏施舍者的品格，同时使接受的人堕落。
第四，它的工作人员由国家付给报酬，薪金和养老金都有保证。
第五，它的工作人员应享有民主的自治。
二十五年前，谁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可耻的事。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可笑的事。
各种医疗改革，例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之类，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它们都是迫不得已由过时的人道主义所产生的五花八门的假社会主义。
反对社会化医疗制的人们所强调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第一，丧失积极性。虽然据说人和驴子一样，在现代这种野蛮状态之中，多半需要在鼻子前面挂一些蔬菜，但是还不致于要金黄色的胡萝卜；一束名望之花也一样有效。
第二，官僚制度。这可以用由下而上的对机构的民主管理来防止。
第三：病人自己选择医生的重要性。这是鬼话；唯一提倡这种说法的人是医生们自己——不是病人。可以给病人有限制的选择机会——比如说两三个医生吧，然后如果病人还不满意，就送他去看精神病医生！这是公平交易——医生多少也该有选择病人的权利吧！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所要求的是疗效，不是名医。
我们医务界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惊醒过来，从而关心社会，认识健康是和经济上有保障分不开的。
让我们抛弃孤立状态，了解目前经济危机的实情。世界正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变化着，阿斯柯莱帕斯
[37]的船已经开始感觉到日益高涨的世界浪潮在它的龙骨下面咆哮。这个浪潮正在向前奔腾，不顾一切地洗刷着昔日的陈迹。我们必须随着浪潮前进，不然就要葬身波涛。
人民对于社会化医疗制已经准备好了。保障人民健康的障碍在医务界外面有，在医务界内部也有。承认这个事实这是整个情况中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人，摆出反动分子的嘲笑的面孔或是悲观主义者无精打采的神情，假托下面这一类的话宣布他们的原则：“保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神圣关系啦”，“非盈利的国有企业没效率啦”，“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啦”，“个人的自由啦”。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医务界的敌人。
医务界今天所面临着的情况是医务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维持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我们的私人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外一派主张医务界的作用比维持医生的地位重大，保障人民的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超越在职业的特权之上。因此，《亨利四世》中莎土比亚的一个角色的口令在好几个世纪以后仍然挑战似地回响着：“白莎尼安啊，你生或死于哪个国王的麾下！”
[38]
二十一
几天以后，白求恩在自己书桌的记事本上草草地写下了几条备忘录：
一、搜集所有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背景材料……二、把《赞成社会化医疗制》一文重打出来，准备散发征求意见。三、准备一份人名单，以便分送肺结核患者离开疗养院以后作康复用的模范城的计划。四、查医学文献了解是否有过和这孩子病况相似的先例……
战争、政治纠纷、病人康复计划、民族的命运、一个孩子的苦境。
如果有个人站在他背后看他写，也许会觉得他记的几件事莫名其妙地互不关连。要是在从前某一个时期，他自己也会把它们列为互不相关的事项。现在他却觉得它们交织在一起，都作为同一个复杂图案中的互相关联的螺纹而要求重视和行动。
他以前在组织人民保健会的时候，曾同时花了许多个晚上的时间去设计一个完整的城市。他曾经把许多草图给玛丽安·斯科特看，她是他的朋友，同道的艺术家，以及儿童美术学校的合作者。“我的意图，”他曾解释道，“也许好像是新奇，可是我深信它也很实际。”在俄国有许多专为疗养院“毕业生”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这些“毕业生”是指那已经恢复到可以重新工作的病人，但是他们还需要监督、注意和较轻的工作。而在加拿大就没有这种医疗设施。但是，他问道，为什么不可能建设崭新的城市，其中有适宜的房屋、公园和轻工业，一切都适应曾患过肺结核的人的需要呢？目的当然是要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在那里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健康，有机会过正常的生活，并且从事对他们没有过分要求的职业来维持生活。
他给玛丽安看的那些草图对于她的艺术家的眼光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它们包括许多设计：住宅、公园、儿童游戏场、诊疗所、医院、工业建筑物。他着重指出，如果由国家来主持的话，总共所需的实际费用比加拿大将来终于不得不花来弥补疾病所造成的损害的钱要少。那是加拿大因为没有及早采取有效的行动来防治肺结核而应付的最后的罚款。他不满足于仅仅拥护公民应享有健康和保障的权利的原则。他兼有艺术家从绘画着手和医生从技术着眼的办法，觉得不能不通过图纸来证明：人们有可能——而且从长远来打算，也便宜些——生活在舒适的环境里，窗口有日光照耀，后门则有花园。
但是他的理想，虽然不久就在政府官员和各界领袖当中流传开来，却又碰上了因果关系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以前曾一再恶性循环似地从支撑点上把他的信念冲走。一天，有人问起他的计划怎么样了，他打开报纸，指着大标题：叛军飞机轰炸马德里。
“那个说明我的计划怎么样，”他说。“未来的城市被埋在从来没有机会建设起来的城市的废墟下面。我有一个孩子在医院里病得快死了，因为人的肺生来不是呼吸贫民区的空气的。但是，如果我为了她把我的呼吁送到渥太华去，如果我对当权的人物说：这儿是一个城市的计划，在那儿我的孩子可以没有畏惧地生活和成长，我将对谁去讲呢？正是那些轻松自在地坐下来大事宴饮的人们，他们完全不关心那些不但患病而且正在炸弹下面死亡的城市。”
所以都是一回事：医院里的孩子、医生兼艺术家的理想、正往下落的炸弹、冷心肠的政客、正在向全世界大声求援的西班牙城市。
他念念不忘报纸的大标题和一个孩子的脸。
法西斯分子正在向马德里推进，与此同时，在圣心的一张病床上，一个孩子躺在那儿快死了。他看着她的时候，心情和他谈到来自西班牙的公报同样地苦闷。
一个同事注意到他闷闷不乐，便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我的孩子病得很重。我能救活她的机会很小。”
“噢，太糟了……不知道你有孩子。”
“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自己的孩子。我是说医院里的一个小女孩。病很重……”
她的名字是伊薇特·P……她是法族加拿大人。她十岁。她快死了。
她的父亲，一个在法族东区开小铺子的穷人，和他的妻子一道到医院来。在医院的陌生的气氛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褴褛的外表，竭力保持着镇静，但是和白求恩谈话的时候他们忍不住痛哭了起来。他们说，已经有一年了，他们注意到伊薇特慢慢地消瘦下去。他们没钱，他们付不起私人开业医生的昂贵的诊金，他们不得不去公立诊疗所。他们把她从这个诊所带到那个诊所，但是她仍然消瘦下去。现在他们到他这儿来了。他们听人说起这位有名的医生，他到穷人家里去，他不向没钱的人要钱，他到处公开地说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健康的权利。
她的父亲很激动地说：“相信我，我们不要求施舍。我们愿意把东西都卖掉——我们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全部拿去。只求你务必把她治好。”
她的母亲穿着一件粗布衣服坐在那儿，粗糙的手放在膝盖上。她说：“这是我们唯一的该子，大夫先生……”
他检查那孩子的时候，父母坐在候诊室里。
他们曾经到各诊疗所去，排在失业者的长队伍里等一个机会见疲倦的医生们，并在那些地方得到了各式各样的诊断。一个医生说毛病在胃里，“慢慢会自己好的。”另一个说是呼吸器官的病，“支气管炎，不很严重。”再一个说：“显然是顽固性的咳嗽。我给你一种咳嗽药。”还有一个看看瘦胳臂和胸部，埋怨说：“你料想呢？营养不良。”
白求恩检查她的时候，就猜疑到真实的情况。检查完了以后，他就吩咐给她的胸部拍爱克斯光，同时让她上床休息，
“那么她会好些吗——拍了这些爱克斯光？”她的父亲问。
白求恩把他们从病房里领了出来。他以一种他并没有感觉到的信心解释说，从爱克斯光照片可以看出是什么毛病来。在他没有研究那些照片以前，什么也不能做。
一个修女把他们领走了……
那天晚上白求恩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充满了思虑。想起伊薇特的陷进去的黑眼睛使他非常抑郁不乐。爱克斯光照片会证实他的猜疑吗？但愿不会如此。甚至是最严重、最凶险的肺结核也比较好一些。
他停好了车，上了公寓的楼，走进自己的客厅。房间里一塌糊涂。孩子们的图画都被恶毒而有规则地撕成了纸条子，散布在地板上。他所雕刻的人头好像是用棒球棍给打碎了。墙上涂满了湿淋淋的黑卐字。他的最好的家具都给砸坏了。
他打了电话叫警察。来了几个侦探问他有没有私敌。他指着墙上的卐字。“那个像私敌干的事吗？”不错，不错，他们了解；他们要加以调查。同时他最好和几个朋友住在一起——更安全一点。“如果你们到本地法西斯组织里那些白痴冲锋队队员当中去看看，”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在背后嚷道，“你们也许可以找到点儿什么。”他猜想这事件就算完了，他也不会听到什么下文。
第二天早上在医院里，他所疑虑的最坏的情况被证实了。爱克斯光照片显出整个右肺处于脓肿的状态。他细心地研究了这些照片，然后把德塞大夫请来征求意见。德塞大夫看了照片以后，怀疑地摇摇头。
白求恩带着探问的神情看着他的助手。他没法治那个肺。而她留着那个肺就活不下去。“要活下去的话，她那肺必须切除。”
“那么你打算切除吗？”
白求恩在他坐的椅子上移动了一下。“我不知道……我还不能决定哩。”过了一会几，他生气地骂了出来“多么糟糕、该死的事！”
他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一年以前，这孩子也许可以很容易就治好。现在是碰运气的事了。如果他动手术而她死了，有人会说他杀害了她。但实际上是谁杀害了她呢？那不是医生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对他来说，那是医生需要回答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人一直在杀害她。你，我，所有在这整个混帐世界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只顾自己的人！”
她快死了，这是很明显的，同时因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似乎没有人关心儿童的遭遇，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让她病死或是可能在手术台上送命。
他郁郁不乐地走来走去。过了—会儿，他比较平静地说：“好吧，明天把手术室准备好……以备万一吧。”
他整晚在他的客厅里踱来踱去。他应该动手术吗？他能够动手术吗？压缩一个肺的原理是简单的，而且普遍地为人接受。但是从胸腔里把病肺完全切除却是另一回事。还不多几年以前尼森在柏林这样做过，以后有几个人仿效他。已经这样做过的也许有一、二十个病人。但是从来没有在一个十岁的孩子身上做过。她的身体能不能经得起这打击？他有权利让她经受这场考验吗？
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又来折磨他了：动手术而可能救活她，还是不动手术而让她死去？
突然他骂他自己是个大傻瓜！那是奇怪的理论！当初他自己要求人工气胸，不是也曾碰到一模一样的谨慎小心的废话吗？也许他害怕吧？
清早四点钟，他下了决心。他要让伊薇特活下去。这意味着他必须敢于承担一切后果。否则，他以前说的、写的或者干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欺骗。
他上床以后睡得很沉，睡前把手术的每一个细节都明确地预见到了：肋骨、肋膜腔、肺、支气管、动脉管，像一张图画固定在他脑子里。他八点钟睡醒，有一种“紧张的”感觉，他知道这感觉会使他一直到中午都非常机警。
他开了汽车到一家大百货公司去，买了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洋娃娃。到医院后，他把洋娃娃放在伊薇特身边，接着就发出了关于动手术的最后指示。
他穿着手术衣戴着口罩走进手术室的时候，伊薇特手里抱着洋娃娃，已经在麻醉之下渐浙失去如觉了。她肚子朝下躺在两个支撑的胸靠中间，头歪在一边，嘴的一角被拉开着。话很快就传开了，现在手术室里挤满了医生。这几年里，圣心实际上没有做任何胸外科手术；而现在这位主任就要做全国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事情。助理员们、医生们和观摩的人们都紧张极了。年青的实习医生们互相耳语道，“主任今天上午要表演一回尸体解剖。”
麻醉师做了最后一分钟的检查，护土长把被单拉开，于是白求恩向下看到窄狭的脊背，可怜的小肩胛骨。他试了试手里的手术刀，踌躇了一会儿。他的刀要从那儿进去，在右肩胛骨下面一点儿，靠边上的地方。他忘掉了挤满人的手术室。现在，她正在黑暗中漂流，他的思想在那黑暗中追随着她。
黑暗这会儿紧紧抓住你，伊薇特，他想，但是我要把你领回到春天的阳光里来。
你看，有多少人来参观啊！他们看着我的手，而有时候我觉得难于解释我不单单在用手推动到处钻的刀，而且用别的东西——这是一种有力而肯定的东西，胎里带来的，虽然到处受到嘲笑和攻击，却仍然深深地藏在我心里。在痛苦来到，你觉得很难了解你的大夫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要记住它。我这样做是出于爱——这是一个神秘而热情的字，他们把它残忍地删掉了，就像他们同样残忍地想把你删掉一样。
现在，牵开器，这个出于必要而残忍地把肋鞘拉开的金属假手。揩干净深色的、神秘的流体，像从沙漠里的葡萄园流出的酒。肋骨在这儿，奇妙地弯曲着，但是脆弱得多么可悲。
现在，肋骨剪，又长又有力，干净锐利……然后是胸膜，现在全部露出来了，像那张画布，那幅我从清早就带在脑子里的图画。
现在要当心啊。其余的都只是准备工作，第一步。现在我们看到裸露的肺，一堆溃烂的软东西，在那儿生命已经被浸润的脓肿部分消灭了。这儿毫无希望。我的决定绝对不能更改。这个病肺必须切除。
当心！这肺不再呼吸了，但是它仍旧想报复的。脓肿部分紧挨着活的组织。全世界到处都是如此，污秽渗透进一切热望活着的东西。污秽的复仇心很重，它能进行丑恶的报复。
当心！这是真正的斗争。切断粘连。现在血液在流动，地球上没有任何酒能跟它相比。哦，现在死亡从切开的肉当中瞪眼看着我，而我只有两只手。什么？脉搏当然是慢了。准备输血。氧气。第一叶肺刚从肺窝里取出一半来，而心脏已经微弱了。但是我们可以提高生命机能的效率。再来氧气——快！
什么时候了？太多的时间过去了。
再来氧气！
现在你自己一定要坚强起来。
现在氧气面罩轻轻地往你的独肺里输进氧气；从这一刻起，只有一个肺能尝到氧气的滋味了。现在你必须愿意活着。现在和将来，没有愿望就没有生命。
你现在愿意活着吧，我们以后再向那些闯进我屋子里、我的孩子们的屋子里的匪徒啐唾沫！他们在我孩子们的头上面涂下了弯曲的十字。他们用魔鬼的声音喊着说你们没有什么特殊权利活下去。他们从他们的蝙蝠翅膀下面扔炸弹，把废墟当作花朵来叹赏。但是我们在这里回答他们。我们以每一口痛苦的呼吸回答他们。如果我们不回答他们，不久就会没有孩子剩下，没有欢笑，而只有他们的贫民区和炸弹坑那些凄惨的地狱之花了……
好了，手术完了。
你现在自由了。来看我的技巧的诸位先生感到很满意。但是我只看着你的生命在冷漠的标度盘上不断地颤动。它把管子里的水银往上推[39]，在这一点世上没有别的东西比它的负担更为沉重。现在胸膜敞着口，呈现出不习惯的空洞。以后另外一叶肺、心脏和内脏会急于要闭合这块真空地带。现在是要让这片在荒野里开辟的地方产生秩序。生命是不能分割的：荆棘似的静脉、动脉和残株每一个都在捣乱。最细微的地方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慰藉。现在，张着大口的、悲惨的深渊缝起来了。现在，牵开器放松了受了伤的组织，细小的针温柔地把嫩肉重新缝合起来。
动手术几小时以后，伊薇特要水喝。白求恩正站在旁边用一块湿布沾了她的嘴唇。
在过道里，她的父母怀着希望与焦虑在等待着。“她会恢复的，”白求恩说。她的父亲站在那儿，起先讲不出话来，接着张开两臂拥抱住医生，同时她的母亲交叉着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那天夜里，他又疲倦又欣喜，给玛丽安·斯科特写了一封短信谈这次手术：
我的孩子情况很好。
这次手术做得真漂亮。做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除了有时偶尔觉得难受。整个右肺切除了——在一个十岁的孩子身上做这手术在加拿大还是第一次……精彩不精彩？
好了，我今晚一定睡得很沉。昨晚是“不眠之夜”——不是我能不能做，而是我该不该做的问题。但是我的孩子情况很好，我现在要好好睡一觉了……晚安。
白
二十二
给伊薇特动手术一星期以后，他接见了一个不速之客——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派来的一个发言人。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多伦多，由班·斯潘司牧师任主席，得到了许多传教士、工人领袖和其他社会名流的支持。作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第一个行动，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所需的费用直接向加拿大人民募集。委员会一致认为，在全加拿大最合适的队长人选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如果他肯担任的话。
他的客人走了以后，他独自坐着沉思了很久。然后他心不在焉地翻阅了书桌上的一堆书信文件，在他零星的日记里写道：
到西班牙去？上星期我得决定给不给我的孩子动手术。现在我又得决定去不去西班牙。我感觉到惊讶、光荣——同时又为难。我是适当的人选吗？我准备好了吗？昨天的答案好像为今天准备了新的问题。而明天——又该是什么呢？时代强迫我们作出残酷而且不能挽回的决定！
援助西班牙委员会同意给他时间考虑以作决定；西班牙的战事却不能等待。每天不断地有关于政府军被围困和法西斯军队向马德里推进的消息。
他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严酷的问题。九年来他尽力想法要解决一个多少世纪以来使医学界感到棘手的问题：扑灭肺结核。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但是那需要工作、说服、不停顿的宣传、不寻常的鼓动方法。他现在能把这一切都抛弃吗？
而且，他问自己，他个人的地位怎么办呢？假定他果真到西班牙去？他以后去哪儿？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剩下可以做外科医生的年月并不太多。他三十九岁刚开始搞胸外科，而在那个年龄一般医生的事业已经大为可观了。
他现在是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自治领养老金及卫生部的外科顾问；魁北克省圣阿加莎城的西奈山疗养院以及蒙特利尔的格雷丝·达特疗养院的外科顾问。他是医务界里薪金最高的人之一。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当时在加拿大和美国从事胸外科的医生中有许多都曾跟他学习，观摩他的技巧以及他如何使用他本人发明的器械。他是地位最高而入会很难的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受到他以前所崇拜的人们的敬仰。
这一切，也许他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的整个前途，都得扔在一边。他问自已，个人因素究竟在什么时候让位于更重大的问题？
更重大的问题却使他没有机会从个人因素的观点来考虑。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而国内的法西斯集团，为他们在国外的同党的成功所鼓舞，开始在大街上胡作非为。随着佛朗哥对马德里的猛攻，在蒙特利尔也发生了袭击犹太族公民和抢劫犹太人开的铺子的事件，出现了来自柏林的种族主义的宣传。“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会突然对朋友们嚷起来。“他们在德国、在日本、现在在西班牙都已经动手了，他们到处公开活动了。如果我们不趁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屠宰场。”
一天夜晚，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在窗前站了很久，望着下面的广场出神。然后他在书桌前面坐了下来，翻阅了他的书信文件，写了给上司的辞职信，立下了他的遗嘱。儿童美术学校在能够靠公众捐款维持以前，可以从他的银行存款里取钱用。弗朗西丝有代理委任权来处理他的一切财务。万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财物都归她所有。
那天夜里他上床去睡觉的时候，书桌上放着他用打字机打的一首诗的草稿：
今晚这个苍白的月亮，
如此安静——皎洁而遥远——
是我们忧心的一面镜子，
高悬在冷涣的加拿大上空；
就是这个月亮昨晚低垂在
西班牙破碎的山巅，一片血红，
从她那明亮的盾牌上映照出
死者血肉模糊的面容。
朝着那苍白的月亮我举起怒拳，
向那些无名的死者我再次宣誓：
同志们，你们在悲愤的寂寞中倒下去，
你们为我们牺牲——我们永远牢记。
三个星期以后他动身前往西班牙。
[1] 史密斯大夫和威尔逊大夫。他们的实验结果于1930年由三个人联名发表在《细菌学学报》上。——原注
[2] 当时已有的气胸器械达二十五种之多，都是由世界各处的肺外科技术大师创制的，因此，采用白求恩的器械是对于发明人的一种难得的赞扬。——原注
[3] 后来在他自己主持的一个诊所里，他很有效地应用了这种器械。加拿大医学会的机关刊物1936年12月号就有详细的说明和图解。——原注
[4] 这种方法后来发表在《胸外科学报》1935年2月号上。——原注
[5] 1943年给本书作者的信。——原注
[6] 施行这种手术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观察膈神经的再生力，而且因为他相信他自己当时的情况适合这种办法。这是一种需要切除副膈神经的彻底的膈神经截除术。——原注
[7] 他后来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1936年12月号上描述了他的各种发明。——原注
[8] 见第一部第四章。——译注
[9] 法语“主任”和“厨师长”是同一个字，而厨师长戴白帽子。——译注
[10] 圣心医院为天主教医院，护士由修女担任。——译注
[11] 法国科学外科学创始人。——译注
[12] 应该提一下，这是在磺胺制剂和各种抗菌素发明以前。——原注
[13] 1952年加拿大人口已经超过一千四百万。——原注
[14] 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独裁者（1920-1930）。——译注
[15]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原注
[16] 他是在亚利桑那州塔克森市给阿道勒小姐做的手术。——原注
[17] 这项圈是掩盖疤痕用的。——译注
[18] 惠特曼（1819-1892），美国大诗人，《草叶集》作者，曾于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担任伤员护士工作。——译注
[19] 白求恩的话是根据该省省政府的统计数字，当时正是经济萧条很严重的年头。此后魁北克的婴儿死亡率业已降低。——原注
[20] 罗马的大广场。——译注
[21] 联邦合作联盟——加拿大社会民主党。——原注
[22] 1935年9月9日给H.S.大夫的信。——原注
[23] 原文是“Lenin graduates”，意思是“从列宁格勒毕业的列宁的学生”，一语双关。——译注
[24] 孟豪森（1720-1997），德国旅游家。——译注
[25] “偷看汤姆”，英国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曾偷看戈德瓦夫人裸体骑马的姿态。——译注
[26] 《恶意人游谬境记》（Malice in Blunderland）是仿照英国作家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的书名的一句俏皮话。——译注
[27] 仿但丁所著《神曲》《地狱篇》第三章中地狱大门上的题词：“所有入境的人们，抛弃一切希望吧。”——译注
[28]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二部。——译注
[29] 国际象棋中最厉害的一个棋子。——译注
[30] 照国际象棋规则，“小兵”走到对方最后一排以后就升格为“王后”。——译注
[31] 邓肯（1878-1927），美国著名舞蹈家。——译注
[32] 孩子中有两个在法国政府主办的国际艺术节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和三等奖。——原注
[33] 《美国结核病评论》，1932年9月号。——原注
[34] 加拿大首都名。——译注
[35] “病案”和法庭的“案件”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字。——译注
[36] 从本句至本章节末的材料均引自白求恩的发言。——原注
[37] 罗马医神。——译注
[38] 《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五幕第三场。英王亨利四世驾崩，其子亨利五世即位，因此问口令的角色提出了效忠哪个国王的问题。白求恩借这个类比来说明医务界所面临的抉择。——译注
[39] 胸腔手术结束前将肺吹胀，水银柱因肺压增高而升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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