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2）
第一部：死与生
一
中国北部，河北……
他们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把他从山里送了出来。在那些小道上敌人是不敢插脚的，马儿也不能骑，只能让人牵着走。
他们把他抬在一副载伤员的担架上。起先他曾生气地摇摇头，让担架员走开，跨上了他的栗红色的马，搭拉着左臂坐在鞍子上。但是他们从摩天岭走了没有多少里路，他就昏迷过去了。等到他醒了过来，发觉自己给抬在一副担架上，随担架员的动作有节奏地移动着，他只转转眼睛望着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他们这一队沉默而顽强的人员和骡马，在河北西部山地的荒原上爬上爬下走了一天一夜。白天，11月的太阳仿佛是一只孤零零的大眼睛，蒙着一层泪水，透过密云的愁眉凝视着他们。夜晚，星星低垂在悬崖的上空，仿佛以一种有寒意的温暖抚摸他们，并给他们照路。不分白天黑夜，他们似乎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天空。背后仍然回响着像远雷似的炮声，他们踏着尘土向前行进，穿过了笼罩在山谷上的像银色小湖似的浓雾，从悬崖峭壁中辟出的小路，以及寸步难行的丛林。然后他们脱离了崇山峻岭。矮胖的董翻译，这时骑在栗红色的马上带着队，他举起了手。他们站住了，凝望着下面开阔的山谷。
“那儿就是黄石村了，”方指着下面说，接着他们便开始下山。
他们在山腰上转来转去地向下走了一个小时，终于可以清楚地看见黄石村棕褐色的房屋和从地里往回跑的很小的身影。等到他们到达山谷，已经有一群人聚集在村子的北口了；他们快到村子的时候，一阵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响彻了山谷。
“白求恩！白求恩！”
在村边，人们高呼着这个名字，喜笑颜开地挥动着手。但是当栗红色的马到达村口，队伍进村的时候，欢呼声从他们的嘴边消失了。他们满脸不安地望着方——他身子向前骑在马上，低着头，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颓丧的神情。他们闪开让方过去，同时他们自己嘀咕起来。白求恩在哪儿？为什么队伍这样沉默地走进村子？为什么担架员走路的眼睛盯着地上？然后他们看着担架慢吞吞地进入村子，他们由于烦恼和惊愕都变得愁眉苦脸了。
董勒住马，队伍停了下来，担架员跪下去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放到地上，低着头，仿佛他们感到把他这样抬回来是他们的过失似的。
村里的人慢慢聚集在担架周围。是的，是白求恩，外国人，白求恩。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像一阵旋风似地经过村子，昂着雪白的头，领着队伍向山中疾驰而去。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出发到前方去，而现在他躺在他们面前，头向后仰，眼睛闭着，胡子朝天。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摸不着头脑。是的，是白求恩，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他竟会像死人一样躺在这儿？在所有解放了的地区，他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他的面貌照亮了山西的村庄。他穿越过中原，穿越过河北和陕西。甚至在沦陷区他还捉弄过侵略者。他的名字好像刺向敌人的一把剑。这可能吗？
他们朝董看看，想得到一个平安无事的表示，接着又回头瞧着白求恩。在他所创造的所有奇迹当中，他一定还给自己留下一个吧；过一会儿他一定就会站起来，笔直笔挺的，像一柱火一样威严有力；白发高耸，胳臂伸出来叫大家放心，绿色的眼睛像往常一样地微笑。但是就在他们望着的时候，他突然痛苦地扭动了一下，把毯子从身上扯开了，于是他们看到了绷带，和一条一直肿到肩膀上、颜色变得难看的、肿胀的肌肉。
他们啊呀一声向后退开，孩子们抱着大人的腿，担架员也畏缩地退了一步。
白求恩睁开了眼睛，仿佛从沉睡中醒来，他撑着一只胳臂肘抬起身来，四下里看看，找到了董。他用只有董听得懂的外国话讲了几句，又疲惫地倒了下去。
董下了马，面对着村里的人。“我们一定得在这儿停留，”他沉重地说。“我们从前方来，一天一夜没停过。他不能再走了。他一定得休息一番才能度过这场大病。”
一个年长的人走了出来，到担架前面按河北的传统规矩恭敬地鞠了一躬。“起先我们以为也许是敌人从山里出来，可把我们急坏了，”他说。“后来认出了栗红色马和担架员，我们就高兴极了。现在我们非常难过……就是敌人来啦，就是‘坚壁清野’，就是我们的家这会儿都烧得精光，我们的家人都分散在山里，也比您这样病着回来强得多。”
白求恩转过头来，迷迷糊糊地伸出了手。
“我们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董说，“等到我们能够移动他的时候再走。”
那个老人直起身来。“到于地主家。他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了。”
他们跟着担架到了于家院子里，在外面等着，同时孩子们瞅着大人，从父母脸上的表情，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现在笼罩着这山谷，笼罩着河北的丛山以及全中国辽阔国土的威胁，他们为这个远比曾在村子里投下阴影的敌人还可怕的不幸而感到惊愕……
傍晚，村里又惊动了一次。这次是一个通讯员从军区司令部翻山越岭赶到这儿来。前一天，司令部一收到前方拍去的无线电报，他就得到聂司令员本人的命令马上出发。这个消息使得大家极为震惊，并且立刻就转到延安给毛泽东了。聂司令员接到延安来的一封一封的急电，命令他随时向朱德和毛泽东报告病情，并且要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把白求恩送到军区司令部。通讯员虽然因为赶了路又累又饿，却没有心思吃东西。“白求恩病着，在五台山和延安，他们都在等着消息，”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知道我们的人会说什么吗？而你们还让我吃饭？我马上要见他。”
方把聂的代表带进了房子里去，他想安慰白求恩一下，让他知道不但在这儿，在于家的炕旁边，不但在黄石村，不但在摩天岭，在战士们曾看着他抱病离开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整个晋察冀边区，所有的人都关注着他的病况。
村里的人等候着消息，可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两个人还没从房子里出来，他们就悄悄地走开了。男人们回到地里去干活，还常常回过身来，把手放在眼睛上面挡住阳光，心事重重地看着村子。妇女们从她们少得可怜的食物里拿出小鸡、小米煎饼、鸡蛋、蔬菜，用篮子盛着放在于家门口。孩子们在村里唯一的布满车辙的街上游戏时，互相警告不许吵闹。小鬼[1]蹑手蹑脚地走到白求恩的屋子门口，再也不肯走开，并且问所有进出的人：“明天他能好得离开这儿吗？我给他拿点儿吃的来好吗？我可以问问他想不想吃东西吗？”
方整夜呆在那个屋子里。清早他出来的时候，他的长脸上带着一副烦乱的神情，并且急急忙忙跑出了村子。董在村口外面找到了他，看见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呆呆地盯着远方出神。董一声不响地在他旁边蹲下，用一根树枝在地上浮土里画来画去。太阳这时还隐藏在山背后。从村里隐隐约约传来日常活动开始的声音。
“他现在怎么样？”董没抬头，问了这个问题。
方用手蒙着脸。“起先我因为能来护理我们的导师，心里非常高兴。现在我心里难过极了。他的病很重，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来。“我们怎样去向聂司令员和毛主席报告呢？”
“他管我叫做他的‘化身’，”董说，“现在我仿佛也在死去。我们一定得回到他那儿去。我们决不能让他死。”
董在院子里找到一条粗板凳，放在白求恩的屋子窗户底下，继续守护。
夜晚来了。一个人影悄悄地走进院子。“白求恩是在这房子里躺着吗？”一个声音轻轻地问道。
“是的。”董掉过头来，看到一个穿着游击队蓝布棉制服的年青人。
“我们是人民自卫队的队伍，”那战士说。“我们路过这儿上摩天岭去。在村子里我们听到了这沉痛的消息。为了白求恩，我们抱定自我牺牲的决心。我们全体保证：到前方以后，我们愿意接受任何任务，给别人树立榜样——决心自我牺牲到底……请你告诉白求恩好吗？”
“好，”董说。“我一定告诉他。”
这个战士敬了个礼，随即在黑夜中沉默地走开了。接着，方走过来在董旁边坐下问道：“他叫过人吗？”
“没有，”董说。“他安静地躺着哩。起来过一次，到桌子前面坐着写东西……”
“真奇怪，他还有气力爬起来，到桌子前面坐着。”方坐在那儿思索起来，望着殷红的炕火照耀着的屋子。“他现在会写什么呢？我纳闷他心里想些什么？”
“也许想他所记得的痛苦事情，”董说。“今天晚上星星很多，正像他往常喜欢的夜晚一样，而我曾听他讲过像星星一样多的无数往事。在山里，夜晚的天空看起来像寺院里涂金的天花板的时候，他往往对我说：‘我的化身，这些河北的夜晚就像我小时候在我本国所看到的夜晚一样……’口口声声不离他的化身……刚才有一个战士在这儿……从一个过路部队来的。为了白求恩，他们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出发了。所以他们也是他的化身……”
“我——你——他们……咱们进去吧……我们决不能再离开他了……”董默默地哭了起来，一点也不怕难为情。“我一会儿就进来……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方沉重地站了起来。“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他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二
美国，底特律——1926年……
他三十六岁，而从他的症状看来，他已离死不远了。他躺在床上，细想一生是怎么开始的，而现在就要结束了。他想历史上连他的名字都不会提起。他不知道就在1926年历史已经在部署伟大的国家和无名的人们从事战争、暴动、屠杀和英雄行为。他也不知道他还要再尝一次死亡的苦味；不知道有一天四分之一的人类会用“白求恩”这个名字来歌颂他；更不知道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山野里，一个姓董的人会守护着他，会想起这一次，他的第一次“死”。
有那么一天他自己会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但是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快死了，而他一生的岁月都付诸东流了。他对自己说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他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窗下大街上的声音和灯火增加了底特律长夜的凄凉，他在床上翻来复去，时梦时醒，痛苦不堪，他检查他杂乱无章的一生，咬紧牙关不许自哀自怜，他不断探索他失败的原因，并把这种探索当作自己唯一有意义的遗嘱。
他记起了许多面貌、城市、伤心的事、虚荣的事。他记起了家、大战、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荡和过度的兴奋、工作、手摸着粘泥和人体时的快感、霉烂了的爱情、强烈的渴望、颠狂、绝望。在那叫做“生活”的旷野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又是为什么迷了路？
三
牧师住宅、木板盖的教堂、他喜欢在里面游泳的那些湖泊、他追赶过蝴蝶的那些小山——这些都是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和他的童年的一部分。
这一切他全记得，还有那些关于十六世纪中叶从法国北部移居到苏格兰的白求恩族的传说。他们是法国的胡格诺[2]教徒——早在三百年前他们就不是同流合污的俗人，他想起这件事来往往暗中得意。以后两世纪中，他们给苏格兰提供了许多医生、教师和牧师，其中有几个做了斯开岛[3]爵主的世袭医生。后来，在十八世纪，他们迁移到加拿大去，在那儿白求恩族出了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他是多少代长老会教徒以后的第一个国教徒。白求恩族的另外一个人做了麦吉尔大学校长。还有一个，就是诺尔曼的祖父，行起医来，成为多伦多杰出的外科医生。
他记得关于他祖父的许多故事——他的激烈的见解、非正统的言行和对科学的爱好——以及这些事曾如何成为他童年向往的目标。他尤其记得他那热爱语言文字的父亲，还有那又温柔又刚强的母亲，她一直私下相信她的儿子是注定了要做一番事业的。
他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抛弃了行医、传道和教书的家庭传统，去从事比较庸俗的商业。1880年他和哥哥安格斯一道乘船去夏威夷，准备买一片橘树林来发财。但是在檀香山他认识了伊丽莎白·安·古德温，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们的相识整个儿改变了他的一生。
古德温小姐是一个英国家具技师[4]的女儿。她十岁时就在故乡伦敦的街上散发宗教小册子，二十一岁离开英国到夏威夷传教。她充满了对人类的博爱，胸怀着拯救异教徒、传布基督福音的伟大决心。她把说服的本领用在马尔科姆身上，得到了惊人的结果。他改信了自己祖先的教派，并在她的感召之下回到多伦多，完全抛弃了买橘林发财的念头，而不断地写信到檀香山向她求婚。
他的说服的本领也不亚于她。她不久就去加拿大跟他结了婚。
1888年，他们的婚姻生活里有了双重喜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珍妮特出世，同时马尔科姆进了诺克斯神学院准备做牧师。他一生中的转变，始于夏威夷，现在则完成了。他被任命为牧师以后，便把他的小家庭搬到安大略省北部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在那儿初次执行牧师的职务。就是在这儿，在1890年3月狂风暴雨的一天，在长老会的牧师住宅里（那是从木板盖的教堂顺着一条土路走一百码就到的），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世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5]。
作为一个传教士，马尔科姆·白求恩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见解。虽然后来因为讲道动人受到超乎寻常的赞赏，他却拒绝了所有有钱会众的聘任。他说：“富人太庸俗了。”他只肯在那些他认为居民比较接近他的基督教徒生活准则的地方当牧师。结果，随着牧师职务的调动，他一家接二连三地从安大略的一个小城搬到另一个小城。
诺尔曼两岁的时候，马尔科姆·白求恩牧师调到比弗顿，然后到多伦多，在以后若干年中，还到过艾尔默、盲河、苏·圣玛丽、欧文桑德，最后又回到多伦多。可是有许多年诺尔曼都在格雷文赫斯特过夏天。这儿，在马斯科卡湖里，他养成了对游泳的爱好。也是在这儿，他开始显露出对森林和夏日天空的爱好。
白求恩家无论搬到哪儿，家庭生活总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有好多年全家爱玩一种识字游戏。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哪个孩子能正确地念出一个生词并且说出生词的意思，就得五分钱作为奖励。通常总是诺尔曼得奖，可是他总把得到的钱跟姐姐和弟弟平分。另一种游戏是诺尔曼一个人玩的：搬动家具。他喜欢按照自己对形状和色彩的想法重新布置每个房间。家里人认为他担任室内装饰师未免太早了一点，但是仍然耐心地任从他这种嗜好。
从最早的时候起，他的冒险精神和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就被认为当然的事。刚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种肮脏但科学上是必要的工作——解剖苍蝇和鸡骨头。后来他在解剖方面的调查研究逼得他的母亲也做了一番调查工作。有一天下午，满屋子突然都是刺鼻的气味。她一直找到阁楼上，发觉诺尔曼正在那儿很细心地从他刚煮过的一条牛腿上把肉切掉。“你在干什么？”她吃惊地问他。他简略地回答：“我在把肉弄下来，好察看骨头。这些骨头可以做成很好的标本。”她急忙走开，让他继续搞科学研究。那天，他后来把牛骨头放在后院的篱笆旁边晾干。也是在八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大家不许再叫他亨利了，而要叫他诺尔曼，并且把和他同名的祖父的外科医生铜名牌挂在自己卧室的门上。
他家初次在多伦多定居的时候，他才七岁，可是他非常喜欢那个大城市。有一次他跟母亲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溜走了，过了好几个小时给一个警察送回家。他母亲都急坏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淘气地笑了笑。“我想知道迷了路是什么滋味。我就走到警察面前告诉他我迷路了。真好玩。”
以后几年中，他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表现得更大胆了。他居然把捉蝴蝶的田园消遣变成了一种危险的游戏。有一次，在格雷文赫斯特郊外，他看到一块陡峭的悬崖顶上有一只蝴蝶，就领着弟弟马尔科姆往上爬。爬到半中腰的时候，路太难走了，他便叫马尔科姆在那儿等他。他一面抓着石头、树根、灌木，连拽带爬到了顶上，马尔科姆一面吓得大喊大叫。他下来的时候，一手拿着蝴蝶，气喘喘地说：“马尔科姆，捉蝴蝶有两方面。首先是捉，其次是蝴蝶本身。”有两次，在类似的冒险行为中，他摔断了腿。他十岁的时候，全家在佐治亚湾[6]上休假，他看着他的父亲在蜜港横渡海湾。第二天他自己也试了一下，亏得他父亲坐船赶到，刚刚来得及把他从海里救起。可是第二年诺尔曼游过了港湾。
他父亲因为他这样不怕危险而愈来愈为他担心，不过，他母亲的比较冷静的看法占了上风。“他应该学习去冒风险！”她说，“他爱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那样他才能学到。”
他在许多城市的不同学校里受了早期教育，但最后在多伦多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毕业。他快要进大学的时候，白求恩夫妇搬回到多伦多，以便让诺尔曼，以及不久以后让马尔科姆，能够进多伦多大学。
新思潮正在从海外传入这个自治领。就在诺尔曼出世的那一年，横贯加拿大辽阔疆土的第一条铁路完成了。在诺尔曼的童年，威尔弗雷德·洛里埃爵士[7]崭露头角，他用愈来愈明确的语言表明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工业在全国蓬勃发展，吸引着亿万美元的英、美投资。来自欧洲的大批移民给西部无人的平原带来了农民，给东部的工厂带来了工人。在五大湖[8]上，轮船把大草原出产的上等小麦运到圣劳伦斯河[9]，然后这丰盛的产物又从那儿流向全世界的港口。随着工业、移民和开拓，也带进了促进现代文明的技术、与世界大势愈来愈密切的关系以及新思想的种子。这些新思想不久就要使白求恩夫妇感到不安，同时向他们的儿子提出挑战。
小白求恩当时在大学里吸收的新思想中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他的父母来说，达尔文主义就是反基督的同义词。当时芝加哥著名的传道家德瓦特·穆迪竭力反对在美国学校里教授进化论，而白求恩夫妇是穆迪在安大略省的主要信徒。白求恩夫人在诺尔曼的教科书中发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她大为惶恐，便开始把宗教小册子夹在他的科学书籍里，以抵销那本似乎亵渎神明的书。
诺尔曼很愉快地把这些小册子看了一阵，后来有一天晚上，在他母亲睡着以后，他溜进了父母的卧室，把一本《物种起源》塞在她枕头底下。他的玩笑使她的宽容受到了不可忍受的考验：她在厨房炉子里把这书烧了。他认了错，可是她看得出他是作为一个好儿子向她赔罪的，而作为一个快成年的人，他却以典型的、顽皮的幽默表示了反抗。
虽然他们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薪水决不够供给两个儿子上大学。诺尔曼在多年前靠送报挣过零用钱，现在又去工作挣钱来缴学费。他在大学食堂里当侍者，挣的钱付了一年级的费用。以后又在五大湖的一艘轮船上当了一夏天火夫。
接着又在温索尔[10]干了一阵新闻记者，其间他发现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且挺有意思。有一年他没有上学，在安大略省埃奇利城教书，挣够了下学期用的钱。他教有些年纪比他还大的学生读、写、算，这样净赚到三百元钱。另外他还教过一个圣经班，并且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当过伐木工人。在那儿做工使他的骨架长宽，肌肉长结实了。他讲起当过伐木工人总很自豪，并且多年来珍藏着那时候的一张像片，那是他和四个“真正的”伐木工人的合影，他们都比他高大得多，都有六英尺来高，并且肌肉都很发达。
他现在二十四岁了。他的小鼻子、宽下巴和金黄色头发像母亲，宽脑门和蓝绿色的眼睛像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养成了对绘画和雕刻的爱好。他的手长得又长又坚实，使他得意非凡。
他也养成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用手指捏塑的粘泥、涂在画布上的颜料、任何使他看了喜欢的东西、通过教科书和讲堂在他面前展开的愈来愈广阔的天地——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在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种种梦想和计划，正如对于所有憧憬未来的二十四岁的年青人一样。
他还有一年就可以得医学博士，但是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随即参加了军队，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他出发到法国去，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当担架员。
当时在法族加拿大[11]有反对“他们的战争”的怨言。在魁北克[12]的大街上，成群结队的民众谴责“帝国主义者”，反对征兵。但是对于白求恩来说，就像对于安大略省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没有什么疑虑，也没有什么良心的责备。普遍的兴奋使得他激动，而且在法国有着富于刺激性的事物——新奇的国土、新奇的人、新奇的风光、新奇的经验。
可是不久以后，法国就不再是“美丽的法兰西”，而是一所大停尸房了。他在伤员中间奔走，抬着残废的人和已经不像人的废物，地上和手上都是血，他当了死亡的学员和那些还想活下去的人的战友。远离了政客的滔滔雄辩和躲在国内的爱国者的激昂慷慨的高调，他看到的只是一幅破坏、泥浆、徒劳和大屠杀的图画。他开始大喝其酒了。他给一个国内朋友的信[13]里写着：“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后来在伊普雷[14]，当加军大批地在敌人炮火下死伤的时候，他给一颗榴霰弹打倒了，左大腿炸得露出了骨头。这回该轮到他从战场上给抬走了。由于失血而十分虚弱，头脑里留下了伤员的呻吟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使他往后在睡梦中也忘记不了。
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住了六个月，然后作为伤员遣送回国。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算完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大学里准备取得学位。毕业的时候，多伦多的一家陆军医院给了他一个实习医生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怀疑在屠杀和破坏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不过他也只是怀疑而已。他找不到答案，甚至也提不出明确的疑问。他只知道别人还在那儿；且不管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总不情愿坐在边上旁观，而觉得有一种和他们在一起的需要。
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在“飞马号”军舰上当上尉军医，一直到1918年。停战以前六个月，经他自己请求，被调到驻在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里当军医。
德国投降的时候他正在法国。庆祝胜利以后，他和朋友们坐在一家巴黎小酒馆里，大家都纳闷，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二十八岁，两鬃未老先衰地露出了白发；大好青春已经付诸流水了。大战在白求恩的学生时代后面加了一个句点，现在又在白求恩的成人时代前面画下了一个问号。他突然感觉到衰老，不知所措——模模糊糊地开始想望新鲜的事物。
年青的时候他只认识加拿大；成年以后他只认识欧洲。他发觉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归宿的人，彷徨歧途，走投无路，只是丧失的时间需要去追补。他感到幻灭，那就是西方小说家在以后二、三十年中要在西方世界传布的幻灭……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伍。
四
后来，他回想起战后的伦敦岁月，总说自己是“海外戆人”[15]。
他到达伦敦的时候身边只有空军的军饷；可是不久他就很阔绰地过起日子来了。“我没钱，”他这样解释，“但是喜欢艺术。我不久就发现一件很妙的事：许多很有钱的人对艺术却一窍不通。我就利用起我的鉴定的本领来了。”
他到法国和西班牙去，利用鉴定的本领，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和艺术品铺子里，以及灰蒙蒙的货栈里搜罗货色，拿到伦敦去卖，赚一笔厚利。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总共只有一百英镑本钱，都是向朋友们借来的。他带回来许多好货色和精巧的艺术品，卖给伦敦的艺术品商人，净赚了两百英镑。每到存款不多的时候，他就渡过英吉利海峡。有两年他就这样挣了足够的钱来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无数的书，别人借钱有求必应，并给自己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
在儿童医院以及后来在热病医院共事的那些实习医生，因为不知道他的“商业旅行”，把他当作一个有钱的加拿大大牧场主的少爷。他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觉，因为他觉得这事有意思得很：他来自一个生活简朴的家庭，而他们却以为他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只有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才能那样瞧不起钱。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他把所挣的每一分钱都省下缴学费，现在他是在补偿那么多年所受的苦。
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摆动着一根手杖，胡子和灰白的两鬃使他显得比实在的年纪老些，做工极讲究的衣服使他显得很英挺。他出入梭瑚区[16]的公寓，那样子真引人注目。在那个公寓里，他和一个在法国认识的澳大利亚医生住在一起。他们在这儿，在梭瑚区的中心过尽了放浪形骸的生活。
他的公寓里堆满了奇异的雕刻品——石膏的心脏、肾脏、脑子、卷曲的肠子、骨头、腿、手和手指。他喜欢人体的外形，对于各器官和内脏也极有兴趣。“我住的地方就像一家血淋淋的肉铺子，”他后来回想起来这样说。
他在这个“肉铺子”里接待宾客，为一群年青的崇拜者，一些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所围绕，他们每晚聚集在这里听他高谈阔论，同时放量饮酒。在战后的波动里，在和平带来的争端以及纷乱的世界的恐惧、麻木和幻灭中，他向他们大谈他的人生观。
当他夸夸其谈款待宾客的时候，别处的人们却正在认真地为他们的重大的怀疑寻找答案。随着各种流行的狂热、各种教派、爵士音乐和不加标点的诗，新的先知的名字也进入了公众的意识。有些人梦想以威尔逊的“十四点”[17]作为新世界的指南；有些人梦想费边社会主义；有些人借西格门·弗洛伊德[18]的名字把“无意识界”供奉了起来；有些人在卡尔·马克思的旗帜下行动了起来。
当时正是乔治·萧伯纳最出风头的时候，但是他的剧本和费边主义的见解居然没有引起白求恩的注意。在二十年代早期的伦敦，这实在得有点儿本领，而白求恩却做到了，后来他变成萧的崇拜者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
白求恩也有他自己的先知，那是在英国文学界一度影响极大而当时几乎已没没无闻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奥斯卡·王尔德[19]精神上的父亲。他的名字是瓦特·佩特：教授，作家，批评家，提倡感官、兴味、快乐的先知；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许多大学生所崇奉的文化英雄。他正合白求恩的口味，白求恩彻头彻尾应用上了他的名言：“目的不在经验的成果，而在经验的本身……永远用炽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并且保持这种欢狂的境界，这便是人生中的成功了。”
在二十年代早期的伦敦，白求恩拼了命去追求瓦特·佩特所说的“成功”。
这位年青的医生沉浸在战后伦敦放荡的气氛里，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通宵狂饮。目的是要体验一切。战争让他认识到生命不值钱，死起来很快，而人能用来体味生活所提供的一切事物的时间却很少。
与此同时，他母亲经常给他写信，劝他要牢记《圣经》，要做礼拜，要避免犯罪。他很孝顺地写回信，向她报告自己做实习医生的进展。
一连三年他忙着做外科手术、绘画、雕刻、结交新朋友、解释佩特的学说。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只不过是一个努力和时间的问题罢了。三年以后他的实习期满，便在伦敦东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任职。
“啊，命运之神，命运之神，”关于这个时期他后来写道，“她们是以两个女子的形式出现的。”
第一个女子是埃利诺·德尔[20]大夫，她的丈夫是一个富有的英国实业家，她本人也极富有。她就是白求恩在其中工作的那个东区诊所的所长，后来做了他的朋友兼资助人。在她的敦促指导之下，他努力进修，准备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的考试。一个年青的医生要进修就得有钱，比他去法国和西班牙做买卖所能挣的还要多的钱。德尔大夫供给他钱，白求恩大夫记下数目，好在日后全部还清。他答应德尔大夫到欧洲去继续进修两年，然后在她的赞助之下在伦敦挂牌行医。
1923年秋天，他到爱丁堡去参加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在那儿他认识了第二个女子，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那是一听钟情，”他老爱这么说。弗朗西丝讲话时用一种柔和悦耳的爱丁堡声调。她的声音、美貌以及“一种不平凡的天真、不平凡的脱俗、加上不平凡的聪明”，全使他大为倾心。接着他热烈的追求也让她倾心了，于是在他考试以后两三个月，他们就在伦敦结婚了。
她当时二十二岁，是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人家的独生女儿，英国和欧洲上流社会最好的精修学校[21]的产物。
他们婚后的第二天，他宣布身无分文，最好准备私人开业。在爱丁堡的时候，他向她提起过他打算到欧洲去进修。她问他为什么现在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回答好像很简单。他现在是结了婚的人，准备负起做丈夫的责任，不得不延搁一部分计划。但是弗朗西丝不懂这个道理。她宣布她有一小笔遗产，因此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可以继续进修。这一小笔遗产是新消息，好消息，不过他想动用其中一部分在伦敦开设诊所可能更好些。但是弗朗西丝不同意。她不愿意让他的医生事业因为结婚受到妨害。于是1924年春天，他们就到欧洲去了，一面度蜜月，一面求学。
弗朗西丝，年二十二岁，个性非常恬静而羞怯。白求恩，年三十四岁，为人非常直率，举止豪迈。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发生了冲突。像当时许许多多上流社会的年青妇女一样，弗朗西丝对于结婚生活的种种亲密关系怀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不久以后他们中间就经常闹别扭、吵架、发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白求恩的婚姻不久就成为他失败的象征，而战后欧洲混乱的气氛更增加了他的惶惑。
他心里的种种不快使他做出了没理性的行为，弗朗西丝感到害怕，因此就更加矜持。他们的关系成为一串吵架与和好、气恼与温存、责骂与悔恨的不幸的循环。他们曾分离过无数次，结果总是又回到一起，发誓说两人绝对不能分开生活。他一向急躁，而这种不幸的关系又惹起新的急躁、对她爱情的幼稚的考验，以及围绕种种真正的和想象的隔膜而产生的痛苦思量。有一次他在狂风暴雨中跳进了英吉利海峡，险些给淹死。他很难为情地向她解释说，他一直就想要在暴风雨来临时在这个海峡里游泳。而在她看来，他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毁灭自己。
还有一次，他激她跳过一个很宽的峡谷，如果她失足的话，可能会受重伤或者送命。她跳了过去，然后就跑回旅馆，搭了最早的船去伦敦。他写信给她，求她原谅，对那一件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古怪行为表示惊愕。她回来以后，两人亲热了一个星期，接着又因为每天闹别扭和吵架而闹翻了。
又有一次，在意大利，看着觉陀[22]画的《圣芳济的一生》的时候，他得到一种他说是近乎天启的感觉，于是决定要修道。到维也纳以后，他的心情变了。他在那儿跟几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学习，那时候他肯定他非做外科医生不可。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觉得需要活动和刺激，于是他们就到瑞士去滑雪。他滑雪滑得很不错，但是他对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发挥得太过火了，以致于心脏机能疲劳，不得不在床上休息了三个星期，那是他在欧洲度过的日子里最安静的三星期。
他拼命喝酒，拼命进修，拼命过奢华的生活，这样在一年之内把弗朗西丝的遗产差不多都花光了。
这一年并没有虚度，因为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观摩了欧洲外科名医的手术，但是他总不愿意记起这一年。“我像一只对着一盏灯乱扑翅膀的蝴蝶，晃得头昏眼花，糊里糊涂地转圈子，生活没有目的，死也没有目的。”[23]
他的蜜月是一场胡闹。他的婚姻是一场胡闹。他的生活是一场胡闹。当他们结束在欧洲的东奔西窜时，他就是这样认为的。
五
一年过去了，弗朗西丝的遗产只剩下了两百镑。他们用这笔钱回到伦敦，从伦敦到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到密歇根州底特律城。
为什么去底特律呢？白求恩有他的道理……
当时那个紧接加拿大边界的城市已经非常活跃了。那儿已经是汽车工业的都城，美国大规模生产工业的蓬勃发展的中心，冒险家的乐园，满心相信亨利·福特预言的人们的圣地。美国富极了，而它的大量财富像一股洪流经过底特律。美国正在走向以前连做梦也没想到的繁荣，而底特律正是无限前途的摇篮。在底特律有的是钱，有的是工作。只要在那儿肯干，肯努力。他告诉自己，在那儿他不必对任何人低声下气，不必对任何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老妇人折腰。那儿是美国灿烂前途的人为新疆界。他说：“我们要在底特律开设第一个诊所。”
于是1924年暮冬，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夫妇在卡斯街和塞尔登街拐角处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两人总共只有二十四元钱，还有在欧洲买的旧锡蜡器皿和零散的古董，以及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椅子[24]。在弗朗西丝看来，底特律很沉闷、肮脏、讨厌，使人局促不安。而在白求恩看来，底特律就是二十世纪，就是一个机器时代的堡垒，在那儿机会敲着每一扇大门。
他拉出了祖父的行医招牌，等机会来敲门。他等了一年，机会只是很轻微地敲了一下门。
白求恩当初选择了卡斯衔和塞尔登街的拐角处，因为那儿似乎是城里的闹区。不久，那儿果真比他所想象的还要热闹。
当时那儿是妓院区的中心。他借了一张桌子，买了一条裤子，开起业来以后，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希波克拉底[25]，医治着历史悠久的马德琳[26]。在城里其他地区，工商业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卡斯街和塞尔登街附近，卖淫随着时代盛行了起来。他的诊所里逐渐有病人来了，而其中出得起钱的多半是妓女。
在他简陋的诊所里，他发现一个事实，那是他在多伦多、伦敦、维也纳和柏林学的医学课程中所很少提起的；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
有一天，他侥幸地被附近食品杂货店的老板请去给他妻子看病。那妇女有一条腿肿得非常难看。她丈夫急得要命地说，有一个医生断言那条腿非截断不可。白求恩切开了脓肿的地方，在他细心监督下不断地放脓，几天之内病人就脱离了危险。老板心里万分感激，而他的“出纳机”里却空无一文。“大夫，我只能在买卖当中来酬谢您，”他低声下气地说，“您给治了病，以后您需要的杂货都请到我这儿来拿，一概不收钱，随您拿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食品问题。其余的问题是由对门一个卖肉的给解决了。很侥幸，那个人喜欢孩子。
他来到白求恩诊所，在楼梯上把皮鞋上的锯屑抖掉，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一屋的孩子。你给我孩子瞧病，我给你送肉，尽你吃。”
“至少，”白求恩跟弗朗西丝说，“我们的伙食现在可以荤素平衡了。”
一家五金和家具店的老板领着病病歪歪的妻子来加入的时候，什么都齐全了。他们的裤子下面有了床，厨房里有了锅盘，路易十四时期的椅子和大瀑布市[27]的家具不伦不类地挤在一起。
他等了一阵——又等了一阵——可是他的境遇仍然和他的病人们一样。到他诊所来的人浙渐多了起来，但是许多人的贫穷并没有比少数人的贫穷使他增加什么收入。有些病人惹他生气。他们到诊所来，或者派人请他到家里去，往往已经病得很重，而他们的病如果在初期是很容易医治的。要么是当初有点疼痛不在意，而现在已经发展成穿孔的阑尾了；要么就是有点不舒服没有理它，其实已经是晚期性病了；还有疝气现在发展成箝闭性的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病，由于疏忽变得十分棘手。
“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请医生？”他往往生气地嚷起来。而病人，一个斯拉夫人，或者匈牙利人，或者土生土长的汽车工人，因为穷觉得很难为情，往往会弄得语无伦次。
在富庶的美国的这个新兴城市里，破烂的小公寓房子、欠付的账单、莫名其妙地普遍患有的疾病，开始使白求恩忧闷起来。“这不是医疗，”他往往对弗朗西丝说。“这就像在木头腿上涂芥泥一样。他们需要治疗的时候，要么自己并不知道，要么就害怕出不起钱。最后当他们还是来的时候，往往又太迟，或是健康已经完全的糟蹋了。妓女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有病，而在于当了妓女，这样的话，我对妓女有什么用处？”他把责任推给世界，在这种时候他往往对自己说，这实在和他没关系，他是医生，而世界就是那副老样子，他只能把断了的腿接起来，医治疝气和内脏，并且在“玛丽”掉进“职业上的风险”的罗网以后把她送进医院。
他一个月一个月地挨了过去，一种新的恐惧侵入了他的单调不堪的生活和工作。他发觉自己比以前容易疲倦并且需要更多的睡眠。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以前一向充沛的干劲和精力。于是随着愈来愈厉害的疲劳，他更加疑虑，更加喜怒无常，更加愤懑。
后来他又常常出诊看病。他往往发现病人已经快死了，他就和毁坏身心的无名威胁作顽强的斗争。他一心一意地诊治，使病人起死回生。他因为自己的成就又感到踌躇满志，精神振奋起来，恢复了旧日的希望和自豪。他的知识和技术像一线温暖的光芒照耀着他的内心，疑虑和喜怒无常消失了。他重新成为充满了信心的外科医生，相信自己一定有前途，他等待着时机，并不因为贫穷而气馁。
突然间，一夜工夫，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一跃而成名了——而且有钱了。
他曾在一家州立医院弄到一个兼职，做普通的手术。有一天他从手术室里出来，在走廊上被一个衣着整齐、彬彬有礼的人拦住了。那人介绍自己是格兰特·马丁大夫[28]，白求恩曾听人说起他是底特律最有成就的开业医生之一。
“我很佩服你的技术，”马丁大夫对他说，“我想提议把我的外科病人送到你那儿去……哪天晚上你和你夫人请到我家里来，我们再详谈，好不好？”
“那好极了。”
他们握了握手。“我觉得我们合作起来一定不错，”马丁大夫恳切地说。
寥寥几句话——而一切都改变了。
在马丁家里，白求恩和弗朗西丝会见了其他名医和社会名流。有钱的和有地位的男女人士现在开始到卡斯街和塞尔登街的诊所来了。其他医生也效法马丁，把病人转给这位大家突然谈论起来的外科医生。在马丁的鼓吹之下，话给传开了——白求恩是该去见的大夫。
钱现在源源而来了。他邻近的病人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来找他，来了又哭穷，而新来的病人看最轻的病也准备付很贵的诊金。在医院里，他在外科方面也开始有进展，应用了他跟欧洲名医学来的技术。两三个月之内，他们搬到头等住宅区的一座豪华的房子里去。可是他还是不肯搬诊所，虽然现在他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大阔佬了。
成功是可喜的，不过有的时候，他坐在新装潢的诊所里，不禁看着手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的手还是这双手。难道它们今天有了昨天没有的魔力吗？他找到答案了：它们昨天治的是穷人，今天治的是富人。
他现在要的是钱。他需要钱！不过在挣钱的过程中，他对挣钱的那些方法憎恶起来。他成名以后，已经不是旧日的白求恩大夫了。他发觉自己现在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他送病人来，他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用，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持这个制度。
钱是开端，也是尽头。他尽可能弄够了钱，然后回到原先的贫民区病人当中去，找回失去了的平静的心境，和玷污了的为贫病交迫的人们服务的医生理想。
钱是那个制度之下大家奋斗的目标，他也就尽量利用他的成名，天天增加收入。但是生活逼着他注意这个现实：许多受苦受难的男女病人需要他医治，可是出不起钱。
有一天晚上，他给敲门的声音惊醒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站在那儿。他慌慌张张讲了一大堆话。白求恩最后总算听懂了，这个陌生人的妻子就要生产，可是找不到愿意给她接生的医生。他不久就发现了其中的道理。那人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辆没人要的铁篷车里。
在一盏煤油灯的灯光下，两个孩子挤在角落里的一条褥子上。由产妇的丈夫做助手，他接出了一个小于一般个儿的、枯瘦的婴儿。他把婴儿洗干净，用他父亲递过来的破毯子包起来，因为没有摇篮，就放在他母亲身边。
他从外面的一个桶里倒出一盆水来洗手，婴儿的父亲很紧张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张一元钱的钞票。白求恩接过钞票，把它叠了起来，塞回到那人的衬衣口袋里。
到了早上，他又来了，带来一篮食物、婴儿的尿布和一件母亲的睡衣。他给营养不良的母亲规定了饮食，又检查了婴儿。临走的时候，他很粗鲁地打断了那父亲的紧张的道谢的话。他知道母亲可以复原，但是婴儿大致不出那个月就要死去。他们管这叫做医学——神圣的治病救人的技术！
他向弗朗西丝抱怨说，对于那个丈夫说来，一星期二十元钱的工作，要比现在可以用在他那注定要死的孩子身上的一切神妙的医术更有用处。什么医学？那些骗子甚至于不肯打搅舒适的睡眠去铁篷车里接生！
他公开指责起一些同行来。弗朗西丝安静地坐着看书的时候，他往往大发牢骚。“他们当中有些人行医的资格也就和中世纪的理发匠差不多。照我的意思，首先要把他们淘汰掉一半，让他们去站柜台。然后我一定要让其余的人明白他们是医生，不是商人。”
有一次他出诊去矫正另外一个人搞糟了的骨科手术后，对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萧特大夫说，“我做母亲比他做外科医生还强些。这些白痴自以为做起买卖来了！我跟你说，医学界应该找最好的人组织一个委员会，在内、外科医生干这个——这‘买卖’——两年以后，审查他们的资格。还说什么道德哩。比起我们当中有些人来，连费城的律师[29]也算得上道德的典范。”
他的激烈的见解，公开地到处发表，在有些医生中引起了怨愤和非难。“他们中有些人装出那一副神圣的鬼相，”他发牢骚说，“指望大家把那些说他们是万无一失的和忠心耿耿的神话信以为真。他们决不能接受批评。他们要公众相信他们万无一失。而他们当中有些人果真地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他们的口号应该是：‘救了表面就等于救了一切。’他们除了表面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懂，对什么也没兴趣。在贫民区里，病人应该来找我的时候却不来，因为他们没钱。现在我收的费比我应当收的数目多上好多倍，而别人比我还过劲。我从前一文不收救活人命的时候，我吃不开。现在我给一个女人一剂简单的补药，其实她好好地做一套振作精神的体操也一样地有用，我敲一大笔竹杠，却大为得法。”
弗朗西丝现在难得看到他。他总是在诊所，或是出去应诊，或是，她猜想，和酒友在一起消磨一部分夜晚的时间。她开始注意到他身上起了一种变化，这使她充满了新的恐惧。
随着喝酒、发脾气、闹情绪，他的身体慢慢地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同事们注意到这一点，劝他减少工作。他们的劝告使他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他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对不对？而成功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对不对？那么好了，他就要赚钱，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钱——一直等到他赚够了钱，能够随心所愿，为所欲为：如果他高兴的话，可以不理会这世界；嘲笑那些无用的富人的无关紧要的小毛病；看看是不是可以照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的方式来行医。
终于他的精力和恢复疲劳的能力完全消失了。他一清早就觉得累，上午开始看病的时候还是照样累得难受，但是不分昼夜，他从没有拒绝过给人看病，尤其是穷苦的病人。
弗朗西丝看着他这样心里害怕，竭力劝他休假。“你在把自己赶进坟墓。你绝对不能这样搞下去。”
“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他不耐烦地回答。
他得了很厉害的咳嗽病，起初他没在意，后来就用普通的成药治了一下，但是他的咳嗽愈来愈严重，弗朗西丝听见他咳嗽着回家时觉得刺耳，半夜里也常常给他吵醒。
他的两颊发红，好像发烧一样。渐渐看得出他在消瘦下去。有一天他在自己的磅秤上称了一下体重，发现减了五十磅，减轻到不象话的一百一十五磅。他给自己配了一剂补药吃了下去，然后在镜子里瞧瞧自己。在他那高高的、圆顶形的前额上，头发比以前稀疏、而且灰白了。有一次他发觉弗朗西丝盯着他的头，他对她说：“这没什么出奇。我父亲也是少年白。”
当他拼命应付业务的时候，发现自己会突然感到虚弱，在这种时候一切都要让位，他只有一种压倒的欲望想爬上床去。
以后他开始在半夜惊醒，突然吓得跳起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他的心卜卜地乱跳，睡衣汗透了。他就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睡觉，一连咳上好几个小时。
有一天晚上他回来得早。弗朗西丝到门厅里去，一看见他就立刻站住了。他拿一块手绢儿堵着嘴，手绢上浸透了血，他的眼睛在血红的手绢上面瞅着她，然后他东倒西歪地爬上楼到自己房间里去。她吓得呆了一会儿，随即赶忙跑去打电话请邻近的一个医生。
医生来的时候，白求恩躺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苍白。他在下巴下面围了条毛巾，上面沾满了血和痰。他正在喘气，一种翻泡似的、汩汩的声音在喉咙里一起一伏。
医生咕哝了一声，摆手叫弗朗西丝从床旁边走开，急忙弯下腰去听白求恩的胸部。“病相当明显，”他干脆地说，“不过我们还得马上拍几张爱克斯光照片。”
六
他躺了两个星期。仿佛有一层雾裹住他的脑子，阻塞着他的思想。有时他的嘴唇扭动一下，微微露出—丝苦笑。医生们的脸模模糊糊地出现在他眼前，他听见门厅里有人低声说话。有时候雾散了，他就仰头看弗朗西丝。这时候他似乎在端详她的脸，态度很客观，就仿佛她是一个陌生的人，一句话也不讲。医生们低声说：“很严重的出血。”他听见他们的话，冷冷地盯着天花板。休克、出血、失血……不止那些，他心里想；远远不止他们能用他们贫乏的名词叫得出的或是在爱克斯光照片上看得出的那些东西。
一连好几天，门厅里有低声说话的声音，弗朗西丝的影子在他身上飘来飘去，喉咙里热呼呼的、有咸味的、汩汩作响的东西有时候在黑夜中惊醒他，有时候在白天。人们的脸过来仔细地看着他，随后又消失，人影照在天花板上像群魔乱舞……
“白求恩大夫……”
那是在他床旁边的一个医生，他们为什么还要烦扰他呢？
“白求恩大夫……”那张保养得很好的脸，长着修得很整齐的胡子，表现出一副很有教养的病床旁边的态度。那是一个诊金很贵的脸。“你觉得怎么样？”他们大家用的词汇都这么有限。“我觉得怎么样？”他学着说。“就好像我快死了似的。你觉得怎么样？”
脸隐没了，连胡子带别的。
老色鬼……他肯不肯在半夜出去，到一辆铁篷车里给一个妇女接生，那妇女的丈夫没工作，孩子没东西吃，车里还另外住着两家？单想起这事也叫人厌烦。他闭上了眼睛，让自己坠入他身体所渴望的半睡眠状态。
有一天他醒得很早。脑子好像清醒些。他望着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现在呼吸稍微容易一些了，出血已经完全停止，他觉得舒服一点。他不知道那天是几号了，懒洋洋地听着街上的声音，这一天就像平常日子一样，街上的声音也是往常听惯了的，但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不对头。他奇怪起来，难道他那么容易就忘记了，一切活动会在他房间外面像以前一样照旧进行下去？
底特律的早晨——烟囱丛中不知什么地方小鸟啁啾地叫着，汽笛在响，孩子们懒散地拖着脚步去上学……在伦敦该是中午了，在地中海岸上该是午睡的时刻。在这样的日子，在梭瑚区，他也许会想到泰晤士河上去划船；在维也纳，他也许会想到阿尔卑斯山上去滑雪；在罗马，他也许会想念南方炎热的海滩。现在这一切都似乎很遥远了。他奇怪这些思想并没引起他任何兴趣。格雷文赫斯特、伦敦、欧洲、战争的回忆、他和弗朗西丝的婚姻、在底特律的先穷后富——说来奇怪，它们都只是些依稀隐约的往事。这究竟是否奇怪，他又想，它们现在竟显得这么模糊，这么无足轻重？它们发生过；如斯而已。幕已经落下来了；它们是一出演完了的无聊的戏的一部分。
弗朗西丝……这名字引起任何反应吗？有的——一点痛苦，满心怜悯。他辜负了她，或是她辜负了他，或是出了别的毛病；不管怎么说，总是搞得一塌糊涂，无谓得很，一场空。连孩子也没有，孩子至少可以给你一种幻觉，使你以为自己有一部分没有死而在延续。
如果幕已经落在弗朗西丝身上，那么还剩下什么？什么也没有。当然喽，曾经有过等待着他的命运，他从小就期待着的命运。做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多么了不起的命运！一个锯骨头、死要钱、拍马屁的家伙——这就是治病救人的医生！
他的眼睛转来转去四下看看房间，看到床旁边桌子上的一面镜子。他伸手把镜子拿了过去，好奇地仔细察看自己。
他完全没料到他的样子会变得那么厉害。他曾经眼看着自己体重不断地减轻，但是在他卧病的短时期中，他的两颊陷下去了，头发更白了，眼睛烧得通红。他倒了下去，疲倦极了。“用炽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连佩特也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己……
他的胡思乱想被脚步声打断了。是弗朗西丝来了。当她把他的一杯牛奶放在桌上的时候，他望着她，端详她忧心重重的脸，让她把枕头撑在他背后，然后用坚定的声音说：
“有一件事我们得谈谈……我不知道他们对你说了什么，不过我快死了。我是完蛋了——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和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七
他在当地一个医院里医治了好几个星期，等到他能够起床行动，就动身到格雷文赫斯持的卡利多疗养院去了。他是“回老家去”，这样一来他生命的讽刺就完成了。
在火车站上，弗朗西丝在匆忙的人群中站在他身旁，一个红帽子在给他搬行李。他向车站四下里望望。他心里想；这就是底特律——新兴的美国的心脏。又是—年，又是一个好梦，付诸流水了。
弗朗西丝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臂。她曾经恳求跟他走，但是他倔强地坚持着他一成不变的见解：他快死了，他们一定要离婚，她一定可以找到新的生活。
现在一刀两断对于双方都最好。她起先发愣，然后气恼，最后认输。她的忠诚和爱情都大声地抗辩了。不管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跟他在一起，竭尽她微薄的力量来帮助他，至于将来怎样可以听其自然。但是对她所有的恳求，他都冷静地回答：“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我就不到疗养院去。”这样一来使她毫无办法了。
现在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了，她竭力想找话说，想怎样才能挽回从他们手中溜走的一切。
他低下头来吻她。“再会吧……亲爱的，言语不能形容的苏格兰人，”他温柔地说。“回爱丁堡去——你在那儿一定会快乐一些。把东西都卖掉，回去……”他转过身去，然后沿着月台走开了。
在多伦多，第二天早晨，他的父母公车站等着他，准备送他去格雷文赫斯特。
他父亲苍老了一些，背有点儿驼；伸出手来，手指直发抖。他母亲刚毅而骄傲的脸上带着非常痛苦的表情。他们一起上了火车到安大略北部去，母亲坐在他身旁。
火车驶过顿河的时候，他沉默地凝视着丛林、棕色的田野、城边上最后几座房子。有一次他母亲用衰老的眼睛朝他看着，问道：“诺尔曼，你感到很痛苦吗？”他摇摇头。不，并不是那种痛苦。
田野里呈现出小块的沙地，接着是直挺挺的绿色松树，低山上露出的岩石，马斯科卡群湖的最初几个手指形的湖泊，最后是格雷文赫斯特。
他们开着汽车从镇上穿过，经过了他从前在里面听父亲讲道的那个小教堂，到那些顶上布满岩石的山里去。离开市镇几分钟以后，他们掉转方向朝着湖开，经过一条煤渣路，在两排收拾得很整齐的松树中间开进了疗养院。
在医院里，他穿着粗布的病人衣服躺在床上，母亲在床旁边低下头来祈祷，两眼泪汪汪的，他温柔地抓住她的手。“不要这样妈妈，”他说。“不需要祈祷和眼泪。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已经厌倦了。在这以后无论什么也都没意思了……”
八
他已经和世界断绝关系了，但是特鲁多疗养院来的一封信改变了他的治疗过程。
在底特律的时候，他最初的意思是要去设在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的特鲁多疗养院。可是当时那儿没有空的床位。现在，他到达格雷文赫斯特一个月以后，从萨兰纳克湖来的信通知他可以马上入院。
萨兰纳克湖疗养院是北美疗养疗法的伟大倡导者爱德华·利文斯通·特鲁多创办的，在整个医学界很受器重。白求恩虽然有厌倦的、听天由命的心情，还是决定换个地方。
他在12月16日到了特鲁多疗养院。建筑物上的冬青花环给疗养院添了一点圣诞节的气氛。他再一次接受了例行的检查，安静地忍受了所有的化验。他对自己的爱克斯光片发生了兴趣。
他阅读，写信，一连几个小时躺着思索。他不焦急，不抱什么希望，也不害怕。他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冷静的神情，但却设法使疗养院的规矩迁就他自已的脾气，而不管护士怎么说。他卧床的时候，头上戴一顶自己带来的旧草帽。准许他起床以后，他穿着睡衣在走廊里蹦跶。等到他搬到疗养院在皮斯格山坡上一座叫做“草原”的单幢住所去时，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在那微型城市的小天地里，医疗图表底下写着1927年1月。每座单幢住所里的病人早上醒来，他们的呼吸把空气呵成云雾一般。医生们走过一长溜红晕的脸前，散布着乐观的空气。创办人特鲁多的铜像守卫着大门，在他没有视觉的眼睛前面，新的病人进来，旧的病人出去。同时在那座叫做“草原”的单幢住所里，四个没有什么指望的男子，结束了他们人生的旅程，他们在一起无话不谈。渐渐熟悉了彼此心灵深处的思想。
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医生，都患着不治的肺结核，他们对于把他们送上死路的病都很有知识，都熟悉每小时、每天、每周出现的预告最后灭亡的时间和方式的种种症状。在二百二十五平方英尺的空间里，在黄松木的板壁之间，放着四张病床，放得可以让他们充分利用三面的门窗和第四面通到一个很小的洗澡间的门道。房子外面风越刮越大、雪越堆越高的时候，他们那儿就变成一个阴森森的世界，他们熟悉各人咳嗽时特有的音调，以及各人特有的爱好、痛苦、习惯、惊醒和恶梦。
其中一个是B大夫[30]，美国南方人，他有浅色的头发、蓝眼睛、漂亮的脸、亲切愉快的笑容。一个是林肯·费希尔大夫，生在密执安州，长在美国东北部，黝黑、年青、热烈、敏锐。一个是李南，中国人，小个儿，有礼貌、很友好。还有白求恩，他很快地打量了他们一下，马上就喜欢他们，现在也加入了他们那种一分钟也不间断的亲密的关系。
特鲁多的医生们规定他们每个人都必须睡眠、休息和安静。而他们对于如何消磨他们剩下的日子却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他们通过几个护理员建立了一个和外界来往的“地下组织”，通过这个“地下组织”偷偷地买进烈性酒、食物和任何他们中意的东西。他们藐视黑夜和白天的天然界线，往往在别的单幢住所熄灯以后，就挤进洗澡间，整夜玩一种叫做“俄国银行”的纸牌戏，用一件睡衣挡住唯一的小窗户，免得灯光泄漏他们的秘密。他们喜欢音乐，一连几个小时听一架“合法的”留声机。他们最喜欢的唱片是《孤独的路》，翻来复去地听了又听。他们有一个秘密的“食品橱”，从那里面拿出东西来做小吃，那些小吃是医院当局不会容许他们吃的。有时他们请别的病人来参加他们愉快的聚会。他们如果有一夜玩得很晚，第二天就睡大觉。他们无止无休地谈论人生、肺结核、书籍。为了将来着想，他们以一种“科学的超然态度”——真正的或假装的——画了一张表格，上面记着每人预料要死的日期。
他们的这种心情反映在一套壁画里，那是白求恩在另外三个人很有兴趣地在旁看着的时候画在墙上的。他把这套壁画题名为：《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路九场的痛苦的戏剧》。这出直观“戏剧”包含有九幅寓言画，表现了他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阶段。这些画具有鲜明的色彩，雄浑的线条，以及他们四个人将要夭折的预言。在每幅寓言画下面，他都题了一首讽刺诗。
在第一幅画里，生命的天使抱着婴儿时期的白求恩。在以下几幅里，那婴儿被面目狰狞的动物——象征童年的各种疾病——一一缠绕着。接着是青年时期：一个年青人站在一只船头上，受四个叫做“名望”、“财富”、“爱情”和“艺术”的海妖的诱惑，迷失了航程。他们指着一座城堡，名字叫做“如意宫”。下一幅画出那城堡原来只是一个幻景，一套好莱坞的舞台布景，在那儿，那年青人受到成群的“肺结核蝙蝠”的袭击。以下几幅画着他进入特鲁多，然后离开那疗养院，最后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平原上。
在最后一幅里，死亡的天使抱着白求恩。她仁慈地低头看着他。前景是一片小坟地和一排墓碑。在这最后一幅下面题着这首诗：
在你温柔的怀抱里，请让我与世长辞；
天空出现明亮的繁星，烈日早已无光，
我演完短短一幕，无聊的戏从此收场。
死亡的天使从壁画里满面慈悲地垂视着他们的时候，春天来了，同时也带来了弗朗西丝的信。离婚已经判决了；她马上就动身回爱丁堡。
他把信重看了一道，随手一扔，便套上了上衣到外面去了，他在山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充满了矛盾的思想，不愿意和任何人在一起。那封信在他心里唤起了一种不曾料到的怀念。离婚有什么关系呢？他问自己。但是他等到现在了结了，却又难过起来。原先是他坚持离婚的，但是突然间，他仿佛失去了和外面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他发现自己还有脆弱的地方，竟然还依恋已置诸脑后的旧情，这个发现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在潮湿的雪地里转来转去，和一种逐渐高涨的无能、自怜、反抗的情绪搏斗着。
他回到“草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费希尔、李和B在等他。
“还有酒吗？”他问。
他坐在床上，对于朋友的同情感觉到一种强烈的需要，他想说个痛快。其他的人觉察出他情绪上的波动，都专心地听着。
外面开始下雪了。潮湿的雪片飒飒地溅在窗户上。夜似乎变成白色的了。白求恩感情冲动地讲着话，一面一支接一支地点纸烟，一面不时给自己倒酒。他漫谈着自己和过去的生活，外面风刮了起来，像一只巨掌在摇撼那单幢住所。其他的人了解他纷乱的心情。他们每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受过同样的折磨。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是过来人了——对这个新的肺结核患者他们是有耐心的。
他讲完了，在病床上躺了下来。他心里想，那封信使他想起了一件早已忘记了的事。他来特鲁多时对于死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现在他才发现活着等死是什么滋味。现在，一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弗朗西丝，他感觉到一种难堪的空虚，痛苦地认识到失去她是什么滋味，以及失去她以后单独在皮斯格山上等死的最后的孤寂。他以前只知道死亡的皮相；现在他尝到了它的最后的、缓慢的痛苦。
他跳了起来。“管它哩，”他说。他的肺很快地在烂掉，不久一切痛苦和疑虑就会结束了。“再来一杯酒吧。”
费希尔去取酒瓶的时候，他拉出了留声机，放上一张唱片。一阵洪亮的男低音歌声充满了房间……孤独的路……
歌声消失了，房间里寂静起来。在黑暗中其他的人看着他，知道没什么话可说，随后就安静地睡着了。他扭开了床头灯，开始给弗朗西丝写信：
亲爱的弗朗西丝：
你真要回爱丁堡了。那再好也没有了。你倒尽了穷霉，而现在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这儿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或者不如说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其实，发生的事可不少。沉思成为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动。这儿的人没有一个能逃避这种强迫沉思的不可避免的产物：种种变化、种种发现、更深刻的自知之明……
我从前模模糊糊地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殊的、个人的宿命。那已经化为灰烬了。在这儿，与活的世界相隔绝，我们有时也许和现实更接近一些。从那种接近产生了朦胧的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循环往复的绝望、希望和听天由命的心情。但是认识得太迟了——对于我来说。多可怕的讽刺啊：命运的牺牲者只有付出承认失败的代价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他突然感觉到一切都是徒然，便停住不写了。他周身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和无边的寂寞与压倒一切的恐怖搏斗着。这种感觉强烈得使他无法否认：这是恐惧的滋味、气息和实质。说他可以把弗朗西丝忘记干净是一句谎话。说他已经活过了一生是一句谎话。说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也是一句谎话。他没有什么成就，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他甚至还没有活过哩。他拧灭了灯，完全陷入了绝望。
在他上面，在《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的痛苦的九场戏里，黑暗仿佛使死亡天使的仁慈的面目露出了可怕的狞笑。
九
那是夏末一个很热的夜晚。在单幢住所丛中，窗户迎着热风开着。在“草原”里，四个病人躺在床上看书。他们刚从图书馆回来，每人抱了一堆小说、杂志和医学刊物。
白求恩先看一本流行小说，觉得没有意思，便拣起一本约翰·亚历山大大夫著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他拿着书随便翻翻，从后向前翻看看，接着大声说：“你们听听这个。”他念道：
我们在肺结核外科方面进行倡导工作竟然如此落后，实在颇为惊人。本书读者中的美国医生大多数会意想不到，胸外科已经大有进展，并且给绝望的病人带来了明确的希望。
“你看完以后让我们看看，”费希尔困乏的说。
白求恩把床头灯弄合适了，重新躺下去看起书来。开头是一句很冷静的话，但是富有革命性的弦外之音：“二十世纪外科学最重要的进展，无过于目前在肺结核手术处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肺结核的外科手术。是谁做的？他只想得起美国医学文献中一些不成熟的报告。手术处理……直接而剧烈的外科干预？正和那治百病的迷信——拖延时日的、不可靠的卧床休息——相反，他自己不是就抱怨说单靠休息不够吗？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激动。
仅仅数年以前，对于本病使用任何外科疗法均被认为卤莽多事。胸膜外脊椎旁的胸廓成形术
[31]以及类似办法，现在能使许多偏重一侧的肺结核患者免于一死且可望永久恢复健康。
他把这段话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位大夫竟然是在不动声色地宣布：被认为不治的、主要集中在一个肺里的肺结核的患者，可以用外科方法完全治愈！而这正是他自己的病况——感染毁坏着左肺。白求恩飞快地看下去，他的激动随着亚历山大的话继续增长。亚历山大用慎重的措辞宣称：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可以采用外科方法；在美国之所以未能加以利用，是由于惊人的无知；成千的男女因此耽误了生命；即使在事实未完全抹杀之处也存在着普遍的误解。书上的字仿佛朝着他跳起来：
自柯克时代以来，在为人类最普遍的灾难寻求疗法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今日整个医界对肺部压缩如此无知，不能不令人惊讶。肺部压缩无疑是本世纪在肺结核疗法方面最有价值的贡献，事实上也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特韦勒提倡疗养法以来最有价值的贡献……外科疗法对于有选择的肺结核病例的价值已是毋需争论的问题……凡属医生均有义务熟悉施行外科手术的各种适应症和禁忌症，使成千上万否则必死的患者可能得救。
本书讨论有关肺结核外科治疗的全部课题，在英文中尚属初见，其目的在使医界同仁熟悉各种原则与实用细节，以期每年救治若不施行外科手术则必死的成千上万的生命。
这时候其他的人都睡着了。只有他的灯在黑暗中亮着，在墙上投下移动的阴影。白求恩深思地看着手里的书。为什么他以前没有听说过呢？他翻翻书，找到了出版日期：1926，就是前一年。
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得救——给绝望的人的希望！有人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有些医生努力探索未知的东西，结果找到了一线光明，只要有人肯继续去钻研；可能就是这样的吗？
天快亮了，他床头的灯还亮着。最后书从手里掉开了，但是他过了好久才睡着。他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念头开始比现——滑溜溜的、抓不住的、他还不敢承认的一线希望。是希望吗？不是，还不是，他心里想——只是渐渐增强的决心而已。
他睡着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约翰·亚历山大大夫的书在他身旁，其中许多地方用铅笔重重地画了，他的生命，不管好歹，从此发生了深远的、不可挽回的、不能动摇的变化。
以后几天内，他很少跟人讲话。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职工阅览室里，搜寻所有关于肺结核外科的出版物。他惊讶地发现关于这个课题的资料多么稀少。他在医学刊物里找到两三篇文章，但是根据亚历山大大夫已经整理的资料，他认为这些文章无足轻重。除了亚历山大大夫自己的几篇文章以外，他只能依靠这位专家的那本书。但是他所找到的资料已经足够使他脑子里充满了新的想法。
一连几星期他看完了一切所能找到的资料。在亚历山大的书里，他读到许多使他敬佩的人物的事迹，他们抛弃了偏狭的传统，寻求革命的方法使肺结核患者恢复健康。瑞士的塞伦维；德国的布鲁尔、威尔姆斯、沙尔布鲁克、斯图尔兹；法国的古岱、杜费埃、拜哈；瑞典的雅克拜斯；英国的戴维斯；美国的盖克勒和墨菲；加拿大的阿奇博尔德。这些人否认医学是静止的。他们钻研未知的东西，以便变不知为已知。如果人们死于肺结核，他们坚持医学的任务是如何使他们免于死亡。如果当时的技术失败了，他们坚持必须找到新的技术。此刻，在白求恩的强烈的激动中使他特别兴奋的是这个发现：在提倡“绝望的人有希望”这一新信条的人们中有一个加拿大外科医生，爱德华·威廉·阿奇博尔德大夫。
所有这些人都曾用自己的手证明：曾经有无数的病人卧床休息以后没有好转，但是在按照各人情况的需要，将感染了的肺长期或暂时压缩以后，病人就康复了。在这个问题上钻得更深入的时候，白求恩就从急躁变为愤慨了。
“草原”里现在经常进行着关于人工气胸和叫做胸廓成形术的剧烈手术的讨论。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白求恩总是说。“成千上万的人不但适合而且急需外科治疗却不能得到，并因此而正在死去。这个国家里只有十七个外科医生采用着沙尔布鲁克、布鲁尔和其他人创造出来的那些方法。过去七年中施行手术的总数——我的意思是说在全美洲——只有三百次。沧海一粟！就在这一刻，单在这个国家里就有三万名男女，在加拿大有多少我还不知道——三万人正在等死，这些人用目前的方法治疗是毫无希望的，而用外科疗法，以一定的方法压缩病肺，却可能救活。”
他闷闷不乐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那不仅是单纯的无知。也不单单是保守。十足的野蛮……至于咱们呢？你们认为咱们当中有谁有什么希望吗，在床上一直躺到末日？”他站住了，面对着他们。“亚历山大收集了所有的证据。人工气胸，连我们也听到有好几年了，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们却像魔鬼害怕圣水一样地怕它。其实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事？把一根空心的针插进胸腔里去。往胸腔里打空气，使肺收缩到你要它收缩的程度为止。那样肺就可以真正休息了。它不能活动。相比之下，躺在床上却让肺像救火车一样地活动……那个做过以后，继续打你的气，每星期、每个月、每两个月一次……需要多少次就打多少次，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他拿着书在面前晃了晃。“我已经厌烦这种死法了。”
“你有什么办法？你能说你已经老老实实给了卧床疗法公平的试验吗？”
“没有，我也不打算这样做。我要用压缩疗法。亚历山大已经使我信服了。这里一切都只是开玩笑。我就去要求人工气胸。”那天下午他冲进了办公大楼，当时工作人员会议正在那儿进行，他就提出了用人工气胸的要求。
特鲁多的工作人员熟悉他的暴躁的性情，于是一个医生婉转地暗示说，这种疗法包含着一些危险。
白求恩张开嘴笑了笑，解开他的衬衣，大声说：“诸位，我欢迎危险！”
据他后来表示，虽然他批评了特鲁多的“保守的”治疗方法，但他很幸运是在那儿治疗的。自从在十九世纪末年成立以来，这个疗养院一直站在北美大陆防治肺结核斗争的最前列。
当时大多数著名的肺结核医生，或是在特鲁多受过训练，或是一定要到那儿做一些工作。其中包括像约翰·亚历山大大夫和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那样的肺结核专家，这两人白求恩后来在离开疗养院以前都会到过。然而，那个时期的医院当局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对于肺结核外科疗法的态度，虽然特鲁多的负责人比当时国内其他地方的同业要开明得多。
因此，只有对严重的病情才采用外科手术，而人工气胸疗法，虽然医院工作人员也知道，仍然被认为是处于试验阶段的一种疗法。不久以后，整个结核病医学界就争论起亚历山大大夫的种种说法和理论来了。亚历山大的见解最后为大家接受是必然的事，但是白求恩注定要起的作用是促进特鲁多人员接受这些见解。他自己愿意当一只豚鼠，做试验品。
如果特鲁多有些医生不愿试用他们没有完全把握的医疗方法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欢迎有一个病人坚持要用，尤其那病人自己是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了解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危险。气胸疗法的效果真是快得惊人。他的咳嗽渐渐减轻，痰在一个月之内就没有了[32]。他感觉周身有一种新的活力，心情和意识发生了变化，精力与希望不断地增长。
他现在严格地遵守着规章制度，拟出了一个重回正常生活的肺结核病人的复原方案。他认为肺结核病人和退伍军人的处境相似。他们被迫脱离了各人的常规，他们的生活中断了，一旦病愈回家，没有适当的准备去继续过去的生活或是开始新的生活。按他的计划，就在疗养院里设立一个大学。教授就由患着肺结核的人担任。学生是正在恢复健康的病人。目的是要病人在职业和心理两方面适应一个没有为他们回来作任何准备的社会。他的计划被看作乌托邦式的梦想，但是日后终于实现了[33]。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单单拟订复原方案。他急于掌握自己的前途，开始为自己恢复正常生活作准备。他热烈地学习着，记录下他对气胸疗法的反应，深入钻研肺结核的外科疗法，接连不断地给老朋友们写信，并且在疗养院主办的米尔斯护士学校担任一门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课程。
在他第一次用人工气胸治疗两个月以后，他照了最后一次爱克斯光，被医生敲打了一遍，全身检查了一次，然后被宣布可以出院了。压缩疗法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实在是奇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他差不多完全康复了。
在施行人工气胸和暂时的膈神经切断术[34]以后，病肺上的空洞已经愈合了。没有感染的迹象。以后许多年中，他的病肺将继续被人工压缩着。
整个晚上医生们和同院病人到“草原”来送行。随后就剩下他们了，他和三个同房间的病友。
“我们要想你的，”费格尔简单地说。“‘草原’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那也是好事，”白求恩笑着说。
他亲切地拍拍费希尔的背。“你们这些大傻瓜。我也要想念你们的。不过有一点，我指望看到你们大家……不久……长得胖胖的……健康、愉快，给气胸疗法治好了。”
早上，他和同房间的人紧紧地握手，说了再见。在办公大楼前面，在12月的雪地里，雪车在等着，他们互相打打闹闹，像四只小猫露出牙齿笑着。然后他走了，一路站在雪车上挥舞着胳臂，一直等到出了大门口下坡进城。
在火车站他潦草地拟了一个打到爱丁堡给弗朗西丝的电报，递近电报室：“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你是否愿意与我结婚？”他还剩下一分钟，对又被白雪覆盖着的萨兰纳克湖看了最后的一眼，然后就坐上了在白茫茫的山间疾弛着的火车。
他把脸贴在车窗上，心里快活极了。这是真的；他离开那里了，他现在自由了；他已经从死里逃生。一年前他穿过了这些同样的山——最后一次了，他当时想，听天由命，心灰意冷，已经辞别了一切。他想，在底特律，他屈服了；而在特鲁多，他重新得到了活下去的愿望。
底特律……这时在他觉得很遥远了。这是个充满了装配线、奢华的生活、阔人、穷人和美国神话的城市。他当时屈服了，却自以为是一个孤独的反抗者，其实他紧紧地抱住了它不放，一面想为自己刮一份金光灿烂的财富，一面则在自己的幻灭中辗转不安。对了，现在很容易来面对这个事实了，他愉快地想。当时他满嘴是说得好听的理想，事实上却把名和利放在医学应该独占的宝座上。但是今后决不如此。
从今以后，在他的手术刀下面绝不会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他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还有多少个费希尔和李留在特鲁多！在他们以后，还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要去！他想，特鲁多已经在他背后了，但是一年来他的头脑里装满了一幅可怕的图画；痛苦、绝望、许多浪费了的生命、许多被肺结核消磨了的事业和才华——这一切的滋长，都是由于某些人拒绝钻研未知的事物，以及某些人的漠不关心。但是也有其他的人，那些真正的医学工作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否定一切的人，不是抢着发横财的人，而是探求者。他也要做其中的一个；他的左肺压缩在胸腔里而他的希望却高涨着，他对自己宣誓：他一定要做其中的一个。
比一切音乐、绘画、诗歌本身更伟大的是它们给予人类的礼物，他觉得现在重新安眠在他双手和脑子里的礼物：生命本身，这是所有的人平等享有的，一切音乐、绘画、诗歌都是为它创造的。对了，他一定要加入到那些探求者、不安于现状者、生命给与者，那些重新使他树立信念的人们中间去。火车飞驰过空旷的田野的时候，新生的信念在他心里形成了一种丰富而坚强的主张。他把他的思想倾吐在一张纸上，把《使徒信条》[35]改写成这样：
我信特鲁多，全能的美国疗养院之父，肺结核病人的地上天国的创造者；我信人工气胸，由卡森构想，由福拉尼尼发明；它在傲慢与偏见下，受苦受难；受到那些把病人治死埋掉的庸医的非难；现在成千上万的病人好了，原来已经是第三期肺结核的患者，也从病榻上复活了；他们升入医学的不朽伟人的天堂，坐在我们的始祖希波克拉底的右边；从那里来审判那些轻率施行压缩空洞或是敷衍了事的肺痨病庸医。我信柏丁顿、布莱姆、柯克和布鲁尔；我信墨菲、弗雷德里克、威尔姆斯、沙尔布鲁克、斯图尔兹和雅克拜斯；我信不用压缩行法之罪不可赦；我信健康的身体从病体复活，以及肺结核患者得永久照顾而长生。阿门。
他写完了以后，向后靠到座位上，重新看着移动的景色。他心里想，他的一生像火车一样：开始很慢，但是开足了马力以后现在渐渐以最大速度行驶了。
天啊！他不久就三十七岁了。他背后留下了一条多么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多少浪费了的时光和错过了的机会的废墟！不过至少这一切现在已经在他背后了；已经死去并且体面地埋葬在十来个城市里，其余的也和他的痰盂、医院工作人员、结核菌、疑虑、恐惧一起丢弃在特鲁多了。别了，废墟。别了，特鲁多。向等待着他归来的城市致敬！
[1] 指白求恩的勤务员。——原注
[2] 胡格诺，十六、七世纪的法国新教徒。——译注
[3] 斯开岛，苏格兰西北海面的小岛。——译注
[4] 即亨利·古德温。——原注
[5]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马尔科姆在三年后出世。——原注
[6] 佐治亚湾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休伦湖上。——译注
[7] 洛里埃爵士（1841-1919），加拿大自由党领袖（1887-1919），曾任加拿大首相（1896-1910）。——译注
[8] 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五个大湖，即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安大略湖。——译注
[9] 圣劳伦斯河在加拿大东南部，经安大略湖流入圣劳伦斯湖。——译注
[10] 温索尔，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的城市。——译注
[11] 加拿大东部诸省的居民大多是法国移民的后裔，至今仍操法语，这些区域称为法族加拿大。——译注
[12] 魁北克，加拿大东部魁北克省的首府。——译注
[13] 给A.F.的信。——原注
[14] 伊普雷，在比利时西北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次发生激战的著名战场。——译注
[15]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欧洲游记取名《海外憨人》，讽刺美国游客盲目崇拜欧洲的文物。——译注
[16] 梭瑚区是伦敦放浪形骸的艺术家聚居的地区。——译注
[17]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3-1921），第一次大战后在“巴黎和会”提出所谓和平原则“十四点”。——译注
[18] 弗洛伊德（1859-1939），奥国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译注
[19] 王尔德（1856-1900），英国作家。——译注
[20] 这是个假名。——原注
[21] 一种为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年青女子准备进社交界而设立的学校。——译注
[22] 觉陀，十四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城著名画家，建筑家兼雕刻家。——译注
[23] 给弗朗西丝的信。——原注
[24]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1643-1715年在位，当时法国家具以雕镂富丽著称。——译注
[25]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59），古希腊名医，西方医学鼻祖。——译注
[26] 马德琳，《路加福音》第七、八两章中提到的淫妇，耶稣曾为她治病。通常用作妓女的代名词。——译注
[27] 大瀑布市，底特律以西的城市。——译注
[28] 假名字。——原注
[29] 美国费城的律师以狠心毒辣出名。——原注
[30] B大夫请求不要发布他的名字。——原注
[31] 抽取一部分肋骨来压缩感染了的肺。——原注
[32] 根据特鲁多疗养院的病历。——原注
[33] 十年以后在萨兰纳克湖成立了一个技艺学习会。“只有白求恩的少数几个朋友，”特鲁多疗养院内科主任的妻子海斯夫人说，“知道这是白求恩的理想的成果。”——原注
[34] 或膈神经截除术。切断横膈膜神经使横膈膜停止活动，有助于压缩病肺。——原注
[35] 基督教信条的精义。——译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