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论党的“文学”政策问题[1]
Н.奥新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真理报》1925年2月11日。
不久前，《真理报》发表了瓦普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出自“岗位派”御用思想家瓦尔金同志之手。决议提纲全面叙述了“岗位派”的思想，措词是确切的，论据是充足的。因此，对于这个提纲应该给予准确的评论。
非常清楚，在我们的时代，只要把自己的观点和本派的利益宣布为“正统”的列宁主义观点和列宁派的利益，那么，在我们工作的任何一个领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观点取得胜利，使自己的特殊利益得到满足。不久以前，就在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六那一天，斯克维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这样一位我们党的受人尊敬的党员，在共产主义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纲要和捍卫，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特殊观点（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的”立场，而不是“抽象的”立场）时，也对这个方法着了迷。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号召回到李嘉图那里去（虽然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号召），无非是经济理论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这里最可笑的是，斯捷潘诺夫同志把矛头指向布哈林同志和《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反对过某一小集团捍卫的立场，那么这些人现在就）可以从中渔利了。事实上“岗位派”就是这么干的。事情的真相是：反对他们立场的不仅有托洛茨基，而且还有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以及文学领域各种组织的其他许多人，但是目前最简单的做法是：反对“岗位派”的既是托洛茨基，那么就可把所有不同意我们的“三个乳臭未干的人”（据说这指的是三个最出色的“岗位派分子”）是一伙的，宣布“岗位派观点”为真正的列宁主义，一切反对意见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而且把布哈林和卢那察尔那基都算作“托洛茨基分子”。
这种方法非常简单省事，然而却很象谢芙琳娜描绘的“红色青年教官”的方法。这位青年人想把所有的农村青年都吸引到“红色青年”中来，并想把所有苏维埃当局置于他的影响之下。他奉行这样一条原则：先“挥舞棍棒打所有的人”，然后说：“谁赞成红色青年，请签名！”事情的结果是：一个严肃正经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这位出类拔萃的“岗位派分子”的手，没收了他的委任状，将他直接送到城里“听候处理”。他是一位热心有余然而对列宁主义一窍不通的青年，还好，他并没有使用“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但是他当时也没有吓住那些严肃正经的人。
瓦尔金同志起劲地把代表会议上的听众中的某一个人“抓来当枪使”（很遗憾，他抓住了），但是他终究没有吓倒任何人，人们弄清了他真正鼓吹的是什么货色。
瓦尔金同志的提纲的中心意思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首先是笔者本人，仿佛还有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都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但他们同拴在一起、编了号的‘托洛茨基分子’有所不同。——本文作者）正是如此，他们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开始，而一旦这种文学成为事实，就企图使它变成‘一般文学’的左翼。这就是那种取消派立场在新条件下采用新的方法的继续。我们已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发展上这样的时期，只是‘承认’无产阶级文学已经不够，一定要承认这种文学的领导权原则，承认这种文学为争取胜利，为吞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学而进行的顽强而系统的斗争的原则。”
请注意作者本人加上着重号的这段话。他说出的真理是多么重要呵！是否有人“承认”或者“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学，是否有谁建议把它变成“一般文学”的“左翼”，我们暂且不谈。我们来看看瓦尔金同志提出的究竟是什么货色？他提出了两种东西：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和由它来吞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学。他在现在，在目前的“文化工作时期”，提出这两点。
瓦尔金尽量想小心谨慎一点。他企图“万无一失”，他提到了列宁（当然只有一处），提到了列宁“不要骄傲自大”的劝告，但是马上又加上断章取义地摘来的伊里奇关于“改造”（旧文化）的引文（甚至连沃隆斯基都不会完全同意“改造”二字）。他在另一个地方又指出应该“在文学战线上利用”（多好的措词）优秀的同路人。
瓦尔金尽量想小心谨慎一点。可是在领导权和吞掉的提法上，他显然伸出了修正和反对列宁主义立场的触角，这种立场，我们已经称之为我们文学中的“工人反对派”观点。
列宁是否在文化建设工作方面宣传过瓦尔金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他是否在文学方面宣传过要无产阶级活动家吞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同行呢？
恰恰相反。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列宁为了向我们的这些“糊涂虫”强调这一问题，他声明，认为只靠共产党员的手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你们看，问题提得何等极端：就连共产主义社会也要用“别人之手”来建设！瓦尔金同志，列宁决不仅仅提出了一个“不要骄傲自大”的消极劝告，而恰恰是把它作为积极的建议提出来的：共产党员同志们，请学会使旧的知识分子、旧的文化力量给你们建设共产主义吧[2]。俗话说不能把词从歌曲中删掉，列宁同志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当然，为了迫使旧的文化力量建设共产主义，就要知道他们应该建设什么。当上了旧的思想体系“专家”的“共产党政委”，就应该善于“强迫”他们工作，并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样的“政委”要千方百计地珍惜自己的无产阶级本质，使之不被削弱，要捍卫自己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纯洁性。因此，从问题的这种提法之中就已经包含着自己独立研究文化问题和善于在文化方面保持独立立场的必要性。但是，列宁专门强调（正是向瓦尔金们强调的）这个问题时，把共产党员——无产者只是放在学生和批评监督者的地位上，他们的领导权只在社会政治领导方面，并不是要他们亲自站在专家的岗位上把大量专业工作揽过来，以此确立对他们的领导，不是要他们自己到专业工作中去“驾辕”，而把专家当作“拉套边的马”牵着前进，也不是要去“吞掉”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无用的东西”。
这正是列宁的观点，并且是一个总的提法。但是瓦尔金却有一个相反的总的提法。他谈的不仅是文学产无产阶级自从登上历史舞台直到现在，创造了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巨大财富。”你们看，这里谈的是一般的文化，甚至谈的是物质的文化。无产阶级在这里甚至已经创造了“巨大财富”：问题是清楚的，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切文化领域率领“同路人”。在生物学领域，例如有恩奇曼[3]学说的“巨大财富”，就应该让他驾辕，而让该领域其余的巴甫洛夫们（或者不知他们叫什么）去拉边套。
对文学来说，从列宁主义立场的这种最尖锐的提法出发，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员们应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上。有些文学家过去和现在出身于旧的文化阶层，请用批评的武器迫使他们，即用“他人之手”给你们创作“共产主义文学”吧．请把所有这些皮里尼亚克们、Вс.伊凡诺夫们、尼基京们都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吧！
那些不可挽救的人就不要去改造了。他们的位子在国外（因为正是列宁把扎伊采夫、奥索尔金这样一批明显地不可挽救的文学家、教授送到了国外）。但是，请改造、教育那些不直接反对无产阶级的人，让他们跟上生活的步伐前进吧，请放心，生活也将教育他们！在教育他们的时候，请别用棍棒去压制，相反，“要把他们放在同志式的信任的气氛里”。请不要放弃自己的任何立场，请准确地揭露他们的一切自然的动摇和偏向，但是要平心静气和耐心细致；直截了当的发号施令将无济于事，发号施令是与同志式的气氛相悖的。要通过说服可批评、揭露缺点来改造他们，并且迫使他们建造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列宁是针对那些糊涂虫和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强调这一点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着重提出的。应该说：既然共产主义教育正取得愈来愈大的成绩，既然我们的一些新阶层正在从底层开始站起来（多么令人高兴，多么使人幸福，他们已经站起来了！），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成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部分）。当然，建设力量的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不会背离列宁的教导。相反，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对列宁说：您瞧啊，伊里奇，我们已经亲自依靠工人工程师领导工厂，那些农民青年己经在管理农业，在实验室里，新的社会气质的教授们已经坐在显微镜旁，在文学领域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大专家，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对列宁的最好的纪念，将是我们献给这位己经逝世、然而永远活着的人的最好礼物。
但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这个时刻才会到来呢？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不是经过一年，也不是经过两年。这个时刻绝对还没有到来。无产阶级还没有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巨大财富”。这是一种谎言（照列宁的说法是“甜蜜的谎言”），这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它既麻痹无产阶级的警觉，引起他们“轻易取胜”的心理，还使他们自命不凡。在工人和农民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时候，这种自命不凡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向什么人学习呢？列宁极其肯定地回答说：“向资产阶级学习”。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个时刻才会到来呢？如果我们不是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庸俗的爱国主义”和各种乳臭未干的人（其中有过去的孟什维克和颓废派诗人）领导下学习，而是遵循上述列宁的原则去学习的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会到来。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无论是文艺方面的“领导权”，还是“吞掉”的问题，我们都是无权谈论的，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拥有领导权？应在批评领域拥有，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评论家注定要担任文学的“政委”。觊觎对文学本身的领导权，是有害而又愚蠢的。在这里我们应该不是“利用”同路人（这是多么愚蠢的两个字，它暴露出使用这样的术语的人完全没有能力实际控制知识界的文化力量，使他们接近无产阶级并改造他们）。在这里我们应该对同路人进行系统的、同志式的重新教育，这种重新教育是从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出发的，不用那种流行的折磨和摧残的方法（“岗位派”就是这么干的）。同时，我们应该教育和组织我们那些正在兴起的新阶层，它们构成了苏联文学的愈来愈广泛的无产阶级的一翼。
瞧，出现了“无产阶级的一翼”！瓦尔金、罗多夫、列列维奇在暗中窃笑，是的，“无产阶级的一翼”已经出现了，它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请不要以此为借口与“全世界机会主义分子的手法”作愚蠢的比较。“他们一开始总是反对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旦这种政党成为事实，他们就‘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又鼓吹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政策，放弃领导权的思想，放弃由这一政党夺取政权的思想。”
这个笨拙的比较一定会使你们碰壁：显然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借用你们的比较来宣传“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且宣传的居然是一种“更坏的东西”，用你们的话说，显然应该把这种东西叫做“在资产阶级面前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当你们只会喊叫“提出文学和政治平等论”和“文学独立于政治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时，你们自己却不理解：无论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多么密切，无论前者如何服从后者，在任何情况下这两者都不是同一种东西：后者不仅要文化从属自己，而且甚至要经济也从属自己。列宁建议采取与政治领域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在谈到卓越的革命者时说，为了学会做生意，革命者就应该“从头学起”、从“预备班开始”向粮食行里的店员学习。）你们不说我们也知道，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是密切的，但是你们不知道在文学领域宣传“夺权”[4]，就象要颁布命令，宣布在苏维埃俄国明天就扫除文盲那样异想天开。文化只能掌握，但是不能夺取，在夺取的过程中，将会碰得头破血流（无论头有多么坚硬），剩下的只是一些文化的碎片。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明白，无产阶级掌握文化的方法只能是这样的：第一，通过尖锐的、彻底的、然而是同志式的批评的方法，重新教育旧的“文化人士”，不采用岗位派的棍棒，第二，教育正在成长的自己的“文化工作者”干部向旧文化人士学习技术和方法，第三，把这些新干部组织起来，使他们与推荐他们的群众保持联系，并且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总之，让他们渐渐学会“独立地走路”。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依然应该明白：在最近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那些正在成长的干部仅仅构成苏联文学的一翼。因为第一，他们在成熟的、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中间将是少数，第二，他们应该与“同路人”处于同志式的、但是在思想上绝对独立的相互关系之中，因为他们应该向“同路人”学习，学习，再学习。
最后，关于“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议论（瓦尔金暗指我们“承认”）完全是胡说八道。在曾经发表的第一篇文学小品中，我们特别满意地提到了无产阶级作家卡津，把他作为一个工人诗人。但是，至今我们不会仿效瓦尔金的做法，也就是说，用在“俄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之间划等号的方法来承认无产阶级文学。四年以前我们就不这样承认，现在也不这样承认。在过渡时期，全部苏联文学都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无产阶级的一翼仅仅是它的正在成长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影响（不仅通过“我们的”作家——小说家，而且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知识分子中的普遍的思想政治工作）将会在整个苏联文学中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将延续很久，就象我们改造农民需要很长时间一样，——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象正统的（早就如此了吗？）罗多夫等人一样，“正统的”瓦尔金虽然极为正统，但有一点没有弄清楚：他们对待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态度并不来源于列宁，而来源于波格丹诺夫。后者的思想（不以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曾养育过我们工人反对派的各个派别，而现在则正在培育“岗位派”。因为我们不喜欢从波格丹诺夫那儿吸取营养，那么，我们就宁愿“承认”无产阶级作家，而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学”（=俄罗斯文学），我们宁愿说我们文学的无产阶级的一翼，而不说无产阶级文学，等等。当我们自己在谈“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我们是指“我们作家的无产阶级部分”。任何初出茅庐的、然而还没有弄清开头和结尾的正统派分子，都不能迫使我们“承认”……《在岗位上》这个派别的鼻祖和精神之父——波格丹诺夫。
瓦尔金提出“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里夺权”的有利论据之一是：文学是“思想阵地”之一，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工具”，无产阶级应该占领这一块阵地，因为不然的话，就“没有同领导者阶级及其革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没有那种积极帮助无产阶级引导社会并使其到达社会主义的文学”。文学是“思想阵地”，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工具”，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各种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一切形式都是这样的东西。生物学这样的科学是思想阵地，历史学也是思想阵地，政治经济学及其分科也都是思想阵地。所有这些科学都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工具”。因此，照瓦尔金的说法，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夺取”，因为不然的话，这一切都不会“积极帮助”无产阶级，反而将会妨碍它取得胜利。
当然，要是把这一切都“夺取”了，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糟糕的是，要夺取教授的讲台、椅子、办公室和图书馆，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仅仅夺取了这些东西，而没有把教授的头脑一起夺过来，那么情况并不妙，就象一个农夫夺取了地主的一件强有力的文化工具——一架名牌钢琴，把它放在家里的草棚里，却没有把附加的东西，即弹钢琴的本领夺过来，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夺到。但是这位精明的农夫将会怎样摆脱这种困境呢？他请一位旧文化的代表教自己的女儿（最少需要两三年）学弹这架钢琴。这位农夫要为女儿这两三年的勤奋努力不知花费多少普特的面粉。比方说，“夺取”教授的生产工具之后，需要做的事就更多了：许多在此之前念完大学课程的人，要花五六年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学习教授的那些书。只有他们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而不会更早），才会真正“夺取”科学。五六年的时间是不够的，如果在克服障碍的道路上没有一位从前读过这些书的人指出一条捷径的话。这样的人——对不起——也要到教授中去寻找，因为“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可是总比我们高得多”。
瓦尔金同志，我们的全部工业计划和规划、信贷政策、卢布的稳定、商业的安排等初步设想，都是由各种“专家”——经济学家事先仔细研究的。这是一件“可耻”而又“令人愤慨”的事，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些人当中十分之九甚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按照我们的任务，在我们的监督之下，为我们干的是什么呢？他们在制造我们与农民联合的环节，锻造通往共产主义的链条。在这方面找们并不害怕，他们不得不在我们的监督下运用他们的思想工具。而你们却在用文学的工具“吓唬”我们，你们声明：“没有自己的（“自己的”一词是在“我们的”意义上使用的）文学，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对农民的领导权！”够了，不要认为自己的听众和读者都是乳臭未干的笨蛋！
但是，有人会对我们说（有一段在党中央讨论文艺的会议上，我们从凯尔任采夫同志那儿就听说过），在科学方面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在这里不能用拳头把专家赶走，因为在这儿需要有事先的训练、文化的素养。但是作家——小说家就不经过这样的训练；作家只需要才华。只要有才华，他就会写出好作品，无论什么样的作家训练班和讲义，都培养不出作家来。
一个没有这种才华的人，是无法教会他写作的（从专门的意思讲），只有这样说才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就绝对不正确了。不广泛吸收从前的艺术文化，就不能成为一个作家。高尔基出身底层。但是浏览一下他的自传就会发现，在成为作家之前，高尔基单独地和分放地读了多少书，学了多少东西。他成为作家时就已经完全达到了时代的艺术文化水平。Вс.伊凡诺夫也出身下层，但是你们想一想，在他发表成熟的作品之前，他不是就已经吸收了大量文化艺术的成分吗？
还有一个事实：我们正是在知识分子作家当中，才看到有人非常广泛而又合理地掌握所有这些成分，这一行业的能工巧匠们都集中在这里，并且还要长期集中在这里，因为在无产阶级国家还很贫困的情况下，知识界继承的遗产以及通过每日的教育得到的精神文化财富（它一开始就给知识分子造成了一种优势），足够我们的知识分子整整一代人使用（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不吸收经济学“专家”和技术专家做无产阶级的经济建设工作，不同志式地批评教育他们，不学习他们的秘诀和技巧，而是在这个领域宣布“革命”和“夺权”，这是愚蠢和有害的，在文学领域，这样做，同样是愚蠢和有害的。当然，在文学领域，剥夺所有同路人的“火与水”，把整个文学出版事业置于瓦普的监督之下，总之，“在艺术领域里夺权”，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糟糕的是：瓦尔金同志是否能向我们保证有足够数量的、能写出有趣作品的作家呢？法国人俏皮地说，一切文学形式，除了枯燥无味的之外，都是好的。请不要在这方面反过来，说什么我们的论敌希望有具备知识分子的“热情和辛辣”的文学。当我们斥责我们的知识分子作家的“热情和辛辣”（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有根有据地斥责了巴别尔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研究文学问题呢。不，我们需要的是广大群众感到有趣的文学，是“振奋群众，唤起群众的艺术家的”（别德内依摘自列宁的著作）文学。写出这样的东西，使读者不打哈欠，也使他不至于紧张地去跟踪故事的结构、事件的发展、作者的描写方法中的颠三倒四的东西，为此，就需要有艺术文化。可是你们却把同路人都赶跑，这样你们甚至会毁掉自己的文学正在成长和巩固的萌芽。因为艺术文化界将会消失。要把这个艺术文化界驱散，是容易的，只要有嘴和手就够了。但是要创建它则是困难的，为此需要人的大脑连续不断的工作。还是那么一句话：“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
但是，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责备瓦尔金想驱赶所有的同路人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瓦尔金打算“尽量利用”“同路人的优秀代表”，他不过是想迫使这些人“集合在文学界的无产阶级核心周围”。但是瓦尔金也曾向列宁求教，接着宣布了“文化革命”和“夺取文化”。我们知道，去年春天在党中央讨论文艺的会议上，瓦尔金鼓吹：把文学出版社移交瓦普管理。当有人问岗位派，这种要求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作家的垄断权，那时对同路人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接着回答“让他们在私人出版社出版”。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之后，无论用什么样的战术手腕和故作姿态的修正，都于事无补了。
瓦尔金特别强调的是：“‘同路人’的多数类型是在文学中歪曲革命、往往诽谤革命、充满着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神秘主义精神的作家……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同路人’文学其实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与‘同路人’中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同路人都是反对革命的，需要同他们坚决斗争，为此必须“夺取文学”，无产阶级应“夺取在文学方面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表现在建立无产阶级核心——瓦普。读者同志，您明白这些结论吗？要是您还不明白，那您就回顾一下“岗位派”的实践。只要一发表什么东西，他们就对全体同路人一个不漏地打棍子；您就回忆一下他们是如何对谢芙琳娜打棍子的，但是后来——唯一的一次——他们不那么放肆。您就回忆一下普拉夫杜欣事件吧，您大概在《真理报》读过他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那封信。归根结底，阴谋陷害普拉夫杜欣的不是别人，正是瓦尔金同志。
必须毫不客气、响亮而又明白地告诉瓦尔金同志和其同伙：不要再胡闹了，朋友们！你们所希望的东西是不会有的！我们不会让你们随心所欲地糟蹋我们的文艺。不用说，我们已经尝够了你们那思想上的棍棒操练。在这种操练中，如果还有真理这个词的话，那么，也是你们从某个论敌那儿“借来的”。而你们自己的东西，要么是最有害的愚蠢的胡扯、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要么是“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对于那些“声名狼藉的”同路人，简单地说，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阶层，你们侮辱得够多的了，无论是俄罗斯共产党，还是苏维埃政权，一般地都不愿、也不会用流行的压制方法对待知识分子。为了取得“文学的领导权”和“艺术的控制权”，不要再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对无产阶级作家的颂扬来投机了。
绝不许“岗位派”的三个乳臭未干的人操纵文艺的事发生。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这个小组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依靠的方法是恶意煽动、阿谀奉承和威胁恐吓。取消这种优势是一切聪明的、搞文学和写作的共产党员的任务。真正无产阶级的自豪，真正工人的自重，都要求这样做。这种自豪和自重不是为了博得颂扬，也不相信那种认为在评价无产阶级作家成就时采取审慎态度是对无产阶级的“蔑视”和“傲慢”的说法。同志们，对待自己应该非常严格，颂扬自己人应该尽量慎重一些。无产阶级评论界在颂扬无产阶级作家的时候，实际上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在近行自我颂杨。对于一个以顽强的劳动来吸收和改造旧文化的阶级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集体的自我吹嘘更有害了。
十二月份的《红色处女地》上有列昂诺夫的中篇小说《獾》，我读完后又依次读了卡津、波列塔耶夫、多罗宁等同志的诗和看完了他们的全部作品，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啊，是呀，同志们写得多棒啊！要知道，他们已经是真正的诗人，活见鬼，是真正的诗人！自己的同志是真正的诗人啊！原来，波列塔耶夫首先想的不是关于‘捺脂抹粉、出卖灵魂的缪斯’，而是他不愿与之绝交的勃利扬卡。”这是特别好的。这就是说，波列塔耶夫同志并没有沾染上文学小团体习气、病态的自尊、要求受到颂扬、嫉妒同路人以及我们的岗位派拼命在无产阶级作家身上煽起的一切。从我们的人中将会产生真正的诗人，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瓦尔金之流都腐蚀不了他们．这样的人不需要颂扬。他们懂得，在阵地还没占领的时候，战友们只能为坚决而又成功的攻击而紧紧握手。但是一旦攻克了阵地，只需要向他们热情地道声谢就行了。阶级和政党要干的工作那么多，应该“从头学起”和“从预备班开始”学习的东西那么多，难道他们能有另一种心理吗？其实，我们干吗需要表面的成绩和搽脂抹粉、出卖灵魂的缪斯呢？
这种心理（我们以它作例子作了这样的主观叙述）——岗位派的蛊惑宣传家们当然是完全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种心理，主要是他们不需要、对他们不合适。但是无产阶级和工人作家需要这种心理，并且应该相信：他们能够理解。
需要使这种心理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中占优势。需要让那些表现健康的本质而没有染上知识分子萎靡不振、嫉妒心理、爱闹意见等毛病的人们，在无产阶级作家中间走在前列。需要使已经涌现出这样一些诗人的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不再去“夺取文化”，不再去“夺取对艺术的统治”（这对于知识分子是需要的），而去努力争取文化，和持久地、有组织地创造出新的文学成分。
冀元璋 译
[1] 编辑部发表此文供初步讨论。——原注
[2] 列宁是以并非赞赏的口吻说明这种旧文化的，“这里可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可是总比我们那些做负责工作的党员高得多……”（《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7页）
[3] Э.恩奇曼著有《新生物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书（1923年）。
[4] 瓦尔金用“夺权”这个说法，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比喻。在决议的第七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对艺术具有现实性的是：“无产阶级在一般政治和经济领城里所走的那条道路……是争是争取领导权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里夺权的道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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