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须知（Н.楚札克）

作家须知

Н.楚札克

　　编者按：本文选自《纪实文学》一书，楚扎克编，联盟出版社，1929年版，第29-33页。

　　有一些受难者。他们在悲泣：宏伟的革命艺术在哪里？红色史诗的“伟大画面”在哪里？我们的红色荷马们和红色托尔斯泰们在哪里？

　　也有一些乐观主义者，他们回答道：等着吧！革命在艺术这方面总是无能的！等一个时期吧，未来的冈察洛夫们和列夫·托尔斯泰们已经在上小学，暂且先拿谢芙琳娜、皮里尼亚克、魏列萨耶夫作为托尔斯泰的临时代理人来品味吧。的确，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况且《维丽涅娅》^[1]并不完全是《战争与和平》，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我觉得，这样的期待，有时甚至是狂热地相信会出现一位“红色的托尔斯泰”，他将会展开革命史诗的“画面”，并对整个时代作出哲理的概括，一方面表明根深蒂固的思维的机械性，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不愿意理解辩证发展中的未知现象。

　　这种思维的机械性表明：有资产阶级国家，就有无产阶级国家；有资产阶级工业，就有无产阶级工业，有资产阶级艺术，就有（或者将会有）无产阶级艺术，出现过资产阶级的托尔斯泰，就会出现无产阶级的托尔斯泰。

　　老实说，把这种漂亮的类比搞到象无产阶级也会有教会或者无产阶级也会有沙皇那样荒谬绝伦的地步，您就会明白：单靠对比是不够的。

　　最广泛的描述者加生活导师——这就是所期待的托尔斯泰的简化公式。

　　托尔斯泰这位六十——七十年前的史诗作者和导师的工作，是一清二楚的。社会思想的工作速度是缓慢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要几十年。作家的作品创作也得几十年。作家不仅是材料的搜集者，不仅是描述者，而且还是一位“导师”。他教导人们怎样生活；他通过自己主人公的头脑来评论社会；他提出问题，并预先解决这些问题，他在解答生活之谜。他在自己的“画面”周围组织起追随者队伍，对于这些追随者来说，他的书就是圣经。一个人需要做这样巨大的工作，使人感到政论的薄弱，以致需要责成“艺术的献身者”从自己的特定角度作出必要的社会暗示；这里还存在着科学领域，特别是它的社会部门，以及“多面性”传统（在中世纪把本时代全部知识集中于一身的学者称做多面手）等方面的微弱的专门化。

　　在自发生长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对立的集团为自己造就一批思想家，而且越是强调这些思想家的意见的表面上的独立性，——似乎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受整个社会环境约束，而且甚至不受本集团约束——这些思想家也就被捧得越高。掩盖着阶级掠夺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应当超乎科学道路之外，在“独立的”个人的头脑中繁荣滋长。

　　时间在前进，生产关系本身在变化，科学在发展。唯心主义哲学已被揭露。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专门化在发展。要求有极其复杂的社会科学分析和社会政治活动的机构来制定意识形态，制定社会指示。无论是今天或明天，这种起生活导师作用的“红色的托尔斯泰”又能说些什么呢？

　　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是社会领导的巨大轴心。意识形态从静态的哲学逐渐转变为动态的问题的综合。党在同目前事实保持不间断的接触中，随时在制定当前的口号和指示。这些指示所包括的政治的和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面越来越宽广。单个的作家想同这个集体的革命头脑一起考虑自己的哲学垄断是可笑的。作家的问题范围越来越缩小。还有一点，作家在“教导”方面将无事可做，在不久前还能看得见最后的生活导师身影的地方，现在己为搞科学的人、搞技术的人、工程师、物质和社会的组织者所占据。

　　在当前社会机动灵活性极大，而指示又随当前局势随时发生变化的时候，以这样缓慢的托尔斯泰方式等待起“生活导师”作用的“红色的托尔斯泰”，是可笑的。刚刚发动过进攻，现在已经平静，刚刚抓住一个社会生物典型，现在这个典型已经被宣布为不合适的、反革命的．昨天，应当善于使出全身力气，以超人的努力，象炸弹一样爆炸自己，而今天，就应当善于精打细算，以便今后能为革命再干三十年。

　　单枪匹马的“红色的托尔斯泰”同这个集体导师在一起能干些什么呢？至多不过把他编入司法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相应委员会里去，或许，让他在共产主义学院作个报告，然后，最好是把他提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当个农村图书阅览室的管理员．有人会对我说，好吧，就让“红色的托尔斯泰”不做“生活导师”吧，让他只是做一个政治局指示的认真的复写者吧，可是史诗呢，史诗可是我们时代的壮丽的“画面”呀，无疑将由他在“宏伟的”图画上描绘？我还得回答：不。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由时代经济性质决定的写作形式。绮丽的形式对于封建主义是典型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不过是一种风格上的模拟作品，是不善于用今天的语言来表现的一种征候。

　　我们不必等待托尔斯泰们，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史诗。

　　我们的史诗就是报纸。

　　在广阔范围内从事写作的作家，就是不做导师工作的托尔斯泰。报纸包括事实范围之广、反映事实之快，为任何个人所不及。在任何托尔斯泰那里，即在写小说的人那里（哪怕他把自己的工作速度加快到一百倍），左里奇会把题材抢去，而索斯诺夫斯基立即就会抓住组织结论。

　　只要我们把报纸的发行量同托尔斯泰时代的和现在所谓的“文艺小说”的发行量加以对比，就会清楚，报纸象座大山一样把小说文学压在下面。难怪所有的作家毫无例外地被湮没在报纸里，只是某种报纸的因循陋习才使他们得以在报纸的版面上保持小说家的面目。

　　对于中世纪基督教徒来说是圣经（一切生活情况的指南）的那种东西，对于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教诲小说的那种东西，在我们时代，对于苏维埃积极分子来说则是报纸。报纸上涉及各种事件，有对这些事件的综合和对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各条战线的指示。

　　当克雷连科同志谈到：“我不读现代文学（美文学），也并不惋惜”时，这不是对他的责备，而是对美文学的责备。这就是说，它的（过去起教导作用的）好景已经过去。大概克雷连科不会说，他不读报纸，并不为此而惋惜吧。

　　过去的小说文学在衰落。它一部分变成报刊杂志的政论文章（社论、论文、小品文），变成报导（通讯、特写、评论），变成科学的或技术的文献，只有一部分变成西欧类型的小说文学——轻松的低级读物，作为有趣的美学的消遣。不过，就是在这里，小形式（短篇小说）也比大形式（长篇小说）更为流行，原因是刊登这种低级读物的刊物主要是一些为满足对简短文学形式需要的薄本杂志。

　　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们和柯甘们企图在当前的小说文学中寻找教诲风味，但是所有这类寻找只不过是一只猫奔向沙箱己被挪走的墙角的下意识活动。

　　如果说历史曾记载过文学中那些作为社会模型（普希金这样写过自由主义者的情绪，涅克拉索夫和托尔斯泰这样写过急进分子的情绪，高尔基这样写过革命知识分子的情绪）的事实，那么从今天起，历史就不应当去记载皮里尼亚克、谢芙琳娜、革拉特珂夫。

　　而应当记载报界工作人员。整个无名的报界群众，从工人通讯员到主要社论作者，这就是当代的集体托尔斯泰。我们故意不列举报界个别专家的名字，譬如说，象左里奇、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因为我们认为，报纸的实质在于无名，而且在报纸材料的各个部分下面保存姓名，这是旧小说文学王国的复活。

　　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不等待红色的史诗作家，而是使全体苏维埃群众养成读今日圣经——报纸的习惯。

　　第二个任务是：吸引作家参加报纸工作，并使他的技巧最大限度地服从于报纸的要求和任务。第三个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注意完善报纸，以便使它能够百分之百地成为当今的史诗和圣经。

　　报纸的毛病在哪里，以及语言大师们在其中应当做些什么，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当我们每天早晨抓起报纸，实际上就是在翻阅以我们的现代生活为名字的最迷人的小说的新篇章时，还能谈什么小说，什么《战争与和平》呢？这部小说的登场人物、它的作者和读者就是我们自己。

　　这部史诗中的材料：全世界、苏联、我的共和国、我的省、我的城市、我的工厂，——象独特的同心圆一样，一环套着一环。事实的日常的教育、有关号召、口号、要求和鼓动重点的指示等激情就建筑在事实的史诗之上。

　　用那张被视为卑贱、天天如此、忙忙碌碌而加以鄙视的报纸扇着思虑重重的脑门，期待着、思念着新的托尔斯泰，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盲从啊！

郭奇格译

　　
^[1] 苏联作家谢芙琳娜的小说，描写一个农村妇女在内战时期的生活故事。维西涅娅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