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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自己，关于批评家，关于我的创作
М.左琴科
编者按：本文选自M.左琴科。《论文和材料》，科学院出版社，1928年，第7-11页。
前言
我的这篇文章不是为一本书写的。写这篇文章的来由纯属偶然。
有人在艺术史研究所作有关我的文学工作的报告。请我在报告之后讲话。
我拙嘴笨舌，讲起话来有些杂乱无章，因此在报告前的半小时内，草草地写了这么几行。
文章引起了争论。我本人现在对它也不尽赞同。但那天，我的感觉恰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小说家。很遗憾，这个特性我从来都不曾丧失过。
我告诉读者这些情况，是希望读者对我这篇无意中产生的文章多加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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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创作在评论家之间多少引起了一些惶惑。
评论家们不知道该把我划入哪个营垒为好——是划入高等文学呢，还是划入也许是不配受评论界光顾的小文学呢。
因为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以不受人尊重的形式——杂志小品和小小说的形式写成的，所以我的命运通常也就注定了。
评论家们常常把我说成是一个幽默作家，一个逗人发笑的作家，一个为了发笑本身，鬼晓得会拿俄罗斯的国语搞什么名堂的作家。
这当然不对。
如某说有时我歪曲了语言的话，那也是有条件的，因为我想要表现我所需要的一种典型，而这种典型从前在俄国文学中几乎未曾出现过。
不过，我是不反对小文学的。还不清楚，现在小文学的涵义是什么。
你看，文学中就存在着所调“社会定货”。我认为现在这个定货定得并不对。
有一种看法说，现在定的是红色的列关·托尔斯泰。
看来，这个定货是由某个漫不经心的出版社定的。因为整个现实生活、社会舆论和作家在其中生活的周围的人，所定的当然不是红色的列夫·托尔斯泰。如果说定货，那么定的是用不受人尊重的小形式写成的那种东西，这种形式至少在过去是与最坏的文学传统相联系的。
我承包了这项定货。
我想，我没有弄错。
我无意跻身于高等文学之列。高等文学的作家已经够多的了。
但是，评论家们通常把我的作品分为两个部分，据他们说，我的中篇小说是真正的高等文学，而这些小小说——则是杂志上的滑稽作品，资刺作品，是一文不值的废话——这样划分，是不对的。
无论是中篇小说，还是小小说，我都是用同一只手写的。我没有作那么精确的分类；膏如说我现在要写的是一文不值的废话，而换一个时候就是在为子孙后代们写中篇小说了。
诚然。从外表形式看，我的中篇小说与所谓高等文学的模样更为接近。中篇里面，可以说，文学的传统比我幽默的短篇小说里多些。不过，对我来说，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问题在于：中篇小说（感伤主义的中篇小说）里，我取的人物仅仅是知识分子。在小小说里，我描写的则是更为普通的人物。任务本身，题材本身以及塑造的典型，给我规定：了形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似乎截然不同地分成两个部分的原因。
然而，评论受了表面特征的欺骗。
全部问题在于：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因为感到有些疲劳和极度的优郁，而每周又有必须作的工作。因此我耍滑头写了许多很坏的小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不比杂志上通常的短篇小说高明。这就更把评论家们弄糊涂了，为了以后不再和我纠缠，他们很乐意地几乎要把我赶进新闻采访人员的圈子里了。
但我仍不表示反对。
我只想承认一点。这一点也许令人感到惊奇和意外。问题在于：我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以自己的作品模仿想象中的、然而是名符其实的，而且设想能在现时的生活条件下和现在的环境中存在的无产阶级作家。当然，那样的作家不可能存在，至少现在不可能有。当将来存在时，他周围的舆论，他周围的环境，在各个方面都将显著地改善。
我仅仅是进行模仿。我暂时替代无产阶级作家。因此，我的短篇小说的题材里渗透了正好能为我的读者所理解的天真幼稚的哲理。
我在大部头作品中也是在进行模仿。我既模仿当代红色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或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粗笨、臃肿的（卡拉姆津式的）风格，也模仿现在盛行的感伤主义的题材。我模仿现时的知识分子作家，这种作家现在也许并不存在，但是假若他能不折不扣地完成现在被提到第一位的那个环境和那种社会舆论所提出的社会定货，而不是出版社的社会定货的话，这种作家是应该能存在的。
我还想谈一下语言。多数当代作家的书，我现在读起来简直感到吃力。对我说来，他们的语言几乎是卡拉姆津式的。他们的句子是卡拉姆津式的长复合句。
普希金时代的某个人读卡拉姆津作品所感到的困难，可能就象我读旧文学流派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一样。
也许俄罗斯文学中唯一理解这种情况的人是什克洛夫斯基。
他第一个打破了文学语言的陈旧形式。他缩短了句子。给自己的文章“注入了新鲜空气”。因而读起来使人感到方便和容易。
我也干了同样的事。
我写得十分紧凑。我的句子很短。穷人都可理解。
也许正因为这样，使我拥有很多读者。
绍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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