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七章 烟草业
虽然卷烟生产在20世纪才进入中国产业行列，但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到20世纪中期，卷烟成为中国轻工业中的第三大产业，拥有8万多名工人。它在税收上可谓首屈一指，几乎占了工业生产所有税收的一半。[1]
卷烟生产于1902年被英美烟公司输入中国。烟草本身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明朝末年开始，农民就把烟草当作一种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但英美烟公司输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加上灵活的广告战，带来了人们对卷烟前所未有的需求。眼看着人家财源滚滚，华商烟厂依照英美烟公司的模式，纷纷出现。英美烟公司登陆上海不过三个月，一家华商公司便建立起来，投入卷烟生产。次年，又一家华商工厂开工，但它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与英美烟公司抗衡，很快倒闭。[2]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西方商业利益受损——大批国内卷烟工厂才纷纷出现。1917年，华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家工厂在上海开工。尽管有来自英美烟公司的残酷竞争，但南洋公司设法逐渐扩大市场份额。南洋的成功在五卅运动时期达到顶点，当时对洋货的抵制和外资企业的罢工如火如荼，南洋公司还为罢工基金大笔捐钱。然而，正如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 Cochran）所指出的，（后来的）国民党对华商卷烟企业的政策很不善良。国民党政权尽管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也曾接受过南洋公司各厂主的捐献），却制订出一套有损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国民政府不是从长远目标来推动国内企业的发，而是受最大限度地榨取税收的动机的驱使，所作所为损害华商企业的利益，因而有利于保持英美烟公司的繁荣。[3]
许多研究将经济繁荣与罢工活动联系起来。[4]所以，也不奇怪，英美烟公司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伴随着非同寻常的工人骚乱。出于这个理由（以及可供进一步探讨的有关该公司的丰富档案资料的留存），我对上海烟草业反抗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英美烟公司身上。
在中国，没有哪家公司比英美烟公同更容易发生罢工了。在1918—1940年的22年间，该公司在上海的工厂共发生56起罢工。该公司罢工数量如此之大，既不是因为其规模，也不是因为它是外资公司，因为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比起罢工数量占第二的日本内外棉公司来说，人数不及其一半。[5]英美烟公司是在1902年由杜克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帝国烟公司合并组建的，该公司容易爆发罢工，肯定与其经济上的成功有关。不管战争影响和政治混乱的状况如何，该公司的生产数据深刻揭示了其发展和恢复的能力（参见表4）。
英美烟公司最初的罢工，一般称为“摇班”，都是叶子间和包装间女工发动的短期行为。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第一位工运领袖李启汉，将技工作为其动员工作的主要目标。作为回应，青帮领袖随即在卷烟间的男性工人中组织起工会。尽管在几次全公司大规模的罢工中有过联合，但英美烟公司工人中的这些基本分裂仍存在了几十年。
表4 英美烟公司在华各厂历年卷烟总产量
| （单位：5万支装箱） |
| 年份 | 产量 | 年份 |
产量 |
| 1912年 | 102700 |
1925年 | 489160 |
| 1913年 | 114460 |
1931年 | 661081 |
| 1914年 | 77620 |
1932年 | 560687 |
| 1915年 | 92100 |
1936年 | 895756 |
| 1916年 | 109260 |
1937年 | 1124554 |
| 1917年 | 115020 |
1938年 | 858523 |
| 1918年 | 153720 |
1939年 | 857297 |
| 1919年 | 240440 |
1940年 | 869165 |
| 1920年 | 267320 |
1941年 | 819853 |
| 1921年 | 277940 |
1946年 | 77524 |
| 1922年 | 307880 |
1947年 | 302392 |
| 1923年 | 399880 |
1948年 | 246108 |
| 1924年 | 557640 |
1949年 | 178919 |
| 资料来源：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212页。 |
劳动状况
要理解各车间工人分裂的根源，就必须搞清楚生产结构中工人及其工作场所的有关背景。如同大多数卷烟工厂一样，英美烟公司的生产也包括三个主要部门：烟叶部、卷烟部和包装部。烟叶部主要由叶子间的女工（负责手工抽梗、理好烟叶）构成。烟叶部也有一些男工分布在其他车间，从事烟叶的熏蒸、切割、烘干和添加香料。卷烟部主要由男工构成，负责将叶子间送来的烟丝用机器生产成烟卷。包装部从事生产工厂中最简单的一道工序，就是把香烟装盒装箱。这一工作由锡包间的女工完成，虽然该部也有一些男工，他们用机器生产包装用品。此外，还有一个机器间，有技术的男性技工（一般都称为“铜匠”）负责修理全厂机器设备。[6]
每个部以及部里的每个车间，其工人的数量、技术水平、工资、性别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虽然雇用工人的数量每年都有波动，但是基本分界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卷烟厂的女工一直都是超过男工的，一般都超过10%左右。[7]这些女工几乎都在包装部工作（该部工人数量占全厂的68%），或者是在烟叶部的叶子间（占全厂工人的15%）。男工主要操作切割机器（占6%）或卷烟机器（占11%）。[8]另外，机器问还有350名男性技术工匠。[9]
不同部门的工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既要受到生产环节又要受到工厂规章制度的制约。一位前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曾回忆道：“我们工人不能四处走动。如果你在一个车间工作，走到另一个车间，要是被监工看见，就要挨打……厂里有几道门供男女分别进出。如果有人走错了门，就要挨打。”[10]
至少在五卅运动前，英美烟公司各车间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11]当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激动人心让位于国民党的镇压时，权力部门再次勒紧了缰绳。1932年，公司开始发放上厕所牌子，一个车间两块，目的就是要限制工人工休时的相互交往。[12]厂方又规定不同车间的工人必须穿不同的制服（由工人自己掏钱）：烟叶部的女工穿蓝上衣和蓝围裙，包装部的女工穿蓝上衣和白围裙。[13]
所以，生产的性质和工厂规章制度的约束共同限制了工人团结的可能性。但是工厂招工方式本身可能是工人分裂的更深层的原因。就像上海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一样，英美烟公司的工人主要由车间工头或拿摩温负责招收。招工程序大致是：想进厂的人通过一位朋友、有时是亲戚（几乎都是老乡），被介绍给拿摩温。新工人要给拿摩温一笔数量可观的介绍费，或是在上海一家大饭店宴请拿摩温一次之后，他或她才能上班。工人在与工头之间的长期私人关系中，被雇用仅仅是开始了第一步。要保住饭碗，工人就必须定期给拿摩温送钱送物，以表孝敬之心。[14]有位英美烟公司烟叶部的工人回忆道：“管我们的那位拿摩温有位阿哥，开了一家大饼店。他要我们都买他阿哥店里的大饼。可是呢，这些大饼都是当天早上卖剩下来的，又冷又硬，我们就不想买。但是一且发现哪个不买，他立即就让人家丢了饭碗。”[15]车间内部关系的封建方面因为父母将饭碗传给子女（事先当然要经过拿摩温的同意）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此种制度名为“顶替”，与当今中国一些工厂采取的顶替并没有什么两样。[16]
在一定程度上，车间是个半独立的领地，上级部门对它的控制是很有限的。在1932年的报告中，英美烟公司经理里迪克（I.G.Riddick）对缺乏统一管理大叹苦经，他说，不同的车间都有自己的记工、加工资、处罚等行为标准，而且往往都是互相矛盾的。在有些情况下，工人在一个车间以不胜任为理由被解雇，但立即就被另一个车间雇用。[17]然而，虽然许多高层领导者对这种多样性抱怨有加，但他们也无意于修改这种用工制度，因为它在其他方面还颇有效。中国的拿摩温在其部门拥有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权力，使英方主管者在许多方面省了不少心事，但这是以厂内各个车间形同独立王国为代价的。
全厂可能没有哪个部门的劳动条件比烟叶部更令人室息了。就像一位工人所回忆的：“烟叶部的生活就像童养媳一样。我们只许和拿摩温讲话。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18]烟叶部的室内温度很高，为了保证烟叶不破损，还要保持很大的湿度。冬天，室内室外的温度相差达80摄氏度，许多任务人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当烟叶被抽梗、被撕成小片时，空气中充满了尘粒。黄色的蒸汽弥漫在车间里，使得工人们的汗和痰都现出一种浅黄色。不少工人因为要与湿热的烟叶长时间接触，他们的衣服往往湿透，手上起泡。[19]烟叶部的工人——他们主要来自苏北和浦东——把自已在这种杂乱、肮脏的环境下的劳动称之为“垃圾生活”。 [20]
烟叶部的劳动环境为工人反抗创造了成熟的条件。正如一个工人回忆的那样：“我们车间特别容易起来斗争，因为车间里到处灰尘弥漫，眼睛都睁不开。外国监工从来不踏进一步，中国工头要戴着面纱才能进来。”[21]确实，英美烟公司的不少罢工都是从烟叶部发动起来的——烟叶部女工的计件工资比厂里其他车间女工的还要低一些。[22]
卷烟部——通常被视为“厂里最重要的车间”——与烟叶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绝大多数卷烟工在被允准操作机器前都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产品的质量。卷烟部主要由半技术性男工构成，辅以年少学徒，该部工人拿的是计日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23]由于他们的工作培训都是在厂里进行的，卷烟工比起其他工人来对管理层要忠诚得多。卷烟机操作工常常通过虚拟的亲缘关系和帮会徒弟的身份与工头有着密切的关系。*和烟叶部一样，大多数卷烟部工人都来自苏北（尤其是扬州和南通）和浦东。[24]
*在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卷烟部的工头在其所管工人中不但成立了关帝会，还成立了拳社。见《英美烟公词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1116页。在该公司的花旗厂，拿摩温是个帮会分子，与清帮劳工领袖陆京士以及浦东土匪关系密切。他手下的卷烟工都拜他为“继爷”，他把他们孝敬的礼金投入一家赌场和皇后剧院。“访谈录”，1963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包装部大部分由女工构成，她们负责用锡箔包好香烟，再装入烟盒、纸板箱和金属听。许多任务人都从绍兴招来——通过他们同乡的某个拿摩温的介绍。[25]这些在包装部的南方女工的工作没有她们在烟叶部工作的苏北同胞那样繁重，但工资却比她们要高一些，也许是她们的祖籍地缘的市场价值有高下之分吧。*
*对英美烟公司包装部的工人工资较高与祖籍地缘有关系的怀疑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资统计中得到了证实。参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58年，第301页。
与烟厂三大部相分离的是机器间，这里雇用了绝大多数技术工人，从事工厂机器设备的维护。此处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钳工；其余则是铁匠、木工和泥水匠等匠人。他们都训练有素，能看懂图纸。据我们所知，他们的技术水平比全市绝大多数机器厂的工匠的水平要高不少。[26]所以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当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25年开办新厂时，厂方想聘用英美烟公司的技工。为了留住自己的熟练技工，英美烟公司被迫给他们加薪50%。参见“英美烟公司浦东新厂技工访谈录”，1963年11月2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档案。
正是从英美烟公司来自江南的工匠身上，共产党工运领导者发现，他们最容易接受并坚信共产主义。机器间在厂内所处的位置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人罢工的催化场所。在英美烟公司浦东厂区，机器间就坐落在最后面，技工们举行罢工时，从厂里走出来，要路过各个车间。[27]
工人阶级的分裂还反映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成功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厂方不断让步，以致人们把在该公司工作称为“金饭碗”，因为工人的工资高，待遇好——尤其是与该市其他产业工人相比的话。[28]有份共产党的报告在评价英美烟公司工人令人羡幕的作环境时，很是失望地说：“一到放假，这些工人就进城寻快活或是待在家里搓麻将。只有部分工人有正当消遗。”[29]不管这种总体而言的舒适环境如何，该公司不同部门工人的劳动条件是相差很大的。1926年，机器间技工的平均月工资为30元以上，卷烟部操作工是20元以上，而包装部的女工平均是13元，烟叶的女工则平均每月只有10元多一点。据厂方估计，在上海，一家五口为标准，一个技工的工资能抵上一家开销的125%，半技术性的卷烟工能抵92%，而普通女工仅能抵57%。[30]这种工资差异因为女工是计件工资（烟叶部以烟梗重量的多少来计算，包装部以装盒装箱的数量来计）、男工是计日工资而显得更加明显。还有，在待遇上也是女不如男。男工一星期有50～100支香烟的补贴，而女工一年才区区50支。[31]
地缘性分裂
上海卷烟业的工资反映了技术水平、性别和地缘祖籍的差别，后者反映了该产业部门的资本源泉。民国时期，上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烟厂，绝大部分都由来自浙江的小商人创建，很自然地，他们喜欢雇用本省人当工人。所以，上海卷烟业工人有45%来自宁波绍兴地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上海第二大卷烟生产企业，由广东人创办经营，也是从家乡招收工人。上海卷烟工人中有5%来自广州地区。英美烟公司至1925年时雇用的工人，占了该市卷烟工人的1/4多，其资本占了英国在沪资本的70%多。该公司的许多任务人来自浙江（如“绍兴帮”），但更多的人来自江苏——以上海卷烟工人的总数而言，浦东人占25%，苏北人占15%，无锡、常州人占5%。[32]
地缘祖籍的影子还反映在行为举止上：
烟厂里的工友，江南人占多数，农服比较入时和清沽，因此在表面上看起来，都觉得烟厂工人的生活比较惬意。烟厂里，一班落后的工人，往往看不起穿破衣的工友，所以，有些工人没有钱，就是向别人借点钱，也要做两件衣服穿穿，特别是在过年过节，或是哪一位工友结婚的时候，为了要应付朋友，竟至用很大的利息去借钱……有好多工人，家里实在很穷，但是因为害怕别人讥笑他，在表面上也不得不假装好汉。
[33]
关注外表表明了一种个人荣感，由此或许也可说明卷烟工人非凡的反抗水平。此种行动主义与地缘祖籍之关系十分密切。
因为来自同一地区的工人往往集中于特定的车间，地域文化和工作经历相互作用，产生了一股强有力的工人行动主义的力量。共有的生活方式、方言和娱乐活动导致了工人行动亚群体的产生。厂方不是不知道来自同一地区的工人集中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危险性。可是打破这种关系可能更成问题。一位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曾回忆道：
南洋公司绝大多数工人都来自宁波或广州，他们都有很强的地域观念。如果卷烟部的工人被某个广州人踩了一脚，就免不了打斗。宁波人打广州人，显然反了厂规。所以广州籍工人便要求开除打人的宁波人。但我们宁波人坚决不答应。吃饭时我们就用饭碗砸广州人的头。弄得生活也做不成了。当时卷烟部的工头是宁波人，而工厂总经理是广州人。所以各帮工人都有保护伞。最后，我们工人就分成了两帮。
[34]
烟厂（以及上海绝大多数其他工厂）这种将工人以地缘关系分割开来的状况，有助于解释早期工人运动规模小而分散的特征。*
*南洋公司的第一个工会是在总经理和总监工的促成下建立的，两人都是广州人。在由21名工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中，有19人是广州人。见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I.O. -4831.
上海卷烟业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记录的罢工发生在英美烟公司，时间是1906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为首者，罢工很快被镇压下去。这场最早的罢工失败的阴影沉重地压在工人们的心头，在隔了将近十年后，他们才重新采取了类似行动。但是当公司从经济萧条走向复苏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而也遭遇到了新的工人斗争形势。1915年初，烟叶部的女工突然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一次，她们很快接受了厂方的条件，回厂上班。一年后，该公司约100多名临时工举行罢工，抗议削减他们的工资。[35]
英美烟公司接下来的罢工可没那么好解决了。1917年夏，包装部的工人起来抗议厂方削减她们的记件工资。1000多名罢工者破坏生产设备，强行阻止其他工人进厂上班，用雨伞之类的东西攻击警察。罢工持续了三周，最终以厂方妥协告终。次年春天，包装部女工再次罢工，但这次只有装箱间女工参与。她们抗议厂方以削减装箱间女工的记件工资来拉平整个包装部工资的计划。锡包间的女工——工资一向很低——显然未曾与。[36]
几个月后，包装部的学徒工300多人突然罢工，抗议新任总经理作出的延长工时的决定。这些少年聚集在附近的一座里庄严宣督：要求得不到满足决不复工。可是，一个星期后，包装部的工头雇了两个帮会分子来捣乱。这两人在包装部有不少徒弟，破坏这次罢工可谓轻车熟路，罢工者马上复工。总经理对两人能迅速解决麻烦印象深刻，立即将他们收到公司里，开给他们薪水，以便在关键的包装部将来再出麻烦时派上用场。[37]
1919年10月，烟叶部的女工——约有500多人——因对公司加夜班的决定不满而发动罢工。[38]次月，烟叶部的女工再次拒绝上班。这一次，厂方满足了他们加工资的要求。几天后，该部男工也拒绝上班，直到厂方同意相应提高工资。[39]
1920年春，包装部的女工突然罢工，抗议厂方的重组计划，但在厂方对新计划的好处做了解释之后，工人们恢复上班。次年，烟叶部的女工又发动罢工，对厂方改变记件方法表示不满。包装部的女工被调来取而代之。三个月后，还是在烟叶部，女工们又发动了一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结果仍然没有成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几个女工头被调换了。[40]
虽然这些早期罢工留存下来的资料过于简单，无法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总体情况是清楚的。在这十年中，英美烟公司各厂发生了12次罢工，一半是在共产党干部进入之前发生的，有10次是由女工发动的。另两次由学徒工和男工发动的罢工是在其本部门的女工罢工之后发动的。
烟厂女工的行动主义与有些学者在其他地方的研究结果相符。在对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工厂女工进行研究的报告里，罗丝·格里克曼（Rose Glickman）注意到：“烟厂女工特别容易激动、战斗和坚持。”她解释说，这种行动主义——超越了其他产业部门女工的行动主义——很可能是“更多的城市生活经历、受过教育和更长的工作经历，以及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优越感，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的结果”。[41]刘易斯・蒂利（Louise Tilly）在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研究的基础上也指出，法国烟厂女工罢工水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她说：“比起绝大多数其他女工来，她们的工作环境要好，工资要高。有学徒期、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岗位、一生都有固定工作，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为烟厂女工团结并组织起来提供了机会。”[42]
格里克曼和蒂利对烟厂女工和其他行业的女工做了很好的比较，但他们没有对同厂的男工和女工进行比较。要是英美烟公司的早期罢工有迹可寻的话，对公司内部的情况进行比较，一定会为烟厂女工之行动主义带来令人惊奇的发现。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早期罢工在动机上都是防御性的。无论她们的雇主多么富有，英美烟公司的女工们总是要遭到削减工资的威胁，此时她们便容易起来抗议生活状况的恶化。英美烟公司的案例还有助于提醒人们，仅就代表女工利益的行动主义而言，将其视为男女平等的萌芽是不可取的。在同一个工厂的不同部门，女工们不会联合罢工，偶尔还会在其他部门举行罢工时搞破坏。即便是在同部门里，女工们还因工种的关系互相区别开来。
共产党的介入
如果说妇女行动主义——被生产部门分割——是英美烟公司早期罢工的主要形式的话，那么，1921年夏共产党组织者的出现，就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当年夏天，英美烟公司的技工聚集一道，抱怨新任机器间英籍监工的所作所为。这位新监工比其前任要严厉得多。当看到机器间有人违犯纪律，他十分愤怒，将每位技工的工资扣去五分钱，同时对继续偷烟偷吸者处以罚款。对新监工打破习惯的行为，技工们宣布以罢工相抵制。[43]
英美烟公司的技术性机器工人发起的抗议（不像几个月前非技术性女工发动的罢工），吸引了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注意——这个新成立的党以开展战斗性的工人运动为宗旨。将机器工人视为有发展前途的支持力量预示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行动动机。该市第一个共产主义工会就是上海机器工会。因此，很自然的，英美烟公司技工们发动的罢工（可能是在刚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的鼓动之下，也可能是受了一个月前广州机器工人成功举行罢工的影响）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两天后，年轻的共产党工运组织者李启汉被派到英美烟公司罢工者聚集的一个寺庙里。李捐了一些钱，尽管很少，却使工人们得以在寺庙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动员全公司工人罢工的指挥部。在李的指导下，工人们推举代表，起草罢工要求，这些内容在寺庙举行的工人大会上获得通过。他们的标语显示了党派色彩：“劳工神圣!”“还我血汗! ”“争还工人人格!”[44]
当罢工进行两周时，厂方决定用金钱收买工头王凤山（青帮小头目）来破坏罢工。对王的背叛，罢工者决定狠狠揍他一顿，李劝工人要克制。结果，这一斗争过程令人高兴的是，王凤山的立场转变过来。对于这种转变，李启汉在《劳动周刊》发表文章加以赞扬——该周刊是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在上海）的刊物。在这篇经常被人引用的文章中，李启汉表达了对工厂工头所处境地的同情，指出，他们工作时间长，收人低，许多任务头都是青帮头目，与许多普通工人中的帮会分子关系密切。他呼吁这些“工头先生们”以王凤山为榜样，与工人并肩走在一起。[45]
幸亏由于能发挥作用的下层工头的“返回”，以及罢工者坚持不妥协，罢工最终在8月10日取得了胜利——从开始到结束有二十多天——厂方同意了罢工者提出的所有条件。当月晚些时候，李启汉帮助工人进一步巩固其胜利成果，在当地寺庙举行的另一次工人大会上，宣布成立英美烟公司工会。在李的建议下，这个新成立的工会办事处设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46]
李启汉领导英美烟公司罢工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完全归功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他的青帮身份也很重要——在1921年之前他就加入了青帮。也许，李的帮会身份使他比较容易劝说烟厂工头和青帮头目王凤山站到罢工工人一边。但是当英美烟公司工会成立时，李启汉不允许帮会工头参加。正如张国焘——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李启汉是书记部干事）——在回忆中所说：
浦东卷烟工人的胜利使共产党人深受鼓舞，这个胜利无疑使劳动组合书记部很快为自己的工作确定了方向。给李启汉的印象尤其深刻……他以前就认为有必要以调解的方式来做青帮“老头子”的工作，他加入秘密帮会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同意这种做法，必须用一种新的斗争策略来反对“老头子”。可是，李宣布，在将来，我们要坚持这一新政策。
[47]
李启汉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了高昂代价。1922年6月，李启汉被与帮会有联系的警察逮捕。英美烟公司工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虽然该工会不久就在浦东纺织工会内以“卷烟工人俱乐部”的名义恢复活动，但在9月，纺织工会也被迫停止活动。[48]上海一份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在分析当局采取反对工会的行动时说：“（工会的）煽动不仅仅限于它是引起工人骚乱的普通原因，有时它还与一些阴谋集团有关，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也许，人们关于劳工们被政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之类的话说得太多了，可是沟通两者之间的组织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49]
帮会因素
对政治化工会的害怕，并没有阻止英国人寻求帮会控制的劳工组织的帮助，就像他们在1922年11月所做的那样——当时英美烟公司正在举行一场在共产党援助下的抗议，要求恢复纺织工会，承认工人俱乐部的活动。面对可能发生的又一场伤脑筋的罢工，英美烟公司将当地歹徒邵炳生及其新成立的产业道德协进会（青帮在浦东的一个组织）拉拢过来。邵提出条件，只要是他的徒弟，就能获得比共产党支持的工会之谈判结果更好的待遇，他招收了300多名卷烟工做徒弟，并怂恿他们越过警戒线，回厂上班。[50]
由于怀疑公司买办汪薇舟是邵的幕后策划者，数百名工人冲入汪的住宅，撕毁床单衣物，打碎碗盏家具。工人的暴力更加激怒了公司方面，即刻解雇了数百名罢工者——几乎全部是机器间的工人。次日，工人全部复工。虽然罢工未能达到最初的要求，但厂方却不得不考虑对最早复工的300名工人加以补偿。据产业道德协进会声称，他们的忠心应该得到补偿，在厂方没有满足其条件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静坐抗议。在厂方答应补偿其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后，他们才开动机器。[51]
如同我们所见，即将成为工人组织者的共产党与青帮两个阵营之间令人担心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十分明显了。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开展活动，发现有必要加人青帮，向工厂里的帮会分子摇动橄榄枝，寻找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立足点。但此时又轮到帮会中人模仿共产党的组织方式了。共产党人成功地组织工会的方式，促使帮会头目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协进会之类的团体。这种平行策略伴随着共产党-帮会后来的活动长达二十多年。两者互相取长补短，在处理上海工人事务中越来越高明。但从英美烟公司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就共产党还是就帮会方面来看，同样的策略在工人中不会起到同样的反应。共产党发动者最成功地开展工作的对象是来自江南的熟练技工，而青帮头目集中力量于卷烟工身上，这类男工比较缺乏技术，工资较低，绝大多数都来自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卷烟工们的工作相对没有保障，所以不大愿意向现状发起挑战。就像一位卷烟工人回忆的那样：“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呐喊的觉悟。”[52]
半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不可能自行发动一场政治性抗议，但在任何大规模工人运动中，他们都是基本的参加者。为了将这些参加普通斗争的工人与进行更激进斗争的工匠联合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帮会和共产党人之间往往联合行事。这种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1925年7月爆发的席卷全市、规模大、时间长、令人吃惊的五卅运动。
五卅罢工
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期罢工四个月，其时间之长，在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由恢复活动的工会管理的一个基金会，每周发放罢工补贴，使工人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团结。在厂方答应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的条件后，罢工才宣告结束。
这场罢工很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便是包装部女工的突出作用。罢工开始于6月4日，当天，公司所属第三烟厂（在黄浦江西面）的几位男性技工过江到浦东，告诉工友们市区里发生的戏剧性事件。送信者到达浦东厂区时正值中午，他们跳上凳子，向正聚集在厂房外吃午饭的工人大声宣布其消息。首先表示出兴趣的是第二烟厂包装部的女工，她们立即宣布罢工。罢工旋即蔓延到机车间，然后蔓延至公司里的所有工人——总数约1.5万人。[53]
包装部女工不仅是首先宣布罢工的，而且在该公司的宣传队中特别活跃——穿行于市区和周围农村地区，激发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为坚持罢工募捐钱物。包装部女工发起罢工已经非同寻常，她们积极参与政治性大于经济性的全厂大罢工更是一种新现象。这一成果应该归功于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领导成员之一的杨之华。杨之华二十五年前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23年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前在家乡小学教过两年书。在上海大学，她结识并嫁给了瞿秋白（瞿当时是社会学系的主任），还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从事女工工作。正如上海大学一位学生回忆的那样：“因我与秋白、张太雷都是同乡，我常到秋白家玩。有一次见到杨之华，她一身纺织女工打扮……杨之华在女工中开展工作是很出色的，深得女工的信任和尊敬，这是由于她深入女工，关心女工的生活、婚姻、孩子、住房等问题，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与工人打成一片。”[54]杨之华把关注女工的日常生活当作动员她们参加革命的一种工具。为了掩盖其激进主义，她和其他工会分子经常在玉佛寺召开会议。这些妇女穿着简朴，很容易逃过当局的侦查。当时有些男干部开玩笑说，杨之华本人就是一个信徒，到所有的庙里都烧过香。她反驳道：“做个叛教者不是一件好事吗?”[55]
尽管杨之华工作努力，但她在1925年4月的一份报告里指出，她与英美烟公司的“骨干分子”未能建立联系。为了便于她开展工作，共产党干部将他介绍给浦东祥生船厂工会的负责人。该船厂是上海最老的造船厂之一，离英美烟厂不远。该厂的熟练技工主要来自浙江，其工会负责人的妻子与英美烟厂的许多任务人都是老朋友。因此，她就把杨之华介绍给她在包装部的两个同省人。杨与这两个女工结拜姊妹，得到了进入烟厂工人中的机会。[56]这位年轻的女干部——人们都称之为“杨大姐”——发展了包装部的几位女工为罢工积极工作。其中一位回忆道：
当杨之华来厂里演讲男女平等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光是在我家里，就存在不平等现象。我们姐妹三人都要做工，以供我们的一个弟弟读书。当男女学生来到我们厂里时，我由于害怕人家闲言碎语，不敢和男生讲话。我想：“这些学生都出身于有钱人家——特别是那些女学生，肯定都出身大富之家才能读得起书。可她们为什么又那么善良呢?”
[57]
在杨之华利他精神的感召下，包装部的许多女工开始投身于五卅运动。这些女工十几个人一队，走向农村，唤起人们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女工们在大街上募捐，在她们的劝说下，不少店员和学生纷纷将硬币投入她们的募捐篮子。然而，在农村，女工们就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同情了。就像有位工人回忆的：“杨之华组织我们包装部的女工到农村去，宣传‘五卅’的意义。我们拿着竹篮，站在凳子上，向村民们演讲。那些农民见到这种情形，就骂我们，还喊道：‘你们少啰嗦。你们吃饱了，没事找事，是吧！’”*
*“赵笙英和赵银英访谈录”，1957年2月2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此次罢工基金的最大份额来自中国厂商，他们当然欢迎其对手的罢工。渴望从英美烟公司窘境中获利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向总罢工基金捐款10万元。这笔钱占了全部捐款中的20%。见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1980），p.178.
农民与烟厂女工——从她们的时髦穿着上就可知道她们都是浙江人——的隔阂显而易见。还有，籍贯背景也使这些烟厂女工相对容易接受来自浙江的年轻知识分子的领导。英美烟厂包装部的女工通过地缘纽带和结拜姊妹的关系与杨之华连在了一起，所以，她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五卅”大潮中去。
这些妇女并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觉悟来参加这罢工的看法，还可从1958年对朱泉发的访谈中看出来。朱是包装部的工人，曾是五卅运动时期罢工委员会中的工人代表。他对来访者提出的有关共产党卷入这场罢工的问题感到非常惊奇，他说：“你提到了，我这才认识到是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罢工的。……我们当时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做得对。”[58]朱在包装部的一位工友的认识更为模糊:“我对罢工没什么认识……人们上街游行，我就跟在后头……在四个月的罢工中，我们得了不少罢工补贴。我们想：‘不上班也能拿钱，真是大好事。’我们根本没有其他认识。当工厂复工后，大家又回去上班了。[59]
罢工补贴对有些工人来说，很有诱感力，但对另一些工人尤其是要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点钱就远远不够了。**另一位罢工者回忆道：“来自苏北的女工，手牵着她们饥饿的孩子， 来问工人代表，罢工最晚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60]即便是工人代表朱泉发的罢工热情也很快消退。正如她在解释她为什么要退出工人运动时所说的:“我结婚后，负担很重，越来越缺乏勇气。因为我有个小孩，开销很大，就没法参加斗争了。”[61]虽然共产党干部在上海这场历史性的五卅运动中无疑起着领导作用，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传统的地缘关系、虚拟血缘关系和帮会关系在动员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人们熟悉的实用主义内容比起新兴的意识形态热情更能解释许多任务人投身罢工的原因。
**绝大多数资料都说，罢工工人每周可领到罢工补贴2元。这是烟叶部女工常规工资的80%。这样的话，这笔钱就只占到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开支的约40%。参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 1983年，第1043、1173页。
无论绝大多数罢工者的意愿是如何温和，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在“五卅”大罢工中还是获益匪浅的。工资增加了，工作环境改善了，还补发了罢工期间的工资。英美烟公司意识到，长时期的罢工将使其竞争者在日益增长的卷烟市场占据更大的份额，必须迅速恢复元气。在复工几个星期后，这个跨国公司再次宣布自己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62]
五卅运动结束后，在英美烟厂，工人们为了反抗工头的压迫，为了增加工资，经常举行小规模的罢工。但这些举动影响不大，通常在一两天里就可解决。[63]直到1926—1927年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之时，英美烟厂才又掀起了罢工风暴。
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英美烟厂的工人又站到了斗争的前列。比五卅运动更有意义的是，各车间工人的行动协调一致。[64]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几天，烟厂工人接到指示，要将装在一具棺材里的一批武器用舢板在夜深人静之时运过黄浦江。3月21日中午，烟叶部、卷烟部和包装部的机器同时停工。在大约70名事先指定的负责人（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工人们涌出厂外，准备参加武装斗争。[65]工人们用斧头、棍棒、刀子、手枪、手榴弹以及爆竹武装起来（爆竹放在煤油桶里点燃，以增加战斗气氛）。他们很快融入浦东其他各厂的工人队伍之中，向当地警察局进发，将驻守的警察打败，缴获了储藏的武器。关于当时那历史性的一幕，一位烟厂工人回忆道：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一夜，开了一次会，会上宣布，将在次日下午两点钟行动。第二天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们关了机器。不久，来自日华纺织厂、祥生铁厂和小南洋烟厂的工人冲到我们车间喊道:“同志们，有徽章的，就请亮出来!”我们的徽章是一块白布，有豆腐干那么大，上面写着几个字，其他人则是红色的。这些徽章一两个月前就发下来了，发的时候叫大家藏好，不要让人家看见，连家里人也不要让知道。保存这些徽章就像生死大事一样，它们都被放在各人在厂里替换衣服的箱子里，而不是放在家里。现在，我把徽章拿出来，别在身上，跟随大家冲了出去。在大门口与涌来的男工会合，我们来到第三区警察署。警察们惊恐至极，乖乖地把枪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行进到第四区警察署，发现当官的都逃跑了，武器扔了一地。用武器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后，我们列队前进——就像士兵一样。我们轮流站岗，维持公共秩序。
[66]
军阀部队被起义工人吓破了胆，很快逃离，浦东落到了工人的手中。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在赶走孙传芳的军队，控制整个城市之后，工人们开始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一位前英美烟厂的工人回忆道:“我们兴奋异常，因为军阀部队被打败了。革命胜利了。我们再也不会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了。有人甚至说物价也要下降了。”[67]
工人代表朱泉发回忆道:“我晓得国民党（北伐军）正在路上，我梦想他们来了，我们工人就有救了。”[68]3月22日，有1000多名英美烟厂的工人参加了上海临时市政府的成立大会。为了进行自治，英美烟厂的工人成立了以李长贵为首的工会。李是一位共产党员，也与青帮有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工会就设在买办汪薇舟从前的公馆里。汪公馆在1922年罢工时遭到工人袭击，那以后，汪就搬到公共租界去住了。工会之外，还成立了由数百名工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浦东厂区一带的秩序。[69]
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英美烟公司
工人的世界好景不常。在那场哈罗德·艾萨克（Harold Isaacs）称之为“中国革命的悲剧”里，国民党撕碎了他们与共产党，帮会和工人结成的共同反对军阀政权的统一战线。[70]在那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都逃到了农村，从而将中国革命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转变成为农民的斗争。但是，激进派组织者的成群退出并不意味着上海工人运动的终结。对许多任务厂来说——还是以英美烟公司为首——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仍然是一个充满激烈冲突的阶段。
由于罢工不断，工会遗产得以留存下来。在令人激动的五卅运动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期，共产党人匆忙间成立了许多任务会，这些组织在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中并未完全瓦解。英美烟厂工会是在四一二政变前的一个月成立的，6月5日在国民党训令——“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改进工人生活条件，发展卷姻产业，推动国民革命”——下重新组成。[71]李长贵仍为工会主任，但在常务委员会中增加了两个青帮分子：顾若峰*和陈培德。
*由于史料记载不同，顾若峰也作顾若凤。——译者注
在国民党统治下，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个恢复起来的工会发现了许多行动的机会。正如帕克斯·科布尔（Parks Coble）和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 Cochran）的研究显示的，上海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关系并不像以前学者们所说的那样融洽。[72]新政权严重依赖上海的资本家，从他们那里获取财政支持，以维持其统治。光是在卷烟业，据1927年7月公布，新的烟草税增加了50%的幅度。
已经习惯于前军阀政权时期优惠税收条款的英美烟公司，拒绝缴纳新定税额，于7月26日将其位于浦东的一家烟厂关门歇业，导致8000名工人失业。公司解释道，由于经济环境不适宜，不得不关门。其用意显然是针对新税额的。公司的合作工会立即作出反应，谋取南京方面的支持，宣布对英美烟公司的产品加以抵制。由于害怕自己继续遭到抵制而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公司决定在8月15日重新开工。而且，它还表示愿意与工会进行谈判，同时补发歇业工人两天的工资。[73]
然而，烟税问题并未解决。其重要性在9月30日爆发的一场罢工中显露出来。当时烟叶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黄色工会加以调停，但罢工继续迅速扩大。一个星期里，该公司其他部门工人纷纷卷入，罢工人数超过9000人。
虽然9月罢工是因工人的实际利益而发动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谈判却是在国民党官员和英美烟公司工会的顾若峰、陈培德之间进行的，工会吁请公司纳税。以宣传税收问题为交换，工会领导得到了政府财政上的支持。一位研究埃及工人的学者指出：“决定工人政治方向或组织形态的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或政府对作为一个种类的‘工人’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导向。[74]国民党政权对英美烟公司的敌意，在该公司延续将近四个月的罢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次罢工在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为时最久。
为了挖这个跨国烟草巨头的墙脚，国民政府找了几种方法来从经济上支持罢工者。首先，动员中国卷烟企业——最著名的是南洋和华成——向英美烟公司罢工基金捐款。上海社会局负责工人事务的处长张廷灏在回忆自己卷入这一策略中的情况时说：
我去见上海国民党农工部的头头周至远，商谈我与一些华商卷烟厂接触，鼓励他们向英美烟厂罢工工人捐款的计划。由于英美烟厂罢工，华商企业就能多出产品，最终占领英美烟厂的市场。华商企业赚得多，就能向罢工基金捐得多，就能让英美烟厂无法开工。如此，他们就能拖垮英美烟厂。
[75]
张的计划很快付诸实施。据英国警方报告说，南洋公司向英美烟厂罢工基金捐了2万元，华成烟厂捐了1万元。[76]这些慷慨捐献并非仅仅是张廷灏劝说的结果。政府制订了一个补助这两个华商公司的特别计划，推动它们积极支持罢工。南洋和华成被允许以票面70%的价格购买印花税，然后再以15%的折扣处理（给小厂商）。这项计划所产生效益的2/3被划拨给英美烟厂工会。[77]
国民党对罢工的支持还不仅限于这种间接的支持。“工统会"在10月初宣布，它将向一系列工会活动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印刷1.5万份传单和海报。[78]国民党劳工部部长马超俊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透露，他私人向罢工基金捐款2000元，王晓籁捐了8000元（王是青帮闻人，还负责上海市卷烟处的事情）。在得知英美烟厂工会还缺钱向工人发放补贴时，马超俊指示财政部划拨2万元给英美烟厂工会。马超俊指出，英美烟公司一年要交数百万的烟税，单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值得支持工人罢工，以迫使公司遵守新税则。就像马超俊所指出的：“英美烟厂压迫工人是小事，但它拒绝向国家纳税却是大事。”[79]
国民政府的倾力支持使英美烟厂工会深受鼓舞，针对公司的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宣言、声明不断发表，旋即又被各大报刊登载。工会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我们要把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把劳资纠纷变为国际争端。我们受够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现在要成为与它斗争的先锋。”[80]当英国派海军进驻该厂时，工会声称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了侵犯，将罢工定为“外交事件”，目的在于保卫中国主权、抵制洋货、发展国货、声援工人。[81]
在罢工目标中，工人的福利要求被降到了最末一位，这与极富政治野心的工会头头陈培德和顾若峰的想法是相符合的，他们就是要急于拍新上台的国民政府的马屁。甚至作为工会主要领导人的李长贵也准备接受国民党予以支持的条件。一位老工人回忆道：“原来李长贵是我们中的一员，但后来被他们拉了过去。他们向他按月付钱。”[82]
然而，不管表面上如何叛卖，李长贵继续强调工人要求的重要性。为了让李彻底闭嘴，陈和顾指控他与共产党有关系。11月30日，一队警察直奔李家，搜获了四袋共产党的小册子。这位年轻的工会领导人立即被捕，旋被判处两年监禁。*
*《上烟一厂工厂史》，无日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长贵的政治立场问题还是悬案。据他自称，他在四一二政变前不久加人共产党，一直在执行上面的指示。见“李长贵访谈录”，1958年8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但是采访他的人发现，他的谈话“有不少疑点”，并得出结论说，“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尚不清楚。”
随着李长贵在画面上的消失，陈培德和顾若峰得以随心欲地推动工会与国民党订立同盟。但是，一场由政府出钱支持的罢工，也可以由政府发布命令加以制止。1928年初，温文尔雅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英美烟公司之间的谈判有了结果。最终协议是在上海豪华的宋公馆里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签订的，公司答应向国民政府支付300万元，政府减轻公司税额，同时公司必须承认工会，改善工人生活状况。[83]为了安抚工会，公司在缴税后，按月拨一笔钱给工会。[84]每个工人也发了十元钱作为罢工期间的补助，至1月18日，工厂复工。
顾若峰和陈培德现在开始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了。正如一位老工人所回忆的：“陈和顾勾结起来，让李长贵坐牢。此后两人就无法相容，开始各自培植党羽。”[85]顾若峰的势力主要在第二烟厂，因为他以前在那里做过小职员。陈培德以前在公司仓库干过，拉拢的支持者绝大部分都在第一烟厂。工会选举前，两人各自大摆宴席，发放毛巾等礼品，作为拉选票的手段。[86]顾若峰和陈培德两人之间的竞争反映了他们各自所拜的青帮老头子——杜月笙和黄金荣——之间的分歧。尽管这两位青帮大亨在四一二政变时曾携手合作，但国民党政权确立后，新的机遇出现，刺激了杜月笙的野心。为了扩张势力，杜甚至打算挖其从前的师傅黄金荣的墙脚。因此，杜的门生陆京士，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把英美烟厂工会主席陈培德（黄金荣的徒弟）抓了起来，说他有共产党嫌疑。后经黄金荣亲自出马，向司令杨虎直接说情，陆才将陈放出。*黄金荣在后来谈到此事时仍是愤愤不已：
我因受苏州同乡陈世昌的推荐，在法租界开办的烟赌事业中，起用了杜月笙。这是大家所晓得的。开始时，他叫我黄老伯。北伐军胜利到上海，四一二清党前不久，蒋介石来上海，在龙华机场上，我亲自把杜月笙介绍给蒋介石……清党后，我的徒弟陈培徳，杜的徒弟陆京士、周学湘等，成为上海工会的头子，但陈的办事能力远不及陆等……杜的声望远胜于我。从此以后，杜在电话里，不叫我黄老伯，而改口为金荣哥了，我感到真不是味道！
[87]
虽然黄金荣渐渐失去对青帮的控制，但他仍有能力通过上海国民党权力部门的朋友关系来救他的门生陈培德。
*黄振世：《我所知道的黄金荣》，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77页；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经过》，同上，第164页。此事具体时间不明。布赖安·马丁（Brian Martin）和爱德华·哈蒙德（Edward Hammond）根据台湾方面的史料，认为此事发生在1927年末，但没有提及陆京士卷入的情况。见 Brian Martin， “Tu Yueh-sheng and Labour Control in Shanghai，” Pu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32（1985）: 99～137； Edward Hammon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8）.可是，中国方面出版的回忆资料，确切说明军法处长陆京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陆在1932年才担任此职，故这一事件应发生在那前后。见《大流氓杜月笙》，北京，1965年，第56页。次年，黄与杜之间在解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劳资纠纷事件上又斗得难分难解。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11.
地方当局愿意、甚至是鼓动青帮内部派系分立。在英美烟公司，这种对立情形很快就演化为正式的受资助结构。据英美烟公司总经理里迪克（I.G. Riddick）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上海国民党当局从每月烟税中可得到1750元，除留下550元自用外，其余的给英美烟公司工会分作三份：500元给陈培德那一帮，500元给顾若峰的“绍兴帮”，200元给第三个小帮派。这种地方政客与工会头子共生的现象，使里迪克联想到了“坦慕尼厅”。[88]
有政府做后台，工会头头们就有胆量向英美烟公司上层发起挑战。陈培德在第一烟厂的一系列罢工中特别具有煽动性。由于在卷烟部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陈培德搞罢工就从那个车间着手。正如毗邻的包装部一位女工回忆的那样：
那些日子发生了多次罢工，但是我搞不明白。我所知道的就是跟着第二车间（卷烟部）干。从我们的车间可以听到他们车间机器的声音。他们要罢工，声音自然停了。然后他们就向我们喊:“我们已经关机了。想加工资的就赶快加入进来。”我们就停止工作，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车间。我们锡包间的女工，猛敲锡罐头，吵闹着要加工资。
[89]
陈培德卷入这些抗议激怒了公司。1931年初，公司试图以迫使工人罢工的名义将他解雇。但经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和公安局调查，发现指控陈培德的罪名不能成立。[90]
无论陈培德与其他工会头头的关系如何，地方当局对英美烟公司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不完全放心。1931年底，李长贵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又开始在英美烟厂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有一次，李率领100名工人，手拿铁棍，占领工会。《北华捷报》将此次事件描绘成为“共产党试图控制当地工人的直接结果”。李长贵再次被捕，二进监狱。[91]
由于在工会选举时烟叶部和包装部的工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争端，当局再次对英美烟公司工会事务进行了于涉。选举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勒令停止，同时命令公安局严防工会中的“反革命活动”（实为防止共产党插手的一种借口）。[92]不久，公安局就逮捕了在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做技工的四名共产党员。这四人曾带领100多名追随者袭击当地警察署，但失败了，他们意在抢获武器后发动工人起义。[93]
由于害怕共产党影响在英美烟厂的复活，国民党当局便有意加强与烟厂工会领导人的联系。可是，对厂方而言，国民党走狗煽动的罢工几乎与共产党领导的罢工一样可恶。为了根除来自任何一方的隐患，英美烟厂决定下一帖猛药。1934年5月12日早上，在第一烟厂的大门口竖立起一块牌子，宣布第一烟厂将永久关门。厂方的借口是，该厂厂房和设备已经老化，无法继续使用。但实际原因是，第一烟厂既是1925-1927年间共产党发动罢工的中心，最近又成了陈培德的据点。一位老工人一言道破天机:“浦东老厂的工人富有战斗性，有一年发生的怠工和罢工高达83次。因此，洋人才下决心关闭工厂。”*
*“马珠兰访谈录”，1963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1927年6月18日的 The Shanghai Times报道说，该厂关门是因为无利可图。1927年5月28日的 The China Press则报道称：“据说工人桀骜不驯。”
陈培德和顾若峰认为厂方的目的就是要压垮工会，两人暂时联合起来，在第二烟厂发起一场同情罢工。5月21日，全厂工人同时罢工。这一次，南京政府又秘密拨款为罢工工人发放补贴。[94]这次罢工到7月4日才结束，为时6个星期，虽然公司方而答应给失业工人发放解雇费，但工人们未能达到要求重开第一烟厂的目的。【此处“公司方而”应改为“公司方面”——录入者注】只是在陈培德收受了公司很大一笔钱以后，工会才草草收场。[95]
1934年的争端是陈培德工会组织事业走下坡路的标志。陈一向把劳资纠纷视为一个升迁的台阶，最终从杜月笙徒弟朱学范手中夺过总工会的头把交椅，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呢，他发现自己已然失宠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那里也已充斥着杜门中人。10月28日工会选举时，陈培德及其苏北追随者占了压倒优势。这个结果却被地方党部宣布为非法。两个月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持下，重开选举，陈培德在工会里干了七年的职务被解除。[96]
共产党的收获
从工会与厂方打交道的有限成功中醒悟过来，并对工会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有些工人开始另谋出路。*1934年，包装部的一些女工在浦东女青年会夜校学习后，思想变得激进起来。在年轻的共产党老师（其中包括江青，当时叫蓝苹，她每周在浦东女青年会夜校教两次歌）的影响下，有两位包装部的女工加人了共青团。**但其中一位很快离开英美烟厂，去参加了新四军；不久，浦东女青年会夜校的老师大部分都被逮捕（包括蓝苹），罪名是从事破坏活动。
*英美烟公司失业工人在寄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指控工会贪污政府向失业工人发放的补贴。据写信人说，工会头头们从1828年初宋子文同意划拨钱款用作工人福利之事开始，就一直有计划地中饱私囊。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22：4-232。
**《战斗的五十年》，第109～113页；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1977），p.84;“徐佩玲（音）访谈录"，1958年9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当年，上海十家卷烟厂的女工组成一个抗日会。当时一份共产党的报告说:“可惜的是，当时参加的全是女工，连一个男工也没有。当然，这不能说是男工比女工更落后。”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97页。1941年3月，英美烟公司有6名工人因为进行地下抗日活动而被开除。尽管我手头的资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性别，但其中一名来自烟叶部，另外五名来自包装部。据此，他们大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女工。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71页。
共产党的动员工作在包装部陷于困境，在机车间却收到了成效。一位名叫山根宝的技工经他一位做邮务工人的邻居的介绍参加了救国会。不久山根宝在英美烟厂组织了一个读报会，激发工友们的爱国主义感情。1938年夏，山加入共产党，此后的一年里，他又发展了两个技工工友入党。1940年初，烟厂党支部成立，山任书记。这个新成立的支部组织了一个储金会，机车间有60多名工人参加（占该车间工人总数的20%）。[97]
珍珠港事件之后，英美烟公司落人日本人的魔掌。公司机车间是上海最早的机器厂之一，日本人试图将它变为军工生产企业。山根宝发动工人怠工，以延迟其过程。次年秋天，机车间工人的行动主义又如箭在弦上，这次工人是为了要求以大米配给抵消飞涨的物价。在包装部女工的推动下，罢工很快蔓延到了其他车间。最晚响应的是卷烟部。一位前卷烟工说:“我记得很清楚，当第三车间（包装部）的女工来的时候，我们还在机器旁工作。他们关了机器，我们才停止工作。”[98]经过四天罢工，日方经理终于答应实行大米配给。[99]
然而，总体上来说，在日本人统治下，工人罢工受到了严重限制。军事镇压和经济制裁像一把双刃剑，抑制了英美烟厂工人战斗精神的发挥。只是到战争结束后，该公司工人才重新恢复了倔强好斗的名声。
内战时期的斗争
1945年夏日本人投降后，山根宝及其同志们决定恢复建立左派工会。他们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是在一位机器工人的家里举行的。当时机车间的共产党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100]“相反，卷烟部由青帮分子兼国民党党员洪梅全控制，洪在十年前与顾若峰和陈培德关系密切。他是一个老卷烟工，在卷烟部有一个有势力的结拜组织。抗战胜利后，由于顾和陈被指定负责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洪的名声很快响了起来。洪穿着一身光鲜的西服和亮闪闪的皮鞋，出入于最高档的舞厅。在被引见给青帮工人领袖陆京士之后，洪加人了陆的工人福利会，经陆同意，他又被任命为1946年成立、经政府批准的英美烟公司工会主任。工会常务委员会的另外三人中，有两人是共产党或是同情共产党的机器工人。*
*《战斗的五十年》，第165～175页；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抗战岁月并未消弭陈培德和顾若峰之间的矛盾，两人的关系仍像以前那样紧张。但在目前，顾由于与陆京士结盟，在比拼中渐占上风，洪梅全显然是顾-陆阵营中人。
对共产党来说，急迫的是如何解决其活动在工人中受限制的问题。正如一份关于英美烟公司情况的中共党内报告所说：“我们所有的基础都在铜匠间，与其他车间没有足够的联系。尽管我们有些人在其他部门工作，但我们无法在那里大批发动群众。”1946年底英美烟公司中共党员的情况如表5所示。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妇女。[101]
表5 1946年年底时的英美烟公司共产党员情况
| 工作部门 | 中共党员数量 |
| 铜匠间 | 12 |
| 烟叶部 | 5 |
| 卷烟部 | 4 |
| 办公室 | 1 |
| 印刷间 | 1 |
| 学校（教师） | 2 |
| 总计 | 25 |
| 资料来源: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
资料来源: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可以肯定，技工是个活跃的群体。1946年夏，山根宝带了二十多名技工参加反内战示威游行。次年春天，他又组织他们参加反冻结生活指数的游行。然而，这些活动过分显眼，技工们受到了越来越严密的监视。要使英美烟厂的工人继续保持战斗性，就必须将活动基地转移到一个较少受到监视的车间。[102]
1947年夏，当要求发放星期日工资的气氛弥漫于英美烟厂工人之中的时候，山根宝及其他共产党组织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一些信得过的卷烟部的工友。一位罢工领导者回忆道：“当时反动工会正在密切注视着铜匠间。因为铜匠们已经很‘红’。我们卷烟工被指派发动这次罢工。我是黄色工会头头洪梅全的结拜弟兄。卷烟部的工头也是洪的结拜弟兄，所以洪某对我们车间没起疑心，没有将我们车间的工人列入黑名单。”[103]
这次罢工的成功，以及当年晚些时候发生的一次争取季度奖金的斗争，一步步地削弱了洪梅全的力量。在后面的那次斗争中，由于总经理拒绝工人发放季度奖金的要求，一批铜匠包围了他的办公室。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被堵在里面，过了好长时间才被国民党军队解救出来。[104]工人们虽然显示了很强的战斗性，但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工会头头洪梅全在顾若峰——当时已是社会局劳工纠纷调解处处长——的陪伴下，从社会局的一个会议上回到厂里的时候，两人的脸上泛着红光，说明两人刚刚吃饱喝足。这两人含糊其辞，把厂方不妥协的立场复述了一遍。聚集起来的工人都很懊丧，他们原本希望在阴历新年放假之前能听到好消息。[105]
无论国民党工运头头如何丢尽面子，但对革命者而言，从这时到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48年春，随着山根宝被国民党秘密特务抓获，共产党组织者遭遇了一系列挫折。[106]第二年另有十名工人被捕——六名来自机车间及其下属的修理间，两名来自卷烟部，两名来自烟叶部。[107]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罢工发生在包装部，组织者是两位十五年前就加人共青团的妇女（其中一位刚从新四军回到英美烟厂）。[108]
直到1949年春国民党逃离上海之后，共产党才彻底控制了英美烟厂的工人运动。山根宝从监狱释放出来，担任了该厂一个新成立的工会的主席。他的敌手洪梅全虽然接受了厂方补贴，允许其无限期休假，但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上海，与新的工会领导人达成和解。他在公安局的朋友保护了他一阵子，但他最后还是在1951年4月30日被捕，当时正值镇反运动。[109]
结语
在英美烟公司落入共产党的掌握之后，该公司工人编成一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运史，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当然，毫不奇怪，中国的工运史学者十分关注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把他们称之为模范的无产阶级战士。尽管从性质上来说，英美烟公司工人的抗议模式与上海其他卷烟厂的情况没什么不同，但它的表现更为显著。为了解释这个跨国公司突出的斗争水平，中国学者特别指出了它的外资企业的属性，认为帝国主义的剥削激起了爱国工人的激烈反抗。谢尔曼·科克兰从同样的角度分析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反抗与其对手华商企业的工人反抗之间的差异:“卷烟业工人投身于……经济民族主义，在罢工中的反映就是:英美烟公司比南洋公司更容易发生罢工，尽管前者的工资要高，比起西方公司也不算低。”但我要指出的是，英美烟公司的高工资实际上恰恰是引发更大罢工倾向的导火线。高工资——反映了企业的繁荣——一般都与更高的罢工频率联系在一起。1925年，在两大烟草公司竞争的高峰时期，在华英美烟公司的实收资本高达9938.5万美元，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只有491.6万美元。[110]这些数字表明，英美烟公司比它的中国对手富得多，它们各自的罢工比率（1918-1940年间，英美烟公司发生了56次，南洋公司发生了8次）有不协调之处。公司的繁荣程度比起外资企业性质更能说明这种不协调。*
*外资企业之富裕容易导致罢工倾向。面且，就1927年英美烟公司的罢工情况来说，由于事关“民族主义”税收，外资属性意味着罢工工人可以得到来自南洋公司和国民党政府两方面的重要的财政支持。然而，工人访谈录中从来没有提到民族主义是英美烟公司绝大多数罢工的促动因素。对利润分配不公的怨恨比起外资企业的属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只是在“五卅”、“五四”和三年内战时期高度政治化的罢工浪潮中，民族主义在工人动员中才发挥了主要作用。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英美烟公司的案例主要并不是一部爱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历史。相反，它是一部外来党派——帮会、政府当局以及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重要的竞争途径而形成的一部历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复杂性的历史。英美烟公司的工人虽然有时会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本身却被技术程度、性别和地缘祖籍等因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使得工人运动复杂化，有些参加者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有些则追随国民党及其青帮走狗，有些则自行其是。
在这方面，英美烟公司并非独一无二，将它与华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情况比较一下就可明了。一位前南洋公司工人曾这样回忆他们厂里的情形：
卷烟部分为两部分:“新车间”——工人主要来自上海，和“老车间"——工人都是广东人。1922年，厂里成立工会，我们要求发放补贴和增加工资。但是谈判刚刚开始，资方给了每位工人代表300元，装在香烟罐头里。接到这笔贿赂后，来自老车间的广东籍代表便停止代表工人说话。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新工会，以铜匠唐远为工会主任，取代邝公耀（国民党员）。*
两年后，另一位铜匠挺身而出，发动了南洋公司历史上代价最大的罢工。1924年9月，铜匠姚宝富对新颁布的工厂规则表示不满，同时要求收回解雇两位女工的成命。当厂方拒绝了这些要求时，全厂——有5000余人——举行罢工。尽管罢工没有成功，但却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利用南洋公司的这场罢工作为发泄对国民党右派厌恶情绪的一个机会。**
*“黎琳访谈录”，1958年4月1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在1924年的南洋公司罢工期间，唐远被开除并被捕，判处监禁六个月。释放后，他当了江南船厂的一名技工，不久便被提升为机器间工头。他因工伤事故而早逝，实在是工会行动主义的损失。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60年，第328～347页；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pp.172～176.在偶像化传记的叙述中，共产党干部向警予据认为代表中共领导了此次罢工。见李明：《悼向警予同志》，载《烈士传》，南京，1949年，第231页。尽管向警予领导烟厂工人罢工（以及同年领导缫丝业工人罢工）的确切性质尚不清楚，但公众对中共与罢工之间关系的关注是不可否认的。可参见以下各期《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第84期，1924年9月24日；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第96期，1924年12月24日。
如果说技工是“激进”罢工的煽动者的话，卷烟机操作工就是青帮工运头头的动员对象。这种情况不仅英美公司如此，南洋公司及其他卷烟厂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青帮卵翼下的卷烟工们有时会自发举行罢工，反对资本家，但他们通常是在心怀不满的青帮工头指使下行事的。*这些工人贵族与国民党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半技术性工人成为支持国民党的重要后备源。
*1933--1934年间南洋公司发生的劳资纠纷即是一例，见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11，1935年福新烟草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见同书，D-7107.
非技术性女工，虽然最初是站在卷烟业罢工最前列的，但她们一般都不愿意卷入持久的政治使命之中，部分是因为非技术性工作的不稳定，部分是家庭的压力，部分是因为外来干部对她们的疏忽或感觉迟钝。当工人组织者（如五卅运动时期的杨之华）真正能给予她们关心时，女工们并非不愿意接受领导。可是，这些事例极少，绝大部分烟叶部和包装部的女工仍然游离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控制之外。
就地缘祖籍、性别比例和技术水平的混合情况来说，各厂有各厂的样，但总的轮廓是清楚的。就同一家工厂不同车间的工人来说，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的相互作用，造成了有明显差异的政治倾向。而且，这些差异不仅局限于一厂一地，而具有跨行业的共同特征。与本厂的烟叶部和包装部那些非技术性工人比较而言，英美烟公司的铜匠在许多方面与技术性丝织工人有更多的类似之处。然而，企业内部的分裂并不会让中国工人阶级裹足不前，相反，这种情况奠定了各种不同的、有时是充满激烈竞争的工人政治模式的基础。
注释
[1]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年，第4卷第1册，第455页。
[2] 同上，第446页；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Cambridge,Mass.,1980）,chaps.2～3.
[3]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p.176～185,pp.188～195;《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卷第1册，第447页。
[4]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前言第二段。
[5]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1918—1940.
[6] 《上海卷烟工业概况》，上海，1950年，第35～42页；《烟与烟叶》，上海，1934年，第49页；“郝立祥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7]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75/33、#60/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8] 同上,#214c。
[9] 同上,#75/33、#60/8;《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223～224页。
[10] “李新宝访谈录”，1958年8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11]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同上。
[12]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9期（1956年），第6-8页。在工人的抗议声中——小便小在烟叶上，大便大在痰盂里——这一规定被取消。
[13] 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档案，1938年7月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4]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8日；“范子钧访谈录”，1958年9月2日；“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17日。同上。纺织厂中的类似情况，可参见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1986）， pp.65～66，pp.79～87.
[15] “郝立祥访谈录”，1958年7月10日。
[16] 《战斗的五十年》，上海，1960年，第8页。
[17] 英美烟公司档案,Riddik repot，1932年4月。
[18] 《上烟二厂民主团结运动材料》，上海，1957年，第1957页。
[19]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582页。
[20]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51～1052页。
[21]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8日。
[22] 《民国日报》1921年7月28日。
[23]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155/24。
[24]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28页；“赵琪璋访谈录”，1958年10月28日， “黄志浩访谈录”，1963年7月23日，“张永生访谈录”，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25]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27页
[26] “叶士林访谈录”，1963年8月1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225页。
[27] “山根宝访谈录”，1958年9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28]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9期（1956年），第6～8页；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7～588页；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33年，第105页；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p.137ff.
[29] 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30]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42页。此项估计作于1924年。
[31]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2、587页；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52/24，#2/19；英美烟公司通北路档案，#758。【此处注释序号“21”应改为“31”——录入者注】
[32]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75、577页。
[33]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9页。
[34] “陈清标访谈录”，1958年4月2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35] 《时报》1906年6月13日，1915年2月2日，1916年3月3日。
[36] 《民国日报》1917年7月21日、24日、25日，8月2日、10日，1918年5月2日。
[37] 《战斗的五十年》，第16～17页；《民国日报》1918年8月4日，《时报》1918年8月5日、6日、9日；“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38] 《时报》1919年10月8日。
[39] 《民国日报》1919年11月10日、14日。
[40] 同上，1920年6月23日，1921年3月7日、18日，6月25日、28日、29日。
[41] Rose Glichman, Russian Factory Women: Workplace and Society，1880—1914（Berkeley, Calif.,1984），pp.162,165.
[42] Louise Tilly, “Paths of Proletarianization：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Sexuel Division of Labor， and Women's Collective Action,”in Women's Work，ed. Eleanor Leacock and Helen I. Safa（South Hadley, Mass., 1986）,p.37. Michelle Perrot, Les ouvrières en grève, 2vols. （Paris, 1974）；Patricia A. Cooper, Once a Cigar Maker： Men, Women and Work Culture in American Cigar Factory,1900-1919 （Urbana,Ill.,1987）.
[43] 《申报》1921年7月21日、24日；《民国日报》1921年7月21日；《战斗的五十年》，第19～20页。
[44] 《战斗的五十年》，第20～22页；《中国工运资料》第1期（1958年），第58～59页、第70～72页；《民国日报》1921年8月2日。
[45] 李启汉：《欢迎王凤山君的返回》，载《劳动周刊》1921年第12期。[王凤山转变的这一情节，在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有关章节中，只是描写了工人们与之冲突斗争的情况，对王的转变根本不提一字。其他地方对工头与工人之间关系的论述，也是从对立面来写的。] 【此处“] ”为录入者添加——录入者注】
[46] 司秉文：《李启汉》，载《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京，1983年），第2卷，第156～168页。
[47]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Kan.,1971）,1:174～175.
[48] 《战斗的五十年》，第31页。
[49]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2,1922.
[50] 《战斗的五十年》，第32～37页；《民国日报》1922年5月3日、5日、24日；《上烟一厂工厂史》，无日期，未刊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51] 《民国日报》1922年11月9日；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139；《战斗的五十年》，第38页。
[52] “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53] 《战斗的五十年》，第43-45页；“范子钧访谈录”，1958年9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正如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 Cochran）指出的，五卅运动时期，英美烟公司的罢工者占了全上海罢工者总数（16万人）的将近10%。见科克兰：Big Business in China, p.177.
[54] 王家贵、蔡锡瑶编:《上海大学》（上海，1986年），第96页。
[55] 马纯古、章蕴:《一生坎坷，一片丹心》，载《回忆杨之华》，合肥，1983年，第28页。
[56] 同上，第1～28页；《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1979年，第58页。
[57] “杨龙英访谈录”，1958年4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58] “朱泉发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同上。
[59] “李新宝访谈录”，1958年8月11日，同上。
[60] “杨龙英访谈录”，1958年4月11日。
[61] “朱泉发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
[62]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184.
[63]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176页；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1918—1940.
[64] “郝立祥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
[65] 《战斗的五十年》，第69～84页。
[66]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
[67] 同上。
[68] “朱泉发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
[69] 《上烟一厂工厂史》；“张瑞林访谈录”，1958年9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70]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1966）,chaps.10～11.
[71] 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第97～102页。
[72]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pp.188-195； Parks M. Cobl,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Cambridge,Mass.,1980）.
[73] 《申报》1927年7月27日，8月16日。
[74] Ellis Godberg, Tinker, Tailor and Textile Worker: Class and Politics in Egypt,1930—1952 （Berkeley, Calif., 1986）， p.177.
[75] “张廷灏访谈录”，无日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76] 《上烟一厂工厂史》。
[77]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35:42～13。
[78] 《民国日报》1927年10月8日。【此处注释序号“73”应改为“78”——录入者注】
[7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746。
[80] 《申报》1927年10月25日。
[81] North China Daily News,0ct.14,1927； North China Herald. Aug.6,1927；《新闻报》1927年10月15日，1928年1月11日。英美烟公司方面也说:“根据在中国报纸上近日来出现的评论，似乎这并不是我们的工人与我们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一场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我们被选为首位代表。”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205页。
[82] “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
[83] North China Daily News,Jan.18,1928；《上烟一厂工厂史》。
[84] “张廷灏访谈录”，无日期。
[85] “张瑞林访谈录”，1958年8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86] “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7日；“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
[87] 薛畊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92页。
[88]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里迪克报告，1933年8月。“坦慕尼厅”（Tammany Hall）是坦慕尼协会所在地，该协会是纽约市有实力的民主党组织，以政治腐蚀和党魁操纵而闻名——译者注。
[89] “李新宝访谈录”，1958年8月11日。
[90] 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24:8～9。
[91] North China Herald, Dec.22,1958.
[92] 《劳工月刊》1933年5月1日，第2卷第5期，第95页。
[93] 《新闻报》1933年5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9:8093。被捕者中有一位强雷，是英美烟厂的一位铜匠，时任共产党沪东支部书记。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4册，第5414号文件。
[9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5。
[95] 《上烟一厂工厂史》。
[96]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5844.
[97] 《战斗的五十年》，第114～126页；“姚海根（音）访谈录”，1958年10月2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98] “洪本宽访谈录”，1958年10月2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99] 《战斗的五十年》，第136～144页。
[100] 《战斗的五十年》，第165页；“山根宝访谈录”，1958年9月2日。
[101] 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102] 《战斗的五十年》，第169～184页。【此处注释序号“101”应改为“102”——录入者注】
[103] “黄志浩（音）访谈录”，1958年9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此处注释序号“100”应改为“103”——录入者注】
[104] 同上；《战斗的五十年》，第195-198页。
[105] 《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6年第9期，第62～65页。【此处注释序号“101”应改为“105”——录入者注】
[106] 《战斗的五十年》，第202页。
[107]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278页。
[108] 《战斗的五十年》，第207～208页。
[109]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119～1121页；“黄志浩（音）访谈录”，1958年9月12日。
[110]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pp.207～20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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