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三部分 产业政治
对中国工人而言，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是个重要时期。然而，那个时期的事件，并非完全不可预料。先前的罢工经历使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对现代各政党之挑战的反应颇不相同。
我们如何解释上海工人政治倾向的多样化呢?一方面，这种差异是因为祖籍地缘不同，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工人是带着不同的经历和期望来到这座城市的；另一方面，这种多样化是因为互相竞争的政党之计划不同，共产党和国民党深入工人之途径不同，相应地，工人们的反应也各异。但是，地缘政治和党派政治并非是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作用的仅有因素。生产过程本身也有助于工人阶级分裂成为不同的政治成分。在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探讨了前两种因素，接下来讨论第三种。我们的目标仍然不是要孤立地描绘被讨论对象的变数，而是要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对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认真的梳理，我们才能对中国工人运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第三部分主要对上海三大产业——烟草业（第七章）、纺织业（第八章）和运输业（第九章）——中的工人骚乱进行个案研究。这三大产业之被选择，是因为它们对该市经济的重要影响，是因为其中的关键变数很能说明问题（如外资企业对华商企业、工人中的性别构成和技术差异），以及因为相关资料比较丰富。我认为每种产业内部工人状况的不同导致了斗争方式的不同。在作出这一论断时，我参考了学术界将劳动过程与工人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成果。[1]正如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市场地位和工作经历既能导致工人的团结，也能导致他们之间的竞争。[2]因此，要确定不同生产岗位上的工人为什么、如何实施不同的政治策略，对特定的产业和工厂进行深人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技术、工人组织，罢工能量和罢工成功之可能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公司、产业和劳动市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见蒂利：“Solidary Logics： Conclusion”，Theory and Society， no. 17 （1988）：455.
正如我们在讨论地缘政治和党派政治时所说，技术熟练程度是解释工人阶级内部分层的一个关键变数。在此我们将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追究技术性工人、非技术性工人和半技术性工人在其政治取向和行动中之具体分界线。特定的工厂和行业在技术上往往有着特定的分层。就英美烟公司而言，我们可以看到非技术性的烟叶抽梗工和包装工、半技术性的卷烟工和熟练技工之区别。在丝织业，非技术性的摇线工和熟练的织工之间、甚至在不同企业的织工之间都有着清楚的界线。在运输业中，有技术的电车技工所占有的政治空间与半技术性的司售人员所占有的政治空间，其差异之大，就和半技术性的司售人员与无技术的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之间的情况是一样的。
技术程度并不是工作差异的惟一原因。性别对工作差异更有影响。男女工人在不同车间分别干活的情形往往使统一的集体行动难以收效。在许多行业，女工们最初比她们的男性同胞更容易发动罢工。在民国时期，随着罢工越来越趋向政治化，技术性和半技术性的男工开始更多地回应政党组织者发起的工会运动。*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来干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很少能理解女工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在动员女工时采取适当的策略。**
*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认为，男性工会会员往往不关心女工问题。见哈特曼： Capitalism， Patriarchy，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in Women and the Workplace，ed. Martha Blaxall and Barbara Reagan（Chicago，1976）， pp. 137-169.哈特曼坚持认为，男性工人倾向于支持雇主永远实施男女有别的措施，因为女人拿低工资，便只好被迫在工作中和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所以，据哈特曼说，男性占多数的工会往往对女工抱有敌意。然而，正如卢斯·密尔克曼（Ruth Milkman）的研究观点所认为的，男性工人对女工的同情和排斥主要取决于工作环境。在美国汽车行业——雇有少量女工——男工和雇主共谋，反对妇女捍卫其战时工作权利。可是，在电器制造业，男工支持消除女工工资上的歧视，以减少女工取代男工的可能性。见密尔克曼：Gender at Work（Urbana，Ill. ，1987）.
**将工人与男性等同起来，不仅留行于中国政治圈中，在西方也是一样。这种将工人与男性等同的典型看法，正如琼·司各特（Joan Scott）所指出的，不仅歪曲了工人政治，也歪曲了工人历史。参见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 chaps.3 and 4.
当非技术性女工真的参加党派计划时，她们的媒介常常是一批或者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妇女工作者。即便如此，她们的政治热情通常是短暂的。
女工往往倾向于停留在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之外，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在丝织业。在该行业.由于美亚绸厂的改革，女工被欢迎进入技术性行列。许多来自浙江的女织工——都曾读过书——受雇工资都很高。其中不少人成了共产党员。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被迫处于生产等级中的较底层的话，妇女在对等的地位上会和男人一样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
地缘政治（被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分割开来）和党派政治（限于国共两党的对立）可能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至少初看起来是这样。相反，产业政治（区分为技术工人和比较缺乏技术的工人）对全世界研究工人问题的学者来说，一眼就可看出。在接下来的个案研究中，我试图揭示，众所周知的技术工人中的差异，既与民间文化（或地缘）、又和政治忠诚（或党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有些特殊的内容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确切来说是上海独一无二的——但我相信，其中的一般关系带有普遍性。
[1] 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1979）；Richard Edwards， Contested Terrain （London，1979）； Charles F. Sabel， Work and Politics：Labor Process： Sudies in Proletarian Class Formation （NewYork，1986）； P. K. Edwards， Conflict at Work （Oxford，1986）.
[2]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见Michael Hanagan，“Solidary Logics， Inltrodu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17 （1988）：30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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