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三章 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上海工匠的特权与工作保障对于普通无产者而言是无法企及的，后者经常生活在被解雇与被人取代的恐惧之中。就像技术含量可能具有的威力一样，工匠的学徒身份与行会组织之制度化，使得他们提出的要求往往能得到满足，而大多数其他劳动者则无力做到。工资收入即反映了此种悬殊状况。在五四运动前后，上海工人的工资收入情况，见表1所示。*
*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北京，1980年，第15页。当时一名单身非技术性工人的日支出平均为四角，而一名单身技术性工人的日支出为六角四分。如果成家（按月以一家五口计算），一名非技术性工人平均日支出为七角一分，而一名技术性工人日支出为一元二角。（同前，第16页。）尽管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工资增加无几，但该市的消费指数却上升极快，如布价升了46%，米价上升了38％。见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1985年，第1卷，第483页。资料来源：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1985年，第1卷，第390页。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鸿沟。正如临时工不可能受到行会公所的保护一样，非技术工人在工资上很少拥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在非技术工人中，性别与年龄也是工资比例的重要决定因素：男性的工资要比女性多许多，童工的收入最少。
表1 1919年前后的上海工人工资
| 职业 | 日工资（银元） |
| 技术工人 |
| 机匠 | 1.00—2.00 |
| 泥水匠 | 0.60—0.80 |
| 木匠 | 0.50—0.80 |
| 漆匠 | 0.50—0.70 |
| 砖匠 | 0.50 |
| 非技术工人 |
| 纱厂工人（男） | |
| 苦力 | 0.25—0.35 |
| 纱厂工人（女） | 0.20—0.25 |
| 纱厂童工 | 0.10—0.20 |
| 资料来源：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1985年，第1卷，第390页。 |
乡土源流与帮会
大多数非技术工人是从广大贫苦农民尤其是华北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转化而来。由于受天灾人祸的打击，广大农民被迫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些难民来到上海时，身无长物，举目无亲。既没有受过适应城市工作的训练，控制进入技术职业之门、由南方人掌握的行会公所也不欢迎他们，这些农民—工人只能去做那些收入最低、保障最差的工作。
所以，不要感到奇怪，许多非技术性工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返回农村。他们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情况常常被上海劳动力市场的观察者加以评论。从外国雇主的眼光报道有关内容的科特内夫（A.M.Kotenev）曾在1927年注意到：“一个……独立的、如同欧洲情况一样的无产者阶级的形成过程尚末完成。上海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直接来自农村……他们是农民、渔民或季节工人，要让他们适应基本的劳动纪律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这种情形在尼姆·韦尔斯（Nym Wale,)——一个工人抗议的拥护者——的嘴里说得更为肯定：工人们刚刚来自农村，“尚未沦为工资的奴隶，无力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1]
无论观察角度如何不同，观察家们均认为，与农村的密切联系使得上海的非技术性工人难以驾控。就这一评价而言，他们无疑是正确的。从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伊始，非技术工人的罢工绵延不绝。1895—1913年间，在有记载的50多次工厂罢工中，至少有75％是由非技术工人发起的——其中由丝厂和纱厂女工发起者最多（前者占了所有罢工的接近50%，后者占了20％）。[2]
在诠释工匠抗议时，我曾强调同乡关系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如何解释非技术工人——他们的流动性和被排除在行会公所之外的地位似乎削弱了其集团凝聚力——的罢工趋向呢？这只是一种社会反常状态（粗鲁的、不习惯都市标准的农民自发行使暴力，反抗城市制约和工厂生活）吗？
对上海非技术工人构成情况的审视揭示了不同的团结类型——尽管与富有个性的工匠存在很大不同，他们仍有着罢工的巨大潜在素质。即便是非技术劳动者中生命力最短暂的分子——如乞丐、掏粪工和码头工人之类——都可归在都市网络之中。应当承认，他们缺乏技术，存在着籍贯、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这些因素制约了非技术工人跨行联合起来的发展过程，但是阶级意识的缺乏并不能阻止工人战斗性的形成。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的相对集中，为行动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非技术性工人常常通过帮会形式开展集体行功。特别是辛亥革命——当时青红帮分子是革命军的主要盟友——后，这些地下组织在上海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更活跃的角色。*在控制鸦片生意使得腰包鼓胀起来以后，帮会分子又开始插手劳动力市场。几乎所有非技术性行业渐渐地都由与帮会有联系的同籍大亨如丐头，妓院老鸨、粪霸，码头包工头和工厂把头等所把持。从乡村来上海寻找活路的移民很快就发现，这个城市的工作机会都与犯罪活动有着联系。
* 辛亥革命时，青帮与红帮的合作导致这两个主要帮会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青红帮的地位在新的民国秩序中也有了提高。在陈其美的积极庇护下，帮会在上海市场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例如1914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因拒绝陈的金钱要求而被帮会分子暗杀一事即是明证。有关这一时期帮会的作用，参见姜豪：《洪门历史初探》，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68一86贞；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70一172页；樊崧南：《上海帮会内幕》，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55一l56页。
工作关系与帮会身份的重叠使得非技术工人的生活具有很浓的权力主义意味。帮会本身均按照严格的师徒等级关系组织起来。徒弟之间互相以兄弟相待，一切行动惟师父之命是从。这些要求在入会仪式中有着很好的体现。一位名叫崔锡麟的苏北籍军人是这样描述其加入张镜湖青帮的情形的（张原籍山东，当过军官，辛亥革命后成为上海滩上的著名青帮大亨）：
我（和杜凤举军长一道）来张府前，已先有张门老门徒罗鑫泉（上海牙医）在客厅内等我们了。我们到后，罗到楼上通报张老，张老才入客厅，杜军长与我就地向张老行了一跪三叩首见面礼（这是杜军长事前同我言明的见面礼节）。张老便问我大致经历，军中情况，家庭情况。罗鑫泉已在佛堂（内中供有青帮三祖的牌位）前燃烛焚香，入客堂，请我们入佛堂上香。罗司仪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张师父立香案左首并未坐下），我仍向佛前三跪九叩首。又称：向师兄杜大哥行大礼，我面向佛前一跪三叩首。接着杜凤举军长说向罗师兄（指罗鑫泉）行大礼，我即向佛前一跪三叩首。入门礼仪完毕。
[3]
尽管这种进帮礼仪很简单，但对不同辈份者有着不同的行礼方式，如对同辈为一跪三叩首，对师父尊长为三跪九叩首，此种差异揭示了青帮内部森严的等级特征。帮中人的辈份在入会仪式上确定后即一成不变。某人的在帮师父即某人做工的工头，所以，这种等级关系浸润于各种工作场合。
有意思的是，青帮的入帮仪式与学徒的拜师仪式——标志着其在技术性职业行会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参见本书第二章）——没什么两样。然而，在行会与帮会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重大差别。在三年学徒期满后，行会学徒与其从前的师父保持着一种或多或少的平等关系。因而，与权力主义的帮会比起来，行会公所多少带有民主的色彩。* 相反，对非技术工人而言，拜师进帮等于判了无期徒刑，惟一的脱身之法便是返乡。只要身为都市无产者队伍中的一员，他就必须将服从师父的意愿作为其生存战略的不二法门。
* 20世纪初，行会内部发生争端时，往往付诸表决。参见《时报》1918年5月13日，1920年6月17日。
工厂以外的劳动者
可以相信，上海居民中没有比乞丐、娼妓或是掏粪工更悲惨的了。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游民无产者”中，等级现象仍清晰可见。将这类劳动者与其职业联系起来的网络仍具有权力主义的性质，就其普通成员而育，自由活动的空间极小。但是，正是这种组织纽带产生了一呼百应的力量。
至20世纪，上海的乞丐按照籍贯（有凤阳帮、淮阳帮、山东帮，苏北帮和上海帮），各分地段（大致将该市分为北区、南区、东区和西区）。每帮各有一个“老大”，老大之下有8个“丐头”，分别控制该市东南西北四区。老大们提供劳动力（约有2万名男人、女人和孩童，从事大约25种行乞方式），丐头则负责向店主收费，而辖区所有乞丐也必须逐日缴费。这些日常收入使得丐头们能为其手下乞丐建立一整套福利机制。对上海700名乞丐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询问者都声称来自苏北农村，由于家乡遭灾，被迫来沪行乞。绝人多数被询问者称，亏得丐头们提供衣食，他们认为行乞要比在工厂做工好过多了。然而，这种保护另有代价。乞丐们无不俯首听命于丐头，后者与经常性卷入犯罪活动的青帮有着密切联系。[4]店主或者其他与帮会发生过冲突的人物首先要想到处理好与本市乞丐大军的关系。
娼妓是上海地下社会另一个组织严密的阶层。[5]据1920年上海市一份调查称，该市约有6万多名妓女，按身价和服务性质分成数等。[6]妓女的生活与活动受到龟头（又叫“龟奴”——译者注）和老鸨的严密控制，后者与帮会网络联系紧密，向青帮头子进贡输钱是从事这一行当者必不可少的一项开销。[7]由于处于严密控制之下，妓女们几乎无力采取集体反抗其主人的行动，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在其主人的指使下，他们才会采取集体抗议行动。例如，1948年，成千上万的舞女拥向上海社会局，抗议该局不许舞厅营业的禁令。[8]
掏粪工也在帮会的严密控制之中。数千名担当该市清厕所、倒马桶之事的工人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无产者群体。其中许多人在该市西郊兼种蔬菜水果，每日掏粪倒马桶之前或事毕，他们会将其种植的蔬菜水果挑到市场上去卖。然后他们会将新出的粪肥运回浇地（或是卖给其他农民）。掏粪工一般由“粪头”操纵，后者向消费者收费并向掏粪工发薪。然而，在民国成立之后，这一肥缺渐归“粪霸”控制，他们按月向政府交费一次。为了抗议这种于己不利的变化，粪头们煽动其手下的掏粪工在1912年春季发起了一场很有影响的罢工。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掏粪工们既不掏粪，也不卖菜。然而，政府当局并不愿意放弃此项计划，该行当还是落入了与青帮有联系的粪霸手中。许多年里，法租界的粪霸不是别人，就是青帮大亨杜月笙的情妇。她死后，这一肥缺又落到了她儿子手里。[9]
对上海下层社会中人而言，帮会的严厉控制限制了他们独立行动的机会，但是由其工头、把头激发出战斗性并非不可能。应当承认，单单一个丐头或是妓院老鸨很难会想到去发动一场抗议运动。可是，粪头们却经常挑动掏粪工举行罢工（尽管经常是无功而返），反对政府加大对公共场合卫生状况的干预。[10]
码头工人——至20世纪20年代时为数约在5万—6万人之间——是另一个由农民—工人构成的群体，在把头的鼓动下，他们往往爆发激进行为。虽然码头货栈的主人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比较疏远，但专管招工、有权有势的包工头却为之架起了桥梁。绝大多数受雇者都是临时工（俗称“野鸡”)，有时在码头打工挣钱，有时回乡务农。上海码头工人的乡村源流在民国时期更为凸显。对上海港口361位退休码头工人的调查表明了此种趋向（见表2）。这些劳动者主要来自苏北、湖北、湖南和山东乡村。不少码头也有小部分固定工人，一般称为“堆装工人”，他们收入较多，多数来自宁波港。[11]
表2 上海码头工人的祖籍情况
| 开始工作 | 农村 | 上海 | 其他城市 | 小计 |
| 1918年及以前 | 49（58 %） | 33（39 % ） | 3（3 ‰） | 85 |
| 1919—1937年 | 233（86 % ） | 10（4%） | 28（10% ） | 271 |
| 1938年及以后 | 4（80% ） | 0（0%） | 1（20 % ） | 5 |
| 总计 | 286（80%） | 43（12 %） | 361 | 32（8 % ） |
| 资料来源：上海港调查，1963年。 |
在码头工人之集团暴力中，最常发生的是抢地盘之争。* 在包工头的率领下，这种暴力常常以帮口之间的武装冲突为形式，目的是争夺对码头货栈的控制权。[12]
在这些冲突中，同乡身份的作用再次体现——同乡会经常卷入帮死者家属讨说法或提供补助的活动之中。**但是，相互之间发生械斗并非码头工人在其把头指使下所进行的惟一集体行动。作为就业条件之一，码头工人要按一定比例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包工头，所以，增加工资利于双方。虽然把头不可能为了讨好码头老板而公开煽动罢工，但在背后，他们常常煽动其属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 纽约濒海地区有着类似的情况。丹尼尔·贝尔（Daniel Beil）写道：“控制货物‘装卸’及其他油水乃纽约码头血腥争战延续3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见Bell.The End of Ideology（New York,1988),p.183．贝尔还注意到，争码头在美国其他大港口不是大问题，当与地理空间不同有关。纽约码头不能直通铁路，工人密集，街道狭窄，货物装卸很困难。上海情形略同。
** 例如，1926年7月，为了争夺浦东某货栈的卸货权，湖北帮与苏北帮码头工人发生械斗，两名湖北人死亡，江同网乡会同意向死者家属支付l000元赔偿金。一份由湖北同乡会拟就的控诉书交到了货栈经理手里，并由他转交给江淮同乡会，其中提出了解决此事的经济赔偿问题。见《民国日报》1926年8月13日。
1914—1915年间，上海17个码头的堆装工人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此次罢工系由包工头激劝而成，他们先是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组成一个“裕后社”，庆祝会后，工人们向上海县衙进发请愿，但该社试图将罢工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最终，44天以后，17个码头中，除了两个外，均同意了包工头们提出的温和的要求、另两个不肯妥协的码头声称，包工头行事不当，严重损害了资方利益，他们拒绝接受有关协议，并解雇了所有挑起事端的包工头。[13]
包工头、把头和监工在控制和利用其属下进行罢工中的关键作用最清楚地将非技术性工人与技术性工人的战斗性区别开来。正如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在其对美国工人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农村移民在监工在场时，工作卖力，监工不在场时，表现懒散；而工匠们则相反，当老板在场监视时，他们往往拒绝干活。[14]不同的劳动管理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罢工方式。工匠罢工常常将矛头对准工场或工厂的权力机构，而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则常常在把头、监工的操纵之下。
当然，听命于把头、监工并不意味着非技术性工人对更高级别的权力部门不构成威胁。这类罢工常常向雇主或政府官员提出要求。但是，居间调停者又往往是这些挑起事端的把头和监工，在确定罢工目标时，他们要保证自己的利益至少要与其属下的利益一样重要。
产业无产者
由于是中国新生的真正的无产者，非技术性工厂工人受到了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大量研究向人们昭示，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者积极而激进，易于接受共产党人的动员。[15]然而，产业工人不是一个清一色的群体。对共产党人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与底层无产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大不相同的工人。非技术性产业工人（最多的是女工）的生存环境与“游民性质的”乞丐、掏粪工、妓女或码头工人的生存环境大致不二，与同一工作场合的木匠或技工的状况则相去甚远。一份1922年对沪西地区纱厂工人的调查表明，他们原来大多为苏北难民，因遭受水灾而被迫离开土地。由于对新工人大约只需一星期的训练时间，没有技术、作为纱厂工人的妇女和女孩的报酬很低。[16]进厂工作一般都由包工头掌握，就像一位纱厂女工回忆的那样：
我来自苏北，小时候住在一个村子里……家里很穷。十三岁时，一个来自上海的包工头到我们村里招收童工。他说：“上海好的不得了。你们可以吃鱼吃肉，米饭尽管吃。到那里，可以住洋房，挣大钱。”所以许多父母都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包身工。
[17]
爱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曾指出，包身工们来到上海后才发现，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与包工头原先所吹嘘的奚止天壤。[18]然而，农村难以生存的现实迫使她们别无选择。
到上海的工厂做工的工人们都要受到包工头及其帮会朋友的控制。另一位纺织工人回忆道：
年轻人要想进厂做工，就要过三道门。一是从乡下到城里，要有朋友带着。二是到上海后，要过招工一关。三是在进厂后，对其他工人来说，你是陌生人。而且，厂长经理故意让各种各样的“帮派”存在于工人之中，以便分化利用；新工人常常挨打，不许工作。无奈中只好去找带你来上海的朋友。朋友所能做的便是带你去见某位帮会头子。帮会头子会说：“不要怕，大家都是自己人。请大家吃顿饭，就没事了。”新工人便要向这位帮会头子纳钱十余元，再化上五六元请大家吃顿饭。此外还要向招工者交钱五元。这样一来，就要化去二十余元。进帮后，你就得终生在帮。
[19]
20世纪初，有成千上万的上海纺织工人加入青帮——原籍苏北的入帮者尤多。共进党系青帮分支，在纺织业中势力强劲，吸收入党者不仅包括大量普通工人，还有不少苏北籍门卫和把头。男工（在纺织厂里位居少数）比女工显然更热心于入帮，但两者对于厂方维持局面而言是同等重要的。[20]
非技术性工人与其流氓无产者同类一样，受到把头、监工的严厉控制。在许多工厂里，这些车间老大——人称“拿摩温”——从前都是女工，因个人关系而得到提升。拿摩温是什么角色呢？一位住在上海、喜爱收集逸闻趣事的外国人曾详细描写道：
雇用女工和女童工之事一般都归中国工头管，她要保证她们全额完成工作量。这些女工头都很机敏、有条理，对自己的位子很是心满意足。近日有位拿摩温上了辆电车，进了头等间。她穿着一件蓝大褂，系着一条围裙，头上包着一块做工者戴的头巾，华人售票员见状，走过来粗声粗气地说：“老太婆，你只能坐三等间。走开。”“为啥我要走开？”她挺直腰板回答道；'‘我有钱付得起头等间的座位。”售票员此时知道人不可貌相，语气态度立即有了改变，“对不起，太太。”他一边温和地说道，一边收下了叮当作响的钱币。
[21]
每个车间或工作场所都有一名拿摩温管事，监视工人们的工作情况，凡偷懒违规者，她有权责打和罚款。[22]控制工人言行的这些基层管理者使他们在镇压或挑起工人罢工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据从前的纱厂老工人回忆，日属工厂特别容易罢工，因为他们付给拿摩温的工资只比普通工人略多一些。这些心怀不满的拿摩温常挑动工人闹事。*
* “江元青与宋三妹访谈录”,1957年9月12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民国日报》1919年6月6日曾报道，一位在日本内外棉工厂工作的湖北籍拿摩温因领导了一场罢工而被判刑三年，湖北同乡会雇请一位律师为她进行辩护。另外，《民国日报》1919年2月16日曾报道，在日属日华纱厂的一次罢工中，工头们拒绝上面要求他们劝说罢工者复工的指令。
大众文化
就非技术性工人和游民无产者而言，受把头和监工支配的情形不完全相同。两者的生活状况则有相似之处，许多家庭甚至相差无几——男人当苦力，女人在纱厂或丝厂做工。** 所有家庭成员都要为家庭收入出力是区别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之家庭经济的重要特征。1930年的调查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差别。在对杨树浦（位于上海东北地区，那里有许多纺织厂）的100名工厂工人家庭的调查中发现，在家庭收入中，丈夫的收入只占26%，妻子占6%，儿子占43%，女儿占9%，女婿占6%，其他收入占10％。相反，在对商务印书馆100名印刷工人的调查中发现，在这些技术工人的家庭里，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97％。同样，对邮政工人——另一个收入颇丰的技术性职业——的调查发现，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将近90％。[23]
非技术工人家庭的多数成员奔走挣钱，并不能使自己的生活过得舒坦。对上海贫困劳动家庭的住房状况进行的一份调查表明，如果能住上两到四家合租的两层楼套间便是他们的最高愿望了。他们住的地方，一排平房只有一个水龙头，家庭卫生设备就不要谈了。每个家庭大约只有100平方英尺左右的住房面积。相形之下，住在工厂住房或棚户区的工人，住得更拥挤，卫生状况更差。[24]
** 正如一份对上海苏北人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苏北男人一般都以人力车夫、修路和苦力为业，女人则在棉纺织厂做工，见金远（音）：《江北人在上海》，载《女神》第2卷第14期（1934年）第10页。
上海劳工家庭平均每户约4—5人。* 在最贫困的家庭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人数量大大超过女人。中青年男性尤多，反映了市场对非技术性壮年劳动力的需求。老年男性由于丧失了在上海劳动市场的竞争价值，只要有机会，就会返回家乡。**
* 对沪西纱厂集中的曹家渡的230个家庭的调查表明，平均每户近5人。对东部纱厂集中的杨树浦的100个家庭的调查表明，平均每户4.11人，见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1931年，第18页；方福安：《上海劳工》，见《中国经济杂志》第7卷第2、3期合刊，1930年，第872页。家庭收入与人口数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方福安氏发现，一年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每户约2.7人，而收入在900元以上的家庭平均每户有7.5人，1000元以上者．平均每户9人，同前、第873页。
** 方福安：《上海劳工》，第876页，他在对杨树浦100个家庭的调查中发现，100户中共有男人235人，女人176人，男女之比为135.5比100。相反，在邮政工人中，其家庭中的男女比例基本扯平，在印刷工人家庭中，女性甚至超过了男性——男女之比为94.2比100，见《上海劳工》，第993页、1004页。
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很少有声称上海为其本籍者。无论其籍贯源流如何，绝大多数工人均与同籍者婚配。”
*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1931年，第23页。他发现，在他掌握数据的家庭（174家）中，有95％的人与同省人婚配。
可想而知，劳工阶层保持着强烈的乡土情结，婚姻状况反映了传统的农民习俗。买卖婚姻依然盛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了新郎新娘的前途——只要给新娘的彩礼合适，双方父母即同意婚事。给未来新娘的彩礼可能取决于其年龄、收入和长相。新娘年龄一般在十四五岁，在缎丝厂工作的女工更多的是在这个年龄做新娘——他们一般在八九岁进厂。一旦定下彩礼价值，就要请个算命先生来为新娘和新郎“测八字”，说明两人适合婚配。婚事定下后，男方就要以现金或布匹、珠宝、家具和被子等实物给付彩礼。随后便可举行婚礼。婚礼一般很简朴，新娘或坐轿，或坐黄包车，被送到新郎住处。洞房门前挂着一块红布，香烛必备，新郎新娘须拜天地、拜祖宗，然后是请亲戚朋友及媒人吃喜酒。[25]
婚礼和葬札的举行方式、对世俗佛教的信仰、祖宗崇拜及信鬼神构成了绝大多数上海工人家庭的信仰形态。但民间习惯往往将工人区分开来——一般依照籍贯界限。例如，来自江南与来自苏北的纺织厂女工，穿着式样迥异。江南妇女爱好蓝色、黑色和灰色，式样则模仿上海学生——长褂、皮鞋，冬天是绒线大衣，外衣上少不了别支自来水笔作装饰。苏北妇女则喜欢穿色彩鲜艳的红绸绿缎、绣花鞋和粉红袜子。[26]穿着上的区别乃是来自这两个地方的纺织女工深层裂痕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像爱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所看到的：“地方主义——表现在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婚姻习俗和方言等方面——乃是工人中分裂与对抗的最重要的基础。”[27]
将来自不同地方的工人区别开来的文化鸿沟——最显著地表现在南北方的差异——由于工厂工种按籍贯性别划分而进一步加大。在纺织厂，江南女工在纺纱间和织布间干活，苏北女工——据说因为身材较高，体力较强——在粗纱间干活，男工则在门房和机器间做工。[28]这些工作场合的区别，乃是招工方式——以包工头—把头为媒介——的产物。例如，在福新面粉厂的两个分厂里，在轧面车间的都是宁波籍工人，包装车间的工人都来自无锡和常州，而在户外装卸小麦的都是苏北人。每个车间都由一位与其工人同籍的包工头一把头负责。[29]
以地缘与性别关系相区分，工厂车间本身往往就形成了一个独立世界。其界线决定了工人社会关系的范围。姊妹结拜——女工互助的小圈子——以车间（也就是以籍贯）为单位结成。[30]工人眼界的狭隘由于非技术性工人一般都缺少文化而进一步加深。对杨树浦地区女工的调查显示，受过教育者不足1%。[31]同样，在曹家渡地区的内外棉七厂，3000多名女工中，只有五六十人是“有文化的”。而她们中实际上只有一部分人能达到读报的水平。[32]
罢工模式
工作场所的分隔和普遍缺乏文化带来的消极后果可能会阻碍阶级觉悟的产生，但是，这并不妨碍非技术性工人采取集体行动。1895年至1910年间，有记载的上海工人罢工为33次，其中76％系非技术性女工发起的。* 在随后的岁月里，尽管共和革命后由他们主动发动的罢工比例有所下降，但他们的罢工频率仍有增加。在紧接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动乱时期（1911—1917年）,非技术性女工只参加了该市大约40％的罢工。[33]在1918年，即五四运动前夕，该比例甚至跌到了33％。[34]这种战斗精神的相对减退（无论上海工厂女工数量在这一时期有了多大增长）,** 表明这些工人对当时政治形势影响不大。而在这一时期，工匠们开始加入新的政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以阶级阶层划分的行会，强烈要求增加工资，要求自由结社的权利。总体而言，非技术性工人则继续采用更有节制的罢工方式。
本书附录B显示，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主要是对收入减少的反应。在占74％的案例中，罢工系由工作条件恶化、尤其是工资上的原因而引起的。可以肯定，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通货膨胀而越来越高。然而，这种呼声仍是有限度的，尤其是与技术工匠的情况相比而言。工匠家庭一般都依赖单个的挣钱人，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技术工人为什么在罢工要求中更多地以增加工资为重点。他们声称要养家糊口，会随时行动起来要求增加工资，而不论当时是否存在降低其生活标准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非技术性工人而言，他们个人的工资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个人收入与家庭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可能不那么直接明了。无论如何，虽然雇主们通常会对技术工匠提出的加薪养家的要求予以满足，但对非技术性劳动者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9~1301页。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大约有3万名纱厂和丝厂工人，其中女工约有2万名，童工约有7000名，同上，第2卷，第1181页。
** 女工增长数量情况可从这一时期上海纺织厂的迅速发展中看出。1895—1910年间，上海仅有11家新厂开工，在1911—1917年间的7年时间里，出现了43家新厂。而在1915—1919年间，一下子出现了29家。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1932年．第63页。
技术性工人与非技术性工人提出的要求和结果不同，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各异有关。工厂工匠知道自己在工厂中的地位旁人无法取代，所以敢于向其雇主发起挑战。相反，非技术性工人之与增加工资有关的罢工一般都是低调的。这一时期的工匠斗争也役有提出明确的结社权利。
对最早的纺织女工罢工的报道显示，这些斗争都带有防御性。[35]最常见的罢工理由是扣发工资——特别是在华商工厂。然而，防御性罢工不一定就是和平性质的。对抗往往伴随着暴力，尤其是在女工与印度门卫之间。工人中的暴力，也因籍贯与性别的因素而带有某种规律性。[36]如果发工资由计日改为计件，也往往会突然引发罢工。[37]这种新工资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大量收购上海的纺织厂后特别盛行。日本人还引进了许多其他管理措施——步其本国奏效之后尘——但中国工人却不那么领情。其中最遭人非议的是不许带婴儿进厂——上班的母亲不得将婴儿带进厂喂奶。[38]
反对这些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的罢工往往由拿摩温领导，特别是在工资成为罢工主题时尤其如此——这可是关系到工头与普通工人双方的事情。[39]要求驱逐特别凶狠的工头的罢工也时常发生。[40]尤其是在外国人所属的工厂里。正如一位正视上海产业状况的观察者所说；
对外人工厂表示不满的理由，不一定存在于华人工厂，反过来也是如此。中国厂主有时会拖欠工资，这一点在外国工厂则不一定发生。另一方面，外国厂主……（必须面对）撤换监督、工头和监工的要求，他们常被指控欺压凌辱工人。
英国厂主习于集群产业和工厂制度已达一个世纪之久一一日本的时间要短一些。在中国的英国厂主有时——日本厂主则常常——雇用外国工头和监督。两者都雇用锡克监工和公共租界的警察。如同在英国或日本或任何其他工业国家一样，工人只是一个零部件，一只喂机器的手。但是在中国，除此以外，对外国厂主来说，工人还是异族人，总被视为低人一等。还有，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面孔对外国厂主和工头来说，总是难以分清，面对这一切，丧失人性之举便开始了。
[41]
在许多外国人所属的工厂里，种族主义到处弥漫，为工人反抗提供了现成的借口。[42]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中，纺织厂女工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是为了发泄长期遭受日本和英国监工欺压的积怨。然而，我们不要把这些反抗仅仅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还要探寻其更为世俗的结构性因素。当洋人充当工头、监工时，工人们不再拥有原来那种同籍包工头—把头对待他们的主顾关系。结果，他们更有自由要求撤换工头。当然，这一招对洋人经理起了作用，五卅运动后，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包身工制度，帮会把头在其中起着招收和监视其同乡工人的作用。[43]可以肯定，这些监工和把头能够并且确实经常教唆其属下发动罢工。还有，由工厂把头煽动的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与马克思主义干部号召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罢工相比，其威胁要小得多。
结语
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同乡关系有助于其团结和反抗模式的形成，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以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工匠中——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行会乃同乡认同、工作机会和罢工方式的媒介。公所会馆的公共仪式有利于滋生表现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对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虽然不是绝对）都来自多灾多难的北方地区——权力主义的帮会为他们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这一群体的劳工力量的反抗，常常在工头兼帮会中人的煽动下进行，明显地带有防御姿态。
可以肯定，这些概括——如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多数这类概括一样——必须从大量史料中加以筛选提炼。对于以广州和江南籍为主的南方工匠来说，在他们进入更广泛的政治事业之前，互相之间常常存在竞争。在非技术工人行列中，也包含了大量江南人。上海本籍纺织工人和宁波籍码头堆装工人便是两个例子。然而，从总体来说，这些江南籍工人比起来自北方乡村的工人，无论是工作保障还是收入情况，都要好一些。
性别差异使得非技术工人中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从同一地区来的工人中，男性显然要比女性更热衷于加入帮会。也许男性非技术工人要比其女性同类更热衷于都市生活，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工厂训练，得到提升，步入半技术性职业行列。随着时间推移，半技术性男工与帮会政治分子之间的联合变得越来越重要。非技术性女工——她们与农村的联系更紧密一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却作用甚微。
在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业中的工人运动详加探讨的第三部分中，我将对这些差异作出仔细分析。但是为了理解那条将要划分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与投入国民党怀抱的帮会操纵的工人之间的鸿沟，我们首先要掉转眼光。在本书第二部分中，研讨重点放在党派政治上——政党人物在争取上海工人之忠诚的激烈战斗中的所作所为。尽管如此，政党斗争仍远远不能避免先已存在的社会模式的影响。
【附图（略）】
四明公所旧址。1874年和1898年，旅沪宁波人与法国殖民者两度在此地发生激烈冲突。引自《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上海，1988年
19至20世纪之交的上海棚户区。引自《上海画报》
1853年外资经营的上海船坞公司。引自《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沈阳，1991年
英商电车公司（1908年创立）车务部最早的雇员。引自《上海画报》
工作中的电车公司机务部技工。引自《上海画报》
日商日化纱厂的童工每天要在车间连续站立操作12小时。时为1920年。引自《上海画报》
烟厂包装部正在工作的年长女工，时为1921年。引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60年
烟厂烟叶部正在工作的年轻女工，时为1921年。引自《南阳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1957年的一幅绘画，描述的是历史性的五卅运动：纱厂工人顾正红（中立者）与日商内外棉厂门卫（左立者）之间的冲突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引自《上海画报》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游行穿过街道。引自UPI/Bettmann Archive
1927年的罢工使上海内河航运陷于混乱。引自UPI/Bettmann Archive
1927年3月27日，为了庆祝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大厅前举行升旗典礼，中化上海区委赠“全国无产阶级革命之模范”锦旗一面。引自《上海画报》
1934年，英美烟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关闭老厂。图为工人们与警察在公司码头前对峙。引自《上海画报》
1946年，上海妇女游行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国际“三八”妇女节。引自《上海画报》
1948年，一名共产党工运组织者在上海电力公司开展工作而被捕。引自《上海画报》
注释
[1] A. M Kotenev , Shanghai: Its Municipality and the Chinese (Shanghai,1927)，pp. 13～14; Nym Wales,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1945),p.9.
[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年，第2卷，第1299～1301页。
[3]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0年。
[4] 吴元树（音）和江思泰（音）：《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浦江大学毕业论文，1933年。作为其善举之一，青帮大亨杜月笙成立上海乞丐收容所，见梅臻邵著：《海上闻人杜月笙》，河南，1987年，第38页。
[5] 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即将出版的著作对我们理解这一重要主题非常有用。译者按，该书已出版，见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97.
[6] 沧海生：《闲话娼门》，上海，1935年，第7页；鲍祖宝：《娼妓问题》，上海，1935年。
[7] 杨洁曾、贺宛男：《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1988年，第17-19页。
[8] 《上海舞潮案内幕》，上海，无日期。
[9]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76-77页；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71-172页；上海市卫生局编：《上海市清除粪便工作概况及改进计划》，上海，无日期；《申报》1912年6月22日1、23日、24日、25日1、27日、28日，29日、30日；朱梦华：《旧上海的四个废品大王》，载《上海地方史资料》第3期，1984年，第162～163页。
[10] 掏粪工反对政府卫生法规之举主要发生在1913年、1914年和1919年，见《时报》1913年12月14日，1914年8月18日，10月26日、29日，11月5日、23日；《民国日报》1919年6月15日、16日，1920年1月4日。掏粪工并非惟一反对新卫生法规的群体。1910年，水果商贩们为了反对使用玻璃售货架的规定而发起抗议，屠夫们则反对私屠的禁令，店主们为了逃避针对控制该市疫情蔓延的卫生检查而关门打烊。见《时报》1910年4月2日，7月8日，10月12日。
[11] 上海港工运情况访问记，1987年5月26日，1988年9月26日。
[12]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档案，案卷号：722，4～503，其中谈到了上海帮与山东帮码头工人之间的严重械斗问题。
[13] 《上海港史话》，上海，1979年，第298～300页；《时报》1914年12月14日、15日、16日，1915年1月1日、17日、18日、20日、21日、22日、24日。
[14] 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rol in Americ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ork, Technology，and labor Struggles (Cambridge, England, 1979), p.42.
[15] 例见傅道慧：《五卅运动》，上海，1985年；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1985年。
[16] 《民国日报》1922年5月1日。
[17] “方兰英访谈录”，198年4月16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18]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 , 1986).
[19] “刘阿九访谈录”，1958年4月1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20]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第10～11页；《民国日报》1922年5月1日。
[21] Mary Ninde Gamewell, The Gateway to China (New York, 1916)，p.226.
[22]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47页。
[23] 方福安：《上海劳工》，见《中国经济杂志》第7卷第2、3期合刊，1930年，第882页、998页、1008～1009页。
[24] 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上海，1926年，第4～12页。
[25]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93～95页；方福安：《上海劳工》，第877页；杨美珍：《杨树浦女工状况》，上海，1930年。
[26]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87页。
[27]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p. 5.
[28]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第9～11页。
[29] 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北京，1985年，第265页。
[30]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p. 212.
[31] 杨美珍：《杨树浦女工状况》，上海，1930年。
[32]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07页。
[33] 刘明逵：《1911-1921年中国工人罢工斗争和组织情况资料汇编》，载《中国工运史资料》1960年第3、4期合刊，第91～159页、29～85页。
[34] 《上海罢工资料统计，1918～1940年》（见本书第7页脚注）。
[35] 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工厂女工罢工的情形，可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36页、第1257～1260页、第1268页、第1286～1292页。
[36] 参见《时报》1913年6月16日，其中记载了龙章纸厂一次全部由女性参加的罢工——因男性工人肆意辱骂而引起。
[37] 1898年，在杨树浦数家英商纱厂发生的罢工，目的就是反对计件工资。英国企业改行新工资制主要是使工人能“从机器中产生最大效益”，从而加强与印度棉布的竞争力，见《北华捷报》1898年9月26日。
[38] 日商日华纱厂工人反对此项禁令及计件工资的罢工情况，参见《民国日报》1918年8月13日、14日、15日、16日，1919年2月10日；《申报》1918年8月5日；《时报》1919年2月2日11日、13日、16日。
[39] 1898年，有家纱厂的女工头因削减工资而领导了一次罢工，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1页。
[40] 《申报》1918年8月16日；《民国日报》1918年9月21日。
[41] C. L’estrange Malone, New China Report of an Investiaion (London,1926)，pt.2, pp.11～13.
[42] 种族歧视不仅仅存在于洋人之中。有关江南籍资本家歧视苏北工人的情况，可参见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p. 76.
[43] 在对上海纺织厂之包身工制度的演变进行分析时，荷尼格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包身工制度意义重大，从1925年5月30日开始，厂主们倾向于与青帮结盟，以便控制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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