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二章 来自南方的工匠
人们一般都认为，由丁近代工业的出现，突然产生了一个新式的无产者阶级，他们缺乏技艺或是无法驾驭其命运。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第一批机器工厂中的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工匠。手工活有这样几个特征：掌握技艺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学徒生涯，有行会性组织，从生产到销售的用人都有一定规矩。鸦片战争后建立的船坞、兵工厂和机器厂都雇用有经验的木匠和机匠，＊他们从其所在的外国人的或中国官员控制的企业领取很高的薪水。负责招工的工头几乎总是从南方招收训练有素的工匠，因为在南方有很多技艺娴熟的手工业者。
＊原文中的metalworkers。我译为机匠，在下文肩时也译作“机器工人”。——译者注
行会与工匠群体
在对19世纪的汉口的研究中，罗威廉（William Rowe）恰如其分地强调指出，行会乃“社会与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1)。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行会主要是作为商人团体出现的，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然而，中国行会也是工匠团体，负责招徒授艺，传承特定行业的技艺。因此，就像在欧洲一样，这些团体在工人运动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3）然而，与其欧洲的同类相比，中国行会更典型地将其从业人员资格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4）
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在建立同乡行会（公所）和招收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例如，上海造船厂的第一个木匠包工头李荣是个广州人，他本人也曾是广州某外商船厂的一名木匠，1850年左右来到上海。作为包工头的李荣常常往返于上海和他的家乡台山县之间。短短几年甲，他就招来数百名台山木匠（有些是有经验的大师傅，其他的则是年轻学徒），到不断发展的上海造船厂工作。后来，另一位广州包工头卢文从台山以外的县份招工。卢文的“仁德堂”专包外国船厂的木船舱面上的生意，称为“上架行”；李荣的“荣记号”专包外国船厂的木船船体生意，称为“下架行”。1858年，卢文要下属工人每人每工捐铜元三枚，积有成数后，筹建木业行会，名为“鲁班殿”，以鲁班为行业神。鲁班殿位处虹口区，这里是广东人聚居的中心地带。很快，鲁班殿就成为所有广东木匠共有的行会，无论他们原籍何县或是干的什么专门活计。凡从广东新到上海者，在他能作为木匠找到工作之前，都被要求加入鲁班殿。人会费和年费为加入者薪水的15％一30%，鲁班殿则保证其成员的就业机会，并在遇到生老病处时，并提供一定的救济救助。（5）
广东木业行会的成功，使得随后而来的移民纷纷仿效。1866年，上海的宁波木工建立了自己的鲁班殿。新的鲁班殿有600名成员，其中2/3的人在船厂工作，其余的人则行无定踪。每年春天，在本业祖师鲁班诞辰日，宁波木工师傅被请来从新加入的行会成员中招收徒弟，每人一名。（6）
尽管作为行会中人拥有不少优势，但不是说不会遭遇到挑战。1879年，家住虹口、在英属浦东样生船厂工作的三位弟兄，拒绝交纳行会规定的高昂年费。声称自己在洋人企业干活，应免交此费。他们认为行会无权加以控制。这一行为性质严重，导致广东会馆也卷入其中，代表鲁班殿说话。在广东会馆头面人物的压力下，卜海知县发布谕令，要求三人交纳年费。然而，因为三人住在美国人控制的虹口区，县衙门的传票须得美国领事签字才能有效。尽管领事白蕾（H.D.Bailey）很愿意签署此项命令，但他还是附加了一项条件，要求几位木匠先到会审公廊一—1865年在上海成立，由中外法官共同审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听取判决。在听取答辩的过程中，祥生船厂的英方经理辩称，华人的行会规则妨碍了外国企业雇用工人的权利。会审公廨接受了有关意见，裁定几位木匠可以免交年费，井将他们送交英国（工部局）警察保护，以免受到粤籍鲁班殿的干涉。（7）正如本案所揭示的，在通商口岸上海这样一个五方杂处的环境里，行会并不总是稳操胜券。对工人的垄断会遭到多方面的干扰。然而，行会的势力仍相当大，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保护技术工人的特权地位。行会对有一关生意加以限制的能力使其上匠成员可得到高额薪水。例如，1880年，英属耶松船厂控告六位木匠，因该厂工头雇用了一些不属宁波木工行会的工人，这六人出于报复，将工头打伤。当会审公廨开庭时，宁波鲁班殿所属的工人将公廨团团包围，嚷闹着要求保障行会权利。（8）
行会的力量在其建筑物中有充分表现。一位外国观察者曾这样描述上海的木业行会：
沿华界江堤前行四分之一英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寺庙。哦，不是寺庙。是浙江人的……一处公所，有两个大院，一个戏台，一处庙宇。庙里供着三尊神像，主神为普班，木商们如发生争执，就要请神调解……再往前走，是一片破烂不堪的棚户区，其中有一处公所，是上海最华丽的公所之一……还有一处木业公所。这里可称为中式建筑风格的典范，其庙宇和戏台描金绘红，屋顶立着锡制白鹤，供桌土有锡制香炉，墙体格局错落有致。（9)
公所之庙宇戏台的种种摆设，表明公所起着社区中心的作用。对大多数成员来说，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一年一度的宴会，届时，所有的工匠均被邀请参加。例如印刷公所，每年秋天，大约在中秋节前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申报》、《新闻报》的熟练技师和排字工人均被邀请前来，在听完和尚唱经后，便开怀大吃一顿丰盛的素宴。饭后看戏，最后是搓麻将。(10)金属加工业的行会也是人多势众。该行会于1800年由13名白铁工创立，名为“菊社”，每当秋天菊花盛开时，菊社便举行年会。届时，白铁工人聚集一堂，礼拜其行业神李老君。后来，当上海的铜铁器商店合并经营后，菊社便吸收两业工人加入。鸦片战争后，金属加工业发展迅速，开始渗透至新式造船工业。为了平息冲突，保持控制能力，菊社制定了统一的价格规则，并限定每个工场每隔3年方可招收一名单身学徒。（11）至1920年，该白铁工行会已拥有相当财产，能保证其4万名成员每天工作9小时，其成员一般来自无锡、宁波和江南其他地区，大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手艺人。（12）
有势力的行会在其从事的行业中养成了一种“行会精神”。在其3年学徒期开始时，白铁工场的学徒必须持香向师傅和李老君各行三磕头礼。（13）即使在上海最“新式的”工厂里，白铁工人中均盛行着类似的仪式。1920年，一位记者对上海最大、获利最丰的机器厂之一进行了采访，他对厂内沿袭的“封建行会关系”感到惊讶。该厂建筑均为西式，引人注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围墙内工作的上匠中存在着“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新学徒须行“拜师傅”仪式，举行仪式的地方必须备有香烛和临时供桌。燃香后，学徒要对白粉墙三磕头，以示向工厂行礼，然后是再向师傅磕头3次。虽然以工厂围墙代替李老君表明店铺和工厂中的工人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工厂中这类仪式的延续却是明白无误的。（14）
对构成上海第一代产业工人之大多数的技术工匠来说，当他们从手工工场进入工厂时，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会中断其习俗。江南制造局——上海第一个机器工厂——的情形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局建立于1865年（比上海第一个棉纺织厂约早25年），招收的大多是外国人在广州和香港所属船坞和机器厂的工匠师傅，学徒也从很远的外地招雇。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当地有谣言说：“进局的入要被丢到大烟囱里去，”“要被机器轧死。”（被劝说进局的为数不多的当地儿童来自附近的一所孤儿院——他们因太平军叛乱而失去了亲人。）起初，所有工人均被要求住在局内宿舍，但随着工人数量的迅速增加，能容纳1500人的宿舍区已不敷使用，许多工人便在紧邻制造局大门脚广东街一带搭房居住。（15）来自遥远的相同地区的工人一般都集中居住，很快，在制造局内的广东人中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移民群体，其同乡公所一类的组织（如广州木匠中的鲁班殿）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联系网络。随着时间推移，当其他地方来的移民逐渐增多，厂家有可能雇用非广州籍工匠时，这些新来的工人开始形成自己的同乡关系，组成自己的行会，以便在不稳定的上海地界有安全保障和竞争能力。
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江南制造局内的职业分层已很清晰，这与工人的籍贯大有关系。木匠来自广州，机匠（俗称铜匠——译者注）来自宁波、绍兴，白铁匠来自无锡。人们择业往往受到垄断性行会的限制。要想成为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学徒，不仅必须是无锡人，而且必须是无锡锅炉工的亲生儿子。该局几乎所有技术活都从特定的南方地区招收工人（尤其是江南），大师傅拒绝招收苏北等北方人为徒。只是那些工资低微的工种才有苏北人和浦东人的份。＊
地缘、血缘关系在获取技术工种中的重要性表明，“技术”具有主观专断的含义。有鉴干大多数“技术”工种经过一个较短的训练时期即可掌握，＿几乎每个行会均将学徒定期为3年，满师后方可自行择业。＊＊所以技术在作为客观牛产能力的体现时，往往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南京．1983年，第154—155页。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37页。李次山在文中描述了某棉纺厂一位勤劳而有技术的学徒遭到虐待的悲伤故事——仪仅因为自己是苏北人。由于不堪讲吴语者经常性的辱骂，他最终被迫离开工厂。
译者按：辛亥革命后，江南制造局改称汀南造船所，以下行文中一般仍用习称的江南制造局。
＊＊正如彼得·戈拉斯（Peter Golas）在研究中国行会时所说，“学徒期及其时限只是拖延时间，这个阶段是学徒走向自立必不可少的。”见戈拉斯：《清初的行会》，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加州斯坦福，1977年，第566页。
地缘关系造成职业分立——其媒介为各式各样的行会，在特定行业的工匠中养成了某种差异感和独立社会，工匠们喜欢到各自所属公所会馆附近的同一茶馆喝茶，更加深了这种亲和力。就像我们在谈到中国商人时所看到的，同乡关系很可能是为了适应城市环境，代表了一种注重实际的战略，而不仅仅是一种乡恋情结：“地方主义的表现，部分地是一种做作，是为了向某位主顾表示公正和信赖。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要想生意兴隆，地缘宗族关系很重要，就像在美国边远地区宗教关系之对于生意成功很重要一样。”。就像商人做生意一样，中国城市的工人都被迫跻身同乡社会，以保障其经济生存。这种关系既受到城市市场的深度刺激，也是一种家乡感情的流露，而且这两方面都是集体行动的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同乡团结与抗议能量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叙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首开先河，将抗议内容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17）最近，合理选择论者米切尔·泰勒〔Michael Taylor）指出：“在革命和叛乱中，农民集体行动均以村社为基础（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便是人们大量卷入为什么能克服自由散漫问题的主要原因，研究集体行动的学者们对此很熟悉（这种情况还没有被历史学家认识到）。”＊换言之，势力强大的村社，可能压倒“理性”倾向，阻止积极的集体加入行为。尽管人们——例如爱弥儿·杜尔肯(Emile Durkheim)——经常说到城市化招致团结的农民社会的终结，开始了城市无家可归者的杂乱步伐，但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分裂之间的这种假设特征井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居民也能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就像他们原来的农村地区一样，从中产生依从。
＊米切尔·泰勒：《理性与革命集体行动》．载泰勒编：《理件与革命》，英国剑桥，1988年，第64页。泰勒认为，当“传统”农民村社让位于“现代”协会和组织时，集休行动的社会基础便遭到削弱，使得“非理性行为更加普遍，集体行动的成功更难以预料”（第93页）。我的研究将对这种所谓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分理论提出质疑。
早期的工匠抗议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上海工厂工匠中之工作、居住和业余生活的宗族性质，他们很快就以发动集体抗议而闻名。1868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因反对削减工资而举行罢工。（18）1879年，浦东机器厂的铁匠因洋人监工对其采取非人待遇而愤然离厂。（19）1883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该局总办办公室门外发生骚乱，原因是该总办试图延长工作时间。（20）两年后，他们又举行怠工，要求增加工资。（21）1890年，制造局新任总办宣布将每天工作时间从8小时延长至9小时，引发了全局罢上。新工时生效的当天早上，没有一个工人到局上班。（22）
这些早期的抗议带有很大的自卫性质。削减工资、非人待遇和延长工时使得冲突骤然发生。然而，1894—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工业发展，工匠罢工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技术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引发了这批原木就受到优待的工人更富冒险精神的抗议方式。最终导致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20世纪头二十年的工匠罢工，其主动精神引人注目。这些事件的大多数由要求增加工资引起，但是，因行会权利、组织工会和工厂纪律等因素而引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从我们收集到的65次罢工事件来看，有90％以上为工人向雇主要求增加工资的主动罢工。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上厂上匠的牢固地位，显然导致他们勇于举行更坚决的抗议。＊有关这些罢工的记载都很简略，无法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几个主题。首先，罢工矛头主要是针对监工和工头。由于职业有保障，技术工人在厂里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是增加负担时，会很快采取行动加以反对。其次，在为数不多的有详细记载的罢工事件中，我们发现，同乡忠诚之重要性（以行会为媒介）十分明显。
＊工厂的迅速发展使得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需要大量技术工人的工厂主要包括印刷厂、机器厂和器材厂。1875—1894年间，上海仅有印刷厂1个，机器厂1个，器材厂2个，而1895—1919年，约出现72家印，224家机器厂，28家器材厂：参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1932年，第63页。
例如，1902年，上海耶松船厂一位英籍经理在会审公廨作证，他曾被广东木帮公所请去开会。当他到达公所时，受到大批广州木匠的迎候，声言要求增加工资。为了使其行动合法化，木匠们要求他在拟好的文件上签字。他们又找到一名跑掉的公所委员，强迫他在文件后加盖公所图章。另一位证人在回答询问时说，工匠们来找他，质问为什么宁波木匠还在工作。（28）几年后，不同籍贯的木匠之间的分裂再次发生，当时在中国和外国船厂工作的上千广州木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20％的工资。在几家工厂做工的宁波木匠，尽管其工资要比广州人低1/3，但拒不参加罢工。罢工者声言其高超技术无人可以取代，如果不满足其要求，他们将离开上海回广州，或是到其他工资较高、生活水平较低的通商口岸做工。由于广洲人以回乡作为经济斗争的方式屡有发生，他们的威胁产生了效果。（29）无论如何，其行动在一周内即得到答复：厂方签署了一份协议，将广州木匠的工资提高了15％，并保证将来遇有空缺，优先雇用广州木匠而非宁波工匠。（30）
正如这些案例表明的，籍贯不同自然会加剧工人内部的竞争。即便如此，低估此种狭隘地域关系的组织能量仍是不可取的。同乡忠诚——虽然存在分裂——与其说是抑制了工人的战斗性，不如说是引导工人走向行动主义的桥梁。
政治化
虽然地缘政治造成了工人力量的分裂，但并不能说它与更广泛的政治事业水火不容。同省忠诚与炽热的民族主义是相吻合的。就像上海建筑业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木工和泥瓦工混合组成了一个单一行会，目的就是要在面对新的西式建筑业竞争之时维持其市场占有份额。（31）有条建筑工人行会的碑刻资料（建立于1906年，行会所属工人全部是来自上海和绍兴的木匠和石工），证明同乡身份并非民族主义感情的障碍：
外人乘吾之弊，输送其物品，……官署有洋员，工厂有洋匠，学堂有洋教习，欧（风）墨雨卷地东来……然则吾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差强人意，不倩赖而能自立者，惟此水木工业尔！且夫人必能自立，而后能自由；必能自由而后能自强；必人人能自张，而后其国强，其种强。虽然，一人不能强，必合十百千万人而强，必合十百千万人为一人而强。盖自立者自强之原素；而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精神何在？在挥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杜（疑为“在”之误）联合心志，而切其智识才能。……惟此……以之对外则优胜，以之竟争于世界则生存。（27）
为经济和政治力量提供精神基础的团体观念反映了工匠组织的发展历程。在行会传统的培养下，绍兴与上海籍建筑工人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均强调团体纽带。尽管很狭隘，但即便是从革命角度而言，这种感情并不必然阻碍政治行动主义的发展。（28）
就像参加民族主义行动一样，参加革命也与同乡身份十分合拍。1911年11月4日，孙中山的革命军（绝大多数为广州人）包围了江南制造局，广州木匠协助推倒木栅门，向军火库进发。此次袭击得到的大批武器为该市革命取得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当取得胜利的革命者刚刚建立政府，就有一百多广州工人涌至都督府要求参军。（29）
辛亥革命成为上海工人历史的转折点。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以往严厉惩处罢工者的刑律不再有效。（30）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新共和国的建立，城市演说政治给了工人们极大鼓舞，尤其是技术工匠，促使他们提出更为激进的要求。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第16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1981年，第675一676页。广州技术工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比这次事件所表明的还要深刻。大多数早期革命领导者，包括孙中山，都是广东人。他们吸引了不少在香港和广州外国船厂做工的同省匠人加入到自己的队伍，这些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与外国经理都有直接关系，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发出的民族主义和经济改革的信息作出了积极反应。马俊，一位早期兴中会成员．曾是一家香港船厂的技工学徒。后来他在旧金山家船厂做工，在那里认识了孙中山，在孙的劝说卜，他跟随着来到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做革命工作。1906年间国后，马参与组建了广东机器工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第个近代工会，他还远赴武汉和上海，联络了许多在这些城市兵工厂和船厂工作的粤籍技术工人。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指派马超俊负责全国工人运动，参见马超俊等编：《中国劳工运动史》．（5卷本），台北，1959年，第1卷．第52页：苏启明（音）：《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台北，1984年，第63一65页。
帝制被推翻伊始，由于环境较为宽松，各政治党派开始积极介入组织工人的活动之中。陈其美——孙中山革命党的骨干，辛亥光复后曾短期担任沪军都督——也成立了一个政党，是为1911年上海涌现的80余个政党之一。该党称为共进会，其成员包括与帮会有联系的工人和工头。（31）
在推进工人运动发展中更有影响的是中华民国工党，其成员来自各行各业的工匠，如珠宝业、制帽业、木业和机器制造业等。凡加入者必须有稳定的职业，能够“自营生计”。（32）出身工人的徐企文为该党的实际领袖，他劝说好几位激进的实业家加入进来（其巾有几位系社会党党员）。该党以孙中山为名誉主席，提出了五点宗旨，其中有“促进工业发达”（如组织物品陈列所、劝工场、模范工场、工业赛会和工业学校等）、“开通工人智识”（如组织补习所、发行杂志新闻和开通俗演讲会等）、“消改工人困难”（如开办劝业银行、工人储蓄银行、议定做工时间及优待职工等）、“提倡工人尚武”（如组织工团等）、“主持工界参政”（如主持国会关于工业上之议案等）。（33）
更富戏剧性的是，工党还数次插手大规模罢工——每次都有技术工匠参加——它们都是在紧接辛亥革命之后不久的上海发生的。第一次发生在翻砂业，工党在该行业中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名为“同义会”，在新式工会的鼓励下，翻砂工人在1912年夏季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要求。当业主拒绝工人门的最后通碟时，工人们离开了工厂。工党领袖徐企文立即组织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向罢工工人提供经济资助，协调各方，使罢工工人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即取得了胜利。数周后，徐企文的谈判技巧再次得到证明，此次他是代表豆腐业工人说话，最终使他们长期要求的增加工资的问题得到了解决。（34）
对工党领导人的一场更大的挑战发生在11月木匠们举行的另一场罢工中。(35)当月约有7000名木业工人（只有来自温州者除外，他们直到后来才被强迫加入）突然提出要求提高20％的工资。当县署调停失败后，工匠们转而求诸工党。徐企文代表罢工者说话之举遭到业主们的忌恨，他们将他告到官署，讼称“数地演说，散发传单，煽惑愚民，从中渔利”。尽管地方官署因证据不足而未予受理，但上海警方警告徐某不得再惹事端，这位受到警告的工党领袖有些畏缩，要求工人停止罢工，但工人们未予理睬，延至1913年1月底，业主们终于答应增加10％的工资。
工党的一个支部于1912年12月在领导珠宝工匠罢工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虎头蛇尾。(36)为了宣传工匠增加1O％的工资的要求，该支部成立了个罢工事务所，印发传单，为罢工工匠发放补助。然而，在警方干预和高额罚款的压力下，事务所被迫解散，罢工以失败告终。
工党支持工匠罢工的效验渐趋衰微与政府加大压力有着直接关系。徐企文在工人中的活动，尤其是他组织工人的行为，使沪军都督十分恼火，后者于1912年底颁令禁止组织工会。大约在同时期，北京的袁世凯政府发布了处罚罢工的刑律。（37）
考虑到政府的反对构成了工人利益的最大障碍，徐企文决定采取极端行为。1913年5月28日，他参与了一次大胆的袭击江南制造局的事件。策划此次袭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前革命党人陈其美（他也开始对大肆镇压工农的北京政权产生了失望），这次起义被视为武装反抗袁世凯的第一枪。徐企文手执白旗，将其党人队伍命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徐及其工匠队伍于凌晨1点钟冲人制造局货栈。然而，不幸的是，制造局总办事先得到袭击消息，不到半小时即将徐企文雄心勃勃的计划打个粉碎。徐企文当场被捕，旋即被送往北京执行枪决，其工党也遭到查禁。（38）
辛亥革命后，上海工人享受政治自由的权利昙花一现，工匠袭击江南制造局事件标志着这种自由的终结。徐企文及其工党的被查办表明了地方以及国家当局对工人运动更为严厉的限制。＊然而，徐企文及其工党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东西。在后来上海的多次工匠罢工中，要求组织工会、印发传单谋求公众支持、汇集罢工经费等成为普遍特征。
＊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韩恢的领导下，中华民国工党短期复活，韩曾为同盟会会员：后积极反袁，而且他是陈其美被刺杀后上海帮会的老大。（这种革命党人、帮会分子和工人身份交织一体的情况在中华民国时期不断出现。）复活的工党成员大多仍为技术工人，按行业加以组织——印刷业，木业、油漆业、锅炉业、机器业，等等。这个复活的工党主要致力于建立储蓄银行和实验工厂，偶尔参与组织罢工。1917年韩恢被法租界警方枪决后，该党即停止了活动。参见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0年，第155页；《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6日、1917年l月4日、12日、17 日。2月2日、15日、19日、25日，3月4日、9 日、12日、13日、15日，4月15日、20日、22日、24日，6月13日、17日、26日，7月10日、29日，8月22日,9月19日、29日，11月2日、10日；《时报》1916年11月27日，12月13日、14日、21日、24日、30日、31日，1917年2月2O日，3月14日、15日、20日，4月16日、26日,5月l0日、16日，7月28日。
“传统”的激进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迎来了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人们也看到，罢工活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民族企业的激增——在外国资本家及欧战的刺激下——导致工人数量和罢工频率均有显著增加。在大战前夕，上海产业工人的人数为10万人；至战争结束，该数字增加了一倍。＊他们的抗议呈加速度发展的态势；战前五年里（1909—1913年），大约发生了30次罢工；战争时期的5年里（1914—1918年），大约发生了86次罢工，后者较前者增加了几近3倍。（39）在罢工频率加快的同时，罢工时间延长，罢工规模加大。(40)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卷本，北京，1957—1961年，第2卷，第1184~1185页，1190页；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据日本学者古屋氏（T.Furuya）的佑计，1919年，_ 上海约有261785名在“近代企业”（即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工作的工人，有132250名非产业工人（包括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有20万名职员和店员，以及212833名工匠。806868名职工的总数约占该市200万人口的40%。见古屋氏（T.Furuya)：《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海城市的发展与劳动者人口》，载《人文科学研究》第68期（1985午），第85页。
这一时期，罢工斗争、尤其是工匠举行的罢工斗争，不但数量增加，且明显地表现为跨行业合作。例如，1914年11月，该市木匠和泥水匠加入油漆工为了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此次行动在此前一个月即已开始，当时漆工们聚集在自己的公所里，备好垃圾污物，随时准备扔向其业主。工人们的战斗姿态迫使业主们很快作出答复。漆工们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请了戏班子来到公所，连续三夭唱戏酬神，而后欢欢喜喜复工。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业主们显然无意实践其诺言。对此背叛行径，漆工们——约有100多号人——一起来到知县衙门，持香跪请知县做主。对此，知县不为所动，要求工人们以更“温和”的方式行事，即推举代表，呈递一份正式请愿书。同时，应业主们的请求，上海警方派兵进人公所大厅，防止漆工聚会于此。(41）
漆工同胞被兵驱逐的场曲激起了其他行业工匠的极大同情。11月18日，约有100多名泥水匠和木匠代表聚集在公共租界的一个茶馆里，议定传单内容，支持漆工罢工。次日，因6名散发“鼓动罢工”，传单的木匠被捕，有1000多泥水匠和木匠聚集于鲁班殿。虽然开始时他们被公所门房挡在外面，但愤怒的工人还是设法冲人供有鲁班牌位的厅堂。抗议者抬着象征合法的鲁班牌位，先是游行至公所负责人的家中，然后行至警署，要求释放被捕的罢工领袖。当警察对空开枪以驱散人群时，惊恐的工匠们丢弃牌位，四散奔逃。混乱中有许多人受伤，这次警署门前的悲剧激起了全市木匠和泥水匠的愤怒，次日即举行总罢工。（42）
尽管这场罢工具有跨行业的性质，但其组织基础仍深深扎根于同乡忠诚之中。参加罢工的木匠和泥水匠来自三个地区——上海、宁波和绍兴，他们各自推举代表参与谈判。该市漆工也基本上是上海人、宁波人和绍兴人，此种地缘关系无疑有助于促进工人们在这场罢工中的团结。(43)
来自上海和宁绍地区的工人由于习俗和生活方式相同，相互之间容易沟通，即便是跨行业也不能割断其联系。这些匠人或多或少都讲吴方言，都经常聚集在同类茶馆，一边喝着浙江茶，一边听着绍兴戏，或是乘兴聊天。而且，上海工人的来源渠道导致这些年来江南匠人大量涌人。而在19世纪，外人所属的船厂主要依赖广州工匠，后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上海资本家主要由江南人构成，他们招收的技术工人也主要来自那个地区。＊
＊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统计数字也大致说明了原本占优势的粤籍工人的减少。1885年，粤籍居民占人口的20%，但是到了1915年，这个比例降至8%，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1980年，第114页。
在此次三行业联合罢丁期间，罢工工人每日聚集在上海老城内相邻的茶馆里，听取他们所推举代表的报告。最后，经过一系列在鲁班殿与宁波、绍兴和上海籍业主举行的谈判之后，工人代表赢得了增加工资的全面胜利。（44）
正如上述案例所揭示的，依照同乡界限组织起来的现象，并未能阻止罢工者强烈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便是针对与之同籍的业主。同乡身份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工人们的联系。但它并不必然包含对原籍的忠诚，或是必然与行业利益、阶级利益相冲突。看到其业主大发战争横财，工匠们坚持要求分润。同乡网络（因为他们是跨行业联系的纽带）不是阻碍而是壮大了罢工工人的队伍。
公所会馆的“传统”标志如神祗牌位、上香及宗教性庆祝仪式不应成为我们透视这些早期工匠罢工中之激进主义的障碍。早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上海工匠即积极要求增加工资、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尽管公所会馆仍是这些斗争的中枢，但罢工工匠也开始加入原始工会。而且，就公所会馆本身来说，其首领与普通会员之间的裂缝不断扩大。工人们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向其公所会馆首领发出公开挑战。
行业意识与阶级觉悟
在有些情况下，匠人们也建立自己的行会分支机构，其组成分子均为工人。1916年，漆工们在上海北面建立起一个“工匠公所”，与原来的“行业公所”相对立．后者仍在上海老城。同年，广东帮木匠开立“公事议堂”，以开办集体宿舍为主（当时单身工人占多数），并向本堂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数年后．该组织向“母公所”提出增加工资的请求。有证据表明，即便是就沪—宁—绍籍木匠而言——他们是其同乡会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隔阂亦开始产生：在1918年的一次罢工期间，工匠们在鲁班殿神堂聚会，而公所首领则在隔门的议事处碰头。＊
＊《时报》1918年5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第168页。对商人公所和工匠公所之间隔阂的有益探讨，可参见庄泽宜和陈学恂：《中国职业团体的研究》，载《岭南学报》第7卷第l期（1947年），第1一14页。罗威廉（William T.Rowe）在Hankow:Conflicr and Commerce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 (Stanford，Calif,1989),PP.54一56中讨论了19世纪晚期汉口某些行会分裂成业上与工匠相对立的组织的情况，这一过程的更早情形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发达经济”之中（如苏州织布业），参见Golas，“Eurly Ching Guilds,”p.558。
19世纪法国的类似情形也与工人阶级意识的发牛有着联系。（45）如果说阶级意识指的是对业主剥削有所认识，工人们倾向于采取独立的集体行动来发泄不满、争取权利的话，那么，上海工匠早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到之前就已表现出此种趋向。虽然“现代”干部们会将同乡认同与行会公所视为产生真正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封建”障碍，但这类组织在工人战斗精神的发展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产党组织者对于这份遗产虽然很忧虑，急于否定，但是如果没有它，他们在后来取得组织上海工人运动的成功就无法理解。
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匠的阶级意识是很明显的。1912年，有报道引述江南制造局一个由200名技术工人组成的制造工人同盟会称，“其演说之词，则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比资本家。劳动家须脱离资本家的钳制。（46）”同样，1916年，商务印书馆一个由熟练印刷工人组成的忠义同志会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资本家压迫日急，工人生活困苦不堪，数十同志聚集一起，谋求解放。”（47）
这些工匠明显早熟的语言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如果将它们与国外有关情形作一番对比的话。如同罗纳德·阿明扎德(Rollald Aminzade）对法国工匠（他们对于发生在本国的早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予以重要支持）的解释一样，他们“集体行动的巨大能量来源于丰富的组织与社团的经历，那可是工匠文化的标志。（48）同样，威廉·寨韦尔（William Sewell）将法国工匠激进主义的兴起与合作传统的继承——主要指互助、崇拜行业神、团体仪式之类——联系起来。正如塞韦尔在其研究欧洲工人阶级起源的代表作中概括指出的；“19世纪的工人运动诞生于手工工场，而非黑暗邪恶的工厂。”（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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