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

　　资本主义城市会产生团结的无产阶级吗？他们会为了集体利益而斗争吗？这些问题吸引了不少社会理论家的注意，其中许多人将产业罢工视为可能的无产阶级政治的指示器。马克思土义观点将资本主义剥削视为推动无产阶级化的力量，此种力量导致工人形成强有力的新型团结。当阶级觉悟产生时，以产业罢工为形式的工人斗争也开始了。相反，现代化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城市产生的不是悲惨的无产者，而是造就了一群新型中产阶级成员，其趋向不是斗争，而是静止。
　　尽管这些观点互相对立，但它们却有某些共同之处：两者都强调资本主义的改造功能；有鉴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村被认为是“传统的”和“封建的”，资本主义城市——无论其构成者是无产者还是中产阶级——均被明确视为“现代的”。而且，两种分析都将工业化进程视为消饵工人阶级差异的进程；封建特征在机器的匀速运转中消失。

　　＊此处标题的原文为The Politics of Place，直译为中文应为“地方政治”，但作者主要谈的是上海工人的原籍问题，即native place 同时，严格说来，英语的“地缘政治”为geopolitics。两相比较，我还是选用了“地缘”一词，其中含有“相籍源流”的意思。——译者往

　　然而，近来，学术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埋论家的上述观点产生怀疑。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传统”仍在延续，不仅是作为古风遗韵，而且是作为工业生活的主要组织功能。所以，工人阶级及其行动步调一致的能量，不单是资本主义改造的结果，也是前资本主义遗留的产物。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提到了这种反向关系，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比喻非常贴切，不仅适用于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近乎讽刺地）适用于资本主义革命。与其说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在形成时失失了其乡村遗产，还不如说资本主义是在农村包围中形成的。
　　农村习俗之遗留在渗入工业化城市后，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四分五裂，各行其是。但是分裂并不等于被动。就像农村居民——不仅是中国的，也包括其他地方的——能够为了追求其利益而发动大规模反抗一样，工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罢工是工人阶级政治的表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反抗的是某些典型的、傲慢的资本主义发展范例。

　　上海！正是这个名字蕴涵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意味。20世纪伊始，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人聚集此地，创造出一个世界仅见、五方杂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心。各种肤色的洋人在数量上与操着各种方言的中国居民几乎相等。这些国内移民，来自帝国各地乡村，在来到这座大城市后，发现自己比起那些洋人同类来，更感陌生与不安。
　　与绝大多数洋人不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人上海后，进入了工人阶级底层。＊上海早期的产业工人，与其世界各地的同类一样，都是农村的产物。移民们生长于农村环境，原本与城市少有联系，乍然来到，人生地不熟，便求助同乡，逐渐消释对城市生活的陌生感。结果便形成了一个个以同乡关系为特征的国中之国：来自该国特定地区的雇主与雇工均居住、工作在相近的地方。来白同一地区的人们将其原来的社会移人城市，工人们以同乡关系加入其中。正如罗威廉（William Rowe）所看到的那样；“地理背景决定了亚人种差异……这是中华帝国晚期识别中国人的最重要的特征。”（2）在上海以及其他中心城市，工人很容易就陷人‘地缘政治”。来自何处，有助于决定一个工人对该城市种种挑战的反应。
　　当然，上海的人种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或是人们原有乡土习俗的简单复制；城市生活要求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因此，工人阶级的文化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产物，也包含了积极主动的因素。然而，产生这些新文化的原材料很大部分产自人们原来的文化。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谈到近代初期的欧洲时所说：“民间文化被视为地方文化……主导忠诚的是地区，或是城镇，甚至是村庄。（3）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在强调乡土忠诚与城市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我要感谢在工人之民间文化方面做出杰出研究的欧美学者。（4）像纽约或芝加哥一样，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尽管上海的工人阶级移民主要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无论如何，工人们将其故乡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带到了新环境中。正如赫尔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在其研究美国劳工的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国内和国外新鲜血液的注入，包括农民、农场主、熟练手工业工人以及临时工等，美国工人阶级的成分不断改变……出卖劳动力的男人和女人，比起其自身存在而言，给新的、变化中的工作环境带来了更多东西。他们给工厂带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来的文化；他们的行为方式，则受到了原有文化与他们所进入的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4）

　　要了解工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从事某种形式的政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本书第一章题为“移民城市”，将上海工人阶级的地理源流与其早期反抗方式联系起来。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往往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原有的地方文化，势必对工人阶级的行为造成影响。第二章“来自南方的工匠”，探讨了技术性手工业工匠——大多来自广东和江南地区——的组织及其罢工行动。第三章“来自北方的无产者”，将眼光转到非技术性工人中的抗议方式上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北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