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导　论

　　由于对20世纪的工人未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感到失望，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特别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性。由于有性别、年龄、人种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共产主义梦幻家的眼里，工人行动分散，缺乏阶级觉悟。当工人问题研究者勉强接受其研究对象的缺点时，这种论调带有很深的悲观主义色彩。当学者们发现工人对于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天生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相去甚远时，他们又不免加以冷嘲热讽。（1）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未竟事业的问应，工人问题研究者常常被“为什么不”的问题所困扰：工人为什么不能走向统一？工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惨遭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激进的政党？工人阶级团体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团体为什么不举行马克思主义革命？此类问题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人阶级的缺点。结果，人们对欧美工人力量分裂的原因予以特别关注，许多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北欧和南欧、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们无法表现出阶级觉悟和对党的忠诚，或是在需要他们采取革命行动时置之不理。（2）
　　这种分析导致人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现代工人阶级。但是，这种阶级分裂是否只起负面作用，只是实现无产阶级“真正”使命的障碍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工人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行动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社会的不同部分，甚至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各种社会集团总是各行其道，对立的方面在这种扰人心绪的关系中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是期望的结果。然而，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头开始——严肃面对各分裂阶层的政治潜力，提供一种探索政府——社会互动模式的具体方法。
　　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已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动。

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

　　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工人骚动起了重要作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带来新政治文化的五四运动、国民政府的兴衰、共产党的胜利，甚至1949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无不深受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3）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尽管工人人数相对较少，但中国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所有中国城市中，以作为产业中心的上海最为显著。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上海工人与学生的联合推动下，预示全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工人运动呈周期性高涨。（4）这些事件后面都有一个有规则的模式，即每隔二十年就要发生一次大事件。也许，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描述美国那样，每一代新人都发现有必要采取自己的革命行动。
　　上海最著名的运动是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标志着一轮又一轮运动的开端，其后，即1926—1927年，紧接着就爆发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1927年3月，蒋介石北伐军占领上海，无疑受到了工人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位总司令很快就发觉，受共产党人影响的工人对其新政权而言是个威胁。1927年4月，蒋介石及其帮会盟友开始镇压工人，正在形成的国民政府身上不可避免地涂上了一层“白色恐怖”的色彩。（5）
　　20年后，即1946—1948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统治。通货膨胀、贪污腐败与（一定程度上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他们采取反抗国民党、准备迎接共产党势力的行动。（6）
　　无论是在19世纪20年代、40年代、60年代，还是80年代，上海的抗议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党派、政权和个人命运的兴衰都与这个城市的集体行动有关。然而，这并不是说，工人（或者他们的学生盟友）总能主导潮流。由政治化工人阶级的幽灵所造成的恐惧常常导致政府——无论是冠以共和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名号——采取与许多上海工人愿望相违背的政策。故关键之点不在于现代中国政治直接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而在于中国工人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定义和发展中直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
　　20世纪的中国政治领袖在描绘新社会蓝图时均予以工人阶级一种特别的地位。现代化几乎就是产业化的同义语，工人则被视为发展的代表。一个宣称代表进步力量的政党因而没有理由不需要全体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工人在政治事件中开始发挥关键作用，意识形态并不是惟一解释。与实际人数不成比例，组织起来的工人有力量，是因为他们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破坏（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有鉴于晚清帝国与军阀政权简单地将工人队伍视为破坏性力量，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积极采取措施，将这一不断增长的势力纳入议事日程，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政治——从头开始

　　尽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开展中国工人运动的计划很重要，但是两党及其产生的政府都未能充分控制上海工人。问题不仅来自对立党派的竞争，历史环境使两党都有机会取得垄断。而且，上海工人运动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与该市工人来源于农村地区有着密切关系。早在该市任何政党出现之前，上海工人即已发动多次成功的抗议，他们是集体行动之传统的继承者，其行动并不总是轻易符合外来组织者的计划。
　　要了解上海工人政治，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抗议的遗产。工人运动的进程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参考了外来干部的党派战略，尽管后者可能常常得心应手。工人政治发端于工人自身：其地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对集体行动传统之延续造成影响的工人背景的特征。
　　以往针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研究都是作为党史内容出现的，其着重点在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或者有时是国民党的），而非分析工人自身的行动与动机。（7）这就往往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才开始，或者至多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根据此种流行观点，中国工人运动之诞生，只是在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对组织工人发生浓厚兴趣之时才出现。方福安（音）在其著名的中国工人问题研究中强调的一个常识是，倾心于欧洲模式的学生教导工人如何罢工。（8）正如尼姆·威尔士（Nym wales）所说：“除了旧式行会——且主要在手工业中——以外，（中国工人）仍是强大的阶级运动末曾涉足的一块处女地……组织者首先要建立，而非破坏……学生只是告诉工人什么是工会，工人便开始依样行动。”（9）同样，谢诺（Jean Chesneaux）认为，中国工人运动“是在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中发展起来的，紧跟党的领导——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目标完全一致。（10）”。
　　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肯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而且，在这些学生一干部的指导下，工人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的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研究局限于党史研究框架之内的趋向不是没有道理。确实，本书第二部分“党派政治”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这种看法。然而，中国工人并非白板一块，党的干部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符合本党意愿的政治色彩涂抹上去。工人是其自身抗议传统——植根于故土文化与工作经历之中——的继承者，他们和学生组织者之间自然有一种紧张关系，领导工人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随意捏弄。同时，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正如学生中间由于家庭背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样，工人自身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存在差异。江南制造局的宁波技工，能读书写字，收入颇丰，工作稳定，而新来自苏北农村、在缫丝厂或纺织厂工作的年轻女工，教育阙如，工资微薄，工作条件恶劣，两者奚止天壤。这两类工人，不仅原籍不同，工作环境不同，他们的抗议在方式上、宗旨上也是不同的。
　　当学生组织者满怀兴趣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时，他们很快就发现，只有部分工人对其热情产生反应，最初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的提议作出反应，随后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作出反应，均据其久已存在的政治界限而各有不同。要弄懂工人运动之政治含义，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从上海工人阶级之源流开始。

　　本书第一部分，即“地缘政治”，追溯了上海工人的地理源流，说明该市早期的工人抗议依据不同的祖籍界限而表现不同。第二部分，即“党派政治”，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工人运动情形，揭示了外来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有时甚至和他们偏爱的意识形态相违背——与先其存在的传统达成妥协的。第三部分，即“产业政治”，将眼光转入工作场所，说明不同产业部门的工人对当时政洽形势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在上海经济领域，由于来自特定地理区域的工人占有特定的工作岗位，技术性工人、半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各自有着相同的政治趋向。*
　　在该项研究中，我着力于普通形式的集体行动——罢工——并且以此作为探索政治变动的工具。罢工可由一系列经济的与社会的原因导致：要求增加工资、抗议工友被解雇，或是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但罢工也可以是政治形势的直接反映。工人们可以拒绝工作，以表示对当局的抗议，或者，作为对企业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的一种反抗。罢工领导人掌握着公开举行政治罢工的许多借口。而且，领导者可以依仗人数之众取得成功。大量比较性研究表明，政治立场不同者，各分营垒。要了解民众的政治动向，就要了解民众的习惯和意愿，如同要了解其文化背景一样。
　　为什么要选择罢工作为研究工人政治的不二途径呢？我要向读者做些解释。毕竟，大量“新”工人史之出现，远离工会和罢工，将工人政治之定义宽泛化。同样，在民众反抗问题研究中，总的趋向是关注影响不大的“日常反抗”，避免关注公开的、有组织的抗议。（11）尽管这种研究充满同情心，将眼光放在更为普通的民众行动之上，但是我仍然注重研究公开的反抗。正是因为其影响面广的特征，罢工之类的对抗，比起旷工、偷窃、怠工或毁坏机器等“小打小闹”，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效果。而且，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 Conin）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临时罢工中，比起其他方式，个人的冒险和破坏，为产业斗争形式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决定个人态度和行为的指示器。”（12）正如米切尔·佩罗（Michelle Parrot）在其研究法国工人骚乱之颇有深度的著作中所揭示的那样，罢工既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为改变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刻意进行的努力。语言与符号深印在工人的头脑之中，在工人为其自身利益开展“合理”斗争时，他们会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13）幸好，有关上海罢工的资料丰富而有用，其他国家有关罢工的高质量研究为我们对此种形式的反抗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特别有效的帮助。
　　在工人的武器库中，罢工是惟一的武器，而且也是一种特别有效而重要的武器。*其价值超出了罢工者针对特定企业采取行动的实际经济成本，因为罢工常常招致政府干预。即便罢工只是基于经济要求，以一种有秩序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也常常是在政府调停下得到解决。由于工业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使罢工具备了独有的政治特性。如果有人有意探讨社会反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作用，罢工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最新研究认为，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工人在参加了成功的集体行动之后的伴生物。（14）以此为出发点，罢工及其他公开示威不是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果，而是前提。如同戈登·马歇尔（Gorden Marshall）所说：

　　过分强调建立于阶级行动之上的阶级形象，也许可以归因于学者们广泛持有的信条，即在男人和女人可以改变社会之前，先让他们理智地包围社会可能是必要的，这一前提并未得到阶级行动历史的证实——无论是以革命的还是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觉悟产生于社会行动，也在社会行动中发生变化。（15）

　　本书分三个部分，我将从三个不同的但又密切联系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的行动加以探讨。在此过程中，我将力求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对有关有关问题加以综合研究。第一部分着重于民间文化（限于祖籍故土），这是一个主要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竞争方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在第三部分，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了业社会学范畴。我认为这三部分决不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对政治的研究脱离不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后果——从一般抗议到现代政府的形成——均建立于普通民众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之上。
　　本书将尽力探求工人阶级分化演变的原因（从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的角度），探索此种分化对于政治动员（或党派）的影响。如此，便可为分析工人在现代中国政府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打下基础——这是本书姊妹篇的任务。中国政府——皇权主义的、共和主义的以及共产主义的——往往被冠以“专制”、“官僚”、“自行其是”、“极权主义”等名目。这种指称给社会力量以最小的空间。相反，我的这项研究将强调地方社会——尽管四分五裂——对政府演变的能动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镇压浪潮滚滚不断，每次镇压均接踵于民众抗议之后，其中工人斗争是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承认，政府的镇压表明了对民众参与（政治）的严厉限制。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政策本身也正是在作为对此种参与的反应中形成的。尽管结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想象中的天堂相去甚远，但却证明，工人的政治影响远比引导我们去探索的新生代工运史研究者所想象的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