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1987）

第二部分 国家、世界秩序和生产关系


↘现代国家和18世纪的国家体系
↘未能成功的复辟霸权
↘自由主义秩序的出现
↘自由主义国家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巩固
↘关于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改变的分析性论题


　　新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通过国家行使权力而得以确立。国家还就社会的发展方式做出选择。而另一方面，国家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又受着世界秩序对国家的影响。因此，要想解释生产关系的改变，就必须研究国家和世界秩序。这些是第二部分的论题。
　　前文已经讲过，只靠国家的一般性概念无法充分解释国家的行动。要明白过去世界中的真实情况，就必须研究不同的国家形式。区别不同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它们各自的历史集团的特点。历史集团在这里指构成国家权力基础的社会力量的组合。社会力量的组合方式确定了国家作用的界限或范围，以及国家行动的运作方法。换言之，它确定了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或称国家利益。国家形式的概念意味着，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一些国家是以相似的社会力量组合为基础的，是为相似的国家利益所驱使的。
　　【106】我主要想探讨的是国家如何决定对生产的组织。即使国家不直接参与组织生产，也会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惯例和政策的框架来对其施加影响。国家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把生产社会关系的某一种方式定在首位，还推动建立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之间主导—附属的关系组合。附属方式向主导方式转交盈余，因而造成积累，于是国家也就对积累过程发挥了影响。
　　国家可以动员和引导社会的能量来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或创立全新的秩序。国家和社会之间一旦建立起平衡，国家即从社会中吸取资源，并使用这些资源来维持社会，保证它的延续。在社会动乱或社会革命期间，当一个新兴的历史集团对老的历史集团提出挑战并把它取而代之的时候，国家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就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更有创新精神。
　　社会革命不是来自外部的突发事件，而是国家内部发生的改变，是用一种国家形式取代另一种形式。这样的改变是通过政治活动达成的，比如，组成了新的政治组织或政党，有能力动员起足够的物质和思想的力量来改朝换代。所以，第二部分探讨的第一个论题是：生产关系的形成是由国家形式的改变所决定的。而国家形式的改变就必定意味着一个历史集团被另一个历史集团所取代，一种国家利益让位于另一种国家利益。
　　由国家利益决定的问题很多，生产的组织方式只是其中的一个，迄今尚未受到研究国家利益的评论家们的重视。国家利益通常指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和追求。这是国家利益的普通意义，在这里所讨论的生产方面的应用则是它的派生意义，两者必须联系起来。国家利益的对内和对外的应用是始终一致，不可分的。一个国家对内管理社会，在与别国打交道时维护自己，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两者之间有着实际的联系。
　　国家利益和现代的国家制度共同出现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107】在其他的历史时期，世界上别的地方也有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各踞一方的情形。在中国、伊斯兰和早期美洲的文明史中，都有过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阶段交替出现的情况。14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哲学家兼政治家伊本·赫勒敦[*]曾就这种权力组合的更替进行过思考。与他同时的中国政治理论家们也对此作过研究。他们从城市人口或游牧人口的相对重要性的角度来解释权力组合的变化，或者用农民对统治阶级剥削的忍受程度来作为解释的基础。15世纪和16世纪时的欧洲却有一点新鲜之处，那就是在经济变革的背景下建立了国家制度，把财富聚集到权力中心，面这些权力中心最终把聚集起来的财富注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欧洲发源，进而扩展到了全世界。
　　国家制度提供了框架，在这个框架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其内在动力的推动下发展运作，产生了世界经济。开始时，在商业主义时期，国家通过国家垄断和贸易限制确定了政治界限，把世界经济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到19世纪中期，在世界上最大强国的倡导和政治支持下，世界经济取得了自治。它的法则开始影响国家政策，其具体的方法是以伦敦金融区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的运作。20世纪中期，世界经济又达到了一个新阶段。生产的组织达到了跨国的规模，国际生产和国际金融一样，对国家构成了限制，但也提供了机会。在本世纪中，欧洲的力量有所减弱，世界权力的中心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欧洲这个世界经济的发起者成了全球戏剧中的一个次等情节。
　　若要解释19世纪以来的世界秩序，就必须考虑到国家间制度和世界经济这两个因素。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与生产的关系是由【108】该国的历史集团所确定的，那么，在它的外部，这个国家（包括它与生产的关系）则受着世界秩序的束缚。世界秩序的压力表现在军事和金融的方面，也表现在一国的统治阶级与国外阶级的联系之中。这些因素影响着历史集团的组成，并通过历史集团确定了一国生产政策的范围。
　　国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在研究国家形式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与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相关联的。第二部分阐述的第二个论题是：它们二者是齐头并进的。新的国家形式的出现与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紧密相连，两方面的变化同时发生并互相加强。在解释生产的变化时，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的变化都必须考虑进去。
　　在研究世界秩序的变化的时候，霸权式和非霸权式结构的更替尤为重要。英国和美国霸权下的国家间体系都是任随世界经济自由扩大。世界经济明显地影响并制约着国家与生产在国家内部的关系。在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之间那段时间出现的世界秩序是非霸权式的，较为动荡不稳。在这样的秩序中，国家间体系重振权威，把世界经济的影响置于它的掌管控制之下。至于国家和世界经济各自的重要性有多大，近来的研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20世纪60年代在北美风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各种政治体系彼此独立，各自从古老的形式演变到现代的形式，其间不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样的理论低估了外部环境对国家的限制。与此同时，它假设政治体系的演变最终只有一个结果，即演变为面向市场的多元化现代工业国家。这使它成为一种宣扬世界经济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源于拉丁美洲，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开始流传到全世界的依赖理论则专重世界体系，认为国家和国家社会不过是在饰演它们【109】根据自己在世界体系中所占的位置所应担任的角色。这样的理论低估了国家在打破相对力量平衡和改变社会形式方面的能力。我在本书中提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这些因素的性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着当时的世界秩序结构的影响。
　　以下各章研究了先后三个世界秩序结构，并在此范围内探讨国家形式的变化以及它所造成的生产关系格式的改变。这三个结构是：（1）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的来临（大致从1789年到1873年）；（2）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1873—1945年）；（3）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第三个结构中，两个正在发展的进程尤其值得阐述，其中一个影响着世界经济，另一个影响着国家间体系。它们是生产的国际化和国家的国际化。每一个世界秩序结构中都有新的国家形式，新的历史集团和生产关系新的组成方式出现。第二部分就是要对这些变化之间的联系提出解释。
　　对历史进行这样的反思，归根结底是为了看一看，从中辨析出来的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那些影响着世界秩序、国家和生产关系的各种事件。这些问题将在第三部分进行研究。

第五章 自由秩序的来临



　　15世纪和16世纪期间，中世纪时统治全欧洲的罗马帝国和教皇制已趋衰落，现代国家开始出现。1648年，达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三十年战争宣告结束。至此，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国际环境已经完全形成。经过整个18世纪，这群国家的运作方法，如力量均衡和商业主义，逐渐固定为惯例，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清晰可见的世界秩序结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历次战争严重动摇了这一制度，成了促进后来世界秩序变化的催化剂。战胜国联盟在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上本想恢复18世纪的制度，但后来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是以英国所信奉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则为基础的。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这些原则融入了英国的惯例，其他大国也竟相效仿。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国家间制度的基础上，世界经济日益扩大。它通过集中在伦敦金融区的私营机构进行运作，这些私营机构则与英国国家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紧密相连。这个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来临代表着国家结构、历史集团和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第一次重大的改变，痕迹至今尤存。
　　【112】

现代国家和18世纪的国家体系


　　从14世纪开始，欧洲陷入了长时期的动乱，原因是前两个世纪的经济成长和人口增加的趋势发生逆转。饥荒和瘟疫造成人口减少，生态恶化，资源的增长陷入停滞，甚至开始下降。封建统治阶级争夺这些资源的斗争开始激化。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加剧，领主们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东欧和西欧的阶级斗争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东欧，通过所谓的新农奴制，对农民的压迫更加严酷。在西欧，农民争取到了相当大的独立，虽然供养统治阶级的负担仍然完全压在他们的身上。在16世纪期间，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君主逐渐控制住了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这些君主形成了现代国家的核心，也是我们所知的国家和国家制度的发源地。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古典思想的复兴加强了世俗的精神，这种精神反对神授法和自然法所号称的超越国家的权力。艺术和建筑也体现出以领土为基础的新型权力。宗教的象征被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于是，宗教从促进世界大同的原则变为各个国家用以团结民众的方法。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阐明了国王的宗教即为国家宗教的原则，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再次予以重申。罗马法的复兴确立了国家的权威，新的主权政治理论也宣布了这一权威[1]。
　　国家意义总的表现为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这个概念随着国家11的出现而出现。国家利益是一种政治逻辑，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对内需要采取何种行动来创立并维持国家制度，以对付分裂和削弱国家的威胁，也决定着它如何对外捍卫并促进国家的利益。那瓦尔的亨利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了法国的利益放弃新教，皈依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的斐迪南二世皇帝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安排通过法律程序谋杀了他手下的阿尔布雷克特·冯·华伦斯坦将军这最后一位独立的军事家。华伦斯坦遇害后，手下的部队即归属于奥地利国家的指挥之下。国家的具体利益超越了自然法和神授法的普遍性概念，成为行动的最終标准[2]。
　　若干个权力集中的领土国家的出现造成了全欧洲范围内的力量均衡，这种均衡成为管理国家关系的一种机制。15世纪期间，意大利各邦国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力量均衡的制度。那时，它尚未受到太多的外来干涉，因为可能人侵意大利的国家当时都处于动乱之中，自顾不暇。意大利人发明并发展了权术和外交的技巧，它们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即将进入16世纪的时候，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侵入意大利半岛，意大利的好日子就此结束[3]。随着查理五世皇帝重建基督教大一统梦想的破灭，力量均衡扩展到了全欧洲。
　　旧制度下欧洲的国家间体系在18世纪臻于成熟，阿尔贝特·索列尔对其做了最准确的描述[4]。公法的概念不再能约束国家的行为；建立基督教国家共同体，使其凌驾于土地领主之上这一中世纪时期的理想已荡然无存。不能用国家以外的任何原则来对一个国家进行评判。国家间往来的任何惯例，如外国使馆不得进入，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归根到底，这些惯例是否得到遵守，要由各个国家自己决定。关于国家恰当体【114】制的一般性思想完全不受重视。对18世纪的治国者来说，意识形态或体制的标准是完全陌生的概念。那时，的确存在着不同体制的国家——共和制、贵族制和君主制。然而，决定一国在国家间体系中地位的惟一标准是看它能否迫使其他国家承认它的力量。国家间思想理念方面的近似在外交关系中不起任何作用。一个国家的惟一目的就是自我保全和扩张，它的竞争对手则可能会通过煽动这个国家的内部冲突和革命来削弱它的力量。事实上，对1789年法国发生的动乱，欧洲其他国家总的来说持乐观的态度，因为这使得法国这个国家间体系中的强大成员遭到了削弱。国家的领土扩张则受到国家间制度的限制。索列尔对这种力量均衡做了概述：
　　“……所有强国均同意，它们中间的任何一员都不可超过别国。若一国独吞大部分好处，其他竞争对手就会立即组成反对它的联盟。因此，大国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商业的联盟：各国都努力保全现有的财产，并按自己在商业中投入股本的比例收取利润，禁止联盟中任何一个成员控制驾驭别国。这就是所谓的力量均衡，又称欧洲的均势”。[5]
　　18世纪的力量均衡制度是纯粹的力量均衡，正如19世纪的经济是纯粹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一样。
　　推动建立国家君主制，实现中央集权的力量是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军事技术的进步与封建作战的乱无章法越来越格格不入。大炮的猛烈火力、碉堡的计划和建造以及有效使用训练有素的步兵，这一切都需要统一的指挥、专业的精神和稳定的资金。封建军队既难控制，又不可靠，于是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由为国家服务的贵族担任军官，士兵则是主要从欧洲的边远地区（瑞士、苏格兰、爱尔兰、阿尔巴尼亚，等等）招来的雇佣军。这些雇佣军直接由国家招募（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华伦斯坦这样的独立承包人负责招兵），因此，由国王独揽大权的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可以拥有军队，又不必为自己的农民提供武装。国家和专业的常设军队是同时产生的[6]。
　　【115】这个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发明还产生了经济的后果。因为需要动员战争所需的资金，所以国家担负起了新的经济职能。中世纪时，国王要打仗的时候，就从资产阶级商人那里借钱，雇用雇佣军的指挥官，由他们自己去招兵买马。还债时则是靠从贵族、教士和城镇居民那里挤出足够的资金，或者欠债不还，强迫债权人放弃还债的要求。后来出现的这一批新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更为稳定的财政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支常设军队，才能参加国家间的权力角逐。
　　17世纪时，新国家们遇到了一场财政危机。它们应付这场危机的成与败预示了它们各自力量的兴与衰。西班牙尽管拥有来自新世界的大量宝藏，却没能建立国家财政的坚实基础，最终导致它失去了欧洲第一大国的宝座。17世纪时，英国的内战和宪政斗争的焦点都是财政控制权，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斗争。英国国家对财政的卓越管理使得它在18世纪的英法战争中占了优势。在筹集战争所需资金方面，英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加迅速有效[7]。
　　治国者努力通过贸易赚取货币，并鼓励在国内生产战争所需的物资和设备。海外探险，加之欧洲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开辟了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可能性。各国都争取建立并保护自己在贸易、资源和殖民地等方面的垄断，作为对国内力量来源的补充。后来的人把这种为加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的专门措施称为商业主义。17世纪发明的国债把中央政治权力和商人财富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商业交易性的东西，而归还国债则需要稳定的税收收入。[8]
　　17世纪和18世纪的国家进行经济干预往往是眼高手低，意图远远超过了能力和实际的结果。国家管理最有效的地方反而是国家最无为而治的地方，像在英国。在国家干预较多的地方，却由于鬻卖官爵的陋俗和税款包收所造成的浪费而处处掣肘，法国就是例子。导致法国大革命【116】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就是由于国家财政即将破产引发的[9]。然而，尽管如此，国家还是通过各种商业主义的措施扶植了商人财富的积累和制造业的发展。商业主义在加强国家力量方面的作用有限，但在社会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经济效果[10]。
　　旧制度下欧洲的历史集团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路德维格·德希欧使用两类国家来分析16世纪欧洲的权力政治：一类是大陆型国家，其中的典型先是西班牙，后是法国，再后来是德国。另一类是岛屿型国家，先后由威尼斯、英国和美国为代表[11]。与这两种政治概念相对应的是两种历史集团的格式。
　　17世纪的法国君主制是绝对君主制时代中大陆型国家的典型。从土地官僚制（agrarian bureaucracy）这个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阶级由新老武士贵族，包括官员和专业人员的法律界贵族共同组成。他们的力量来自土地。农民既要向地主直接缴付地租，还得向国家付税，但实际上税收也是用来供维持国家的贵族阶级所用的。贡税完全由构成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担负[12]。农民—领主型的生产关系在缓慢地朝着家庭耕作的方向发展，直到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封建义务，把农民确定为个体小农经营，这一进程才告完成。为了国家的需要，土地官僚制也培养了一些使用雇佣工人的工业。
　　岛屿型国家的力量来自贸易，其历史集团反映了商人阶层财富的力量。在西班牙这个大陆型强国的全盛时期，半岛屿型的荷兰共和国成长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荷兰的商人寡头统治集团与地区贵族结为联盟，因此而受到保护。到了17世纪第一个十年，荷兰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取得了独立，确保了新生的世界经济的生存和成长。英国是完完全全的岛屿，它与荷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中有共同的利益，但又与荷兰争【117】夺对世界经济的统治权。当西班牙或法国威胁到商业帝国的核心利益时，荷兰和英国会联起手来与它们对抗。但当大陆平静的时候，它们两国彼此之间又在海上互相作战。17世纪后半叶，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自此雄踞此位，直到19世纪结束。商业主义创造了英国的国内市场，为英国的贸易扩张提供了基础，英国才因此而占了阿姆斯特丹的上风。随着阿姆斯特丹的落败，以城市为基础的大商业体系乃成绝响。
　　在英国，自从内战时期开始，就像在荷兰一样，商业利益成为决定国家政策时最重要的考虑。商业利益与土地财富相互渗透，共同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英国的制造业不像法国工业那样依赖国家的支持和垄断特权，而是更加依靠积累的投资财富、可供雇用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家市场，通过在这个市场上出售产品来获取利润。在英国，附属于领主的农民几乎完全消失，代之以独立经营的农场和规模更大，技术经过改进的农业生产。行业的专门化，或称分工，比欧洲大陆发展得更快[13]。
　　旧制度的历史集团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国家形式、生产关系和国家间制度的变化。
　　首先，国家通过商业主义的政策帮助了私人财富的积累。与此同时，无论是国家利益，还是牢牢植根于商业主义的商业利益，又都坚决反对采取进一步措施来解放财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这些进一步的措施包括把土地和劳动力变为商品，取消商业主义对市场的限制，使其不致妨碍资本积累。这个矛盾在岛屿型商业主义国家中最为突出。
　　第二，土地官僚制国家的生产基础日趋不稳。农民—领主的关系已大为削弱，但国家和统治阶级仍然几乎完全依靠从农民身上榨取的盈余【118】来维持。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民对国家权力的反抗日益增大。相比之下，商业主义的岛屿型国家倒是比较成功地把国家和统治阶级的经济转移到了更为牢靠的基础之上。农民对于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反应彻底击碎了已经在压力下不胜负荷的历史集团。
　　第三，历史集团在民众当中没有基础。到18世纪的时候，土地官僚制国家的国家利益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宫廷在与其他宫廷的军事—政治关系中所遵循的逻辑；商业主义的岛屿型国家则把为商业利益服务的海军力量作为国家利益。它们两者都忽视了国家力量的内在逻辑，即人民在政治上的支持或对政府权力的默许。在欧洲国家形成的阶段，这些本来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对国内方面不予考虑的国家利益不可能清楚地意识到它在国内的基础已经是摇摇欲坠，因此也不可能对将要动摇它的风暴有所准备。法国当局完全没有料到召开三级会议所释放出来的危险。英国在动员反对法国革命方面较为有效地镇压了民众的不满，但对于民众运动的深度也深感意外。
　　第四个矛盾涉及旧制度的世界秩序。18世纪期间，思想领域中出现了一种世俗的大同精神，向力量均衡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力量均衡靠各国相互冲突的利益所维持，而这种新的精神则设想建立一个由国家支持，受规则管理的合理的世界秩序。一位美国学者写道，18世纪的哲学家们在努力用理性的材料建立圣奥古斯丁的天堂之城[14]。伊曼纽埃尔·康德指出，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其各个组成部分也必须尊重法治。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重新发现了经济过程中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显示了崇高的上帝对人类的慈悲，或者应该说，它们显示了那个被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被黑格尔称为“理性的权谋”的世俗化了的上帝的慈悲，为实现世界经济使各国致富这一理想，缔造永久的和平是必要的政治条件。这与当时世界上力量均衡的政治—经济现实和商业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永久和平和各国共同致富是资产阶级的憧【119】憬，而旧制度的历史集闭似乎在限制着资产阶级的壮大[15]。

未能成功的复辟霸权


　　阿尔贝特·索列尔认为，拿破仑战败后，1815年维也纳和会上确定的安排其实是企图重新把公法的普遍原则引入国家间制度中去。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一制度纯由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所推动。索列尔说，这是战胜国对于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动荡及其思想在全欧洲传播的集体反应[16]。从那以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一政治的国内方面就成为了对国家间关系管理的一部分。欧洲不仅是一个国家间体系，而且还应当被看做一种社会秩序。对战胜方来说，捍卫社会秩序与维持国家间的平衡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为打败拿破仑的法国而建立起来的大同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联盟。它既包括英国这个岛屿型商业主义国家，也包括东方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俄国和普鲁士，最后还有奥地利。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新农奴制结为联盟，共同反对一个给了西欧和南欧封建主义的原则和法律基础以摧毁性打击的政权。
　　法国在欧洲各处攻城掠地，大大刺激了大同盟的东方成员国的民族抵抗精神，但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反对拿破仑斗争的胜利是经济上的成就。同盟国的军队都是由英国提供资金援助的。拿破仑对经济的威胁着得很清楚，并试图通过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通商来予以反制。他以为这一招成功了，以为到1814年的时候，英国的资金已经山穷水尽。然而，那一年，英国的每一个主要盟国都有15万军队在接受英国的援助。【120】此外，英国自己还有22.5万人的大军，其中只有7万人是英国人，其他都是从外国雇来的。由于盟军的前进，英国贸易得以进入北欧，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提供军援的压力[17]。大陆型强国，即使是经过拿破仑改造革新过的法国，也不如岛屿型商业主义国家能如此有效地动员起作战的经济手段[18]。
　　打败拿破仑后所作的安排解决方法以塔列朗提出的思想为基础。战败的法国没有多少谈判筹码。塔列朗之所以能重新为法国获得世界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是因为他能在人们所接受的前提的基础上据理力争。他所依据的原则是合法性。关于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希望为法国和欧洲达成的目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欧洲最大的需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去除篡权僭越，恢复合法性的原则。这是解决欧洲一切罪恶的惟一办法，也是防止它们重演的惟一办法。”
　　塔列朗又写道，合法性不应只是被看做对国王权力的保护，“……最重要的是，它是实现人民安宁幸福的必要条件”。合法性可以是君主制的，也可以是共和制的，可以是继承而来的，也可以是选举产生的[19]。按照塔列朗的观念，合法性并不是为了复旧而恢复以前的秩序，而是要在当时厌战的世界中找到达成协议的基础。在为合法性提出的理由中，安宁被放在比幸福更重要的位置上，当然可以说安宁会导致幸福。一个篡位的政权因为不合法，所以是一个既胆怯又可怕的政权——它因为自己不合法而惶惶不可终日，又使它的属下百姓和邻国感到害怕。这样的政权因为恐惧而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篡位的拿破仑没有能力实现和平。只有复辟的波旁王朝才能为法国带来和平，但塔列朗建议，复辟的君主制应该是宪政君主制，不是绝对君主制。合法性的原则可能会带来必要的改变。对整个欧洲来说，这一安排应当消除武力征服的结果，恢复在公认的先例和公法中有据可循的政权和疆界。
　　合法性不止是一个战败的大国为了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使用的外【121】交手腕，尽管塔列朗利用这一原则出色地维护了法国的利益。此外，它还是一种意义更加广泛的政治原则。不过，这一原则只是部分地得到了阐述，被以一种普遍适用的方式提出，掩盖了它在19世纪早期社会中基础的不稳。这条原则用来适用于欧洲的上层建筑，但在处于巨变中的欧洲社会中，这一上层建筑是难以长期维持的[20]。
　　英国政府具有充分合法性，但它对合法性的原则最为不屑。英国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认为它不过是权宜之计。然而，英国人坚信应当在欧洲恢复普遍的公法制度[21]。英国外交家所鄙视的是合法性的理论，不是它的实施。
　　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沙皇对合法性原则持较为欢迎的态度，但对它有自己的解释。亚历山大的立场是理论和社会实际相脱离的最为极端的例子。这位统治着所有俄国人的专制君主声称支持自由思想，西欧的自由派也确实对他寄予厚望，盼他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在他的言词和行动中，可以看到自由思想和专制镇压两者的混合。哈罗德·尼科尔森（1947年）对他作了这样的描述：
　　梅特涅所简洁地称为“沙皇思想的间歇性发展”其实是他在那段时间内的真心想法。他的政策之所以如此莫名其妙，是因为虽然他会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理论之间剧烈摇摆，但是他总是努力做到言行一致。由于他在一套理论的影响下做出的保证和他根据另一套理论认为需要采取的行动互不相容，于是，他经常陷入一种接近病态的混乱，试图同时把刚刚抛弃的理论和刚刚采纳的理论一起实行。因为他的行为前后矛盾，所以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明显的印象，认为他反复无常，善于掩饰[22]。
　　亚历山大有精神分裂症，又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精神分裂症更加强了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政治是统治者的意志，是与权力的物质条件【122】脱节的。如果这个意志乱作一团，自相矛盾，那么它与现实的脱节就更为明显。根据亚历山大的倡议，合法性的原则变成了神圣同盟，这是君主们之间建立的契约，要求他们根据基督教的规定互相帮助，维持彼此的统治。卡斯尔雷可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把神圣同盟视为“十足的空想和胡闹”[23]。神圣同盟的政治效果完全是反动的，它成了采取联合行动，镇压西欧和南欧的自由运动的借口。
　　在战争期间，卡斯尔雷和他的导师皮特一样，认为欧洲的重建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一起作出保证，保证执行载于一项总和约内的全部条款。等到这个想法在沙皇的脑子里发展为神圣同盟的时候，卡斯尔雷的思想已经变了。他设想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会议制度，盟国可通过开会达成协商一致，来对欧洲的秩序进行必要的调整。然而，卡斯尔雷认为，这一制度只能处理外交问题，不应介入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他在1818年就亚琛会议给内阁的备忘录中写道：“最不道德、最有害于政府名声的莫过于滥用（同盟）的集体力量去支持一个已经确立的政权，却毫不考虑这样做是多大的滥权。”[24]当沙皇在1820年和1822年两次代表神圣同盟威胁要对西班牙进行军事干预，镇压那里的反君主革命时，卡斯尔雷都重申了这一警告[25]。俄国这位理想主义的专制君主坚持要动员起政府和舆论，来捍卫基督教永恒的原则，击败雅各宾革命的邪恶幽灵。英国这位注重实际的头号保守党人则竭力维持一个通过谈判达成协商一致，同时又可能促成变化的机制。亚历山大以为盟国们都意见一致，但事实上这种一致并不存在。卡斯尔雷所设想的机制实现的可能性日渐渺茫，因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关系的变化使得协商一致更加难以达成。在西欧和南欧，旧制度的历史集团只恢复了一部分。在复辟之后的【123】十年间，它们受到了新兴的反霸权力量的挑战和改组。在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只靠外交是无法建立霸权的。到1822年，卡斯尔雷培育的谈判机制已经不能再有效地执行欧洲的集体意志了。

自由主义秩序的出现


　　自由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一起出现的。它们通过资产阶级在英国建立霸权和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登上霸主地位而形成。英国应对力量均衡的能力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新形式的国家要巩固下来，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保证安全，没有外来干涉。力量均衡为英国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喘息的机会。
　　至少从七年战争（1756—1763年）开始，英国的政策就不仅承认力量均衡是外交生活中的现实，而且还利用它来保持欧洲各国之间的分裂，以便把英国的商业和帝国的利益进一步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方[26]。拿破仑打破了力量均衡，把欧洲大陆置于法国的宗主权之下。英国地处海岛，海上的力量无与伦比。俄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它们两国成了联盟的基础，最终推翻了法国的统治。1804年，皮特应俄国沙皇的提议，提出了一份关于战后欧洲重建的备忘录，其思想基础就是要重建欧洲的力量均衡。卡斯尔雷同意并继承了皮特关于欧洲秩序的思想，在确定战后安排时努力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战胜国们同意联起手来，防止法国再次成为欧洲霸主，但为了保持均衡，法国的力量必须维持在与其他大国大致平等的水平上。而且，英国认为，必须采取防范措施，预防【124】俄国称霸。为此原因，卡斯尔雷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加强中欧——普鲁士和奥地利一一的力量，作为对俄国和法国的反制[27]。英国自己对欧洲没有领土野心，只想使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低地国家不受其他大国的控制，同英国建立紧密联盟。因此，力量均衡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确定这一政策时，卡斯尔雷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他尽量单枪匹马地活动，只向他的内阁同事们通报最起码的情况，尽量把一切都瞒着议会。他是托利党（保守党一译注）的重要成员，在利物浦勋爵和威灵顿公爵任首相期间，还担任过托利党的反动内阁在议会的领导。他完全不顾公共舆论，从不为赢得公众对他的政策的支持而向公众进行解释，或动员舆论。他连心腹知己都没有。他按照自己个人的意见为英国制定外交政策，内阁或议会对他没有任何约束[28]。然而，卡斯尔雷的政策与英国的经济扩张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配合得天衣无缝，尽管他对于国外自由民主运动的冷淡态度与英国国内越来越倾向于孤立主义，同情自由派的公众舆论格格不入；而且他对于商业和金融完全是外行，商业社会也完全不懂力量均衡。
　　首先，英国努力维持欧洲的力量均衡，结果使它在世界其他地方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英国的贸易越来越伸向欧洲、南美和美国。从比例上说，反而在大英帝国内进行得较少。比起与所有国家自由通商的权利来，形式上的帝国是不重要的。欧洲的力量均衡没有影响英国的“海上权利”，也就是它的航行自由和对所有船只登船搜查的权力。换言之，英国保住了它无可匹敌的海上霸权。皮特和卡斯尔雷在世界各地建立英国的海军基地，但为了帮助维系欧洲的力量均衡，他们愿意在殖民地的【125】问题上做出妥协。对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卡斯尔雷愿意先迈出第一步，给予商业上的承认，以确保英国商人能够去做生意。作为第二步的政治上的承认则暂且推迟。他的后任坎宁迈出了这第二步。坎宁还为美国总统门罗宣布门罗主义铺平了道路，而门罗主义实际上保证了南美对英国的经济渗透敞开大门。在商业问题上，无论是在南美还是在欧洲，卡斯尔雷都争取实现这些地方对所有国家的开放，而不只是为英国一家谋取特别的好处。在这方面，他弃18世纪的商业主义而取19世纪自由贸易的观念。在一个贸易开放的世界中，英国在工业和金融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它占有相对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决定性优势[29]。
　　第二，力量均衡使英国不必在欧洲驻军即可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从财政角度来说，是一项代价较低的外交政策。在战争期间，卡斯尔雷利用英国雄厚的财务基础，向盟国提出慷慨的援助，以此换得政治上的好处。向盟国提供的是补贴，不是贷款[30]。然而，这给英国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也成为战后时期政府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限制。政府为了筹措战争资金，从英格兰银行借债，这是一家私人银行，持有政府的特许，有权管理公债并发行钞票。战争期间，中止了把钞票换成硬币的做法（以防止私人手中持有的政府公债换为黄金），并开始征收所得税。实现和平之后，所得税被废除，但政府不愿意恢复使用硬币支付的做法，因为政府需要向银行进一步贷款，以维持公债，公共开支几乎二分之三是用来还国债的。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著名理论说，商业利益要求回到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因为这是世界贸易的必要基础，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就需要采取严苛的措施来清偿债务。另一方面，纸货币不受黄金的制约，因而造成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使支持托利党的乡绅们大为受益。最终，商业利益和稳定货币的要求占了上风。1819年，讨论决定【126】恢复硬币支付法的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原来支持农业利益的年轻的托利党人罗伯特·皮尔（就在那一年，李嘉图为自己买到了议员的位子）[31]。这一决定标志着英国的国际商业地位对国家政策的限制。
　　第三，通过防止神圣同盟的干涉主义，英国的力量均衡政策消除了西欧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向着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方向发展的外部障碍，也为南美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取得独立（和商业的开放）开通了道路。力量均衡使新兴的社会力量得以发展起来，造成政治的变化。
　　卡斯尔雷虽然身为贵族，但他推行的外交政策是为了促进英国这个岛屿型商业主义国家的利益，并不是有意识地为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不过，英国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家们倒是提出了一套以阶级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理查德·科布登对力量均衡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应以裁减军备和自由贸易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推行这样的外交政策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曼彻斯特学派把世界市场奉为衡量政策的首要标准。他们认为，在世界各地自由通商要比大英帝国的形式重要得多，并把稳定的金本位货币看作世界贸易体系的关键。在这样的思想的基础上，他们自然同情海外争取独立的自由和民族主义运动。结果，英国的激进派倡导的外交政策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奉行干涉主义，支持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但又由于经济原因而拒绝增加军费开支。经济很容易就压倒了意识形态，激进派用自由贸易的世界不再需要武力这一神话解决了这一难题[32]。负责管理外交政策的贵族保持着较为现实的平衡。他们在欧洲推行强势政策，但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治，而是要维持力量均衡。只要大陆各国力量基本相等，这一【127】平衡就能维持；只要英国的力量，尤其是财政力量，比别国都强，它就能发挥管理这一平衡的作用。这一政策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目标，尽管资产阶级的发言人们不喜欢它。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永久和平是实现分工、增加各国财富的基础，力量均衡则是19世纪用以代替永久和平的一种实际办法。
　　卡斯尔雷的继任者们虽然改变了他的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风格，却保留了它的实质。坎宁和在他以后的帕默斯顿在对自己合适的时机都曾以自由派对欧洲革命运动的同情为根据，公开反对神圣同盟，但他们一直把力量均衡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从不让意识形态的偏见影响行动。卡斯尔雷则毫不同情革命运动，他反对神圣同盟几乎是带有歉意的，也从未唤起过公共舆论，更别说遵从了。两者的实际效果是相似的[33]。然而，需要动员公众和议会对外交政策的支持是19世纪的新现实。卡斯尔雷没有意识到这个需要，这是他施行外交政策中的主要缺失。
　　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像自由主义国家一样，认为政治和经济各成一体，但彼此之间又有着根本性的协调一致。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被看做各国致富的条件，这是工业家、商人和金融家们的活动领域。国家和国家间制度的责任是维持世界经济的开放，同时又不干涉各个经济作用者的活动。这就是用来修饰国家和世界秩序的“自由主义”一词的含义。由于英国的特定环境，自由主义与政治多元化和议会制政府联系在一起。但其他国家的政权在专制统治下也实现了经济和政治之间同样的平衡。按照上述的意义，两者都是“自由主义”的。
　　在英国的情况中，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仍然主要由贵族所把【128】持，经济则是资产阶级的领域[34]。管理外交政策的贵族明白，决定着他们活动余地的条件也正是资产阶级经济扩张所需的条件。这一点共同的理解，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分工，构成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霸权，而这又成为英国在世界经济中霸权地位的基础。
　　鼓吹复辟的合法性理论阻挡不住全欧洲二十年来的骚乱所激起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包括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年轻知识分子的反叛，他们成功地对旧制度的历史集团进行了反抗，因为力量均衡制度防止各国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镇压。“合法性”结果成了非法的。
　　在1830年以前，复辟势力企图落实政府之间承诺保卫现有政权的保证，但由于主要来自英国的反对而未能成功。1830年以后，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根本不可能联起手来帮助一国对付国内的威胁。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波兰和奥斯曼帝国都发生了政权更替。总的来说，这样的更替有利于建立自由主义国家，但它们还算不上民主的突破。民主仍是国家当局的大忌，被看作对财产和权力，经济和政体的威胁。1848年，自由主义革命者们面对民主可能产生的后果，犹豫畏缩、裹足不前，而这些革命运动的失败进一步加强了统治集团和那些得益于它们的统治的群体对民主的畏惧。对民主的这种恐惧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节制因素。各国不敢彼此相逼太甚，以免促【129】成革命[35]。
　　这一切造成了长时期国内和国际的力量平衡，这对自由主义是有利的。这样的情况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宣告结束，因为政府认识到，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促成政府和民众团结一致的力量。各国的民主力量以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打破了自由主义的平衡，国家因此可以放心向别国叫阵，而不必担心会酿成国内的不满。国内团结助长了国际冲突，而国际冲突又帮助造成了国内的团结[36]。
　　在自由主义时代，国家得以向着自由主义的形式转变，世界经济能够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扩张。前者的关键是英国对力量均衡的掌握，后者的关键则是英国无可匹敌的海上力量[37]。

自由主义国家


　　自由主义国家形式的出现，如同任何国家形式一样，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是把这一形式当做一个典型类型，列出它的特征，看一看历史上某个具体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与它相符合。典型类型显示了国家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职能，设想国家为了达成社会和经济的某种结果会从事哪些活动。但它无法解释这一形式的国家是如何出现的，或者会发生何种改变。另一个角度直接对国家的存在提出解释，把国家视为政治斗争的产物。这就涉及历史集团的形成。这两个角度互为补充，不能从中只选其一。典型类型可以是新的历史集团的规划草图，也可以是已确立的历史集团霸权性思想的缩略。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与19世纪早期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改革运动实行的措施结合在一起，就是自由主义国家典型类型的写照。亚当·斯密提出的公民社会的理论是以如下的信念为基础的：如果任个人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国家的干预只会妨碍这种自然的和谐，影响人民的安康。从这一理论中可以推想，国家若要致富，就需要给经济行为者以国内和国际上的自由，并去【130】除国内和国家间的暴力威胁。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于公民社会的看法没有那么乐观。他们更加明确地承认，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而资本家和工人一起又同地主阶级有冲突。但他们也同意，国家干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尽管对国家总的看法不佳，但是，公民社会要想扩大财富，还需要国家行使一些必不可少的职能。
　　首先，国家得排除封建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惯例遗留下来的对经济自由的障碍。这样的障碍很多，有不动产的限嗣继承权，它使得土地市场无法形成，还有国家给予垄断企业和公司的特权、保证同业公会管理生产的权利的法律、管理着劳工的雇用和工资的学徒法规和伊丽莎白时代的劳工法规、像《谷物法》那样的保护性措施以及为了维持贸易顺差、限制殖民地的商业活动和增加黄金储备而设计的整套商业主义制度。英国的改革运动把这些立法全部废除。在那些林林总总的价格控制措施中，只保留了面包法定价格，但经过伦敦的面包师们的请愿，它也在1815年被废除。在同一时期中，还废除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劳工法规和学徒法规（只有航海业仍保留了这些法规）。商业主义的保护措施有政治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支持，废除它们费时较久。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谷物法》、保护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蔗糖优惠制和航行法都被取消了。在法国，根据大革命期间发布的一项法令，在1791年就废除了行会制度。不过，在中欧和北欧，直到19世纪下半叶，行会和同业公会还牢牢地控制着手工业生产。1859年，奥地利确定了人民从事任何行业的自由。日耳曼帝国在1869年也规定了从业自由。手工艺人失去了原来的保护，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对自由主义怀恨在心[38]。
　　自由主义国家除了拆除现有的障碍以外，第二个职能是为货物和劳力的自由市场创造条件。在英国，商业主义政策为此铺平了道路，建立【131】了最大的国家市场，这成为英国在制造业中遥遥领先的首要原因。法国大革命消除了国内对商业的阻碍。1834年德意志联邦成员之间达成的关税同盟建立了一个广阔的经济空间。自那以后，市场扩大的进程就开始在国际间展开。先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于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预算中单方面降低了关税，后来，重要的国际水道上的各种限制得到了消除，比如，多瑙河在1857年取消了限制，罗讷河上的限制是1861年取消的。另外，还谈判达成了一系列降低关税，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商业条约，其中第一个是1860年英法之间的条约[39]。
　　比起允许货物自由流通的市场来，建立一个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直接地影响到生产的社会关系。英国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实行贫民救济法，要求各教区负责照顾区内的穷人。这部法令的意图在于防止穷人四处流浪，把他们固定在当地，置于由地主阶级所担任的地方治安法官的监督之下。18世纪晚期，斯宾姆兰的治安法官们把这种做法扩大为制度，后来扩展到全英国；根据这一制度，向地主们征收地方税，用这笔资金为穷人提供基本的收入，这笔收入是与面包价格的涨落挂钩的。
　　这一做法来自资本主义之前社会的父权式统治。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造成了劳动力分配的不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其他人都对它大加抨击，批评它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乡村人口的过度密集。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一些地主只付给雇农极为微薄的工资，其余部分则由外部救济来补贴，成为所有缴纳地方税的纳税人的负担。它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得雇农因水久依赖贫民救济而消沉绝望。
　　改革贫民救济法成了自由主义改革派的一个主要目标。这一改革由议会实施，于1834年颁布了新贫民救济法。新法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废除外部教济，把教济限制在济贫院之内；第二，有意把济贫院的条件限定得极为恶劣，使人宁肯接受劳动力市场上的任何工作，也不愿去领【132】取救济。这些改变实际上反映了对于贫困的态度的改变，开始把贫困看做个人的责任，而不是社会的责任。新制度废除了把穷人留在原教区或家乡的做法，因此而鼓励了劳动力在全国的流动（尤其是从南方向北方的制造业中心的流动）。除了减轻纳税人的财务负担以外，贫民救济法改革达成的首要结果是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与它相呼应的是废除了影响着工资和学徒制的旧立法。这样一来，国家既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又停止了对雇主同工人之间安排的干预[40]。劳动力市场被看做平等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这一观念，国家百般阻挠，不让工人团结起来影响劳动力市场[41]。
　　国家的第三个职能是确保货币的稳定。前面曾经提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曾一度中止金汇兑本位制，在1819年恢复硬币支付前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议。政府对货币价值的操纵造成了不同经济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农业生产者是中止金汇兑本位制的受益者，而持有资金，或者贷款给政府的人们则要求恢复金本位制。恢复硬币支付的做法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被指责为牺牲生产者的利益去讨好非生产者。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李嘉图所倡导的理论，企图通过责成国家严格执行金本位制，使它不能积极操纵货币。1844年通过的银行法达到了这个目的，把英格兰银行发行货币的职能同它的银行业务区分开来，通过法规把货币同黄金联系在一起。这一安排一直延续到进入20世纪以后很久[42]。
　　国家的第四个职能似乎与自由主义国家的不干预原则有所抵触。那就是国家职能的专门化和权力的集中化。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让市场机制不受干扰地运作需要强制性力量的保证，而要确保这种力量不会被用来帮助某个具体的利益，而是要保护整个制度，就需【133】要建立专门化的国家机器。在自由主义国家成长的那几十年间，各个层次的政府都经历了广泛的改革，公共服务不断扩大[43]。1829年，英国建立了一支新的机动警察队伍，由内政部直接管理。这支警察队伍先是在伦敦活动，后来扩展到其他地区[44]。为管理教济活动，执行新的贫民救济法，建立了专门机构；这个机构通过组建教区联合会，使地方政府的其他职能得以更加集中地得到履行。市政自治法令为中产阶级控制城市的地方政府提供了基础[45]。财政改革也加强了国家的权力。为了促进自由贸易而减少了关税，但政府收入的这一笔必须补回来。于是，1842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把原来只是战时暂行的所得税改成了永久性的税收。当时，自由主义的英国的政府开支是沙皇俄国的四倍[46]。自由主义国家并不虚弱。它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旧制度国家。
　　自由主义国家的第五个职能是动员资本。这既包括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包括制定法律，鼓励私人资本的形成。亚当·斯密承认，一些对于市场的运作来说至关重要的公益事业，私人做不到，国家却能做得很好，比如，建造道路和港口。他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在进行这样的公益事业时，国家应尽量模拟市场的运作方法，只执行需求量大的项目，成本不能太高。在自由主义国家时代，公共邮政、铁路、司法和教育体系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颁布立法，以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股公司的形式限制赔偿责任，以此来鼓励私人资本的形成。合股公司原来一直是公营垄断，现在却成为不受国家控制，为私人日的服务的资本组织形式[47]。
　　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国家自主权的问题。他对那些插手国家政策的商人和资本家的动机深为怀疑。他知道，这些人会要求国家给【134】他们以特殊的照顾和保护，而这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转。所以，他事先就拒斥了工具主义者对自由主义国家的看法。据那些人看来，国家只是一种工具，公民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借此来相互作用，在它们各自不同的目标之间达成妥协[48]。斯密的分析突出表明，政治多元化和自由主义国家同时出现只是偶然的巧合，是在当时环境下的机缘凑巧，其实当时的环境还带来了一些可能会使自由主义国家的形式变质的危险。开明的专制主义照样可以成为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模式，可能还更稳固些。历史上这两种政府模式都有。
　　现在，让我们抛开职能的角度，来研究产生了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的政治斗争。英国一贯被认为是自由发展的典范。波拿巴治下的法国则是较为专制的国家自主的例子。而美国作为一个倾向于工具主义的自由主义国家，可以用来与英法两国进行比较。
　　英国历史学家们最近的一些著作强调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民众斗争的政治特点。这些斗争的实质目的是要争取参与国家权力。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工们，以及技术手工业者和承包外活的家庭劳动者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自不待言，但中产阶级也同样没有参与的权利，包括工厂主，他们所在的制造业集中的城镇在迅速扩大，却没有政治代表。这些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的人们认为，国家是掌权集团的代理人，那些集团通过国家颁布的圈地法令霸占土地，通过谷物法来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并通过在1819年恢复硬币支付来满足自己作为资金持有者的利益。反对政府的人们把这场冲突描绘为生产阶级（既包括工人也包括中产阶级的制造商）和不劳而获的闲散阶级之间的冲突[49]。
　　对工人们来说，雇主是“中间人”，处于他们和那些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压迫者之间。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场斗争发展的关键一直是这些中间人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布里格斯（1960年）写道：“辉格党想把【135】中产阶级拉到国家这边来，以防止革命；一部分极端激进分子则想使他们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以发动革命。”[50]
　　随着贫困日益加深，贫民救济法的范围逐渐缩小、农民的愤恨情绪不断加强，最终产生了自发的反叛，造成了1830年捣毁机器和纵火的“斯温”暴乱。这些暴乱渐有形成全国性运动之势，但终于被强力镇压下去，暴乱的组织者或被处死，或流放。后来的几十年内，英国农村仍时时发生间歇性的暴力事件，直到19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农业联合会运动。在19世纪初的暴动期间，农村的劳动阶级从未和同样怀有不满情绪的制造业的工人阶级会合起来[51]。
　　制造业工人动员起来的形式交替地表现为宪章运动和欧文主义的工会运动。在经济增长、就业水平相对较高的时期（1832—1836年），工会运动迅速发展。那时的工会不是19世纪末那种追求渐进目标的集体谈判机制，而是由大工会组成的运动，它们期望通过彼此的合作联盟，把对生产的控制权从雇主那里夺到工人手中，实现彻底改变。由于工会运动内部的分歧和雇主及地方当局的抵抗，结果没能成功。从1837年开始，直到40年代期间，经济恶化，失业上升，工人阶级陷入极度贫困之中。这使得工人的抗议转向宪章运动这一更具有明确的政治色彩的形式。宪章运动要求实现男子全民普选权、年度议会、选区平等和废除参选议员应拥有财产的要求，旨在通过这些手段来为工人阶级争得代表权，以达到改变国家的目的[52]。
　　19世纪30年代早期由议会颁布的辉格党改革给了中产阶级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因而也使中产阶级从反对派中脱离出来，同工人阶级分道扬镳。工人阶级仍然不能参与国家权力。在工人阶级眼中，国家是一部压迫机器，其目的是帮助资产者维持对工人的独裁统治。这样的观点【136】取代了原来的看法。过去，国家被视为地主和资金持有人这种闲散阶级的代理人，帮助他们通过剥削生产阶级而致富。现在，“中间人”和老的压迫者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和他们联起手来，与被排除在外的大多数工人形成了直接的对立。
　　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更加强了这种印象。1832年的改革法令使中产阶级在议会中有了代表权，但法令规定需要拥有一定的财产才可当选，结果工人阶级就无权通过选举进入议会[53]。1835年的市政自治法令把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力交给了雇主阶级。新的警察制度和1833年在爱尔兰采取的强制性措施似乎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可以用来镇压工人的强制性国家机器。议会拒绝为贫困交加、忍饥挨饿的手织机工人提供救济，任他们遭受市场力量的宰割。根据过去的贫民救济法，接受救济相当于一种权利，但经过1834年改革的新贫民救济法却变成了一种强迫人们劳动，却只能接受微薄的工资的手段。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权力到底用于什么目的。欧文主义工会运动的兴衰和宪章运动的起伏表现了在自由主义国家形成的初期，工人对于社会的阶级两极分化的反应[54]。宪章主义者在马克思之前就提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工厂主掠夺了工人应得的一部分劳动回报，他们这种对工人的剥削得到了政府的助长，因为政府的措施造成了劳动力的“预备大军”[55]。
　　19世纪30年代辉格党改革之后，中产阶级建立了反谷物法联盟，作为他们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获得了在国家中的代表权后，反谷物法联盟仍然明确地坚持中产阶级的政策目标。联盟的一些成员和一些激进的宪章主义分子曾企图建立工人和中产阶级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盟，因为他们都反对土地阶级受谷物法保护的利益。然而，随着工厂主和工人的利益冲突日渐明显，一方又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压制另一方，这样的努力终告失败。另外，土地阶级的团结也出现了裂痕。许多大地主对谷物法【137】并无特别的兴趣，最坚决捍卫谷物法的是佃农。在托利党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提议下，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56]，皮尔爵士自己就是土地资本和制造业资本之间的新联盟的代表。反谷物法联盟的干将理查德·科布登把这视为资产阶级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他曾给皮尔写过一封后来名传遐迩的信，他在信中写道：“你不想让中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管理政府吗？面对现实，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治国的办法吗？不能再让各个政党搞花招弄骗局了，它们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国家必须由统治阶级来治理。改革法规定了这一点：废除谷物法的法令实现了这一点。”[57]
　　然而，皮尔对此事另有看法。他认为废除谷物法是解决了一个造成社会分裂的问题，因为谷物法造成了中产阶级与贵族的对立，也使得工人对这两个阶级都怀有敌意。科布登呼吁建立中产阶级的独裁，皮尔则建立了一种新霸权。谷物法的废除为贵族排除了障碍，使其得以顺利地恢复作为英国的自然领导的地位，也消除了中产阶级动员起来参加政治的主要原因，使其心无旁骛地重操赚钱的天赋旧业。工人对国家的疏离则没有那么容易解决。贵族统治阶级在按照自由主义经济的要求管理国家的时候，可以在不影响资产阶级秩序的基础上对工人做出某些让步[58]。早在1815年，皮尔就在罗伯特·欧文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项工厂法案。1847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几年内就付诸实施。尽管国家没有对宪章运动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但停止了对它的强制性镇压。宪章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日渐式微，最后烟消云散。
　　罗伯特·皮尔爵士治下的英国自由主义国家有自主权。它通过1844年的银行法和公司法，为商业活动确定了秩序和规则；它征收所得税，【138】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它采用霸权式的手段结束了英国历史上阶级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冲突虽然没有完全消灭，但大为缓和。农村地区的叛乱仅止于个别的暴力行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其间产生了一种“新式”工会，这种工会由技术工匠组成，它接受现有的生产关系，为自己的成员争取权益的一切努力都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这解除了中产阶级担心工人暴动的恐惧。在贵族阶级统治下，资产阶级登上了社会的支配性地位，也就是掌握了霸权，这种霸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地方政府。前面讲过，制造业集中的地区政府已经是牢牢地掌握在制造商手中。
　　在乡村地区，新的贫民救济法的实施造成了三者之间的折中。这三者中，一是乡绅阶层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一直实行的托利党家长式统治，二是雇用劳动力来耕种田地这种资本主义的特点，三是制造商对于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根据新的贫民救济法，各地建立了济贫会，开始时是由当地的贵族绅士担任领导。“斯温”暴乱的发生使济贫委员们坚信，必须重建秩序和劳工管制，同时也认识到，需要对劳工的苦难表示一点同情。在发放救济方面，济贫会有一定的灵活性。随着动乱的威胁逐渐消退，贵族和乡绅们就把管理济贫会的任务交给了佃农，但仍把持着控制权[59]。
　　这种霸权式的社会秩序一直维持到世纪末。届时，立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最终导致第二次大战后福利国家建立的进程。
　　马克思在对于法国1848年革命后建立的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分析中，指出了英法两国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也显示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在这两个国家中，自由经济都成了公共政策的基础，国家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都实现了中央集权。然而，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建立霸权式的社会。
　　各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方面，英法两国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法国社会中，小农场主为数最多；英国却是雇佣劳动者占大多数，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制造业，而英国的制造业比法国发达得多。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消灭了封建义务的残余，把小农场自耕农从革命的社会力量变成了保守的力量。马克恩指出，尽管这些小土地拥有者因为共同的【139】物质条件而同属一个阶级，但他们没有建立起任何社团或政治组织来表达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
　　“他们无法代表自己，必须由别人做他们的代表。这一代表必须同时又是他们的主人，是统治他们的权威，是无限的政府权力，能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欺负，能赐给他们阳光雨露。因此，小农场主的政治影响力最终表现在主宰社会的行政权力之中。”[60]
　　马克思在此指出了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即当一个社会集团不能有效自主地表明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它经常会支持一个专制的领导人。后来，这种现象经常被称为民粹主义。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法国的国家官僚机构比较庞大。这是法国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历经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和第二帝国而进一步发展。它意味着很多人全家的生活直接依靠国家，小资产阶级尤其如此。法国的国家机器作为一支既有吸引力又具强迫性的力量，比英国的国家机器有着更大的左右社会的力量。
　　同时，由于革命造成的分裂和资本主义生产不够发达，法国社会的两极化更为严重。雇佣工人，尤其是巴黎的工人们，在1830和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在城市人口中只占少数，多数是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店主。在1848年革命的第一波中，工人们宣布成立了由他们统治的“社会共和国"，农业、金融业和制造业的资产阶级因此而大受打击。但是，在巴黎之外广大小农【140】的支持下，再加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分离，他们又从工人手中重新夺回了控制权。社会共和国被资产阶级共和国取而代之。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里，成千的工人在巴黎惨遭军队的屠杀，更多的人后来被判终身流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裂开了流淌着鲜血的鸿沟。从那以后，法国弱小的劳工运动一直坚持激进的革命共和国传统；法国社会中旧制度的遗老遗少和新兴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资产阶级则联合起来形成保守势力。这两股势力互相疑惧。第二帝国崩溃后，镇压巴黎公社（1871）时更是杀人如麻，社会的分裂也进一步加深。
　　法国资产阶级对自己能否为保守势力的联盟提供稳定持续的政治领导没有信心，于是在1852年放弃了自己在议会中的政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交到了拿破仑三世和军队的手中。波拿巴政权这种国家形式可以强行维持杜会秩序，使资产阶级安心做生意赚钱。（这种安排创造了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也如法炮制，放弃了自由党，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墨索里尼。）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建立说明，法国社会的基本分歧没有得到弥合，法国资产阶级也未能建立起支配性的霸权。只能由小资产阶级官僚和军队组成的国家机器来取代英国社会中霸权的作用。
　　虽然法国的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强制力，但它所掌管的社会却充满了矛盾。波拿巴主义国家代表着互相冲突的利益。它执行自由经济的规则——那也是当时惟一的经济制度，因此而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波拿巴也代表着广大小农的利益和他的政治冲锋队—流氓无产者的利益。他甚至表示希望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他在1864年宣布罢工为合法），但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国家要满足这么多不同的利益，需【141】要经济条件许可，也需要一个宽松的世界秩序。在整个第二帝国期间，经济不断发展，条件确实具备；19世纪末那场长期的经济衰退将发未发之时，波拿巴的政权就垮台了。世界秩序在1862年俾斯麦上台后开始收紧，到了1870年法国战败于霍亨索伦帝国时，就变得非常不利了。
　　正如马克思所说，波拿巴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而破坏了它的政治力量，但在保护它的物质力量的过程中，他又重新培植起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61]。在波拿巴之后的第三共和的政权中，由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管理阶级继续执行着保护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任务。
　　第三共和经过镇压巴黎公社的惨痛经历，和波拿巴一样，也无法建立能够把工人包纳进来的霸权式的秩序。法国的劳工运动虽然弱小，但坚持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秩序。而资产阶级则坚决捍卫财产的绝对权利，不愿意同拒不承认拥有财产为合法的工会运动分享权力。因此，即使是在工会于1884年获得了合法地位之后，法国的工业关系仍然要靠国家干预。工人不承认雇主的权利，所以雇主不愿意同他们谈判。一旦发生工业纠纷，就会出现僵局，甚至有可能引发暴力。在这种情况下，省长会出面干预，以求达成解决，有时工人的领导会主动要求省长介入。国家保有自主权，它干预劳资纠纷是为了恢复平静和生产秩序，而不是保护雇主的某些具体利益。但国家维持的秩序对雇主比较有利[62]。
　　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公民社会相对来说较不发达。不同的阶级利益争夺国家权力，为的是利用国家保护自己，推进自己的特殊利益。东北地区的制造业经济不断扩大，同南部的种植园经142济发生了冲突。除这两种利益以外，还有北部和西部的小农场主的利益。这些不同的利益利用一切机会使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但又不受国家的过分约束。地方和国家政府对于建造运河和铁路的工程直接进行投资或提供贷款担保，而这些工程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关税的问题造成了奉行保护主义的北方工厂主和相信自由贸易的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的争议。它的详细规定反映了制造业多如牛毛的具体利益。农民和工厂主在货币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前者认为，维持货币不应花费太多，后者则认为货币应该有牢固的基础。由于农民的反对，国家中央银行系统直到20世纪才建立起来。政府手中最大的资源是公有地，公有地如何处理又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应当把公有地保留在政府手中，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别的人则主张，应当把公有地大量分配给身强力壮的公民，因此而加强农民的利益[63]。简言之，政府等于为各个利益集团提供了机会，大家都可以捞一把。与此同时，比起当时欧洲国家来，美国的政府并不怎么干涉公民的行为。它对企业基本上放任自流。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即马克·吐温所说的“镀金时代”那一段企业和政府腐败黑暗、同流合污的时期[64]。对于冤冤相报的寻私仇的行为没有任何控制。大资本家有自己的武装部队，用来保卫和扩大地产。无论如何发挥想象力，都不能说19世纪的美国国家有自主权。现在美国的国家自主是20世纪的战争和大萧条之后产生的。
　　19世纪的美国也没有霸权式社会可言。共和党内部支持关税的北方资本家和代表牧场利益的西部农民结为联盟，与南方种植园主们原来通过民主党操纵的权力抗衡，引发了南北战争（1861—1865）。三种各有自己明确的地域基础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竞相争夺主导地位。结果，种植园主的奴隶经济落败，北方资本家的雇佣劳动经济占了上风，但个体经营的农民仍然是一支制衡的力量，使资产阶级无法形成完全的霸权[65]。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案是农民的胜利，它规定把西部的土地大量【143】分给垦荒者。实际上，这一法案的执行主要有利于大土地投机商，但小农场主仍然是那个世纪的一支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分走了本来可能属于制造商的一部分雇佣劳动力，但1864年通过的移民法案使制造商们得到了补偿。根据这一法案，联邦政府授权制造商通过签订合同的办法进口劳工，那种合同类似殖民时代的卖身契。不过，西部的农民确实为制造商提供了市场，农民还帮助维护了自由企业和不受政府控制的意识形态。
　　西部边疆可能延迟了美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但到了19世纪的后几十年，雇佣劳动还是变成了经济活动的最主要形式。暴烈的劳资冲突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此起彼伏，而国家从不插手进行调解。到了90年代，劳资冲突发展到了危机的地步，资方决定性地击败了劳方，开始建立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法，这种方法取消了过去在工厂中把技术工人集中在一起的组织方式，代之以把工作过程分切成零碎的小块，由管理方协调控制[66]。美国资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它在20世纪的霸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的新政实现了国家的自主，资本主义霸权的发展就是在国家的管理下进行的。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巩固


　　19世纪早期的国家把自由主义的原则立为制度，任经济自由发展。造成了4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经济扩张。在那段时间内，经济较先进的国家日益繁荣，人们对制造商和贸易的继续扩大充满着乐观。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交通运输得到改善。为满足工业的需要，开辟了能源和原材料的新来源。黄金开采量的增加，加之越来越多的纸货币投入流通和【144】新的信贷方法的使用，扩大了货币供应，刺激了经济活动。像合股投资银行这样的新型融资方法推动了资本的筹集和输送[67]。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扩张主义社会的产物。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各国都出现了这种资产阶级征服者的社会[68]。它的扩张通过贸易、移民和资本投资等方式来进行，国家也采取行动给予支持和助长，在英国尤其如此。英国的国家为促进资本主义扩张所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正式的干预和控制，但如有可能，则做出非正式的、代价较小的安排，由可靠的地方政府负责执行规定[69]。早在19世纪初，英国就促进、承认并保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西的独立，还与它们签订了条件优惠的商业条约，由这两个国家的新政府负责执行。印度则是另一种情况。英国靠从印度收取的盈余来补偿同欧洲和美国贸易的亏损，因此，印度是英国支付体系中关键的一环。于是，英国按照商业主义的方法对印度进行直接管理。在政府不够可靠的小国，英国便进行强力干预，比如，它在19世纪70年代动用武力保护公债持有人在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的利益。至于由欧洲定居者所控制的海外领土，则可以相信它们在享有一定自治的同时，会遵守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经济要求。这些例子表明，对于同一场遍及全球的扩张运动，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做出不同的政治反应。
　　自由主义国家的世界秩序等级分明。英国位于中心：它是主要的贸易大国、世界资本的主要来源、市场规则的主要执行者，还是军事平衡的维持者。欧洲的法国、德国以及荷、比、卢三个低地国家紧紧围绕英国，组成了工业增长和贸易扩张运动的核心集团。这些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先是推行保护主义，后来，在自由主义的巅峰时期，转而信奉自由贸易的原则。从1860年开始，其后的二十年内，贸易大国（除【145】美国以外）之间签署了一系列降低关税的贸易条约。从19世纪70年代起，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陆续接受了金本位制，这进一步便利了国际贸易和支付。然而，在那些年间，自由主义的时代的全盛期已过，接近尾声。保护主义在美国始终大行其道，而且在19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它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也再次卷土重来。
　　以政治带动的全球经济扩张所到之处，对那里的生产关系和国家形式都产生了影响[70]。英国或欧洲的商业扩张在各地产生的影响首先就是对当地的纳贡制或农民—领主的生产方法施加压力，促使它们生产更多的盈余，以用来交换扩张国中企业劳动力市场关系所生产的货物。整个19世纪期间，包括20世纪中相当一段时间，这些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关系都是以这种方式联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对于农民—领主型农业生产盈余的榨取进一步加紧，生产关系却基本上维持不变。在别的地方，生产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南方棉花生产的奴隶制改成了企业劳力市场关系方式的种植园生产。在埃及，英国和欧洲的棉纺厂对棉花的需求导致土地集中于大地主手中，破坏了小农经营[71]。19世纪期间，英国对印度进行直接统治，在那里实施英国的合同法和财产法，把土地变为绝对财产，成为可销售的商品。与此同时，印度的手工业纺织由于英国棉纺织品的进口而纷纷破产，造成众多的工人失业[72]。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度出现了企业劳力市场生产，棉花种植园的雇佣劳工和当地新兴的机器棉纺厂的工人都属于这种方式。印度生产的棉织品和鸦片一起出口到中国，用来抵消中国的茶叶出口。英国和欧洲国家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建立由它们所控制的飞地，进行【146】采矿和种植，为国内工业提供原材料。这些飞地需要劳动力，而要获得劳动力，则需要当地国家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有时是直接的强迫劳动，有时则采取间接的方式，如征收入头税。这样一来，社会中就至少会有一些成员必须去挣钱交税。受到经济扩张渗透的地区中有些地方成为劳动力的集结地，招工商从那里招募流动的雇佣工人（主要为年轻男性），而人口的另一部分（妇女、儿童和老人）则通过生存型生产来继续维持并繁殖临时出外打工的雇佣劳动力[73]。
　　因此，在自由主义世界经济波及的地区，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进程中，当地的国家机器，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也都同样得到了改变。国家通过直接强迫、税收政策和财产法等各种措施来加强保护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能力。国家还筹资对运输和通讯设施进行投资。因此，自由主义国家的职能从扩张国输出到了被渗透国。在被渗透的地区，旧有的霸权受到挑战，但很少能建立起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新的社会霸权。通常都是由国家机器进行干预，强制执行一种秩序，使生产和交换关系中的这些变化能够继续下去。从地中海到亚洲，再到拉丁美洲，在所有被渗透的地区，当地的资产阶级都是扩张国资本的代理人或中间人。这些买办集团欢迎欧洲的经济渗透，当地的专制政权也对其提供鼓励和保护[74]。
　　在被它们的经济所渗透的地区，自由主义国家负有调整当地经济适应世界经济的职能。这一职能有时被当地所欣然接受，有时则需要强加于人。在必要的情况下，英国会动用海军来强迫实现通商和确保财务合同得到执行，但通常是不需要强制手段的。当地的国家为能得到英国的资本和技术而高兴，愿意采纳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规则和做法来作为它们的指南。
　　【147】19世纪中期（大约从1848到1873年）自由主义国家和世界秩序的稳定可以归因于三个因素：（1）扩张中心的阶级冲突没有极端化——旧制度的贵族在对国家的治理中努力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资产阶级不再倾向于革命，而工人则尚未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挑战性力量；（2） 1848年到1870年间的经济繁荣维护了政府的地位，不利于促成革命；（3）伦敦金融区中管理着世界经济的人们和欧洲的金融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资本，减轻了被世界经济渗透的地区中经常出现的收支赤字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这种稳定的表面下，潜伏着自由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将对自由主义制度提出挑战，并造成它的改变。第一，正如卡尔·波利亚尼指出的那样[75]，自我调节的市场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许多人面临失业和饥饿的危险，因此而引起各种争取社会保护的反应，如工厂法、社会保险、工会和劳工的政治行动。第二，世界经济的等级制造成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加深，揭露了市场关系表面上平等的虚假性。第三，自由主义秩序要通过争取公众的广泛支持来获得合法性，但如要继续维持资本积累的条件，所产生的结果就恰好相反，比如，赤字国根据金本位制进行调整会造成失业，减少工人的收入。

关于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改变的分析性论题


　　回顾了自由主义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改变的一些一般性分析论题，以及这种改变对生产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这些论题可以帮助我们对后来的历史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首先，国家的形式来源于两种力量组合，一是历史集团内部社会阶级的结构；二是世界秩序的宽容程度。【148】
　　英国的贵族统治阶级认识到，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靠的是它的商业和制造业。因此，他们愿意让资产阶级经济繁荣壮大。中产阶级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力量，能够说明并要求得到符合它的利益的政策，并掌握了对于所在地的市级政府的控制。贵族的父权式统治，再加上经济的增长，使得统治阶级能够向工人做出足够的让步，使和平得以维持。所以，尽管镇压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但实际上却很少使用这种手段。
　　英国的经济和海军力量使它得以领导同盟在拿破仑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因此而确定了它继续保持经济优势的军事和政治条件。英国对于欧洲力量均衡的操纵为西欧国家带来了宽容的环境，使它们得以采纳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不必担心会遭到一心要复辟旧制度的政权的干预。
　　第二，导致国家改变的阶级斗争是以政治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关于在政治决策进程中，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是接纳还是排斥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各社会群体的相对人数（这是由各个具体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群体的自我意识、群体在地域上的集中或分散、它们的组织和领导是否有效以及它们对现存的国家权力的参与情况（胡萝卜和大棒，即国家提供的服务和采取的强制手段，都包括在内）。
　　第三，由于新的历史集团形成过程中发生的阶级冲突，所产生的国家既可能成为独立于公民社会，有自主权的国家，也可能只是供不同社会力量利用的工具。有自主权的国家可以建立在霸权式社会的基础之上，也可以把一个没有霸权阶级的社会维系在一起。英国是霸权式社会中的自主国家的例子；法国代表着由强大的国家维系着一个分歧严重的非霸权式社会的情况；美国的国家则力量虚弱，为利益相互冲突的不同社会力量所争夺和利用。
　　【149】第四，国家为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活动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框架。这个阶级指的是为生产关系的发展确定格式的阶级。有自主权的国家，无论是在霸权式社会还是在非霸权式社会中，都对这个阶级密切注意，管理规范它的活动。国家的管理与这整个阶级的经济走向相符合，但并不照顾这个阶级中某些成员的特殊利益。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的虚弱国家则无法如此秉公管理。在这种情形中，各种利益的相互作用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比较相似。
　　第五，自主国家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创立了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中主导方式的发展，也为其他方式对于主导方式的附属确定了条件。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改革消除了旧的经济和社会保护主义，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另外，国家还通过法律和制度禁止工人组织起来。这两者加在一起，使得企业劳力市场方式成为资本主义早期生产社会关系的主导方式。在法国，通过银行和抵押的机制，加之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19世纪晚期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小农场经营者沦为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部门和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型农业的附属。在欧洲以外的被渗透的国家中，农民—领主型生产与企业劳动力市场型生产建立了交换关系，为了提供更多的原材料，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生存型生产成为企业劳动力市场型生产的劳动力储备。
　　第六，只有一个国内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秩序。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霸权在巩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其扩张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个重组欧洲的霸权性计划，后来被联合起来的外部力量打败。这一失败使法国陷入了两极分化：保守势力重新抬头，压倒了革命的趋势；革命的力量保存了下【150】来，但严重受挫。英国的胜利为国内资产阶级霸权的巩固和它向外扩张，建立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铺平了道路。
　　第七，霸权秩序在国内和国外都把经济和政治区分开来。霸权性的经济秩序是以政治为基础的，这一点已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政治家们学会了在政治活动中遵守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区别。这种做法保证了经济规则和惯例的可预见性，因此而维持了经济秩序。比如，英国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继续履行它对俄国政府的财务义务。经济和政治的分开还有蔑视和忿恨的情绪在其中作祟。迪斯累里轻蔑地把国际银行家们称为“大权在握的贷款贩子，有时他们可以决定国王和帝国的命运”。[76]在国际银行业中，犹太人家族占据显要位置，这引起了贵族政治阶级中的仇犹情绪。这与后来19世纪和20世纪时用来进行政治动员的民粹主义反犹情绪和种族主义理论是不一样的。尽管有着政治上的不便，但是经济秩序的各种要求仍然得到了遵守，这就使世界秩序有了相对于国家利益的自主权，如同国家有相对于主导阶级利益的自主权一样。
　　最后，虽然霸权的地位在世界秩序的中心非常稳固，但是在边缘地区，它却鞭长莫及，力不从心。边缘地区经常发生由于经济渗透而引发的反抗，在这些地区，使用强制手段的情况也明显得多。在非欧洲人口居住的地区，经常发生反对欧洲资本主义渗透的暴动，比如，1857—1858年在印度、1871年在阿尔及利亚、1879—1882年在埃及，都爆发了殖民地人民的起义。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6年）则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77]



[*] 〔中译本未见。待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 关于这个时期，布尔克哈特（1945）写道：“……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事物一经过深思熟虑后产生的国家，国家成了艺术品（第2页）。”布尔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的精神以“统一来表现权力”，比如，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治下，布拉曼特关于重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计划（第75页）。在卡尔·弗里德里希看来，后来的巴洛克时代把权力表现为“运动、密集、紧张、力量”（1952：第39页）。关于复兴罗马法的重要性，见安德森（1974）：24—29页。

[2] 迈内克（1957）全书。

[3] 马丁利（1973）。

[4] 阿尔贝特·索列尔（1922）。

[5] 索列尔（1922）：33—34页。

[6] 克拉克（1947）：98一114页；安德森（1974）：29—33页。

[7] 关于财政机制的发展，见克拉克（1947）：30—61页。布罗代尔把1。世纪期间英国的军事胜利归功于良好的财政管理（1979）：第3卷，322—324页。关于西班牙的衰落，见奇波拉编辑的书中的比森斯·比维斯（1970）：121—167页。

[8] 关于商业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是赫克舍（1935）。他的著作被批评为把一系列临时性措施误认为一整套经济理论，并用古典自由经济学的法则来对其进行评判。关于这些批评意见，见科尔曼编辑的书（1969）。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令是一项重大的举措，政治权力和商人财富之间的关系自此被纳入了正轨。作为由富商财团担负偿还皇家债务责任的交换条件，国王放弃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权。从那以后，商人和国家的利益就结合在了一起，必须统一管理——这一安排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直到经济危机爆发，财政部从英格兰银行手中收回了对货币的控制权。见布莱恩·约翰逊（1970）。

[9] 听了关于他没有充分注意国家之间的差别的批评后，埃利·赫克舍重新审查了他关于商业主义的著作，把17世纪晚期英国基本上没有行政控制的情况与柯尔贝尔在法国建立的“庞大的行政管理机器”进行了对比。见科尔曼（1969）：第23页。法国旧制度的官僚机构尽管庞大，但按照现代的标准却效率低下。古贝（1966）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政府虽然雄心勃勃，采取行动推动经济发展，但政府的行动【420】却无法深入社会产生影响。

[10] 马克思把贸易的利润、从新世界进口黄金和白银和向美洲贩运非洲奴隶，即商业主义的所有方面，加之对英国农民的剥削，都算作启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凯恩斯认为商业主义有它的好处，因为它鼓励外国投资，并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国内投资。见布朗（1974）：73—95页。研究与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的经典著作是威廉斯（1980）。也见海默（1971）。

[11] 德希欧（1963）。

[12] 斯科克普（1979）：56—60页。

[13] 关于建立国家市场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至关重要性，见霍布斯鲍姆（1969）：30—31页、41—51页，和布罗代尔（1979第3卷：235—253页）。

[14] 贝克尔（1932）。

[15] 迈内克（1957）在对腓特烈大帝的研究中概括了这一矛盾。腓特烈大帝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杰出地推行国家利益——他精简了国家的行政管理，以现实政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他又撰文反驳马基雅弗利，在宫廷中庇护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们。伊曼组埃尔·康德在《永久的和平》一文中提出，世界和平应以法治的国家为基础。弗里德里希（1948）的书中包括了康德这篇文章的译文。李斯特（1885：119—132页）强调，亚当·斯密关于国家财富的全部理论都是以永久和平的思想为基础的。李斯特说斯密的模式是世界政策性的，它把经济人置于一个虚构的全球性商业共和国内。而李斯特自己是从由国家政治经济组成的现实世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推理的。18世纪的永久和平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谐一致，共同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观念这一新兴的观念。南内尔·基奥恩（1980）指出了由蒙田和17世纪的詹森派教徒领导的奥古斯丁教义的复兴中在私人恶习和公共美德之间的联系，赫希曼（1977）则回溯了世界秩序新观念的发展史。

[16] 阿尔贝特·索列尔（1922）：第1卷，第71页。

[17] 韦伯斯特（1963）：第1卷，120—121页、127—128页、227—228页和第492页。

[18] 布里格斯（1965a：第137、182、207和210页）指出，在对法战争中，英国国内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然而，人们的不满更多地是由于工业结构变化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对法国革命目标的同情。对于战争，即使不是全国上下一致拥护，但民众的支持还是相当广泛的。实现了和平之后，民众的不满却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城市就业的下降和间接赋税的增加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工人。1819年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最艰难的一年，他们的不满通过政治形式表现了出来，结果在彼得卢大屠杀中惨遭托利党政府的镇压，政府还通过了六项条例。

[19] 塔列朗（1967）：第2卷，第159页。

[20] 研究罗马帝国的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认为，导致【421】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的起因就是无视合法性原则这一被塔列朗视为国内和国际秩序惟一的可靠基础的原则。费雷罗通过与拿破仑之后的时代相类比，认为合法性的原则是一种保守的办法，可以用来对付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造成的破坏。费雷罗的话使人想起马基雅弗利关于人首马身怪的比喻：“……一个合法的政府没有恐惧。因为它学会了尽量依靠民众积极或消极的同意，并按民众支持的比例减少对武力的使用（第41页）。”费雷罗观点的薄弱之处在于它把合法性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不考虑社会历史的背景。与其相对照的是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它也有马基雅弗利的人首马身怪的影子，但按照这一概念，默许、稳定和安宁取决于一个政权的基础原则和历史集团，也就是说，合法性的原则是否可行要看历史条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21] 关于皮特支持建立公法的基础，见韦伯斯特（1963：第1卷，第58页），卡斯尔雷对于合法性原则的看法见第498页。

[22] 尼科尔森（1947）：第17页。

[23] 韦伯斯特（1963）：第1卷，第482页。

[24] 韦伯斯特（1963）：第1卷，第151页。

[25] 韦伯斯特（1963）：第2卷，第240、406和472页。

[26] 欣斯利（1967）：183—185页。

[27] 韦伯斯特（1963）：第1卷，57—60页、第493页；第2卷，第52页。

[28] 韦伯斯特（1963：第1卷，488—489页）写道：“卡斯尔雷就他在撒克逊问题和那不勒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有意对议会隐瞒真相……同样，他关于第二次波旁王朝复辟的公开政策只是表面文章，是为了执行他的真正政策……神圣同盟的其他领导人知道他对真相的掩盖，一定认为卡斯尔雷如果无法以其他方式赢得对他的政策的支持的话，会不惜欺骗他自己的国人。怪不得英国人民从未明白过重建所依据的原则！他从未对他们说过真心话。那些崇拜他的高尚目标和外交技巧的人们不得不为他人格上的这个污点而感到遗憾，这是无论什么样的诡辩都去除不了的。”

[29] 韦伯斯特（1963）：第1卷，491—493页；第2卷，47—49页、407—409页、第428页。许多英国的私人企业参与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科克伦勋爵为南美的起义叛军进行海上作战在英国很受支持，伦敦为他募捐了大笔的款项。卡斯尔雷曾考虑过承认南美独立的君主制国家。坎宁最终承认了那里的新共和国。商业上的承认是必要的第一步，因为西班牙把与南美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看做海盗，所以这些商人要寻求皇家海军的保护。

[30] 无疑，一个由资产阶级管理的国家不会不发放贷款，而采取补贴的【422】形式。这是掌管财政的贵族的特权。惟一没有接受补贴的是奥地利。奥地利人显然认为贷款更符合哈布斯堡王朝的尊严。战后，这笔债务的偿还问题引起了英国议会内的争论，政府希望把它一笔勾销，但议会要求得到一定的偿还。奥地利政府最后偿还了所欠的一部分债务。见韦伯斯特（1963）：第2卷，401—402页。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做法可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做法相比，后者留下了巨额的战争债务和赔偿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战后的国际关系。

[31] 阿累維（1949b）：36—40页、46—53页。李嘉图和持批评意见的议员们反对政府采取从偿债基金中借款来使债务展期这种权宜的做法。李嘉图在一封信中写道：“只要大臣们实际上可以随意使用这项基金，他们就会动辄打仗。要使他们和平，就必须让他们无钱可用（第40页）。”

[32] 这一矛盾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卡尔（1946）对这种情况和解决它的神话进行了批评和分析。

[33] 阿累维（1949b）：第164页。尼科尔森（1947：266—278页）倾向于强调卡斯尔雷和坎宁在政策上的不同，而阿累维则认为他们两人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尼科尔森的书在结尾的地方颇有希腊悲剧之风，卡斯尔雷的自杀正好与他所有的公共目标的失败，尤其是议会制度的完结相吻合。欣斯利（1967：222—225页）指出，卡斯尔雷政策的基本目标在坎宁和帕默斯顿手中延续了下来。韦伯斯特（1963：第2卷，第504页》也承认，虽然议会制度完结了，但卡斯尔雷的根本思想却在四国同盟中得到了继续。

[34] 迈耶（1981）讨论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以及所有欧洲国家的贵族长期以来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问题。

[35] 欣斯利（1967）：220—221页、第245页。

[36] A.J.P.泰勒（1967：35页）写道：“本来预期民族主义和大众教育会带来和平，但它们在各地都受到了国家的利用。德国是这方面的先驱，英国和法国跟随其后，尽管速度较慢。

[37] 欣斯利（1967：第223页）写道：“从一个角度来看，完全可以说，在英国占据优势的时候，四国同盟是普遍君主制的目标的代替。”

[38] 亚当·斯密关于国家的观点主要载于《国富论》的第4册和第5册。也见安德鲁·斯金纳为塘鹅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撰写的导言（1970）：77—82页。关于行会的解散和商业主义限制的取消，见兰德斯（1969）：第145页；霍布斯鲍姆（1977）：第51页。

[39] 兰德斯（1969）：第152页、199—200页；切克兰德（1964）：第329页。

[40] 18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斯宾姆兰制度取代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波利亚尼（1957）讨论了这一制度在稳定乡村人口和阻止人口流入工业劳动力市场方面起到的社会效果，也讨论了1834年通过的新济贫法在有效地创造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另见汤普森（1968）：第73页、244页、247—249页；霍布斯鲍姆和吕德（1960）：50—51页。
　　本迪克斯（1963：第21页、24页、61—62页、73—86页、第115页）显示了对于贫穷的普遍态度发生的变化。过去，贫穷被看做一种不幸，全社会都为此负有一定的责任；现在，贫穷成了由个人负责的事情，“上等阶级”无法缓解（马尔萨斯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科学的理由）。贫穷被认为是穷人自己造成的，只有通过对穷人严加管制，改造他们的性格，才能消除贫穷。与这种观点性质相似的乐观的意见认为，穷人当中最勤劳的人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资本家。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累维（1949a：424—425页）也强调了循【423】道宗教派在说服穷人们自己相信这一理论方面的重要性。汤普森（1968：45—46页）认为，工人阶级组织能力的提高和自信心的增强是循道宗教教义无意产生的结果。
　　关于济贫法改革，另见阿累维（1960）：119—129页、284—286页。阿累维写道：“济贫法似乎把贫穷本身看做犯罪。不给贫民们提供足够的床铺、衣服和食物。有关规定的公开目的就是把贫民敦济院里的生活条件搞得比地区内报酬最微薄的劳工的条件还要糟糕（284—285页）。”霍布斯鲍姆和吕德（1969：第286页）在写到英国劳工时这样说：“1834年的新济贫法摧毁了他们对社会最后一点微薄的要求，那就是相信社会不会让穷人像狗一样饿死。”另见切克兰德（1964）：329—330页；布里格斯（1965a）：278—282页。

[41] 本迪克斯（1964：82—83页）分辨出了自由主义时代不同的欧洲国家对于工人结社的三种政策：（1）一种宽容的忽视（这并非本迪克斯的用语），根据自由是一种特权这一中世纪的概念，允许行业协会继续存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瑞士）；（2）对一切不属于国家的民众结社进行镇压（普鲁士对工人结社的禁止和法国的《制帽工人法》）；（3）禁止影响到市场的结社，但允许其他方面的结社（英国）。

[42] 阿累维（1950）：第98页；阿累维（1949b）：46—53页；布莱恩·约输逊（1970）：30—34页；切克兰德（1964）：第201页；布里格斯（1965a）：第339页。

[43] 议会于1832年通过了改革，也开始集中并加强国家管理。杰里米·边沁本来大力提倡“开明的暴政"，后来转为支持民主，但仍然坚信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他的思想启发了许多行政管理方面的变革。包括迪斯累里在内的托利党人和维护传统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模仿普鲁士和法国模式，企图把官僚机构强加于国家头上的趋势。见阿累维（1960）：98—101页。

[44] 阿累维（1949b：第288页）不认为皮尔在1829年进行的改革是为了预防雅各宾式的起义。阿累维认为，皮尔只是想镇压犯罪。然而，比阿格（1982：79—80页）指出，1839年伯明翰的激进工人运动遭到了由中产阶级的市长召来的一队伦敦警察的镇压。

[45] 阿累维（1950）：213—216页；比阿格（1982）：第61页。

[46] 阿累维（1951）：20—22页；霍布斯鲍姆（1962）：230—231页。

[47] 兰德斯（1960）：156—157页。哈伯马斯（1976：53—56页）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作了总结。他提出的头两个职能是（1）国家要确定生产方式，并通过民法、财产法和合同法，以及建立市场来维持所确定的生产方式，还要为生产提供某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如教育、运输和通讯；（2）国家要帮助积累进程。这两者都是辅助市场的行动。他列举的另两个职能是取代市场的职能。前一个与自由主义国家的职能大致相似。后一个产生于自由主义国家最近的变化。伍尔夫（1977）曾试图把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分类。他提出的头两种形式叫做“积累性国家”和“和谐国家”。他认为前者是从专制主义（商业主义？）时期流传下来的，其中国家起着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后者表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认为追求具体的商【424】业利益会促进普遍的利益。我觉得这种区分没有多大用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缺乏说服力。和谐的意识形态并不像伍尔夫暗示的那样，到19世纪晚期时才出现；它从18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流行，并对19世纪早期的新立法产生了影响。另外，在19世纪早期，随着行会解散，商业主义保护被消除，劳动力市场得到创立，对货币实行了管制，并建立了银行和信贷制度，国家停止了它各项积累性职能的履行。意识形态和积累是同一个历史结构的两个方面，这个结构从19世纪早期出现于欧洲，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内由于欧洲开始向自由主义以后的时代转变而陷入了危机。

[48] 亚当·斯密（1970）写到商人阶级的成员提出的立法建议时这样说：“对这些建议应永远保持警惕，在采纳任何建议之前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仔细研究，不仅要有最大的细心，而且要抱有疑心。提出这些建议的人的利益决不会与公众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通常需要欺骗，甚至压迫公众，而且他们也确实多次对公众进行了欺骗和压迫（第1册，第11章，358—359页）。”

[49] 见爱泼斯坦和汤普森编辑的书中所收琼斯的文章（1982）：18一21页。

[50] 见布里格斯和萨维尔编辑的书中所收布里格斯的文章（1960）：第56页。

[51] 霍布斯鲍姆和吕德（1969）全书，尤其是15—19页、24—36页、第69页、76页、91页、195页、253页、262一263页、281页、283一284页、286—288页、297—298页。“斯温”是许多地主接到的威胁信中的匿名签字。

[52] 关于欧文式的工会，见切克兰德（1964）：347—349页；布里格斯（1965a）：289—304页；阿累维（1949b）：281一282页。关于宪章主义运动，见G.S.琼斯（1982）；布里格斯编辑的（1965c）；布里格斯（1965a）：304—312页。

[53] 阿累维（1950：第63页）在评论1832年改革后选举出来的第一届议会的组成的时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中产阶级选民推选出来的第一届改革议会和以前的议会一样，绝大多数议员都是乡绅和贵族。”

[54] 见琼斯（1982）：48—49页。

[55] 布里格斯（1965b），由布里格斯任编辑的书中（1965c）：第296页。

[56] 阿累维（1951）：103—136页，布里格斯（1965a）：312—323页，布里格斯（1965b）：296—297页，布里格斯（1960）：59—61页。

[57] 这是布里格斯（1965b）第298页上的引语。布里格斯（1965a）写道，宪章主义运动表现的“不是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软弱，而是中产阶级的强大（中产阶级是通过反谷物法联盟组织起来的）（第 312页）。”

[58] 布里格斯（1965b）在论及1848年英国没有爆发革命，1849年又发生了反革命运动的时候，这样写道：“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社会保持了平衡，阶级阵线两边的激烈言辞都销声匿迹。赞颂所有的阶级成了一时之风，尤其是在举行世界博览会的1851年。”琼斯（1982：50—51页）提出，宪章运动的号召力依靠民众的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产阶级利用国家来压迫穷人、工人和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以外的人们。他指出：“皮尔没有对宪章运动做出政治上的让步，但他明确宣布的目标是消除民众不满的根源，避免使国家与有产阶级的任何【425】具体部分或经济利益站在一边……这一切给了宪章运动的信念和肯定性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1842年以后，经济恢复了相当的繁荣的时期中。

[59] 霍布斯鲍姆和吕德（1969；第47页）指出了英国农业社会中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统治者希望它既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又能保持稳定、遵循传统、尊卑分明。换言之，他们希望把农业置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普遍自由市场的管理之下（这一市场不可避免地既包括货物，也包括土地和人员），但只到一定的程度，不致打乱贵族、乡绅和农民的等级；他们倡导的经济必然会造成相互敌对的阶级，但他们却不想让它扰乱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
　　霸权性的秩序确定并维持了这一矛盾。安东尼·布伦戴奇发现，1834年的新济贫法所产生的效果是“加强了国家传统的领导人对他们各自地方的权力"，使遭到斯温叛乱沉重打击的土地阶级恢复了劳动纪律，降低了工资，并通过灵活适用新的救济制度来重建社会的一致。尽管颁布了新的立法，但实际上他们仍然使用在济贫院外发放救济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压迫性较小，有时比把穷人圈禁在济贫院里更加节省。布伦戴奇（1978）：第90页、第106页、144—145页、178—179页、182—184页（引语取自第182页）。

[60] 马克思（1969）：第124页。

[61] 马克思（1969）；第131页。

[62] 斯特鲁姆肖尔和斯科维尔编辑的书中所收塞利耶的文章（1973）；另见肖特和蒂利（1974），特别是39—45页。

[63] 关于美国的经济与政府的关系，见威廉森编辑的书（1951）：100—104页、第113页、359—363页（关于土地问题）、118—128页、282—284页（关于政府与资本形成）、228一231页、244—253页，第297页、554—563页（关于不要很多花费来维持的货币相对于基础牢靠的货币）、302—305页、535—539页（关于关税）。

[64] 《镀金时代》是马克·吐温（塞缪尔·克莱门斯）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写的一本小说（1873），背景是格兰特政府执政期间，投机、贪渎腐败横行的社会形势。

[65] 比尔德和比尔德（1940）：特别是第2卷，第18章，52—121页。

[66] 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希（1982）：第3章，48—99页。

[67] 兰德斯（1969）：201—210页。

[68] 莫拉泽（1957）。

[69] 加拉格尔和罗宾逊（1953）。

[70] 关于资本主义扩张对其所渗透地区的生产关系产生的影响，卢森堡是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学者之一（1968；于1913年第一次出版）；较为近期的有雷伊（1976），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资本主义对其所渗透的社会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分阶段的理论。更晚一些，伍尔夫从资本主义发展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关系的影响这一角度对历史进行解释（1982）：尤其是第10章，296—309页。

[71] 卢森堡（1968）：429—439页；伍尔夫（1982）：286—287页。

[72] 卢森堡（1968）：371—377页、386—394页，伍尔夫（1982）：247—249页、252—261页。

[73] 伍尔夫（1982）：第307页。

[74] 戈德弗兰克（1975）以波菲里奥·迪亚斯治下的墨西哥为例子，描述了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墨西哥政府在当地资产阶级的鼓励下争取外国投资，期望投资能以证券的形式进行。墨西哥确实得到【426】了外国投资，但形式是直接投资，伴之以美国对外债的监督管理。墨西哥的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或不够独立，无法领导自己国家的发展，因而甘愿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属。

[75] 波利亚尼（1957）：尤其是130—177页。

[76] 引证于切特兰德（1964）：209—210页。

[77] 霍布斯鲍姆（1977）：150—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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