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五章 经济改革



　　苏联改革三年后，全世界各大媒体对苏联经济的困难作了极为夸张的报道。从1988年到1989年，基本消费品的短缺更加严重了，苏联公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无尽的排队中购买食物和其他家庭必需品。越来越多的食物要定量配给。照片上空空如也的柜台似乎描绘了这个体制正挣扎在死亡痛苦线上。
　　这些报道构成了对苏联体制崩溃的最一般的解释。这就是说，难以运转、难以改革的经济体制的崩溃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难以运转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试图改革苏联这种日渐衰败的经济，但是他们改革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寻求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拒绝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公有制，势必阻碍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尽管戈尔巴乔夫作了改革的努力，苏联经济状况依然日渐恶化，经济“崩溃”或“爆炸”了，消费品的短缺证明了这一切。由于戈尔巴乔夫试图拖延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死亡，他最终被鲍里斯·叶利钦及其领导的政治运动所抛弃。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知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以上关于苏联崩溃的常识性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之一是它局限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社会转型理论。它假定了一个经济体有可能突然变得“难以运转”，并据此认为以另一种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的社会革命乃是必然的归宿。这样一种理论通常被称为“机械论”，因为它的灵感来自于机械装置领域。的确，一台汽车发动机在某些设计精巧的环节上变得突然难以运转和停止运行，会让倒霉的主人除了重新买一台新的发动机甚至整个一辆新的汽车外，别无选择。
　　然而，这种情况是不能套用到一种经济体制上的。经济体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在它的内部产生问题时，不会突然变得不可运转。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体制以它特有的方式运作良好，满足人们的需要。此时，它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而在某个时期，它也有可能运作得不是很好，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一种经济体制还能够实行大幅度紧缩政策的时候，用“崩溃”一词来形容它就会产生误导，例如，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就只是大萧条，而不是崩溃。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使1/3的美国非农业劳动力失业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停止运行，更没有绝对的需要迫使它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所有的经济体制都有强大的机制在经济低潮时期保护自己，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危机是导致改革还是导致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资本主义激烈的批判使人们热忱地相信这种体制的“不可运行”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然而，这种结果并没有引发革命。大萧条虽然严重，但并没有导致革命，而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在美国，改革的进程开始于1933年，即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改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年完成，持续了15年时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资本主义实现了巨大的转型并趋于平衡，此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扩张最快、最广的25年。
　　纯粹推测性的分析并不能预先告诉我们一种经济体制能或不能在一系列给定的条件下改革。大多数经济体制，如果不是很完善的话，都有令人惊奇的调节能力。苏联经济体制在大的改革前，在50年代赫鲁晓夫和60年代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期已经进行了较小的改革。但是在80年代，人们并没有机会认识到苏联有能力进行改革以克服那个时期面临的问题。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推出他们主要的经济改革方案几年后，改革者迅速地被所谓的革命团体夺取了权力。如我们下面所主张的，到1990年，苏联经济体制日渐走向分割，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彻底粉碎了一切改革的努力。
　　苏联崩溃的通常性解释并不符合苏联改革期间的经济运行模式。有证据表明苏联经济不仅没有紧缩，更没有“崩溃”，因为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依然存在。改革期间的经济调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86年，变化相对温和。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89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仍然局限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范围内。标志经济变化第三阶段的是1990年到1991年。在这个阶段，亲资本主义联盟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力量，使经济体制的变化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范围。苏联经济直到第三阶段，当政治的手段被用来拆除体制的障碍时经济才开始走向紧缩。因此，那种把苏联经济的崩溃归结为体制自身内部矛盾的结果的观点，是和这一前后因果次序不符的。
　　表5—1提供了苏联经济总产品和总消费增长率的资料，包括西方国家估算的结果（第一项和第二项）和苏联官方统计的结果（第三项和第四项）。
　　图5—1数据比较了大改革前期经济运行的变化情况。第一阶段实施温和改革政策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7年的增长率就可以看出来。第二阶段更为激烈的社会主义调整政策生效于1988年初，其结果影响了1987年到1989年间的增长率。1989年到1991年的增长率记录了苏联经济运行在改革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垮台时的情况。图5—1不但把社会主义改革第一、第二阶段的结果——1985年到1989年——和改革前五年的增长情况作了比较，而且表明了三个阶段的经济调整的增长率。




　　从表5—1和图5—1可以看出重要的两点。第一，它们表明了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即改革的前两个阶段仍继续扩张，只是在1990—1991年，当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影响被感觉到了的时候，经济才开始紧缩。图5—1表明整个苏联的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的每年都出现了正增长。1990年的总产品，不管是用GNP（见图5—1的第一栏）还是用NMP（图5—1的第三栏）来衡量，都有轻微的紧缩。在1991年，经济进入了一个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严重萧条的时期。如图5—1（a）所表明的，用西方的GNP衡量，苏联经济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1985—1989年）实际上比改革前五年的GNP增长更快。用苏联的物质生产净产值来衡量，如图5—1（c））所示，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间依然持续增长，尽管其速度比80年代的前五年要慢。
　　第二，图5—1（b）和（d）清楚地表明，总消费品这一为市民最为直接地体验到的变量，不管是根据西方还是苏联官方的估计，在1985年至1989年间比1980年至1985年间都有了显著的迅速的增长。此外，无论从西方的还是苏联官方的统计看，消费品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比改革的第一阶段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1]表5—1的第二项和第四项表明，消费品直到1991年即改革的最后一年，才开始紧缩。
　　这些材料看来和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相矛盾，在这种观点看来，苏联改革走过了一段经济运行日渐恶化的时期，尤其是在消费品的供给上。一般的苏联市民确实感受到了从1988年开始的经济变化产生的问题。人们感受到了消费品的恶化，但资料却显示1991年前不动产消费品仍处于增长水平。要解释这个矛盾，答案只有一个，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对这一矛盾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改革最后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终结。
　　经济的改革，除了与之伴随的迟至1989年的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经济的混乱，而混乱以显著的速度加重了试图超出社会主义的改革范围的政治派系斗争。亲资本主义的政治联合力量的增长，到1990年已足以分解苏联体制中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力量对1990年和1991年的经济紧缩起着主导作用，虽然它不是解释紧缩的唯一因素。在经济紧缩持续几年后，社会主义改革的努力被一场更剧烈的运动付之流水。让我们回顾一下经济改革及其对事情发展造成的影响。

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1985—1989年）的政策演变


　　戈尔巴乔夫初始的经济政策是相对正统的。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计划打着“加速”的口号，这一口号由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所提出。其主要目标是扭转苏联经济增长的低速度，使年均GNP增长率从1980年至1985年低速增长的2%翻一番，到1986年至1990年达到4%。
　　此时，苏联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生某些根本性变化。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依然是提高增长率的基础。面对诸如工人纪律松懈、重要装备过时等问题，计划体制呼吁要加强工人的纪律和增加投资，以取代国家老化的生产设备并使之现代化。
　　计划之一是发动反酗酒运动。醉酒被认为是影响工人纪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防止这点，政府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大量缩减了。当对酒的节制的可能性略微增加时，这项运动就像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产生了不可预见的有害后果。非法的私人生产满足了国家无法满足的需要。私人酿酒导致了糖更严重的短缺。而且据估计，在1986年至1988年间，酒类销售方面的税收收入有200亿卢布流失了。[2]这两种结果是某种预兆，而后者更为严峻。改革将产生消费品更严重的短缺和预算赤字。

　　为了使设备现代化，为了开发新技术，苏联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成立了23个新的科学技术研究联合体。在1985年至1987年间，新机器的生产和其他资本品的增长速度比10年前（1975—1985）翻了一番。[3]但是，在持久影响的经济运行上，不管是提高机器产量还是使它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取得成功。GNP在1986年实现了增长的新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但随后两年，它却降到每年1.7%，相当于改革之前（1975—1985年）第一个五年的速度。
　　尽管戈尔巴乔夫以相对正统的经济改革措施开始其改革，但他同时也怂恿了经济政策讲座的公开化。1986年，对经济改革的广泛争论被鼓动起来了，其后果就是1987年夏天推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此后，198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管理积极调整时的基本供应》的文件。几天后，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策的法令和《国有企业法》，后者在1988年1月正式生效。[4]
　　这些措施是第3章阐述过的苏联经济改革观点的具体化。它们试图改变全国生产都由莫斯科中央详细制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形式，而实行与此不同的形式。国家将同意企业充分自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转而关注长期的计划和目标，经济部对生产的日常管理将被结束。共和国、区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对它们各自地区内的经济将享有巨大的监督权。在企业内部，工人也扩大了监督企业制定方案的权利。这些改革措施，在公共占有和经济计划的框架内，把民主化和非中心化的观点具体化了。
　　这些目标实行的结果如何？企业自治意味着放弃中央决定每个企业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计划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将颁布非指令性数字，为每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和企业运行状况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部分企业生产仍然存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现象，这是由于不得不减轻从旧的中央管理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产生的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命令逐渐收缩到产量的比例上。企业的剩余产品将通过“批发贸易”而销售。这意味着企业可以相对自主地决定它们可以生产什么和把它们的产品销售给谁。据估计，1990年批发贸易的份额达到了60%，此后比例更高。[5]
　　随着定价的逐渐放开，仍然有某些商品的价格由中央控制，而其他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合同设定。企业的主管获得了提高职工工资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企业就在法律上实现了“自筹经费”，从保留的收入中获得资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国有企业法》规定劳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委员会在决定工资、惩罚、工人培训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经理，由职工选举产生，也由职工罢免。[6]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减轻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为进一步的放权作了准备。严格的中央控制将逐渐被一种把民主化的、分散化的计划和庞大的市场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所取代。然而，这种改革的方案产生了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没有创造出一种体制来协调新近独立自主的企业的行为。企业从服从中央绝对命令到对销售、购买、筹措资金具有相对自主权的转换，都需要为已适应遵循上面命令的管理者提供新的运作方式。但这些新的行为方式以及支持新的制度的更为分散化的体制，并不能迅速地、自动地产生。于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大企业自治的迅速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混乱。
　　第二，允许企业有更多的决定其收入分配的自由将潜在地产生经济的不平衡。企业的短视行为可能使企业在超出其消费品生产能力以外来提高企业的收入。而且，如果国家收入从投资转向职工工资和收益，这将破坏加快经济增长的计划。
　　第三，在旧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获得财政收入以供给支出方面存在困难。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使它不管需要哪种税收都可以轻易地向企业征收。但是新企业的自主意味着政府现在将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税收半自主实体的体制来获取收入，而且，从来就没有哪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旦引进，马上就能有效地征收到必需的税收。[7]

消费市场的危机


　　1988年至1989年，上面三个问题在苏联经济中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消费市场的危机。在那两年，苏联面临着仓库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8]日渐加重的货物短缺对政治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由乐观主义变成了危机四伏。这使得主张采取更激进变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拉拢人心。
　　如果人们从这些年家庭消费品的经济资料来看，则根本看不到危机的迹象。私人家庭消费品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有显著的增加——1988年增长了3.9%，1989年增长了5.3%。[9]消费品短缺的恶化是如何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在那时，一些苏联官员谴责消费品被秘密的“改革的敌人”所转移。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多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增加时，家庭的货币收入却提高得更快。在可得到的消费品和对购买那些消费品的货币需要之间出现了一个日渐扩大的差距，由于苏联体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差距导致了零售分配制度的崩溃。
　　在1987年改革以前，中央计划制定者们使家庭收入和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保持了合理的平衡。自1988年《国有企业法》生效后，家庭收入突然迅速下降。虽然可得到的消费品增加了，但家庭对货币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图5—2表明了这种现象。


　　家庭可任意使用的名义收入，并没有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它可以说明苏联家庭在消费品上支出的现金额。而消费者个人的实际支出是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接近消费者可购买的商品数量。[10]从图5—2我们可以看出，1986年和1987年（如早些年一样），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增长保持在可得到消费品的增长线上。二者的差异是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样微小的差别足以被苏联零售价格每年1%～2%的通货膨胀所抵消。可是，如图5—2所示，在1988—1989年家庭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可得到的消费品增长的速度。[11]消费者对超出可得到的消费品的过度需求的增长，在考虑到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引起了从正常的零售渠道得到的商品的短缺和匮乏，从1988年和1989年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1987年经济改革的缺点正好解释了消费者购买力为什么会得到迅速增长。由于企业可以不受中央的控制，它们就为自己的职工大大增加了工资。[12]
　　消费品短缺恶化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增长，这是由于1987年的改革导致了税收下降的结果。图5—3是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预算赤字的百分比数据。[13]在1985年以前，苏联的预算赤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1986—1987年，当反酗酒运动大大减少国家酒类销售的收入时，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1988年和1989年，《国有企业法》的生效使预算赤字变得更大了。[14]当国家职工工资部分由印刷新货币来解决时，消费品的过度需求问题就变得加复杂了。[15]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放开价格，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仍然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过度的货币需求并没有立即产生显著的通货膨胀：据官方统计，零售价格1988年仅上涨了0.6%，1989年上涨了2%。[16]相反，这个差距导致了消费品分配体制的崩溃。商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17]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现在变得对利润十分敏感，针对商品的过度需求，它们使产品转向高质量、高价格，这带来了很高的利润。这样，部分低收入人口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越来越难以买到。只好通过有影响的人的“后门”渠道，或通过高于官方价格秘密地买卖（这一直是苏联体制的特点），商品的销售开始明显地被排除在公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空空的货架不可避免地使家庭储藏问题凸显出来。当消费品越来越难以到手时，消费者开始把商品储藏在家里。[18]这种储藏行为，从消费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货物的短缺现象更加恶化。
　　当1988—1989年消费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时，一个同样严重却较少被人察觉到的问题在经济中逐步显示出来了。年度资本货物储备的增长所依靠的纯粹的固定投资，其数量在1988年突然下降了。这一年，固定投资下降到7.4%，1989年再降到6.7%。[19]这种趋势对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构成威胁。这个空前的困境是1987年改革的另一个结果。由于中央不再规定投资的高速度，企业为了现在牺牲了未来。整个经济在1988—1989年继续扩张，1988年GNP增长2.1%，1989年增长了1.5%，但是这个速度不过相当于80年代早期的缓慢速度。

争论的激进化


　　1989年是苏联体制路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混乱的消费市场，下降的投资，令人失望的GNP增长必定要对经济改革的路线产生影响，其结果鼓励了争论措辞的激烈化。198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在《新世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20]她主张，世界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体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是不相容的。这个异端之言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些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他们利用自由的大众媒体向大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宣传他们的观点。1989年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乐于倾听这种观点。
　　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随后迅速展开，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有欠精细却十分重要的、日益流行的术语的变化来描绘争论的演变。争论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第一是经济计划或者市场力量指导的经济范围问题。第二是生产方式上公有或者私有财产的相对效力和愿望问题。
　　如我们在第3章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改革理念是要建立一种既能保留经济的计划性，又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具有分散性和发挥市场力量的功能显著的经济。这似乎是1987年制定《国有企业法》的目的。从1989年开始，这种观念受到日益猛烈的抨击。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市场经济”术语开始被使用时，戈氏原来的观点有了微小的改变。这些术语表明经济应该主要是一种市场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和“计划”则是修饰语。1990年，“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开始使用，这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实际上，这是建议实行一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体制，在那里，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框架内积极地控制市场。
　　术语的演化在继续进行着，此后，“控制的”一词被众多的评论员所抛弃，经济改革渴望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术语演化的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这一术语的提出使改革进入了最后阶段。尽管“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可能引起人们误解，因为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经济完全自由地运行，但在如何实行“控制”的争论中，这一术语还是通行无阻起来了。实际上，它是在改革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拒绝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信仰看来，如果一种经济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计划的框架就是必需的。
　　所有制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起初，出于对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改革的考虑，人们呼吁建立一种“混合经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从1986年开始被允许同国有企业并存发展。开始，人们以为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只是起积极的但微小的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接下来，居然有人鼓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这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很快，评论员们开始讨论起“联合股份企业”的优势，这是一种颇有些含糊不清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制关系的真正性质依赖于谁持有股票。如果公众代理人在联合股份企业中拥有大部分股票，那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然而，这种联合股份公司形式打开了大型企业非国有化的大门。
　　到1990年，出版物开始公开发表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的观点。私人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的观点似乎成了定论，尤其是当它基于这一推论时：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21]对企业的“非国有化”呼声也开始为人所闻了。这一术语意味着解除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包括把所有权转手给职工或者地区政府、地方政府。然而，这种术语的演变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尽头：呼吁私有化，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
　　很快，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体上就经济改革展开的争论，从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转到如何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了。开始争论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如何结合一些市场力量和在绝大部分生产方式公共占有的条件下如何允许一些小型非国有企业存在。现在，激进的改革者转而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了。[22]
　　其中一个例子是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在80年代中期，他是“理想的计划编制系统”的追随者，该系统试图使用线性规划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23]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当上了一个新研究所——经济预测和科学与技术进步研究所的副所长。在1986年鼓吹价格自由化受批判后，他退而坚持更为谨慎的立场。1989年，他担任科学学院经济系的主任。80年代末，他转而反对中央控制，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化。[24]他领导的这支特殊研究队伍在1990年制定了著名的“500天计划”，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第4章已经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资深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条改革路线。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尔巴金，仍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选择资本主义。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名他为副总理，负责经济改革。在1989年苏联经济期刊《经济问题》的一篇文章中，阿尔巴金肯定了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批判“自由市场”的观点。他拒绝在莫斯科广为流行的市场神话，以赞许的语气引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的著作及其对“自由市场”的著名批判。阿尔巴金的引证如下：

　　自由市场今天在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经济生活不但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且受清晰可见的政府控制、财政政策、公司计划和政府间协议等手段的调节。

　　阿尔巴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他把他的观点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市场机制与极其高度发展的、为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体制的结合。”[25]他强调逐步发展市场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把市场和任何私有化需要联系起来。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尔巴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1987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无疑对促使人们走向亲资本主义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观点的影响会在1989—1991年间急剧扩大。如果不了解这个阶段实际的观点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人们反而会以为经济问题提高的只会是那些主张改革前的旧的集权体制的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正好说明了“激进改革”有危险。
　　另外，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的策略支持者们，可能已经从由他们首创的严肃的改革举措所引起的经济问题中明白过来，他们必须谨慎地推进改革，并且更加周密地计划他们的改革。由于净投资的下降，职工工资失控和税收下降的核心问题有可能得到补救。1989年，苏联政府仍然有权力把有效的征税体制强加于企业头上。纠正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将制定出来，以抑制工资增长，引导资金回到投资上来。然而，经济困难的主要结果显然在加强那些鼓吹把改革转变成革命的人的观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变得更弱小，主张回到改革前老路的拥护者们依然处于社会的边沿。这种结果从1987年后产生的经济困难就可获得解释。[26]

1990—1991年的经济建议


　　苏联领导层对日渐激进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开始是抵制的。阿尔巴金在1989年提名为副总理后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中呼吁，市场关系要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但这必须在经济的计划框架内，而且大型企业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在电视讲话中指出了私有制的危险性。“我不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那些要把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化的作者们”，他还补充说：“不管你们与我在做什么，我都不想抛弃这个立场。”他同意“也许以后……将开拓一种类似于小型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但他反对大型私人企业出现的可能性。雷日科夫补充道：“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剥削工人、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可能性。”[27]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为了调节经济活动”要寻找“一种计划和市场方法的有机结合的形式”。大会认为“创造一个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的，同时，也强调“没有集中的有计划的管理，现代生产是不可能的”。[28]
　　但是，到1990年，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建议超出了学术会议文章的界限，它们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些观点构成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在当年广为流传。1988—1989年的经济困难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认为进行另一轮经济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布，现在“改革应该激进一点”，经济改革也应该进展得更快。[29]他让副总理阿尔巴金负责这项工作，并配备一个由60名经济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制定出一个新的经济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包括：大部分价格的日渐放开，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大型企业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失业补偿制度代替就业保证制度。然而，一些关键的部门，包括燃料、金属、运输部门，仍然归国家所有，其产品由国家控制价格。[30]虽然阿尔巴金在1989年反对轻率地接受市场，但他于1990年3月的建议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立场的突然转变已为人们广泛注意。尽管他在1990年3月对激进改革发出过呼吁，但同年4月中旬，他对阿尔巴金小组的建议还是犹豫不决的。戈尔巴乔夫抱怨道：

　　他们想孤注一掷，让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放开，把市场引进到一切地方，让我们搞自由企业，给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开绿灯……我不能支持这种观点。[31]

　　相反，同年5月，政府通过了一个渐进的、五年转换到“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由雷日科夫负责实施，在转换期间仍由中央对经济加以集中控制。[32]
　　在当时一个对戈尔巴乔夫采纳激进经济改革措施犹豫不决的预见性评论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根季纳·佐特耶夫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33]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似乎在向经济学家建议的方向前进。在同年7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拒绝“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垄断”，认为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有“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为了促进购买和销售，把股票、股份和其他同等物提升为生产手段的一个部分”。[34]
　　同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联合命令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小组由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塔林领导负责，叶利钦的顾问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也是领导成员之一。9月上旬，这个小组递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报告，这一报告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约17个月内实行剧烈的改革。[35]虽然这一计划从来就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它在从改革的社会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计划的特点从下面这段介绍就可看出：

　　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1985年至1990年对社会认清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毫无希望、从而勾画出向一个不同发展模式的转变工程是客观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市场特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调节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劳动使用的理性化、物力和财力资源达到可能最佳的协调，并使国民经济处于平衡。”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避免收入的过度不平等，促进不同地区更加均衡地发展。他们呼吁在500天内，至少70%的工业企业要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最后，他们要求在私人商业银行和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制。[36]
　　这显然是一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蓝图。这一蓝图要求对许多价格迅速放开，削减企业津贴，允许大量的企业破产，鼓励廉价进口以降低成本，鼓吹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当总理雷日科夫反对500天计划并制定了更缓和的计划时，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此计划似乎很赞同。戈尔巴乔夫抱怨一些反对者声称500天计划是“一项通向资本主义的计划。很显然，这样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这种计划和他的观点——“个人所有制只是在某些领域起重要作用，但在整个社会中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是一致的。他坚持认为这项计划符合社会主义，强调国有企业、合作企业和其他集体企业将继续起作用。他评论道：“本质上，我们正回归到‘把工厂归还工人，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口号上来。”[37]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处于矛盾之中，一边是他的一贯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边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发展资本主义。后者明显地是500天计划的目标，任何看了这一计划的人都能轻易地看出这点。
　　然而，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从500天计划中退了回来，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上通过了这一计划。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称之为“总统计划”，保留了500天计划的目标和主要特征，如大多数价格摆脱控制后的最终定位，工业的私有化，创造一个市场型的金融体制。它废除了500天的时间表，提出一个更渐进的改革方案。[38]面对苏联国会，戈尔巴乔夫坚持这项计划“同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不抵触”。但是，他指出这项计划将使“日用品生产者自由地创造他们的财富”，这项计划还要求“政府除国防、卫生、教育、科学和文化外，不要参与经济活动”。[39]
　　到1990年底，苏联经济已经开始剧烈地变化。1987年《国有企业法》逐步减少了产品的中央分配。199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其数量已降到1987年的1/14。[40]于是，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被取消了。[41]
　　1991年6月，亚夫林斯基组织一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提出了加速向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转换的另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被媒体戏称为“大宗交易”，因为如果这项计划被采纳的话，它要求西方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1990年11月雷日科夫心脏病发作住院后继位的瓦连京·帕夫洛夫总理，提出了与雷日科夫不同的更谨慎的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把这两个计划合并为一个折中的计划，带到了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上。
　　1991年7月1日，当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被解散时，解体计划经济的进程达到了高潮。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经济的全面协调，而苏联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负责协调企业的产品供应关系。政治的压力取消了旧的苏联经济协调机制，然而，并没有有效的新机制取而代之。随后，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支柱，此举震惊了世界。到这时，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了。
　　在本章开头，我们就曾断言在1990年至1991年间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原有目标让步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行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事情果然如此。虽然1987年《国有企业法》寻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平衡，允许市场力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框架内，但到了1990年至1991年，经济的计划性实际上被取消了。苏联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前曾经是国家经济的计划性控制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私人的商业银行和交易保障系统。1990年底，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莫斯科开张。
　　早期的改革仅仅主张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可以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并存，可是，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尽管在1991年底之前，大型企业合法的私有化现象是寥寥无几的，此后，私有化的到来就是十分明显的了。企业的主管现在都知道他们的企业将很快成为私人的财产，但人们想知道的是，谁将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42]
　　尽管高层领导继续公开声称信仰社会主义，但经济的快速变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使得勉为其难的领导层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经济紧缩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的计划编制和生产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个已经被废除，另一个已贴上了废除的标记。然而，并没有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于是，经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43]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从形势严峻发展到经济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紧缩。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2.4%，在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见表5—1）。固定资产净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44]人民的货币收入持续上升，预算赤字也持续上升，使本来已经灾难深重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45]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54.2%，出口的48.9%。[46]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
　　结果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打击在1991年尤其严重，这年苏联进口产值，以卢布的官方汇率计算，下跌了56.2%，这主要是由于从东欧进口的下降。[47]工业进口和消费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苏联商品主要的外国市场的突然消失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经济。此外，这种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应该低估的。虽然由于苏联经济多样，尤其是其广阔的领土上有丰富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贸易依赖性很严重的国家，但这种打击还是很严重的。在80年代后期，苏联的总进口只相当于其GNP的7%～8%。这样，当1991年对外贸易下跌近50%时，苏联经济大受损伤。不过，这并不就意味着苏联整个的经济活动就瘫痪了。
　　对苏联经济损伤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间的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在第8章，我们将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到1990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共和国，都已经宣布自己是有着领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国家。自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以来，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许多产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都仅仅是由一个或者两个企业为苏联整个市场而生产。深水抽水机的唯一制造厂在巴库，所有空调的生产由一个集团负责。估计有80%的苏联机器工业产品都是由单一的厂家供应。[48]现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经济的许多联系都开始崩溃了，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国的传统的企业间的供应关系被新的过分自信的共和国追求自治所中断了一样。在一些地方，企业的货物交换不得不穿过国界才得以进行。这种状况是1990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49]

私人企业的出现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又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而且，与所有制关系有关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禁止私人经济活动的法令日益松动，这为亲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培养了新的支持者，也给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难题。
　　早在1985年，新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有限的措施允许苏联市民以个人劳动或者协作劳动的形式进行私人商业活动。随着1986年11月的《私人劳动法》和1988年5月的《合作法》的通过，私人商业活动扩大了。这些措施意在允许和鼓励两种类型的私人商业活动：一是个人手工业或者服务业，二是合作企业。在合作企业中，工人可以集中他们的人力和财力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直接销售给公众。合作企业可以经营饭店、修理业、零售商店、批发贸易公司、小型产品制造业。除了国有企业和其他合作企业外，合作企业的成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其资金不能从外面筹集。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合作企业的目标是允许“独立的日用品生产”，单个个人或小团体生产某些东西用以销售，生产者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这种形式和资本主义公司是迥然不同的，在后者中，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是分离的。
　　允许这样的小型私人商业存在，其实是等于承认国营经济在提供服务和小型产品上的特别贫乏。小商业是西方国家颇具特色的补充行业。但是希望通过这些新法律引起真正的合作，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力量，则显然是错误的。合作企业得到迅速增长，到1989年估计有290万人在13.3万家此类工厂中工作。[50]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从事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由一个或者一些所有者运转企业、雇用工人。这些公司主要从事贸易和金融业，它们利用苏联体制的僵化和价格优势捞到了一大笔钱。贸易公司购买紧缺的物资，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51]
　　1988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称为《关于国有、合作和其他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决议》，该决议极大地改善了私营商业捞取大钱的机会。在这以前，所有的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这个决议允许国家和私人公司可以直接和外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不过，对外贸易的约束依然存在，其中之一是许多产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必须由对外经济关系部签发。
　　1988年的这项对外贸易决议打开了通向富裕的重要大门。苏联对价格的松散控制使得很多苏联产品，尤其是石油、金属，对控制他们的人来说都成为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出口物资。这项决议颁布后，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企业以合法的合作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这很快就引起了部分合法、部分非法且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3000多个这样的公司成立了。虽然出口原材料需要许可证，但是对外经济关系部是易受贿赂影响的。甚至苏联电视、食品、药物都被这些私人公司出口到可以轻易找到的现成的第三世界市场。到
　　1990年和1991年，一个新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形成了，他们主要通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逐渐富裕起来。他们对亲资本主义联盟饶有兴趣。与正在形成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任何偏离，不管是转向改革的社会主义，还是企图回到改革前的体制，都将威胁到他们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的根本。走向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新兴交易的存在是必需的。
　　虽然他们很快变得富裕了，但在1991年，这个私人资本主义的集团还不是很强大，在苏联经济中也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团体来自旧体制的边缘——不满的工程师、科学家、精力充沛和个人主义的年轻人、掌管经济的行家——它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在第7章将会看到，这个团体不是来自这些地方，而是来自党和政府的精英分子，他们在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85年至1991年苏联改革的进程主要是由一系列在苏联体制内运作的力量推动的。然而，苏联体制并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在改革的后期，主要的西方大国开始对改革的进程施加有限的影响。在1990年至1991年，在苏联承诺“严肃的改革”的情况下，七国集团和其他工业国开始对苏联提供重要的援助。这意味着要采取和实施快速市场化的计划。但是这项援助要通过，必须首先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1991年，大笔外国援助徘徊于苏联的门口，如果由西方政府设计的经济改革被通过的话，马上就可进入国门。
　　如果苏联领导层在巨大的经济成功和国际很少反对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西方国家援助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考虑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形势，这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将加强苏联国内那些想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的力量。
　　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富有阶级，以大规模的西方援助承诺为后盾，成为支持亲资本主义立场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党和政府的大多数精英分子拒绝这一立场，或选择社会主义的改革，或回到旧体制，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然，形势的发展将不会那么平稳。1991年，党和国家的精英分子依然控制着国家的机关，包括武装力量。而且，同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紧缩导致的损失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的援助并不是大得诱人。
　　然而，在1991年底，亲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能够控制权力，击败先前专政的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和试图恢复旧体制的力量推向一边。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必须考察改革时期发生在苏联政治制度中的显著变化。


〔注释〕

[1] 消费品开始比总产品（GNP或者NMP）都增长得更快，这表明了总投资增长的急剧减少，这将在下面讨论。

[2] Noren（1990）。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2a，p.52）。根据苏联官方统计，交叉固定投资（以不变价格计算），相比1975年至1985年的年均增长率3.4%，1985年至1987年间每年增长达到7%。

[4] 国有企业的重要法律其正式名称是《国有企业法》，当其翻译成英语时，显得有点笨拙。这里将使用缩写的名称。

[5] 着Schroeder（1987）。某些确定的部分被排除在批发贸易之外，依然由中央分配。这部分包括电力、原油、天然气、金属矿和某些特别的装备。

[6] Schroeder（1987）。职工选举经理的权利在1990年被废除。

[7] 在1997年1月17日作者的采访中，苏联经济学家和前副总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断言，当国有企业法律“是一个进步的法律”时，它的作用被税收立法的失败冰消瓦解了。他声称，听需要的是基于企业和人口上的新稅收，包括过度利润税。在列昂记德·阿巴尔金1989年成为副总理后，他在同年11月促进了新税收的立法，然而，阿巴尔金说，到那时候，为时已晚，难有成效了。

[8] 对苏联各地的配给研究发现，到1989年底，糖在97%的地区实行配给，黄油在62%的地区实行配给，牛肉几乎在40%的地区实行配给。见Noren（1990）。

[9] 引证的数据是国际货帀基金组织（1992a，p.49）上的苏联官方数据。这些数据和表5—1的苏联官方消费品数据存在微小的不同，它们还包括公共消费品，而这里引证的图5—1的数据仅仅是家庭消费品的。1989年消费水平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是由于1988年中期苏联领导层决定削减军用物资，与此同时增加消费品进口來增加消费品的总量。1989年，消费品的进口约增长8亿至9亿卢布，这相当于前一年总消费品的大约2%（Schroeder，1990；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2a，p.57）。

[10] 如果一年又一年的储存未卖出的消费品没有多大变化的话，二者数量将十分接近。

[11] 图5—2的数据可能低估了家庭收入和可得到的消费品差距的增加。从下列现象可以看出这点：当消费品储备在仓库中开始减少时（如1987年至1989年那样〉，而消费者个人实际支出增长就有点超过消费者可得到的商品的增长了。

[12] 平均实际工资，在1980年至1987年间每年以1.4%的速度适度增长，在1988年至1989年却突然以7.5%的速度增长。国有企业的非工资报酬甚至增长得更快。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2a，pp.56，62）。

[13]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对总产品的一项衡量标谁，和GNP非常相似，对苏联尤其如此。两种标准的区别涉及本国公民在国外的收入和外国公民在本国的收入问题。

[14] 国家在1985年至1988年的支出与它在1981年至1985年相比有缓慢的增长，增长的赤字是由于国家税收方面的问题（Noren，1990）。

[15] 苏联预算的赤字不仅通过发行公债，而且通过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得到补充。在1987年到1989年间货币的发行量以年均14.8%的增长（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2a，p.70）。

[1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2a，p.58）。

[17] 在1988年到1989年，商品零售总量相对于它们的销售额来说达到了自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8] 调査发现，在1989年早期，90%的苏联家庭都会把货物储藏在家里，与此相比，一年以前是25%（Schroeder，1990，p.99）。

[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2a，p.49）。

[20] 这篇文章署名为Larisa Popkova（Popkova，1987）。

[21] 这一观点是苏联私有化鼓吹者提出的，其提出动机通常是很单纯的，似乎是要把19世纪的小型商业资本主义作为他们的参照物。如果只有私人所有者能够有效地管理企业和生产消费者需要的高质量产品的观点是千真万确的，那么美国、西欧、日本经济中占优势的巨型公司在市场上的成功就是十分令人不解的，因为这样的公司是典型地由雇佣经理经营，而不是由其主要的股票持有者经营。

[22] Aslund（1991，pp.343～344）。

[23] 1992年10月26日会见弗拉基米尔·法明斯基的谈话。法明斯基是莫斯科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分部的负责人和《经济问题》期刊的编辑。他在80年代和沙塔林很熟，他从自己的角度对改革的演变作了考察。

[24] 根据一个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的说法，到1989年秋，沙塔林“明白地赞同苏联经济渐进地转变成混合的市场经济，其中资本主义成分占主导地位”（Davies，1991，p.126）。在一次谈话中，沙塔林“联想到保守党”，对“英国的进步”表示赞赏（Literaturnaya gazeta，1989-10-11，引自Davies，1991，p.126）。

[25] 阿巴尔金（1991，pp.61〜62）。阿巴尔金的论文最初发表在1989年苏联刊物上。

[26] 到1989年，苏联经济在近15年被西方资本主义超过，这个连续不断的胜利也许在劝说苏联政策争论的参与者们，主张资本主义相对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是更好的选择上起了作用。

[27] 《纽约时报》，1989-11-17，16版。

[28] 《纽约时报》，1990-02-14，2版。

[29] 《纽约时报》，1990-03-16，6版。在经济改革领域，改革为何应当激进化，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含糊不清的，他只知道“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

[30] 《纽约时报》，1990-05-14，A1版、A8版。

[31] 这些评论是在乌拉尔地区作的一个讲话，载《纽约时报》，1990-05-14，A1版。

[32] 《纽约时报》1990-05-23，A1版。

[33] 《纽约时报》，1990-05-14，A8版。

[34] 引自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苏联塔斯通讯社出版，转载于《纽约时报》，1990-06-03，A10版,

[35] 在和作者的一次谈活中，苏联经济学家斯塔尼斯拉夫·曼希科夫断言，500天计划实际上提出得更早，据曼希科夫所说，亚夫林斯基几月以前就起草了―个实质内容上相同的建议，当他在副总理阿巴尔金手下工作时。阿巴尔金不支持这个计划’于是亚夫林斯基把报告递交给鲍里斯·叶利钬，叶利钦同意他的计划。在曼希科夫看來，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命令这个小组在1990年8月提交一份新的经济计划时，他们制定的这个计划和亚夫林斯基早些时候的计划实质上是相同的，除了时间表从400天扩展到500天外。

[36] 亚大林斯基等（1991，pp.7，14，15，44，62）。

[37] 《纽约时报》1990-09-18，A6版。

[38] 《纽约时报》，1990-10-17，A1版。这个立法的官方标题是《国民经济稳定的基本纲领和市场经济的转换》。

[39] 《纽约时报》，1990-10-17，A8版。

[40] Noren（1990）。

[41] 某西方观察员评论道：“在1990年中，集权化的供应体制已经逐渐分解，企业不得不通过‘直接联系’来供养自己。”（Rutand，1991，p.302）

[42] 许多非正式的私有化事例发生在苏联改革的早期，作为企业的主管利用政府下放的权力把他们的企业非正式地私有化了。类似地，某些私人金融机构在他们获得官方批准前，在80年代末就开始运行了。如第七章讨论的Menatep银行事件。

[43] 在整个1988年至1990年，由于共产党从以前的经济管理的地位撤退下来，局势更加混乱了。这将在第六章讨论。

[4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a，p.49）。

[45]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全部解体仅仅发生在俄罗斯，在1992年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

[4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a，p.78）。这些比例是以苏联官方汇率按照卢布计算的。

[47] 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在1991年也下降了，占苏联整个进口降低数的21%［国际货印基金组织（1992a，p.78）］。

[48] 亚夫林斯基等（1991，p.66）。

[49] 我们已经分析了一系列加速1990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的内在的特殊原因。然而，在大部分特殊的原因背后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若隐若现，即苏联政府领导阶层及苏联政府本身权力的快速衰落。经济制度的解体，国有企业未来所有权的不明确性、苏联各共和国日渐增长的自给自足——甚至共和国内部各地区的——都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政府权力衰落的表现。在第八章，我们将考察正在破坏苏联国家和苏联经济及戈尔巴乔夫改革努力的政治活动。

[50] Jones and Moskoff（1989，p.29）。

[51] 到1989年9月，大约400家独立的、合作的商业银行开始营业。到1991年9月，这个数字增加到1535（Kozlov，forthcoming）。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