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四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始创了被称作公开性的政策，它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这一消除文化和政治压制的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日程中的第一步，它之所以面世，也许是由于这一信念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改革依然无动于衷、诚惶诚恐，那么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甚至一步都挪不动。也许它是希望，公开性将会唤醒人们，激发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苏联体制的改革。
公开性对苏联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所谓“知识分子”，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是发展和表达观点、知识、价值和想象——也就是说，那些作家、艺术家、记者、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者。[1]公开性政策刚出台时，知识分子的喜悦之情一度转化为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的强烈拥护。但是，相当大一部分新获自由的苏联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改良的社会主义的中心目标相反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两个月之后，禁放电影《阿戈尼亚》被解禁，在莫斯科人看来，这是新自由来临的钟声。1986年2月，著名的政治犯阿诺托利·夏兰斯基被释放出狱。[2]而苏联氢弹之父、著名的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突然于1986年12月从他的流放地高尔基市被释放出来时，全世界都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创举所震惊。
释放政治犯是朝着转变政治气氛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赋予大众媒体新的自由。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3]不久，许多主流报刊的主编易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受命主办《星火》、《苏联文化》、《莫斯科新闻》、《旗帜》和《新世界》等报刊。[4]国营电视网开始在新闻报道中报道不同观点。
这些创举终结了苏联数十年来对社会生活的严格管制和层层监控，结果迅速出现了“市民社会”——即处于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公民组织和活动。[5]市民社会出现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解禁以来，苏联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组织，只是尚处于半地下状态。[6]新的公开性政策允许这种隐蔽的市民社会公开活动并迅猛发展。
苏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突然之间被开放，被越来越自由地付诸检讨和争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多么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人们利用他们新得的自由，不仅去做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也去表达和他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主张。有人反对改革，甚至公开说苏联社会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有人呼吁回到斯大林的过去。有人退后得更远——君主制观念也被公之于众，就像布尔什维克之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做的那样。[7]例如，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反犹太组织帕米亚特公然问世，并于1987年5月在莫斯科操纵了一起群众游行事件。
苏联的过去被推到公众面前加以严肃而批判地审视。斯大林的镇压饱受诅咒，而这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是不可能的。领导层开始为被斯大林镇压的早期革命人物，例如布哈林平反。终于，有些分析家开始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早期的革命领袖。另一些人则把布尔什维克的掌权当作是苏联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还有些人则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相比较。
因而，所有的立场——改革的、保守的、反对的、革命的——突然全部在公众面前曝光。苏联这个社会，从来就不习惯于如此一种公开的和无所不及的争论。各种新立场的表白开始时都小心翼翼，往往伪装成正在就如何更好地推行改革进行争论。但当人们发现新得的自由实实在在时，非官方的立场就表白得越来越露骨。
在这场观念日新月异的运动中，刚刚获得自由的大众媒体起了关键的作用。报纸、杂志和电视，为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在最高领导层，此时发生了一场就局势是否已失控的激烈争论。那些迷惘的人把一腔怒火全撒向“自由的媒体”。一些普通的苏联百姓看到他们昔日曾经衷心信赖的媒体受到攻击，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在以前，媒体是官方路线值得信赖的宣传工具。这种反应也表现在叶戈尔·利加乔夫的身上，他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曾是党内二把手。他抱怨说，媒体正在“丑化苏联历史”。他时不时地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确实，许多苏联媒体在80年代后期越来越对苏联社会和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越来越偏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把它当作是苏联应该仿效的模式。
在回忆录中，利加乔夫抱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期间，任命了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人担任各大媒体编辑。[8]他对胡乱调换媒体领导负有主要的责任。利加乔夫虽未明说，但他的意思显然是，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任命反共产党的人担任关键的编辑职务，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这项计划，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却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确实，雅科夫列夫最终于1991年辞去了戈尔巴乔夫顾问的职务，开始批判社会主义。[9]不过，就算利加乔夫对雅科夫列夫80年代期间的目的所说的话是对的（当然也不无疑问），他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媒体越来越宣扬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问题上，仍然犯有错误。
利加乔夫的解释所提供的是他自己也有错，这在无意中被他自己关于1986年一项最重要的编辑任命的记述所证明——任命维塔利·科罗季奇担任大型周刊《星火》杂志的领导。在科罗季奇任职期间，《星火》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主要喉舌。但科罗季奇并不是雅科夫列夫任命的，而是利加乔夫自己作出了这个特殊的任命!在任命之前，利加乔夫读到了科罗季奇刚刚出版的著作《可憎的面目》。利加乔夫发现该书尚属正统，他唯一的抱怨是：科罗蒂奇“写到美国时太极端了”，表达的观点“太反美”。不过，科罗蒂奇不久就把《星火》转到赞扬美国、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10]
如此之多的苏联媒体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联体制，并且即使在领导层作出了将该体制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努力时也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媒体作出这种转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它们反映了苏联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改革之前就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但绝大部分还是官方意识形态积极的倡导者。因为这样做，他们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也可以进驻豪华别墅，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则得到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学术网络的大批资助，没必要花时间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在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更可以获得稳定的资助。
但是，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实际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怀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作家写作、记者报道、经济学家分析、科学家理论概括、艺术家创作，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不符合的话就会丢掉自己的工作，就会受到学术权威的排斥，假如其离经叛道被视为颇具威胁，就还得面临受迫害的命运。知识分子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因此，他们只有怨恨。[11]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对长期压抑他们的共产党官僚的怨恨，使他们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很自然地，他们开始喜欢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观念，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保证这种自由畅通无阻。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和观念深深吸引了知识分子。整个改革年代里，他们中许多人为此强调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者所持的个人自由可以与社会主义体制相协调的信念。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也开始起作用。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就是处理观念、理论和想象问题，在头脑中苦苦思索和考虑新的、替代性的形式，因此他们在考虑用激进的替代方案取代现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别人开放许多。在社会改革和变迁时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喜欢放弃折中性的改革，而宣扬革命性的观念。这在西方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特别鲜明，此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涌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其他社会群体则倾向于用折中式的福利国家改造资本主义。
在改革之前的年代里，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同样的激进化进程也逐渐发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改革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与西方相比，苏联发生类似的进程其影响要深远得多。在30年代，虽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走向了激进，但属于大资本家所有的西方主要媒体，一直把他们拒之门外。激进的作家们必须求助于小型的左翼出版社，而记者们只能在诸如《工人日报》之类的报刊上发表论文。激进的剧作家们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以细心删改过的形式面世，其进步主题深藏不露，这和改革前的苏联影片只能小心地在检查制度边缘躲来躲去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报纸都支持共和党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当总统，在它们看来，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式改革也太激进。
但1986—1987年间苏联任命的新编辑们并没有遇到这种阻力。开始时他们并不相信到手的自由是真的，但不久就相信了。最高政治领导层确实给了这些编辑、记者、作家和经济学家以自由，允许他们随意运用大众媒体作为工具。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实际上全部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却赋予它们实质性的独立。
1988年3月，似乎这一曲田园牧歌就要终结了，《苏维埃俄国》发表了“新斯大林主义者”尼娜·安德雷耶娃攻击媒体“太过分”的来信。[12]人们担心这封信代表了官方政策，是公开性即将完结的信号。但在一次漫长的、激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有条件地支持安德雷耶娃来信而与雅科夫列夫针锋相对的利加乔夫落败，政治局决定在苏联中央委员会会报《真理报》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安德雷耶娃来信，重申支持新闻自由和独立的立场。该社论在4月5日发表，三周后安德雷耶娃的来信被发表，这表明中央给独立写作和思考大开绿灯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13]
几个月后再次发生了同样的情节。一篇从学术上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苏联发表。经济学撰稿人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局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14]谢柳宁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潮流，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15]
1989—1990年间，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了。塔雅特·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们认为她在推动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一开始，她还把改革看作是改造社会主义。但到了1990年，她的看法就改变了。她曾描绘过科学学会1989—1990年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大会由学会副会长弗拉基米尔·库德里亚采夫主持。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16]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苏联学者对于苏联未来的共同期盼：“它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17]
因此，苏联的知识分子们正在迅速地走向激进化的历程，他们被赋予了自由进入甚至操纵更多“大众媒体”的权利。[18]1987—1991年间的媒体反映了这种激进化的历程，因而胆子越来越大，公然为各种反现存观念的言论提供发表阵地。[19]
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会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难道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选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时，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了自己的物质利益？
不。许许多多的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受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工人一点都不多。几十年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那段时间里，苏联科学家的收入与体力劳动工人相比要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相对收入越来越低了。[20]西方客人经常可以从莫斯科知识分子口中听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刚好和一位卡车司机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21]苏联知识分子不无正确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比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要高。
有人还特别看重西方知识分子致富的机遇。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随着80年代后期与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苏联知识分子越来越乐意会见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识分子，由此得到的有关西方这一群体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来越歪曲。
不管物质的考虑在苏联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转变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它确实助长了而不是阻碍了他们向这一方向发展。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
在改革年代里，经济学家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也经历了这一激进化的历程，但他们激进化的影响要更加深远。改革包括许多方面，但如何改革经济是中心主题。作为研究经济如何运行、如何发展的专家，经济学家在重建社会的争论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其他的苏联知识分子一样，经济学家也曾被要求支持官方意识形态，这包括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中央计划优越于“无序的市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财产等等。在官方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最大的禁忌，因为它意味着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卖命。
过去，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重复着这些观点，但对它们并不那么全信，甚至一点都不相信。即使在改革之前，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苏联经济学家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自由市场和私有制是构建经济体制的唯一合理的方式。苏联经济学家教着他们应该教的，发表着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文章，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怀疑起了自己的所教和所写。
在苏联体制下，职业经济学家以往的影响并不大。真正的经济决策权掌握在党的政治局手中，其次是各经济部门和国家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很少有人是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在改革之前对他们也很少有什么影响。主管经济的官员们绝大部分具有管理者和工程师的背景。就像在西方那样，拥有这些背景的人很少看得起理论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后者都是些脱离现实、和现实不相干的人。
但随着公开性引发的争论越来越自由，经济学家们开始在公共论坛上积极地、有效地推销他们的观点。在苏联经济学家当中，公开性启动了和在其他知识分子当中一样的激进化历程，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信仰了。戈尔巴乔夫似乎特别重视他们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最高政治领导层不断转向经济学家，要求他们为经济改革制定新的计划。现在，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已经举足轻重了。
这些苏联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和一切鼓吹西方经济思想的人一模一样。虽然也有例外，但改革后期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在西方的新古典同仁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也羞于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但他们鼓吹用自由市场取代计划，用私有制取代国家或工人所有制，无疑就是在鼓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都被西方的极端观点迷住了，这种极端观点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它源于在19世纪英国经济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简单化的观点。它认为，解除管制的市场力量能够在经济效率、技术进步、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方面均导致理想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它被一种更加中庸的理论所取代，后者认为，虽然市场力量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政府也必须提供出一个调控框架，以便防止出现诸如严重萧条、收入过分不公、垄断势力发展、环境破坏、工作条件不安全等社会病患。70年代，这种古典的自由市场学说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当中开始复辟，并从此和干预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一争高低。
自由市场经济学对苏联经济学家的重大影响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虽然苏联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的问题有亲身体会，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无序市场所带来的问题。也许是认为西方的贫穷和失业只是共产党的宣传而已，许多经济学家急不可耐地接受了自由市场的信条。[22]1991年由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全部100%的俄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23]
并不是所有的苏联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自由市场理论。少部分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包括权威的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观点，认为市场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调节。[24]但在整个改革期间，占压倒多数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拯救苏联经济的唯一道路是自由市场和私有化。
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公开性政策已执行五年之久的1990年，知识分子已全面激进化了，他们的声音已遍及各种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25]
苏联的媒体非常集中化，因此激进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撒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乌拉尔山脉南部城市、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前共产党书记亚历山大·苏维茨基指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已经使得“（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的工人都开始拥护叶利钦和美国生活方式了”。[26]
知识分子不仅在大众媒体中、在担任政府顾问时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还在选举运动中和1989年开始发展的新的立法机构中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知识分子的声音远非事情的全部。因为如果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拥护资本主义，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那些人——即党—国精英——是能够给他们以打击的。不过这些人并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恰恰是理解苏联体制终结的关键所在。
〔注释〕
[1] 这里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和传统苏联用法不同，后者的涵义更广，包括了一切受过正式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人。
[2] Gwertzman and Kaufman（1992，pp.11〜12，27）。
[3] Hewett and Winston（1991a，p.502）。
[4] Brudny（1991，p.162）。
[5] “非正式协会”在公开性政策下出现在苏联的每个角落。据估计，1987年末组成了3万个这类团体，1989年猛增到6万多个。其中部分是关注诸如环境之类主题的非政治团体，另一些则是体育性或音乐性的团体（Miller，1993，p.102）。
[6] 参看Lewin（1991，chs 5，6）
[7] 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观点在改革之前就己吸引了一大批地下追随者，其中不仅有知识分子，也有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Bilenkin，1995，p.25）。
[8] 利加乔夫（1993，pp.95〜97）。
[9] 1990年至1991年间，雅科夫列夫的观点出现了急剧转变，他不再和原来一样支持社会主义的改革了。在1990年的一次党代会上，雅科夫列夫对一个代表团说：“我已经作出了选择。我喜欢股份资本。”（Daniels，1993，p.168）1991年夏，他辞去戈尔巴乔夫高级顾问之职，公开谴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请参看题为“我为什么放弃马克思上义”的雅科夫列夫访谈录（《苏维埃俄国》，1991-08-03，1页）。也可参看《苏眹报刊最新文摘》的相关报道（1991，31期，总第43卷，11页）。
[10] 利加乔夫（1993，pp.96～97）。1994年，在一次与作家的谈话中，科罗第奇证实了利加乔夫所言不虚。
[11] 每种社会体制都有其获得知识分子拥护的途径。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也不例外。然而，后者鼓励知识分子拥护其社会体制所用的手段要更加隐蔽。它们主要表现在那些正统的观点和方法更容易获得资助、发表、学术地位和受人仰慕的荣誉，而不像苏联那样，采取赤裸裸的检查和镇压的方式。
[12] 尼娜·安德雷耶娃说：“我不能置原则于不顾”（《苏维埃俄国》，1988-03-13）。
[13] 公开性在1989—1990年间从政策变成了法律。1989年7月，《刑法》中禁止“反苏维埃鼓动和宣传”的条文被删除，1990年的《新闻和其他大众信息媒体法》宣布取消检查制度（Miller，1993，p.99）。
[14] 瓦西里·谢柳宁：《源泉》，载《新世界》1988（5）。该文的英译参见Tarasulo（1989）。
[15] 参看Steele（1994，pp.41～42）。
[16] 对塔雅特·扎斯拉夫斯卡娅的访谈录（1992-10-19）。
[17] White（1992，p.232）。
[18] 在一项新的媒体法于1990年8月1日正式生效后，许多大报和重要刊物脱离了与国家或党政机关原有的正式隶属关系，转变成了独立的公司（Miller，1993，pp.99～100）。
[19] 并不是所有的苏联大众媒体都成了“自由派”的喉舌，都把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看作是末来苏联的新模式。有些媒体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即俄罗斯民族主义。
[20] 从1960年到1985年，科学研究的平均收入在相对的意义上降低了，从比工厂工人多23%，变得少4%（《苏联国民经济70年》，1987，431页）。在此期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员的收入，同样相对于体力劳动工人有所降低（Miller，1993，p.31）.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宣称，这种相对收入下降的趋势同样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大学教授（对亚历山大·布兹加宁的访谈，1994年5月）
[21] 一位苏联朋友曾这样讲给弗雷德·维尔听。
[22] 美国和英国一些保守的思想界人士确曾极力对苏联经济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施加影响。典型的例子是遗产基金会和英国的经济研究所。这些组织通过举办会议，把西方的自由市场思想家和苏联的知识分子拉到一起，他们还邀请苏联经济学家到他们那里观光旅游，当然，不管如何，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都是乐意接受自由市场观点的，并不需要有多大的推动。
[23] Barnett（1991，pp.1087〜1098）。
[24] 阿巴尔金的观点，以及他在改革后期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本书第五章将予以讨论。
[25] 参见1992年10月27日对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访淡录。
[26] 《亚历山大·苏维茨基采访录》，《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日报》，199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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