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家庭背景、青年与早期的工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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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家庭背景、青年与早期的工会活动

1880—1913

↘从农场到工厂
↘米勒的私生活
↘用自己的武器去对付泰勒制
↘鼓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1880年12月9日下午两点，里夏德·路易斯·米勒（Richard Louis Müller）出生在一个叫魏拉（Weira）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属于图林根。当时魏拉是个农业村镇（现在也是），人口约有500人。米勒的双亲奥托·弗里德里希·米勒（Otto Friedrich Müller，1848年生）与威廉明娜·阿尔宾娜·米勒（Wilhelmina Albina Müller，1853年生）在经营农场的同时，还在农场旁边开了一家小旅馆。这一家从1875年到1884年添了七个孩子，里夏德排行第四；他的弟弟、1882年出生的弗里德里希在出生后几个星期就夭折了^[1]。

　　里夏德快满八岁时，这个家庭遭到了重大打击：他的母亲威廉明娜在1888年11月25日去世了。这个家庭的小弟弟弗兰克林·阿尔诺（Franklink Arno）刚于两周前的11月8日出生，所以威廉明娜的死可能跟分娩并发症（labour complications）有关。奥托·弗里德里希·米勒和他的六个孩子一起度过了两年时间，然后又跟村里砖瓦匠的女儿、年方十九岁的乌尔丽克·齐默尔曼（Ulrike Zimmermann）结了婚。年纪较大的兄弟姐妹是怎么跟这个只比他们大六七岁的继母相处的，这位年轻姑娘又对突然要经营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有什么想法，我们只能猜测。在这桩婚姻的头三年结束时，乌尔丽克·米勒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出生在1893年，另一个出生在1896年，使这个家庭的人口达到了十人。

　　1896年夏天，厄运再次打击了米勒一家：父亲在当年7月26日逝世，使这个家庭濒临破产。同年十月，他们只好卖掉了小旅馆。奥托去世后，这个家庭马上濒临破产，再加上他们以农业为副业，这一切使我们猜测：这家小旅馆早就经营不善，所以家庭的经济情况一直很窘迫^[2]。

从农场到工厂

　　作为一个经济窘迫的家庭的八个孩子中的老四，里夏德·米勒一定在小时候就明白了，他不可能获得丰厚的遗产。我们有理由断定，他小时候就在旅馆和农场帮忙，补贴家计。虽然我们还不清楚，里夏德·米勒是不是从16岁、甚至在16岁之前就开始当车工学徒的，但是，在他16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家庭也破产了，这一定使他和三个兄姐确信，他们从此以后只能独力谋生了。这就是说，要离开魏拉：当地的农业经济不可能提供稳定的保障，而1870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德国经历了高速工业化，这正好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3]。

2012年的魏拉。

　　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离开了农村，从农民的儿子变成了产业工人；这种工人阶级的典型道路，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给他的人生打上深刻的烙印。

　　米勒当上了车工学徒。他的工作，就是用电力车床来研磨金属部件，后来他是这样来描述它的：这种工作较少依赖“体力，较多依赖智力、经验、机器、工具，特别是整个车间的技术水平^[4]”。车工是现代化的、技术水平较高的环境中的技术工种，有点像工匠或手艺人，依靠学来的、难以替代的专业技术为生。不过，融入一个分工细致、往往雇有几千名工人的大工厂后，车工就从手工艺的世界进入了产业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使他们——特别是大城市里的车工——较快地抛弃了熟练行业工人的身份认同，他们大都产生了较高水平的阶级觉悟。

　　我们可以从米勒的学徒期推测，他只受过当时比较普遍的八年制初等教育^[5]。所以，他应该是通过工人运动的报纸和教育机构自学政治和历史的，后来他的许多曾在童年时期在乡下经历过工人阶级生活的晚辈也是这样自学的，只不过时间较晚。我们还可以推测，当上车工，对他来说就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魏拉一直是个农业村镇，人口很少，彼此都很熟悉；只有附近的城镇才有一点工业^[6]。在米勒当上学徒之前，他只知道一个由个人关系构成的乡村世界，只在旅馆和家庭农场里工作过。离开家乡当上车工学徒后，他熟知了异化的工资劳动、与之相关的剥削、罢工和工人斗争^[7]。对于他的青年时期，我们没有掌握任何确切的信息；对于他在16岁到21岁这段时间里的经历，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当了车工学徒而已。他在26岁那年才参加德国五金工会，他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参加社会民主党的^[8]。

　　1902年，在里夏德·米勒21岁的时候，他的人生出现了另一个有记载的转折点：他结婚了。9月1日，他在汉诺威同卡塔琳娜·赫德维希·迪特里希（Katharina Hedwig Dietrich）结了婚，女方来自埃森（Essen），比他小一岁^[9]。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叫阿尔诺·胡戈（Arno Hugo），生于1904年12月27日，一个女孩，叫海伦娜·希尔德嘉德（Helene Hildegard），生于1907年4月11日。考虑到婚礼是在汉诺威举行的，而且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在汉诺威出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他们至少在1902—1904年间居住在汉诺威，然后才搬到了柏林^[10]。

　　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很耐人寻味：他的名字是由里夏德·米勒的两个弟弟胡戈·弗兰克林（Hugo Franklin，1884年生）和弗兰克林·阿尔诺（Franklin Arno，1888年生）的一部分组成的。看来，米勒对这两个弟弟特别钟爱；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他很可能照顾过他们一段时间。胡戈·米勒后来也住在柏林，在柏林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的一个消防站当消防员。在德国革命之前和德国革命期间，他赞成里夏德的社会主义观点，拥护哥哥的政治工作，这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具有密切的政治关系^[11]。

米勒的私生活

　　除此之外，关于里夏德·米勒的家庭生活，我们了解得很少。他的妻子和子女只在公共档案中又出现过一次：1919年，在试图逮捕他时，当时14岁的阿尔诺曾被短暂绑架^[12]。能找到的其它消息来源，都只跟里夏德·米勒的政治生活与影响有关；他的私人生活与家庭生活仍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因此，他的家庭是什么时候移居柏林的，至今仍无法查清，尽管从他在1911年写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13]。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以某种形式涉入了政治。他们的家庭生活可能仍然实行着传统的性别分工，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卡塔琳娜·米勒很可能当上了家庭主妇。里夏德的工作本来就很忙，在参加政治活动之后就变得更忙了，所以他恐怕没有多少时间来抚养孩子。就算他的妻子和孩子没有额外的收入，他作为熟练工人的工资，以及他后来在工人运动内担任的多个职位的收入，也足以抚养一家人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查到米勒对妇女参与工资劳动（paid labour）表达过一次意见。他并不完全反对妇女依靠劳动挣工资，但他反对妇女从事重体力劳动，他认为这样做“不太适合女性的身体条件”，他还认为妇女的劳动时间应该比男人短：“一天劳动12小时，哪怕是对男人来说，都已经过长了，如果让妇女和姑娘干上12小时，那简直就是犯罪^[14]”。

　　如果这种对于“性别平等”的观念显得过于大男子主义的话，我们应当记住：他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工厂，这种工厂经常让妇女在有害健康的环境中工作；而且他并没有要求禁止或限制妇女参与工资劳动。正好相反，他很想让女工参加工会活动，改善女工和男工的劳动条件。

　　虽然他对于妇女参与工资劳动没有发表太多意见，但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可以猜测：米勒恐怕不太愿意让他的妻子到当时的某个普通工厂去工作。在当时的工会会员与社会主义者的家庭生活中，传统的性别分工仍占主导地位，而且没有多少人对此提出质疑。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采取了进步立场，并向罗莎·卢森堡或克拉拉·蔡特金这样的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敞开大门，但这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这种日常做法。

用自己的武器去对付泰勒制

　　1911年，里夏德·米勒在《德国五金工人报》（德国五金工会的报纸）上发表了分两期刊登的文章，分析了雇主新采用的车工工作中的计件定价计算方法对劳动和工会组织工作的影响，这是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全国性的舞台上。这篇文章体现出了高度的、而且是战斗性的阶级觉悟。他指出，新的计算方法会让雇主更加容易地控制工作流程（workflow）。泰勒制是根据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5]的“科学管理方法”而设计的管理制度，随着这种管理制度的推行，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了尽可能多的操作，每一种操作都有自己的计件工资率（piecework rate）。对劳动过程及其速率的控制权从工人手中转到了雇主手中。此前，雇主必须依靠技术工人的专业技能，并且不得不向技术工人做出一些让步，让技术工人掌握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是，在推行泰勒制之后，雇主对车间的控制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计件工资制还降低了工资，并使得非熟练工人更容易取代熟练的车工。这种新推行的管理制度还使这个工种的价值大大降低，导致了大幅度的劳动力更替（job turnover），因为在新制度下，计件工资率被压到了尽可能低的水平，使工资低于通常的水平，并使劳动变得枯燥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大幅度的劳动力更替又使工会更难开展组织工作，使力量对比的天平愈加倒向雇主。但最重要的是，劳动速率的加快，使工人承受了更加巨大的压力。

　　难怪米勒会认为，新方法“不过是一种复杂的加快劳动速率的形式”。他还认为：“监工再也不用亲自站在车工背后了。现在他舒服地坐在核算室里，独断地制定计件工资率，强迫工人以快得发疯的速率劳动，否则就得永远改换工作^[16]。”米勒直击泰勒制的要害：他抨击了新的计算方法，认为这种计算方法是不科学的、专断的，并要求车工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生产的组织工作。他还建议：五金工会应当给工会代表开设专门的指导课程，让工会代表在同核算室谈判时胸有成竹：“就算我们通过大斗争赢得了共同参与决策的权利，在我们跟核算室谈判时，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定出适当的计件工资率，那这种权利又有什么用呢？”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了解到泰勒制的核算手册“在遭遇到具体的计算时，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只能把它收起来^[17]”。

　　米勒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份泰勒制的历史档案：它表明了在车间里掀起“泰勒制革命”的前夕，技术工人凭借他们对劳动的直接控制权，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权力。如果雇主能够成功推行泰勒制，就能更加彻底地控制劳动，从而使工人的技能和工人本身大大贬值，变得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工人通过罢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也就会大大下降。这篇文章还表明了，尽管泰勒制被吹捧为科学的管理制度，但是，泰勒制对劳动的控制是非常复杂的，因而也是很难贯彻的。米勒记载了几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初步核算结果极不精确，最后不得不支付五六倍之多的——在一个案例里甚至高达九倍——计件工资。只有在优秀的老工人离开雇主、车工车间的产量下降之后，这种情况才会被承认。当然，这种不精确的核算也有它的作用：它能迫使工人以更快的速率工作。

　　不过，米勒这篇文章还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形：尽管工会代表涉入了车间里的大小事务，并且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但他们的要求却没有超出参与劳动决策、改善劳动条件、争取公平工资（或者说“正确的”计件工资率）。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稳定的，而工人只能在现存框架之内改善状况。这种日常的工会实践，与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共存于工会会员的意识之中——里夏德·米勒也不例外。

鼓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这种情况在米勒于1913年发表的小册子《论车工行业中的鼓动工作》^[18]（Über die Agitation in der Dreherbranche）中表现得特别清楚。这本小册子是由德国五金工会柏林分会钢铁与转轮车工鼓动委员会发表的，当时米勒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它的主要内容是：就该委员会的任务做报告、介绍该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并介绍柏林各工厂中的经验。

　　从这本小册子来看，米勒是一个当时的典型工会活动家。他在序言里哀叹工人对行动缺乏准备，并把工会的职责定为对全体会员进行训练，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为此推荐了一种精妙的官僚监督制度，它由六种不同的方式组成，只要小心谨慎地推行它，就能确保工会会员不断地参加工会活动。哪怕是在同时期的人当中，恐怕都会有不少人觉得这种制度太奇怪了，但米勒为自己的方法做了辩护：“就算这些方法显得有些笨拙和费力，但它们仍然是系统的，把它们彻底贯彻下去是有益的^[19]。”

　　在当时的德国工会中，革命的词藻与迟钝而枯燥的官僚主义实践往往是共存的。哪怕是在工会组织水平较高的金属加工业里，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也不会随着阶级冲突而自发地、自动地提升。正好相反，米勒发现，普遍的冷漠“使一切行动都难以开展^[20]”。在实践中，工会不得不在车间开展连续的工作，才能把阻止雇主侵害工人权益的斗争变成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它们不得不逐步地、艰难地采取集体行动，比如拒绝加班或减慢劳动速率^[21]。它们还得不断地开展工作，阻止那些年轻的、渴求金钱的青年工人在雇主的利诱下加班工作或加快劳动速率，以免把劳动生产率抬高到大多数工人达不到的水平。

　　根据鼓动委员会的报告，要想让工人参加政治行动而不仅仅是短暂的抗议，就必须在工人当中培养出扎实的团结意识，而要培养出这样的团结意识，又需要扎根基层，在基层开展持久的工作。而这个过程又会不断地遭到雇主的阻碍：雇主会恩威兼施，分裂工人，在狡猾地提升生产率的同时，又企图降低工资水平，破坏工人的团结。

　　懂得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工会为什么要在每一个车间设立代表，并不断地扩展由车间代表组成的网络了，因为这样才能建立这种基础的经济团结，并不断地提高组织水平。里夏德·米勒和鼓动委员会正是这么做的。因为雇主能够在工厂内的日常的小规模斗争中分化工人，即使工人能在这种斗争中取得一点小胜利，这也对广阔的革命无济于事，毕竟革命显得实在太过遥远了。

　　德国五金工会在1904年成立了车工分部后，它的柏林分会鼓动委员会立刻就成了争取尚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在很少存在集体反抗的车间里建立工会核心的前沿阵地。在这项工作取得可观的进展后，工作重点就转到了“让已经参加了工会的群众明白，不仅要保住组织，更要不断地了解组织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能只交会费，更要成为具有阶级觉悟的战士”，这是米勒在1915年发表的另一本小册子里的说法。当时，柏林的车工有九成以上参加了工会^[22]。

　　米勒的参与行政制度，是用来使斗争的连续性变得制度化的，这样一来，无论个人的政治觉悟如何，都能促使每一个人继续斗争。必须承认，这种官僚方法，“彻底贯彻下去是有益的”。米勒在他的工作中力求做到科学的精确。利用收集来的数据，他能够对柏林车床行业的工作流程、设备、工资趋势（wage trends）和工会组织率进行准确的统计。在跟雇主的核算室进行谈判时，有了这些数据，才能占到上风，并反击雇主以“技术革新”为名压低工资的企图。米勒还研究了泰勒的著作，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经济专家的著作。米勒把他们的精确性与“科学方法”用于工人事业，在他参加谈判时，尽管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谈判对手至少要把他当成一个旗鼓相当——就算不是更胜一筹——的对手^[23]。

　　后来，当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分析德国革命时，这种透彻性与系统的方法使他获益良多。在他对德国革命进行分析之前，他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阅读了许多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用马克思取代了泰勒，虽然如此，他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仍然尽量避免抽象的理论探讨，并依靠他自己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通过自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他在方法上的精确性，特别是他对工人的思想、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熟悉，使他获得了超乎他人的洞察力。

　　里夏德·米勒把工会工作变成了一门专业化的业务，这既是必要的，又是成功的，然而，讽刺的是，这却助长了德意志帝国的工会的官僚化，使工会日益沉浸在组织工作的细枝末节之中，米勒后来又同这种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来，在德国革命失败后，米勒经过反思，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会而言，官僚主义具有“历史必要性”，但在斗争进入新阶段之后，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24]。然而，在战前时期，他似乎是几乎完全认同官僚主义的。就算他发现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存在矛盾，他也没有在这一时期对此进行探讨。而且他也没有质疑的理由，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他在鼓动委员会的工作，证明了官僚主义方法的价值，在1914年，他当上了五金工会柏林分会车工分部的领导。在柏林，这一行的工人大约有8500人参加了工会^[25]，他那时候就负责这些工人的全部工会工作。

　　尽管肩负着这一重任，米勒仍是个中层干部。他的工作是自愿性质的，出了这个部门，就没人知道他。在工人运动的另一重要组织——社会民主党当中，他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当党内围绕修正主义问题发生著名的派别斗争时，他并没有积极参加；他只能通过报纸认识爱德华·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这样的人物。但在1914年夏天，这一切猛然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社民党的转折点，它造成的冲击波影响到了无数工厂和家庭，把成百上千万普通工人和他们的工会拖入了政治冲突，而在此之前，会卷入政治冲突的基本上只有议员和党的知识分子。

^[1] 关于里夏德·米勒的双亲、兄弟姐妹和童年的一切信息，均来自魏拉教区的记录，诺因霍芬（Neunhofen）的迪特尔·沃尔夫（Dieter Wolf）神父向我提供了慷慨的支持，我在此向他衷心致谢。——原注

^[2] 据教区记录记载，里夏德·米勒的教父是“地主”（Gutsbesitzer），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特别是这一家的破产，这位教父很可能也不太富裕。——原注

^[3] 他的兄弟弗兰茨·奥托（Franz Otto，1877年生）和弗兰克林·阿尔诺（Franklin Arno，1888年生）也离开了魏拉；两人都在不同的铁路公司找到了工作。弗兰茨·奥托·米勒完成了学业，在格拉茨获得了工程学位。胡戈·米勒（Hugo Müller）也离开了魏拉，跟着他的哥哥里夏德去了柏林，在当地的消防队工作。——原注

^[4] 里夏德·米勒，《车工车间的现代计件工资与计算制度》（Das moderneAkkord- und Kalkulationssystem in der Dreherei），《德意志》（Deutsche），第43期，1911年10月28日。——原注

^[5] 1921年，米勒前往莫斯科参加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时，在翻译的帮助下，填写了一份个人调查问卷。这份调查显示，他上过сельская школа，即“乡村学校”。请参阅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205，d. 9343。——原注

^[6] 来自魏拉前镇长贝恩德·克利梅什（Bernd Klimesch）的私人通信，我要在此感谢他对我的调查的大力支持。——原注

^[7] 童工现象在城市中非常猖獗，许多年轻人就是因为当过童工而激进化的。但是，只有出身社民党人家庭的青年，才能找到充足的政治指导。尽管政府一再禁止，尽管社会民主党内的“守法”派态度犹豫，有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还是在世纪之交诞生了。东德作家卡尔·格林贝格（Karl Grünberg）在回忆录中对此做了生动的记载，请参阅：Grünberg，1983年，第53—55页。——原注

^[8] 他参加工会的日期收录于两本传记手册：Schröder（施罗德），1986年；Roß（罗斯），2000年。——原注

^[9] 汉诺威登记处，证件号1205/1902。感谢安德列亚斯·赫布斯特（Andreas Herbst）提供该信息。——原注

^[10] 在柏林州档案馆收录的居民登记档案（Einwohnermeldekartei，EMK）中，记录了他的儿子的出生地。不幸的是，他的女儿和他自己的居民登记档案已经遗失。请参阅LArch Berlin，EMK。——原注

^[11] 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261页、第273页。胡戈·米勒还接受过同时代的卡尔·菲耶拉本德（Karl Feierabend）的历史采访，请参阅：LArch Berlin，C Rep 902-02-04，no. 41。——原注

^[12] 《共和报》、《自由报》、《红旗报》均于1919年2月7日对此作了报道。他的妻子和儿子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道中，但根据被绑架者的年龄和姓氏来推断，可以猜出被绑架的是阿尔诺。——原注

^[13] 《德国五金工人报》，第43期，1911年10月28日。根据柏林居民登记档案库中关于他的儿子阿尔诺·胡戈·米勒的登记记录，以及柏林商业登记记录中关于米勒后来拥有的一家企业的记录，可以猜测米勒一家曾换过多次住址。档案显示，在1912年3月29日之前，这一家住在克勒登大街（Kloedenstraße）2号，1912年3月29日搬到了柏林附近的腾佩尔霍夫（Tempelhof）的维尔德大街（Werderstraße）19号，但是档案中没有记载他的家庭是什么时候住进前一个住址的。1918年，这一家搬到了维尔德大街31号，一直住到了1930年。请参阅LArch Berlin, EMK以及柏林商业登记档案第2部分，1930年，关于“弗波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Phöbus-Bau GmbH）的记录（在1930年，里夏德·米勒当上了弗波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现已证实，在1932年，这一家的住址为柯尼希斯乌斯特豪森（Königs Wusterhausen）旁边的森齐希（Senzig）的滨海大街（Seestraße）1号（请参阅SAPMO-BArch RY 23/45）；在已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Engel, Holtz, Materna，1997年，第172页）第2卷中记载的地址为弗里德里希·卡尔（Friedrich-Karl-Straße）大街第114号，但未能核实。——原注

^[14] Müller（米勒），1915年，第28页。——原注

^[15]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年3月20日——1915年3月21日），美国机械工程师、管理学家，泰勒制（Taylorism）的创始人。——中译者注

^[16] 《德国五金工人报》，第43期，1911年10月28日，黑体字是原本就有的。——原注

^[17] 德国五金工人报》，第43、44期，1911年10月28日与11月4日；另请参阅：Dirk H. Müller（迪尔克·H·米勒），1985年a，第288—290页。——原注

^[18] Müller（米勒），1913年。——原注

^[19] Müller（米勒），1915年，第51页。——原注

^[20] Müller（米勒），1913年，第1页。——原注

^[21] 同上，第12页。——原注。

^[22] Müller（米勒），1915年，第8页、第47页。——原注

^[23] 请参阅：Müller（米勒），1915年，第66页及其后。——原注

^[24] 请参阅：《第一次全德企业代表会柏林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5日—7日》（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1. Reichskongresses der Betriebsräte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vom 5.–7. Oktober 1920 zu Berlin），柏林：1920年，第233页。——原注

^[25] 这是1913年的数字，请参阅Müller（米勒），1915年，第4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