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第一章 导言：被遗忘的革命者
德国革命的失败已是近百年前的事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部德国革命的新史书呢？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罗莎·卢森堡这样的传奇人物，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了解里夏德·米勒这样默默无闻的工会活动家呢？
答案是：因为我们需要向这些事件的现有认知发起挑战。本书通过介绍里夏德·米勒的人生历程，从一个新的角度叙述了德国革命与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这种叙述方式的新鲜性，在于它让人们回想起了这个事实：开始于1918年的德国革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生在完全工业化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失败，以及二十世纪落后国家里的历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让我们很难从中认识到：在革命的参与者看来，革命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毕竟，人们曾以为只有工业国才能迈向社会主义。而德国把最集中的工业资本主义与世界上组织度最高的工人阶级结合在了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的历史性任务，似乎一定要由它来完成。就连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认为，发生在俄国这个农业国的革命是不稳固的，除非德国爆发革命，打破布尔什维克受到的封锁。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怀着这种期待，直到1923年十月起义的失败彻底断绝了德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为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赞颂城市无产阶级，却几乎都忽视了这个事实：在二十世纪里，其它的革命全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在这些革命当中——从1910年墨西哥革命到1917年俄国革命，再到1949年中国革命、1959年古巴革命，最后是1974年葡萄牙革命——尽管工人阶级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往往还是领导作用，但工人阶级都是被农民群众、农业工人和起义士兵推着走的。
与之相反，在1918年德国革命中，工人阶级是绝对的主角。革命是由水兵和士兵的起义引发的，但它是由工人与工人组织推动的。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德国的工业劳动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并把自己组织了起来，建立了最强大的工会，与第二国际中最大、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
照这样来看，德国革命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样板，然而，跟同时期的其它工业国的革命运动一样，它也失败了。革命在德国失败后，同样的灾难也在1920年降临到了意大利：工人在全国掀起了占领工厂的热潮，但在几个月之内，工人就被击败了，意大利工人运动被粉碎之后，意大利在1922年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这个政权成了德国纳粹主义的榜样，而纳粹主义最后达到的野蛮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次政治恐怖可以与之相比。
政治对历史阐释的影响
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1]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预测，革命应当先在西方胜利，这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的普遍看法，然而，事实恰好相反，革命在西方失败了，却在东方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有多种解答，德国革命本来应当成为这些解答的核心，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西德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革命是不好的，它导致了混乱与内战，它应当逐步转变为西式民主。这是社民党与德意志帝国旧精英的共识[2]。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未能充分纠正这种错误：它赞颂德国革命，却又不敢对其进行过于深入的研究。东德和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界，都把德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叛卖”，这是第二国际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抛弃国际主义、拥护民族主义的叛卖行径的一环。这种观点源于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3]，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异端”流派中、在大众政治辩论中，这种观点非常常见。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同修正主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为改良主义的倾向——论战而撰写的。虽然列宁为了政治上的便利，在这本小册子中给考茨基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当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捍卫者——比如罗莎·卢森堡——进行那次著名的论战时，考茨基其实是反对修正主义者的。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认为修正主义者不仅削弱了德国马克思主义，还削弱了整个第二国际。
但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崩溃与分裂，以及德国革命的失败，全都要归咎于修正主义叛徒的背叛吗？对于一个如此强调经济与社会阶级的动态才是历史的推动力的智识传统而言，要是将其全部归咎于个人及其“错误”思想，确实是非常奇怪的。大多数关于“修正主义”的讨论不仅陷入了令人难堪的唯心主义，还忽视了这个事实：“修正主义者”的领袖公开反对战争，甚至还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主流派一刀两断。1917年，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都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斯巴达克斯同盟也是独立党的党员。因此，参加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论战的各方——极左派、中派、修正主义派——都团结在同一个党内。从中可以看出，战前的修正主义、第二国际在1914年的瓦解、德国革命的失败，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它一定是深深地隐藏在德国社会的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及其文化表现与政治表现之下。
德国政治史的作家们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为了克服把目光聚焦在“伟人”及其决策上的做法而付出了很多努力。他们用社会史的方法分析了独立党和社民党。迪特尔·格罗对社会民主党的“坐等主义”（Attentismus）政策——事实上就是一种坐等革命到来的政策——的开拓性研究[4]，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格罗笔下，社民党因为成功改善了德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导致了它在政治上陷入消极，伯恩施坦等人仅仅是这种现象的反映，而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对独立党及其从1917年就开始犹豫不决的历史进行的其它研究指出：一个纯粹为了反对战争而创建的政党，是怎样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在其它问题上立场差距甚大的各种派别，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5]。这样一种社会史研究方法最近终于被应用于德国共产党[6]。埃里克·D·魏茨与克劳斯·米歇尔·马尔曼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析，不是从党的路线及领袖的传承入手，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具有真实的文化的社会环境来分析；这种文化是由具有独特的冤屈与渴望的工人塑造的，如果党的领袖想取得政治成就，就必须处理他们的冤屈，满足他们的渴望。由于以前不对外开放的东德与苏联档案馆已经向外开放，所以，这种社会史研究甚至开始克服冷战偏见。然而，这些进展，仍然未能使对德国革命的研究受益。
更糟糕的是，今日的德国还存在着这样一种顽固的倾向：东德在1989年的垮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理想“是错误的”，所以，工人运动漫长的历史就统统都可以无视了[7]。这种倾向把东德国家政权及其国安部特务和柏林墙都当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合法继承人。这种观点是脸谱化的。把德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8]在1949年以后的罪行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忽视了历史，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918年，广大工人群众要求社会主义，反对社民党领导层，但他们从来不支持一党独裁。而且，被革命发动起来的大多数群众都不是党员，所以，不能把他们套进后来的“共产党对战社会民主党”的框架里。然而，那些仍然抱着冷战思维去分析1918年德国革命的人，眼中只能看到斯巴达克斯派和社民党；只能看到“不是独裁共产主义就是议会民主”。
这种历史学界中的冷战，至今仍在妨碍我们理解德国革命，为了结束这种冷战，我们就必须避开这样一种陷阱：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修正主义者”，同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围绕着被斯大林神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产生的政治格局混同起来[9]；而要认真分析那些造就了德国革命的政治流派与人物。
造就了德国革命的人物
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认清历史舞台上的工会领袖里夏德·米勒是何许人物。德国革命与其说是政党——大部分描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的史书都把目光聚焦于政党——的产物，不如说是强大的德国工会运动的产物，它在1913年组织了二百五十万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工会在日常的基层斗争中力争改善劳动条件、劳动组织与提高工资，它们以一种与政党大不相同的方式代表了工人阶级。它们不得不用一种超脱于国际主义或修正主义口号之外的方法，去应对战争的爆发，去解决战争带给劳动人民的具体问题，比如劳动时间的延长与粮食短缺。
德国工会的上层领袖与战争沆瀣一气，为战时的各种艰苦辩护，而里夏德·米勒和柏林五金工业的一批中低层工会活动家却从1916年起开始破坏军工生产。他们通过政治性群众罢工，发动了几十万工人，打断了军工生产，以这种前所未有的造反行为吓坏了军方头目，成为了德国国内最重要的反战运动。米勒团体——后来叫做革命工长组织（Revolutionäre Obleute）——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斯巴达克斯派。1918年11月9日的柏林起义不是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组织的，而是由革命工长组织及其非正式领袖里夏德·米勒组织的。他们后来成了苏维埃运动的组织核心，革命工长组织中的一批人不顾米勒的反对，领导了著名的1919年一月起义，这次起义却被错误地称作“斯巴达克斯起义”。
尽管如此，在德语历史著作中，对一战期间的五金工人反对派却记载得非常少，翻译成其它语言的就更少了[10]。革命工长组织被西德历史学界所遗忘，主要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最为体制化的政策。而当德共及东德统一社会党将其前身——斯巴达克斯派神化之后，对斯巴达克斯派的策略的任何批评都成了亵渎。由于革命工长组织曾在几个重要关头批评过斯巴达克斯派，他们在东德历史学界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为“改良主义者”。在英语出版物中，革命工长组织甚至连被错误评价的机会都得不到，它干脆就没被正视过。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部关于革命工长组织的专著，无论是德语的还是其它语言的[11]。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纠正对德国革命的误解之一。本书将讲述里夏德·米勒及其柏林团体的故事。但是，德国革命并不只发生在柏林——在1919年春季，布莱梅、慕尼黑和布伦瑞克都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然而它们的寿命都很短——虽然如此，把目光聚焦于柏林的米勒及其团体，还是有必要的。柏林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个工业大城市，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中心，也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在柏林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了外地，并对德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916—1918年间，当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不顾自己的工会领导层与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组织了德国的第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时，米勒及其团体证明了他们能够代表大多数德国工人。因此，本书作为革命工长组织的代表里夏德·米勒的传记，试图重现革命工长组织——德国工人阶级已被遗忘的真正代表——的动机与实践。
在1916年，里夏德·米勒（1880—1943）和革命工长组织为两年后的起义奠定了基础。在1918年的革命运动中，里夏德·米勒当上了革命苏维埃的最高机关——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所以，在1918年11月和12月里，他其实是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这个短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已被遗忘，被倒霉的魏玛共和国所取代，但是人们总是把它跟魏玛共和国混为一谈。然而，我们这本米勒传记要回顾它的独特的历史。社会主义共和国覆灭后，在米勒与德国五金工会——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会——中的左翼同志的努力下，当德国五金工会在1919年10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它是德国唯一一个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重要工会。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德国革命铺平道路，成了里夏德·米勒政治生涯的高峰。在1918年底，里夏德·米勒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后者在他和斯巴达克斯派无人搭理的时候总是咒骂米勒，但是力量对比很快就要改变了。尽管米勒比李卜克内西长命，并帮助塑造了魏玛共和国最关键的头几年的历史，但是，由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奠定基础的那个政治传统却更加强大，在历史上和历史学界中都留下了印记。米勒推崇的独立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在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块磨石之间被碾成了齑粉。因此，米勒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从1916年起，他作为罢工领袖和工会领袖而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到了1921年4月，他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毫无影响力了。当时，由于派系斗争，他失去了德共的主要工会组织者的职务，然后他不得不辞去一切政治职务。就像许多拥护苏维埃的社会主义者与反战者一样，里夏德·米勒在脱离社民党后，首先参加了独立党，也就是反战的、社会主义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然后又参加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但他在共产党里也待不久。1921年以后，米勒就不能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到了1924年，德共永远开除了他。米勒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抗议是否奏效。
尽管已经有了一些杰出的研究，确认了苏维埃运动对魏玛共和国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然而，这方面的传记作品至今还是太少[12]。尽管苏维埃运动是德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人们对这个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却依然了解得不够清楚[13]。苏维埃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可。组织度极高的社会民主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曾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种有序的“未来国家”（Zukunftsstaat），强调国家机关与理性的计划经济[14]。而里夏德·米勒帮助建立的工人苏维埃，却提出了另外一种想象：一种激进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在这种制度下，群众参与先于计划，而且也是计划的必要前提。因此，对变革的动因的设想，也就大不一样了：在1918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中，政党被当作是变革的唯一动因；而苏维埃运动却重新把劳动群众引入了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之中[15]。所以，米勒的传记必须从另一种角度去叙述德国革命，不是聚焦于德国政治与国家的传统的政党精英，也不是1918年以前毫无权力的德国议会的议员。在研究里夏德·米勒——这个车工在1918年底成了国家元首——的生平时，我们也是在研究1916—1919年间的群众动员与群众激进化中的个人动机与政治动机。德国革命并不是议会和其它传统的权力机构中的一系列国家主义的（statist）政治阴谋的产物，而是源自战壕与车间的社会斗争——它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变革，自下而上地改造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人们认为革命未能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但它仍然剧烈地改造了社会。它结束了世界大战，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推翻了德国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一个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赋予了妇女普选权。
里夏德·米勒的人生，是实现了这些变革的过程的范例；理解这一点，是全面认识德国革命的社会史与知识史的基础。他和独立党同志恩斯特·多伊米希[16]发展的“纯粹苏维埃制度”不仅对德国革命之后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还启发了卡尔·科尔施[17]，科尔施曾在1919年和1929年与米勒一同主办苏维埃社会主义报纸。科尔施后来成了欧洲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安东尼奥·葛兰西、卢卡奇·杰尔吉[18]一道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19]。
米勒的历史著作，与他的苏维埃思想一样，时至今日依然具有价值。米勒从1923年开始记载他的经历，献给未来的世代。他的三卷著作《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出版于1924—1925年间，在同时代的著作当中，它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描述德国革命史的最重要的著作。这部作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重新发现，它以多种盗版的形式流传，塑造了西德学生运动的历史观，从1974年起，它被“正式地”重印了好几次[20]。时至今日，没有一篇德国革命的参考书目能够忽视这部激动人心的著作，它得到了许多原材料的支持，并构成了许多同时期的描写的基础。但是，人们阅读米勒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因为它包含了大量的事实，然而，他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却未能吸引历史学家的注意。当西德学生运动及受其影响的工会对米勒提出的问题产生明显的兴趣时，他被当作这些圈子之外的一个“激进左派”，被排斥于德国历史学界的主流之外[21]。
这本政治传记试图通过严肃认真地对待米勒的历史阐释以及他对革命的记述，部分地改变这种排斥他的历史著作的情况，不过，读者会发现，本书作者也会对米勒的观点进行批评。这本传记对革命的叙述，是由事件发生时的各种文件，与米勒在几年后写下的史书编织而成的。
关于米勒，依然有大量的情况尚未弄清，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本书试图弄清他的情况。他的个人历程与政治活动是本书的核心[22]。这些东西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当中，很少有人自己就是工人，从默默无闻、一无所有之中浮现出来，而米勒就是这种人之一。但是，这种出身，使他的传记作者严重缺乏原材料，给编写传记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有的历史人物，是在政治事件达到白热化之时，突然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改变了事件的进程，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米勒就是这种历史人物之一。关于米勒生平的文件，大多数都与反战运动、德国革命及其结局有关，大致就是从1914到1925年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也是本书的焦点。关于里夏德·米勒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或是他在1925年出完他的历史著作之后的活动，就没有留下多少文件记载。所以，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在他那本关于欧洲工人运动史的名著中，在讲到里夏德·米勒时，只能用这样一句话结尾：“然后他就从历史中销声匿迹了[23]。”我找到了他的一些消失的轨迹，但还有很多情况没有查明。除了一些要点，比如家庭成员的姓名与生日之外，米勒的私生活仍是一片模糊。因此，本书只是一部政治传记，只描写里夏德·米勒对于公众产生的影响。
这种做法，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危险：这样写下的作品，只不过是又一部历史“伟人”的传记，它只会加强在历史学界本已非常严重的性别偏见。尽管德国工人运动拥护妇女选举权和妇女解放的其它要求，但它的领袖却几乎全是男性。这与这种情况是相悖的：大量女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生产，增加了产业工人阶级的性别多样性[24]。由于缺乏关于米勒的私生活的信息，所以很难使本书具备性别的维度。要想彻底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工人运动圈子里的男性气质的构建进行调查。尽管如此，在具有相应材料的情况下，我还是会试图通过性别—历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并尽量避免不假思索地照搬轻视妇女作用的原材料的情况发生。
本书并不打算写成一部英雄史诗，而是要重新探寻一个人的政治生涯，在他那个时代，政治生涯是由对各种政治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革命、德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对这些事件的原因及动力，都要从社会角度来分析）的分析构成的。本书通过这种方法，不仅要拒绝“为伟人立传”的方法，而且还要通过指明个人的行动时机的局限性来批评这种方法。同时，本书并不打算掩饰他的弱点或错误，而是要反复证明，里夏德·米勒自己的政治错误，源于运动、革命或阶级的历史性错误。
但是，我们也不该否认，在这样的错误面前，个人是会颓唐、放弃，甚至堕落的。里夏德·米勒在晚年成了一个活跃的企业家，我们能够得知他的这段人生，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报纸上——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他成了房地产商，卷入了可疑的商业活动。
这个出乎意料的转变似乎让人觉得很奇怪，很不舒服，或很不好受，但是，在当一个人在理想幻灭之后，从政治退回私生活时，经常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这也可以看出本书作者为了追寻陈旧的事实而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正如本书所描写的，紧张的关系、突发的强硬决裂、错误和偏差，把米勒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比起那些简单直接的成功故事，米勒的人生可以给后代提供更加丰富的题材。
[1]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安杰洛·塔斯卡（Angelo Tasca）和恩贝托·特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创办《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中译者注
[2]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德国：漫漫西行路》（Germany: The Long Road West）（温克勒，2006年b），是最详尽地阐述了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著作：德国作为一个中欧国家，“向西而去”，走上了西欧民主与议会制度的道路。——原注
[3]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29—327页。——中译者注
[4] Groh（格罗），1973年——原注
[5] Morgan（摩根），1975年；Krause（克劳泽），1975年；Engelmann and Naumann（恩格尔曼与瑙曼），1993年。——原注
[6] Weitz（魏茨），1997年；Mallmann（马尔曼），1996年。关于作为德共前身的斯巴达克斯同盟，请参阅：Pelz（佩尔茨），1987年。——原注
[7] 如果读者对关于德国革命的历史研究的更深入的探讨感兴趣，请参阅本书第十一章。——原注
[8] 请注意本书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原文是state socialism，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常用的词汇，用于指代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请勿同纳粹主义的正式名称“民族社会主义”混淆。——中译者注
[9]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极权化的论述，即使是在非斯大林化之后，这种论述依然广为传播。——原注
请参阅《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3—88页。——中译者注
[10] 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只有：Opel（奥佩尔），1957年；还有迪尔克·H·米勒（Dirk H. Müller，1985年a）的研究，其中有一章是讲革命工长组织的。在英语作家当中，戴维·H·摩根（David H. Morgan）在他的独立党史（Morgan，1975年）中提到了革命工长运动。本书作者的一篇文章最近已被翻译，但目前还没有关于革命工长组织的专著。请参阅：Hoffrogge（霍夫罗格），2011年b。——原注
[11] 在马丁·科马克（Comack，2012年）与唐尼·格卢克施泰因（Gluckstein，1985年）的著作中，革命工长组织占了很大篇幅。不过这两本书的主题都是苏维埃运动，而不是革命工长组织的起源与后来的消亡。另请参阅：Morgan 1975年（这部书的主题是独立党）；Broué（布鲁埃），2006年。——原注
[12] 这里应该提一下彼得·冯·奥尔岑（Peter von Oertzen）的权威著作《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Betriebs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请参阅：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原注
[13] 阿泽利尼与内斯是最早尝试撰写工人代表会与工人监督的世界通史的人，请参阅：Azzellini and Ness（阿泽利尼与内斯），《我们要当家作主》（Ours to Master and to Own ，2011年）。——原注
[14] 德国的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传统，远不如法国或西班牙强大，而马克思主义却成了工人运动的主流政治理论，两相对比之下，德国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请参阅：Hoffrogge（霍夫罗格），2011年a。——原注
[15] 关于这种概念上的决裂，请参阅Hoffrogge（霍夫罗格），2009年。——原注
[16] 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8年11月25日——1922年7月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1917年至1918年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一月反对盲动主义，未成功。他是独立党左派的领袖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党后不久逝世。——中译者注
[17] 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1886年8月15日——1961年10月21日），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左”派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战前曾在伦敦参加费边社（Fabian Society），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回国参军，随后思想逐渐激进化，十一月革命后在麦宁根（Meiningen）参与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1919年6月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3年10月至11月间，曾在图林根的社民党—共产党联合政府内任司法部长。1924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出席共产国际五大。1926年因坚持极左立场而被开除出党。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在大学任教。从四十年代开始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悲观失望，到五十年代终于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中译者注
[18] 卢卡奇·杰尔吉（Lukács György，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出身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后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教育与文化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鼻祖之一。1930年前往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45年回国。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曾参加纳吉·伊姆雷（Nagy Imre）政府，革命失败后逃往罗马尼亚，1957年回国。——中译者注
[19]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请参阅：Anderson（安德森），1976年。——原注
[20] 米勒的十一月革命史分为三卷，最新的版本《十一月革命史》（Eine Geschich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把这三卷合为一部，请参阅：Müller，2011年。米勒的著作曾多次再版，被收录于多部选集之中。米勒的一些文章曾被译成英文，收录于：Kuhn（库恩）编纂，2012年。德文选集包括：Schneider and Kuda（施耐德与库达）编纂,1968年；Panther（潘特）编纂，2007年。本书中引用的米勒的三卷著作的内容，来自西柏林的Olle and Wolter在1979年重印的第一版。页码与1924/25版相同，只有第一卷《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除外，这一卷由于增加了序言，所以页码不一致。——原注
[21] 比方说，艾贝哈德·柯尔布（Eberhard Kolb）就把米勒的著作称为“从激进左派视角出发的关于革命的权威记录”，这种说法是一种矛盾的体现——它既是对米勒的著作的认可，同时又排斥它：请参阅：Kolb（柯尔布），1968年，第44页，脚注5。关于德国革命的历史研究，请参阅：Niess（尼斯），2012年。想进一步了解米勒的著作被接受的经历，请参阅本书第11章。——原注
[22] 本书描写和阐述了米勒的苏维埃理论，但没有对其进行透彻的探讨。关于这方面的透彻探讨，以及与其它苏维埃理论的对比，请参阅：Hottmann（霍特曼），1980年；Arnold（阿诺德），1985年；von Oertzen（冯·奥尔岑），1976年。——原注
[23] Abendroth（阿本德罗特），1985年，第187页。——原注
[24] 这早就是个问题了。1921年，《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Der kommunistische Gewerkschafter）在1921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工会与妇女》的文章，批评了这样一种现象：在群众当中，女工的数量非常多，因此，本来应该提拔一大批女干部，然而女干部却还是非常稀少。这篇文章对女性在工会活动中的被动表现提出了批评，并辩称，这对资本主义有利，所以必须逆转这种情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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