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

后记

　　最后还有一个估价今天马克思主义形势所不能回避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简单的传统回答是：一个指一种社会，另一个则指能引导实现这种社会的理论。然而这种回答明显地简化了两者关系实际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因为“社会主义”不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实际终点，在地平线上等待着我们。它还是关于原则和价值观念的运动，这一运动的背后现在和过去的近二个世纪中，一直存在着激情和辩论、行动和发展。在这种意义上，社会主义代表一种文化的和政治的力量领域，既先于马克思主义又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在这方面，理论本身并不仅仅为历史唯物主义所独有：在马克思以前和自马克思以来都有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很少有或没有直接的关系。把两者等同起来是一种专断；两者之间显然并不完全相符。事实上，爱德华·汤普森近来不仅力图探索它们之间的区别，还力图把它们很尖锐地对立起来——在排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目的的同时重申“共产主义”的道德主张，很机巧地求助于新的乌托邦主义。然而，这种立场的困难在于，它没有为下述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本应具有它在本世纪国际工人运动中事实上曾经获得过的那种势不可挡的特征呢？这里再一次证明，应该重视我们开始时的种种考虑。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范围之内的全面统治地位的历史根据是什么呢？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什么——以及它发展的可行性如何？
　　这里对这个问题只能作粗线条的回答。但大致上可以说，迄今左派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结构是基于以下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使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与所有其它对社会主义文化有所贡献的东西区别开来：首先是它的作为一种理性系统的真正的能力。虽然有很多其他有影响有功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从圣西门到莫里斯，从饶勒斯到威格福斯，从察扬诺夫到米尔达尔，但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一种在他们之后还能不断持续发展的全面的理论实体。当然，这种能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来自他们对“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政治学”所作的综合，这种综合产生了一套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和命题，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实践的范围比任何其它理论学说都要广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内部没有劲敌，甚至也没有潜在的对手。虽有许多其他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但构成真正集体研究范例的迄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实体——在一种共同语言范围之内，允许进行跨年代跨世纪的、有内在联系的争辩和交流。其次，在范围广阔的社会主义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第二个典型力量通常在于，它具有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理论的特征。同样，这方面也有过许多其它派别的杰出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托尼或列斐伏尔，比尔德或泰勒。但全面解释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文明形式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竞争理论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比较起来，所有其它的理论都是不完整的或是派生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套既很普遍又很独特的分析工具，能够把前后相继的历史发展时期和它们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加以阐述。^①无疑，在这方面不仅在社会主义文化中，而且在整个非社会主义文化中尚未遇到挑战。没有可与之相匹敌的学说。韦伯的著作可以算作接近的一个，但由于它过分地偏重于特定的探讨，结果严重缺少发展的总动力，或发展的本源：后来他想从陈腐的“现代化”理论中推导一个出来，可只是空耗了他博大精深的学识，身后只留下了一个累赘的空壳。第三，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它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在于：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激进主义的政治战斗号召。过去的劳工运动中，从不妥协的战斗原则这种精神来说，也曾有过可以相匹敌的种种趋势——例如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但作为社会变革的运动来说它没有取得任何功效。也有过显著的实际功效的运动，如处于全盛期的瑞典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但却不是有成就的激进主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指导思想的地方，资本主义才会败给这些势力。迄今所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旗帜指引下取得的。

^①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的一些富于启发性见解，参看詹姆森《政治上的无意识》，英文版第19-20页。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从未失去以上这三个功能。但这些功能也没有理由自鸣得意。作为理性思想实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许多方面提倡可控的社会改革实践，但却由于它在社会主义理性领域内显得杰出而受到影响。人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太有权威了，以致不能很好地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确切地说，由于它那无与伦比的理论价值，它常常过分轻易忽视来自左翼的挑战者，而它对来自右翼的批评的胜利则往往来得太容易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从未碰到任何真正重大的理论挑战，或者对在它之外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作出任何较完整的或较自信的说明。^①其结果只能使它的弱点永远留着。没有充分的相应的对立面因素，认识就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往往已成为它自身优点的牺牲者：因缺少适当的抗衡力量和修正的机会而发展了某种特有的惰性和缺陷。

^①《冷战》手册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多少有点仪式化的谴责从未提出任何中肯的东西，所有这些谴责中，最新的在许多方面也是最粗糙的一本书是拉扎克·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牛津1978年版）。如果要从别的社会学的理论结构中了解具有不同特色的真正理论论战，请看安东尼·吉登斯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伦敦1982年版、以及对这本书作出回答的埃里克·奥林·赖特的《吉登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新左派评论》1983年3-4月第138期第11-35页）。这种面对面的交锋实在是极其罕见。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长处今天已遇到了新的压力——这是应该受欢迎的机会。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每一传统的长处现在正面临了重大的挑战。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作为全面的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由于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对大部分摆脱传统范围的家庭和性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已受到指责。诚然，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确有不容忽视的篇章探讨了这些问题（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但此后却从未将这些论述整理成连贯的重要思想，因而被忽视了。因此，即使这个遗产的矛盾和疏漏之处已用危险地求助于精神分析学那样的缺乏科学性的思想体系进行局部的修补，但新的男女平等主义无疑已引起了感性认识的有益的重大转变——视觉上的不可逆转的转变。迄今，马克思主义的更严密的史学方面的杰出地位还很少受到威胁，尽管蓬勃向上的妇女运动的出现对它可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除此而外，作为马克思主义尚未完全掌握（无疑基本上未探索过）的历史领域——非常重要的人口统计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将来会引起动摇的另一个起因；它所引起的后果——如果我们充分地估计它的作用的话——我们必须重视^①。总的来说，引人注目的是近些年来英语地区已成功地创办了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杂志，它吸引了范围广阔的国际性的撰稿人，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①

^① 最先涉及这一领域的可以说是沃利·塞科姆的“马克思主义和人口统计学”，载《新左派评论》1983年1-2月第137期第22-47页。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曾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财富的那种政治急进主义，由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形象逐渐受到损害和西方共产党不断迁就传统的资本主义宪法的条条框框，而变得暗淡无光。许多仍然使人们想起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共产党的麻木的因循守旧和作风上的家长式统治——对外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党内则维护官僚权威——大大加重了上述因素。这些历史上闪烁一时的因素没有一个注定永世长存：而在这些因素出现的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的政治起义阵线至少很可能会起有意义的取代作用。非常有利于在方法上富于战斗性和在目标上奉行急进主义的主要共产党左翼的欧洲和平运动，已成为这些阵线的一个信号。
　　然而这一事例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共同理论领域内的一种关系：它实质上涉及理论探讨的问题。但还必须要问：社会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实践和作为一般人类解放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两者能否直接等同起来？这里也一样，直接提出这个问题的恰恰是争取妇女解放的激进的国际运动。不平等的废除和无阶级社会的出现有什么联系？这两者简单的等同的困难不全在于革命后的当代社会在范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内还存在男性特权：因为，用长远的目标来衡量，这些过渡性的制度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还不能定义为社会主义——而与此同时它们确实又突出地显示出比革命前的社会更趋向于平等，无论是近来已工业化的社会还是仍然是农业性质的社会，在可比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是如此。任何把社会主义思想和男女平等观直接融为一体的实际问题，恰恰可以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本质中看到。

^① 《历史崇拜杂志》，创建于1976年。

　　因为很清楚，男人对女人的社会统治远早于资本主义——无疑这种统治实际是与人类本身的历史（不仅包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包括可推断的历史）同样久远的。今天不甚了了的原始社会在两性之间的地位和权力分配问题上显然并不均衡。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承和重演了千百年来的这种不平等及其众多的压迫现象，既广泛地利用这种不平等又深刻地改变了这种不平等。然而，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总体上看无疑已经缓和而不是加重了男性统治女性所造成的损失。劳动的基本指标、文化水平和合法性权益——劳动、教育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都只向一个方向发展。在资本的范围内，这一进程是否有必然的终点？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根植于家庭、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大量不平等待遇，并不是反对性平等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两者在形式上和谐共存的主要论据：毕竟，在后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在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在经济上，资本维持价格进程的纯机制，以及商品形式的扩展，都是“不分性别”的。利润的逻辑也与性别毫不相干。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出于其文化和政治稳定的考虑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赖于传统家庭和与此相关的妇女的存在，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原则上可以看作是在更髙的水平上实现了通常的男女地位的平等（甚至颠倒）。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阶级将依然存在，但他们中却没有核心家庭或性的樊篱。
　　但是，这是一种实际的前景吗！不！因为存在一个不能改变的基本常识。性的统治作为不平等的一种形式，比阶级剥削有更古老的历史根源和更深的文化根源。为了炸开性统治这个堡垒，需要比废除阶级区别威力大得多的平等主义这个“炸药”——出于集体的心理愿望和力量的平等主义。但如果那种“炸药”在资本主义内爆炸，那就不能想象还会留下（时间上较近的、相对来说较为外露的）阶级不平等这个堡垒不受触动。一个堡垒爆炸了必然同时摧毁另一个。任何使那些能实现没有性等级的社会的价值观具体化的运动，本质上是不可能容许一种基于阶级区分之上的社会存在的。在这种意义上，资本的统治和妇女的解放——在历史上以及实践上——是不可调和的。
　　这样的前景能出现吗？也就是说，反对性统治的斗争能否为更广泛的人类解放提供主要动力，象潮水般地完全控制阶级斗争，达到共同的胜利？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将把我们直接带到社会主义和男女平等主义的关系这一矛盾的论题上来。因为，如果性统治的结构比阶级剥削的结构在文化背景上更久远更深刻，那么它们在政治上显然也将引起更少集体的抵抗。性的区分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不象作为历史现象的阶级区别那样可以被废除。在资本家和工人消失很久很久以后，女人和男人还将存在。此外，决定两性的生理上的差别使男女互相依赖，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他们就永远如此：性的取消是不可能的，要两者分开也是不可能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互需互惠，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形式，构成了永恒的人类历史；这种互需互惠就使得男性统治的规律和机制总是伴随着对妇女作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补偿，但这种补偿并不是直接生产者和那些使用他们的产品的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上的那种严格的等价补偿。没有这种辩证法，人类爱慕的大部分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在许多不平等品风俗习惯本身中，牢固形成的感情和支持的纽带还通常由物质条件方面大致的共同平等所维系。这种物质条件的大致共同平等在任何阶级内部的性伴侣之间常常是（虽不总是）通行的。^①

^① 关于性关系的精致生动的描述，参看莫里斯·戈德利尔的《伟人的产生——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男性权力与统治》（巴黎1982年版，第221-251页），该书用其有明显的男性统治结构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具体地说明了这一关系，这部由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写的著作无疑将在现代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正是由于这种伴侣关系，所以性统治结抅内的反抗或造反的直接目的通常往往是个人的——因为它处于夫妇或家庭的性关系的道德规范之内，因而压迫就总是最直接最持久的。在特征上，工人们可以集体反对他们的雇主或国家——阶级斗争是社会性的，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妇女则既不拥有同样地位的整体，也没有总体的敌人。她们本身虽从经济上分为不同的阶级，但在本阶级内又一半属于男人，另一半才属她们自己，其力量一般来说是微小的、分散的，她们努力的重点往往是作为一般的性的某个特定的配偶。男性统治的社会内的女性条件的上述特征，可以从不存在任何控制或压迫妇女的专门组织这一事实看出来：即不存在类似于对付社会阶级那种强制的国家机构。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没有阶级或国家的部落社会，仍然能非常充分地推行各种程度的性不平等——从相对温和的到极端严厉的都有。永远不存在任何全面集中的压迫妇女的结构；而这种压迫妇女的分散性则大大削弱了从整体上反对这种压迫的可能性。没有一个反对的集中焦点，集体的团结和共同的组织一般是较难实现，也不易于维持的。当然，这决不是说，妇女不可能为其自由而采取联合行动。恰恰相反，可以说在过去10年中这种联合行动所取得的进展是西方工人的斗争所无法比拟的。不仅从法律的变化或文化的态度来看，而且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看，上述情况都是事实：自70年代以来妇女运动的挑战或许比任何其它社会现象都更能促使人们以性质上不同特征来的观念去思考处于平静状态的资产阶级社会。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尽管妇女解放事业可能很普遍很激进以致男人也由此而从他们现存的自我中摆脱出来，但是它仍然不足以充当推翻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的那种集体的（实际的或潜在的）力量。就此而言，具有另一种战略杠杆作用的社会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作为任何工业社会直接生产者的现代“集体劳动者”的工人，才具有那样的作用——因为工人独特的“阶级职能”，或他们在整个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地位，只有他们才能使这个生产过程瘫痪，或对之加以改造；就象只有他们，由于其潜在的凝聚力，人数众多，而能够形成有组织的决心与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决战的队伍的中坚力量。当然，这支队伍将包括许多本身是妇女的工人——而且会越来越多，因为劳动力量的构成在未来的岁月里将继续改变这支大军的传统的男女不平衡状况——就象它也将包括那些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任何能够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反抗集团在人员构成上将包括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员——但是只有当它在那些直接生产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财富的人员中具有吸引力时，它才能成为不只是把反对者拼凑在一起，而是形成如此有力的大军。
　　当今社会主义和男女平等主义实际事业的关系中所存在的目标的普遍性和效果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本理论中就很明显。圣西门、傅立叶或欧文的乌托邦主义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更清醒、更始终如一地关注性不协调的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大胆地设想改善这种情况的途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最终都基本上抛弃了这些。恩格斯在谈到这些前辈时尚能说：“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①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文献中却没有与这些思想相当的东西。因此，当代的男女平等主义者热心回到空想主义者那里，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迪并继续前进，^②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之交的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般文献无疑带有失落感、在政治上强调某一重点以及带有幻想性。但与此同时必须同样清醒地看到，为什么乌托邦传统这样快就暗淡无光。作为从道德上改造全人类的方案，它缺少能消除它所强烈谴责的物质苦难巨大压力的历史的“执行者”。正因为它寻求全人类“同时”从奴役的绳索中解脱出来，因而能象探讨阶级问题那样大量探讨性的问题，甚至比对前者探索得更多；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无法在人类内部确定能导致新文明的分界线。它的和平的普济主义——正如它的创始人所表述的，是世俗宗教的福音^③——把消除社会冲突作为政治变革的主要原则：因此它必然诉诸道德的改变去代替政治的变革。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确定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形式之中的特定社会力量的地位，作为能使旧制度得以推翻的“阿基米得点”——由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造就的产业工人阶级的结构地位。从定义上来说，这个过程就是把社会鲜明地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以及它们之间的局部的战争。看法的这种改变所显示出来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使先前空想主义的论题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完全被遗忘了。但由此也付出了代价：作为20世纪工人运动的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关切的有特色的范围缩小了。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版第256页。
^② 见巴巴拉·泰勒最近的杰作《夏娃和乐园》，伦敦1983年版。该著用犀利的文笔、满怀赞赏激情向我们揭开了欧文信徒的男女平等主义的历史，也探索了它后来暗淡的历史原因（这种晦暗现象出现在19世纪末，但并没有通常描述的那样绝对）。
^③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有关特征的分析阐述，参看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重探》，载拉斐尔·塞缪尔编的《人民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伦敦1981年版，第138-142页。当然，从迹象上来看，欧文后来的主要政治方案被称之为“各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

　　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当今广泛提出的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关于核战争的看法，也引起了同样的分歧。这里，超越资本和劳动的斗争的普遍的人类利益同样成了问题而且更加突出更加重要——成为性质不亚于人类本身生存的问题。这样，那些尽最大努力促成新的和平运动、对不断增长的全球性灭亡的危险敲警钟的人，必然也就是经常要求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复兴乌托邦遗产的人。爱德华·汤普森和鲁道夫·巴罗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各自都感到马克思主义中缺乏一种可以与当今人类前途面临的危险状况作斗争的道德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缺陷是植根于它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理论的性质本身，这种理论使敌对的力量彼此无休止地相互争斗，而不是拯救整个人类，就象“血淋淋的20世纪蹒跚走向尽头”那样。^①他们反对这种遗产，要求一种反映共同人类要求的直觉的普救主义——超越国家和阶级的界限——去防止热核灭绝的威胁。

^① 关于汤普森对现代战争危险性的有影响的分析，参看他的两篇论文：“评灭绝主义——文明的最后阶段”和“欧洲，冷战中的薄弱环节”，载《灭绝主义和冷战》，伦敦1982年版，第1-34页和第329-349页，这一卷包括讨论当代和平运动问题的内容广泛的国际性文稿。

　　这种要求的力量和合理性是无可争辩的。商人和工人，官僚和农民，在现代任何全球大战中同样都会灭亡。国际和平是寻求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正象它是保存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一样。今天，需要尽可能地动员起来反对日益增大的核武器竞赛势头，而且明天这种需要将更迫切。但就全球范围来说，这里的目标和力量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分离的。阻止战争总爆发的趋势的好处是普遍的，但能获得这种好处的力量必然仍是特定的人。导致当前国际关系中这种恶化状况的长期的冷战势头，并不象那些新乌托邦分子惯常断定的那样，是什么起因于人类道德结构范围内的固有的错误或偏见。它恰恰是世界性的阶级斗争（对这种斗争的理解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的异常的然而又是可理解的产物——这种阶级斗争的基础在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想方设法扑灭任何企图建立社会主义的运动（从苏联到越南，从中欧直到中美洲的革命），以及由于抵制这一企图，在这些国家引起了动荡。^①这种冲突的潜在后果超出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但它的实际根源仍紧紧地盘结于这种对立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西方的统治阶级虽出于理智地考虑到无限贮存核武器的危险和需付出的代价，而可望他们会对裁军措施作出让歩，但他们决不会成为完全禁止核武器的和平运动的倡导人。唯一能够使人类摆脱长期的战争竞赛的政治力量是劳动者一方，而不是资本一方，即是现代帝国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生产资料的丧失者而不是其占有者，是被压迫者而不是统治者。左派和右派的范畴会奇迹般地消失的那种空间，不管是在几何图形上还是在历史上，是不会有的。和平如果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那末，面对今日被认为和平的那种不祥的暂歇，和平本身要在全球男女大众中调动为赢得和平所必需的极大的耐性和极高的热情，是不一定办得到的。只有超越资本和官僚政治的社会制度的积极纲领，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战争威胁，而这种纲领才是能够使和平持久的唯一现实的前景。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建设和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就必须建设比和平更多的东西”。^②

^① 关于这些论点的详细叙述，参看下列重要论文：迈克·戴维斯的《核帝国主义与扩大的威慑因素》，和弗雷德·哈利戴的《新冷战的来源》，载《灭绝主义和冷战》第35-64、389-328页。
^② 《核裁军的政治》，载《灭绝主义与冷战》，第85页。

　　在这方面，刚才探讨的两种一般的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这种独特事业本身的关系并非完全不同。两者都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但当其条件适宜时，在每一种情况下，通往一者的路线都要通过另一者。不消灭阶级就不可能实现性平等，正如不粉碎资本就不可能消除核战争一样。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就其实际命运而言不能长期与工人运动的力量相脱离。这种情况并没有使后者具有高于其它运动的权利：直接提出普遍要求的我们时代的两种重要力量的自主权要受到绝对尊重。但它确实对工人运动施加了新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包括与争取民族间和平共处和争取性充分平等的斗争的密切配合，而且包括能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观念的能力，从而能在这些运动中真正起到支柱的作用。
　　这个任务的迫切性现在是很明显的。近些年来，作为另一种文明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在西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已经被忘却，变得陌生了，而在东方的重要地区则普遍不受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必要重新强调，作为未来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尽管它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还不存在，甚至看来很接近的也没有，然而对它的表现形式需要立即进行尽可能大胆尽可能具体的讨论。比较当前就这一论题所发表的观点，这种讨论的范围已经很清楚：强调制度和价值这两个对立的轴心。可以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爱德华·汤普森赞扬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象才能，他们摆脱了极其庸俗的传统认识积习，提出道德要求；而另一方面，雷蒙德·威廉斯则指责古典乌托邦有一种逃避现存世界的简单化倾离，坚持主张对超出乌托邦之外的社会主义前途从可行的制度上作详细说明，这种社会主义将比当前资本主义制度更复杂而不是更简单。^①如果说他们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话，那么无政府主义和费边主义就是他们各自强调的逻辑结论。一种开放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将会在他们两者之间的灵活平衡中找到自己的领地。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反而同时受到两个方面的指责：因其政治关切的范围侧重于实利显得狭窄而受到乌托邦主义的批评，又因其社会改革方案的含糊不切实际而被指责为乌托邦主义。卡门·赛里恩尼的近作就是持第二种论点的有影响的例子。^②两种论点中，各自均有其真理的成分，不过后者更有分量些。经典马克思主义总的说来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未来的“蓝图”的看法往往是不可知论的。但是它避开“蓝图”所留下的空缺不能总是完全空着：实际上占据其空缺的是未经改造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本身的残余，它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成熟著作中或其继承者的著作中从未得到彻底的批判或改造。结果，在一种尽力追求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中留下了这样一些命题：“对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统治”（从圣西门那里原封不动地搬来），或“劳动分工的废除”（来自傅立叶）；这些论断实际上完全没有考虑到在推翻资本之后，政治或经济管理复杂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对管理和生产、对经济和政治持固有的简单化看法，在《国家与革命》的章节中就有其最热情的表述，在那里，任何厨师似乎都可以管理国家机器。因此，古典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关于制度方面的思想遗产就非常薄弱，给布尔什维克俄国本身的制度化实际过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古典传统对这些缺陷没做什么修补。但是他们确实展开了一系列哲学探讨，对理想的文明化特征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价。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许多与这个学派的关系不大的思想家，在这方面最为多产：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布洛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明显的道德-美学的空想社会改良计划，阿多尔诺的改良计划的许多因素则不是那么直接了当。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思辨基础之上的，完全离开了现存的社会运动或政治现实。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一流派无疑也有积极的遗产。也许通过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细致“教授法”的变体，这一遗产很可能对将来的进一步评价的创造性企图会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① 参看汤普森对莫里斯所作的观点对立的评述：《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伦敦1977年（修订版），笫802-807页；和威廉斯，《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笫202-205页。
^② 见《工人管理和社会主义民主》，伦敦1982年版，第261-288页；“无阶级社会中的权力和生产”，载《社会主义评论》1981年9-10月第59期，第36-82页。

　　然而，这类著作仍然极少或根本没有触及到实在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问题，这也是事实。从特征上来说，制度这个领域完全被忽视了。然而非常清楚，如果不对此进行严肃的探索和研究，任何超出议会资本主义的政治进步都将继续受到阻碍。现阶段，无论西方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或民众团体，都不会采取冒险行动，更不可能向往今日存在的那种暗淡的东方社会形态了。西方社会将永远不会接受一种仍然是冒牌的社会主义。
　　要将这两个问题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需要对如下四个重大领域首先进行实际的研究。（一）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结构。在涉及政治和经济的生产者民主内部，联结劳动场所和生活居家要素的“新苏维埃”制度中，委任、委任的周期、公民权与选民的确切形式应该是什么？专业的管理机构能存留多久？什么样的权力划分可以固定成文？国家和地方之间怎样确定司法权？会存在一种新的“委派方法”吗？分散控制交往手段的理想的方式是什么？（二）第二个要讨论的主要领域显然是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即使生产者的民主很充分、民众可决定计划的选择，仍然会存在各种最困难和最复杂的问题。社会所有制的形式有哪些？市场起着多大的作用，是大还是小？计划能预先适应于新的需要及其势头吗？有什么方法能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各种价格机制恰当的结合体是什么？在主要的服务业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权益怎样才能结合起来？产品选择的范围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哪种技术模式和怎样分配劳动时间才合乎需要？如何处理不同工种的劳动报酬？（三）早该认真考虑的第三个领域可以称之为“自由意志论的平等”的社会文化模式，即超越直接生产者重新占有生产资料而消灭阶级不平等和性不平等的方法。对教育体系作怎样的详细改革和怎样改革分工才能最有效地有助于克服任何世袭的或强加给人们的不同等级的生活机遇，与此同时又能扩展而不是限制个人的特性和才能的发展？（四）所涉及的领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不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必然会遇到的国际关系问题。它最终涉及到富裕国家中的生产阶级和贫穷国家中的生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贫穷国家内部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北方和南方的国家都从资本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它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公平流动方式预期会是什么样子？收入和资源将如何逐步达到最佳的分享？什么样的技术交流和传播可以最大程度地动摇资本主义留下的经济地势布局？“平衡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吗？倘若可以，它意味着什么？
　　仅列举上述问题就足以表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对其中的大多数直接有所重视的非常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亚历克·诺夫的近著《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①才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在这样一部新颖明确、一般常识与幽默趣味结合、分析逻辑与经验细节结合的富于启发性的著作中，诺夫清除了100年来关于资本的对立面可能是什么状态这一问题的先验偏见和假象，第一次使我们真正看到民主管理下的社会主义经济象是什么样子。这种看法的前提是对一种学说的灵活而巧妙的批判，那种学说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价值无论从什么合理的测定形式来看都是最主要的，计划完全可以取代市场，中央计划本身也可以摆脱其决策统治阶层的自相矛盾，或者，分工也可以让位于单纯的技艺和人员的排列置换。针对所有这些错误观念，诺夫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计算必须注意到效用和需求不足的准则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广泛的消费领域，保留市场和货币作为微观经济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十分必要；保留市场和货币与否认纯粹构想和严格控制的中央计划的全面指导远不是一回事；在任何“自由的生产者联合体”中，社会所有权和企业类型多样化非常重要。他自己所选择的解决方式至少有五种主要形式——从基本的生产资料工业和金融机构的国家所有制，到局部范围自我经营的社会化企业，到管理自己资产的合作社，有严格资本限度的小型私人商业经营，以及直到大量有技能的自营职业。这种模式的魅力就在于它把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是这本著作的一个总的特点。共产党国家过分集中的计划和官僚垄断，妄图用行政命令压制市场、操纵价格关系，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付出很大代价，而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不仅不同于此，而且也同样不同于那些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模式：一切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都被废除了，在这种经济中，收入差额被控制在1：2或1：3的范围内，比东方现存社会的绝对平均主义压得还要严厉。

^① 伦敦1983年版。

诺夫的著作在他所讨论的问题上以其机智和不存积怨而令人难以忘怀地与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常识展开了辩论（当然不是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其中的托洛茨基对他的某些结论就有过预见）。事实上，《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可以称得上是战后第一部以清新明快的文风，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来阐述和捍卫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因此，它对那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左派”上了一堂道德的和理性的课：在其深入讨论任何未来社会主义时，都要注意符合诚实和敏锐的同一标准。这并不是说诺夫的著作无可指摘。他正确地批评了主要马克思主义传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观念的许多乌托邦成份，坚持认为标志社会主义的现实模式的特征恰恰不是简单化而是复杂性——在措词上实际与威廉斯相同。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是轻视的。之所以给予这部书以重大权威性，是因为它对自20年代开始直至现在的“苏维埃式”计划经济（改革的或未改革的）有实质性的了解，并作了严密的论述。诺夫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用于这一研究。该书主要的启示恰恰在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忽视东方集中计划的具体的成就，不能只是基于自满而认为它是官僚主义的，因而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的理论成就的历史前提是：在非常艰难和不利的条件下，依据马克思主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积累的实践经验。没有其它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有用：社会民主主义对诺夫的计划就没有什么教益，该书基本上也没有提到它。对诺夫的著作有影响的不是克罗斯兰著作的贫乏内容（对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前景》的大部分内容，诺夫甚至都没有提及、而是象科尔瑙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困境》一类著作的富有洞察力的深刻论述。^①从中锻造出诺夫的现实主义的实验园地的是东欧和苏联。

^① 简诺斯·科尔瑙伊曾写了大量著作，参看相继发表的《反平均》，阿姆斯特丹1971年版；《短缺经济学》，阿姆斯特丹1980年版：《增长·短缺·效益》，牛津1982年版——正如他在第三部著作中（第2页）所解释的那样，这三部书的构思是为研究另一种经济体系奠定一般方法论的基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理论，以及最终概括出这种经济的动态的宏观理论。对匈牙利经验的实际观察，可在上面所提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困境》（都柏林1979年版）一书中提到。

　　然而，这种背景也显示了诺夫的著作实质上所遗漏的东西。怎样才能从我们所处的今天到达他为我们规划的明天呢？他的著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对“过渡”问题的吞吞吐吐的论述，渐渐变成忧心忡忡地劝告英国劳工党要稳妥适中，并且主张如果把主要工业变成国有化的话，要对其资本占有者给以适当补偿。无论在什么地方要实现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都不会发生任何意义的巨大政治变化及其残酷的社会斗争。在他所设想的未来消灭国家的激进主义和他打算支持的现行措施的保守主义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怎能用比他所谴责的艾伦德和本恩还要温和的对待资本主义的政策去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呢？《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上没有注意到象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的那种在控制生产资料期间所出现的严重冲突的历史动态。如果资本能使甚至象越南那样又小又穷、远离它的王国的边远地区受到那种毁坏，那么为了防止自己的损失，它会在自己的滋生地服服帖帖地使自己遭到毁灭吗？在这一方面，过去65年左右的教训既很明确又无例外：从俄国到中国，从越南到古巴，从智利到尼加拉瓜，在这些资本主义的存在一直受到挑战的地方从来没有停止过相应的剧烈的干预、封锁和内乱。西方通向社会主义的任何可行的变革，都必须尽力消除那种冲突的状态，但是要回避或略去这一步则是完全背离可行性的。同样，要在一个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虽是正常的事，但是，要从具有必然对立的资本主义环境的可想像的关系中引出这样的模式——象诺夫的著作所作的那样——则是完全不可能的。诺夫的方案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所宣称的方案在每一个要点上都是绝对的现实主义的，但其基础却是实际历史现实及其领域的典型的乌托邦抽象观念。由于如此脱离历史现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成了它常常用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象了：人类一旦组成为敌对的阶级，他们的行为会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它显然是从非现实的假设基础为出发点去解答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部《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才可能把它从其企图避免的乌托邦思想王国中解救出来。
　　
　　然而，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指望解决超越资本和官僚统治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过程所提出的全部问题。在诺夫的社会主义的探讨中，严格说来具有某种文职人员（他曾一度供过此种职务）的色彩：文体精巧简练，以某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明确地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有选择这一社会的自由权，那么，什么样的实际安排才合适？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远离激烈的政治斗争本身才使得他的著作有了某种独特的吸引力。不作任何战略上的考虑，只是表明作者（在其他情形相同的情况下）倾向于一种更为合理的经济制度，而表现出宽宏和雅量，使可行性社会的形象是那样合理和迷人，从而使人觉得它比任何来自较传统的或更注重现实背景的左派的其它近著更易于引导人们信仰社会主义。
　　由此可以得出许多结论。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未来的规划中，很有必要从以价值为轴心转到以制度为轴心，而且这种转变必然使其对现实的复杂性具有新的认识。但是这种转变，只要脱离了对能够实现价值或制度的历史过程进行合理分析，其自身并不能说是摆脱了乌托邦世界。这并不是贬低哪一个重点。相反，我们刚才考察过的例子证明，从价值领域内坚持不懈地思考可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可以作出多么重要的贡献。事实上，进一步对它进行探索，将会从重新塑造观念与重新设计制度之间的更为生动的辩证法中——各自起着调节或支配对方的作用——受到启迪，从而可以有一个新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促使在“制度的”变革和“理想的”变革的讨论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的两种主要动力，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的讨论范围之外进行的。这两种动力来自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它分别提出了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既最深远又最根本的问题——性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主要关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相交叉而不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却可随时与它们结合，实现短期的实践目标。有时各自对对方产生些微误解，甚或蒙上神秘色彩，是很必然的。但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们之间在从对现存关系作最抽象的重新估价到对现存关系作最庸俗的修改的全部范围内“易于转变”。如果有一部著作确实能称得上是这二者之结合的创造性的表述，把哲学的深思和实际的方案独特地融合一体，来论述另一种社会主义的概貌，那么，这部著作就是直接受生态学考虑所孕育的安德烈·高兹非常有创见的著作，^①这是不足为奇的。

^① 特别参看《向无产阶级告别》中引人注目的后半部分，巴黎1980年版，和《艰难的历程》，巴黎1983年版。这里与诺夫的著作形成有趣的对比。关于当前的政治方向问题和未来的文化价值或经济实践，在这里也有论述。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非人的解放的每一种前景都与社会主义的出现相巧合，社会主义对今天未成现实的讨论并没有垄断权。并非每一部研究社会主义的作品作为思想体系都与马克思主义著作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对左派的批判理论也没有垄断权。这种情况在80年代将把历史唯物主义置于何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处于过去与未来、经济与政治、历史与策略的交叉点上，即处于今天一切社会主义讨论的中心点，而正是在这里它可能取得突破。这种中心地位并不是排他性的。排他性的主张总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中心地位的基础由于我援引的相反例子本身所说明的原因将继续存在。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仍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化范型：它包容面很广，能够把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展望与当前的种种现实矛盾和运动、及其从过去的结构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独特动态的理论。象传统科学中的任何长期研究计划一样，它已经经历了由于它多次的失误和偏向所产生的反复或停滞。然而也象任何别的研究项目一样，只要这一学科尚无在认识上比较全面先进的优越的替代者，原有的理论就不会被取代。现在还没有这种进展的迹象，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在明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至少跟今天一样有同样多的工作要做。西方工人阶级当前正处于混乱之中，处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定期发生的标志工人阶级历史特点的、意义深远的重新组合的阵痛之中；但是工人阶级比上一次大萧条时期更加不容易被挫败和击溃，而且（要不是发生战争的话）它的盛况还在后头。马克思主义没有理由放弃它的阿基米德优势点：寻找能够改变现存客体结构的有效策略的主体力量。但是，在今日充满变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妇女运动、和平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有了共同的目标，三者就能成功地结合起来，那末这既是现今仍持怀疑和冷漠态度的千百万民众的愿望，也是争取他们信任的方法。无论怎么说，要达到这种条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们可以确信，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主流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这股潮流的推动，上述目标是难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