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
第3章 自然与历史
昨天我讨论的难题是拉丁语地区马克思主义消沉的原因，当时在西方其它地区马克思主义文化却正在全面发展。下述假设最初看来似乎是很有迷惑力的：拉丁地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的没落是由于有更高的替代者——那个从60年代中期以后在巴黎取得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文化。但仔细考察一下结构主义领域本身，证明结果不象是那么回事。结构主义从未深入到两者之间的正式论争领域，即结构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因而没有对充分相信自身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真正的挑战。从当时思想的逻辑范围内所作的内在解释，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我们只好回过来求助于一般的政治和社会的外在历史。如果我们探讨一下问题的这个方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某些趋向于得出下述结论的现象：尽管这个时期很有论战气氛，但论战双方却很少发生直接的、真正的交锋。这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结构主义在政治上显然处于无自主权状态的反映。从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结构主义或其后继者没有一个敢于为自己的独立的社会见解辩护。相反，使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具有特色的正是它们相继承认的政治内涵具有特别的易变性。这种外在历史实质上是一种消极适应时代的流行风尚和潮流的历史。
起初，大多数重要的结构主义思想家在得意地欣尝法国后自由运动的优势时，还一本正经地尊崇马克思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声称他的研究不外是上层建筑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基础结构的无可怀疑的首要地位”的补充。①福柯刚开始也对巴甫洛夫和苏维埃的精神病学称赞不绝。巴尔特尊崇的当代两位重要人物是布莱希特和萨特。拉康的亲密同事蓬塔利斯是始终与法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现代》杂志的成员。可是到了60年代中期，在戴高乐主义得到有力巩固的气候下，上述情况就改变了。此时，巴尔特那平淡乏味赶时髦的符号学与他那笔锋犀利的《神话学》已大不相同。福柯的政治信条也转向技术统治论的功能主义，甚至宣称“可以用内在的方式去限定社会的最佳运转功能，从而不至于说‘为了某某’最好事情就应该如此。”②这样，在五月事件之后，随着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福柯自然轻而易举地在支配了大多数法国左派的新无政府思潮中找到了自己的地盘，与德勒兹和利塔德一起成为自由意志论左派的重要代言人，而德里达在《太凯尔》的同事则拥护毛主义。今天，列维-斯特劳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甚至威胁到动物界的极权主义；福柯赞赏古拉基主义文学；“太凯尔”集团的索莱尔和克莉思特娃则已重新发现了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长处。这些观点是多么保守并具有欺骗性，因此很少有实际的锋芒分量。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它的邪恶，不如说是它的愚昧。由于是用本质上非政治的思想去思考政治局势，因而一旦局势有所改变，它们又会转风。它们向我们揭示的是过去数十年中法国历史的某种基本概况，而很少涉及独特的结构主义本身的思想。
① 《野蛮人的心灵》第130页。
② 他的主张可见保罗·卡鲁索的《同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拉康的谈话》，米兰1969年版，第126页；关于对因果关系的独特的坦率评论，请注意105-106页。讨论福柯的政治见解的最好的文章，可以看彼德·迪尤斯的严肃的论文《新哲学和福柯》，载《经济和社会》1979年5月第8卷第2号，第125-176页。
如果我们越过莱茵河看一看，上述情况或许就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了。前面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地域变化时，我们没有提到德国，那里的情况较之拉丁语地带或英语地带有很大的稳定性。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唯物主义总占有独特的地位。一方面，德国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拥有最长久最丰富的传统——实际上不仅得益于德意志民族本身的贡献，而且得益于中欧和西欧受德语文化影响和吸引的、包括奥地利、瑞士、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在内的相当广阔的地带。卢森堡、考茨基、鮑威尔和卢卡奇都出自这些国家和地区。当然，也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的发现首先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影响。魏玛时期，在光辉灿烂生机勃勃的一般左派文化中，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脱颖而出，布莱希特和皮斯卡托剧院也诞生了，其社会背景是西方最强大的工人运动以及最大最有生气的德国共产党。经历了流亡和战争之后，如同布莱希特回到东德，大多数法兰克福学派能够回到西德发展其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继续研究战前的课题和辩论，这些在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到二次大战后同盟国占领的后期，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西德已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被资本主义牢牢控制：到5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严格禁止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组织被取缔。德国的阿登纳政权在镇压手段和反动方面，与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权相匹敌。
形成于另一个时代并经受了国外逆境磨炼的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来看是不会致力于重新复辟德国“奇迹”的。但是它对直接的政治探讨或参与所持的疏远态度在战前就已很明显，现在则几乎变成完全冷漠了。然而在大学中，它的影响哺育出一个数量巨大、越来越富于战斗精神的学生阶层，他们在1968年的造反行动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为数众多的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已重新得到广泛传播和向多样化发展。此时，在瑞士的霍克海默已经年老昏聩。被自己的学生的造反行为弄得仓惶失措的阿多尔诺，一年后就与世长辞了。面对作为一支力量的学生运动的任务就落在了哈贝马斯这个在战后重新集结起来的法兰克福传统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思想家身上了。由于他本人和他的同事遭到直接的攻击，感情受到了伤害的哈贝马斯申斥“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西德）是强暴的不合理性的，并退出了大学。在60年代他就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整个70年代，他的作品不断发展和扩充，成为当代德国舞台上内容最丰富全面，抱负不凡的理论工程。
这一简单的巡视弄清了这样一点，即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不曾提到过哈贝马斯，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评价失误。这一失误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哈贝马斯自己对60年代后期的动乱的态度，这体现在他的即兴表述中，这些表述似乎表明他已失去作为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的资格。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哲学著作本身的混杂性，这表明美国的实用主义和行为理论在某些方面通过他重新加工黑格尔（虽然是耶拿时期）的著作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全面地渗入法兰克福的遗产。如果把这部分内容包括在即使是普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著作之中似乎也很不可靠。①这种想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在最近引人注目的会见中，哈贝马斯本人间接的为我的看法提供了根据，同时把他对学生运动的心理评论当作错误判断收回，并说他自己也很难判断他的著作到底该不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他解释说，他当初的那些描述以及在60年代初出版的《社会舆论的结构》一书，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吃惊。）但在这同一次会见中，当漫谈中说到他的学术观点现在还是令人费解时，他表达了这样一个庄重而坦率的渴望，即希望成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战士，这一点本身就是足以抵消他刚才对自己思想发展所作的评价。②实际上，在这些声明后面，现在堆砌了赫赫惊人的一大堆著述计划，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说，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适应他所致力的法兰克福传统的关键性转变。今日已见成果的这个理论大厦的结构规模的范围——把认识论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伦理学的研究综合为一体——在当代无论具有什么灵感的哲学都无法真正与之相匹敌。这一些成就的突出的意义应该成为任何评价哈贝马斯著作的基本出发点。然而，那些连络起来构成他的哲学体系的概念却需要用某种比较手段来确定。
因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具有哈贝马斯的思想有特色的有关著述，首先映入每一个细心的观察者眼帘的是，它们中的许多作品十分接近于法国的结构主义著述。同样的前提和成见一再发生，尽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根源和不同的结论。哈贝马斯独特见解的出发点——可以说是介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他认为，马克思在关于作为类的人的定义中和作为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观中，错误地赋予物质生产以基本前提的地位。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社会的相互作用”是人的实践同样不能削减的一个方面。这种相互作用总是以符号传递的，从而构成交往活动的特殊领域——与物质生产的器械活动相对立。只要生产的目标是逐步控制外部自然，相互作用就会形成那些使内部自然——人类的需要和意向——适应社会生活的规范。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经济的或科学的进步并不一定保证文化的或政治的解放。正如他所说的“精神生活的辩证法”有自己的自主性。
①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关于厄恩斯特·布洛赫的思想——同样也不是由于我在《探讨》中不公正的忽略它，而是因为它不断靠近宗教形式的“自然哲学”。有一本研究布洛赫晦涩的著作的优秀作品，以非常同情的笔调写成叙述了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独特贡献，见韦恩·赫德森的《厄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伦敦1982年版。
② “现在我很看重被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见《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会谈》，载《新德国批判》1979年秋第18期，第33页。这是解释哈贝马斯思想发展最好的传记文章，它的整个内容要旨可以与阿尔都塞同一时期的声明进行有益的比较。（参看第一章第33页注①）
哈贝马斯计划的这一最初的基线——一种人类活动“既分离又等同”型的学说——就这样随着他的著述的发展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特别是发生了三次概念的“滑动”。首先是社会相互作用的概念——当然非常含糊，但大体上是指与经济相对立的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和政治形态的领域——往往不断地为“交往”概念让路，仿佛两者是完全等同的，只不过后者更加确切罢了。当然也有许多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它们并不是交往，除非是纯滥用或隐喻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上最突出的实践活动之一的战争，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物质生产的联合劳动，本身则是最基本类型的社会相互作用。第二，然而交往逐渐被等同于语言，好象这两者也可以互相交换似的——尽管有大量常见的从手势到造型或音乐的非语言类型的交往。从交往到语言这一“滑动”一旦发生，下一步就是把生产本身归入源于交往的共同成规之下。随着“认知过程”的概念从文化系统到经济系统扩展为解释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生产力从某一层次到另一层次的发展的基本进化范畴，这一点就实现了。这第三步因而就是在定义人类和历史的发展时，同样维护交往对生产功能的公开优先地位：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语言”的地位高于“劳动”。在写作《认识与人的旨趣》时，哈贝马斯就已宣称，“使我们超出自然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能知其特性的东西：语言”。①到70年代中期出版《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这个主张就又被赋予一种本体论的基础。原始人类用工具实践劳动，表明这是一种人类以前的活动，而作为类的人类，其特征是发明了语言和只是有语言才能建立的家庭。此外，交往对生产的这种优先地位不仅是由成为完全的“人”的因素构成的，而且在此后还继续作为支配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则而起作用。因为在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这两套“认知过程”的长期发展过程之中，决定重大转变的是道德规范而不是经济的力量——无疑这些道德规范已引起或容许与文明发展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的相继变革，而不是相反。正如哈贝马斯所写的，“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因为社会机体的新的有机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而后者反过来又使实现有效的生产力或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成为可能，以及使提高社会的复杂程度成为可能”②。
① 《认识与人的旨趣》，伦敦1972年版，第314页。
② 《交往与社会发展》，伦敦1979年版，第120页。
这一立场与充斥于哈贝马斯早期著作的见解似乎是直接冲突的。在早期著作中他曾认为，规范的发展，即“道德生活的辩证法”，远不是确定经济发展的步伐而是已经出现灾难性地落在了经济发展后头的趋势；或者，正如他用非常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概念所说明的，“从饥饿和痛苦中获得解放并不一定紧紧伴随着从奴役状态和堕落获得解放，因为在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发展联系”。①哈贝马斯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求助于人类精神的“发展逻辑”概念，即一种既逐渐增大又恒定不变的结构，它是从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借来，并表现出从个人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特点。这种逻辑预先规定了社会发展的全部可能出现的规范模式，同时沿着一系列逐步成熟的等级对其进行分类。按照这个思想，一切文明的形式开始时就都包含在语言本身的发现之中，哈贝马斯写道：“认识的发展和相互作用的发展，”“无疑只是充分利用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的逻辑序列，这些结构形态的逻辑序列在生命的社会文化形态初期，就已与语言学上所确立的主体间性【主体之间】的自然—历史新方法一起出现了。”②那么，形式的“逻辑序列”与前后相继的社会的实际“历史记载”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① 《理论和实践》，伦敦1974年，第169页。
②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1976年版，笫38页。这句话在收入《交往与社会的发展》中的同一文章的英译本中被删去了。
在哈贝马斯看来，答案就在于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形态的顺序实际上是偶然的。他的“社会发展理论”解释了“预示精神自主——以及在这种程度上的内在历史——的发展逻辑”，①而编史叙述则研究各种偶然的环境和方式，上述成熟程度不等的持续性精神结构的社会形式就反映在这些偶然的环境和方式之中。两者之间有着不能逾越的鸿沟。他认为：“发展理论的解释不仅不必被进一步变为编史叙述，而且不能运用于编史叙述的形式。”②因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代的社会制度与精神发展逻辑所显示的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相一致。哈贝马斯甚至坚持他所认为的在积累增长的经济发展的“创造力”与能够（或更确切地说，没有能力）保证可靠地控制它的社会伦理主体的“成熟”之间存在着原始区别的观点。然而，一旦交往学习过程被赋予历史发展中具有因果性质的重要地位，并把自身建立在每个人内心道德发展的固有潜力上，就存在着理论摆向仁慈上帝的固有趋势。这就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意义。语言在这里变成不仅仅是人类本身的特点，而且成了民主的约定标记——它本身实质上被当作达到双方同意的真理所必要的交往。于是出现了双重欣快的省略。语言本身被认为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哈贝马斯认为“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明确地表达了普遍的和非强制的意见一致的意向”，③在“理想的说话环境”下，怀有良好愿望的主体在原则上总是可以达到那种一致的。正是这种意见一致的契约建立了什么是真理，——而且言谈的真理归根结底是与幸福生活的意向联在一起的”④：生活本身是每一说话行为“所期待的”，甚至欺骗或统治在起作用的地方也如此，当然，是在欺骗或统治本身由于背离真理的共同依据才起作用的情况下。因此，交往的道德是建立在“理性谈话的基本准则”之上。在这一重建中，心理分析成了“普通语言内在主体性的变形”理论，其目的是把未被歪曲的语言交往的能力归还给个人。同样，在集体的情况下，民主也可定义为是对理想的（即自由支配的）谈话实践环境的制度化。它是一种“自我克制的学习过程。”⑤
① 《交往与社会的发展》第123页。词序作了改动。
②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44-245页。“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研究的功能来说，并没有相应的能够全部当作历史著述的发展理论的任务。”哈贝马斯举的例子是随着国家的出现，社会过渡到古代文明，随着商品社会出现的分化和财政国家补充形成，社会过渡到“现代类型”。
③ 《认识与人的旨趣》，第314页。
④ 《认识与人的旨趣》，第314页。
⑤ 《交往与社会发展》，第186页。
正如所看到的那样，哈贝马斯的理论领域与法国结构主义及其后继者的理论领域的类似点既很贴近又难以理解。因为，在结构主义那里某些看来疑惑不解的、灰暗的或糟透了的东西，在哈贝马斯那里就变得明亮起来，得到了补救。双方的雄伟计划都是表现为不断把语言上升为一切社交心理的最终缔造者和仲裁人。哈贝马斯或许比他的任何巴黎同辈人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目标的基本前提，认为——正如他的最权威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鉴于言谈是人类生活之独特的、充满各个方面的媒介，因而交往理论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研究：它揭开社会文化生活的普遍的基础”。①从“媒介”到“基础”存在一个整个打乱一般语言范型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说，凡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造成语言危害的地方，哈贝马斯部已有条不紊地创造了一种天使观。正如德雷达所指出的，在法国当“语言侵入世间一切问题”②时——“侵入”这个动词在德里达的作品中总是值得注意的——它践踏意义，蹂躏真理，损害道德和政治，并抹去了历史。相反，在德国，哈贝马斯的著作中的语言则使历史恢复了秩序，向社会提供了“意见一致”的润滑剂，保证了道德的基础，培植了民主要素，以及先天倾向于反对偏离真理。然而尽管有这一切结论的差别和偶然性因素，其共同的偏见和假设却是显而易见的。
① 托马斯·麦卡锡：《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波士顿1978年版，第282页。哈贝马斯曾正确地称赞麦卡锡的著作具有超群的质量，是他的思想的出色概览。
② 《写作与差异》，第280页。
很典型的是，哈贝马斯力求对那些结构主义宁愿消极地留着不解决或宣布为不能解决的问题，给予了积极的或合理的解答——但没有放弃共同的理论领域。比如，列维-斯特劳斯的普遍精神结构的理论没能解释社会的发展，哈贝马斯就试图用这些结构的“发展逻辑”的概念来弥合两者之间的沟豁，使其自身结合。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却象福柯或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以必然和偶然、精神结构和受偶然支配的历史过程之间的那种不能复原的两分法而告终。在两种对立的著作中，谈话都同样具有奇异的魔力；但在福柯那里，它意味着排斥不可控制的陈述或可限定的真理，成为记录历史档案的奴隶，而在哈贝马斯那里它却象征着交往能力的最高极限，是一个理想的谈话可以真正得以实现的领域，并具有自由的环境。拉康把与动物的传意密码相对立的人类言谈的特性看作是说谎的能力，而哈贝马斯则把一切谎言归结为真理的纯寄生现象，在必然显示真实的许诺会被完全理解的谈话行为中，谎言就会愚蠢地暴露。然而，尽管哈贝马斯不仅坚持真理的可能性而且坚持真理的必然性，但在把关于真理的任何相应理论都谴责为“逃脱语言领域”①的不可能实现的企图时，他的激情并不比他的巴黎对手们的低；他自己仅把真理定义为合理的意见一致，这样的定义本身就是实用主义的主观主义的一个变种，离开巴黎的相对主义的深渊只不过是一道假设的“理想的说话环境”这样脆弱的栅栏，他自己也承认这是违反事实的。同样，在拉康看来心理分析企图恢复病人的无意识的“实词”，这恰恰不是正常的自我的语言及其固恋情结的无实在意义的精确性；而哈贝马斯则把心理分析看作一种治疗方法，其目的是修复主体的“主体间性的正常语言”的能力，对自我的肯定方面的估价更带传统色彩，较接近于弗洛伊德。然而，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出现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非物质化的现象，在这种非物质化中，本能的动力或被消除掉，或被溶入语言结构之中。
① “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言谈行为主张的有效性才能被确定”，见《真理理论》，载赫尔穆特·法伦巴赫编的《现实与反映：瓦尔特·舒尔茨诞辰60周年》，弗林根1973年版，第216页。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哈贝马斯的语言和历史的哲学与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们的哲学之间的区别无疑就不太多了。我已谈到了哈贝马斯观点的古怪天真的一面，但这也表现了一种总体上与法国语言模式的范型不相关的思想的完整性和严肃性。哈贝马斯的真正风格——常常是（但并不总是）单调、别扭、矫揉造作——表明它本身与巴黎名家们那种易于激动的花腔是大不相同的。他的风格中，没有属于19世纪末特征的瓦格纳的色彩，但却有德国启蒙时代的严肃的思想和认真的乐观主义。教育是统一哈贝马斯特有的一系列兴趣和论证的真正主题。它导致了一种实质上的教育的政治观，论坛由于其斗争和对抗变成学习的过程，而成了教室。尽管这一视角有种种局限性（从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非常明显），但它实际上并不排除政治本身。与其法国的结构主义者们不同，哈贝马斯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变革制度的危机的可能性进行直接的结构主义分析——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课题是相一致的。他的削弱社会一体化基础的道德的“合法性”危机观——似乎是由国家成功地直接控制经济积累周期所产生的一种危机——在这方面同他那作为整体的历史进化理论所设定的规范前提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①由于60年代后期形势的发展，这一思想此后很少得到经验的证实。如果有的话，那就是70年代开始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已削弱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控制，而市场制度的合法性本身并没有产生任何危机。迄今为止的结果与哈贝马斯所期待的正好相反：在以里根和撒切尔为首的重新振作起来的极右政府的领导下，仅美国和英国就有一千二百万失业者。这一失败——就算是暂时的吧——较之哈贝马斯只字未提的把不合理的现存社会制度转变为先进的、朝着新合法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集体力量的失误，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并不那么严重。这里再一次以其最尖锐的形式在实际政治本身的领域中提出了结构与主体的问题。
①《合法性危机》，伦敦1976年版。特别是第75-94页。关于对哈贝马斯这里的概念的有力批判，见大卫·赫尔德的《危机趋势，合法性与国家》一文，载约翰·汤普森和大卫·赫尔德合编的《哈贝马斯——批判的辩论》，伦敦1982年版，第181-195页。这本书收集了内容广泛的文章，以文格尼丝·赫勒的杰出论文《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主义》开头，而以哈贝马斯的详尽的、煞费苦心的答复结束，这本身就是哈贝马斯所提倡的漫无边际的原则的令人赞赏的实际范例。请注意在他的《答对我的批评》一文中，哈贝马斯承认，他的认识论的真理概念的“证明的范围”是急需进一步澄清——但同时仍然试图把与经验一致的情况嘲笑为真理酌“极限事例”，而不是当作真理的主要标准，见第275页。
哈贝马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解答，这从他的整个社会理论倾向于交往模式这一点中就可以预见得到。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在过去的25年中，哈贝马斯始终如一忠诚信奉他自己的法兰克福型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动摇或转向——这一点与结构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双方都囿于同一语言模式所产生的种种共同局限。哈贝马斯的信仰决不是革命的，而且也不可能应付1968年的社会震动。但它也没有为那一年的动荡所压倒。虽然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末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冷战的反共产主义，但哈贝马斯仍坚定地反对“职业禁令法”强制性的清洗，重申他自己的忠诚于马克思遗产的方式，鲜明地反对官方思潮企图把这种遗产当作有害的东西而从联邦制度中根除掉。这种歧异，从语言学过度膨胀的逻辑本身之内是无法说明问题的，丛而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求助于唯一能让人得到理解的政治历史。
现在让我把上面所述综合起来概括我的论点。开始，我把我在70年代早期对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所作的预言同其此后的实际发展进行了比较。我认为，实际的发展进程正是严格地按我所预测的某些线条前进的。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趋向具体化的转变并传播到英语地区，这两者合在一起象征它的文化生命力和国际性感召力的明显复兴。然而与此同时，在这实际发展的总帐目表上也出现了二笔引人注目的赤字。一个是论题上，它在随后出现的主要表现为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进行任何有真正、战略意义的探讨。另一个是从区域性上看，在战后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曾是最盛行的拉丁文化地区，自信心和信念突然崩溃了。南欧出现的这一地区性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呢？初看起来，结构主义的强大威力似乎是一个明显的答案，但仔细考察一下却不是那么回事——结构主义的坎坷不平的政治经历突出表明，它自己依赖于它不能理论化的外在的处境。德国经历的既不是英美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迅速发展，也不是法意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突然衰落，而是对传统上强大的精神成果的巩固，在哈贝马斯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中，与结构主义极其相似的论题虽然被重新加以研究，然而却被赋予显著的政治地位。为了弄清楚这整个文化模式，有必要越过上述三个领域，向外转向那更为广泛的外在历史，马克思主义在试图解释自己的发展时总是赋予这种历史以一种暂时的第一动因的地位。
在这几次讲座中，迄今我几乎没有提到一个最主要的事实，而它的存在却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显然，我指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贯特征是它在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上，既同后者相矛盾，又依赖于后者。一方面，这是一种同源衍生的关系，它从20年代初开始——正如拉塞尔·雅各比最近恰当地提醒我们的①——就包含了一种对发达社会主义民主的期望和向往，这种期望和向往由于斯大林的上台而在苏联遭到毫不留情的官僚主义专政机器的扼杀。不管怎样被融合，被理想化或被取代——而在此后的40年的历程中情况就是如此——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未抛弃过建立一种比西方议会政体更先进而不是落后的、为资本所不能驾驭的政治制度的理想。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苏联的国家结构之间，存在着持久性的重大距离——甚至在那些最接近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距离：在不同的时期有萨特和卢卡奇，阿尔都塞和德拉沃尔佩，更不待说柯尔施或葛兰西或马尔库塞了。另一方面，这个传统几乎总是这样来看问题的，即俄国的革命及其结果，无论多么残暴或有多少错误，毕竟代表了与资本制度的唯一的真正决裂，这一点在20世纪已经可以看得到——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从一次大战时的协约国干涉俄国的内战到纳粹进攻苏联，到反对中国的朝鲜战争，到试图袭击古巴乃至此后的对越战争。此外，在西方工人运动内部的另―种选择传统，即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已经失去任何真正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一般变成缺乏独立精神的现状的维护者。在那里，当地资产阶级碰到的唯一有战斗力的对手仍是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有联系的共产党，但在那里这些党组织只是作为群众组织而存在。尽管有这些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批评共产主义国家本身时在特征上也是转弯抹角和小心谨慎的。这些国家本身对自己进行直接的深入的理论分析，如果有的话，也是做得很少——自然，这种情况与发韧于托洛茨基，根植在20年代苏联的政治斗争中反现存体制的地下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哈伯特·马尔库塞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可贵的例外，但即使这本书主要也只是涉及到苏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它的政治形态。
① 《失败的辩证法》，剑桥1981年版，第61-62及以下各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种本质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一度在思想家让-保罗·萨特的作品中得到了其文化上最明显的反映。其原因在于萨特对5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两种重大选择持一种独特的立场。这两种选择是：要么成为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在实践上接近于流行的政治，而在理论上对这种政治保持缄默（如卢卡奇、阿尔杜塞或德拉-沃尔佩、要么与任何形式的组织信仰保持一定距离，不去评论当时的政治（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幸存者）。萨特，在其领导《现代》杂志的时候，虽从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却努力试图发展一种合乎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干预实践，并从理论上解释法国以及法国以外的世界上阶级斗争的进程。正是这个课题使他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上撰写了一系列的争论文章，使他因此而与梅洛-庞蒂破裂，在1956-1957年写了许多有关斯大林主义的著名文章，乃至后来又写了《辩证理性批判》的大作。我昨天提到，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放弃了《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卷，是战后法国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当然，放弃的部分原因在于，当萨特试图开始构造他所谓的能确立“众多行为冲突中心”统一体的各种对抗性实践的“包罗万象的总体化”时，遇到了棘手的哲学难题。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解决结构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决定性的问题。从手稿上看，毫无疑问萨特在这里迷了路。但是，他关于福楼拜的著作的庞大规模却足以证明他的理论潜力远未枯竭。他本该以他后来重新焕发的精力回过头来解决这一理论难题——如同他以前处于类似情况的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他所以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不在于别的而在于未发表的第二卷的分量上。
① 《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未发表)，手稿第1页。我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第52-53页中业已探讨过萨特《批判》第二卷的大纲的理论漏洞。这些漏洞基本上在于他试图通过斯大林的形象把从30年代到50年代的苏联的整个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的可理解性说成是其最终的统一的例证。换句话说，他想悄悄地略去传记和历史之间的差异，而这在《批判》第一卷中有两部分已以其自己的方式承认了的。从最近出版的萨特在Phoney War期间的日记《“奇怪的战争”记事》（巴黎1983年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多么早，而对这个问题的突然刹车又多么坚定。这部著作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具有无以伦比的生气和色彩，包含了他战后著述的每一重大主题。其中最令人倾倒的例子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促成的凯泽·威廉第二的历史个性以及他与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的长篇附录（第357-375、377-380、383-387页），萨特以一个艺术大师的手腕描绘了霍亨索伦王室最后一个皇帝的社会——心理素质——这一点预示了他后来的福楼拜研究的每一个有意义的哲学命题，并得出结论说：“我所尽力揭示的是，正是传统的历史方法和支配它的心理偏见，而不是事物的结构本身，使历史区分为意义相似的各种层次。如果人们按照其历史化的统一体来看待历史人物，这种相似现象就会消失。但是我认为我所证明的东西使唯一正当的，因为其中有关历史研究是一篇表明个人是自己命运塑造者的专论。当然，他也对别人发生作用。我在不久的将来将考虑威廉第二对1914年战争应负的‘责任’。”（第386-387页）可以想象得到，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至少在残留下来的那部分日记中是如此。
因为萨特力图要做的是，以苏联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对斯大林的神化这一实际历史过程为媒介，来进行他的批判性研究。正是那一长期的、流血历史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倾轧，构成了他辩证研究的实验场所。这种选择不纯粹是偶然的。在《批判》第一卷出版之后不久，当被问起第二卷的出版问题时萨特说，由于续集是关于历史本身的，它将取决于历史的结局，取决于“以后发生的事件。”在一篇谈这篇手稿的文章中，这种隐晦的回答变得明朗了。①《批判》的真正的学术内容是政治的：萨特对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发展民主化的期望正表明他对整个苏联历史持乐观的态度，这在他于195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斯大林的幽灵》中得到了有力地表述。此文严厉地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有力地预言“非斯大林化将抵销和否定斯大林对非斯大林化的影响。”②在60年代初，这种期待当然失望了，从而中止了写作第二卷的打算。
① 美国学者罗纳德·阿伦森很快就会对此作详细的分析。
② 《状况》第七卷，巴黎1965年版，第261页。
从1954年至1960年，随着劳改营的解散，犯人的释放，文化生活自由化，经济改革有益于消费者和农村以及宣布新的“和平共处”的国际政策，苏联社会整个似乎出现了摆脱斯大林传统势力的趋势。萨特期待着这一过程加速进行，能恢复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直接统治权，承认重新恢复的政治自由和确保个人权利。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的失败——从古巴的导弹危机到60年代早期的严重歉收——结果走向了反面。接着是20年暗淡的勃列日涅夫保守主义。然而，在东欧却出现一种新的自由和不断改革的共产主义，这是一种远比赫鲁晓夫主义的共产主义进步的共产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那里，在一个具有浓厚的战前议会传等的半西化的工业和文化环境中，从执政党内部产生了一种诚心诚意地努力摆脱官僚统治枷锁的趋势，沿着真正的生产者民主的方向前进。随着1968年8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的名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好的憧憬破灭了，从而结朿了苏联集团本身的非斯大林化的时代。萨特最后有份量的政论文——《来自严寒世界的社会主义》①——宣告了捷克斯洛伐克试验的失败。从此以后萨特堕入茫途，再也没有写过一篇重要的政治论文，而他在70年代的言论变得更加离奇古怪，不可捉摸，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① 见《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伦敦1974年版，第34-117页。
然而与此同时，新的万有引力却对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正产生潮汐般的吸引力。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模式的失败创造了一种毛藉以在中国发动的那场官方宣称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似乎是一种与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和官僚化传统制度决裂的较好的形式——从历史上来看所以更加优越是因为它更加急进（在“急进”的任何意义上）。在国外，中国的对外政策攻击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外交勾当，号召与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在国内，则强调从基层反对官僚特权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以替代由上层所进行的谨慎改革；社会各阶层都提倡社会平均主义，取代了市场力量的重要地位。为了消灭阶级差别本身，文化革命宣称它的目标是要超越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別，以及多年来形成的城乡差别。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巴黎公社的精神，通过直接的群众管理，以及年轻一代释放出来的能量和热情来实现的。这种意识形态纲领对西方的号召力是很大的，那里从世界的另一端对仇视技术统治论的消费主义、教育等级制度和寄生的超工业化等共同问题似乎也作出了反响。在欧洲，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对毛主义的计划在中国产生一个民主的共产主义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的合作者意大利记者马其奥吉成了对文化革命最推崇备至的作家之一①。同情和羡慕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了范围广泛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更不要说富有战斗精神的学生们了：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的方面影响了德国的杜兹希克和恩森伯格，法国的普兰查斯、格罗克斯曼和克里斯特娃，意大利的罗桑达和阿里吉，美画的斯威齐和麦克道夫，英国的罗宾逊和考德威尔等等。
① 玛丽亚·安东涅塔·马其奥吉：《革命中国的日常生活》，纽约1972年版。
然而，中国毛主义的经验的真正实质和倾向与面外广泛传播的理想形象却是大相径庭的。早在70年代初，一种无节制的反苏运动的势头——起初是很明智的，以后不断失去控制以至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导致中国与美国政府紧密拥抱在一起，甚至强调放弃支持或巩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换取与跨越三大洲的最野蛮最反动的政权——从智利到扎伊尔，从伊朗到苏丹——的和睦相处。在国内，也越来越清楚，文化革命不仅为它表面上锋芒首指的官僚主义的最高领导层本身所操纵，而且实际上完全背离了它原先所宣称的目标：大规模清洗党和国家的机构，包括代价惨重的政治镇压，千百万人成为无辜受害者；随着人口压力加重，但经济停滞不前，随着文化和教育各个领域在毛的个人崇拜甚于斯大林本人的反理性主义下出现的全面倒退，意识形态上蒙昧主义盛行。最后的结果较之以前的赫鲁晓夫主义还要糟糕。毛逝世之后，人民群众否定文化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实际上，对文革的反动，既有义愤填膺的激情，又具有思想解放的趋势，其特征很多方面类似于赫鲁晓夫改良主义本身的重实效的倾向。
这种灰暗的大起大落对远方的随之而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但是，这种影响最终被这些年出现的第二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部分地抵销了。文化革命及其后果使苏联支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之内东方的分裂达到了顶点。10年后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又导致了一种对称的西方的分裂。欧洲共产主义的出发点也是批判苏联的斯大林遗产以及批判苏联东欧内部改革的僵化观。毛主义率先反对了赫鲁晓夫主义，而欧洲共产主义尽管在年代上是靠后一些，但主题不同——则是对60和70年代的勃列日涅夫巩固对期清除赫鲁晓夫主义的做法所作的反响。欧洲共产主义的真正开端应该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算起，这次的苏联行动第一次遭到了西欧各共产党全体一致的谴责。欧洲共产主义取代苏联模式的纲领，随着进入70年代中期而具体化了，其重点是主张在西方要实现的任何社会主义中，都必须保存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公民自由特征，在政治制度中也同样要确保个人权利和政党多数人的权利，保留议会制度，反对任何用突然的或暴力的方式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换句话说，它主张通过一种和平的、渐进的、立宪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这种道路与十月革命及从中产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模式恰好相反。
这些方案对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幸存者或继承人具有吸引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西方主要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欧洲共产主义立场，可以看作是一种姗姗来迟的官方接受的异端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它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最终与40年前柯尔施或葛兰西所预见的民主相吻合。这两种情况都有助于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信奉欧洲共产主义观点。尽管毛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两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很多的对立，但在对苏联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宣传已剧烈地反苏。此时中国本身在国外已失去许多光彩，但受毛主义影响的在西欧广泛阶层中存在的恐俄影响还在回荡。在某种情况下，其结局只能是迅速地变成传统的简单反共——法国的新哲学家们实质上就是走这条道路。但更多的情况是从毛主义演变到欧洲共产主义，其媒介是两者都强烈地抵制苏联的经验。在法国，这种运动特别突出，阿尔都塞——最初担心自己陷于法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俗套——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然而从总体上说，聚集到欧洲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南欧的政治形势本身。70年代中期，整个南欧出现了有利于人民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成熟时机。在法国，经过近20年平静的统治之后，右翼之间互不信任，陷入分裂。在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腐败和无能引起了普遍的反对，大量选民转而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法西斯主义专政或军事专政已山穷水尽无所作为。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共产党无论是合法的或是地下的，在工人阶级中依然是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因为选民们期待左翼联合政府的心情正好符合欧共所宣称的意识形态上转向独特的西方多元化的纲领，超越北欧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困境的历史性突破时机出现了。可以说，自从自由法国运动结束以来，在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中还从未树立过如此普遍的信念。
结局终于令人失望。总之，一些力量强大的共产党以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自己的机会。意共在追求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主要组织——基督教民主党——建立低层次的伙伴关系中，徒劳无益，结果失去了本党的本质，使其支持者幻想破灭，而未能赢得它所渴望的领导地位。法共为体谅它的社会民主党这个伙伴，在左翼联盟还很强大的时候就解散了这个组织，从而使它在1978年的选举中遭到了失败，只是在3年后才进入了政府，现在与社会民主党完全一样已很衰弱，处于从属的地位。葡共单独抵制欧洲共产主义，企图用官僚主义的暴动夺取政权而未能成功，却在此举中葬送了葡萄牙革命。地下抵制佛朗哥政权的中坚力量——西班牙共产党，在重新集合在佛朗哥遗传下来的君子政体之前时，才发现自己在数量上被在专政期间完全是消极的社会党超过了并受到排斥。这些接二连三的失败对那些指望战胜南欧的旧制度，追寻欧洲劳工运动的新曙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内涵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真正决定因素与其公开谈论的主题很少有关系。它们表示的意思实质上是一种双重的失望：首先是中国，接着是西欧，采取了不同于20世纪以来的革命后的主要经验——苏联本身的经验。中国和西欧的选择都各自从历史的角度体现了一种新的解决办法，能够克服困境，避免苏联历史上的灾难；然而它们各自的结局证明又陷入了类似的僵局。毛主义似乎差不多变成了好战的东方赫鲁硗夫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则堕落为越来越象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拙劣翻版，这种社会民主主义与源于第二国际主流传统有一种不惹人注目的从属关系。
当然，最重要的是后一个失望。它直接影响了这样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和前景，这些国家当时似乎为西方的劳工运动的真正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时机。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危机”是一个典型的拉丁现象了：因为正是在三个主要的拉丁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实现欧洲共产主义的机会才似乎最有希望，而后来的退缩也最急剧。退缩的形式各不.相同，从吵吵嚷嚷地向右转，到无声无息地完全退出：政治舞台。然而最普遍的情况是，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远大抱负一落千丈，甚至昧着良心以拙劣的托词使经过大力修正了的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去适应资本主义。密特朗、冈萨雷斯和克拉希的政府和党派，为有助于背离欧洲共产主义而装扮成新型的“欧洲社会主义”，并以此嬴得了大多数悔悟者的忠诚，对内奉行谨慎的改革，对外则宣称追随“大西洋共同体。”
其它地区的形势必然大不相同。在英国、美国、西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战后时期从未有过能唤起人们同样期待和希望的群众性共产党。在北部（相对于南部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正常状态：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施政对那里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它的主要政治兴趣恰恰是批判它。在美国，越南战争的后果接着又发生了世界性的衰退（实际上没有中断），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由原先的规模不大的起步不断向前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它的危机。这些条件所创造的环境，并没有为高卢型或意大利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总体上的改变或崩溃提供什么土壤。一种更稳定更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表明一般能够经受政治孤立和逆境的考验，并能够在政治孤立和逆境中，或通过政治孤立和逆境，不断创作出严肃的成熟著作。这并不是说类似的发展将来不会影响英美或北欧左派阵线。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权的普遍巩固，在80年代中期很可能会使某些社会主义者不知所措，从而迫使那些想持中间立场的人向右转。然而，这种可能性的程度如何，还有待于事实的检验。眼下，这一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强劲和富于生机的发展，与夭折了的欧共地区的马克思主义那种赢弱凋敝的情景的对比则十分鲜明。
如果说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衰是拉丁地区马克思主义混乱（被取代和隐蔽起来）的主要原因，那么，它们也为我在开始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另一个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的解释。应当记住的是，有一个关键性的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中还很少或没有与我的预言相吻合的著作出现。我曾假设，广大工人阶级和学生的战斗精神在60年代末的复苏，有可能（也是意料中的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重新统一起来；正是这种统一才能产生作为十月革命时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的革命策略，而且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策略才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丧失了战斗力。实际发生的情况既接近这种假设又与之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政治实践之间脱离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从而富有成效地影响了理论；但是把两者重新联结起来的路线从根本上说是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我在70年代中期思考的框架曾从形式上考虑到这种不同，即作为可能结合的许多情况中的一种，但我的那些结论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欧洲共产主义尽管有其种种局限性，但它无疑把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议事日程上了。随着共产党的参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左派政府显然急于把整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意向强有力地凝聚在一起。
这一发展大大有助于转向具体问题，我认为这种转折已成为主要是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哲学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形式的特征。此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的分析已富有成果，而这些方面在以前是很缺乏的。但在严格意义上的策略领域内，还没有出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当欧洲共产主义如它的意大利代言人所宣称的在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奉行“第三条道路”时，它的现实实践逐渐变成似乎只是重复第二国际回到资本主义的令人悲痛的路线。沿着那条路线，不可能产生新的策略思想。至于欧共舞台以外的地区，在北欧或北美，尚未形成相当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那里对前景的展望虽然很少幻想，但迄今也没有出现能正视推翻资本权力这一问题的前景。
应该说，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传统具有更多地强调战略和洞察力的特征——这一传统对西方向社会主义实行切实的过渡似乎更有可能做出重大贡献——也未能有效地证明比其历史上的竞争对手更有成效。在我写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时，发轫于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分支在经历几十年默默无闻的生活之后，又踌躇满志地重新介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斯大林化后的左派的群众政治。托洛茨基传统的独具特色的理论遗产——它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路线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实践所主要关注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内容——在民众高涨和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新的紧要关头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支显示出明显的最初优势，这一点正是70年代早期的特征。然而到头来，它所包含的希望在这个期间并没有实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献中，欧共的思想和种种借口受到了有力的批判。但尽管象欧内斯特·曼德尔的《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这样的书对这些内容进行论争指责，也未尖锐地批判欧共思想的宗旨①，对欧共主要设想的前后矛盾和难以令人信服的消极论证，并没有相应地产生任何可以击败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可行的替代方案。其障碍来于过分理想地拘泥于反封建君主制外壳的十月革命的范型，以及在理论上很少涉猎布尔什维克从未遇到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
① 在尼科斯·普兰査斯与亨利·韦伯之间有趣的争论著作《国家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也许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例外，见《社会主义评论》1978年3-4月号第9-37页。
这些年中，历史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实践时机，但结果证明它并没有能力去驾御这种时机。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创造了自冬宫投降之后在任何欧洲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条件：（临时）代议制国家机构中的工人党拥有绝大多数选民，加上（沿袭下来的）国家镇压机器的解体，以及正规军团和武装部队中普通士兵出现了大量造反的因素，这些都为走向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双重的大好时机在别的地方还从未有过。然而葡萄牙共产党却徒劳无益地试图重复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夺权道路白白地葬送了大好时机。但从其侧面开展的小型的托洛茨基运动也是这样。尽管它对葡萄牙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最尖锐最有趣的10年内部辩论①，但也未能把双方争辩的观点（双方都具有真理的成份）加以综合，形成有说服力的或富有创新精神的策略。第四国际在葡萄牙革命的十字路口上迷失了方向，如同后来那些反复无常的派别所表现的一样。所缺乏的策略应变能力或创造力——即缺乏能从其总体上推翻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和时机、规划和突发行动、形式和要求、组织和首创精神、方法和手段等等——在这一期间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补救。
① 见《因普雷科尔》杂志1974-1975年合订本，杂志中随处可见这种辩论。该杂志在巴黎出版，是托派刊物。——译者
这种策略问题今天依然存在，50年来一直如此，斯芬克斯这个谜一直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面前。很清楚，资本主义民主的自由——虽然不足，但确实有其投票权或权利法案——只能让位于性质上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对劳动和财富、经济和家庭乃至国家机构都可以产生影响。但是，怎样才能战胜有弹性的持久的资产阶级国家结构呢？这种国家结构在调整它直接依赖的“意见一致”方面具有无限的弹性，而在保护其最终赖以存在的高压统治方面又那样的严厉。到底动员什么样的社会集团力量，以什么方式，能够在我们这个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中，冒险打破资本积累周期呢？这些问题一再提醒我们，结构和主体——运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结构，任何可预测的反对这些结构的主体——不仅对批判理论，而且对所有最具体的实践，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不想再重复以前的话，而是想以新的展望来收尾。刚才讨论的是我大约10年前论证的一些主要问题。然而还有一些同样需要探索的其它问题当时没有提出来。因为，如果权力这个要素是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中所涉及的第一位的问题，那它就不是最后一个问题。①出于什么目的，依据什么价值观和理想，才能从精神上发起一场与今天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社会运动呢？这里我敢斗胆预言：今后几十年内对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挑战将来自我们这里所考察的问题的种种不同方面，而且正是在这个受挑战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将不得不提出它的最终结论。弗兰克·伦特里切尔曾用一句值得注意的警句谈到近几年来非常有吸引力的“立体声的理想主义的诱惑”。②尤其是结构主义，当然也是那种非常诱人的理想主义的形式。然而我的看法是，未来更强大的文化挑战将来自自然主义。我认为，这种迹象现在已遍布我们周遭——它们的各种变化或许正笼罩着地平线。从传统来看，特别是在英美文化中，强调社会关系的生物决定因素总是被看作与右翼观点相联系。这种血统联系由于所谓社会生物学本身的出现新近又得到了强化——社会生物学衍生于个体生态学的最新原理，而它们又各自属于在它们之前早已长期存在的行为主义的观点。这种传统的意识形态趋势一直是反动的人性观，被看作是一种严格限制了一切社会选择可能性的永恒的哲学关系。这里讨论的“人性”一般既有积极的又有保守的一面，是具有惰性的个人主义——一种反对激进的经验或革命变革的标准立场。
① 这里，“第一位的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使用的是希腊文alpha和omega，分别含有“开始”与"终止”的意思，是双关语。——译者注
② 参看《新批判主义之后》，芝加哥1980年版，第208页；碰巧，这里有一句如上所引的类似高保真的、令人神魂颠倒的歌声的恰当的警句。
左派常常以不同历史制度下人类的社会变易性和使其得到解放而不是压抑他们的条件下人类的完善性为根据，去反对永恒的、没有感应能力的人性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无论是社会主义作家还是左的自由派作家都不断地倾向于为另一种人性观作辩护，赞成一种可以叫做保护型而不是限制型的人性观。在美国，诺姆·乔姆斯基和巴林顿·穆尔就是突出的例子。可以说，他们共同的主题就是某种关于人类的自发性或创造性的观念。乔姆斯基认为，政治思想“最终必然植根于某种人性或人的需要的观念”。在他看来，“人的基本性能是需要创造性地自我表现，需要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切方面”，而“如果人类只是随意可塑的有机体，那么为什么国家权威或行为技术专家不控制那种随意性呢？”①穆尔的观点虽有点悲观，但表述得很清楚，对他来说，正义的最小概念——他所说的“公平对待”的标准——是人性的一般概念；②但社会神秘化或高压统治的强有力的手段却能导致一种健忘症（不是完全遗忘），而这正是乔姆斯基所担心的。因此，穆尔的《不公正》研究既考虑到人对社会组织反应的稳定性又考虑到这种反映的变化性。当然，乔姆斯基和穆尔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意大利语言学家塞巴斯蒂安纳·廷潘纳罗的有影响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从左的方面捍卫另一种类型的人性¬——为了识别，可以把它称之为否定的概念，这种否定人性论断然雄辩地坚持所有人的生命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类，无论在疾病、衰老或死亡中，都有生物学的界限。③这三位作家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功用是创立一种伦理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对这种伦理学严重缺乏研究——通常为政治学或美学所代替——使创立伦理学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① 《语言学和政治学——一次会见谈话》，载《新左派评论》1969年9-10月第57期第31-32页。
② 巴林顿·小穆尔：《不公正：顺从和造反的社会基础》，纽约1978年版，笫5-13页。
③ 塞·廷潘纳罗：《论唯物主义》，第29-72页。
当然，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遇到棘手的问题——特别是自然与历史的关系引起的那些问题。我以为，自然与历史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向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另一个较之结构和主体关系更大的难题。同样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内容和概念的典型领域中几乎一再碰到，在这些领域内，超出其传统范围的新的政治运动或事件现在已不可避免。这方面的三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妇女问题、生态学问题和战争问题。可逆溯到远古时代的妇女压迫——在阶级和前阶级社会中同样存在——为什么就象人类学一样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要我们作出回答？妇女运动内部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到今天已非常激烈——事情必然如此，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妇女解放的形式。一方面，象费尔斯通那样的急进男女平等主义者选择了全盘生物学主义，虽然最终陷入变化无常的境地。另一方面，性结构理论家则实际上完全否定任何性分工的自然基础。然而即使坚持用反自然主义的观点解释性不平等的人也应能说明，为什么选择生理的差异来阐述社会区分。自然和历史的结合问题是难以逃避的。
如果当今妇女运动的主要趋势确实是过于片面地从文化方面抨击这种关系，那么对立的主要趋势无疑就是生态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外在和内在的自然常常要求一种超自然的稳定性和同一性，这完全超出了任何唯物主义地看待它们的历史变化范围。但人类与其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缺少这方面的论述）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不管其哲学思考的水平如何，法兰克福传统的一个突出长处是意识到这一点。雷蒙德·威廉斯和鲁道夫·巴罗从不同的方面突出强调了这些问题，而且如下情况并非出于偶然承认或不承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要直接导致承认或不承认人类本性的意义这样一个问题。①在每一次生态的讨论中，历史和自然必然会被重新结合在一起。
① 威廉斯：《唯物主义和文化巾的问题》，第67-122页；巴罗：《社会主义与生存》，伦敦1982年版，例如第24-43页。
最后，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是，能毁灭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全球性核战争的可能性第一次致命地直接威胁着双方的共同命运：在灭绝繁衍生命的自然界中结束人类历史。这种可能性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来说是不可能想象的，因而核战争的现实性对任何力图正视20世纪末的批判理论来说显然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同样，通常估量或调节业已导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日益危险的国际势力范围且潜伏着明天更激烈更紧张的威胁的动力，求助于自然主义的思考，也并非出于偶然。爱德华·汤普森和里吉斯·德布雷——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家，然而各自都曾一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背景的研究——最近竭力提出一种人类集体结合本身超历史所固有的、自我和非我实际上的本体论辩证法，来最终解释不断激化的民族仇恨和战后世界逐步升级的国际武器竞赛。①所有这些见解都应该进行冷静细致的检验。然而它们所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如果结构和主体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策略的典型的研究领域，那么自然和历史的关系却使我们面临社会主义道德这个期待已久的重大问题。除非马克思主义能够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它就没有完成作为批判理论本身的使命。
① 请比较汤普森的《零的选择》（伦敦1982年版）第170-188页，与德布雷的《政治理性批判》（伦敦1983年版）第298-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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