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
第1章 预言与实践
今晚把我们会聚在一起的“批判理论”这个术语，虽然对它著述甚多且五花八门，但有其独特的含义。首先，它是什么理论呢？习惯的用法在两大极之间加以定夺：关于文学方面，这是多数人所熟悉的，其含义就像我们所崇敬的这个名称和这类文集所告知我们的。但还有关于社会的方面，其使用不太普遍但是历来总有很多尖锐的争论。在这第二种形式上，构成这个术语的两个词常常需用大写字母，以作为区别于第一种形式的标志。这个术语所包涵的其它因素也引起同样一些问题：建立什么样的批判理论？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根据什么原理来建立呢？这样就广泛暴露出各种可能产生的立场观点，如同这套丛书无所不包的范围所显示的那样。实际上，文化批判中立场观点的多样性及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总是倾向于把文化和社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雷内·韦勒克的《批判史》的读者会体会到的。文化和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强制性联系，甚至常常为那些竭力否定这个“理论”概念本身的人所证实。列维斯最终宣称，文学批判是“生活的批判”。这种从文学到社会批判的无意识运动，一般都不会被颠倒成从社会到文学批判的运动。其原因并不难寻找。因为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的文学批判，其典型意义就在于：批判——其无法估量的推动力本能地趋于越出主题的范围而走向与主题之外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社会理论本身反而缺乏一种类似的区别分明的内在动力。迄今在北美社会学中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派行为理论就是眼前的一个事例。大多数文学理论直接或间接提倡对社会作某种探讨，而社会理论包含对文学的探讨却相当少，甚至间接的探讨也罕见。要想象出帕森斯理论的文学诗法是很困难的，但要想在“新批判主义”中鉴别出正在起作用的社会学或历史学却非常容易。
我将要讨论的批判理论在这方面却是一个例外。当然，马克思主义主要地而且是出类拔萃地属于那种探讨整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的范畴。但在这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与其大多数对手不同，在本世纪对文学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好多，但其中之一无疑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对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不妥协的批判中找到。鉴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不动摇的批判，可以说它是由其自身的动力迅速地带进文化批判的领域。马克思与拉萨尔的通信表明，这一运动以其开创时的态势发展是多么自然啊！这并不是说，当时或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和文化的探讨之间多么和谐。相反，它们的关系史是一个复杂、紧张和不稳定的历史，常常出现多种多样的断裂、位移和僵局。如果说大体上自梅林的年代以来还未出现完全的破裂，这无疑要归因于如下事实：在它们共同批判的出发点之外，通常有一条基本的历史航线贯串着各自的领域。这样，当代习惯用语“批判理论”应该具有两种主要涵义就并非完全偶然了——一是概括的文学理论体系，另一个是马克思传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理论体系。正是这后者习惯上要求大写字母，实质上是由于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而抬高了它的地位。霍克海默在1937年把这种含义加以典范化，意图在于用它重新磨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哲学锋芒——如他那一代人所目睹的，这种锋芒被第二国际的传统严重挫钝了。在政治上，霍克海默宣称，批判理论家“唯一关心的”是“促进向没有剥削的社会发展。”①在学术上，他则试图——用阿多尔诺后来的话说——“使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到是什么使唯物主义显出特色。”②在那些年中，法兰克福学派干预的主要锋芒正是朝着这个方向——长期热情地批判阐述经典哲学及其当代继承者的遗产和矛盾。这种阐述工作年复一年地使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著述不断地引向文学和艺术领域，他们各自把自己的学术生涯放在美学方面。但仅仅根据无阶级社会这个目标，或根据能动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而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一种批判理论，仍然是明显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的真实含义还在别处。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载《社会研究杂志》1937年第2卷第274页。接下去他写道，这种理论家会“发现他自己与被剥削者中间流行的观点发生矛盾”——的确，“没有那种冲突的可能性就不需要他们所需要的理论，因为那种理论俯拾皆是。”
② 特奥多尔·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版，第197页。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表现出来的这种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不可分割地、不间断地包含了自我批判。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的学说，同时又要表现出这种学说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自己的学术发现的条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出现了明朗的阶级矛盾，把他们的政治目标不仅确定为“对事态的一种理想的陈述”，而且看作是产生于“事物的现实运动之中”，这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刻在其宪章上了。这种观念并不包含自满的实证成分——就像真理今后需要由时间来保证，存在需由生成来保证那样，他们的学说只有在变化中才可免除错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写道，“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①两代人以后，卡尔·柯尔施首先把这种革命的自我批判运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自1848年动荡年代以后的发展，区分出一如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自其诞生以后已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在这个时代具体的社会发展情况下必然经历的阶段。”②这些话写于1923年，其作者并非完全有意识，便跨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第四个阶段——一个其最终模式与他当时的期待与希望相去甚远的阶段。我本人在一本讨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二次大战后长期经济繁荣的终结，即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小册子里③，试图考察那个模式的一些东西。那篇概览写于70年代中期，包括一些分析与预言。它对那似乎接近尾声的漫长时期作了一番临时性的勾勒，并推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将会或可能会发展的种种方向。我现在讲课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根据后来的发展事实去检验那本小册子的分析和预测的准确性。
①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07页。
②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伦敦1970年版，第51页。
③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伦敦1976年版。
但在进行这项工作以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说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其它批判理论，在于它有能力——至少有这种抱负——形成一种能解释其自身的起源和变态的自我批判理论。然而这个特征需要进一步作些说明。我们指望不了物理学或生物学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概念以确定它们是作为科学而出现的。为此目的，还需要另一种词汇，即与通常是以“发现”而不是以“证实”为特征这种格局相密切联系的词汇。无疑，理解这些科学史的原则不只是外在于这些科学。恰恰相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科学一旦形成，就会在各门科学内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相继解决的制约下，独特地取得相当高度的内在发展。乔治·康吉埃姆本人是一位生命科学的历史学家，他引人注目地致力于影响这些科学的“规范的”社会面的研究。他毫不犹豫地称这些科学共同的“价值能动性”为“追求真理”，①它日益起着内部调节者的作用（虽然远未彻底）把这些科学与文化史或政治史中纯外在的决定因素的序列分离开来。可以说，虽然自然科学的起源完全不是来自自身的理论领域，但它们愈发展就愈不需要任何其它理论来解释它们的发展。习惯性的“追求真理”和由支配范式所确定的问题结构，足以在主要方面解释它们的发展。康吉埃姆像拉卡托斯在盎格鲁-萨克逊的科学哲学方面所做的那样，按照它们的起源、分裂和变态的顺序，在这个意义上证明了自然科学概念的内在历史的优先地位。对康吉埃姆来说，自然科学的外在历史是始终存在的，但只有在“正常的”发展开始起步的时候，才在起因方面特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① 乔治·康吉埃姆：《科学哲学史研究》，巴黎1970年版，第19页。
对比之下，像文化研究这样一些学科——传统上称为人文科学——就很少有这种渐增的合理发展。它们在其起源上受同类的外在决定因素所支配，但此后总无法以同样方式避开这些决定因素。换句话说，它们既不具有起源于真实的自律的价值稳定性，也不具有能够用自身概念解释它们变化着的探究方式的内省灵活性。当然，有一门明确致力于用自身的概念解释变化着的探究方式的学科，这就是谢勒和曼海姆开创的知识社会学。但是，其努力由于过了火而最终陷入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实际上否认了它所抛弃的意识或空想有任何认识上的合理性，从而削弱了自身的主张。阿多尔诺说，“‘全部’不加区别的总体意识概念，”“以子虚乌有而告终。一旦不再有别于正确的意识，它就不再适宜于批判一种错误意识。”①他正确地指出，区分这种知识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水岭是“客观真理的思想”。我们明天就会看到这一表面上看来不关痛痒的平淡之谈的惊人重要性。眼下只需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反思的刍议因而必然是双重的。一方面，必须把一定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首先置于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复杂网络体系之内，因为这些斗争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它本身的思想工具又是用来把握这些斗争的过程的。致力于了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以与力图改造世界的群众实践的日益统一为目标。因而，这个理论的路线总是首先取决于群众实践的命运。这样，对过去10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述将必然首先是它的外在环境的政治历史。如果模仿德国兰克历史学派的口号，在对作为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进行尽责的阐述时，人们可能会说“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是永恒的——在这方面，与韦勒克和瓦伦的《文学理论》中的优先次序恰好相反，在《文学理论》中，“内在”方法胜过“外在”方法②。但与此同时，恰恰因为所有这些使马克思与曼海姆（或其现代继承人）相离析的差异，这样的阐述在试图接近当代的普遍真理时，也必然会在理论上遇到种种内在的障碍、疑窦和禁锢。一部完全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如果按世界政治的论述平铺直叙，那就与其客观本质相矛盾。马克思之前有些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曾介绍他们的丑闻。这种丑闻——今天仍然君临于许多社会主义者头上，更不用说资本主义者了——已变成对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愿望，即一种受合理控制的实事准则与真理准则所支配的愿望。认识的盲目性和障碍、发展或洞察力所组成的内在历史，对于认真考察过去这些年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像对别的理论命运的考察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种内在历史，就没有真正自我批判的紧迫性，诉诸更加广泛的历史运动就会离开或超出物质的解释，而滑到精神上的开脱上去。
① 《否定的辩证法》第198页。
② 雷纳·韦勒克和奥斯汀·瓦伦：《文学理论》，伦敦1963年版，请比较第73-74页与第139-141页。
现在让我们回到所讨论的问题上来。如同我试图描述的那样，自俄国革命胜利和孤立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形成过程，它基本上是1911年布尔什维克首次突破之后，欧洲大陆发达资本主义堡垒中工人运动一再失败的产物。这些失败有三次起伏：首先，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欧——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起义，在1918年至1922年间先后被挫败，结果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猖獗了10年。其次，30年代后期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随着西班牙共和国的崩溃和法国左翼的瓦解而解体，后者为两年以后的维希政府铺平了道路。最后，由规模宏大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在1945-1946年间整个西欧爆发的抵抗运动，未能把它们反纳粹的武装斗争的优势转化为后来持久的政治领导权。于是，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逐渐无情地在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体系里新出现的消费者社会中，使劳动隶属于资本。
正是在这些同时发生的历史事态的总背景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在东方，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得到了巩固。在西方，英、美这些世界上最老最大的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没有受到来自下层的任何革命挑战的干扰。在这两翼中间，一种后古典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社会迅速繁盛起来。那里，工人运动强大到足以对资本构成真正革命的威胁，体现为形成一切社会主义思想必然境界的群众政治实践，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实际推翻资本——想反，在各个关键性的试验点上，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在1918-1968年这50年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这3个国家找到了它的故土。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不能不带有随之发生和在其周围发生的各种灾难的印记。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这样的特征：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这些特征一开始就存在，如同它的3个奠基鼻祖——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生涯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3人各自是本国共产主义运动活跃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但在当时的压力下，由于这些先驱者们要么被流放，要么在牢狱中逝世，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致命性的分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研究所和大学的院系。从法兰克福学派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兴起促发了这一变化，到50年代严酷冷战时期，这一变化实际上就定型了。此时几乎没有一个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阶级斗争中有什么地位，而只是在学院里占有一席之地。
学术重心的变化反映了这种组织领域的转变。马克思本人在研究工作中相继从哲学转到政治学再转到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颠倒了他的路线。大萧条之后，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对资本主义大量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随着葛兰西的销声匿迹，对资产阶级囯家的政治探讨已偃息下去；关于通往可实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策略讨论几乎已完全停顿。逐渐取代的是哲学的讨论本身的复兴，它集中在方法论问题上——即在特征上注重于认识论胜过于实体。在这一方面，柯尔施1923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成为一个先兆。萨特、阿多尔诺、阿尔都塞、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卢卡奇、布洛赫和科莱蒂，所有这些人所著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集中在认识论问题上，尽管这些作品是辨证的重新阐述，但都使用了令人生畏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为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各自求助于马克思本人以前的哲学遗产——黑格尔、斯宾诺莎、康德、克尔恺郭尔、谢林等等。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各学派的发展与同时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学术体系联系密切，常常是相似乃尔；卢卡奇从韦伯、葛兰西从克罗齐、萨特从海德格尔、阿尔都塞从拉康以及德拉-沃尔佩从叶可姆斯列夫那里借用了概念和命题。把这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系列横向联系变成一种模式，本身便起了脱离它曾一度具有的与工人运动实践相联系的作用。这些偏颇又反过来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低沉的悲观主义，其表现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主题领域中的种种创新——无论是萨特的匮乏逻辑理论、马尔库塞的社会单维观点、阿尔都塞强调的意识形态幻觉的持久性、本杰明对阉割历史的忧虑，还是葛兰西本人凄凉的斯多葛哲学，都有这种灰暗基调。
与此同时，从新近缩小的参数来看，这是个光辉与丰富多彩的传统，这一点不论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很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彩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最突出的是，艺术和意识形态是这个传统的相当大的特权领地，一个接一个的思想家在这个领域里以历史唯物主义前所未有的丰富想象力和严谨研究而名声显赫。的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年头，人们可以看到实实在在过度膨胀的美学研究——它在生动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衰退了的地方，过度承载了所有受压制或否定的价值观：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和当前的道德准则，为过度的艺术沉思所取代，或者是其结晶，卢卡奇、阿多尔诺或是萨特，都以这种艺术沉思来构造其毕生的大部分著作。
而且，不管这些思想家所代表的传统有什么外在的局限性，即它远离直接的政治实践方面，这一传统仍然抵制了任何与现存制度相妥协的诱惑。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拒绝任何改良主义的协议。滋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就是大部分共产党要求忠诚于大陆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那块土壤——这些党在20年代后期既是资本的不妥协反对者，又属于斯大林体系，后者不允许对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认真的讨论或持有异议，预先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卢卡奇、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继续是各自党的一名正式成员，与此同时尽其所能发展了一种与官方的教义大为不同的论述，用密码式的语言与官方教义相对立。另一些人如萨特，试图从党外的立场对这些党的实践加以理论化。还有另外一些人如战后德国的阿多尔诺，避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整个冷战最恶劣的时期里，这些人中也没有一个屈服于现状，或者去美化它。
这一传统持续的时间很长，给人以希望，但又无法得以实现——我是这样认为的——终于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逐渐衰竭了。造成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西欧群众的造反运动重新旺盛起来——实际上正好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1968年学生骚乱的巨大浪潮预示着工人阶级中庞大队伍会加入新的政治暴动，这种形势是自斯巴达克同盟或都灵工厂委员会的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法国的五月事件的爆发是这些事件中最为壮观的，接着是1969年意大利产业工人的斗争潮流，英国具有决定意义的矿工罢工于1974年推翻了保守党政府，几个月后又接着发生葡萄牙的起义，其迅猛的激进形式是朝着最经典式的革命形势发展。所有这些事件中，群众造反的原动力没有一个是来自左派组织的党，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这些事件似乎预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广大工人阶级实践相脱离的状况，这种脱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上已经留下了这么深重的损缺的印记。与此同时，战后长期的繁荣突然在1974年中断，发达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经济稳定25年以后第一次出了问题。于是，主、客观条件似乎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可能采取的形式，我本人当时的结论——也属介绍的结论，具有理性的乐观主义精神——有四重含义。首先我认为，幸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老前辈再也不可能著述任何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而许多师承于他们的晚辈则有迹象表明转向对中国的一种灾难性的依恋，把中国作为替代苏联的革命后社会的模式，和一种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样板。第二，我以为在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另辟蹊径，会重新创造列宁和卢森堡那一代人曾一度形成的古典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某些条件。我想，这种理论和实践的重新统一将会有两种结果：它必然把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世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社会阶级的群集、民族的意义和作用所提出的基本问题的解决上来——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多年来从整体上被忽视了。回到具体问题，即回到成熟的马克思或列宁所关注的问题，似乎会对这些基本问题本身产生影响。这种变化必将首先恢复自葛兰西逝世后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丢失的一面——即从策略上讨论一种能够打破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种种障碍，并达到超越它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运动。一旦重新恢复这种策略讨论，我预计直接承袭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迄今尚幸存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重大传统——它发轫于托洛茨基——很可能获得-种现实意义和新的生命力（尽管它曾受到激烈的排挤），并摆脱保守主义。它在保守主义中捍卫被击败的历史常常使它形成了一支力量。
第三，我预言，更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复兴，必然关系到它在英、美这些帝国主义堡垒里的传播，这些堡垒在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年代中基本上成功地抵制了历史唯物主义。毕竟正是在英国和美国——它们分别是最古老的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才经常对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一些最具有检验性的问题，而又总是没有答案。60年代后期的校园造反，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似乎表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有希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英国或美国社会历史上所具有的水平。最后第四点，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有更大的发展，就不仅应该冷静而又坚定不移地重新检验经典思想家从马克思、恩格斯直到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遗产，力求鉴别、批判和解决他们本身固有的疏忽或混乱。它还应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所取得的基本成果（尤其是在英美地区）取得一致。这种成果迄今被置于一直受哲学学科所统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范围之外。这二者的对立和结合将导致重新考察历史的全部法则和意义，在现有的水平上使思想体系完全适应于现在和未来。这样，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就不再使历史也不使理论保持不变。①
① 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30、135-138页。
以上就是我在当时的推测。这些推测的结果如何？是否与事态的实际发展过程相径庭？我觉得，这些推测从根本上说已经得到证实——尽管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某些方面还不能令人满意，或可以自鸣得意。这就是说，这个主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连同其认识论方面或美学方面之阴沉的或奥秘的色彩——实际上已近终结；取而代之，另―种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出现，以其神奇的速度和充分的自信心，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那些它的前辈所忽视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的制度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产品已经非常可观，勿庸置疑，我们已开始目睹一个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的时期。然而，大体展望起来，历史——象通常一样——对当时那些无把握的猜测也会有惊人的发现和嘲弄。让我们对此作一番详细考察。
如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基本上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我的这种看法已被证实。这并非一个特别难以预料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年老的一代的纯生物学的死亡必然要引起这种后果。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1968年至我写作那本小册子的这段时期里，死神逮住了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哥德曼、卢卡奇和霍克海默。到70年代末，布洛赫、马尔库塞和萨特相继逝去。但是这个衰竭的过程还有别的因素起作用。我所提到过的理论家中最年轻的两位是阿尔都塞和科莱蒂，这两人在当时还处于年富力强之际。然而多半如我所料，此后他们俩谁也没写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著作，只是老调重弹，甚至堕落到否定这个传统的地步。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的下限大体上可以划到70年代中期为止。
继承它的是什么？是对于实际问题的一种急遽的热情，一种新的癖好。如果我们评述一下那些多半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忽视的重大课题，以及1974年我坚持列举的细则，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后岁月里，他们悉心致力的理论活动在大多数情形下常常结出了重大的综合性成果。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如果我们撇开带有类似凯恩斯框架的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这个领域自从格罗斯曼关于大萧条前夕的理论形成以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休耕地——现在已有三批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对此进行了探索：第一，欧内斯特·曼德尔的开拓性著作《晚期资本主义》，接着是他对《第二次不景气》和《资本主义历史的长波》的研究；第二，哈里·布雷弗曼论20世纪劳动过程的转变的巨著《劳动与垄断资本》；以及第三，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里塔有气魄有创见的《资本主义管理理论》①。有了这样一些著作，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讨论又一次达到卢森堡和希法亭的古典时代的水平，在某些极重要的方面甚至超过了这一水平。具体的历史研究以及同时在概念和方法论上展开的激烈争论，与下列人士是有联系的：森岛通夫、斯蒂德曼、罗梅尔、利皮、克劳斯，等等。②至于政治学领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结构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空白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极少关心它生存其间的西方政体的确切性质。今天，这个空白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填补，逐渐有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自然，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尼科斯·普兰查斯的五部著作，探讨了议会型的、法西斯型的、军事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领域；英国的拉尔夫·米利班德的更有经验基础的著作；西德资本论逻辑学派的辩论和克劳斯·奥费的文献；以及瑞典社会学家戈兰·索伯恩具有轴心地位的最新著作《统治阶级统治时干些什么？》③。与此同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化的新形式已成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较之以前历史唯物主义所进行的，甚至在其古典时代的研究都更精确更富有想象力：美国的埃里克·奥林·赖特和意大利的卡切迪的著作，法国的克里斯蒂昂·博德洛和罗歇·埃斯塔布莱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都是很出色的④。东方资本主义以后国家的性质和动力问题，长期以来是大部分欧洲左派深入研究的禁区，现在引起了研究者新的兴趣，特别是鲁道夫·巴罗的杰作《东欧的抉择》，还有更具有专业性和学术特色的诸如经济学家纳蒂和布鲁斯的研究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之如此扩展，并未引起哲学或文化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硕果累累的独特园地——之相应的收缩。相反，这些年在这些领域同样可以看到不断累增的著述，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进行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文化的研究，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则致力于专门的文学领域的探讨；而在哲学方面，G·A·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一次把分析哲学的程序标准引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中，这部著作显然是70年代这一研究领域的里程碑⑥。
① 欧內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伦敦1977年版；《第二次不景气》，伦敦1978年版；《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剑桥1978年版；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纽约1975年版；米歇尔·阿格里塔：《一祌资本主义管理理论：美国的经历》，伦敦1979年版。
② 见森岛通夫：《马克思的经济学》，剑桥1973年版；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伦敦1977年版；约翰·罗梅尔：《剥削和阶级概论》，坎布里奇1982年版；马科·利皮：《马克思的价值观和自然主义》，伦敦1979年版；乌尔里希·克劳斯：《货币和抽象劳动》，伦敦1982年版。
③ 尼科斯·普兰査斯：《政权和社会阶级》，伦敦1973年版；《法西斯主义和专政》，伦敦1974年版；《阶级和当代资本主义》，伦敦1975年版；《专政的危机》，伦敦1976年版；《国家·权力·社会主义》，伦敦1978年版，拉尔夫·米利班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伦敦1969年版；《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牛津1977年版；《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牛津1982年版。约翰·霍洛弗和索尔·皮奇奥托编：《国家与资本》，伦敦1973年版。克劳斯·奥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法兰克福1975年版。戈兰·索伯恩：《统治阶级统治时干些什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伦敦1978年版，参见他随后的重要著作：《权力意识和意识的权力》，伦敦1980年版。
④ 埃里克·奥林·赖特：《阶级、危机与国家》，伦敦1978年版；《阶级结构和收入的决定性》，纽约1979年版。古利尔莫·卡切迪：《社会阶级的经济划分》，伦敦1977年版。克里斯蒂昂·博德洛和罗歇·埃斯塔布莱：《法国的资产阶级学派》，巴黎1971年版；埃斯塔布莱与雅克·马勒莫合著：《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巴黎1974年版；埃斯塔布莱与雅克·托伊西埃合著：《为谁劳动？》，巴黎1979年版。
⑤ 鲁道夫·巴罗，《东欧的抉择》，伦敦1978年版；多梅尼科·马里奥·纳蒂：《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矛盾》，载《社会主义年鉴》，1979年；洛兹迈尔茨·布鲁斯：《社会主义所有制与政治体制》，伦敦1975年版。
⑥ 见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伦敦1973年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牛津1977年版；《政治学与文学》，伦敦1979年版；《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伦敦1980年版；《文化》，伦敦1981年版。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政治的无意识》，伊萨卡1981年版。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牛津1978年版。
诚然，这样一些零乱的文献目录称不上是过去这些年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概貌，更不要说进行了批判鉴别。还有其他的著作和作者同样可以列出来；还有些作者象其先辈一样，在很多方面受到他们自身有限的见识的制约。然而，即使对一系列复杂的学术变化所做的这样一个速描——当然，对此尚需要进行更细微的鉴别，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还不可能做到——也说明了某些观点。虽然我们可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我所勾勒的新兴模式之间说出一个现实的地形上的“突破”，但在其它一些方面，也许还有更多的联系的承继性我尚未考虑到，即使是一种典型的间接联系。由于这种联系，大多数老的学派的影响可以在许多新继者的身上辨别出来。阿尔都塞流派留下的影响可能是最强烈的——我刚才提到的作家中，普兰查斯、索伯恩、阿格里塔、赖特和埃斯塔布莱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它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经过哈伯马斯、巴兰和奥费的著述流传，可以在布雷弗曼的作品中看到。詹姆森在作品中自称受卢卡奇气质的支配。卡切迪的著述显露出德拉-沃尔佩的基调。但是与此同时，恰恰是这些作者的分布，暗示了更为重要的事实：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象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这种地域性的转移表明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上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突然间很多方面都已变成最先进的了，这几乎完全应验了我以前的感觉。
对这些作者和著作作进一步考察将使上述观点更令人信服：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今日历史唯物主义中新出现了英-美主导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反过来又证实了我在70年代中期的另一预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编史工作从整个社会主义思想领域内长期过分的沉寂中崛起了。操英语的实践者在这个领域居统治地位自从50年代以来就已很明显，而且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力量至少在英国实际上与历史学家的工作已经是同义语了。甚至老一辈中另一种类型的杰出思想家、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其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实际上是历史方面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7年出版；涉猎的是自中世纪晚期到现代股分公司，）而不是他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大量作品。然而正是多布的那些年轻同事们，聚集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周围，成长为学术界光彩熠熠的明星，在此后的年代里，改变了英国和欧洲史上的许多公认说法。这些明星是：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乔洽·鲁德、罗德尼·希尔顿、维克托·基尔南、乔弗雷·德·斯特一克鲁瓦等等。他们中大多数自进入60年代以后就开始发表著述。但是，使他们的集体作品得到巩固，并达到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则高度，远远超过本学科以前的水平，则是70年代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就是在这10年中，出版了霍布斯鲍姆的《资本的时代》，希尔的《颠倒的世界》和《密尔顿和英国革命》，希尔顿的《使之自由的农奴》和《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福斯特的《阶级斗争和工业革命》，汤普森的《辉格党人和猎手》，基尔南的《人类之主》，以及现在接着出现的斯特-克鲁瓦的不朽之作《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①。也许雷蒙德·威廉斯的最有创见最有影响的著作《乡村与城市》的主要渊源就在此处。对于我们这一代的某人来说，其思想形成于英国文化似乎完全缺乏任何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巨大动力的时期，是欧洲的落后者（我们之所以经常作如此的谴责，是冒承担“民族虚无主义”之责的），出现了这种现象，才是真正令人惊讶的变态。英国与大陆欧洲的传统关系现在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颠倒——马克思主义文化现在在英国比在任何大陆国家都更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① 出版日期：《资本的时代》，伦敦1975年版；《颠倒的世界》，伦敦1975年版；《密尔顿和英国革命》，伦敦1977年版；《使之自由的农奴》，伦敦1973年版；《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牛津1975年版；《阶级斗争和工业革命》，伦敦1974年版《辉格党人和猎手》，伦敦1975年版；《人类之主》，伦敦1972年版；《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伦敦1981年版。
与此同吋，北美发生了一些有限的但很相似的变化。这里也与英国一样，编史工作一直是主要领域，从尤金，吉诺维斯、埃里克·福纳、戴维·蒙哥马利、罗伯特·布伦纳、戴维·亚伯拉罕到其他许多其著述丰富多彩①，不局限于美国历史本身。
但是围绕着编史工作，一种广泛的社会主义文化已发展起来，尽管它不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五彩缤纷并且有生命力——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西达·斯科波尔的历史社会学到詹姆斯·奥康纳的政治经济学、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麦格道夫连续不断的著作，以及克里斯托弗·拉希的文化批判均属这一文化②。今天这方面的整个景观在15年前是很难想象的。《时代》周刊曾经宣布马克思已经最后灭亡，左派所能出版的手册仅仅是引导那些好奇心旺盛的学生穿过“学院马克思主义”的灌木丛——现在可能很繁茂了——去解释一个近代的称号③，这些话说出仅短短4年，历史唯物主义就广泛渗透到美国校园，《商业周刊》怎能不为此而悲叹呢！
① 尤金·吉诺维斯：《约旦河奔腾不息——奴隶创造的世界》，纽约1974年版；《从反抗到革命：美国黑人奴隶起义对现代世界形成的作用》，纽约1979年版。埃里克·福纳：《自由的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纽约1970年版；《汤姆·佩恩与革命的美国》，纽约1976年版。戴维·蒙哥马利：《超平等：劳动与急进共和主义者》，纽约1967年版；《美国的工人管理》，纽约1979年版。罗伯特·布伦纳：《工业化以前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根基》，载《过去与现在》杂志1976年2月第70期和1982年11月第97期。戴维·亚伯拉罕：《魏玛共和国的崩溃：政治经济与危机》，普林斯顿1981年版。
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2卷，纽约1974年、1978年。西达·斯科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坎布里奇1979年版；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纽约1973年版；哈里·麦格道夫和保罗·斯威齐：《深化的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纽约1931年版；克里所托弗·拉希：《自我陶醉的文化》，纽约1978年版，
③ 贝特尔·奥尔曼和爱德华·维恩霍夫编：《左派学院：美国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纽约1982年版。
在英语世界出现的这种作为历史性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最终并没有限定在它自己的区域内。我在70年代中期所期望的编史工作与哲学在理论上的结合实际上真的出现了，虽然其势头之迅猛还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爱德华·汤普森与路易·阿尔杜塞进行了长期激烈的辩论，形成了著作《理论的贫困》，掀开了学术史上不可逆转的篇章。不管我们对这场辩论的功过是非看法如何，今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象他们多年来所做的那样，站在任何一方来辩论，宛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属于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两者之间只少许有些交叉，令人有点难以理解。现在，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以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攻击这件事还说明，一个更顽固的堡垒被攻破了——这个堡垒总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的主要学派或论争限制在本国范围内，确保彼此之间互不了解或缄默，不利于展开真正的国际性讨论。这双重的收获——理论和历史之间新的交流，及跨越国界——成为过去10年中最有成效的变化之一。值得高兴的是，这种成果并非根据偶然的现象下的判断，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激烈的辩论方式中看得出来：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著作、对罗伯特·布伦纳等对基本的理论术语的探讨以及对布伦纳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著作等等辩论，依次成为战后以来最广泛的专业争论的焦点，引起了德国、法国、英国和波兰的历史学家的国际性的反响。①同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讨论不再有国界线，甚至没有一种临时的界线：辩论的线路可自由调节，正如新近出版的论文集②所证示的那样，可以从日本调到比利时，从加拿大到意大利，从英国到德国或美国。
① 见罗伯特·布伦纳：《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斯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载《新左派评论》1977年7-8月份第104期；以及论布伦纳著作的专题论文集，载《过去与现在》1978年2-8月份第78-80期，1979年11月份第85期，刊载的文章作者有：迈克尔·波斯坦、和约翰·哈彻，帕特里夏·克鲁特和戴维·帕克，海迪·旺德、伊曼纽尔·勒鲁瓦·拉杜里、盖伊·博伊斯、J·P·库珀和阿诺斯特·克利马，这些文章与布伦纳针锋相对的答辩一起收集在《布伦纳辩论——前工业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剑桥1983年（即将出版）。
② 《价值理论论战》，伦敦1981年版，文章的作者有：伊恩·斯蒂德曼、保尔·斯威齐、埃里克·奥林·赖特、杰夫·霍奇森、普拉迪普·班德欧帕海艾、伊藤诚、米歇尔·德·弗罗埃、G·A·科恩、苏珊·希梅尔韦特和西蒙·莫恩以及安瓦·谢克。
这样，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提出的期望和假设至此似乎大部分已经实现了。但是，任何满足的表现（更不待说自鸣得意了）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在一个绝对决定性方面，即这些年的理论潮流，并没有向我所设想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实践的重新统一显然没有具体实现。这种没有实现在逻辑上最致命的学术后果是，发达国家的左派普遍缺乏现实的战略思想——即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同其先辈共有的东西是“战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这些年来，很难找出一篇完整的文章，那怕很不力地揭示出某种思想上的主动出击，即政治上的坚定果敢和理论上富于想象的结合——这是卢森堡或列宁，托洛茨基或帕尔乌斯的强大干预的标志。这种重大的空缺妨碍了我们胜利地回顾过去的10年，而产生它的种种决定性因素，却提出了这些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这个问题。但我们在考察这广泛的历史背景之前，有必要先观察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与战略空白的最终关系还有待弄清，但它的直接现实性与7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复兴的论断似乎有最尖锐的矛盾。当然，我指的是，在那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或对它最感兴趣的人中发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种情況在1977年曾使美国和欧洲的宣传工具欣喜若狂，对之进行大肆攻击，《时代》杂志就是其中独一无二的先锋。尽管这种现象发生的规模和速度是很惊人的，但这种说法本身却往往是蛊惑人心的。真实的问题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从地理上来说局限于拉丁语系的欧洲——实际上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这个文化和政治区域内，在7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传统确实有点接近瓦解。但恰恰就在此时，马克思主义征服或巩固了新的阵地，跨越到这个区域以外的广大区域。低估这种局部溃败的严重性是不明智的，不仅对相关的国家是这样，而且对整个理性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信誉也是如此。
这种拉丁马克思主义危机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有两种主要类型是很突出的。一方面，在资产阶级政体周围重新刮起的疯狂反共的热潮中，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左派中老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思想家都突然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最令人瞠目的倒退也许是吕西欧·科莱蒂，他曾是意大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在三、四年之间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凶狠敌人，成为多少有点俗气的自由主义的忠诚辩护士。他最新的书很恰当地题为《意识形态的终结》①，无意中使人想起了大约20年前美国社会学中著名的主题。在法国，萨特晚年沿着他自己的道路，从谴责共产主义到正式抛弃马克思主义，他是以急进的新无政府主义的名义这样做的②。然而，这些著名作家的转变或者说堕落，并非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曾与左派密切联系的文学界和哲学界中相当普遍的政治气氛的变化。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太凯尔”团体的作家和批评家菲利普·索莱尔渐和朱利亚·克莉思特娃等人，他们实际上从唧唧喳喳地谈论唯物主义和狂热地崇拜中国社会制度一下子就转变到重新肯定神秘主义和吹捧美国的社会制度③。60年代末期路易·阿尔都塞的学术门徒和街头造反派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变成“新哲学”的主要鼓吹人，即重新弹起了50年代冷战的意识形态武库中的老话题，诸如：马克思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等于斯大林主义。
① 《意识形态的终结》，罗马1980年版。
② 参见他1977年9月15日会见《继续斗争》记者和1980年3月10―30日会见《新观察家》记者的谈话(以“现代精神”为标题)。后者在他逝世前夕发表，据西蒙娜·德·波娃记载，这次会见是在萨特经过长期的体力消耗之后，体质很虚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她把这些内容看作一面哈哈镜，是采访人操纵的产品，但她同时也批评萨特。这种背景只能证明而不能抵消萨特晚年改变了方向。见波娃：《告别仪式》，巴黎1981年版，第149-152页。
③ 除了别的作品外，可参见朱利亚·克莉思特娃、马塞兰·普莱内和菲利普·索莱尔斯的《美国的为什么？》，载《太凯尔》的美国研究专刊，1977年秋第71-73期。
与此同时，对70年代后期拉丁语欧洲的政治气候变化还有第二种反应。这就是，不那么完全否定或者拋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对与资本主义进行革命决裂这种思想不断散布怀疑论，以此来冲淡或削弱它。这种倾向的代表是阿尔都塞，他不断疏远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政治遗产，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确有国家理论或政治理论，并表示他从根本上失去了信念——他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权威与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理论家相比都是至上的、绝对的。接着，正是阿尔都塞，宣扬起“马克思主义的总危机”的概念——一种他毫无表示要着手解决的危机①。至于普兰查斯，此人一度是宣传列宁主义的正确性的中坚人物，现在重新发现了议会的价值和双重政权的危险。他临死前最后会见记者的谈话甚至走得更远，提到了“政治”信仰本身的危机②。他的影子密歇尔·福柯立即宣称“政治的终结”③，就象贝尔或科莱蒂过去对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这无疑加重了这些巴黎人的疑惧。在意大利共产党本身日益充斥同样的思潮。它的主要的年轻哲学家马西·卡奇亚里，在下院席位上告诉意大利工人说，尼采就已经使马克思过时，权力意志证明是比阶级斗争更为根本的东西；与此同时，人们时时可以发现，他的许多同僚对弗里德曼或边沁的思想是情趣相投的。
① 见《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载《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7月号。
② 参见访问记《很难找的答案》，载于《再生》周刊1979年10月12日号。
③ 见福柯就《性史》答贝尔纳-亨利·列维问，载《新观察家》杂志1977年3月12日第644期。
不曾有过一种学术转变是如此之普遍。但是非常荣幸，至少有一个例外，在这些年普遍的观点转变中显得特别醒目。他就是我所讨论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世人物中最老的幸存者，亨利·列斐伏尔，他在八旬之际既不屈服也没转变，而是对那些为大多数左派所忽视的典型课题继续从事冷静而富有创见的著述①。然而，这种坚定性的代价是，处境相当孤立。纵观整个学术场面，我们还存在一个百思不解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在说英语的地区空前高涨，恰恰就在这时，在战后曾是最有影响最有成果的拉丁民族地区，这种理论却经受着急遽的下降。特别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活生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故土上出现的情况，对于那些象我本人一样从这些文化中学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一直是震人心弦的。它意味着什么？过去10年中马克思王义理论的横向运动有待探讨。这些运动提出的问题就是我明天报告的主题。
①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论城市生活的著作：《城市的权利》，巴黎1967年版；和《太空生产》，巴黎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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