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1970）

序言

　　这些介绍《被压迫者教育学》的章节，是我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政治流亡生活期间的观察所得。这些观察充实了我此前在巴西从事教育活动所积累的观察资料。
　　在分析意识化（conscientizacao）^[1]的作用的培训课程里，在用真正的解放教育进行实际实验的过程中，我都碰到了本书第一章中所论及的“对自由的恐惧”。参加培训课程的人并不经常注意“意识化的危险”，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己对自由的恐惧。他们说，批判意识是无法无天的表现。另有些人补充说，批判意识会导致混乱。不过，有些人坦言：为什么要放弃批判意识呢？我曾惧怕自由。现在，我再也不惧怕了！
　　在一次讨论中，大家在争辩，针对某个特定的不公正的情况的意识化，是否会导致人的“破坏性狂热”或者是“世界要彻底崩坍了的感觉”。在争论过程中，一个此前曾在工厂当过多年工人的人说：“也许我是今天在座的唯一来自工人阶级的。我不能说我听懂了你们刚才所说的一切，但有一点我可以说——我开始参加这个培训课程的时候，我很天真，而当我发现自己有多么天真时，我开始具有批判意识。但这一发现并没有使我狂热，我也没有世界要崩溃的感觉。”
　　对意识化可能带来的结果的怀疑，隐含着一种怀疑者常常弄不明白的前提：对于不公的受害者而言，意识不到自已是不公的受害者反倒更好。但实际上，意识化并不使人产生“破坏性的狂热”。相反，通过使人有可能作为负责任的主体（Subjects）^[2]进入历史进程，意识化使人寻找自我肯定，并因而避免狂热的产生。

　　批判意识的觉醒为表达社会不满开辟了道路，这恰恰是因为这些不满是一种压迫处境的真正组成部分。^[3]②

　　对自由有恐惧感的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种恐惧，但对自由的恐惧足以使他见到鬼怪。这样的个人实际上是在逃避，以获得安全感，他宁可要安全而不愿为自由冒风险，正如黑格尔说明的那样：

　　自由只有冒生命危险才能获得，……没有冒生命危险的人虽然无疑可以被认为是人，但他并没有被真正认可为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4]

不过，人难得会公开承认害怕自由，他们往往把自己扮演成自由的捍卫者，以此来掩饰（有时是无意识地）内心对自由的恐惧，作为合适的捍卫自由的人，他们极度审慎地对待他们的疑虑和担忧，但他们常把自由与维持现状混为一谈，以致于一旦意识化有可能认清所说的现状，意识化就因此似乎会对自由本身构成威胁。
　　单单靠思想和研究不能产生《被压迫者教育学》。这本书植根于具体的情景，描写了（农村或城市的）劳动者和中产阶级人民的种种反应，我在教育工作过程中对他们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观察。持续不断的观察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有机会修正或证实前期工作中提出的观点。
　　这本书也许会在许多读者身上引起消极的反应。有些读者会把我关于人类解放问题的立场看作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或许甚至把关于本体论使命、爱、对话、希望、谦逊以及同情等的谈论看成是反动的“谬论”。另一些读者则不愿（或不希望）接受我针对使压迫者满足的压迫状态的指责。因此，这部诚然是尝试性的作品适合于激进人士。我确信，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可能部分或全部地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会把这本书读完。但武断地采取封闭的、“非理性的”立场的读者会抵制我希望本书展开的对话。
　　狂热培植了宗派主义，因此，宗派主义总是扼杀生命。批判精神滋养了激进化，因此，激进化总是富于创造性。宗派主义神化现实，因而远离现实；激进化批判现实，因而解放人。激进化意味着不断强化自己选择的立场，并因此会更努力地去改造具体、客观的现实。相反，宗派主义把现实转变成一个虛假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因为属于它的只是神化和非理性。
　　无论从哪方面未汫，宗派主义是人类解放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宗派主义的右派表现形式并不总是带来其自然的对立面：革命者的激进化。在应对右派宗派主义的过程中，革命者陷入宗派主义而使自己成为反动派，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应使激进分子成为精英分子的驯服的走卒。既然投身于解放的事业，激进分子在面对压迫者的暴力时再也不能消极被动。
　　另一方面，激进分子决不是主观主义者。对这样的个人而言，其主观方面仅相对于其客观方面（具体的现实，这是分析的对象）而存在。主观性与客观性因此形成辩证统一的整体，与行动一起产生知识*反之亦然。
　　就他来说，不论是哪个派别的宗派成员，因他缺乏理性而丧失了判断力，因此，他不理解（或不能理解）现实的动态——或对之产生误解。即使这个人能辩证地进行思考，那也是一种“驯化了的辩证法。”右派宗派成员〔我以前称这样的人为天生的宗派成员（born sectarian）^[5]〕想减缓历史进程，想“驯化”时间，并因此想驯化人。当左倾的宗龙成员试图辩证地去解释现实和历史时，他会彻底地误入歧途，陷入本质上是宿命论的立场。
　　右派宗派成员与左派宗派成员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驯服现在，（希望）将来能再生出这种被驯服了的现在，而后者认为将来是预先设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或归宿。对右派宗派成员来说，“今天”与过去相连，是特定的和永恒不变的；而对左派宗派成员来说，“明天”是预先安排好的，是被无情的命运注定的。右派和左派都是反动派，因为他们从各自错误的历史观出发，都形成了否定自由的行动方式。一方设想的是“循规蹈矩的”现在，另一方设想的则是一个预先决定了的将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因此而袖手旁观（前者期望现在得以继续，后者静候“已知”未来的到来）。相反，由于这些人把自己封闭在他们无法逃脱的“确定圏”之内，因此他们“产生”自己的真理。这不是努力建设将来的人所追求的真理，追求这样的真理，需要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冒风险。这也不是肩并肩战斗并且共同学习如何建设未来的人所追求的真理——这个将来不是供人接受的，而是由人创造的。这两类宗派成员都像所有人那样地对待历史，结果以脱离人民而告终——这是反对他们的另一种方法。
　　右派宗派成员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真理之中，他们充其量只是履行天生的职责，而偏狹、固执的左派宗派成员否定他们真正的本性。不过，当各派反复思考“自己的”真理时，如果这一真理受到质疑，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因此，各派视任何有悖于“自己的”真理的东西都是谬论。正如记者马西奥·莫雷拉·阿尔韦斯曾对我说的那样，“这两派都深受缺乏质疑之苦。”
　　投身于人类的解放的激进分子，没有成为“确定圈”的俘虏，而在这个圈之内，现实也被束缚了。相反，人越激进，就越能完全地进入现实，以致于因为对现实有了更好的了解，他们就可以更好地改造现实。这种人不怕面对，不怕倾听，不怕见到被揭去了面纱的世界。这种人不怕结识人，也不怕与新结识的人进行对话。^[6]这种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和所有人的所有者，也不认为自己是解放被压迫者的人，但他们的确在历史的进程中投身到与被压迫者的并肩斗争中。
　　接下来的章节简要介绍了被压迫者教育学。被压迫者教育学是激进分子的任务。宗派成员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
　　如果有读者能对本书给予充分评判，纠正错误，消除误解，加深肯定，栺出我没有认识到的方面，我会感到很欣慰。革命文化行动是一个我没有具体体验的主題，有人可能会对我讨论这一文化行动的权利提出质疑。我本人没参加过革命行动，这虽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我对这一主题进行反思的可能性。再者，在我从事人民的教育工作的经历中，我采用的是一种对话和提问式的教育，我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材料，使我贸然提出包含在本书之内的种种主张，
　　从这些篇章中，我希望至少以下几方面会长存下去：我对人的信任，我对男男女女的信念，以及我对创造一个更容易使人爱的世界的信念。
　　在此，我想表达我对妻子及“第一位读者”埃尔莎的感激之情。谢谢她对我的工作的理解和鼓励！当然这工作也属于她。我也想对我的一些朋友表示感谢。谢谢他们对我的初稿提出意见！尽管难免会有所疏漏，但我还是要提及几个人的名字：若昂·德·维加·科蒂纽，理查得·肖尔·吉姆·兰姆，迈拉和苦维利诺·拉莫斯，保罗·德，塔尔索，阿尔米诺·阿丰索，普利尼奧·桑巴约，埃拉足·玛丽亚·菲奥利，马塞拉·戈雅多，若泽·路易斯·菲奥里，和若吊·萨卡里奥蒂。当然，我在本书中表述的种种主张的责任完全由我个人承担。

保罗·弗莱雷

^[1] 意识化这一用语指学会认识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并针对现实压迫因素采取行动。见第3章。——英译者注

^[2] 主体这一用语意指主动去认识并行动的人，与客体（Objects）相对。客体是被认识和被作用。——英译者注

^[3] 弗朗西斯科·韦福特，见保罗·弗莱雷《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里约热内卢，1967）一书的序。

^[4] Ceorg Hegel，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New York，1967），p.233.

^[5] 见《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

^[6] “只要理论知识始终是党内少数学者的特权，后者将面临误入歧途的危险。”罗莎·卢森堡《改革与革命》，引自C·赖特·米尔，《马克思主义者》（纽约，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