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和纪念
第一节 共产主义者早期对巴黎公社的述评和介绍
一、共产主义者早期的评述
1919年“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的革命分子为探求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巴黎公社的真相才逐渐为中国人民所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高度重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决心继承公社的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早在1921年，怀着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不惮万里，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同志，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自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在巴黎公社社员墙边立下了“这主意我们是不变了”的誓言，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1]
2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处于幼年的时代，当时，党员人数很少，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他们非常热切地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介绍到中国来，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鉴。在我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所写的文章中，有不少涉及巴黎公社，也出现了一些系统地论述公社历史经验的文章，这些文章，树立了在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研究巴黎公社的范例。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个别文章的论述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
例如，我们注意到在1921年5月间出版的《共产党》杂志上发表的《劳农制度的研究》[2]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巴黎公社作了如下论述：
“马克思著了一部《法国内乱》的书，批评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的自治团，那书上有两句话：‘劳动者单靠掌握现成国家的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做不到的’。
《法国内乱》一书出版之后四年，即是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马克思又著了一部《哥达纲领批判》的书，在这部书中，马克思很明瞭的解释上面的疑问。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中间，有一个革命的过渡期。这就叫做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
从那时起到现在，只相隔四十五年，于是这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就成了事实，在俄国实现了。”
显而易见，上文的中心意思，是想通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两部名著中有关论断以及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它并没有认识到巴黎公社本身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而是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所进行的精辟总结，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这一著名论断，误解为对巴黎公社的批评。无怪乎该文在回顾劳农制度的历史经验时，远则追溯到1830年前后英国的工运和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近则涉及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唯独不提巴黎公社。这样，由于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缺乏了解，也就在理论上造成紊乱[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瞿秋白很早就对巴黎公社进行了介绍。他在《赤都心史》中专门写了“公社”一节，其中写道：“欧洲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要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laCom-mune de Paris）革命，马克思亲与其事。公社大概的组织就是城市工人共同组织的消费社，分配一切需要品……。”[5]翟秋白虽然没有在这里把巴黎公社介绍清楚，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却给巴黎公社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译名。当时，“巴黎公社”的中文译法很多，译成巴黎公社则为瞿秋白所首创，这个译名后来很快也就用开了。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在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也注意到巴黎公社。周恩来在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时说道：“这个革命所负的使命整个与民主革命相反，在历史上只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共治团能取来与他相比。只是巴黎共治团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朵昙花，稍现即灭，而俄国十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了”。[6]
李达在其早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也很注意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主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譬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7]在1922年写的《评第四国际》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党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8]基于这种认识，李达表示赞成第三国际在无产阶级政党问题上的主张，反对第四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张。
不难看到，1921—1922年间，在许多共产党人早期的著作中·已经提到巴黎公社，尽管他们的评述非常简要，但是已经显露出了崭新的观点。
二、李大钊的纪念文章——《1871年巴黎“康妙恩”》
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1923年，李大钊写了《1871年巴黎“康妙恩”》一文。[9]当时，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教训，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的。李大钊借完成《申报》50周年纪念约稿的机会，选了巴黎公社这个题目，可以说是非常有见识的。
这篇文章以“五十年的回顾。社会革命的先声”这两句话为引言，欢呼3月18日革命使巴黎人民“开始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文章分析了公社的历史背景，指出普法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而由经济上去解释”。文章对于巴黎公社产生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作了介绍，其中不仅分析了国防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卖国实质，而且还介绍了被巴枯宁、里沙尔等人所操纵的里昂运动的失败。李大钊把巴枯宁称为“一个喜剧的揭幕者”，并对该事件述评如下：“无政府主义并不奇怪，这里昂Lyons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康妙恩’才是奇怪，1870年，巴枯宁Bakunin李嘉德Albert Richard同着布澜Gaspord Blanc，带了很多的党徒，侵入了里昂，占据了一个名叫Lyons Hotel de Ville的旅馆[10]，宣告国家已被废止，地方工厂的工钱提高到一日3佛郎，然而还未出这一天，这国家已以中产的国民军的形式回来了，巴枯宁派遂从那个旅馆逃走了，这一幕喜剧，就是这样的告终”。这段风趣而生动的论述，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把巴黎公社歪曲为“扫除一切政府”[11]的论点，无疑是绝好的揭露。
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了梯也尔夺炮的目的和3月18日起义的过程，指出：“3月17日介尔士（梯也尔）秘令他的部将夜袭国民军，而谋夺取他们的大炮，并占领城中各要地。按照与普军订立的休战条约，大炮应交普军，而国民军不肯，只把这大炮夺去，介尔士便可以把国民军打得粉碎，以后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关于3月18日起义的过程，其中包括在蒙马特尔高地妇女和儿童挺身而出保护大炮，并鼓动政府军起义的过程，文章都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这些情节虽然现在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了，然而在当时介绍出来，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文章对于公社的建立、发展、性质、措施、经验等方面，都作了相当深刻的论述。文章在分析1871年巴黎公社在法兰西民族历史上的渊源及其新的性质和意义时指出：“Commune者，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称，唯在巴黎，他是可以令人想起有一七九二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康妙恩’，于多数民众，是有‘对于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对于专制的自治’的意味的。然而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劳动者握权力的事情——这就是‘康妙恩’。因此，‘康妙恩’才是伟大，于支配阶级才是危险，因此他还有生机而为历史所记忆”。对于巴黎公社的性质和意义所作的如此精辟的论述，难道不是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从而令人大开眼界吗？
文章对于公社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得失功过作了概略的分析，使人从中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会对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文章列举了公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其中着重地介绍了4月16日法令以及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弗兰克尔的活动和作用。文章指出公社“因为时势所迫，不能不以全力防御外敌，所以没有功夫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对于公社军事上的失策也作了分析，但没有提到公社在对待法兰西银行问题上的错误。文章对凡尔赛军在五月流血周中残酷镇压公社社员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文章最后对巴黎公社的深远影响作了这样的概括：“谁知50年巴黎‘康妙恩’的种子，又在Voga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胜利！”
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许多是属于当时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的。总的说来，这篇文章相当系统地介绍了公社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今天读起来仍令人感到亲切，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第一篇以马列主义观点编写的巴黎公社史略。何况这篇文章出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之手，它对于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在中国的传播，更具有深远的影响。
李大钊在同一年发表的另一篇题为《工人国际运动略史》[12]一文中，又根据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一个重要思想，即阶级斗争是有国际性的，国际资产阶级总是联合起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如俾斯麦帮助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以及德国和协约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俄，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为打倒“国际的公敌”而斗争。
今天，当我们回顾巴黎公社的历史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时候，重温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上述论著，不由得为他们在中国开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巴黎公社史的研究而深怀敬意。
[1] 参看谢筱迺：《坚定的信念。壮丽的征程——《聂荣臻回忆录读后》，载1984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2] 见1921年5月7日《共产党》第4号。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
[4] 尽管这篇文章在一个地方引用了列宁的话：“巴黎自治团，已经朝着这个方向（指无产阶级专政——作者），蹈进了历史的第一步；劳动制度，蹈进了第二步”，但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5] 这篇文章是在1921年3月21日写于莫斯科。《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页。
[6] 伍豪（周恩来）：《十月革命》，载1922年12月1日《少年》5期。
[7] 见1920年12月7日《共产党》第2号。
[8] 见1922年7月《新青年》第9卷第6号。
[9] 原载《最近之五十季》（申报馆50周年纪念专刊）。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7—456页。“康妙恩”是公社（Commune）的音译。
[10] 应为里昂市政厅。
[11] 参看本书第64页。
[12] 本文作于1923年5月1日，原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文内在第一国际年表1871年栏内又一次提到巴黎公社：“是年巴黎康妙恩运动起，法国会员有参加此运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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