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三节 《中国教会新报》对巴黎公社的报导和王韬著作中的论述
一、《中国教会新报》的报导
生活在同治年间的中国人，是很少有人知道巴黎公社的情况的。象《三述奇》这样一部对巴黎公社作了比较多的记载的作品，只是近年才发掘出来，当时也许除手稿在作者的亲友中传阅外，并不为人所知。因此，那时候的中国人，也只有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可能从《中国教会新报》这样的报刊或是从王韬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之类的史书中，对巴黎公社这个事件得到一麟半爪的了解，当然，真相是被歪曲了，人们甚至对“巴黎公社”这个名称也毫无所知，因为这些书刊从来不提这个新政权的名称，而只是一味把它污蔑为“乱党”、“贼党”、“乱匪”、“贼兵”等等。
《中国教会新报》在巴黎公社起义之前对于法国国内情况所作的报导，使人根本无法从中了解到在普法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一场革命风暴已经酝酿成熟。当伟大的巴黎公社起义发生后，该报只把它作为突然发生的“民变”来报导，而这则消息迟至起义爆发的一个多月以后才出现。
同治十年三月三日（1871年4月22日），该报第一次报导了巴黎起义的消息：“法国京城之民忽然生乱，互动干戈，法兵守炮台，法民筑围墙，为拒敌计，彼此因乱以枪伤命者已三十人矣。布皇曰：‘法民若再争不已，定发兵前往困法京’。”[109]
三月初十日（4月29日），又以《法京民变》为题报导说：“布法和定，法京之民争乱，官兵不能制，法京发火枪中三将军，立死”。[110]
这两则消息，短短几十个字，从内容来判断，说的都是3月18日起义的事情。然而内容却贫乏得可怜。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即使有幸能够读到这份报纸的话，也都是迟至一个多月以后才知道巴黎发生了“民变”，而根本无从了解在法京还出现了“巴黎公社”这个新政府。
又过了一个月，即5月27日（农历四月九日），也就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前一天，才一连发了三条新闻，报导自4月初以来凡尔赛政府与巴黎公社交战的情况，兹摘录如下。其一：“《法京近事》：中华二月十二日（4月1日）接英京电报云：法京乱党于十一日在法京外美律（可能指芒卢日）炮台及华刺连（蒙瓦列连）炮台略为放炮，至十二日已概停止不放矣。华西劳（凡尔赛）军官于十三日（4月2日）引军攻之。乱党引兵攻地龙（可能指夏提荣）炮台，为官军击退。十三日法国官军与乱党战于哥卑华（库尔贝瓦）乡，以炮逐乱党出乡外，所擒乱人即用枪击毙，官军以得胜，故军心甚壮。”其二：“《又法京近事》：电报云：法国谋反乱民分布京城外者，俱被法国官兵剿除殆尽。现欲调齐各路官军，攻打法京城内乱民，不日聚而歼之，法国可望太平矣”。其三：“《又法京近事》：法京乱党其势渐衰，前瓦些几（可能指凡尔赛）之战，官军擒其党一万五千人，恐其仍变也，以枪尽杀之噫。法国之乱极矣，其民既死于敌，复死于官，其幸存者亦几希矣！”[111]
从这三条新闻的内容来分析，主要讲的是4月初的那次战争。即4月2日凡尔赛军攻占巴黎西北郊的重要据点库尔贝瓦，引起巴黎的强烈反响；而公社则于4月3日派军队分三路向凡尔赛进军，结果失败，其中左路军被困于夏提荣高地。但是，从这些报导中，非但难以看清事情的眉目，而且错讹之处甚多。例如，说“乱党”从两个炮台放炮，而其中所举的蒙瓦列连炮台，却是掌握在凡尔赛军手里的炮台；又如，说凡尔赛军将被俘的15000名公社战士尽行枪杀，也不确实，实际上那次战役中公社被俘的人数约为2000人。不过，从报导中不断鼓吹的官军“军心甚壮”、不日即可将乱民“聚而歼之，法国可望太平矣！”这些论调来看，该报的反动立场是很鲜明的。
对双方的交战情况随后没有作更多的报导。直到公社失败十几天以后，才发布一条新闻，报导了凡尔赛军包围并进入巴黎的消息。这条在6月10日（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新闻说：“中国三月初七日（4月26日）电报云：法军官兵围法京，禁止粮食入内，官军再炮击法京南境炮台，不日即攻法京。昨得电报云：官军战胜已入法京城矣。”[112]
6月17日（四月三十日），以《法国皇宫焚毁》为题，报导了卢弗尔宫和土伊勒里宫的被毁情况：“法京乱民已平，官兵进城，城内皇宫焚毁两大座，一宫名卢福来，……一宫名都勒礼，……宫中所有古时大名家手笔及一切古玩宝器，无一存者，在上海西人闻之，代为扼腕。又云宫中所有之物，乱民预先移置他处，未知确否。”[113]值得注意的是，公社社员把文物保护起来的消息，当时已有所传闻。
在这以后，才又陆续对有关情况进行补充报导和述评。
7月1日（五月十四日），就公社查禁若干反动报刊一事报导如下：“中华三月二十八日（5月17日）英京电报云：法京乱党于所有新闻纸馆，除归其党者不禁，其余概行禁止，盖恶新报言其非也。”[114]这是该报对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措施的唯一报导。的确，从5月初以来，公社开始陆续查禁一些恶毒攻击公社的反动报刊，然而并不得力，这些报刊过不久又改头换面照样发行。《中国教会新报》对于巴黎公社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没有提及，而仅仅提到取缔反动报刊这一条，而且作了歪曲报导，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它的立场。
7月8日（五月廿一日），该报对凡尔赛军于5月间攻占旺夫炮台和进入巴黎的情况作了报导，并大肆吹捧梯也尔：“中华三月二十六日（5月15日）电报云：官军勘乱者于是日进入繁华炮台扼吭，乘胜进取门道。路治（芒卢日）炮台亦为官军所困，此四月初三日（5月21日）事也。初四日（5月22日）官军八万人入法京，执其乱党六百人，官军势如破竹。忆法国乱党祸起时，老臣爹亚告于众曰：‘小丑跳梁，无能为役，老夫自有妙计，使彼难出罗网。’今乱党风声鹤唳，电掣狼奔，殆即爹亚之老谋深算。”[115]
7月29日（六月十二日）的报导又提到了巴黎的火情，诬蔑公社战士为纵火的“贼兵”，并吹捧麦克马洪镇压公社的“功劳”：“法国条刺厘宫殿（土伊勒里宫）昨经贼兵用石油焚毁，其余号爹的威倪宫（市政厅）及户部公署概成灰烬。现在贼兵幸已肃清，生擒者二万兵，是役也，麦马韩之力居多。”[116]
8月12日（六月二十六日）的报导，渲染此次内战破坏之惨重和民众遭受的苦难，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五月流血周中对“贼党”的镇压：“法国巴黎，斯平时华丽闳壮，自经兵燹，则郊原皆垒烽火，流离已非昔比。不谓敌人既去，而继有乱党残毁也。法京之乱当其扰攘时，官军用大炮连环轰击，炮火雷殷，铅丸雨骤，城中妇孺奔避，无所群匿，地窖中聊延残喘，顾兵贼相持非至一日，室中别无储备，久不得食。自四月初七（5月25日）为始，擒获二万余人。最奇者其中多系妇女，甘从叛逆，不可解矣！贼党之遁，至落千威，为布国成兵所擒者约一千余人，其中亦有妇人，且操甲执兵，冲锋陷阵，其勇健无殊于男子。法国官军擒获乱匪，得即杀之，妇孺亦悉戮不宥，统前后所杀不下六千余人。四月初十日（5月28日）官军入城，犹复巷战，短兵相接，诛殛无算。乱党既平，然后命人扑灭火燎、粪除宫阙事完，遍搜民屋中倒毙尸首，纵横枕藉约有五万余人，皆系妇女童稚也。溯法自开国以来千余年间，未有遭如是巨劫也。”[117]
从这则对公社社员毫不同情的报导中，也还能使人感受到公社妇女的英勇气概。9月9日（七月二十五日），该报以《法国女子善战》为题，突出地报导了公社妇女的情况，虽然极尽诬蔑，但却不得不对其英雄气概叹为观止：“法国之乱，贼党势极鸱张，然皆麋聚乌合，故肆乱时不徒男子披猖，即巾帼亦佐虐焉。而从逆之女子，又不尽徐娘已老也，即及笄之女，靓妆之妇皆有之。其历练精熟，行伍动作间胜于男子，刚健中含袅娜之气，军容粹焉，其施放火枪，娴熟敏捷，虽久历疆场之军士，无其娴妙，而起伏进退，动中肯綮，弗违绳墨。觉昔吴宫美女习战，徒事虚名，未可备诸疆场实用也。此等女子，若深明大义，为国宣劳，则足流光史册，驰誉寰区，第惜其舍顺而从逆。官军定乱，此等女子罹锋镝而膏斧钺者，已不知凡几，其阵擒二千八百人，已经验明供认放火是，法京中富丽繁华及奇珍法物半成灰烬者，多由此辈娘子军肆祸焉。兹由法司定罪，将此众女发往乌加烈顿呢亚埠（喀里多尼亚）充军，以肃典章而除凶孽。”[118]
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涉及巴黎公社的寥寥无几的史籍中，关于公社妇女的记载却占有突出的地位，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张德彝的目击记或是《中国教会新报》的报导，还是我们要在下面介绍的王韬的法国史专著，都不约而同地对公社妇女的英勇表现进行了刻划。这些记载一方面对公社妇女能够象男子一样奋不顾身、英勇善战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又对公社妇女“甘从叛逆”、“佐虐肆祸”感到不可理解，并为他们未能“深明大义、为国宣劳”、以至不能“流光史册，驰誉寰区”感到惋惜。这种评论只能说明，包括公社妇女、儿童在内的巴黎公社社员为实现其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洋教士和中国封建士大夫所无法理解的。
除了对法国内战的情况进行这种面目全非的报导外，《中国教会新报》也相当重视崇厚一行在法国的活动，时而进行报导，其中有一则提到崇厚一行在巴黎参加大主教达尔布瓦的丧礼：
“法国大牧师打杯（达尔布瓦），昨为乱党所戕，惨无天日。星使崇公适在法国，悼闻其事，于大牧师出殡之日，躬行送之，各国钦使皆与送殡之列。夫崇公以中国大员，奉命出使，今且吊庆相通，中外友好之仲，行见信如金石矣”。
[119]
公社失败后，不少公社社员逃往国外，特别是流亡英国。对于这种情况，该报在1872年9月7日（同治十一年八月五日）以《法国逸犯究明》为题，作了报导：“法与日耳曼议和罢兵后，小有变乱，未几平息。以游勇狡焉思逞，即督军旅剿获逆首，以正典刑，余则咸拟军流。乃有不轨之徒，潜逸英地。英相怪之，函询法相，为何发遣入我境内？法相回书云：引来者非我国遣临，殆其自为窜至。迄今英京议院犹以此事往诘，而法相卒未见有明白语回报云。”[120]
关于巴黎公社的起因，该报很少提到，只是在同治十年六月十二日（1871年7月15日）第146卷上发表的《近事篇。法国爹亚摄位》中作了一些分析，基调是由于“国乱无君”，才使“乱党纷起”，要求自治。兹将这段议论摘引如下：
“法国欲自立为民主之国七十余年，业已数次废王矣。拿破仑第一之先，即以国乱无君，国中臣民公举之为统领者也。而于后竟升大宝，遂拥尊号，此第一次也。法前王路易非立（路易一菲力浦）宽仁纳谏，甚有贤声，徒因国人之不悦，遂群起而废之，而今拿破仓第三遂为众所推戴，遽握大权，渐升皇位，此第二次也。及今法王之蒙尘也，国人遂因乱废王，自称民主，今已举爹亚为总统，即花旗之所谓大伯理玺天德也，黜胄子之例，立传贤之局，国人之意，欲一乘于公，然而法京之乱党由是纷起矣。其所谓乱党者，即京师内外之护勇与居民也。始当爹亚公举之时，京中兵民请于爹亚曰，继自今于京师内外画地分疆，各自治理，彼此毋相统辖，庶几皆得以自主。爹亚毅然不可，曰，如此则肇离散之端，而事权不归于一，将来争竞繁兴，其祸伊于何底。乱党见其不可，遂作难”。
[121]
巴黎公社失败后，由于工人阶级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对被流放的公社社员实行大赦。1879年，实行大赦的消息公布后，《万国公报》[125]以“恩赦军犯”为题，报导如下：
“德法失和，罢兵之后，兵民各分党羽，互相仇杀，祸起萧墙，颇难平治。自民主之议定，即将不愿从者为乱党，拟以军罪发遣吕加里多尼亚岛中，充当苦差，以赎其罪，现遇恩赦，陆续回国云”。[126]这篇报导把公社社员被流放的原因归诸于他们不愿意接受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实在是太离奇了。
当时《中国教会新报》等刊物有关巴黎公社的报导，大致如此。在这些教会报刊的报导中，巴黎公社起义被描绘成一场给法国带来空前浩劫的叛乱，英雄的公社战士是杀人放火的“匪贼”，而镇压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法夫尔之流却成为法国的拯救者。在他们的笔下，公社起义的正义性遭到歪曲，公社革命的目的及其所采取的措施的内容一概不提。总之，历史的面目完全被颠倒了。然而，就是这种新闻报导，却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巴黎公社的依据，甚至作为编写法国史专著的资料。
二、王韬在《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中对巴黎公社的论述
晚清时期编写的法国史著作，首先应推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这两部著作都对巴黎公社作了论述，前者简略，后者较为详尽。从内容来看，这些论述跟《中国教会新报》的记载如出一辙，有些地方连行文也雷同。看来，《中国教会新报》中的一些报导就是王韬根据外电撰写的，在他编书的时候，便把这些现成的资料用上了。当然，这些著作中的论述要比《中国教会新报》来得系统，并且论述了该报所未涉及的一些内容。
在王韬的笔下，巴黎公社的起因是：共和党煽动“巴黎斯府中佣役，使之揭竿作乱”。“万众猝谋为变，入武库夺大炮为拒。守备政府禁之不听。[127]这就把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阶级斗争归结为少数人的煽动所引起的。他在《普法战纪》中对3月18日起义的过程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兹摘要介绍如下：
“叛首勉拿地（可能指莫罗）振臂一呼，乱者四应，从之者十余万，各村乱民无不斩木揭竿，蠢然竞起，弹指之间，其乱已成。三月十八日，法京民心大震，法廷大臣遣兵往御扪勿特（蒙马特尔）、卑厘威儿（伯利维尔）、浮毕晏华（可能指圣安东郊区）各处，悉拨重心镇守，始仅民乱，及遣护勇前往弹压，而护勇闻变亦叛，盖其心久为莠民所簧鼓，故遽入其党，而不及辨邪正也。时云奈（维努阿）将军方守扪勿特（蒙马特尔）炮台，麾下之士，多有舍公而从私者。……乱党罔恤国体，自以民主为名，作收拾人心之计，凶威所及，执法廷职官四员，将置之死地。须臾间，担摩士（托马）、李禽（勒康特）皆被乱民以枪击毙，而囚山时（尚济）、克里文（克勒曼）于狴犴，旋复释之。法国定乱军士，与叛党鏖战，互有杀伤，凶锋甚锐，势难即退，将军阵亡者三人。初衅甫作时，有擒获乱民，囚击之扪勿特炮台者，未即置之法也，其后乱民争往释放，炮台守兵绝不之拒，台中所有枪炮药弹，任其取携，不置一词，盖守兵亦心存祖乱也……乱党乃于仙河（塞纳河）四处，排列鹿角，建设木栅，日夕布置，纷扰异常。豪爹鲁地威罗殿（市政厅）者，法王之宫、昔日乘舆之所居也，乱党妄思窥窃神器，居然坐据其中，僭称行幄，一时京中铺户，无不键户闭关通衢广市中，势同波沸。乱徒乘势大赦狱囚，以资党羽，传檄远近，示期于三月二十二日公举人员，法廷诸臣，知其徒党已众，势不可遇，必不能翦之于一朝，而虑良莠错居一处，猝难辨别也，因谕畿内民人随云奈将军退往华西路（凡尔赛）。云奈遂离法京，率兵四万，遗行良民随之者，络绎不绝于道，并谕地方官，宜辨顺逆、明是非、决邪正，毋得遽从乱党所命。各处隘口，皆位置大炮，杜遏其来，以资控扼。法京大小邮报，无不严申大义，痛斥乱党之非，乱党闻而恶之，尽逐之出京外，惟总局日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为官所设者，则取以自用，此三月十八日法京乱起之大略也。”
[128]
对于3月18日革命后起义者接管并行使政权的具体活动，除了上文提到接管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外，其余都用“窥窃神器”、“僭称行幄”这两句话来概括了。关于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的消息没有提到，因此读者根本不知道历史上还出现过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更不用说了解这个政权的目的为何了。然而，书中却叙述了3月22日“秩序党”举行反革命示威而被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镇压的情况，说什么“乱党在京中益行纵恣，居民有不服者，施枪轰击，立置之死，尸骸偃仆于街衢间者相枕藉”[129]，同时还提到凡尔赛封锁巴黎和“乱党勒捐，以供军需”。
对于公社在四、五月间的情况，《普法战纪》主要论述了下面几件事。[130]
（一）4月初的战役，包括4月2日凡尔赛军攻打库尔贝瓦和4月3日公社军队出征凡尔赛：“四月二日……兵贼战于哥卑华（库尔贝瓦）乡，官军……所向披靡，乱党大败狂奔，阵擒无数……于是官军声愈壮。四月四日，法京乱党十万众，驾运大炮二百尊，由法京长驱直抵华西路（凡尔赛），官军侦骑知之，立遣兵勇先据华刺连（蒙瓦列连）炮台，施炮击之……乱党分三路并进，以攻官军，官军亦分道御之，一鼓既作，两军相蹙，乱党势锐气猛，无一不用并命相扑，角战逾时，贼乃不支，哄然鸟兽散。”说“乱党十万众”攻打凡尔赛，实属夸张，实际上公社出动了3万多人，受到凡尔赛军6—7万人的阻击。对于公社进军失败的原因，书中作了如下分析：“盖乱党众虽蜩集，而势徒乌合，终不敌百战之雄师，苦斗未几，即已步伐不整，行列不齐，队乱旗靡，溃围思遁，官军志气益奋，乘胜撼之，正如摧枯拉朽……。”对于公社在此次战役中将领被杀害和被俘的情况描述如下：“乱党酋目扶罗连（弗路朗斯）（按此即富洛伶，前日在法京围城中倡首作乱，欲杀杜禄苏者，旋众散，禁之狱，乱党自狱中释出，收为己助，而今日卒死于是役）[131]、雕和（杜瓦尔）皆死于是役，轩厘（昂利）亦被擒”。这里对弗路朗斯所加的附注完全歪曲了事实，所谓“在法京围城中倡首作乱”指的是弗路朗斯参加领导的1870年10月31日起义，那是巴黎革命者试图推翻卖国政府、建立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尝试。说在那次起义中弗路朗斯“欲杀杜禄苏”（特罗胥），纯属无稽之谈。王韬在写4月初的战役时，提到了凡尔赛军残杀公社被俘战士：“阵擒一万五千人，官军恐留之徒种祸根，立即以枪击毙，置之死地。”这种描述又把情节大大地夸张了，实际上此次公社战士被俘人数约为2000人，凡尔赛军残酷地杀害了其中一些人，其中包含杜瓦尔和弗路朗斯。
（二）关于公社颁布人质法令的情况。王韬写道：“所有乱党擒则立置重典，防其为变也。乱党遍张伪示云：如有妄杀党中一人者，即将前日所执华西路廷臣三员诛戮，以泄厥忿”。我们知道，有鉴于杜瓦尔遇害以及凡尔赛每日枪杀公社战俘，公社于1871年4月5日颁布了人质法令，内容大致如王韬所述，但始终没有贯彻执行。王韬的述评，是对凡尔赛军的暴行进行袒护，完全站在凡尔赛一边说话。
（三）关于巴黎公社发生分裂的情况，王韬进行了如下述评：“乱党举事卤莽，殊不洽于舆情，于法京中所设日报馆，概行停禁，盖虑清议之难容，主笔之士，从而论其短长也。党中酋目耽巴罗士奇（东布罗夫斯基），意亦以为未然，以为民者，国之所立，公者众之所归，今所谓如是，其能成乎，亡可翘足而待耳。于是乱党自相争，多有潜自逸去者，一时渐为之解体，局外旁观者，皆知扑灭之期为不远矣。党酋目曰鲁奈路（罗塞尔）者，颇极披猖，一切事权皆自揽决，绝不与其下一谋度也。于是居其下者，积不相能浸，有异志或有反戈相向者。”这段分析是很离奇的。众所周知，巴黎公社领导人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可以追溯到参加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学说主张的不同和由此反映在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其直接原因则主要是在成立救国委员会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王韬却把这种分裂归诸于由于公社查禁反动报刊而遭东布罗夫斯基的反对，以及军事代表罗塞尔（当时刚刚上任）的独断专行而遭到下属的反对，这未免离谱。然而，王韬对于这一分裂后果的看法，倒是有他的见地：“故议者谓民之生乱，法国之祸也，而乱之中又有乱，正法国之福也。诚以乱党自相诛夷，则官军可以坐收渔人之获，即或不然，乘其一毙，讨其独存，正易为刀耳”。
（四）关于拆毁梯也尔住宅的情况。王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梯也尔在5月7日发表的《告巴黎人民书》的内容和公社方面对梯也尔的文告的批驳，以及关于拆毁梯也尔住宅的决定，然后说：“乱党遂遣众毁爹亚府第，顷刻间，画栋雕薨，尽成瓦砾，第中所有，悉没入乱党私囊，劫夺一空”。把公社社员拆毁梯也尔住宅描绘为盗匪般的掠夺，这是地地道道的污蔑。我们知道，5月14日公社公共财产管理局公布了关于处理梯也尔的家财的办法，即将贵重艺术品和图书送交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衣物被褥等送流动医院，其他家具动产及拆除住宅所得建筑材料变卖后用-以赈济孤儿寡妇，并打算在梯也尔住宅的废墟上建一所公园。
以上就是王韬对巴黎公社从4月初至5月中旬左右这段活动的介绍，应当说是既片面又反动。
在王韬的著作中，对五月流血周的介绍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他在《法国志略》一书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十分简要：“五月官军进薄府门。共和党各据堡砦，皆殊死斗。总管脱列格留（军事代表德勒克吕兹）传檄府民曰：今者覆灭之期至矣。勿问礼义，勿顾法律，当专力战攻，毙而后止。暴杀教士六十四人，政党若干人。纵火焚烧宫殿、仓库、诸官廨。以火药灌以石油，一时列焰烛霄汉，经数昼夜不熄。妇女悉出助战，凶暴过于男子，官兵见之，不胜忿怒，见纵火及持器械者，即施枪击杀之，剧战八日，马铎连寺之战最烈，寺内之党悉歼焉，虐焰凶徒，几无噍类，二十九日，共和党力屈，战斗暂息，府内繁华之所，俱归焚荡……是役也，官兵死伤者不过三千，暴徒之殒于锋镝死于战阵者，不下四万，其余降者尚约二万六千，渠魁死于乱兵中见捕及自杀者颇多，政府深恶其党，命司官断其狱讼，鞠有实迹，立行诛极，日以千计，十五日间凡杀一万八千人。……共和党误信自由之说，叛上妄行，作事残忍，致此惨毒，自取之耳，可为殷鉴矣”。[132]这段论述，概括地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
王韬在《普法战纪》中对五月流血周的叙述要详细得多，虽然其中有不少材料跟《中国教会新报》的报道雷同，但有些细节仍是该报所不及的。[133]
王韬先是谈到凡尔赛军占领了城外的炮台，于是“乱党为官军所困，危若朝露”。“五月二十二日，官军以八万人攻入法京，取悍党六百人，悉诛之。……是时乱党大势已去，虽有余孽，殆不足平，正如破竹数节之后，当迎刃解耳。”“乱党知事不成，乃纵火焚宫殿。……”王韬用了不少笔墨描绘了巴黎的火情、战斗之激烈、破坏之严重以及民间遭兵燹之痛苦。有意思的是，他还根据一位随军记者的报导，记录了崇厚曾经目击双方战斗的场面：“官军初次进攻法京时，有主笔之士随军记录云，斯役也，官军并力同心，向法京端征，声势之捷，逾于风雨，乱党不自量力，妄矜螳臂，出兵御于都外平址时，有我国星使崇公（崇公，满洲人，名厚，字地山）驻车师华河桥上，以远镜观战，遥见两军行阵环列，旗帜缤纷，进退胜负，颇为了了，又见法京西南隅火光烛霄汉甚遭蹂躏。”如果把这段记载跟张德彝在《三述奇》中的有关记述核对一下，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因为据张德彝说，他是在6月3日才随同崇厚到巴黎的，当时战斗早已结束。按道理说，崇厚身为外交大员，是不会冒着战火到巴黎去的。再退一步说，如果崇厚果真跑去观战的话，那么张德彝无论是否在场，他都不会放过记下一笔的。然而，张德彝在他的5月24、25日这两天日记里，记录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也就是使团翻译庆霭堂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巴黎观战的事（参看本书第31页）。从这些材料来推断，我们认为王韬的记载大有张冠李戴的可能。
王韬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凡尔赛军在五月流血周滥杀公社社员的情况，说：“自五月二十一日始至五月二十七日，擒获乱党三万人，多系妇女，凡被执者，悉置重典，无一得宥。”“官军擒获乱匪，立行格杀，即妇人孺子，亦悉戮不宥，或有议其过于惨刻，则曰谋叛之人，例在不赦，不戮何为，统计前后所杀不下六万余人，几于血流成浍，尸积如山。”还提到：“官军之治乱党也严，凡有人诣营通报某曾作贼者，立即往捕，苟其人逃匿不出，搜得后即杀无宥，不复辨讯”。对于凡尔赛军这种滥捕滥杀的暴行，王韬所持的态度是：“定乱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所擒无论妇女童稚，苟持械于手者，立置死地，无一毫怜悯心……呜呼！罪人斯得，贵乎情真刑当，俾国法得伸，顽民知警耳，多杀何为哉！”也就是说，对于“乱党”，杀一儆百即可，多杀没有好处。
可见，对于凡尔赛军的暴行，王韬只不过认为是治罪过严而已，然而对于公社的反抗，却作为真正的暴行来大书特书，极尽夸张渲染：“乱党不独焚毁宫阙，即官署民庐，亦不得免，甚至逵衢中纪功之碑，铭勋之柱，无不摧残槌碎以为快。”他对于公社社员处决大主教达尔布瓦等人质的过程记述如下：“乱党擒天主教中大主教德丕羽（达尔布瓦），置诸狱，其人职位尊显，专为国王司宣讲者，以下又获神父教士六十九人。初执时谓特取为质，将与官军议和，后即释之耳。五月二十四日，时已夕矣，乱党特命司狱富伶西士自狱中取之出，银铛桎梏，环絷其手足，令驱之于市曹行刑，沿途观者多为叹息泣下。乱党肆口斥骂，恣行凌辱，纷嚣之声，不绝于道，自以为恭行天罚，一似若辈罪无所追者，比至刑所，施火枪先击亚辣神父，次击德丕羽大主教，其余次第诛夷，无一免者，凶残惨酷之祸，古今所未有也。”我们知道，公社拘留大主教作为人质，曾力图跟梯也尔进行谈判，愿意以大主教和所有的人质来交换被梯也尔监禁的革命领袖布朗基一人，如果梯也尔有心挽救大主教和其他人质的话，只须点个头就可以了。然而，梯也尔却顽固地拒绝了公社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134]从这个意义上说，杀死大主教的责任应由梯也尔来负。公社只是在凡尔赛军攻进巴黎、屠杀了千千万万包括妇孺老幼在内的公社社员以后，才处决了64名人质。这种流血行为跟凡尔赛方面的杀人如麻的暴行是根本无法进行比较的。然而在王韬的笔下，却成为“古今所未有”的暴行了。王韬对于大主教达尔布瓦等神职人员是很推崇的，这从他对后来崇厚参加大主教达尔布瓦的丧礼一事的记述可以看出：“乱平，法国廷臣追念牧师教士等生前，言可为坊，行可为表，因乱捐躯，殊堪悯恻，爱以礼改葬之，国中送葬者车马殷阅，不绝于道，时我国崇星使已由华西路（凡尔赛）迁往法京，亦往观焉”。
王韬在对五月流血周的记述中，还特地讲到公社将领东布罗夫斯基将军的情况：“有就波路斯奇（东布罗夫斯基）者，法国之蒲卢地方人，伪大元帅也。官军攻入贼巢，搜捕余党，就酋犹率其羽翼爪牙，并力拒角，相持久之，航酋为流弹所伤，乃跃马溃围遁去，普军截之，不得脱，遂被执，囚之于颠尼士炮台。”这则记述的错误是很明显的，首先，东布罗夫斯基的国籍是波兰人，而不是法国人；再者，东布罗夫斯基是在伤重后牺性，而不是被捕。然而，从这则记述却可以让人看到东布罗夫斯基的声望之高和他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仍然为保卫公社而英勇奋战的一些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王韬对公社女战士的描述，他对她们的英勇表现不得不表示惊叹，但又妄加评论，所用词句跟《中国教会新报》如出一辙，请看下面这一段：“若谓乱党之以女子从军也，殊胜于男子，其临阵从容，决机猛捷，皆刚健中含婀娜之气，非及笄之姝即待字之女，力强而气锐，其鸣枪发炮娴熟而敏捷，虽久历疆场之士无此精练，而坐作进退，动中肯繁，步伐止齐，不违绳墨，使稍加训演，真可为节制之师。初不意以女子之微，而竟有此妙用也。使此女子深明大义，为国宣劳，则足以流光史册，驰誉寰区，而惜乎其舍顺而从逆也。”
王韬对于巴黎在战争和内战中遭到的破坏深表惋惜，然而却认为应对这种破坏负责的不是凡尔赛，甚至不是普鲁士人，而是公社，他写道：“法京富丽甲天下，欧洲之中殆无与埒，而一危于外患，再沦于内乱，遂致楼台巩壮悉化瓦灰，士女便娟惨成枯骨，殊令人目不忍见，耳不忍闻。兵犹火也，弗戢自焚，有识者早为之叹息，然不毁于敌，而竟毁于贼，此中亦有数存焉”。他还认为把巴黎公社镇压下去，是深得民心的，他在记述5月28日这一天的情况时写道：“乱党悉平，谋叛者咸正典刑……是日城外居民闻此消息，无不额手庆贺，交相慰藉”。
王韬不仅对巴黎公社的历史作了歪曲的记述，而且还就应当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什么教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呜呼！乱匪降自天，生自莠民。虽治乱之故关乎国运，然论世者不徒观乎国运之盛衰，而必核乎政事之操纵。当法王乘舆陷没，国内无君，法廷诸臣当择王族之贤者而立之，外以连结邻国，内以维系人心，而计不出此，反乘间窃兴号于众，曰民主。于是莠民之妄图自立者群起矣”。
据王韬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教训便是，在拿破仑第三被推翻后，由于没有另立新君，维系帝制，而是搞了什么共和国，民主制，才弄得民乱蜂起，才导致巴黎公社这场“大祸”。他还追溯了法国的历史，认为法国70多年来皆因“欲自立为民主之国”，才形成了“国乱无君”的局面。总之，巴黎公社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自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巨劫”，而“推其致乱之由，皆因自主二字害之也”。
王韬的理论归纳起来，不外两句话：一是不可无君，二是不可有民主；作为这种理论基础的则是把革命群众看成是“莠民”的观点。
以上便是王韬在《普法战纪》中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也可以算是我国的第一篇巴黎公社史。在当时的中国，象王韬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开明的了，他发表的许多言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巴黎公社问题上所作的论述，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这主要还是由于他的改良派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
王韬是晚清时期中国研究法国史的权威人士，他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一些史学家在评述巴黎公社以至整个法国革命史的经验时，基本上没有脱离王韬修史立论的框框。光绪七年（1881年）杜俞写的《普法兵事记》中对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这段历史简介如下：“爹亚议迁都华西路，群臣持不可，爹亚曰：自德绿苏（特罗胥）之为政，官哄于朝，民沸于下，内乱成矣。柔而不创，养痈必溃，遂迁之。暮月而乱，爹亚使麦马韩讨平之”。[135]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了《法兰西史》，该书在“国会复立共和宪法记”一节中写道：“当普迫法讲和时，巴黎城中，民乱蜂起，布满府厅。权中央政府者，不得已退至勿而洒衣而（凡尔赛）。后反乱败，法乃渐兴”。[136]该书的序言（张宗弼作）力图把吸取法国历史的教训提到“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嗟乎！吾观法兰西二千年来之事故，未尝不幕其民俗之强，足以御外侮而独立；又未尝不虑其民俗之强，足以酿内战而招祸……世有探法国二千年来理乱之故乎，则是书皓如秦镜。愿读者撷其独立之精神，而师为前事，鉴其佳兵之祸乱，而勿步其后尘，则取其益而祛其弊，其有裨于国家者，又乌可以道理计也！”
总之，王韬等人把巴黎公社看作是犯上作乱，把民主视为致乱之源，把君主制当成治国安邦之本，从而认为国家之盛衰兴亡，在于当权者能否数平内乱，即把革命镇压下去。这种历史观点，是符合维护当时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的统治的需要的。
[109] 《中国教会新报》第133卷。
[110] 《中国教会新报》第134卷。
[111] 以上均见《中国教会新报》第138卷。
[112] 《中国教会新报》第140卷。
[113] 《中国教会新报》第141卷，第202页。
[114] 《中国教会新报》第143卷。
[115] 《中国教会新报》第144卷。
[116] 《中国教会新报》第146卷。
[117] 《中国教会新报》第148卷。
[118] 《中国教会新报》第152卷。
[119] 《中国教会新报》第151卷。
[120] 《中国教会新报》第202卷，第10页。
[121] 《中国教会新报》第146卷，第270页。
[122] 《中国教会新报》第146卷，第270页。
[123] 见1873年7月第12号《中西闻见录》，第26页。该刊于1872年创立，由丁韪良、艾约瑟等主编。
[124] 《中国教会新报》第194卷，第217页。
[125] 《中国教会新报》于1874年9月改名为《万国公报》。
[126] 《万国公报》第11册，光绪五年（1879年），第151页。
[127] 王韬：《法国志略》
[128] 王韬：《普法战纪》第12卷。
[129] 王韬：《普法战纪》第12卷。
[130] 见《普法战纪》第12卷。
[131] 本括号及其说明是该书原有的。
[132] 王韬：《法国志略》第7卷。
[133] 以下引文均见王韬著《普法战纪》第12卷。
[1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7页。
[135] 杜俞：《普法兵事记》第5册，海岳轩丛刻本，第9页。
[136] 《法兰西史》，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首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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