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1988）
第一章 晚晴时期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评价
第一节 清人对普法战争的观感与评价
一、志刚和孙家谷的见闻录
巴黎公社起义是在普法战争所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当时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认识之前，有必要首先看看他们对于普法战争的观感和评介。
在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恰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巴黎，它的成员就这次战争发表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闻和观感。
1868年，清政府向欧美各国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由志刚、孙家谷和蒲安臣等组成。[1]这个使团在历时三年，访问欧美11国期间，曾数次出入巴黎。同治九年七月（1870年8月）最后一次到巴黎时，普法战争已经爆发。孙家谷[2]在《使西书略》中写道：“七月初又回法都，复值布（普鲁士）与法哄，危邦不可久居。亟觅归槎，于八月初旬东驶。”②战争的爆发，促使他们赶紧回国。
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简略地记述了有关普法战争的见闻：
“十七日（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公历1870年8月13日）晚，至巴里（巴黎）客寓……连日新闻纸传布法交兵之事。时见军营载回伤病死亡者，络绎于道。巴里戒严，时刻征兵集饷。至并罗马保护教主之戍卒，亦调往军营。”
[3]
“二十六日（七月二十六日，公历1870年8月22日），闻布法交战，法人三战三北。布人复分兵绕道，而攻法之沙陇，为法都咽喉，距城三四百里。再进，则各铁道拆毁，路断行人矣。”
[4]
刚回上海，他又就法国国内形势写道：
“法都人士，就势逐其君、后、太子出境。国事抢攘，讫无定局……近闻布兵已围法都，而法人犹与相持，未知作何了局。”
[6]
他对普鲁士的分析是：“布路司窃管子作内政，寄军令之法，招携诸候，远交近攻，与法人战。不旬日而十数万众皆集于边境，器械刍茭咸备。法人三战三北，困于沙陇。”[7]
对于第二帝国的分析比较具体。他就法军败北的原因写道：“若论法人之势，尚不至此。惟因从前法都屡次内讧，皆由那波仑任用私党，不听公论。久假不归，而私党为之胺民养兵，借兵挟民，民心不服，而军心因之不固，故布人乘之。急则弃兵不战，而大事去矣。始以奸谋自利者，卒之为法自毙。孟子谓‘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盖惟势利是图；而不肯衷诸道。及至人心不附，而势利安在哉?”[8]
志刚在指出“民心不服，而军心因之不固”这个因素后，进一步分析了第二帝国腐败的政治制度及其后果：
“法兰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其君初以公举，四年为期。其间剥民养兵，广置私人。及期应代，则私人借兵挟民，保留十年。其间加税愈重，养兵愈多，货物愈贵。而作苦之人终岁勤动，不得暖饱。皆已觉其剥民养兵，借兵挟民之奸。又及期则久假不归，于是国人连年聚哄。适与布人有隙。民会公称，战则留兵，不战则去兵，否则民不堪命。法君迫于烦言，乃集兵出战。战则军实不敷，盖久为私人所侵矣。诸将复互相忌嫉，卒至覆军杀将，国君被执。初得意于诈力者，究自败于诈力。天理人心之可验，有如此者。”
[9]
志刚一行出使期间，在巴黎逗留时间最长，因此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观察比较细致，能够透过表面的繁荣现象看到一些弊病。孙家谷对于当时的法国作了如下评述：“法人喜夸诈，急功利，市廛繁富，甲于欧洲。其君又专以诈伪交邻国、愚黔首。”[10]寥寥数语，颇有奇中。
志刚认为，普法战争有经验可以借鉴。他说：“法人内讧，布人兴师，可为西国殷鉴。不但横而观之天下，即纵而观之古今，不过如是。”[11]因此，他回国后，当有人问他，跑了那么多国家，外国人的意图了解到没有?他回答说：“不必问各国之意如何，但自问立意如何，则各国之意，概可知矣。”[12]他还引证孙子的“败军引胜”和孟子的“祸福无不自求之者”这两句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强调贵在自己如何去做。这种观点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是不可多得的。当然，对于志刚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对当时法国历史现象作出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解释的。
志刚一行在法国时，天津教案[13]的消息就已传到巴黎。有人在那里煽起一股反华情绪。法国代理外交大臣对志刚等人表明：
“天津一事未能办结，中国虽有钦使前来，法国亦不愿接待。”
[14]
二、张德彝的《三述奇》一书中的记录
在崇厚的随员中，有一位名叫张德彝[16]的，他把这次出使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叫《三述奇》[17]，其中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都作了记述，这是当时中国人所留下的有关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比较完整的材料。
张德彝对普法战争的记述是对志刚的记述的很好补充。志刚的记述可以算作一种评论，对史实本身的记述很少，而张德彝则恰好相反，他对史实比较注意，而评论则不很多。
崇厚一行出国所乘轮船驶至烟台海面时，恰好遇到志刚一行所乘搭的轮船，张德彝奉崇厚之命驾小舟去拜谒志刚等人。按常情来推断，张德彝是不会不向归国人员了解出使国的情况的。
张德彝于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日（1871年1月25日）抵马赛。这时候，普法战争已告尾声，停战协定行将签定。在当天的日记里，他便对普法战争作了补记，洋洋数千言，从“构衅之由”一直写到抵法当天听到的“巴里城内……廷臣集议，欲往德营乞和”，俨然是一篇普法战争大事记[18]，其详尽是志刚的记述所难以相比的。张德彝虽然说《三述奇》一书“系逐日登记，藉驱睡魔”，但从这一天的日记内容看，显然是事先根据有关资料来源进行归纳整理，经过精心编排后，再安插到这一天日记中来的，可使人了解战争发展过程的概貌。这篇承前启后的日记，显示了张德彝的编史才能。
张德彝在日记中首先分析了普法战争爆发的原因[19]，讲了两个方面，一是“夙怨未平”，追溯到“五十年前……法君拿破仑第一将日耳曼诸国尽行征服”，以及后来法意、普意对奥战争后遗留的领土纠葛问题；二是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虽然在分析过程中所举的史实欠准确[20]，而且也没有涉及推动普法两国发动战争的真正动机，但毕竟提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这条导火线。
接着，缕述了战争的进程，从法国对普宣战开始，一直到色当战败和拿破仑第三被俘，其中几个重大战役都提到了，对这场战争的过程作了概略的反映，然而，无论在日期上和史实上都有不少讹错。
这里面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对于国防政府成立以后直到巴黎公社起义这段期间的要闻的记载。
对于1870年9月4日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的记载是：“巴里闻各处失守，国君被俘，众议改为民政。遂于是日拟定各官：巴里提督代理营务；所选各部如吏部亢贝得（内政部长甘必大），户部皮格（财政部长皮卡尔），礼部席孟（教育部长西蒙），兵部傅罗（陆军部长勒夫洛），刑部柯梅（司法部长克列美），工部唐安（社会工程部长多里安），海部富立松（海军部长福里桑），商部马年（农业贸易部长马尼恩），外部发福尔（外交部长法夫尔）；外以冈北达（甘必大）为帅，内以屠额许（特罗胥）操兵，而民主执国政焉。”[21]这大概可以算是中国人记载的最早的一份国防政府的名单吧!
对于10月8日由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前往市政厅要求成立公社的武装请愿活动，则记载如下：“十月初九日，有戴红帽之乡勇十万，名为‘红头’者，齐赴外部，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藉改民政而作乱，遂调各部兵将击退之。”[22]这里所说的“乡勇”、“红头”以及以后提到的“叛勇”，都是泛指国民自卫军和公社社员而言。在这则记载中，日期、人数、内容都有错误。特别是把这次正义行动的性质歪曲为“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藉改民政而作乱”，附和国防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的反动宣传，则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
对于10月31日起义和事后国防政府搞的全民信任投票的记载是：“三十一日……午后，有‘红头’数万，围守提督公署，声言要改‘红头民政’。延臣集议，示以翌日宣告，须通城人民保结，再为酌定。〔西历〕十一月初三日，巴里百姓保者五百五十万七千九百九十六名，不保者六万二千六百三十八名，改否未定。”[23]这里提到的“红头民政”即指巴黎公社，这可以算是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最早的称呼。数字方面，除将55万误为550万外，其余都很精确。
对于普军围城后巴黎的情况，也有所记述，包括捐铸大炮，食物供应，普军炮轰和法军出击等等。
10月初：“官出告示云：凡铺出售，皆依官价，不得多卖。
如面包每斤三稣（苏）半，牛肉每斤一方（法郎）零一稣，羊肉每斤一方，猪肉每斤一方四稣。此数日内，凡穷人无依者，准其入城逃避而收养之。”
[24]
10月下旬：“此时巴里城内集捐铸炮五百门。各家俭用，每日两茶一饭。一人只准买肉四两，其余猪鸭鸡鱼及于鲜菜蔬皆无。鸡蛋每个六稣。各村镇礼拜堂之铜铁器皿皆取以铸炮。”
[25]
“十四日……将牛马骡驴猫犬鸽鹊纳官分卖，有定价。不论贫富，每人一两五钱，持牌领肉，而车无代步矣。又兵部出示招兵，无论何人，其有妻无子者，自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入队；有妻有子者，登埤守炮；无妻子者，二十一岁至四十五岁皆出战；其十七岁至二十岁，愿者亦可入营。此时共兵六十万，大炮三千五百门。”
[26]
有关普军开始炮击后巴黎的情况，则记述如下：
1871年1月6日：“城外西南山顶德筑大炮台十二，放大钢炮一百二十门，昼夜齐发，以攻炮台与城。兼放开花炮五六千于城内，大半落于思安江（塞纳河）之南岸，击死养济院中之病人无数。又一炮子落于女学院，幼女伤者六，死者五，其血肉飞粘四壁，惨不忍言。又轰天主堂数座，伤死男女老幼数十名。又烧毁楼房数处，大花园火树银花，牲灵园禽惊兽骇，诚为未有之浩劫也。按万国公法，应于未攻之前二日宣战，以便准备一切。今德未先通报，遽行火攻，殊属有背公法。”[28]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德军炮击巴黎的义愤。
1月15日：“巴里出示，每人只许吃面包四两，德兵至此，已围困一百三十三日，城内粮糗告乏，又因‘红头’反间，几有哗溃之虞。加以每日房宇崩坏，死伤相继，虽各省救援，亦皆败走。众议决一死战，以图保全于万一，亦不得已之举也。又巴里东北之山泥城，被攻五昼夜，每日炮子落于城内者，已积如山。”
[29]
1月21日：“巴里城内各营出战，自辰至酉，败绩回城，兵多逸去者。”
[30]
1月25日：“因巴里城内有一百八十万之众，而粮糗不足半月，廷臣集议，欲往德营乞和。拟停战二十一日，以便运粮。订于明日，外部大臣前往决议。”
[31]
在这以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继续记述了在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十二月初六日（1871年1月26日）记录了停战谈判的消息：“闻是日法邦外部大臣发福尔亲至卫洒（凡尔赛）德营，与毕驷马（俾斯麦）商议停战二十一天。毕对云：如欲停战，须依德营十五款，如左：（原书详列十五款内容，从略）……法外部大臣持所约十五款回巴里，与众集议，定否未详。”[33]
十二月初七日（1月27日）：“是日途次，见有法兵百余，徘徊一处，抱肩蹲卧，狼狈不堪。盖皆由印度、埃及等国聚来者，因法兵已失十分之三四故也。”“又，前日来拜之武官傅达义者，系奉命来此与兵购买鞋袜者。彼尚游玩看剧，不以官事为重。斯时城虽被困，王虽被擒，而闾阎市鏖，仍是朝朝佳节，夜夜元霄，鼓乐喧天，车马震地，可谓燕雀不知大厦之倾也。按：德法虽经议定免战，尚未画诺。而此日‘红头’又乱，满街喧闹。经看街兵拦阻，而‘红头’缚其人于木板，投诸河中，掷石如雨，继用长杆插入水底而死。以致人心惶恐，后日夜严防，少为安帖。”[34]
这一天作者在马赛记录下的这几件事，是很有意思的。从这些不连贯的记录中，当时法国官吏之腐败、士气之低落、民心之愤懑，跃然纸上。
十二月初八日（1月28日），记录了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是日，法国发福尔与德国毕驷马会于卫洒德营，将所定十五款画押施行。”[35]
十二月初九日（1月29日），记录了政府要迁到波尔多的消息：“有日本人山田正方者来拜……伊言：所有武生，现皆宿于此地马赛大店内，其公使已经西去波耳多城矣。盖当时会堂百官已立，公举名人谛尔（梯也尔）者为伯理玺天德（即国家元首，President一词的音译）。巴里虽已停战，而‘红头’时时反乱，故移会堂与外部于巴里西南之波耳多海口，各地驻扎公使亦多因而移去焉。”[36]这里提到政府和议会迁往波尔多的原因在于“红头”时时“反乱”，倒是颇有见地。关于梯也尔一节显然是事后补记的，因为梯也尔是在2月17日在波尔多国民议会上被选为行政首脑的。
张德彝随同崇厚一行于1871年1月30日离开马赛，2月3日抵波尔多，沿途见到法国士兵的军容甚为不整，写道：“沿途兵勇，多有破靴敝裤，背负红酒罐，枪头插面包者。”抵波尔多后，当地居民对中国人很好奇，“男女老幼多扳墙攀树，以眺望华人。”据作者观察，“该国自交兵失利后，人民礼拜尤勤，门首多插十字花旗以明心”，“各户小孩，五六岁者，亦着兵服佩刀游街，趣甚。”[37]
在同治十年正月初六日（1871年2月25日）的日记上，记录了签订和约初步条款的消息：“……德法议定停战后，至今已逾二十一日，而法会堂咸议再战，诸多制肘，乃于是日令伯理玺天德谛尔携外部大臣发福尔亲往德营讲和。经德君与毕驷马议得十款，逢尔携回会堂公议，计大僚五百四十六员，愿画诺者只百零七员而已。”[38]接着列述了十款的具体内容。这段日记把国民议会在3月1日表决和约初步条款的情况收进来，但却把数字弄颠倒了。事实是，国民议会代表投赞成票者546人，投反对票者107人。
正月十六日（3月6日），追记了德军进驻巴黎的情况：“……十一日，因两国换约，有三万德兵列队入巴里，齐唱凯歌，由阿尔克·得·特立羊福大石碑楼（凯旋门）直抵王宫后埃及石柱，转至马达兰礼拜堂。各街巷口，皆有本国兵弁，持械严守，以阻人民观看。”[39]
由此可见，志刚和张德彝所记录的有关普法战争的见闻，由于是他们亲身观察所得，所以比较详尽和生动，也有一定的分析。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
三、《中国教会新报》和王韬的评介
由于张德彝的手稿发现得很晚，直到1982年才出版，因此久不为人所知。所以，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若提到晚清时期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记载，则在论著方面首推王韬[40]所编著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在新闻报导方面则推《中国教会新报》[41]，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们在当时就已经传播并起影响作用。然而，若就史料的翔实和分析的深度而言，它们却有逊于张德彝和志刚两人的手稿。
事实上，王韬本人也就是《中国教会新报》的撰稿人，这就是为什么王韬在其著作中的论述与该报雷同，有的段落甚至连文字都一模一样的原因。以下我们着重对《中国教会新报》的报导进行介绍和分析。
从1870年8月开始，《中国教会新报》对普法战争陆续进行报导和评论，其中以1871年间居多，此后两年也间有补充报导。所刊登的内容相当庞杂，除了对战争本身的进程报导和评论外，还有对人物和政局的评介、统计资料，以至大事记等等。
该报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次报导是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月以后，这是一条题为“法布两国信息”的简讯，内称：“法国皇帝于中国六月十七日（公历7月15日）出一号令，欲与布路斯国交战，论其原故，即本馆前云日斯巴尼亚国（西班牙）欲请布国皇亲接位之故也……。”[42]经过一个星期以后，又发了一条消息，提到英国的斡旋无效和双方调动军队到边界的情况[43]，而其实这时候战争已进行了一大截，也就是已经到了色当战役的前夕。而该报对战争的进程却没有报导。又过了20天，才报导“风闻法国皇于战时受伤于密士地方为布军所擒”，以及“法国举朝大臣皆已解组，其新选之大臣不日将进朝视事。”[44]可见，当时消息的传递是相当慢的，报导既不及时，内容也不全面，尤其是在开头阶段如此。但从1870年末到1871年，报导显著增加，辟有“布法战事”、“布法近事”等栏目，报导和评论了国防政府时期的战事进展情况和巴黎内部情况，其中包括麦茨的失守、10月31日起义、11月3日国防政府搞的信任投票、梯也尔政府进行和谈、普军炮轰巴黎、法军献出炮台、和约签定、等等。[45]这些报导的眉目很不清楚，日期、数字屡有讹错，事实也往往不符，所作的评论既没有抓住事件的本质，也欠中肯。
该报在分析路易·波拿巴发动战争失败以至导致第二帝国崩溃时，对于第二帝国的腐败本质，以及路易·波拿巴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境地毫无所见，反而认为路易·波拿巴“接位之后，办理国事，蒸蒸日上，民心翕服”[46]，而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法主年老，意复古例，传位于子，百姓不从古，法主携太子亲统大军，本欲得胜，藉此为太子接法国帝位也，讵料民心不服，各怀异志，屡战屡败，非兵少也，亦非兵弱，无心打仗，恐得胜被太子接位耳。”[47]这种分析可以说是很肤浅的。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该报并没有把1870年9月4日共和国成立、帝制被推翻作为一个重大消息来进行报导，甚至连一个专门的标题也没有，只是在1870年10月8日发表的题为“续闻普法战事”的一则消息里提到：“法民革去传位之例，更换为民主之国，已经美国、瑞西（瑞士）、北耳其国（比利时）、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四国认作民主之国。”[48]其余的报导，则都含含糊糊，把9月4日后的法国政府仍称“朝廷”，称国防政府成员为“护国廷臣”，等等，如果不仔细读的话，很难发现法国的体制发生了什么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对于国防政府和后来的梯也尔政府的卖国行径进行美化，而对巴黎人民的革命运动则作了歪曲的报导。
例如，法夫尔的菲利埃尔之行，是国防政府的一次地地道道的投降准备活动，而在该报所发表的《法臣花父议和始末》这篇报导中，法夫尔却成为维护民族利益、代表民意的人物。法夫尔前往菲利埃尔同俾斯麦进行谈判的动机被说成是：“法皇自师丹（色当）败后，銮驭蒙尘，国中无主，兵民皆不欲战，于是法臣花父首建议和之策，欲与布国暂为息兵约。”在这里，法国及其首都人民的高昂斗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竟被描绘为“兵民皆不欲战”，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相。接着，大肆吹捧法夫尔在谈判中的表现，介绍他如何地驳斥俾斯麦的苛求，俨然把他描绘为坚持民族利益的人物，说什么“花父由法京往布营进谒布相俾思麦，与之反复辩论，布所索奢，花父所许约，于是两不相入，所议卒不成……。”[49]这篇报道是由王韬根据法夫尔的日记翻译编写的，王韬认为法夫尔的“持议居心，与爹亚（梯也尔）相仲伯”。
该报对梯也尔可谓赞扬备至，在一篇题为《书法国老臣爹亚法事》的报导中，描述了梯也尔对待战争的态度：“初法国与布国之开衅也，相臣阿厘阿（奥利维耶）主议请军饷五十兆以战，廷议金同，独爹亚法（梯也尔）谏谓，法与布两大也，强敌也，所请数十事，布无不从，毋开衅，毋描兵，法君不听，及司单（色当）之败，君降将俘，国人立新主，爹亚法可以去矣，乃不忍去，而更竭智尽于国事之垂危焉……其鞠躬尽瘁，可谓忠矣……呜呼!异国之纯臣忠尽如斯，中国之臣当何如耶!”[50]在另一篇题为《记法臣爹亚事》的报导中，则对于梯也尔主张向普鲁士乞和一事竭力进行开脱：“或疑其主战主和，前后异辙，如首鼠两端，而不知今昔势殊，建议者旷观时势，道若转圈，不容墨守。”[51]
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1870年12月24日），该报报导了麦茨投降的消息：“巴彦（巴赞）及部下诸军蔑士（麦茨）炮台俱已献出，献俘十五万，内有二万病卒……”，并且说：“法国朝廷出示晓谕，谓蔑士出献，皆由巴彦不忠之过，并谕内有云，主意已定，法国若剩一寸之土，仍当力为拒敌云”；同时，对梯也尔出发到普军大本营的活动报导如下：“法国大员爹亚……由法京启行往华西倪（凡尔赛）普军大营，传闻朝廷立意不允献地之约。”[52]在另一则报导中，则宣扬了法夫尔的欺骗性言论：“花父言，现朝廷已言誓，虽尺寸之土，亦不献人。众闻此言，均行赞赏。”[53]从这些报导中，哪里还看得出国防政府的半点卖国投降活动呢？
麦茨投降消息的透露，促使巴黎人民为加紧反对国防政府的叛卖活动进行斗争，很快就爆发了10月31日起义。该报对此又作了完全歪曲的报导：“法京内有生事之举，其保护京师人员欲擒执廷臣，后护勇奋力赴救，今已平靖矣。”[54]不久，它以《法国囚其新主》为题，作进一步报导：“法京前时内乱，群不逞之徒，揭竿而起，擒其新主德禄苏（特罗胥）及发浮（法夫尔）、西门（西蒙）二人，下于狱后，护勇知之，群集来援，立出德禄苏于狱，释之。德禄苏者，今之暂摄国位，为统领者也，与发浮、西门二人宿狱经夕始出，或云此乱法皇拿破仑之党所为也，忿德禄苏之侵夺国政，故有是举，然卒未成事。”[55]这里不仅没有提及10月31日起义的原因，反而以讹传讹，把它诬指为波拿巴分子所策划的行动。
国防政府镇压10月31日起义后，在11月3日举行欺骗性的所谓信任投票。该报在1871年1月7日作了如下报导：“英京电报谓初十日（指同治九年十月十日，公历1870年11月2日）法京信云，明日公举，看法京民心授权与护国廷臣否……十三日英京电报谓，礼拜二公举，是是者四十四万二千人，否否者四万九千人，护勇等庆贺朝廷得人……。”[56]有意思的是，该报在1870年12月24日也报导了这次投票，但把它说成是为了决定愿保护京城或愿议和而举行的。结果是“愿意出力保护京城者共有四十四万二千人，愿议和者只四万九千人，知法民欲战者多也”。[57]同一件事情，当作两件事情报导，可谓紊乱之至。还有，所举投票数字有误，应当是：支持政府的票数为557996票，反对政府的票数为62638票。
该报对普法战争的进程，特别是普军包围、炮轰巴黎的情况也时有报导，同时还以《汇书布法战争》为题，对一个时期的战况进行综合报导。[58]
关于国防政府出卖巴黎，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该报在1871年3月5日报导如下：“十二月初十日（1871年1月30日）英京电报云，定于西国二月十五日在波都（波尔多）城聚国会议事，法京炮台尽行出献，已许接济法京粮食及要捐二千万军饷。今尚围法京，法国护勇之外，法军尽俘，降军仍留布营，法国将军褒巴奇（布尔巴基）自尽不果，势甚危殆，死生未下矣。法臣监必打（甘必大）辞职，法国尚书寄新加坡法领事官书云，暂息兵两旬之约，已于华十二月初八日（1871年1月28日）定议矣，遵约偏谕。而十二月十二日（1871年2月1日）英京电报云，监必打出示，力拒暂为息兵之约，恐其弱军心也，宜整军再战，不可从失体之和议”。[59]这篇报导虽然凌乱，但毕竟反映出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国的状况，如巴黎周围的炮台已交出，国民议会将在波尔多召开，巴黎市内仍保留国民自卫军（护勇），甘必大反对和议，等等。
同治十年二月十九日（1871年4月8日），该报以《布法和议成》为题，报导了和约的内容，并加以评论：“兵凶战危，仁者不忍……按泰西法兰西布鲁斯同称雄于西土，因一时失好，遂启血戎……兹幸和议已成，各国闻之，莫不以手加额，群相庆贺……法国之和也，布索法国两城，一名阿拉色士（亚尔萨斯），一名蔑士（应为洛林），永为布国所有，其实此两城即法国当年所得于布国者也，今仍归布，殆所理天理循环，无往不复与……又索法国偿军饷银约一万万元，分为三次缴清，此议一成，非但外国有升平之庆，即在中国各口商人，亦共相称贺……从此太平，中外商人咸有裨益，先王耀德不观兵，中外人士宜谨守此训于勿谖也。”[60]
该报于1871年4月29日发表了王韬对普法议和的一篇评论。[61]这篇评论认为从战胜国普鲁士方面来考虑，普法两国议和是有利的，理由是：首先，普军即使占领巴黎，也无法控制局面，因为“饥民乱众，不可悉数，势必骚然不靖，乘机劫夺，布恐一时未得治之也，是亦可虑耳。”可见，巴黎人民会起来造反这个因素，王韬是有所考虑的。再说，普方虽胜，但“死伤如积，元气内削”，“战士多则耕夫少”，因此从国内情况来说，也不宜长期用兵。最后，普鲁士“徒能弱法而不能灭法”，“得其地亦不能守”，即使“法国全土尽为布夺，法民怀忿……内患即兴”，普鲁士“少留成兵则不足以制携贰，多留戍兵则……经费无从出……”。王韬的结论是：从普法两国的利益来考虑，“议和之策，实出万全。”因此，他敦劝普鲁士不要“见盈而不知止，遇盛而不知受”。
三月初三日（1871年4月22日），该报在《布法近事》这一栏中，报导了国民议会批准和约初步条款和普军进占巴黎的消息：“法国国会人员已妥立和约，立约者五百有六人，拒约者二百有七人，日耳曼军于昨日入法京，居民安靖，又二十三日电报云，和约已于昨日在波都城（波尔多）签名，日耳曼军于是日退出法京，其偿饷之款，于三年内分一年一次交收，又二十五日电报云，布军已离法京，民心稍动，然无生乱之举。”[62]
总的看来，《中国教会新报》对普法战争的报导，虽具有连续性，但欠准确，日期、数字和具体事实往往出差错。有些报导简直荒谬透顶。例如在1870年9月10日一则报导中，捕风捉影地说，“北京中国大臣欲与驻京布钦差（普鲁士大使）。立一和约，在中国帮打法国……如果属实，真奇闻也，外国和约，俱照万国公法道理，彼此相助不受外侮则有之，从无杀人之国央他国立约，帮同攻被杀之国也。”[63]我们知道，当时正值天津教案期间，该报极力煽动反华情绪，不惜杜撰中国企图插手普法战争、帮助普鲁士攻打法国的奇闻，并把中国诬指为“杀人之国”，用心可谓恶毒之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对于巴黎人民在战争期间反对卖国投降、争取建立公社的斗争，或是根本不提，或是进行全盘的歪曲；对于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叛卖活动，则完全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加以粉饰。这种报导，使人根本了解不到法国和巴黎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了解不到法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存在及其斗争，了解不到巴黎人民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组织等情况，反而误以为梯也尔、法夫尔之流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实行救国救民之策。这就是中国人在晚清时期所能读到的有关普法战争的情况。与其相联，这个报纸关于巴黎公社更是极尽诽谤歪曲之能事，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还要在下面介绍。
[1] 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孙家谷，礼部郎中；蒲安臣，1861—1867年间美国驻华公使，当时业已卸任，准备回国，应清政府的聘请当使臣，在出使过程中病死于俄京彼得堡。
[2] 孙家谷：《使西书略》，第2页，见志刚：《初使泰西记》（附录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本书自此页后所引原文中插入的括号文字说明，均为我所加。凡原书中原有括号文字，则加按语说明。
[3] 同上，第119—120页。
[4] 志刚：《初使泰西记》，第120页。
[5] 志刚：《初使泰西记》，第122页。
[6] 同上，第131页。
[7] 同上，第130页。
[8] 同上，第122页。
[9] ①志刚：《初使泰西记》，第130页。
[10] 同上，附录一：《使西书略》，第1页。
[11] 同上,第132页
[12] 同上,第132页.
[13] ①天津教案发生在1870年6月。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其宗教机构从事侵略活动，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怨恨。导火线则是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弃出大量死婴，而当地又不断发生迷拐幼童事件，诸多牵连教会。当群众起来抗议时，法国领事丰大业、秘书西蒙举止蛮横，恃势逼迫地方官员弹压群众，甚至枪击我官员和人群。群众怒不可遏，采取行动，导致殴毙丰大业和西蒙，火烧望海楼法国教堂、育婴堂、法领事署及英美教堂等事件。法、俄、英、美等七国旋即提出抗议，并派出军舰至海口、烟台一带进行恫吓。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极力讨好外国侵略者。负责查办此案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明知“曲在洋人”，却不惜杀民以谢敌，赔偿巨款，并派谢罪专使前往法京赔礼道歉。
[14] 志刚：《初使泰西记》，第120页
[15] 崇厚从咸丰十一年起任三口通商大臣，同治元年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见《清史稿》第41册（传），中华书局出版，第12476页）。天津教案发生时，他跟法国领事丰大业进行交涉，竟被对方连击两枪，未中。清朝统治者认为“崇厚办理通商事务不能绥靖地方……以致酿成巨案，……咎无可辞……先行交部议处”（见《上谕曾国藩查办天津之案》，录自同治九年六月十八日（1870年?月16日）《中国教会新报》第95卷第222页）。同时“命其为钦差往法国驻劄”（同上，第220页）。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派崇厚去当谢罪专使最为合适。
[16] 张德彝（1847—1918），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同文馆出身，历任译官、秘书、参赞直至出使英、意、比国大臣，还当过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
[17] ②张德彝从1866年开始多次出国，根据他在国外的见闻写下《航海述奇》多部。《三述奇》记录的是他第三次出国的见闻。这次他是以使团的英语翻译、“兵部候补员外郎”的身份随同崇厚出使的。《三述奇》及其他《述奇》由张氏后人于解放初期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收藏在张德彝出生地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书号为 QUOTE ，共8卷。几年前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在该社编辑钟叔河以及北京图书馆有关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将该书发掘出来，为我国史学研究作了贡献。《三述奇》以《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书名于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章注码中带〔〕号者，为新书页码。
[18]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三十一至四十一页〔87—98页）。
[19] 同上，第三十至三十二页〔87—89页〕。
[20] 例如，把1859年法意对奥战争和1866年普意对奥战争混在一起，说成是“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助义大利（意大利）及德义志（德意志）征服澳地利亚（奥地利）国”，把西班牙女皇伊萨伯拉被逐而出现的王位问题说成是西班牙国“老王薨，因其天阉，虽有太子，究非己出，民以为耻”等等。
[21]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三十四页〔91页〕。
[22] 同上，第三十六页〔93页〕。
[23] 同上，第三十八页〔95页〕。
[24]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三十六页〔93页〕。
[25] 同上，第三十七页〔94页〕。
[26] 同上，第三十九页〔96页〕。
[27]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三十六页〔93—94页〕。
[28] 同上，第四十至四十一页〔97—98页〕。
[29] 同上，第四十一页〔98页〕。
[30] 同上，第四十一页〔98页〕。
[31]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二，第四十一页〔98页〕。
[32] 当然，作为历史大事记来看待，还有不少疏漏之处，如1871年1月22日起义就完全没有提到。但在当时能够对国外正在发生的事件作出如此详尽的记述，确实已很难得。
[33]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三，第二至三页〔100—101页〕。
[34]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三，第六至七页〔102—103页〕。
[35] 同上，第七至八页〔104页〕。
[36] 同上，第九至十页〔105—106页〕。
[37] 同上，第十四、十五、二十二页〔110、111、117页〕。
[38]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卷三，第二十七页〔121页〕。
[39] 同上，第三十四页〔126—127页〕。
[40] 王韬（1828—1897），1861年曾上书太平军献策，次年信件落在清军手里，被追缉。经英领事庇护，逃往香港，为英人理雅各译经书。1867—1870年间，曾赴英、俄、法等国。1871年写成我国第一部法国史《法国志略》，接着又编写了《普法战纪》。
[41] 《中国教会新报》创刊于1868年9月（1874年9月改名为《万国公报》），是美国纽约监理会教士林乐知在上海主办的中文刊物。它除从事宗教宣传外，兼载中外新闻及政论。对于国外新闻，一般根据外国电讯消息或转录国外报刊消息，按国别或事件进行报导。它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国外消息的重要渠道。
[42] 《中国教会新报》第99卷，第241页。
[43] 《中国教会新报》第100卷，第248—249页。
[44] 《中国教会新报》第103卷，第14页。
[45] 详见《中国教会新报》第106卷第28—29、38页，第117卷第81—82页，第119卷第93页，第121卷第103页，第123卷第112—113页，第124卷第116—117页，第125卷第122页，第126卷第140页，第127卷第134页，第131卷第154—155页，第133卷第165页，第134卷第168页，第137卷第182—184页，等。
[46] 《中国教会新报》第106卷，第28—29页。这种观点跟王韬的看法相似。王韬在《法国志略》一书中，列举路易·波拿巴的功业和政绩，认为“其所措施裨益于人世者，不暇枚举”，把他发动战争的动机归结为：“是时共和党议论纷纭，争竞益甚，乱蘖已萌，国事殆不可为，帝深忧之，思欲用兵于外，一泄军民愤郁之气”（见该书第7卷第11页）。
[47] 同上，第28—29页。
[48] 《中国教会新报》第106卷，第38页。
[49] 《中国教会新报》第137卷，第182—184页。
[50] 《中国教会新报》第125卷，第122页。
[51] 《中国教会新报》第139卷，第193页。
[52] 《中国教会新报》第117卷，第81—82页。
[53] 《中国教会新报》第119卷，第93页。
[54] 《中国教会新报》第119卷，第93页。
[55] 《中国教会新报》第124卷，第116页。
[56] ③《中国教会新报》第119卷，第93页。
[57] ④《中国教会新报》第117卷，第81页。
[58] ①参看《中国教会新报》第113、116、117、121、124、127等卷。
[59] ②《中国教会新报》第126卷，第140页。
[60] ①《中国教会新报》第131卷，第154—155页。
[61] ②《中国教会新报》第134卷，第168页。这篇评论题为《布法议和论》。
[62] ③《中国教会新报》第133卷，第165页。
[63] ①《中国教会新报》第102卷，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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