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与他的时代（2016）
第一部 鸟瞰图
第一章 明治社会主义、大正无政府主义、昭和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朝向现代思想史
“明治社会主义、大正无政府主义、昭和马克思主义”是叙述日本左翼运动和思想历史时的行话。这一行话喑藏了这样一个前提，也即日本的左翼运动、思想的最终归宿是马克思主义。[1]根据这一前提，日本的左翼运动也可以说是在明治后期日本经历急速资本主义化的时代，通过早早仿效欧美社会主义者先例，努力对资本主义矛盾展开批判、克服的形式所“进口”的。其次，需要肯定的是，主要作为思想运动而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进入大正时期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影响，加强了与工人运动的接触，最终成长为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俄国革命成功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日益显著，最终在昭和时期确立了其在左翼运动、思想中的权威地位。于是，在这一文脉中，明治社会主义也好，大正无政府主义也罢，都被定位为日本的左翼运动、思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前史”。
对日本的左翼运动、思想史的论述，常按照这样的发展阶段论展开。这是因为对其所批判、克服的对象资本主义本身的理解，一直遵从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单线发展论。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强调对资本主义做“科学性”理解，也即要从唯物史观这一历史发展法则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展开。[2]在这一原则下，资本主义的诞生被视作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生产、分配关系的变化下所产生的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阶段，而其发展与破灭，则被分析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内在矛盾的外化。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本身理解为历史发展法则所规定的发展阶段，因此对资本主义抵抗运动、思想的叙述，也对照其发展形态，以阶段论形式展开。
对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形成，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与展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毋庸置疑，这一影响现在仍在持续。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今天，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单线发展论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对抗运动的历史，仍然有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代不同，包括东亚在内的非欧洲区域发挥着资本主义新中心的功能。在欧洲，资本主义可以归结为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所诞生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展开也是重复着欧洲模式。包括日本在内的非欧洲世界的资本主义，倒是在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接触中开始被引入，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其规定。[3]日本的资本主义，经历了在阶段性、时间性发展的同时，与已成型的系统接触并不断融入其中的过程。[4]因此，要理解包括日本在内的非西方世界中资本主义的开展与发展，不仅需要通过该社会内在矛盾外化这一时间视角，也需要通过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入与抵抗这一空间视角。而后者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阶段论所关注的是体系带来内在矛盾外化的时间性发展。而站在空间视角，融入与抵抗中产生的多重性与不均衡性，则是分析资本主义自身结构与发展的重要角度。在叙述资本主义发展时，从时间角度向空间角度的转向，也将带来对其抵抗运动、思想史所做的阶段发展论式叙述的反思。如果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并非是以时间为单一变量的均质发展，而是因融入与抵抗在空间上产生的不同时间性同时并存，那么，其抵抗运动所需探讨的，也不是单线的阶段性进化，而是其复数性与空间配置。所以，我们的课题并不是要遵循社会主义转为无政府主义，最终归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而是要弄清同时存在着的不同抵抗思想，从各自不同的立场不断对资本主义所开展的各种批判。那些自称或被认作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各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什么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又做了怎样的探索。本课题相信以上研究应优先于对上述三个“流派”间差异与优劣进行探讨。在本章中，基于前述问题意识，将传统研究中被定位为不同发展阶段的明治社会主义、大正无政府主义与昭和马克思主义，视为对资本主义近代（近代性）的分析、批判、超克的同时性尝试，重新阐述其多重性。
第二节 前史——“感染”资本主义
明治维新时期，切身体验过西方社会的少数日本人，留下了基于自身经历对“文明”所做考察的相关论述。维新时期的这些“文明论”中，对于此后以“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探讨的西方社会特征，也有许多意味深长的观察与分析。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时期的多数文本，将与西方的接触，记作与“异质”文明，而非“先进”文明的相遇。比如众所周知的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之概略》序言中的表述。福泽认为他们维新一代的“侥幸”在于能够“实验”两种不同前文明。“西洋文明”这一当时的流行语中也包含着“一身经历两世”的各种形式的经验性比较文明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这样敏锐的思想家将“文明”作为“一国人民之风气”问题，将其“真谛”表达为“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极致”。[5]欧在福泽的这一分析中，令人不由想起同样把西洋近代问题聚焦于特异民族精神的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
对于这一特异“文明”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不同人自然有不同主张。有像福泽谕吉这样，直击西洋文明与日本文明之根本，做对比性解释的思想家。也有人和跟随岩仓使节团出行的久米邦武一样，将产业革命视作西洋当下发展的起源，认为日本与西洋也就只差40年时间。[6]然而无论如何，他们这些西洋文明启蒙家，对于改造日本人民的“风气”是可能且必要的这点，几乎不存在疑问。
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洋文明是一可植入的体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所有人都对最好融入这一体系持肯定意见。福泽的看法中，就有不少意味深长的论点，体现着维新一代人对于“西洋文明”复杂的感情。福泽在1885年所发表的《脱亚论》，作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开创性论述而广为人知。但是迄今为止，相较于其称中国、朝鲜为“恶友”，并要与之诀别的后段论述，前面那段对“文明，更犹如麻疹流行”的论述，很难说获得了足够的关注。对于这一问题，福泽自问“此时即便痛恨此流行病之危害，试图防御它，果真有可行之手段否？”，又断言“视察当今世界之现状而明知事实上不可者，只能与时俱进，在文明之海中共浮沉，同掀起文明之波浪，共同品尝文明之苦乐”。[7]
福泽将“文明”的传播比肩流行病大传染，其中暗藏着两层含义。首先，生动描述了随着帝国主义一同膨胀的资本主义，在当时所具有的爆发性传播力。其次，这一隐喻促使我们注意到“文明”直接作用于每个人的身体层次。资本主义强迫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按理性、方法组织起的方式生活，进而成为新的人。就像传染病会改变患者的免疫系统一样，一旦被这一“文明”所传染，人就再也回不到之前的无邪状态。从“麻疹”这一隐喻中可见，即使是福泽谕吉这样伟大的启蒙家，对于“文明”仍不由得感到某种畏惧。
一般认为，日本的产业革命开始于1886年左右，当时大规模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纺织工厂接二连三建立了起来。到了1907年左右，随着生产手段、生产部门真正开始进入机器工业生产阶段，产业革命得以确立。[8]也即在这一时期，日本一口气“感染”上了在明治维新中仍停留于理念层面的“资本主义”。特立独行的社会主义者、优秀的记者横山源之助，在其开创性的资本主义研究《日本的下层社会》中，极有启示性地写道，“甲午战争开启了劳动问题的新纪元”。[9]横山在书中叙述道，甲午战争前后几年间，日本俩机械工业化以轻工亚为中心，取得了飞跃性发展，“经济社会”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对真历史性结果，横山则认为“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与西洋各国一样，即将出现完全对应于经济组织缺陷的社会问题”。这一论述，真实展现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即日本总体上被卷入了与西洋各国一样的经济组织（形式）——资本主义之中。
如果把国内产业革命的发展作为“感染”资本主义的时间标识的话，伴随不平等条约修订而来的“内地杂居”就是其空间标识。1894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甲午战争开始之年，同时也是商定撤销领事裁判权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年。两者的重合极具象征意义。众所周知，自明治政府成立以来，其一贯的国家目标就是要修改包括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安政条约》。但是这些条约却发挥了把西洋社会与日本社会的直接接触限制在一定空间内的功能。这是通过在开港、开市地区设置外国人居留地，原则上禁止外国人在日本国内，在除所居住的居留地及居留地周围方圆10里地区外移动所实现的。而《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则宣告在1899年将废除外国人居留地，实施内地杂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欧美文明与日本文明直接接触、彼此竞争与合作的新时代的开端。
在日本，产业革命的开始与伴随条约修订实施内地杂居相重合，确实是历史偶然性的产物。但是，这也让那些生活在真正引入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对其文化的异质性与外来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内地杂居，有田口卯吉这样主张推动者，因为从其自由主义者立场看来“欧美人民移居我邦，如与我人民之利害一致，必会与我人民同化”。[10]然而，此处让人不得不质疑的，倒不是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同化”的可能性，而是对于“同化”的媒介“利害”的定位。而前述横山源之助，则是对于内地杂居所带来的日本社会变化，抱有强烈危机意识的一员。下述横山从工会期成会的手册中所摘录的叙述，明确显示了当时人们所抱有的危机意识的实质。
即将到来的明治三十二年，正是日本内地解放之时，是外国资本家冲着我们低廉的薪水与伶俐的工人，博取巨万之利而涌入我内地之时。不仅品性、风俗、习惯相异，这些外国资本家还有着苛待工人的风评，今日开始不到三年时间内，他们即将成为各位的雇主。……此外，按近日之光景，同样身为我国国民的雇主与诸位之间的关系，随着工厂、制造所的增加日益变化，最终也朝着只讲实利不讲人情，强者胜弱者灭，优者荣劣者破之世风转变。此间要立于常胜昌荣之地，绝非易事。
[11]
这段叙述的特色在于，通过基于“人情”的劳动惯例与基于“实利”的劳动惯例之间的对比，将地理空间分割为“日本”与“西洋”。横山对于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从“实利”文明对“人情”文明的侵略这一空间角度，而非从理性化发展这一时间角度提出了质疑。
第三节 明治社会主义——个人、社会、共同体
日本正式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之时，也宣告了针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思想在日本的正式展开。内在矛盾外化与融入外在文明的双重展开给日本资本主文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也塑造了其抵抗运动的模式。
我们可以从1900年前后登场的早期社会主义中看到其主要表现。在今天被称为早期社会主义的运动、思想，开始于1901年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人创建社会民主党，1904年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创立《平民新闻》并对日俄战争开展积极批判。对于明治社会主义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既有研究中松泽弘阳的评价广为人知。松泽称之为“被各色人物的过于混沌的思想所围绕的星云状态”。[12]这一评价是妥当的。比如社会主义运动草创期的旗手也包括安部、片山这样留学美国的基督教徒，因在美国接触到了城市政策与社会运动而靠近社会主义。而《平民新闻》创刊号卷首《宣言》则清晰记录下了内嵌在当时社会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所具有的多样性。
一、吾人为达成人类自由而奉行平民主义，故欲打破门阀高低、财产多寡、男女差别所造成之阶级，去除一切压制束缚。
一、吾人为人类享有平等福利而主张社会主义，故要共有社会之生产、分配、交通机构，其经营处理皆为社会全体。
一、吾人身为人类，为尽博爱之道而倡导和平主义。故而期望无论人种区别、政体异同，全世界都撤除军备、禁止战争。
[13]
如上所述，日本的社会主义发展，不仅以打破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为主要目的，更伴随着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妇女解放、公害诉讼、家庭改良、爱护动物等多种思想与实践。
既有研究则倾向于把明治社会主义的这种多样性，视为早期社会主义者们思想不成熟的体现，给予消极评价。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也反映了他们所分析、批判的当时日本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其引入与发展具有不均衡性与多重性。他们所直接面对的日本资本主义，不同于同时代欧美，是留有各种浓厚传统习俗的后发国家式资本主义。日本在地缘上的位置，又促使他们把融入资本主义归结为西洋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从而获得了空间上的认识。这一历史文脉，一方面让明治社会主义者们意识到启蒙与近代化的必要性，可以由此以理性化、机械化消灭之前时代的非理性歧视。另一方面，他们敏锐察觉到了日趋明显的资本主义的各种病态，以极具批判性的视角审视其现状与未来。他们被要求同时应对无关资本主义的残留问题与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必然会有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定位，那么批判、克服资本主义的方法途径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明治社会主义也壮大了“幻灭”这一明治时期精神。[14]幻灭意味着对期待的反叛。明治社会主义者，正因为对于新时代曾约定的平等与富裕寄予厚望，才会极其愤怒地控诉与之背道而行的现实。明治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活改善。比如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追问产业革命使得物产丰富、交换便利，但为何随着劳动时间的增长人们却愈发苦于衣食，并感叹“伟大殖产革命的果实”却“不合人道、正义、真理”的现状。[15]而北一辉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中，反问道：“如果希腊的自由民是建立在10个奴隶之上的具有灿烂文化的阶级，吾人具有6倍于其的机器劳动力，所建立起的人类种族这整个阶级，理论上岂不都应进入希腊自由民般的精神活动中？”[16]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的关键，在生产资料由地主与资本家所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缺陷，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实现生产资料由社会、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节 明治社会主义的外延
日本社会主义者开始其思索与活动的19世纪末，政府当局早已达成广泛共识，认为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过度”的个人主义危害国家统治，因而提出、实践了各种对策。当时普遍被采用的战略是，通过与共同体的重新联结，抑制与资本主义共亢进的个人主义。此时，被视作抗衡个人主义的主要共同体模式有民族、家族、农村三种。明治的社会主义也与各种共同体主义共享产生的基础，也受到了既有共同体模式的各种影响。因这些模式的不同性质与影响程度深浅，社会主义也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变异。比如北一辉在构成近代国家的民族中，找到了构成社会主义共性的根本，建构起了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而堺利彦把理想国家比作基于平等、亲爱之情的近代家庭，在家庭改良的延长线上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赤羽严穴、森近运平等人，则把农村作为构思与实践社会主义的主要场所。[17]
他们虽然引证的模式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间却存在共通之处，即其所构思的、实践的，是根本不同于既有民族、家庭、农村意识形态的新的共性形式。比如北一辉对同时代“复古国体论”的激烈批判：“日本之国体并非君臣一家，而在堂堂国家。天皇并非本家、末家，而是国家机关。”[18]而堺利彦提出“社会主义所主张的，说到底就是在整个社会进行如在善良家庭中那样的共同生活”，然而其“善良家庭”的原型却是近代的小家庭。[19]赤羽严穴批判不断荒废的农村现状时，称“我们必须把那些土地小偷送上革命断头台，回到我们远祖所安居乐业的‘村落共产制’”。[20]森近运平作为积极推进产业协会的农业技术者，开始了其社会主义者生涯。森近认为“信用社不是金钱的集合，而是人的结合……并非是利欲结合，而是相互信任的结合”，强调信用社的道德意义，并把信用社定位为挽救当下“德义之纲日渐松弛……甚至为钱卖节”大势的机构。[21]对他们而言，“社会”是不满于既有民族、家庭、农村的人们所梦想的、还未到来的共性形式。
明治社会主义外延的一边与各种共同体主义相接，另一边则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重合。要把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行分段，就需要在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加以理解。明治国家自成立以后，无疑一直致力于发展、加强工业生产，但其手法却发生了一次转型。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时代，强调个人主动性与自由，之后却转向了以家族国家论、国民道德论等与之相对立的各种共同道德进行动员。[22]个人主义的确立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确立过程中，却常常被迂回抑制。在此意义上，由自由且独立的个人所形成的“市场”，也成了批判、克服现实社会的重要灵感来源。[23]以留美经验丰富的基督教徒片山潜、安部矶雄为首的多数明治社会主义者强调精神性“竞争”的必要性，寻求有序“自由竞争”的必要性。[24]北一辉这个特异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所寄以厚望的“未来”，是由雌雄竞争引起的真善美的进化所带来的“天才世界”。[25]
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在理念上都持批判传统的立场，最终区分两者的是对“进化”的看法。前文出现的横山，提供了启示性的看法。横山认为“机器的发明……虽然给中等以上人带来了莫大恩惠……但站在工人的幸福角度，则没什么值得高兴的”。[26]福泽谕吉等自由主义者期待着通过融入资本主义实现平等化、均衡化，明治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正视着资本主义的文明化作用极其有限的现实。于是，他们站在那些被资本主义边缘化、排除掉的人们的立场上，展望着被“文明”卷入时的光景。如前述片山，一方面主张以理性经营超越单方特殊利益的公共“事业”为根本的城市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同情那些因机器化大生产的导入而被放逐的“熟练工、拙劣工、懒汉、病人”。[27]特异的无政府主义者、亚洲主义之魁首宫崎滔天，在其记录自身思想历程的《三十三年之梦》中，饱含共鸣又生动地描写了作为帮佣来到熊本老家的佃农妻子，在他担任移民项目主管时有所联系的泰国移民，以及前往菲律宾途中所遇到的无名中国苦力。[28]他们同情那些被资本主义发展所摆弄的落魄的、有时甚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的人们，所以能站在那些人的立场上，愤怒地控诉现实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歧视与排除。
生产力在提高，贫穷却在蔓延。交通手段在发展，而利己主义却在不断亢进。面对这样的现实，多数明治社会主义者将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可能性诉诸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矢野龙溪的《新社会》，堺利彦所翻译的爱德华·贝拉米[29]、威廉·莫里斯[30]等人的乌托邦小说，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中很受欢迎。两者都是先预设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时间，再以此批判当下社会制度所存在的缺陷。[31]不过，他们也尝试从日本过去的历史中寻找控诉“近代”的依据。前文出现的横山，曾经痛批明治后期纺织工厂里雇主与女工之间的关系，认为与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并无差别。对于近年来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原理的工匠社会的实际状况，横山却叹息这个时代“把父子似的师徒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如幕府时期可见之好风气”正在不断消失。[32]身处其稍后时代的片山，在1919年的英文著作《日本的劳工运动》（Labor Movement in Japan）中提出，要理解现在日本工人的真实性格、心情，必须回溯到封建时代理解其背景。片山介绍了德川体制下的工匠为护卫自身利益，组建了极其发达的同业协会。[33]但这样的协会，几乎被近代资本主义带来的工业制度毁坏殆尽。片山认为虽然如此，在日本的劳动第一线“今天所存在的好风气，多数来自这些旧组织”。
第五节 无政府主义对后发资本主义的批判
如果社会主义是受到了美国、德国这些资本主义“中心”的先进对策的触发，那么无政府主义则是作为起源于俄罗斯、美国的移民社区这种“边缘”的社会运动论而进入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是种“急性子思想”。等不了社会主义所谓的“进化”这一时间媒介，相信在“此刻、此地”有“直接行动”的可能性便冲了出去，这样就诞生了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他们奔赴的彼端，是居住在资本主义与其“外部”接壤的边境地区人们的生活。而这一边境，并不仅限于地理意义、空间意义上的边境。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身体”与“自然”常常是早已存在着的“外部”，它们抵抗着对资本主义的完全隶属。[34]大正时期，资本主义迎来了新的发展，也改变了将“外部”融入其中的战略。大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奔赴的前线，开辟了一条抵抗资本主义隶属的新“战线”。
无政府主义几乎与社会主义同时被引入日本。1902年烟山专太郎出版了《近世无政府主义》，仅比安部矶雄的《社会问题解释法》晚一年，早于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后两者都出版于1903年。烟山著作的一大特色在于将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视为“包容性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特殊现象”，试图对其历史做详细介绍。[35]如果明治社会主义的重要母体是美国的话，那么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母体就是俄罗斯。换言之，无政府主义，是透过边境远眺到的一种资本主义论。
烟山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身为有责任的知识分子，负有观察无政府主义这样“一种社会疾病”的社会义务，而本书是站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所做的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引人注目的是，烟山不仅介绍了蒲鲁东[36]、施蒂纳[37]等“近代无政府主义鼻祖”，法国、西班
牙、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的“近期无政府主义”，更提出了一个比较政治学问题：为何无政府主义只在12个国家蔓延，却在其他各国毫无势力。[38]对于这一问题，烟山自己的结论是，俄罗斯的“极端专制”，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的“内政糜烂与人心萎靡”都是无政府主义蔓延的基础，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巩固基础”，英国实际上的“历史传承”与“贵族社会的优雅”是抑制各自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因素。
出乎作者自身意料，本书最终却引起了日本读者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共鸣。烟山描绘了俄罗斯社会的特征，作为俄罗斯虚无党党员所活跃的背景。专制而又腐败的政府、官僚机构、皇帝的存在，近代西欧科学、哲学的急速流入，农村共同体的顽固传统的持续等俄罗斯社会的特征，多数为日本这一当时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区所共有。更具启发意义的是，当时作为“大逆事件”主犯而被处刑的宫下太吉，在大法院的特别法庭上曾说过“读烟山的《无政府主义》时，看到革命党的所作所为，就觉得在日本也必须做这些事情”。[39]明治的城市型社会主义是基于欧美先进国家经验，无政府主义则是基于后发国家俄罗斯的经验。而在传统与近代混杂、具有多重性的日本社会，后者成了更为迫切的共鸣对象。
第六节 资本主义的“边界”
1907年幸德秋水的《余思想之变化》，是联系在日本所开展的运动，具体论述无政府主义的开始。在这一论述中，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运动核心人物的幸德，却放弃了社会主义运动一贯的基本方针“议会政策”，转而主张工人的“直接行动”，即通过大罢工实现社会革命。这给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难以修复的混乱与分裂。既有研究主要从社会主义的“手段方针”维度，理解这一论述的中心纲领，即“依靠普选、议会政策最终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依靠团结一致的工人运动”，而其观念性与精英主义则多被作为批判对象。而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是，幸德的“转向”背后所隐藏的地理意义。幸德之所以转向无政府主义，与其自1905年开始将近6年半的时间里“流亡”美国的经历不无关系。幸德自己也说过“我仍是我，却似他人”，承认这一经历对其自身影响之巨大。[40]
更为重要的是，幸德所接触到的“美国”，与之前明治社会主义者所接触到的“美国”并不相同。幸德滞留美国期间，所住的不是安部、片山等学习过的东部大学城，而是移民城市旧金山。通过幸德滞美期间发往日本的信件可见，他本人在当地的重要交友关系，主要在俄罗斯和日本的移民社区。幸德也察觉到了自身所接触到的“美国”与此前被介绍到日本的“美国”是不一样的。幸德在滞美期间的书简中，曾这样写道，“小生至今未曾识得美国中流上流社会，也不想识得”。[41]这点非常重要。在回国后，幸德将“生活是受政府保护的。没有政府，何来秩序，又如何生活”这一常识性观念斥为“迷信”，批判当时的工人们对政府、议会所抱有的期待。[42]幸德更阐述了在美国“创建日本社会运动的策源地、后勤部，以及受迫害同志的避难所，就像俄国革命党员以瑞士为运动根据地”那样培育根据地的构想。[43]幸德放弃了“议会政策”，换成了他在生存于国外或是国境夹缝的“移民”式生活中的“发现”。
幸德对于新共性的灵感，来自在资本的全球展开中所形成的“移民”。作为其继承人而广受瞩目的大杉荣，却从不断暴露在资本时“实际隶属”中的劳动现场，看到了“革命”的可能性。在其1913的评论《锁链工厂》中，大杉以诗歌般的话语描绘了资本主义中“劳动”的意义。
深夜突然睁开眼，发觉身在奇境。目光所及之处密密麻麻、人头攒动，都在做着什么呢？哦，是在铸造锁链。就我旁边的家伙，把拉得可长的一条锁链，往自己身上绕了一圈，再把一头递给他旁边的家伙。他旁边那家伙，又把锁链拉长，往自己身上绕了一圈，再把一头递给他的隔壁。其间，最早开始的那家伙，又从对面的家伙那里拿到锁链，跟之前一样把锁链拉拉长，往自己身上一卷，然后把一头交给反面的家伙。大家一块，就这样不断重复再重复，还干得特快，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44]
上述话语，呈现出的是对“劳动”的根本观点的转换。当时，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社会理论中，都将“劳动”是生产视为常识。然而，大杉却提出了“劳动”是统治（即锁链）问题而非生产问题。若“锁链工厂”是隐喻大杉所生活着的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大杉却并没有把它描绘成国家通过暴力统治民众的空间。在“锁链工厂”中，束缚工人们的锁链并没有拽在国家、资本家手里，而是通过工人们自己的生产这种自发行为而不断增加。而那里存在着的并非是一个明确的统治者，而是自我繁殖的非人格性统治体系。
这一理论性颠覆具有广泛射程。这意味着对一切直接联结“劳动”与“革命”理论的拒绝。大杉曾这样嘲笑过许多工团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口中的“劳动神圣性”：
在各处，又有些个锁链缠遍全身，但相比大众稍体面些的家伙站了出来，发出了留声机似的黄色声音，喋喋不休，用些难懂的词、难懂的理，说什么“锁链是保护我们，让我们自由的圣物”。而大家还听得一脸赞同。
[45]
既然“劳动”并不是通往自立的途径，而是统治的不断生产与再生产，那么“革命”必然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对“劳动”的反抗来进行。“我必须停止给自己铸锁。我必须停止自己束缚自己。必须打破束缚着我的枷锁。我必须打造新的自己，创造新现实、新道理与新的因果关系。”[46]大杉作为反战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介绍者，开始了其活动家生涯。因此，他从“劳动”中洞见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统治机制，进而建构起了以瓦解“劳动”为“革命”本质的特异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日本以军需产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与此同时，被称为“泰勒制”的科学管理也被积极引入。[47]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现场也在发生变化，这时大杉提出的反抗“劳动”，与当时生产第一线工人们的希望、不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48]栗原康认为，当时对泰勒制的抵抗，主要集中在印刷产业。印刷产业因工厂的电气化与机械化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对于“通过排版机器的使用可以极大地减轻机械化劳动的痛苦”这种常识性理解，那些擅长手工排版的熟练工们则主张，机器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只会剥夺劳动的“快乐”。[49]
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确信，对于“劳动”的反叛只能在“劳动”现场进行。
我们相信有了工会组织，就有了支持我们自己的最好方法。工会必须自身是工人自主自治能力日益充实的表现，是不断扩充其对外能力的机构，同时又是工人自身想要创造的未来社会的萌芽。
[50]
对大杉而言最具本质性的是，在劳动现场实际上存在着受获取人性的欲望驱使而开展的抵抗。“革命”对于大杉而言，就是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通过对“此时此地”的统治进行人的抵抗，“通过这一运动，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地将其写入名为劳动问题的，这一原本由白纸构成的巨著中”的实践。[51]
对“劳动”的反抗，也意味着对“身体”的反抗。与工会被视为革命第一线相对应，构成工会的工人，其个人的“身体”也是革命的对象。比如大杉在1915年的《自我脱弃》中，对于“身体”与“革命”的关系，做了下述评说。
随着士兵队伍的脚步往前走，每一个人都会与队伍保持一致。士兵队伍步伐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自身无意识的，它强迫吾等的步伐与它保持一致。……就这样，吾等遂将自己被强制的步伐当作了自己本来的步伐。
[52]
大杉认为现代社会的统治，是“他人的自我”，通过权力的日常实践，如军队行进等规范训练，一直渗透到主体的“生理状态”层次。因此，抵抗这种统治，大杉主张应设想为，从“身体”中解放出来，而非解放“身体”。“归零，再从零出发之时，吾等之自我，方得以实现真正有肉的、而非表皮之生长。”[53]大杉把“零”设置在'“把工人的能量、自信、个人勇气与主动性调动到最高潮的罢工”的瞬间。[54]“自由与创造，绝非吾等只能憧憬于未来之理想。吾等必须先在现实中补足之，在吾等自身中获取之。”[55]对“劳动”的反抗，正是通过在“此时此地”的斗争，催生可承担新共性的主体之实践。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厂里个人的“身体”，集中体现了伴随对资本主义的实际隶属而生的各种矛盾的话，那么同时代的农村，则是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的形式隶属所诞生的又一大危机前沿。大杉自平民社以来的盟友、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则幻想在农村这一危机舞台通过“直接行动”实现社会变革。大杉试图通过工厂工人的抵抗，让“将来”折现为“现在”，而石川则试图通过“土民”的“深挖”实践，让贯穿时间所存在的共性“矿脉”得以在“现在”显现。石川把自己的理想社会称为“土民生活”。所谓“土民是土著自立社会的生活者。不屈服于他人，也不剥削他人，自己脚踏大地，经营自由的共同劳动生活。这是土民的本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石川并没有说“土民”就是“农民”。“铁匠是土民，木匠、泥水匠也是土民。开垦地球——并不单是农业——参与天地之大艺术的所有劳动者都是土民。土民就是土著民众。”[56]石川设想的“土著”这一术语所指的，包含着超越人类的一切生命体。“鸟禽虫，皆过着自治生活。唯有人类这一低等动物，却随着文明进步，与这种生活渐行渐远。”[57]石川从“自由个体间的互惠性组织”中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在石川看来，一切职业皆土著，职业“按照业种类别，建立起全国性、世界性团结，同时在地方上也应团结其他所有职业”，由此，“把有机的地方土著生活与有机的世界生活彼此相连，构成复式网状体”。[58]
而石川这一思想的起点，则是1913年至1920年之间将近7年半的欧洲“流亡”生涯。期间石川拜访了英国的爱德华·卡彭特[59]，并与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埃利泽·雷克吕斯（Elisee Reclus）以及其侄子保罗·雷克吕斯（Paul Reclus）一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流亡”期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石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法国的多尔多涅县多姆地区务农。[60]基于这一法国的务农经历，石川认识到了同时代日本农村的危机状况。
石川把日本自耕农的减少视为“土民生活”的最大危机。石川引用1920年的统计，指出水田旱田相加后的耕地总面积为608万3000町[61]，其中自耕田只有326万8000町。而1911年自耕农共计176万2000多户，到了1920年则减少到了168万2000多户。石川更断言“不管去世界上多野蛮的国家、多残酷的资本国家，大概都看不到比日本的佃农生活更悲惨的生活”。[62]西洋的佃农，大多将自己每年收成的一半支付给地主，在荒年地主的收入也会相应减少。而日本的佃农，标准收成的三分之二被地主拿走，无论丰年还是荒年，比率不变。在“各种物价高涨的今日，如此境遇难以维系”，所以“200万户约1000万人的生活日益向黑暗的地狱世界滑落”。[63]明治国家通过对农村的掠夺，实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通过石川的叙述，可以很真实地认识到，这一积累过程即便到了大正时期仍在反复。
石川从“深耕”中寻求克服日本社会这一病态现象的具体实践。“就我所见，日本农民的耕耘与西洋相比，浅薄得多。在社会运动、思想运动中，具有举世罕见‘浅薄’性的日本平民，在土地耕种上也是极其浅薄。无论社会运动还是土民改造运动，归根到底岂不尽在‘深耕’言之中？”[64]对石川而言，“深耕”是“土民”的实践性操作法，同时也是思想变革的方法。“耕地，也即参与大地的艺术。所以，耕地即耕吾等自身。”[65]
石川依据卡彭特的看法，将人类历史按照意识状态分为“单纯自然意识、自我意识、宇宙意识”三个时代。至今为止的人类文明，被归为第二阶段的“自我意识”时代，是“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内我与外我，欲与爱皆分离，此时在外成立强权政府、建立私有制度、阶级分裂”的病态时代。[66]“宇宙意识”则在摆脱“被各种人为的科学概念”“自我欲望”所扭曲的“本性感情”、“欣赏者的自我性与对象的自我性刚好交会”之时形成。[67]“宇带是一个艺术体。春夏秋冬、花鸟风月，无不是自然奏响的交响乐。社会也是这一宇宙的一部分，也是特殊的艺术体。构成这一艺术体的民众既是艺术家也是欣赏者。”[68]无政府主义者所应尝试的是“与宇宙的动态节奏步调一致”的运动。[69]“深耕”，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揭示这一宇宙节奏的方法论。
第七节 昭和马克思主义——对整体性的欲望
如果说大杉荣、石川三四郎等无政府主义者，是站在与资本主义接壤的“外部”边境，通过那里发生的抵抗，洞悉资本主义扩张与发展的机制的话，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尝试从能够俯瞰整个资本主义的制高点来把握这一运动。通过1917年俄国革命这一政治事件，日本的活动家们意识到了有可能存在着这种制高点。某个工人记下了看到俄国革命新闻时的感想：“之前以为社会主义什么的，也就是学者的空想——可虽然粗糙却真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共有、土地分配，挺有意思的。”某位活动家则写道：“俄国的革命给了我等鲜活的希望。”[70]俄国革命似乎被视作摆脱以不平等再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日常的出口。而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证明了那个出口存在的可能性，更被接受为指引相关实践以穿越出口的“明灯”。
1922年山川均的论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被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成立标志。竹内良和赞誉山川的这篇论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自己大脑中对日本的运动进行总括，尝试制定运动方针”，“马克思主义在这篇论文中迈出了形成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71]有一点极其重要，即“日本马克思主义”是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所形成。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的资本主义取得了飞跃性发展。这也促进了民众作为政治势力的崛起，带来了所谓的大正民主状态。在俄国革命（1917年）与米骚动（1918年）的双重冲击下，工人运动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而堺利彦、山川均等人则极富精力地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介绍与普及。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列宁理论得到了集中介绍，而苏联的权力与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内部日益加强。结果，与以大杉为核心的、当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越发尖锐，最终出现了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的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状况。[72]在这场论战中，山川均发挥了主导作用。
山川的方向转换论，体现了站在日本已经实现组织化的先进无产阶级立场，所眺望到的资本主义的样态，也是站在这一立场所构思的革命战略论。山川评价日本工会运动的现状为，“工人阶级的先锋虽然只是少数，却真正和彻底地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精神统治，掌握了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见解”。[73]山川所提出的“到大众中去！”口号，就是要“这些少数先锋带着彻底的、纯粹的思想，再次返回到远远地落在后边的大众中”。山川所构想的这一实践，与其说是要先锋与大众合二为一，倒不如说是要将大众的意识水平拉高到先锋一样的层次。
需要注意的是，“到大众中去！”这一口号中包含着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分离的用意。山川对于过去20年间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是如何受到倾向资本主义“外部”的无政府主义式情绪所支配的，做了如下概括。“要么得到一切，不然的话什么都不要。除了革命之外，一切当下的问题都没有意义！这就是过去20年我们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山川批判这种“有洁癖的革命态度”，“说是要否定资本制度，但实际上连资本制度的边都没碰到”，认为“这种态度即便是虚无主义者的理想，但绝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74]山川的“方向转换论”是把向资本主义“外部”扩散的无政府主义，有意识地逆转为朝“中心”聚拢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制高点这一高度的向往，在作为山川批判者而登场的福本和夫那里则更进一步。山川把自己的看法建立在虽是少数，却是现实中存在的工人先锋上，而福本则主张将自我与只可能是理念性存在的“阶级意识”同化。他从那样的高度把握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状况，由此定位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福本在1926年的论文《不得不从转换山川氏的方向转换论开始》中，称山川的“方向转换论”是“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的折中”，批判这是将政治斗争作为经济斗争的“拖拖拉拉纠缠不清的延长与综合”。[75]
福本对山川所做批判的背后，则是围绕日本共产党的解散与再建的政治对立。[76]在建党以来一直居于领导地位的山川领导下，日本共产党在1924年解散。[77]山川的“方向转换论”，承认现存工人运动的先锋分子拥有领导权，福本认可其中关于共产党作为先锋党并不必要的理论，试图从体现“阶级意识”理念方面，寻找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性。福本主张，通过理论斗争，“‘分离’马克思式要素，使之‘结晶’”。而这也是共产党作为先锋党重建的理论。
山川与福本关于运动方针的分歧背后，存在着围绕资本主义不均衡的相关理论对立。这一点很重要。此后在讲座派与劳农派之间轰轰烈烈展开的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争论，其萌芽就孕育在上述对立之中。福本强调，在讨论山川的“方向转换论”时，有必要先明确“我们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福本将理解日本资本主义时所发生的“特殊困难”，表述为“发展的各阶段（无法历经正常阶段）一边或合流、或压缩、或萎缩、或缩短、一边开展”。[78]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强调，也体现在1927年所准备的日本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日本问题相关决议》，即“二七年纲领”中。文件中分析认为，现在的日本国家权力，掌握在“资本家与地主集团”手中。这一点，与山川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山川看来，“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中……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对这一资产阶级有直接决定性的反对势力”。[79]
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特殊性的福布（同共产国际）观点，提出了在确定革命主体时的固有问题。比如福本在“工会以外的无产阶级运动（农民组合、部落民解放运动等）勃发，无法被包容进工会的无产阶级分子的阶级意识浓厚”[80]的现状中，探案当时工人运动所面临的问题。但在山川的设想中，日本资本主义“如同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那般，经历了正常和平的发展道路”，这种劳动战线的分裂问题，说到底也只是潜在问题。因为在山川看来，日本与西洋先进国家一样，已经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阶级。而在这一前提下，山川的“单一无产政党论”，通过将所有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与既有先进无产阶级意识重叠，获得了合法性。与之相对，福本（同共产国际）则主张不能只把“日本国家的封建特质”视作“传统的遗物、过去的残余”，而应看作“实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极其便利的道具”。[81]在福本（同讲座派）的历史认识中，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分裂，绝非是客观条件成熟后可以自动克服的，反而必须将其视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存在要素。
福本视“阶级意识”为必要的原因在于，他比山川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意味。福本对“阶级意识”做了如下说明：“无产者阶级，是在有产者社会中，因其存在的内在必然而被否定的阶级，是必然只能拒绝、否定这一否定的阶级。”[82]基于无产者阶级的这一社会的、历史的特性，产生了可以且不得不首先“在事物中的传播性”，其次“在事物的生成中”，再次“在整体性中”进行观察的认识论上的特质。[83]通过这样的认识所获得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历史观，就是“阶级意识”。换言之，“阶级意识”是强烈意识到无产阶级在现实中不可能达成统一之时，为在理念层次达成统一所喊出的“替代”。
福本的“阶级意识论”与在此基础上的“分离结合理论”，在1927年的《日本问题相关决议》，也即“二七年纲领”中，作为“使工会机械性政治化的方针”，以及“带来党事实上与大众的孤立”，“导致作为大众党的共产党的实际瓦解”，而饱受批判。[84]然而，福本所提出的如何克服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分裂、实现两者的统一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最终，在1932年的共产国际纲领性文件《日本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相关纲领》，即“三二纲领”中，以将“天皇制”设定为革命对象的方式，暂且回应了这一问题。“天皇制是国内政治反动与一切封建制残渣的主要支柱。天皇制国家机构，是现存的剥削各阶级的专制的强力支撑。必须把粉碎（天皇制）作为日本主要革命任务中的首要任务。”[85]“天皇制”被解释为“异常强大的封建制各要素与垄断资本主义显著进展共轭”的关键所在。也即在“三二纲领”中，福本主义中“阶级意识”这一革命主体的“整体性”，被“天皇制”这一敌对对象的“整体性”所替代。假设分裂的被剥削阶级，通过“主要革命任务”对象“天皇制”这一整体化的表象，也能够恢复主体性的统一。
“天皇制”，是给予封建制与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存在这一日本资本主义特质的时间性解答，而空间性解答，则在“殖民地”中。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通过共产国际彼此交流所带来的一大重要发现是，日本的封建制与殖民地统治相接壤。“三二纲领”在归纳日本资本主义特征时，常使用“殖民地”时间。比如说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贪婪”时称“主要表现在日本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性虽不劣于欧洲工人，但日本工人阶级至今仍与殖民地各国的工人处于同样状态中”，并断言“日本工人的工资，与殖民地同样低廉得可怜，劳动时间也和殖民地一样长”。[86]讲座派的代表性理论家山田盛太郎，将日本纺织业的特殊性归纳为建立在“重新组织从半农奴性小规模耕作的农民内贫农部分所流出的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大工业”，因此具有“比印度更低的工资”。[87]昭和马克思主义者，从俯瞰世界资本主义整体的高度，获得了从普遍存在的“殖民地”这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中把握“天皇制”这一日本历史特殊性的视角。也由此产生了对“亚洲”的共鸣性社会科学热情。
第八节 “共同体”隘路
资本主义真有终结吗？如果真有可能终结，又怎样才能使之到来？日本的左翼运动、思想的历史，由直面这一问题的人们编织而成，无论他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而那些考察与经验，对于今日仍被困于资本主义日常中的我们而言，是极为珍贵的遗产。他们的经验，揭示了存在着各种超越资本主义的途径，也映射出各种途径各自固有的隘路。源自无政府主义的空间性革命认识的政治美学化，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性革命认识的“转向”问题，伴随着固有问题，隘路不断涌现。
无政府主义者从空间上理解资本主义的终结，也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存在着无法被完全包括进去的“生命”的流动，从这一体系的边境产生的破绽中看到了“革命”的可能性。在大杉荣的“身体”、石川三四郎的“自然”中，都能看到资本主义无法完全囊括的“生命”的流露。他们毫不怀疑，包括人在内，一切存在背后都有“生命”这一共同原理在运行。大杉以个人主义者闻名，却也是法布尔《昆虫记》的译者。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他们并不相容。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在与“生命”的对立竞争中，会有时间上的终结。他们所主张的“革命”，是在奔赴生命之“流”不断与体系碰撞所发出格外响亮水声的斗争前线，通过与“生”融为一体而得。这一斗争前线遍布体系内部。某些时候表现为“自我”内部的心理纠葛，某些场合则是“土民”所挖起的表土。他们将日常斗争的一点一滴，都视为“革命”的根本性契机，因此，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即时实现”立场出发，不断对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严厉批评。[88]
但是，事实上这一“生命哲学”却又孕育由了向恐怖主义转化的理论。大杉遭到宪兵队虐杀之后，几位愤怒于此的同志转而对摄政宫[89]、担任关东大地震时警备司令官的陆军大将福田罪太即采取“直接行动”。[90]在此期间误杀了银行工作人员而被处以死刑的古田大次郎，在狱中留下了以下记述：“每当溅上殉难者之血，思想就会净化。尤其是日本的社会运动，牺牲还远远不够。牺牲本就是必要的。牺牲不是为了提前达成目的，而是为了净化运动的精神。”[91]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认识到俄国革命给资本主义找到了现实出口，并对这一出口展开理论化尝试之处。他但探索着是否存在这样的统一理论，既能完成从世界资本主义攻势中“保卫”俄国所发生“革命”的现实课题，又能实现构思日本“革命”这一理论课题。这种可能性被求诸综合内在矛盾的时间性外化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空间性不均衡发展在内的历史（亦即唯物史观）之中。而昭和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最大理论发现，则是统合封建制与垄断资本主义这两个非同时性存在，使其同时存在的“天皇制”。
然而，“天皇制”又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绊脚石。“天皇制”是确保日本社会“整体性”的关键。这一认识也会引诱人，把“革命”的方向，从打倒“天皇制”转为利用“天皇”。1933年身处牢狱的共产党干部佐野学与锅山贞亲发表了《告共同被告同志书》，清晰地显示出这种“转向”。[92]这也是明治社会主义时期最为敏锐的思想家北一辉早就经历过的思想历程。而无政府主义者也绝非不受这一“天皇制”的诱惑。石川三四郎在二战前和战中都坚持不转向，然而在战败后的混乱时期，其发表的《无政府主义宣言》中称，“我等无政府主义者宣布，唯有贯彻无政府主义原理才能拯救今日日本与日本民族”，却又表示“我等与天皇常在，要以此建设万世不易之太平国家”的意志。[93]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在构思对抗资本主义的理论时，都不断经受到“共同体”的诱惑。而这也仍是今天我们在构思对抗资本主义的理论时，所会遇到的理论隘路。
[1] 代表性著作有渡部义通、盐田庄兵卫编：《日本社会主义文献解说》（大月书店，1958年），住谷悦治等编：《讲座日本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3卷（芳贺书店，1967年），冈本宏：《日本社会主义政党论史序说》（法律文化社，1968年），神田文人编：《社会主义运动史》（校仓书房，1978年），盐田庄兵卫：《日本社会运动史》（岩波书9店，1982年），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17卷、第18卷（岩波书店，1994年）等。
[2] 大冢久雄：《社会科学的方法》（岩波书店，1966年）第2页。
[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入门》（藤原书店，2006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入门》（中央公论社，2009年），川胜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观》（中央公论社，1997年），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等。
[4] 田中彰校注《开国》（岩波书店，1991年）中所收录的各种史料，生动记录了当时不得不与“西洋”接触的各阶层日本人的恐惧、困惑、好奇。
[5]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岩波书店，1995年（原著1875年），第34页。
[6] 久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2卷，岩波书店，1978年（原著1878年），第66页。
[7] 福泽谕吉：《脱亚论〉（《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载《福泽谕吉选集》第7卷，岩波书店，1981年，第221页。
[8] 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岩波书店，1977年（原著1934年），第32-33页。
[9] 横山源之助：《日本的下层社会》，岩波书店，1985年（原著1889年），第353页。
[10] 田口卯吉：《居留地制度与内地杂居》，经济杂志社，1893年，第14页。
[11] 横山源之助：《日本的下层社会》，第366-367页。
[12] 松泽弘阳：《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筑摩书房，1973年，第5页。
[13] 《〈平民新闻〉宣言》，载《平民新闻》1903年11月15日。
[14] 冈义武：《日俄战争后新世代的成长》（上），载《思想》第512号，1967年。
[15]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岩波书店，1953年（原著1903年），载《幸德全集》第4卷，第463页。
[16] 北一辉：《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载《北一辉思想集成》，书肆心水，2005年（原著1906年），第82页。
[17] 吉冈金市：《森近运平》（日本文教出版，1961年），载荻野富士夫：《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论》，不二出版社，1993年，第80-126页。
[18] 北一辉，《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第434页。
[19] 堺利彦：《社会与家庭》（《万朝报》，1903年4月29日），载《堺全集》第1卷，第264页。
[20] 赤羽严穴：《农民的福音〉，共学社，1929年（原著1910年），第34页。
[21] 森近运平：《论信用组合之效果》，1908年7月15日，载木村寿等编：《森近运平基本文献》上卷，同朋社，1983年，第37-38页。
[22] 参见：Gluck C.（1985）Japan's modem myths：ideology in th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藤田省三：《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1956年（藤田省三：《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美铃书房，2012年收录），神岛二郎：《近代日本的精神结构》（岩波书店，1961年），关口澄子：《国民道德与性别》（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23] 坂本多加雄：《市场·道德·秩序》（筑摩书房，2007年）。
[24] 安部矶雄：《社会问题解释法》，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第419页；片山潜：《我的社会主义〉，载岸本英太郎编：《片山潜、田添铁二集》，青木书店，1955年（原著1903年），第18章。
[25] 北一辉：《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第8章。
[26] 横山源之助：《内地杂居后之日本》，载《内地杂居后之日本（他一篇）》，岩波书店，1954年（原著1899年），第31页。
[27] 片山潜：《我的社会主义》，第42页。
[28]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岩波书店，1993年（原著1902年），第63-64页、第108-110页、第113-115页、第137-139页。
[29] 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美国小说家。《回顾》是他的代表作。——译者
[30]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设计师、诗人、社会主义活动家，著有《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等。——译者
[31] 矢野龙溪：《新社会》（大日本图书，1902年）；贝拉米原著、堺利直摘译：《百年后的新社会》（原著1904年），载旧版《堺全集》第2卷；威廉·莫里斯原著、堺利彦摘译：《乌有乡》（原著1904年），载旧版《堺全集》第3卷。此外，堀切利高编：《平民社百年集》第2卷（论创社，2002年）中也有收录。
[32] 横山潜：《内地杂居后之日本》，第20页。
[33] Katayama, S.（1918）Labor Movement in Japan，Charles H. Kerr & Company，P. 29-46.
[34] 尤尔根·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岩波书店，1979年）。
[35] 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明治文献，1965年（原著1902年），第2页。
[36]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莫基人之一。——译者
[37] 施蒂纳（Max Stimer，1806-1856），德国哲学家，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译者
[38] 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第409页。
[39] 平出修：《“大逆事件”特别法庭备忘录》，载《定本平出修集》（续），春秋社，1969年，第480页。
[40] 幸德秋水：《余思想之变化〉（日刊《平民新闻》第16号，1909年2月5日），载《幸德全集》第6卷，第134页。
[41] 幸德秋水：《发自桑港》（《光》第1卷第5号，1908年1月20日），载《幸德全集》第6卷，第24页。
[42] 《幸德秋水氏的演说》（日刊《平民新闻》第28号，1909年2月19日），载《幸德全集》第6卷，第154页。
[43] 幸德秋水：《发自桑港》，载《幸德全集》第6卷，第22页。
[44] 大杉荣：《锁链工厂》（《近代思想》，1913年9月），载《大杉全集》第2卷，第141页。
[45] 大杉荣：《锁链工厂》（《近代思想》，1913年9月），载《大杉全集》第2卷，第142页。
[46] 同上书，第143页。
[47] 佐佐木聪：《科学管理法的日本式展开》，有斐阁，1998年，第17页。
[48] 水沼辰夫：《明治、大正期自立工人运动的足迹》，JCA出版，1979年，第89页。
[49] 栗原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运动与无政府主义》，载《早稻田政治公法研究》第75号，2004年。
[50] 大杉荣：《工人运动的精神》（《劳动运动》，1919年10月），载《大杉全集》第5卷，第10页。
[51] 大杉荣：《社会理想论》（《劳动运动》，第1次第6号，1920年6月），载《大杉全集》第5卷，第183页。
[52] 大杉荣：《自我脱弃》（《新潮》，1915年5月），载《大杉全集》第3卷，第128页。
[53] 同上。
[54] 大杉荣：《正气狂人》（《近代思想〉第2卷第8号，1914年5月），载《大杉全集》第2卷，第204页。
[55] 大杉荣：《生命的创造》（《近代思想）第2卷第4号，1914年1月），载《大杉全集》第2卷，第164页。
[56] 石川三四郎：《近世土民哲学》（原著1932年），载《石川集》第39页、第41页。
[57] 同上书，第48页。
[58] 同上书，第41页。
[59]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9），英国社会主义诗人，哲学家。——译者
[60] 米原谦：《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石川三四郎——流亡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轨迹》，载《阪大法学》第46卷第2号，1996年6月；《探访石川三四郎的足迹——多尔多涅县多姆镇》，载《书斋之窗》第455号，1996年6月。
[61] 1町约为9917平方米。——译者
[62] 石川三四郎：《近世土民哲学》，载《石川集》，第55页。
[63] 同上书，第56页。
[64] 石川三四郎：《近世土民哲学》，载《石川集》，第69页。
[65] 同上书，第46页。
[66] 石川三四郎：《历史哲学序说》（原著1933年），载《石川集》，第132页。
[67] 石川三四郎：《作为社会美学的无政府主义》（原著1932年），载《石川集》，第271页。
[68] 同上书，第273页。
[69] 同上书，第285页。
[70] 《俄国革命感想》（《劳动及产业》第7卷第10号、第11号。1918年10月、11月），载今井清一编：《大正思想集I》，筑摩书房，1976年，第393页。
[71] 竹内良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载竹内良和编：《马克思主义II》，筑摩书房，1965年，第20页。
[72] 小松隆二：《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史》，青木书店，1972年，第131-154页。
[73] 山川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前卫》第7·8合刊号，1922年），载《山川全集》第4卷，第341页。
[74] 山川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前卫》第7·8合刊号，1922年），载《山川全集》第4卷，第339页。
[75] 福本和夫：《不得不从转换山川氏的方向转换论开始》（《马克思主义》，1926年2月、5月号），载《福本著作集》第2卷，第215页。
[76] 石堂清伦：《我之异端昭和史》（上），平凡社，2001年，第94页。]
[77] 关于日本共产党第一次解党的过程，参见黑川伊织的《对抗帝国的社会运动》（有志舍，2014年），第257-271页。
[78] 福本和夫：《“方向转换”是怎样的过程？我们现在正经历其中哪个过程？——关于无产者联合的马克思原理》（《马克思主义》，1925年10月），载《福本著作集》第1卷，第248-249页。
[79] 山川均：《走向政治统一战线！》（《劳农》创刊号，1927年12月），载《山川全集》第8卷，第132页。
[80] 北条一雄：《理论斗争》（原著1926年），载《福本著作集》第2卷，第278-289页。
[81] 日本共产党：《日本问题相关决议（二七年纲领）》，载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日本共产党纲领文献集》，1996年，第74页。
[82] 福本和夫：《社会的构成及变革的过程》（原著1927年），载《福本著作集》第1卷，第27-28页。
[83] 同上。
[84] 日本共产党：《日本问题相关决议（二七年纲领）》，载《日本共产党纲领文献集》，第90-91页。
[85] 《日本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相关纲领（三二纲领》，载《日本共产党纲领文献集》，第102页。
[86] 同上书，第105页。
[87] 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第46页。
[88] 大杉荣：《为何不拥护进行中的革命》（《劳动运动》，1922年9月），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67页。
[89] 即当时的皇太子、之后的昭和天皇裕仁。——译者
[90] 关于在这一事件中被逮捕的和田久太郎，以及包括古田大次郎在内的断头台社众人，可参考松下龙一：《久先生传》（讲谈社，1983年），逸见吉三：《没有墓碑的无政府主义者群像》（三一书房，1976年），小松隆二：《断头台社与其成员》（一）、（二）（载《三田学会杂志》第66卷第4-5号，1973年）。
[91] 古田大次郎：《死的忏悔》，春秋社，1968年（原著1926年），第86页。
[92] 佐野学、锅山贞亲：（告共同被告同志书》，载松田道雄编：《昭和思想集I》，筑摩书房，1974年（原著1933年），第371-380。
[93] 石川三四郎：《无政府主义宣言》，载《石川三四郎著作集》第4卷，青土社，1978年（原著1945年），第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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