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雷尔
1918年2月4日，《日内瓦日报》（Le Journal de Genève）发表了一篇题为“别的危险”（L’autre danger）的文章，我将引用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从东方开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正在席卷欧洲，它穿过德国的平原，波及到了阿尔卑斯山脉的脚下。我们必须期望，我们的国家在最后有资格立足于这场战争创造的新世界之前，将不得不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法裔瑞士人和德裔瑞士人之间的陈腐、愚蠢的争论成了历史的旧篇章，成了我们再也不能返回的悲哀一页。现在我们面前另一道更加难以填补的鸿沟又出现了。
越来越明显的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国际暴动正席卷我们的大城镇。它力图通过暴力煽动一场革命，从瑞士开始，一步一步地发展到邻国。在一战以前，明显与德国帝国主义圈子有密切联系的法国工团主义分子就宣传了强力（la Force）的学说。乔治·索雷尔在他的《论暴力》里鼓吹了这种新信仰，他说：‘暴力在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残忍的与直接的表达。[2]不借助暴力，将一事无成，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上而下地使用强力，而只需从下自上地使用暴力。这里根本没有结束滥用强力的意愿。他们希望强力更换主人，希望今天的被压迫者变成明日的暴君[3]，期待着会恢复到原状的天平的不可避免的倾斜。’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瑞士逗留期间，必定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了乔治·索雷尔的书籍。他们以最荒谬的逻辑运用了它的原则……为了实现少数人对一盘散沙的并在数世纪处于奴隶状态的大多数人的统治，他们就必须拥有一支军队……即便他们想结束对外战争，那也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开展阶级斗争。雅各宾的好战分子热切希望建立与他们自己利益相背的独裁统治。这就是今天给欧洲各民族提出的理想。
德国社会主义充满着相同的专制精神。马克思主义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孪生兄弟。它坚持相同的精神，采用相同的手段，崇拜相同的机械纪律，并且同样赞同谴责个人独立的权威[4]。
……我们不必担忧。瑞士还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每个公民都保留着古老的习俗，会监守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与义务，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机器人……所有的专制主义都会让他感到厌恶，无论它来自于上层，还是来自于下层。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健康与正常的公共生活的悠久传统的继承人，瑞士公民既不会接受来自临近帝国——它的臣民是政治少数派——的学说，也不会接受来自于只有几个月寿命的共和国[5]——它的贫困公民没有受过任何的政治教育，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读写——的学说。
讲德语的瑞士人[6]开始在我们当中以主人的身份发表演说，并在我们过分温顺的集会面前向我们的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但是，请他们记住：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阴谋破坏曾经庇护过他们的国家。如果他们想把瑞士当做一种传播骚乱病毒的媒介，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国内冲突与国际战争的灾难，我们清楚地知道一个将是另一个的前奏，我们房屋墙壁上最细小的裂缝也可能变成外敌入侵的缺口。”[7]
尽管《日内瓦日报》的朋友们不止一次地被侮蔑为协约国秘密外交的代理人，我还是相信赛佩尔教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会存心不良，让多疑的法国警察注意我。我并不需要向我的读者指出，这位著名的自由资产阶级代表根本没有理解我的著作。他的例子再次表明了保卫拉丁文明，抵制北欧野蛮主义的诡辩论者的思想是多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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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打算通过诅咒让资产阶级提心吊胆的布尔什维克博得《胜利文学》（la littérature de la victoire）里的无数赛佩尔之流的宽容。[8]我没有理由相信列宁借用我著作的一些观点。果真如此，我将会为自己对列宁的思想发展做过贡献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因为在我看来，他既是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位其天赋会让我们想起彼得大帝的国家领袖。
在巴黎公社正要崩溃的时候，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写过一份宣言（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习惯于从这里寻找他们导师的政治学说的最完善的表达）。1918年5月，列宁就在苏维埃政权发表的演说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马克思在1871年对法国内战的研究。从长远来看，布尔什维克或许在协约国财阀们的外国雇佣军的打击下会屈服就范，然而，新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将不会消亡；它将和一些神话交织在一起且继续生存下去。这些神话从人们喜闻乐见的描述里汲取了力量，后者生动地刻画了苏维埃共和国为反对资本主义列强联合围剿而展开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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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彼得大帝登基之时，俄罗斯与墨洛温时期的高卢相差无几。他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改变俄罗斯，使之能跻身于当时的文明国家之林。当时被称为统治阶级的一切人士（宫廷贵族、公务员、官员）都必须效仿在法国占据同样位置的人物。卡特林娜大帝完成了彼得大帝的未竟事业，伏尔泰式的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她推崇备至，将之视为秩序——18世纪所理解的秩序——的伟大创立者。
我们能够说，列宁和彼得大帝一样希望用强力改变（forcer）历史[9]。事实上，他力图向祖国介绍社会主义，而根据社会民主政治最具权威的代表的说法，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内，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然而，由于长期受到政府的管制、警察的干涉以及对技术的忽视，俄国的工业发展举步维艰，相当落后。因此，有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列宁的计划是乌托邦。良好的工业活动已经成功地利用了半盲目的机制，使自己对资本家产生了影响。把自己局限于分析每项工业活动的利弊得失的智力是相当平庸的；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确实在马克思（根据对英国的观察[10]）作出的预见的条件下，继承一种资本主义经济，那么良好的工业活动几乎将以一种自动的方式传播开来——而智力的作用至多是用以保护资产阶级在过去取得的成就，使其免受革命天真汉的幻想的破坏。为了给俄国的社会主义提供马克思主义者（譬如列宁）看来是稳固的一种基础，就必须作出巨大的思想努力：后者必须向生产领导说明从一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经验得到的某些规律的价值；必须借助深得人民信任的道德威望，让群众接受这些规律。领导革命的人时时刻刻都有义务去捍卫革命，反对通常会把人类推向最低级水平的文明的那些本能。
列宁宣称，在俄罗斯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长久的基础而展开的斗争将比最艰苦的军事斗争还要困难一千倍，他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他有理由说，从前的革命者从未遇到过他所面临的任务；从前的革命者只需摧毁某些公认的害人不浅的制度，而把重建的工作交给投身革命事业的追名逐利之辈。然而，布尔什维克有义务承担破坏与重建的双重责任，这样，就不会产生出新的资本家阶级。不经历各种阶段的演进，工业就不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进步；当生产领导误入歧途之时，他们必须立刻止步，看看用别的方法能否获得更大的成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列宁不属于这些理论家之列，他们相信自己的天才能让自己超越现实；因此，他十分重视大革命以来历史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因此，若想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建立一种稳定的经济，革命者就必须相当地警觉和渊博，而且还得摆脱偏见。即便列宁实现不了全盘计划，他还是能为世界留下会让欧洲社会受益匪浅的重要教训[11]。列宁有充分的理由为他的同志们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骄傲自豪；俄罗斯工人正通过实现到目前为止还是停留于抽象观念的事物，获得一种不朽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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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协约国的大人物们作何预言，要消除布尔什维主义并不容易；英法两国政府应该承认，它们只耐心倾听生活在西方城市里的富有俄罗斯人的呼声无疑是错误的；旅居西方的俄罗斯人的世界和他们祖国的工人与农民身上的观念是迥然不同的。尽管列宁在国外逗留过很长时间，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莫斯科人。当历史不偏不倚地评价当前事件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人们就会承认，布尔什维主义这个事实——群众把布尔什维主义视为对寡头政治的一种反抗，后者的最主要关注是非俄罗斯的——中获得了很大的力量。在1917年末，《黑色百日》（des Centnoirs）的前喉舌说过，布尔什维克已经“证明了他们比拉尔丁（Laledin）、鲁斯基（Roussky）[12]等出卖沙皇与祖国的人，更加俄罗斯化”（1917年12月20日，《日内瓦日报》）。俄罗斯之所以耐心地忍受种种困难，乃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最终将会由一个真正的莫斯科人来统治。
两个世纪以来，只有一个沙皇想成为俄罗斯人，他就是尼古拉一世。1839年，他对古斯汀说：“我爱我的国家，而且我也相信我理解她；我向你保证，我厌倦了当代的一切痛苦，我力图通过重返俄罗斯内部来忘记欧洲的其他部分。”[13]古斯汀认为尼古拉希望恢复“在卑屈的模仿道路上迷失了一个多世纪的民族”的本性；尽管大多数的女人不知道本民族的语言，但是这位沙皇还是要求在宫廷里必须讲俄语。屈斯蒂纳认为尼古拉空有“务实的精神和非凡的智慧”，却没有勇气放弃圣彼得堡，重新迁都莫斯科，他遗憾地说：“只要重新迁都，他就能弥补彼得大帝犯下的错误。彼得大帝若是不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戏院里培养他的贵族，只要他像在某些方面那样，借助自然赋予俄罗斯的奇妙因素，借助他以蔑视、以与一位伟人不相匹配的草率精神而置之不理的因素，或许就能够并且早已使得他们在家里变得文明开化了……俄罗斯要么不能完成它在我们眼里的天定命运，要么莫斯科会再次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如果我看到这位俄罗斯君主庄严地恢复了她的真正首都，我会说：用一种恰当的自豪战胜领袖们虚荣的斯拉夫人，将会过上真正属于它自己的生活。”[14]
战争的突发事件让布尔什维克作出了迁都的决定。即便他们将来在敌人的打击之下屈服，一个反动的政府也不敢剥夺莫斯科的首都地位[15]；这样，即便新政权寿命不长，它也会在一个统治者长期以来一直崇拜西方的社会里，大大加强了莫斯科主义。
在人们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讨论俄罗斯开展的革命镇压过程的时候，提及的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莫斯科特征[16]。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约国的谴责肯定会有许多谎言[17]，然而，要想正确地评价俄国革命里发生的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我们就必须问问，沙皇们在遇到类似的叛乱威胁，他们会怎么做；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迅速地镇压它们，否则无异于自杀。显然，沙皇们会采取最恐怖的措施，粉碎受到国外支持、四处搞暗杀活动的阴谋[18]。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传统为红军提供了不胜枚举的例子，使得他们相信，自己为了捍卫革命完全有理由效仿它们[19]；在经历了一场让人不寒而栗的嗜血战争——在这场战争过程中，科尔尼诺夫将军屠杀了大批的士兵——之后，人类的生命在俄罗斯根本不可能得到尊重[20]；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枪毙的人数远远少于由民主政治的正义官方代表们组织的封锁所夺去的生命。
毕竟，列宁不是法兰西学院道德奖项的候选人，他只对俄罗斯的历史负责。这位哲学家只讨论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是否正在促进俄罗斯建设一个生产者的共和国，它能容纳一种和我们资本主义民主经济同样先进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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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结，我们再回到《日内瓦日报》所提到的列宁与我的道德共谋吧。我相信，我不曾在自己的著作里为流放辩护过。因此，赛佩尔教授居然称列宁能在《论暴力》里找得到对恐怖主义的煽动，这简直不可思议。即便他确实在逗留瑞士期间，思考过《论暴力》的观点，它们对这位天才产生的影响也必定不同于谴责我的人所说的那样。《论暴力》从蒲鲁东那里汲取了如此多的灵感，以至于列宁接受了蒲鲁东在《战争与和平》里提出的学说，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他可能会以热情的灵魂具备的全部力量去相信，违背战争法，只会得到历史的必然惩罚。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他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了[21]。
这是我非常乐于献给列宁的一份声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在发动的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饥饿战是一场怯懦的战争；它违背了蒲鲁东所说的战争法则。即便红军有可能被迫停止抵抗，协约国骗得的胜利也只会产生短暂的影响。相反，历史将会导致俄罗斯工人与农民为之鞠躬尽瘁的制度获得胜利，以补偿俄国无产阶级的英雄壮举。根据勒南的说法，历史以地中海帝国奖赏了罗马的军事品德；尽管罗马军团多次滥用了征服，它们还是完成了勒南所说的“上帝的事业”[22]；如果我们因为罗马士兵用一种我们如今在法律、文学与纪念物方面以之为师的文明取代了堕落的、畸形的与无能的文明，尚且对他们感恩戴德，那么，未来又将是怎样感激社会主义的俄国士兵啊！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民主政治派遣的修辞学家谴责布尔什维克作得过火的批判，又是多么的无足轻重啊！新迦太基肯定战胜不了今日无产阶级的罗马。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这是我允许自己作的最后补充：应该受到诅咒的是那些正在围困俄罗斯的财阀民主；我不过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微不足道的事件也会决定着我的性命；要是在我进入坟墓之前，能看到今日厚颜无耻、洋洋得意且目中无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蒙羞耻辱，那是多么幸福啊！[23]
注释：
[1]该附录写于1919年9月，是《论暴力》的第四版序言。
[2]在130页，我们可以读到：“无产阶级暴力作为一种阶级斗争情感的纯粹与天然的表达，似乎是一件相当美妙与英勇的事情。”《日内瓦日报》的投稿者或许是使用了《论暴力》的旧版本，但是，他的引用并不正确。
[3]然而，我在我的书里，猛烈地批判了法国革命的嗜血成性的专制统治。
[4]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活动归咎于马克思，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更多是受到拉萨尔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1897年，安德莱在谈论拉萨尔时说：“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主张普选以确保理想的正义获得力量。一方面由于受到猜忌，另一方面由于自己认识到了错误，他开始向现存国家求助。尽管普鲁士是好战的君主国家，他还是向它介绍了实用的改革。在两种制度的混合之中，诞生了一种荒诞的宪政思想：一种捆绑在普遍选举制上并与它一起运作的军事君主制——它将通过充满斗争的合作，实现社会的解放。那就是今天真正的德意志帝国。”（Les Origines du socialisme d’Etat en Allemagne Paris,Alcan,1897,pp.60—61）。
[5]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于1917年11月7日。
[6]同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同化了的犹太人称之为“盖了印戳的法国人”。
[7]这位作者以协约国的入侵来威胁他的同胞。在路易-菲利普的和平统治下，瑞士人就曾两次面临法国入侵的威胁；1838年受到威胁，那是因为瑞士拒不驱逐未来的拿破仑三世，他当时是图尔高州的市民；1848年则是因为瑞士经历过桑德邦事件（I’ affaire du Sonderbund）之后，希望以更加统一的方向来改革宪法。在一战期间，协约国支持瑞士中立的承诺含糊其词；Brialmond将军说过，法国有可能借道瑞士进攻德国；支持协约国的媒体经常猛烈地攻击瑞士的总参谋部（I’ état-major），因为它郑重地接受了这位伟大的比利时工程师的建议。
[8]神圣同盟的支持者对德国人的害怕远远甚于布尔什维克，这一语道破了天机！因为失利的德国人尽管丧尽颜面，被战争的费用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还是会让我们的许多爱国宣传者感到忧心忡忡。为了给他们的雇主们以勇气，大报纸的编辑们通常会以夸张的口吻来讨论俄国革命者，其厚颜无耻的程度要依据他们内心感受到的恐惧而定。
[9] “forcer”一词用在这里的含义与园丁们赋予它的意思相近。
[10] 1888年，俄罗斯的《司法导报》（Moniteur jurdique）发表了在马克思文件里发现的一份札记。根据该札记的说法，《资本论》的作者根本不会相信，所有的经济都会遵循同样的发展道路。他并不认为俄罗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为了把农民变成无产阶级，就必须摧毁她古老的公社农业。他认为俄罗斯“根据它的历史处境吸收资本主义的全部成果，而不会经历资本主义的痛苦”似乎也是可能的。Nicolas-On在他的《农奴制度以来的俄罗斯经济发展史》（Histoire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a Russiedepuis I’ affranchissement des serfs,trad.Franc.,Paris,Ciard et Briè re,1902,pp.507—509）里转引了马克思的这篇札记。1882年，在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马克思表达了这样一个假设的观点：“如果俄罗斯革命碰巧成了西方工人革命的导火索，以至于两种革命互为补充，那么俄国的农业共产主义、目前的米尔（沙俄时代的一种村社组织——译着注）就会变成一种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Le Mani festecommuniste,trad.Charles Andler,Paris,Jacques,n.d.；tome Ⅰ,p.12）。这两篇文献足以说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作预见时，并不如列宁的敌人所喜爱的那么绝对。
[11]参见1919年9月4日《人道报》上翻译过来的一篇列宁的演讲。
[12]他们很可能被协约国收买了。
[13] Astolphe de Custine,La Russe en 1839,Paris,Librairie d’ Aymot,1843,2e édition,tome Ⅱ,p.46。在该书的第41页，作者把他称为“斯拉夫人的路易十四”。
[14] Custine(loc.cit,pp.209—211).
[15]如果芬兰与爱沙尼亚仍然独立于俄罗斯，那么俄国的首都将会发现自己孤苦伶仃地坐落在涅瓦河口。
[16] 《日内瓦日报》在1917年9月27日刊载了列宁的一篇演说。该月初，有人试图暗杀列宁，革命者提出要用普遍流放的措施予以回击，列宁这篇演讲就是要反对这种做法。好象投身革命运动的犹太人才应该对布尔什维克备受谴责的恐怖措施负责。考虑到犹太人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干涉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认为这种假设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17]我们那些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爱国者居然像傻瓜一样，接受了目的在于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卑鄙记者的最荒谬的恶意中伤。
[18] 1918年9月30日，《小巴黎人》——对我们的普鲁多姆来说，是一份很亲切的报纸——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讴歌多拉·卡普兰的文章，他在不久以前还试图刺杀列宁。
[19] 《日内瓦日报》的一位通讯记者问，俄国的反革命者是否没有使用过犯罪手段，因为他们到处散发呼吁“民众屠杀犹太人与革命者”的传单（1917年10月14日）。在大多数情况下，红军认为镇压敌人是在进行合法的自卫，因为后者在胜利之后，必定会消灭自己。
[20]与克里孟梭一样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发展出了一个集团的政客们根本没有理由这么残酷地对待布尔什维克。受到克里孟梭推崇的集团导致的死亡人数至少十倍于被他谴责为可憎的野蛮人的布尔什维克所杀害的人数。
[21]预见了布尔什维克行动的一位法国作家谈到了列宁的“顽固与颇有灵感的神秘主义”（Etienne Antonelli,La Russie bolcheviste,Paris,Grasset,1919）。这种说法不够明确。
[22] Renan,Histoire du peuple d’ Isarel,tome Ⅳ,p.267.
[23]我把本书的最后一页献给本书的读者，作为《论暴力》的结尾。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是在绞尽脑汁地回忆过去：“幸福属于这些人——拥有一位挚爱的妻子，充满活力并以其妻子的爱为自豪，永葆青春，其灵魂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总会意识到自己担负的责任，并且将经常展示出自己的天才。”[这些评论引自于索雷尔早期论“让-雅克·卢梭”的论文，Le Mouvement socialiste 21(1907),p.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