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雷尔
向人民发表革命演说的人必须以高尚的真诚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工人只能理解他们演说的明确的字面含义，而不满足于任何象征的解释。在1905年斗胆对无产阶级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责任重大，应该揭示议会社会主义者处心积虑要去掩饰的那些行为的历史意义。今天，我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不为暴力进行声辩，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生存。
正是通过罢工，无产阶级才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买卖李子干的买家和卖家一旦谈不拢价格，就会搞僵；我相信，罢工是不会出现这类事情的。罢工是一种战争现象；因此，把暴力视为注定会从罢工里消失的偶然事件，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社会革命就是这种战争的一种外延，它的每场罢工都是一个插曲；这也是工团主义者以罢工的语言来谈论社会革命的原因所在。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是总罢工，就是对总罢工的期望与准备。在他们的眼里，总罢工就像一场拿破仑的战争，会彻底消灭千夫所指的制度。
这种思想不会给饶勒斯擅长的狡辩留有任何余地。在这里，它是一场关于颠覆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有组织的生产者将会消灭雇主和国家。希望从民主政治攫取高官厚爵的知识分子将被打回他们的故纸堆；在资产阶级创立的组织里寻找手段去夺取少量权力的议会社会主义者，也派不上用场。
激烈罢工与战争的相似点在于它们的影响都很大。没有人（除了埃图尔内勒[1]）会怀疑，正是战争为古代共和国提供了成为我们现代文化皇冠的那些思想。这场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在工团里在为它做坚持不懈的准备——会为一种适合一个生产者民族的新文明创造出各种要素。我总是不断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要从一种生产者文明的角度来考虑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我确信，一种在几年以前还无法想象的哲学正根据这个计划而明晰起来；这种哲学的使命就是要为暴力声辩。
我一直蔑视饶勒斯推崇的创造憎恨（la haine créatrice）；我也不会像他那样沉迷于对断头台的使用；我对所有以司法的名义打击失败者的做法都感到莫名的恐惧。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摧毁冥顽不灵的敌人而发动的战争，不会带有任何的伪善，它一定能扫荡一切让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声名狼藉的仇恨。这样，为暴力进行辩护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向穷人解释说，他们对主人抱有的嫉妒和报复之类的情感是错误的，这于事无补；这些情感是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可能用劝告就能加以克制；民主政治也正是由于这些情感的广泛传播才获得了力量。社会战争只要诉诸一切有组织军队里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那种荣誉感，就能消除这些邪恶的情感——面对它们，道德总是无能为力。即便这只是我们能找到的赋予革命工团主义以一种崇高教化价值的惟一理由，我也认为这种理由本身就足以让我们下定决心，为暴力声辩。
激烈罢工实践产生的总罢工思想蕴涵着一种不可避免的颠覆观念。总罢工思想确实存在着某些可怕的东西——它变得越来越可怕，因为暴力将在无产阶级脑袋里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正在从事一项严肃、艰难和崇高的事业，所以他们超越了我们这个轻佻的社会，足以为我们指出新道路。
我们可以把议会社会主义者比做被拿破仑封为贵族的公务员，他们用旧制度的方式来强化国家机器。而革命工团主义者则能和拿破仑的铁军——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将永远贫穷，他们还是完成了许多英勇的壮举——相提并论。帝国留下了什么？只有伟大军队的史诗；而当前的社会运动将会留下罢工的史诗。
（录入者注：黑体字为原文所加）
[1]埃图尔内勒 （Paul de d’ Estournelles de Constant, 1852—1924）：政治家与外交家；他毕生致力于推进国际和解，为此，他在190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