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节录）
胡秋原
（六）略为说我的意见
说了这多，如果孙君要问，你究竟觉得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我确实没有真确的自信，也没有哪一家之说全部赞同；不过一定要问我一个答案，我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而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建筑在封建式剥削之上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的封建社会。
然而问题还不在“正名”，而在切实了解中国经济之全机构。近来有一部分人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语病不免，而且一半殖民地一半封建，也未免机械将两者分离，而不知对立物之统一。
要明白中国社会的性质，莫如根据马克斯恩格斯朴列汗诺夫列宁的若干断片的意见。
马克斯说：“先资本主义制的（Pre—Capitalistic）国民底生产方法之内部的坚固与组织，对于商业之分解作用表现如何的障碍，在英国对于印度及中国之通商上，确切地表示出来。印度及中国的生产方法之广大基础，是由小农业及家庭工业之统一（the Unity of small agriculture and domestic industry）所形成的。在印度，还加上基于土地共有的村落共同体的形态——这在中国，又是原始的形态。……（《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业资本之历史事件》英译本IIIP.392）。这一段文献，常为人所忽略。马克斯在这里指出“农工业之直接结合，为‘亚细亚底生产之经济底基础’（同上）。在第三卷47章论，‘纳物地租’（Rent in Kind）节中，马克斯又指出纳物地租之特殊形态，借这地租之必要条件的农业与家内工业之结合，……简言之，藉现物经济之一般特征，成了完全适合于象在亚细亚所见的静止社会状态之基础的”。然而农业及家庭工业的生产，也就是封建制度之根本的基础：考茨基说，“封建制度之基础，是农业共同体（原作马克）之范围内的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莫尔及其乌托邦》，高桥译本第一章）。所以，亚细亚生产方法者，决非如马扎亚尔等所说，是与封建制度本质不同的，而如马克斯所说，不过是“同一的——由主要的条件来看，同一的——经济基础现象上无限之遍差及等差”（或译变异及浓淡）（《资本论》第三卷47章，英译本IIIP.919）。亚细亚底生产方法自然是存在的，这在马克斯之《经济学批评》，《资本论》，以及与恩格斯的《通信》中，一再述及。然而这不是如马扎亚尔所举出的几种特征：“1，人工底灌溉发生而且发达；2，支配阶级由治水而来；3，没有土地私有，国家是最高地主；4，国家形态是东洋底专制政治”（1930年共产主义学院马克斯主义农业研究会，东方部Madiar之报告大纲“《社会构造与农业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次要的条件；不过是某种情形下一群的“无数复杂的经验的许多事情之——复杂的自然条件，人种特性，与历史影响之——结果”（《资本论》三英译本IIIP.919）。而这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还是封建式的剥削。
马克斯固然指出在亚细亚国家作土地所有者，主权者与直接生产者对立，而地租与赋税一致（《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劳动地租”——Labour（Labor——录入者） Rent节）；然而地租赋税，在历史上是封建地租之转化的单纯形态。如马克斯所说：“一切社会国家形态之最内部的秘密，最潜伏的基础，是生产条件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相互对立的直接关系”（《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劳动地租”），而封建底土地所有关系是土地所有者与直接劳动者之直接主从关系，直接生产者表现为非自由人（自农奴制的徭役劳动至贡赋义务）；封建榨取是名义上地主对于农民之“经济以外的强制”榨取。（《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中国之土地制度的本质，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不知深入事象〔物〕的本质的有产阶级经济学者只知图式地理解封建制度，甚至如Calmette，认为封建制度只是“西欧的，中世纪的。”
总之，马克斯恩格斯对于亚细亚国家之经济，只是看作一种封建社会之变形的。马克斯在不谈到奴隶社会之专制政治的时候，是将：在东方专制政治上，剩余劳动（无偿劳动）之榨取形态的租税，当作地租（封建地租）之一形态来观察；东方专制政治，当作以封建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特殊政治形态来观察的。（York，《亚细亚底生产样式》，《马克斯主义之旗下》）下面马克斯恩格斯的话，也有研究的价值：
“地租在历史上（以及在最高度发展阶段上的亚细亚社会）是剩余劳动即无偿劳动之一般形态。在这里，剩余劳动之与资本家那里的形式不同——为其基础者，……是露骨的奴隶制度，农奴制度，或政治底隶属关系”。（马克斯，《剩余价值学说史》）在这里，是说在亚细亚国家也是欧洲封建时代的榨取形式支配着。
“在亚细亚底及古典底古代，阶级底压迫之支配形态是奴隶制度，大众之土地榨取及其人格之掠夺”。（恩格斯《英国劳动阶级之状态》，美国版序文）
“存在到今日的社会基础中的阶级对立，为维持一般生产条件起见，为强有力地保持被支配阶级于该生产样式所要求的隶属制度（奴隶制度，农奴制度，工钱劳动制度）起见，引起国家——榨取阶级组织之必要”。（《反杜林论》）
所以，——如York——所说，马克斯及恩格斯并非主张：在存在到今日的社会历史中，还有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只是认之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度及封建制度（但在中国，没有象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即有奴隶之存在，而无以奴隶劳动为生产基础之时期。中国奴隶社会之主张者，不知希腊文明与先秦文明之类似，不是因先秦也是奴隶社会，而只是因春秋战国已有商业资本之发达；不知奴隶社会形成的地方，是高级商业海盗民族征服低级植〔殖〕民地的国家。这都是与中国情形不同的。——秋）。
马扎亚尔以及中国无土地私有，只有商业资本和“士大夫阶级”的官僚的主张者，是没有理解先资本主义底地租赋税——封建地租之转化形态——之经济底本质，不理解商业资本繁荣之基础是封建剥削之加深，不理解原始蓄积之秘密，不理解官僚士大夫阶级主要的还是这封建剥削之代理人。同时，中国的封建论者，也是没有了解中国封建制度之特殊性质（尤其是庸俗封建论者朱新繁之流），更没有明白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封建社会之变化。
列宁也和马克斯一样，认亚细亚底专制政治之阶级本质，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国家。1911年他在《托尔斯泰及其时代》的名文中，说托尔斯泰主义是“东方制度，亚细亚制度”之意识形态，托尔斯泰之见解，是“旧的（原始的）制度，农奴制度，东方民众生活之制度之观念底反映”（田灿三四郎译，列宁朴列汗诺夫合著，《托尔斯泰主义批评》）。他又在1912年关于孙逸仙的论文中，说农奴的沙尔底君主政治与亚细亚底国家之接近。（马克斯在与Zas Litch书中，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朴列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序论》中，都说到俄国沙皇社会与东方专制社会之接近）。列宁在1913年《现政府之农业政策论》中，亦高唱东方社会之封建底农奴底构造之性质，而分析了当时俄国地主经济之农奴性质以后，说：“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欧洲式生产方法！……不是那样！这完全不是欧洲式的。这是古代中国式。这是土耳其式。这是农奴式”。他又在国际第二次大会之演说及《国家论讲义》中，指出“现在落后亚洲诸国”之封建底特征，指出革命者在先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之任务，指出落后的，在封建的半封建（“半封建”一语系原出马克斯《资本论》）的关系下的被压迫群众，“不仅受商业资本的榨取，而且受建立于封建要素及封建基础之上的国家，地方首领之榨取”。还在《中国之民主政治与民权主义》中（1912年关于孙逸仙论文）指出：“在落后的农业经济与半封建制度的中国，在客观条件上数万万人民生活上感受的只是历史上一种固有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即封建制度。这封建制度是建筑在自然经济与农业的形式上——在某种形式上，使农民附属于土地——这就是中国封建式农民剥削之基础，一切君主与封建诸侯，都是这剥削制度之政治表现”。并且指出“破坏封建制度之一切现象与形式”，是这落后国家到民主政治之路。
以上几个伟大思想家对于中国社会的意见，虽然也有时不免少数隔膜（如认中国无土地私有），但根本原则上，认中国农村经济之基础（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还停滞在封建制度半封建制度之残骸中，以及中国之亚细亚专制主义政治之基础，还是建筑在农村经济之上，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诚然，在中国，很古的时代，就发生商业资本（Commercial Capital）生利资本（Interest bearing Capital）或高利贷资本（Usurers Capital），而且，如马克斯所说，“商业资本之存在与某种程度之发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展之历史前提”（《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业资本之历史事项》），然而，“商业在如何程度上使旧生产方法分解，先视旧生产方法之坚固与内部如何而定。……在古代世界，……商业资本归结到奴隶经济……在近代世界，归结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同上）。中国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坚固与组织，马克斯已经指出，所以中国的商业资本，依然归结到亚细亚式封建经济，使这封建式剥削酷烈，衰残。而且，如马克斯所说，“封建生产方法之发展，有两条路径：
（1）生产者与农业上之现物经济及中世都会产业之行会式地结合着的手工业对立，变为商人，变为资本家。这真是革命的径路。
（2）商人直接掌握生产——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织物商，将独立的机织业者放在自己支配之下，卖羊毛于他们，从他们买毛织物——在历史上无论如何推转而作用，在其本身，不能使旧生产方法革命，反之，保守旧生产方法，维持它作自己的前提。这走法，到处成为资本制生产方法之障碍。及资本制生产方法发达，即趋没落。它不将生产方法革命，不过将直接从事生产者的地位，更加恶化而已……”（《关于商业资本之历史事项》）。中国的商业资本，即走的第二条路。
在金融资本时代是金融资本统制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时代，是产业统制商业，“近代资本主义史即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之历史”，而“在先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产业”（《关于商业资本之历史事项》）。这商业资本等，“不是资本制生产方法，而是资本制榨取方法”（《资本论》第三卷36章“先资本主义诸状态”），决非革命的势力，除非转化到产业资本。如英国商业资本家即曾与土地贵族结合，反抗产业资本。所以马克斯说“商业资本之独立的发达，是与社会之一般的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同前）商业资本有两种发展形式，一是欧洲式；二是东方式，与土地贵族结托，使封建剥削加深，构成“享乐之富”（语见马克斯，前书）。“亚细亚式高利资本，除了经济上的颓废政治上的腐败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资本论》第三卷先资本主义期状态）。
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之逐利形式本来如下：
（1） 商业资本
（2） 高利资本
在中国，这两种资本与土地贵族结合特别亲密，而且大部分是由土地资本转化而来的。本来纯封建土地增殖之形式不过如此：（以L为土地）
L——L
L——G。
然而与商业资本高利资本结合之后，即以如下方式进行：
L——G——L’
及G——L——G’。
土地之集中加速，农民之苦痛益深。在广大农业生产之中国，商人除以其中饱，诈骗，掠夺谋利之外，即投资于土地，变动产为不动产。因此，不仅它不能革封建制度的命，反而维持封建制度，酷化封建制度，压迫农民。而过去的中国统治者，决非超阶级的“共同体的公仆”，“灌溉之组织”者，以及什么士大夫阶级的官僚，而不过是土地贵族，商人化的贵族，贵族化的商人。一切压制掠夺农民的皇帝，及“今日军阀官僚机关，根本上，是根据于那在农村与商业资本之存在结合的封建残余及封建榨取方法之支配的政治底上层构造之事物”（Stalin，《论反对派》）。
所以，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或暂将帝国主义抽象），中国已进入先资本主义阶段，即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统制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社会。而为这社会之基础的，无疑还是农民剥削制度。
然而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了，刺激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之路。在思想上反映这趋势者，是康有为梁启超孙逸仙等。如果戊戍〔戌〕政变成功（自然没有成功，而也不会成功），中国未始不可走明治维新之路，其意义实比辛亥革命还大；孙先生确比梁先生革命些，然而梁先生在思想上实比孙先生站在更高阶段，因为后者在当时还没有后来进步的思想，而仅囿于种族革命之一端。帝国主义侵入以后，整个的中国社会文化逐渐变化起来。托洛兹基说得也很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已取得优势，封建势力已成残余（但不一定是残余之残余）；但这正确只有一半：因为资本主义的优势，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优势，而他们还要维持那“残余”。同样，托洛兹基说“中国农奴关系与资产阶级的榨取化学地融合起来”（《永久革命论》），也很对的；但是忽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成长的。同样，Varga说中国“高利贷，商人，地主——先资本主义之特征的人物——买占土地，与地主底土地私有融合”，“中国支配阶级，取生产手段的资本异常穷乏。在中国资产阶级之全层，财产只是土地”（Madiar《中国经济概论》中序文结论）都很对的；不过因为忽略了他们是存立于封建剥削之上，承接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因而就完全抹杀中国大众反封建势力斗争之必要，而认中国革命为反资本主义革命。这一切的理论缺陷，就在否定中国封建制度之历史存在，认中国今日先资本主义关系之残余非封建关系残余，而且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关系估量过轻之故。
帝国主义侵入后是否使中国封建制度崩坏呢？帝国主义侵入后，机械破坏手工业，农民更加贫困，小地主破产，高利贷更加酷烈……当然使中国农村经济更加破产。但是，他又如中国之商业资本一样，必须维持酷化这封建剥削制度，强化中国统治者巩固这封建制度的残余；因为如此，才能丰富其殖民地式的侵略；而中国农民革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前途，都是于帝国主义不利的。而且，中国不是工业国，帝国主义者不能象法美对付德国一样，掠夺德国无产阶级之剩余价值；而只能如日英对付印韩一样，榨取中国农民之农奴式劳动。
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就是在国际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封建社会。（Th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Imperialistic Colonizing Pre-capitalism, or International Colonizing Semi-feudalism, or Colonizing feudalism）。
试稍分析言之：
从生产力来看，只要稍为留意中国农村经济者，殆不能否认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基本产业的国家。据俄人调查全中国人口约420,000,000人，农民总户数约56,000,000户（地主在内），农民总人数336,000,000，占全人口80%（International，1927年，七月）。机械虽然输入几十年，但因为种种的限制，没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产业革命，没有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完全断绝过去之传统，扫荡封建制度不留最后之痕迹”（恩格斯）。欧洲产业革命后，为工场制度之确立之一重要表征者，是人口之都市集中，据Beard之“Industrial Revolution”，产业革命后，英国都市之人口绝对超过地方之人口之比率有如下表：
| | 都市人口 | 地方人口 |
| 1861 | 62.3 | 37.7 |
| 1890 | 71.1 | 28.3 |
然而，在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江苏，广东而论，我根据1931年朝日年鉴的统计加以计算，情形如下：
| 江苏 | 上海南京苏州镇江四埠人口总数 | 左四埠以外各地全人口 |
| | 3,271,300（其中上海即占2,700,000） | 30,504,764 |
| 广东 | 广州汕头琼州北海四埠合计 | 左四埠以外各地全人口 |
| | 940,800（其中广州占811,800） | 36,227,000 |
由此可见中国产业发展情形之微弱，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吗？
从中国财政的状况来看，统治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外：1，关税；2，盐税，各省租税；3，公债；4，特税及各种苛捐杂税。地租及各种杂税是直接通过贪官污吏豪绅括取于农民固不待说；关税的收入，和公债的来源，最后还是大部分转嫁到最后消费者农民身上。这不是说明统治者财政的来源的基础，还是农民剥削制度吗？
从军阀的基础来看，中国的政权至今尚在军阀手中，是谁也不否认的。不过大家对于军阀性质，还缺乏详细的区别与分析。军阀的根据是军队，然而军队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破产的农民。他们为什么去当兵呢？因为无田可耕。为什么无田可耕呢？因为：1，受封建剥削而破产；2，受高利贷剥削而破产；3，因帝国主义侵入而手工业破产。如果农民有土地，换言之，打破封建的剥削制度，则军阀的基础将至解体。他们没有掠夺之工具了。所以，军阀的基础，是封建式的农民剥削制度。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然而军阀也“进化”的。有一次王礼锡君提出军阀是买办性的问题，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的军阀是从封建的武装进化到买办的武装，而达其极致。象四川的一干军阀，可说是十足的土军阀，封基军阀；而现在的xxx，则是军阀之最高阶段了。袁世凯，陈炯明，xxx，是中国的新军阀典型，日英美的武装买办。不过，在帝国主义统治深刻化的今日，军阀都带买办性了，因为小军阀必隶属于大军阀，而大军阀又隶属于帝国主义。又如冯阎，本来是封建的，而后来扩张起来，必然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也不能不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帝国主义也要去勾结他。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之破坏的封建社会之一大机器。如果要照孙君高见，军阀也是资本主义底了，因为他们是用资本主义战争工具——枪炮，而不用封建社会战争工具——大刀弓箭。详细研究中国军阀的成长基础与发展，也是了解中国社会之钥。
从中国的贸易状况与产业状况来看，中国国民资本主义社会是很少发展之前途，换言之，即绝少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可能。中国每年增加之巨额入超，即说明中国农村破产之剧烈；而重要输入品中有日用必需品之棉，糖，五金，石油，煤，小麦粉，木材，染料，甚至于食料，海产，香烟，而输出品几乎完全是原料。这说明中国是国际殖民地化了，尤其是受日本的侵略，最为深酷。说到中国的产业状况，更可伤心；1，所谓民族工业，仅止于纺织，火柴，面粉，制丝而已，毫无重工业之发展，资本总额达一千万元者，仅榨油，制粉，火柴等等而已；2，帝国主义除在华直接掠夺地赔款而外，又凭藉不平等条约，取得关税，邮电，内河航行，矿山铁路管理权，掌握中国经济之命脉，又建立其势力范围，以中国资本之幼稚，自难与其竞争；3，而且，在世界恐慌的今日，各帝国主义皆将在中国作剧烈之角逐，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更成为梦想；4，中国产业之骨干的煤，铁，纺织，电气，铁路，航业，银行，乃至香烟，制粉公司，无不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或称合办，或有投资关系，或管理权直接操于外人之手；尤其金融中心的中国银行，全恃帝国主义银行的扶持，几大帝国主义银行做中国财政监督者银行的“太上银行”，支配全国之信用市场，通过中国银行而榨取中国民众；中国政府及资本家，不过做他们的帐房而享受朘余，分点红利而已；英美烟公司拥有二亿二千五百万元之资本，而中国的南洋（一千五百万），华成（二十万），正昌（三十万）自难与竞争；尤可伤心者，为世界第二产煤国的中国，每年由外面输入二百五十万吨之煤；5，中国又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市场，各国帝国都扶植封建底一独裁的军阀，保障其利益，购买其军械，维持其封建势力（相对的——英，绝对的——日），成为中国内乱之源，而农村经济益加破产，兵匪循环，军队日益增加，剥削益加残酷；6，因为农村之贫困，国民的购买力减低，中国产业的发展希望更成幻想，于是只有用各种投机，欺骗，掠夺的方式，以敲吸最后的骨髓，这样下去，除了少数“甲必丹”以外，全国大众只有陷入真实意味上的奴隶阶级的命运。孙君在其《分析》中不了解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而以为中国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要去区分，就是爱国主义，不是辩证法的马克斯主义（P.67）；殊不知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如果是民族资本，则至少中国的封建势力，将步日本封建阶级之后尘；而正因为是洋资本主义，中国的土资本主义便很少发展的可能，而封建势力更得藉帝国主义而延续其寿命。孙倬章君！这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不能不区分的。综观上述，我们可以明白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是不能将中国经济改善的。这是半殖民地社会之特征。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是国际帝国主义，除了直接间接通过资本剥削劳动者以外，又通过买办，军阀，官僚，以及中国的银行，钱庄，乃至中国的产业，利用官吏豪绅，商人剥削到最后的农民。这是最残酷的剥削制度。一切中国军阀资本家和官僚等，组成一大买办式的网，帝国主义的渔翁，用这网剥削中国农民之鱼。自然，这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春秋时代即趋崩解，以后在汉，北朝，唐，元明清都曾复活，然已非纯粹封建制度；但是，这亚细亚式的绝对主义体制，毕竟还是封建式的剥削，变相封建式剥削，更严格地说，包括一切先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的社会。例如军阀割据之地，自由征税，预征钱粮，截留税款，自由拉伕，纯粹是封建底军事赋课，封建徭役的性质；农村经济完全建筑于租课之上，中国农村中的有产阶级，都是由土地资本家转变而来的商人——高利贷资本，大地主以其土地收入扩大其土地，进行其“农业复生产”，又以其收入借贷农民而收买其土地，这是与欧洲资产阶级之成长大异其趣的；因此，他们不仅不与地主阶级对立，他们的生命，原建筑于封建式剥削之上。而且，除了租课亦常以现金纳付，此外还要送鸡肉礼物，还有徭役之义务（送工），乡村中地主商人阶级之政治经济特权，办民团联庄，及勒索谢礼罚款高利之类；这一切事实，都可以说明中国农村经济还是建筑在那封建残形之支配下的生产关系之上。而这剥削关系，一直通到帝国主义之殖民地榨取。唯其是有帝国主义经济之深刻支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没有发展之可能，而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只有日趋于残酷。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的经济，固然破坏了中国经济，但他必须维持中国封建剥削（尤其是日英法等）；在这样状态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不是说在某种程度以内，没有相当的发展，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绝无发展的前途），成了绝大的空想。最近为中国资本家之沉痛自白及对于帝国主义之悲哀呈诉之中国银行报告书（这有价值的报告，望任何人能够一读）中，指出地价增高及投机营业之发达，已表现中国买办资本主义之畸形状态；又指出中国产业因内战，水灾（亦封建剥削之必然绝果），农村疲敝，以及国际恐慌进口增加而日益衰落，而中国之农工业则“纱业不敌日本，国货工业基础不固，丝业不能与日本竞争，农产品进口二万万余元”，最后指出中国人民将无购买力，而唯一补救方法只是希望政府人民减少洋货之购用，土货之出口，各友邦协力增购中国货品；政府之不能保护工业，对于丝业之增税，可以看得出来；而要“友邦增购中国货品”，那无异羊子对狮子说，请大王将身上的肉割我吃点！又指出不生产的信用之膨胀，将至全国人民十九困穷，然而，要政府银行家不发公债，怎么行呢？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悲哀。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呢？我之所以不厌反复在这短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之重要者，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以后，使全国经济政治文化变质——买办经济，买办政治，买办文化；而中国之资产阶级，也不过是参加这“先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制度”之最高阶级而已。因为这个原故，中国的政权，也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政权，资产阶级占优势者，只是因为他们更接近太上政府——帝国主义一点而已。在最近的将来，代表中国没落地主阶级的国家主义派，如果能和“党治”完全“合作”，则是中国统治者政权“最完备”时期。
从国际帝国主义的竞争来看，则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便一天不能消灭，而只有日益加深。中国之为殖民地社会之特色，不是印度朝鲜式的，而是一个国际竞争的殖民地。各帝国主义为维持扩大其势力，必援助中国的封建军阀，因而援助其封建剥削，巩固殖民地的“秩序”和财源。最鲜明的例子，是日本满蒙共和国的计划。其他英美法莫不是希望在中国建立其“甲必丹”式政府。希望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然而各帝国主义因其自身经济状态与对华关系，统治中国，变化中国的形式也是不同的，这在此处不能详论，然而孙君也不十分明白在对立中求统一，在统一中见矛盾。而时常陷于混同的毛病。中国资本主义之稍得发展者，是第一次欧战期间，这个时期又遇着日本单刀直入的压迫，而这机会又马上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还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么？不过中国被压迫大众，尤其是农民因不堪这先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多重的剥削，不断地骚乱了，使这殖民地统治形态不能稳定而已。
此外，还可以由各方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的性质。以上所述，临时手记，自极粗略。不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社会论者，与资本主义社会论者，以至混乱的折衷论者孙倬章先生，虽然诸位先生都有求真之热，研究之诚，而皆有所见，足为吾人感佩，然而，似乎都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估量过低，或竟置诸考虑之外；或者，将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切开而游离；不知在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经济之间，考察其中的关联，联系与变化，单纯封建论者之错误，只看到农村的一面，不知道在今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整个社会变化，或在变化过程之中；单纯资本主义论者也同样轻视帝国主义之作用，不知中国资本主义之性质，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之基础，还是在封建剥削之上；并且轻视中国农民问题，仅认封建为“残余”，其实不仅是“残余”的，而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中的一重要部分。孙君自然还是后面一派，不过将“残余”看得重一点，而以为还存在于上层构造中。然而，为什么“残余”还在上层构造中演重要的角色呢？莫知其然了！固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杂种”，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分析这杂种的血统关系。
我再此处重新提出我的结论：
中国现在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最高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最受剥削的是农民。而先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形式，还是封建式的剥削，帝国主义又要维持这剥削制度；所以现在中国社会经济，也可以说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社会经济。
说到这里，必须多少连带着中国社会之史的叙述。在这里，我自然只能写一个简略的结论。我本来打算在最近写一篇《中国社会=文化史草案》在《读书》第二三期发表，从经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看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现状，材料也搜集了一些，关于最近，也可以抄许多统计以实吾说，然而因为其他的事及《读书杂志》付印之匆促，一时不能写起。在以前，我也是主张“亚细亚生产方法”论之一人，经过了一番研究以后，我不主张了；然而，如果“亚细亚生产方法”社会，不是指与封建社会本质不同的社会形态，而只是指东方封建社会之一特殊形态（如英，法，德，俄，以及罗马封建社会亦表现多少之“浓淡与变异”），则这名词还是可以成立的。此外，关于奴隶社会问题，商业资本主义问题，所谓士大夫阶级问题，皆有相当意见，只能待以后详述。我现在只先写出一个我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的阶段。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
在中国，先史时代我们只能依靠传说了；殷，则明明是一个氏族社会的末期，这是我个人近来稍读殷墟文字的结论；东周，是中国封建社会时代，于是有“殷周制度”之变迁，不是什么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只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在海岸国家则达其发展之极致），不是一个社会必经的过程；春秋战国，则已由封建社会之崩坏，到先资本主义时代；至秦，有商人国家之建立；先资本主义剥削之深刻，农民暴动起，地主封建政权复活，是为汉。中间经过一次“僭主”王莽的执政，政权仍归地主阶级之手。两汉是中国文化史上之中古时代。然而，西汉东汉，商业资本主义之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国外贸易之盛也可看得出来。东汉末，封建社会日益崩溃，地主与商人的剥削，又发生农民暴动，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看得出来；建安及以后的思想与文学，即是这不健全的商业资本文化之萌芽的表现。这纷乱的局面终为司马氏所统一。晋室之奢靡，可见当时先资本主义剥削之残酷。而思想界之颓废倾向，也是必然的结果。于是北方的蛮族侵入，南北分裂，胡人在北方建立封建国家；汉族的贵族商人南迁，更促进商业资本的发达；阀阅之习，固是胡人侵入的结果，而更是贵族绝对主义政治时代的表现。隋统一南北，巡幸江南之奢侈，即先资本主义剥削之写照。于是又发生大农民暴动，李唐起来执政，地主与商人的剥削，又引起农民暴动；五代分裂，吴越南唐，稍得安宁，商业资本主义之文化，开宋代文明之盛的先声。有宋时代，实中国经济最繁荣时代，真正看见商业资本主义的文明，如果说清朝是中国文艺复兴期，倒不如以宋朝比拟更为洽当（此意甚长，此处不能备论），不幸又受蛮族的蹂蹒，经济文化，破坏无余，这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痛心的事件。胡元入主中华，重新分配土地，复活封建制度，汉族几陷于农奴之地位；拉狄克等根据《马可波罗游记》里所描写的元代繁华，说元朝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其实元朝的繁荣，是完全建筑在掠夺之上的，农奴式的剥削，与强盗式的劫掠之上的；他们的生活，只是享乐与战争。这必然造成农民暴动，而和尚朱洪武起来执政，那规模也完全是封建式的。然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是事实。从三保太监下西洋（南洋）到明末之颓废空气，都是商业资本的推动。于是因饥荒剥削而引起的农民暴动，再加上满洲蛮族的侵入，胡儿又来统治汉族。这爱新觉罗氏的蛮族，文化程度较（元）高，遂在中国开始典型的先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从清朝的赋税制度上可以看得出来。农民动乱不绝，不久，帝国主义攻破中国锁国经济之长城；经过鸦片战争，帝国主义逐渐支配中国，而使中国社会变质了。从前南北商业资本都市中心的扬州北京，移到上海天津了。总之，中国社会自周末已走入先资本主义时代，自秦以后，中国民众便在这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联合的双管齐下的剥削制度之下，商业资本在宋清得到极大的发展。不断的农民暴动，蛮族的侵入，使中国经济破坏一次，演成历史上周期的纷乱，与历史之“反复”。地理环境之限制，又使中国生产力的进步非常迟缓。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没有走出先资本主义（Friihkapitalismus）一步。戴行轺君有“过渡时代”的名称，谓我不当说他的“过渡时期”太长，然而问题不在“过渡”之长短，而在如何充实这“过渡期”的内容。历史固然是一个过渡，但如果将原始社会到将来共产社会之间都叫“过渡时期”，岂不更为痛快？那么，戴君也可以说，“我所谓过渡时代就是你所谓先资本主义时代”，但是，问题在理解统一之对立，对立之统一；中国社会自汉至清，是地主与商人的联合政权，然而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之比重，有大小之分；这两种势力，有时还表现冲突（如汉及宋）；商业资本的发展，历代也有程度的不同，但是，这土地贵族与商业贵族结合的统治，是东方式亚细亚式绝对主义政治之秘密。而自帝国主义侵入以后，这先资本主义社会便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一直到现在还在这过程中；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无非是说明中国殖民地化之深度。（还有中国经济发展之空间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也是应该考虑的；例如甘肃陕西的经济情形，便与广东江苏不同；在这里，因叙述的便利，暂时没有谈到）此处所说，仅一结论而已，详细说明，只有候其他机会了。
根据上述见地，中国经济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帝国主义的路，即殖民地的路；二是反帝国主义的路，即革命的路。然而第一个前途因为各帝国主义的冲突，只有照现状更加深刻下去，最后在中国引起帝国主义战争，解决帝国主义及中国民众的寿命。中国资本主义也是没有前途的。第二个前途自然是一个艰难的路，要看城市革命运动与乡村革命运动之高涨，联合与平衡，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情形来决定，自然是一个最后的必然之路；再说下去类乎表示个人政见，暂时不谈了。
总而言之，中国革命问题，实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问题。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反帝，不敢反帝，如他不能不敢解决土地问题一样。这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特性，也是他们命运之矛盾。最近上海的抗日战争，给我们无限意义深长的教训（将于《文化评论》中略论之），如果这个战争发展下去，可以说就是到中国革命之路，到自由之路。中国资产阶级和政府不仅不能反帝，而且反对反帝。他们欢迎设立中立区，欢迎共管；帝国主义统治稳定，还可以维持这一架买办式的剥削机器；如果反帝国主义战争发展，不仅他们的公债要破产，雇佣军队也要破产，中国被压迫大众不能继续压迫，农村革命必更扩大；于是，他们的生命就要呜呼哀哉了。所以中国革命中心问题就是反帝问题，因为中国统治者只是帝国主义机构中的一部分；土地革命也只是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一重要部分，因为帝国主义是要维持中国农村封建式剥削制度的。我曾对许多朋友讲，上海事变将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前途问题都解答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哲学，是有极强厚的经济背景的啊！
最后，再说回到孙倬章先生罢。孙君不懂马克斯主义，将马克斯主义变成谑画，和马克斯主义开玩笑；新政治经济分开，将马克斯主义分家（这是根本不懂唯物史观，歪曲马克斯主义的证明，并非“武断的”）；我虽不是“学者”，至少是一个马克斯主义学徒，对于这样“故意捣鬼”，“无理取闹”，“轻薄无聊”的妄言家，自己应该来批判的。孙君的“首尾不贯，莫明其妙”，并非偶然，而是不懂马克斯主义，内部逻辑不通的必然结果。这自然使我“失去尊敬之心”了。然而，我还是“尊敬”的，我“尊敬”孙君的勇敢。但是，勇敢不一定是值得尊敬的罢。不过，从朋友处知道孙君还是一个很真挚的研究家，孜孜为学的老“学者”，这样，虽然今日错误，来日可追，再多读点马克斯恩格斯朴列汗诺夫列宁的著作，及其他马克斯主义经济学的名著，从正确的方法论出发，根据丰富正确的材料，不为不可靠的翻译所误，那么，孙先生是可以成功的。那时候，我将收回我“失去了的尊敬”，而孙先生那时候，也许要对今日之孙先生也失去“尊敬之心”，而与今日之我一掬同情之泪了罢！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1]日暗风凄，酩酊大醉之后。
（录自《读书杂志》第2卷第2、3合期，1932年3月1日出版）
[1]脱稿时间在刊物出版时间之后，显然有误，但无从考察，保留原样。——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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